甲状腺瘤——加减海藻玉壶汤
（李廷来方）
【组成】海藻18g，昆布12g，生牡蛎30g，青、陈皮各10g，半夏10g，玄参30g，川贝母10g，连翘12g，知母10g，桔梗10g，柴胡10g，黄芩10g。
【用法】水煎服。
【功效主治】良性甲状腺瘤。
【加减】如湿痰较重者加茯苓、白芥子以祛痰湿；气郁重者加香附、郁金、青木香理气破瘀；肿块坚硬，日久不消者加红药子、穿山甲或加少量的山慈菇1.5～3g，软坚破瘀；如弥漫性肿胀者加夏枯草；两手震颤者加钩藤、天麻；善饥者加生石膏、知母以清肺胃之热。
【体会】肉瘿生于颈部正中或稍偏一侧，肿块多呈半圆形。肿块初起，可硬可软，皮色不变。若肿块较软，表面光滑，界限清楚，按之不痛，并能随吞咽动作上下而移动的，中医称为“肉瘿”；若肿块坚硬如石，推之不移，表面凸凹不平，称为“石瘿”。而这两种疾病都是相当于现代医学上的甲状腺肿瘤，但其性质有根本性区别。此病多由性情急躁，忧思愤怒，肝气郁结，脾失健运，致使湿痰凝结而成。其治疗方法，多为化痰软坚，开郁行滞，散结消肿，使其消散于无形。几十年来余用加减海藻玉壶汤治疗良性甲状腺瘤，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效果。本方不但能治甲状腺肿瘤，其他病，如颈淋巴结核、腋淋巴结节肿大等病都有一定的疗效。
【方源】《黄河医话》
甲状腺瘤——星夏消瘿汤（邱志济方）
【组成】生天南星15～30g，生半夏15～30g，炒白芥子15～30g，土贝母15g，射干15g，夏枯草15g，橘核15g，柴胡10g，生白芍30g，炒枳实10g，生甘草10g，陈皮10g，茯苓15g，生牡蛎40g。
【功效主治】甲状腺瘤。
【方解】此方集二陈汤、导痰汤、四逆散等加味而成。对寒热虚实各型只要稍予增减药量均较适应。取寒热辛苦并用之法，自拟“星夏消瘿汤”意在分消风、寒、湿、热四邪。盖四邪分消，则痰瘀分化，肿瘤速愈。方中生星、夏实脾胜湿，化散经络中之痰瘀；白芥子祛皮里膜外之结痰，配合土贝母、射干、夏枯草、牡蛎软坚散结，降火，化络中之热结；更有四逆散合橘核疏肝解郁，理气化痰，全方寒热兼顾，标本同治，临证屡投即效，多服此方5～10剂即显见效果，诸症大减，瘿瘤明显缩小，一般守服30剂左右，瘿瘤全消，诸症均除，未见复发病例。
【验案】谢某，女，55岁。右侧颈部甲状腺瘤年余，中西医屡治未效，肿瘤逐渐增大至拳头大，轻压痛，颈下衣服纽扣无法扣上。B超检查右侧颈部包块12cm×10cm，按之软，皮色不变，边缘不清，喉间吞咽时觉有物梗阻，终日呕恶欲吐，胸闷气短乏力，面色少华，心烦易怒。每服中西药更增呕恶，甚或吐清水。更医多处，大同小异，更加忧郁，亲友促其手术摘除，只因邻里同病者数人，术后均于2年内复发，故不敢手术，求诊于余。诊见脉弦滑，舌苔白薄腻，舌胖大有齿痕，眼睑上下暗黑，不思纳食，处方：生天南星15g，生半夏30g，炒白芥子15g，土贝母15g，射干15g，夏枯草15g，橘核12g，柴胡10g，生白芍30g，炒枳壳10g，生甘草10g，陈皮10g，茯苓15g，生牡蛎40g。日1剂，水煎服，5剂药后，诸症大减，颈部瘿瘤显见缩小，呕恶已除。继投原方10剂，瘿瘤基本消除。于原方加太子参30g，再服15剂，诸症全消，翌年随访无复发。
【体会】往年，余曾囿于古方常法，治疗瘿病必用含碘之咸寒凉药物如海藻、昆布之类疗效多不理想。故在导致甲亢转为甲低的疑问中，细究瘿瘤之临床症状，按之软，皮色不变，边缘不清，均不能耐受含碘之咸寒药物长期服用，多数患者服后即有恶心或更增咽喉似物阻塞，咽之不下，吐之不出的症状。临床所见之甲状腺瘤，虽有湿热瘀滞之证，但大多属寒湿流痰瘀阻咽喉。“喉中央，甲状腺也”，因督脉阳气亏损，冲任阴血不足致心肝失濡，风阳煽动，筋脉失养，故诸症蜂起，心悸心慌，胸闷气逆，气急，烦躁易怒，焦虑激动，多猜善疑，失眠健忘等迭出。
余用生天南星、生半夏入煎均不作处理，甚或不切片，用生星夏块子碾成粗末和白芥子、生牡蛎粗末同放一纱布袋入煎，不放生姜，亦不先煎，煎药时间以头煎20～30分钟为宜（水开后算起），2煎时间同。服时稍有麻辣味为好。历代医家有谓星夏有毒，乃指生品吞服而言，如不分生品煮品概指有毒亦逆医圣张仲景《伤寒论》之原意。笔者历年来使用生天南星和半夏累计千斤之余，从未发现有副作用和中毒之例，大大节省了天南星、半夏的药源，减轻了病患者药费负担，尤其是临床的疗效颇能提高。只是南星久用之证，必加扶正之品，不可忽视。
【方源】邱志济．自拟星夏消瘿汤治疗甲状腺瘤体会．河北中医，1994，16（4）：14
（李廷来方）
【组成】海藻18g，昆布12g，生牡蛎30g，青、陈皮各10g，半夏10g，玄参30g，川贝母10g，连翘12g，知母10g，桔梗10g，柴胡10g，黄芩10g。
【用法】水煎服。
【功效主治】良性甲状腺瘤。
【加减】如湿痰较重者加茯苓、白芥子以祛痰湿；气郁重者加香附、郁金、青木香理气破瘀；肿块坚硬，日久不消者加红药子、穿山甲或加少量的山慈菇1.5～3g，软坚破瘀；如弥漫性肿胀者加夏枯草；两手震颤者加钩藤、天麻；善饥者加生石膏、知母以清肺胃之热。
【体会】肉瘿生于颈部正中或稍偏一侧，肿块多呈半圆形。肿块初起，可硬可软，皮色不变。若肿块较软，表面光滑，界限清楚，按之不痛，并能随吞咽动作上下而移动的，中医称为“肉瘿”；若肿块坚硬如石，推之不移，表面凸凹不平，称为“石瘿”。而这两种疾病都是相当于现代医学上的甲状腺肿瘤，但其性质有根本性区别。此病多由性情急躁，忧思愤怒，肝气郁结，脾失健运，致使湿痰凝结而成。其治疗方法，多为化痰软坚，开郁行滞，散结消肿，使其消散于无形。几十年来余用加减海藻玉壶汤治疗良性甲状腺瘤，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效果。本方不但能治甲状腺肿瘤，其他病，如颈淋巴结核、腋淋巴结节肿大等病都有一定的疗效。
【方源】《黄河医话》
甲状腺瘤——星夏消瘿汤（邱志济方）
【组成】生天南星15～30g，生半夏15～30g，炒白芥子15～30g，土贝母15g，射干15g，夏枯草15g，橘核15g，柴胡10g，生白芍30g，炒枳实10g，生甘草10g，陈皮10g，茯苓15g，生牡蛎40g。
【功效主治】甲状腺瘤。
【方解】此方集二陈汤、导痰汤、四逆散等加味而成。对寒热虚实各型只要稍予增减药量均较适应。取寒热辛苦并用之法，自拟“星夏消瘿汤”意在分消风、寒、湿、热四邪。盖四邪分消，则痰瘀分化，肿瘤速愈。方中生星、夏实脾胜湿，化散经络中之痰瘀；白芥子祛皮里膜外之结痰，配合土贝母、射干、夏枯草、牡蛎软坚散结，降火，化络中之热结；更有四逆散合橘核疏肝解郁，理气化痰，全方寒热兼顾，标本同治，临证屡投即效，多服此方5～10剂即显见效果，诸症大减，瘿瘤明显缩小，一般守服30剂左右，瘿瘤全消，诸症均除，未见复发病例。
【验案】谢某，女，55岁。右侧颈部甲状腺瘤年余，中西医屡治未效，肿瘤逐渐增大至拳头大，轻压痛，颈下衣服纽扣无法扣上。B超检查右侧颈部包块12cm×10cm，按之软，皮色不变，边缘不清，喉间吞咽时觉有物梗阻，终日呕恶欲吐，胸闷气短乏力，面色少华，心烦易怒。每服中西药更增呕恶，甚或吐清水。更医多处，大同小异，更加忧郁，亲友促其手术摘除，只因邻里同病者数人，术后均于2年内复发，故不敢手术，求诊于余。诊见脉弦滑，舌苔白薄腻，舌胖大有齿痕，眼睑上下暗黑，不思纳食，处方：生天南星15g，生半夏30g，炒白芥子15g，土贝母15g，射干15g，夏枯草15g，橘核12g，柴胡10g，生白芍30g，炒枳壳10g，生甘草10g，陈皮10g，茯苓15g，生牡蛎40g。日1剂，水煎服，5剂药后，诸症大减，颈部瘿瘤显见缩小，呕恶已除。继投原方10剂，瘿瘤基本消除。于原方加太子参30g，再服15剂，诸症全消，翌年随访无复发。
【体会】往年，余曾囿于古方常法，治疗瘿病必用含碘之咸寒凉药物如海藻、昆布之类疗效多不理想。故在导致甲亢转为甲低的疑问中，细究瘿瘤之临床症状，按之软，皮色不变，边缘不清，均不能耐受含碘之咸寒药物长期服用，多数患者服后即有恶心或更增咽喉似物阻塞，咽之不下，吐之不出的症状。临床所见之甲状腺瘤，虽有湿热瘀滞之证，但大多属寒湿流痰瘀阻咽喉。“喉中央，甲状腺也”，因督脉阳气亏损，冲任阴血不足致心肝失濡，风阳煽动，筋脉失养，故诸症蜂起，心悸心慌，胸闷气逆，气急，烦躁易怒，焦虑激动，多猜善疑，失眠健忘等迭出。
余用生天南星、生半夏入煎均不作处理，甚或不切片，用生星夏块子碾成粗末和白芥子、生牡蛎粗末同放一纱布袋入煎，不放生姜，亦不先煎，煎药时间以头煎20～30分钟为宜（水开后算起），2煎时间同。服时稍有麻辣味为好。历代医家有谓星夏有毒，乃指生品吞服而言，如不分生品煮品概指有毒亦逆医圣张仲景《伤寒论》之原意。笔者历年来使用生天南星和半夏累计千斤之余，从未发现有副作用和中毒之例，大大节省了天南星、半夏的药源，减轻了病患者药费负担，尤其是临床的疗效颇能提高。只是南星久用之证，必加扶正之品，不可忽视。
【方源】邱志济．自拟星夏消瘿汤治疗甲状腺瘤体会．河北中医，1994，16（4）：14
【华春莹：溯源工作不能“灯下黑”，不能人为设置盲区，更不能出于政治目的搞恶意栽赃和有罪推定】#华春莹说新冠溯源工作不能灯下黑# “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消息，在8月16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环球时报》记者提问：近日，媒体曝光了越来越多美国在溯源问题上令人疑惑不解的地方，比如对要求调查德特里克堡的呼声始终没有回应。近日，媒体曝光的德特里克堡卫星照片显示，自2020年3月至今年8月期间，也就是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肆虐之时，德特里克堡基地却大兴土木，开垦了新的建筑用地并有建筑物移动的明显痕迹。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主任等人都表示，美国情报界鼓动溯源调查的终极目的就是转移对美抗疫不力的注意并归咎于中国，这在本质上是错误的。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上周五，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主持召开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使节吹风会，160多位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代表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出席。马朝旭副部长全面阐述了中方在溯源问题上的立场主张和最新工作进展，强调中方始终支持并将继续参加科学溯源，但坚决反对政治溯源。
中国和世界各国一样，都是疫情受害者，都希望尽快找到病毒源头，阻断疫情传播。但是溯源工作不能“灯下黑”，不能人为设置盲区，更不能出于政治目的搞恶意栽赃和有罪推定，这也正是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
我注意到，很多媒体都在为溯源工作积极提供各种线索，其中《环球时报》梳理的一些事实线索很有价值，我请我同事准备了PPT，与大家分享：
素有“冠状病毒猎手”之称的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巴里克和他的病毒改造技术：
根据北卡罗来纳大学校办媒体报道，巴里克教授对冠状病毒进行了“数十年”的研究工作，有关工作直接与治疗冠状病毒感染的药物与疫苗有关。
据美国《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杂志报道，巴里克教授掌握一种通过“反向遗传技术”能改造乃至“增强”冠状病毒的技术。凭借该项技术，他不仅可以依据冠状病毒的基因片段培育出活生生的病毒，还可以改造冠状病毒的基因，创造出新的冠状病毒。
2003年，一篇巴里克参与发表的论文展示了这种技术的威力，成功复活了一个非典SARS病毒。后来，巴里克教授等人还就这一成果申请了专利，并于2007年获得批准，专利代号为US7279327B2。
这项独特的病毒技术，令巴里克教授成为美国最顶尖的冠状病毒专家，他凭借该技术在全世界搜集各种冠状病毒的样本进行研究。比如在2013年，当中国武汉病毒所科学家石正丽和她的团队从云南的蝙蝠洞里获得几种冠状病毒的基因后，巴里克教授主动找到石正丽，希望获得这些冠状病毒的样本进行研究。石正丽非常慷慨地把自己的发现分享给了巴里克，巴则在美国实验室里用他的病毒改造技术造出了一种全新的、可以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这项研究中，病毒改造和小鼠感染实验均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开展，所构建的嵌合病毒并没有提供给石正丽团队。这一研究结果2015年发布在了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杂志上。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几乎所有科学家都说，被人为改造过的病毒可能会留有痕迹，但巴里克教授2020年9月接受一家意大利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可以做到人为改造病毒却“不留痕迹”。
巴里克教授与德特里克堡内从事高危病毒和冠状病毒研究的两家研究机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和美国国家传染病和过敏症研究所下属的“综合研究设施”，都有密切联系。
大量科研论文显示，巴里克曾与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进行过不少涉及冠状病毒的研究。一篇2006年的论文显示，他们曾就非典肺炎开展过科研合作。
美国军方网站2021年的一篇文章显示，巴里克今年4月应邀给美军方作讲座，内容就是关于冠状病毒的研究。
而德特里克堡“综合研究设施”的一位副主任Lisa Hensley，是巴里克的学生。
一篇2014年发布在《抗菌物和化学疗法（Antimicrob Agents Chemother）》期刊上的、涉及高危冠状病毒（MERS即“中东呼吸综合征”）的论文，就来自于这两个德堡机构的合作。这样的合作还有很多。
而巴里克教授拥有的那些丰富的冠状病毒“资源”以及改造和创造冠状病毒的“技术”，也就通过这些合作和人脉，被广泛运用在了德特里克堡内。
比如2018年美国《自然》杂志上的一篇论文就显示，来自德堡“综合研究设施”的一位名叫Lisa Torzewski的研究人员和巴里克合作，用被修改了基因的MERS病毒感染了猴子。
德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和“综合研究设施”都有着差劲的实验室安全记录。美国《弗雷德里克新闻邮报》一份2014年的公开资料显示，仅2014年一年，“综合研究设施”出现过多起实验室安全事故，一些事故还直接涉及MERS这样的高危冠状病毒。同时，该机构的其他较低安全等级的实验室，也同样被曝出存在实验室安全问题。
美国NBC新闻网下属的地方媒体WKYC在2016年7月的一篇报道显示，“综合研究设施”的实验室在2015年发生过一次涉及埃博拉病毒的安全事故。
很多人知道，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在2019年秋季新冠疫情爆发前夕，曾发生过严重的安全事故，一度被美国疾控中心叫停。
据《弗雷特里克新闻邮报》2019年11月23日报道，除了被媒体广泛报道的实验室废水处理系统存在问题，该研究院的两个从事高危病毒研究的实验室，也被发现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没有按照规定做好防护工作。
而巴里克在北卡罗来纳的实验室，也存在许多安全问题。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相关年报和美国媒体ProPublica都有详细的报道。
通过上述大量有据可查且来自美国主流媒体的信息，我想至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巴里克和他危险的冠状病毒改造技术，正被广泛应用在美国德特里克堡内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和“综合研究设施”这两个军方和官方病毒实验室的科研项目之中。
第二，应用这些危险病毒技术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和“综合研究设施”以及巴里克自己在北卡罗来纳的实验室，都有不良的安全记录，而且都直接涉及从事最危险病毒研究的BSL-4实验室。而根据2020年9月意大利媒体对巴里克的采访，巴里克教授自己表示他改造冠状病毒可以不留痕迹。
还有几点：比如说，美国在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前，曾出现过一轮神秘的、大规模的“电子烟肺病”。通过诸如《柳叶刀》等国际主流学术期刊和媒体文章可以发现，这种病症和后来的新冠肺炎是非常“相似”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曾有之前应对过武汉新冠疫情的中国权威专家，在查阅了60篇涉及美国“电子烟肺病”病例的研究论文，对其中142位电子烟肺病患者的250张肺部影像图片、临床信息以及文献原文进行了仔细全面的研究后，发现这些病例中有16个更有可能是新冠肺炎的“疑诊患者”，其中有5个临床症状和治疗情况相对完整的患者，被这些专家认定为“中度可疑”。而这16个病例中有12个病例的发病时间，都在2020年以前。
而美国社交媒体上有大量发布于2020年前半年的一些贴文显示，有约超过200位来自美国或与美国有密切关联国家的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早在2019年11月左右，他们自己或者别人就已经感染了疑似新冠病毒的疾病，而这些人都是实实在在的外国网民。
今年6月，美国《华盛顿邮报》一名与美国情报部门关系紧密的记者，曾撰文宣称美国国会怀疑2019年的武汉军运会期间是新冠肺炎开始传播的时间，因为有从军运会回来的西方国家运动员称自己得了疑似新冠肺炎的病。英国有媒体也称，当时有参赛的法国运动员表示自己得了“奇怪”的病。所以，美国参加军运会的5名患病人员的病例是关键线索。
面对这些事实和线索，真正关心病毒溯源的人一定会支持基于事实，本着科学和理性的态度来对真相进行彻底调查，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但是令人非常不解的是，美国官方和媒体极其反常地对自身存在的种种疑点和疑问保持缄默，对超过2500万中国民众联署要求调查德特里克堡实验室的呼吁置若罔闻，对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呼吁要在世界各地多点多地开展溯源调查的呼声装聋作哑，反而死盯死咬中国，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不停编造各种谎言谣言来污蔑攻击中国，甚至公开动用情报机构力量，企图对中国开展有罪推定式的调查。
这种欲盖弥彰式的做法，不仅让人联想到刚才这位记者提问中提到的刚刚曝光的德特里克堡卫星图片显示，去年3月到今年8月德特里克堡内有建筑物移动和改造的明显痕迹，也让人不禁联想到今年6月，美国《名利场》杂志披露，美国国务院前代理助理国务卿表示，国务院内部有人警告不要对新冠病毒起源进行调查，否则可能打开“装满蛆虫的罐子”。人们不禁要问：美国到底在隐瞒什么？
如果美方真的执念于“实验室泄漏论”，那么就请美方像中方一样大大方方、坦坦荡荡地邀请国际专家去美国开展两次溯源研究，到时候自然就会得出结论。
华春莹：上周五，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主持召开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使节吹风会，160多位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代表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出席。马朝旭副部长全面阐述了中方在溯源问题上的立场主张和最新工作进展，强调中方始终支持并将继续参加科学溯源，但坚决反对政治溯源。
中国和世界各国一样，都是疫情受害者，都希望尽快找到病毒源头，阻断疫情传播。但是溯源工作不能“灯下黑”，不能人为设置盲区，更不能出于政治目的搞恶意栽赃和有罪推定，这也正是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
我注意到，很多媒体都在为溯源工作积极提供各种线索，其中《环球时报》梳理的一些事实线索很有价值，我请我同事准备了PPT，与大家分享：
素有“冠状病毒猎手”之称的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巴里克和他的病毒改造技术：
根据北卡罗来纳大学校办媒体报道，巴里克教授对冠状病毒进行了“数十年”的研究工作，有关工作直接与治疗冠状病毒感染的药物与疫苗有关。
据美国《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杂志报道，巴里克教授掌握一种通过“反向遗传技术”能改造乃至“增强”冠状病毒的技术。凭借该项技术，他不仅可以依据冠状病毒的基因片段培育出活生生的病毒，还可以改造冠状病毒的基因，创造出新的冠状病毒。
2003年，一篇巴里克参与发表的论文展示了这种技术的威力，成功复活了一个非典SARS病毒。后来，巴里克教授等人还就这一成果申请了专利，并于2007年获得批准，专利代号为US7279327B2。
这项独特的病毒技术，令巴里克教授成为美国最顶尖的冠状病毒专家，他凭借该技术在全世界搜集各种冠状病毒的样本进行研究。比如在2013年，当中国武汉病毒所科学家石正丽和她的团队从云南的蝙蝠洞里获得几种冠状病毒的基因后，巴里克教授主动找到石正丽，希望获得这些冠状病毒的样本进行研究。石正丽非常慷慨地把自己的发现分享给了巴里克，巴则在美国实验室里用他的病毒改造技术造出了一种全新的、可以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这项研究中，病毒改造和小鼠感染实验均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开展，所构建的嵌合病毒并没有提供给石正丽团队。这一研究结果2015年发布在了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杂志上。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几乎所有科学家都说，被人为改造过的病毒可能会留有痕迹，但巴里克教授2020年9月接受一家意大利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可以做到人为改造病毒却“不留痕迹”。
巴里克教授与德特里克堡内从事高危病毒和冠状病毒研究的两家研究机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和美国国家传染病和过敏症研究所下属的“综合研究设施”，都有密切联系。
大量科研论文显示，巴里克曾与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进行过不少涉及冠状病毒的研究。一篇2006年的论文显示，他们曾就非典肺炎开展过科研合作。
美国军方网站2021年的一篇文章显示，巴里克今年4月应邀给美军方作讲座，内容就是关于冠状病毒的研究。
而德特里克堡“综合研究设施”的一位副主任Lisa Hensley，是巴里克的学生。
一篇2014年发布在《抗菌物和化学疗法（Antimicrob Agents Chemother）》期刊上的、涉及高危冠状病毒（MERS即“中东呼吸综合征”）的论文，就来自于这两个德堡机构的合作。这样的合作还有很多。
而巴里克教授拥有的那些丰富的冠状病毒“资源”以及改造和创造冠状病毒的“技术”，也就通过这些合作和人脉，被广泛运用在了德特里克堡内。
比如2018年美国《自然》杂志上的一篇论文就显示，来自德堡“综合研究设施”的一位名叫Lisa Torzewski的研究人员和巴里克合作，用被修改了基因的MERS病毒感染了猴子。
德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和“综合研究设施”都有着差劲的实验室安全记录。美国《弗雷德里克新闻邮报》一份2014年的公开资料显示，仅2014年一年，“综合研究设施”出现过多起实验室安全事故，一些事故还直接涉及MERS这样的高危冠状病毒。同时，该机构的其他较低安全等级的实验室，也同样被曝出存在实验室安全问题。
美国NBC新闻网下属的地方媒体WKYC在2016年7月的一篇报道显示，“综合研究设施”的实验室在2015年发生过一次涉及埃博拉病毒的安全事故。
很多人知道，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在2019年秋季新冠疫情爆发前夕，曾发生过严重的安全事故，一度被美国疾控中心叫停。
据《弗雷特里克新闻邮报》2019年11月23日报道，除了被媒体广泛报道的实验室废水处理系统存在问题，该研究院的两个从事高危病毒研究的实验室，也被发现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没有按照规定做好防护工作。
而巴里克在北卡罗来纳的实验室，也存在许多安全问题。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相关年报和美国媒体ProPublica都有详细的报道。
通过上述大量有据可查且来自美国主流媒体的信息，我想至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巴里克和他危险的冠状病毒改造技术，正被广泛应用在美国德特里克堡内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和“综合研究设施”这两个军方和官方病毒实验室的科研项目之中。
第二，应用这些危险病毒技术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和“综合研究设施”以及巴里克自己在北卡罗来纳的实验室，都有不良的安全记录，而且都直接涉及从事最危险病毒研究的BSL-4实验室。而根据2020年9月意大利媒体对巴里克的采访，巴里克教授自己表示他改造冠状病毒可以不留痕迹。
还有几点：比如说，美国在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前，曾出现过一轮神秘的、大规模的“电子烟肺病”。通过诸如《柳叶刀》等国际主流学术期刊和媒体文章可以发现，这种病症和后来的新冠肺炎是非常“相似”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曾有之前应对过武汉新冠疫情的中国权威专家，在查阅了60篇涉及美国“电子烟肺病”病例的研究论文，对其中142位电子烟肺病患者的250张肺部影像图片、临床信息以及文献原文进行了仔细全面的研究后，发现这些病例中有16个更有可能是新冠肺炎的“疑诊患者”，其中有5个临床症状和治疗情况相对完整的患者，被这些专家认定为“中度可疑”。而这16个病例中有12个病例的发病时间，都在2020年以前。
而美国社交媒体上有大量发布于2020年前半年的一些贴文显示，有约超过200位来自美国或与美国有密切关联国家的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早在2019年11月左右，他们自己或者别人就已经感染了疑似新冠病毒的疾病，而这些人都是实实在在的外国网民。
今年6月，美国《华盛顿邮报》一名与美国情报部门关系紧密的记者，曾撰文宣称美国国会怀疑2019年的武汉军运会期间是新冠肺炎开始传播的时间，因为有从军运会回来的西方国家运动员称自己得了疑似新冠肺炎的病。英国有媒体也称，当时有参赛的法国运动员表示自己得了“奇怪”的病。所以，美国参加军运会的5名患病人员的病例是关键线索。
面对这些事实和线索，真正关心病毒溯源的人一定会支持基于事实，本着科学和理性的态度来对真相进行彻底调查，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但是令人非常不解的是，美国官方和媒体极其反常地对自身存在的种种疑点和疑问保持缄默，对超过2500万中国民众联署要求调查德特里克堡实验室的呼吁置若罔闻，对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呼吁要在世界各地多点多地开展溯源调查的呼声装聋作哑，反而死盯死咬中国，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不停编造各种谎言谣言来污蔑攻击中国，甚至公开动用情报机构力量，企图对中国开展有罪推定式的调查。
这种欲盖弥彰式的做法，不仅让人联想到刚才这位记者提问中提到的刚刚曝光的德特里克堡卫星图片显示，去年3月到今年8月德特里克堡内有建筑物移动和改造的明显痕迹，也让人不禁联想到今年6月，美国《名利场》杂志披露，美国国务院前代理助理国务卿表示，国务院内部有人警告不要对新冠病毒起源进行调查，否则可能打开“装满蛆虫的罐子”。人们不禁要问：美国到底在隐瞒什么？
如果美方真的执念于“实验室泄漏论”，那么就请美方像中方一样大大方方、坦坦荡荡地邀请国际专家去美国开展两次溯源研究，到时候自然就会得出结论。
邢斌 ：论半夏
作者旁征博引，结合临床效果，说明半夏治疗不寐的用法、剂量、组方和功效。读书为临证之启发，临证为读书之检验，是谓半日临证半日读书也。黄煌教授体质学说列有半夏体质一种，可以与此文相互参考。
论半夏
半夏化痰，人所皆知。而我以为，半夏化有形之痰效果未必佳，其妙尤在除无形之痰。
历代医家重视痰证病机，因为“痰之为物，随气升降，无处不到”，故痰可于各脏腑、经络为害作祟，所以“痰之为患，为喘为咳，为呕为利，为眩为晕，为嘈杂、怔忡、惊悸，为寒热痛肿，为痞膈，为壅塞，或胸胁间辘辘有声，或背心一片常为冰冷，或四肢麻痹不仁（以上引文见《丹溪心法》）“，除喘咳外，其余见症说的都是无形之痰。
治无形之痰必倚仗半夏，必倚仗二陈汤。而医者多推崇温胆汤，我以为后者方中枳实、竹茹效用平平，除于痞胀、呕吐等有一定作用外，其余无形之痰皆不必用。
因痰与湿皆由津液失其正常的运化而产生，故密不可分，且临床有时难以明确区分，何为痰，何为湿，故我临证每每将二陈汤与平胃散同用，此即古方平陈汤。此方出自《医学入门》卷五，原主治食疟，以及风寒风湿所伤导致的痰嗽满闷。我用平陈汤的思路是发挥两方的优势，协同取效。因为在我心目中，二陈与平胃均为药味简单而效力宏大的好方子。
前述无形之痰的见症虽多，却也难免挂一漏万。故古人索性说“百病皆由痰作祟”，或“怪病皆有痰”了。比如，失眠与痰的关系就很密切。
《灵枢·邪客》云：“厥气客于五脏六腑，则卫气独卫其外，行于阳，不得入于脏。行于阳则阳气盛，阳气盛则阳跷陷；不得入于阴，阴虚，故目不瞑。”治疗的方法是“补其不足，泻其有余，调其虚实，以通其道而去其邪，饮以半夏汤一剂，阴阳已通，其卧立至”。半夏汤即半夏秫米汤，因《灵枢》从“阳盛阴虚”（按，此“阳盛阴虚”自与今意不同）立论，故后世解释半夏汤，亦多从这一角度展开。从阴阳立论，本无不可，但总觉蹈空踏虚，无益于临床应用本方。
唯林佩琴虽不能脱离从阴阳论之窠臼，但尚能直接从痰立论。《类证治裁》云：“盖不寐多由思虑劳神，惊忧怒火，气郁生涎，用半夏汤。半夏除痰而利小便，秫米益阴而利大肠，则阴阳交通而得卧也”。指出失眠多与痰涎有关，而半夏正是除痰之品。
另一张治疗不寐的名方是前曾提及之温胆汤。
温胆汤之名，首见北周姚僧垣《集验方》。该书已亡佚，部分内容为《外台秘要》收载。
《集验》温胆汤即为《外台秘要》所载，书云“大病后虚烦不得眠，此胆虚寒故也，宜服此汤方”，其组成是半夏、竹茹、橘皮、生姜、甘草、枳实。《千金方》之温胆汤主治与药物与此完全相同，唯枳实的剂量不同。
《三因方》有3首温胆汤，其中卷9、卷10之温胆汤是后世熟知、且常用的温胆汤。卷9之方主治与《外台秘要》引《集验》相同，并增补“惊悸”之症。卷10之方主治心胆虚怯，触事易惊，或梦寐不祥，或异象眩惑，遂致心惊胆慑，气郁生涎，涎与气搏，变生诸症，或短气悸乏，或复自汗，四肢浮肿，饮食无味，心虚烦闷，坐卧不安。
《集验》温胆汤在“胆虚寒”上做文章。《三因》温胆汤虽也说什么“心胆虚怯”，但已生发出“气郁生涎，涎与气搏”的概念。可是后世医家仍多从“胆”字着眼。少有像《罗氏会约医镜》那样，直接点出：不寐“邪属痰饮，化之，如温胆汤、导痰汤之类”。其实把温胆汤与痰联系在一起，远比与胆联系在一起，更便于临床运用。
事 实上，温胆汤一定是具有化痰安神功效的（暂且不论是否与胆相关），从其组成即可知。与其组成接近的二陈汤，《医学心悟》就说：“有湿痰壅遏，神不安者，其症呕恶气闷，胸膈不利，用二陈汤导去其痰，其卧立至”。
失眠与痰有关，而半夏堪为大用，前述之半夏汤、温胆汤、二陈汤皆以半夏为主药。陶御风先生的《临证本草》还例举了《肘后》卷2治大病愈后，虚烦不得眠，腹中疼痛，懊憹之方，此方由半夏、秫米与茯苓组成。明·徐树丕《识小录》记载半夏、百部各1两治疗失眠的案例。《冷庐医话》卷3引《医学秘旨》云：“余尝治一人患不睡，心肾兼补之药遍尝不效。诊其脉，知为阴阳违和，二气不交。以半夏三钱，夏枯草三钱，浓煎服之，即得安睡，仍投补心等药而愈。盖半夏得阴而生，夏枯草得至阳而长，是阴阳配合之妙也”。朱良春先生对这一配伍甚为赞赏，认为加入珍珠母入肝安魂，立意更为周匝，可治疗多种肝病所致的顽固性失眠。
半夏配夏枯草治疗失眠之说，我最早就是从《朱良春用药经验》一书中得知。这还是十三四年前之事了，后读书渐多，屡屡见到此说，无论是有关药对的书，还是有关治疗失眠临床经验的书，皆谓此经验出自《冷庐医话》引《医学秘旨》。
按《医学秘旨》一书，系《冷庐医话》的作者陆以湉从杭城书坊中购得。此书乃抄本，题曰西溪居士著，不知何许人也，也不知其书的写作年代。
后我读缪希雍的《先醒斋医学广笔记》，发现在那篇著名的《吐血三要法》中，即有半夏、夏枯草治疗不寐的论述。
书中记载，庄含之久患吐血，其族兄庄一生为其治疗，疗效很好。庄含之除吐血外，还有不寐。庄一生说：“《甲乙经》曰：卫气不得入于阴，当留于阳，阳盛阴虚，故目不能瞑。此之谓也。治法饮以半夏汤一剂，阴阳已通，其卧立至。盖半夏得一阴之气而枯，所谓生于阳而成于阴者，故能引阳气入于阴，而成于阴者为血分之药，意惟此可以治之。乃用夏枯草一两，作甘澜水煮服，覆杯而卧立至。”庄一生虽未将半夏与夏枯草同用，但是他已道出半夏与夏枯草是性质相对的两个药，前者生于阳而成于阴，能引阳气入于阴，而后者成于阴为血分之药。应该视为半夏与夏枯草配伍的源头，或者说启发了后来医家如此配伍。
王学权《重庆堂随笔》认为夏枯草“兼有和阳养阴之功，失血后不寐者，服之即寐，其性可见矣”。此语似从《广笔记》庄含之一案拈出。
此外，清代名医蒋椿田也有夏枯草与半夏的配伍经验，见《重订灵兰要览》。按，《灵兰要览》系王肯堂原著，清人顾金寿予以评订。在“不得卧”一条下，顾氏介绍其友蒋椿田的经验，每用制半夏、夏枯草各五钱，取阴阳相配之义，浓煎长流水，竟覆杯而卧。
这是目前为止，我所了解的关于半夏、夏枯草配伍的一些知识。但是，由于无法考证西溪居士为何人，所以，这一配伍经验的来龙去脉还无法确切地知道。
我在临床常以重剂半夏（30~80g）治失眠，大概已有十年了，最近甚至用到100g。最初曾配伍夏枯草，但后来发现治失眠的效果全在重用半夏，夏枯草并无效验，后遂弃夏枯草而不用。也用过温胆汤，但觉得枳实、竹茹用不用效果好像没有多少区别，遂仅用二陈汤，后合平胃散，并加用菖蒲、远志，定名为平陈宁神汤，取效者颇多。
治失眠为何要重用半夏？其实不仅失眠，凡属痰证用半夏，一般均宜用较大剂量，因为量小效果不显著，而失眠更应用重剂半夏。
吴鞠通用半夏就颇猛。如治秀氏产后不寐，与半夏汤。先用半夏一两不应，次服二两得熟寐，又减至一两仍不寐，又加至二两又得寐，又减又不得寐；于是竟用二两，服七八帖后，以他方收功。又治李某，用半夏汤，姜半夏用二两，效果只是得寐而未熟。痰饮门中又治某人卧不安，未记姓氏，用姜半夏二两五钱。可见吴鞠通用半夏是有经验有教训，有胆有识的。
现代医家中重用半夏者也不乏其人，如万友生先生。其他诸位，我不复记其姓名，因为都是十多年前“随便翻翻”（鲁迅语）的收获。
再说用半夏的指征。我以为痰湿为患甚广，很难以某个见症作为用药指征。我重视两点，一是苔腻，二是口腻。两者有其一即用半夏，并视苔腻的程度而选择适宜的剂量，当然症状的轻重也是需要考虑的。
多年来重用半夏，从未见有任何毒副作用。因为药房未备生半夏，故我未有用生半夏的经验。以上所说者皆为制半夏。
此外，还需提一笔。若治失眠的话，茯苓也宜用大剂，常用30~100g。此经验我忘其出处，似见载于某期的《中医杂志》。后知陶御风先生也用大剂茯苓治失眠。
【本文摘自《半日临证半日读书》
作者旁征博引，结合临床效果，说明半夏治疗不寐的用法、剂量、组方和功效。读书为临证之启发，临证为读书之检验，是谓半日临证半日读书也。黄煌教授体质学说列有半夏体质一种，可以与此文相互参考。
论半夏
半夏化痰，人所皆知。而我以为，半夏化有形之痰效果未必佳，其妙尤在除无形之痰。
历代医家重视痰证病机，因为“痰之为物，随气升降，无处不到”，故痰可于各脏腑、经络为害作祟，所以“痰之为患，为喘为咳，为呕为利，为眩为晕，为嘈杂、怔忡、惊悸，为寒热痛肿，为痞膈，为壅塞，或胸胁间辘辘有声，或背心一片常为冰冷，或四肢麻痹不仁（以上引文见《丹溪心法》）“，除喘咳外，其余见症说的都是无形之痰。
治无形之痰必倚仗半夏，必倚仗二陈汤。而医者多推崇温胆汤，我以为后者方中枳实、竹茹效用平平，除于痞胀、呕吐等有一定作用外，其余无形之痰皆不必用。
因痰与湿皆由津液失其正常的运化而产生，故密不可分，且临床有时难以明确区分，何为痰，何为湿，故我临证每每将二陈汤与平胃散同用，此即古方平陈汤。此方出自《医学入门》卷五，原主治食疟，以及风寒风湿所伤导致的痰嗽满闷。我用平陈汤的思路是发挥两方的优势，协同取效。因为在我心目中，二陈与平胃均为药味简单而效力宏大的好方子。
前述无形之痰的见症虽多，却也难免挂一漏万。故古人索性说“百病皆由痰作祟”，或“怪病皆有痰”了。比如，失眠与痰的关系就很密切。
《灵枢·邪客》云：“厥气客于五脏六腑，则卫气独卫其外，行于阳，不得入于脏。行于阳则阳气盛，阳气盛则阳跷陷；不得入于阴，阴虚，故目不瞑。”治疗的方法是“补其不足，泻其有余，调其虚实，以通其道而去其邪，饮以半夏汤一剂，阴阳已通，其卧立至”。半夏汤即半夏秫米汤，因《灵枢》从“阳盛阴虚”（按，此“阳盛阴虚”自与今意不同）立论，故后世解释半夏汤，亦多从这一角度展开。从阴阳立论，本无不可，但总觉蹈空踏虚，无益于临床应用本方。
唯林佩琴虽不能脱离从阴阳论之窠臼，但尚能直接从痰立论。《类证治裁》云：“盖不寐多由思虑劳神，惊忧怒火，气郁生涎，用半夏汤。半夏除痰而利小便，秫米益阴而利大肠，则阴阳交通而得卧也”。指出失眠多与痰涎有关，而半夏正是除痰之品。
另一张治疗不寐的名方是前曾提及之温胆汤。
温胆汤之名，首见北周姚僧垣《集验方》。该书已亡佚，部分内容为《外台秘要》收载。
《集验》温胆汤即为《外台秘要》所载，书云“大病后虚烦不得眠，此胆虚寒故也，宜服此汤方”，其组成是半夏、竹茹、橘皮、生姜、甘草、枳实。《千金方》之温胆汤主治与药物与此完全相同，唯枳实的剂量不同。
《三因方》有3首温胆汤，其中卷9、卷10之温胆汤是后世熟知、且常用的温胆汤。卷9之方主治与《外台秘要》引《集验》相同，并增补“惊悸”之症。卷10之方主治心胆虚怯，触事易惊，或梦寐不祥，或异象眩惑，遂致心惊胆慑，气郁生涎，涎与气搏，变生诸症，或短气悸乏，或复自汗，四肢浮肿，饮食无味，心虚烦闷，坐卧不安。
《集验》温胆汤在“胆虚寒”上做文章。《三因》温胆汤虽也说什么“心胆虚怯”，但已生发出“气郁生涎，涎与气搏”的概念。可是后世医家仍多从“胆”字着眼。少有像《罗氏会约医镜》那样，直接点出：不寐“邪属痰饮，化之，如温胆汤、导痰汤之类”。其实把温胆汤与痰联系在一起，远比与胆联系在一起，更便于临床运用。
事 实上，温胆汤一定是具有化痰安神功效的（暂且不论是否与胆相关），从其组成即可知。与其组成接近的二陈汤，《医学心悟》就说：“有湿痰壅遏，神不安者，其症呕恶气闷，胸膈不利，用二陈汤导去其痰，其卧立至”。
失眠与痰有关，而半夏堪为大用，前述之半夏汤、温胆汤、二陈汤皆以半夏为主药。陶御风先生的《临证本草》还例举了《肘后》卷2治大病愈后，虚烦不得眠，腹中疼痛，懊憹之方，此方由半夏、秫米与茯苓组成。明·徐树丕《识小录》记载半夏、百部各1两治疗失眠的案例。《冷庐医话》卷3引《医学秘旨》云：“余尝治一人患不睡，心肾兼补之药遍尝不效。诊其脉，知为阴阳违和，二气不交。以半夏三钱，夏枯草三钱，浓煎服之，即得安睡，仍投补心等药而愈。盖半夏得阴而生，夏枯草得至阳而长，是阴阳配合之妙也”。朱良春先生对这一配伍甚为赞赏，认为加入珍珠母入肝安魂，立意更为周匝，可治疗多种肝病所致的顽固性失眠。
半夏配夏枯草治疗失眠之说，我最早就是从《朱良春用药经验》一书中得知。这还是十三四年前之事了，后读书渐多，屡屡见到此说，无论是有关药对的书，还是有关治疗失眠临床经验的书，皆谓此经验出自《冷庐医话》引《医学秘旨》。
按《医学秘旨》一书，系《冷庐医话》的作者陆以湉从杭城书坊中购得。此书乃抄本，题曰西溪居士著，不知何许人也，也不知其书的写作年代。
后我读缪希雍的《先醒斋医学广笔记》，发现在那篇著名的《吐血三要法》中，即有半夏、夏枯草治疗不寐的论述。
书中记载，庄含之久患吐血，其族兄庄一生为其治疗，疗效很好。庄含之除吐血外，还有不寐。庄一生说：“《甲乙经》曰：卫气不得入于阴，当留于阳，阳盛阴虚，故目不能瞑。此之谓也。治法饮以半夏汤一剂，阴阳已通，其卧立至。盖半夏得一阴之气而枯，所谓生于阳而成于阴者，故能引阳气入于阴，而成于阴者为血分之药，意惟此可以治之。乃用夏枯草一两，作甘澜水煮服，覆杯而卧立至。”庄一生虽未将半夏与夏枯草同用，但是他已道出半夏与夏枯草是性质相对的两个药，前者生于阳而成于阴，能引阳气入于阴，而后者成于阴为血分之药。应该视为半夏与夏枯草配伍的源头，或者说启发了后来医家如此配伍。
王学权《重庆堂随笔》认为夏枯草“兼有和阳养阴之功，失血后不寐者，服之即寐，其性可见矣”。此语似从《广笔记》庄含之一案拈出。
此外，清代名医蒋椿田也有夏枯草与半夏的配伍经验，见《重订灵兰要览》。按，《灵兰要览》系王肯堂原著，清人顾金寿予以评订。在“不得卧”一条下，顾氏介绍其友蒋椿田的经验，每用制半夏、夏枯草各五钱，取阴阳相配之义，浓煎长流水，竟覆杯而卧。
这是目前为止，我所了解的关于半夏、夏枯草配伍的一些知识。但是，由于无法考证西溪居士为何人，所以，这一配伍经验的来龙去脉还无法确切地知道。
我在临床常以重剂半夏（30~80g）治失眠，大概已有十年了，最近甚至用到100g。最初曾配伍夏枯草，但后来发现治失眠的效果全在重用半夏，夏枯草并无效验，后遂弃夏枯草而不用。也用过温胆汤，但觉得枳实、竹茹用不用效果好像没有多少区别，遂仅用二陈汤，后合平胃散，并加用菖蒲、远志，定名为平陈宁神汤，取效者颇多。
治失眠为何要重用半夏？其实不仅失眠，凡属痰证用半夏，一般均宜用较大剂量，因为量小效果不显著，而失眠更应用重剂半夏。
吴鞠通用半夏就颇猛。如治秀氏产后不寐，与半夏汤。先用半夏一两不应，次服二两得熟寐，又减至一两仍不寐，又加至二两又得寐，又减又不得寐；于是竟用二两，服七八帖后，以他方收功。又治李某，用半夏汤，姜半夏用二两，效果只是得寐而未熟。痰饮门中又治某人卧不安，未记姓氏，用姜半夏二两五钱。可见吴鞠通用半夏是有经验有教训，有胆有识的。
现代医家中重用半夏者也不乏其人，如万友生先生。其他诸位，我不复记其姓名，因为都是十多年前“随便翻翻”（鲁迅语）的收获。
再说用半夏的指征。我以为痰湿为患甚广，很难以某个见症作为用药指征。我重视两点，一是苔腻，二是口腻。两者有其一即用半夏，并视苔腻的程度而选择适宜的剂量，当然症状的轻重也是需要考虑的。
多年来重用半夏，从未见有任何毒副作用。因为药房未备生半夏，故我未有用生半夏的经验。以上所说者皆为制半夏。
此外，还需提一笔。若治失眠的话，茯苓也宜用大剂，常用30~100g。此经验我忘其出处，似见载于某期的《中医杂志》。后知陶御风先生也用大剂茯苓治失眠。
【本文摘自《半日临证半日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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