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老在第六次中国科协论坛上的发言（一）

（裴正学讲 张桂琼记 ）

（裴正学教授简介：中国著名中西医结合专家、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中国中医科学院博士生导师、甘肃中医药大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国家级中医师带徒导师、全国第三批名老中医、甘肃省首批名老中医。）

我完全同意陈院士的报告，陈院士所说的传统医学需要创新和发展，又提出了各个不同领域传统医学的多元化模式。我是一个老中医，我认为中医是该变一下了，也到该变的时候了，我看如果不变是不行了。中医之所以不如西医发展得快，是因为没有遇到像现在这样的一个社会条件。中医它是一个农业和手工业的产物，西医是一个大工业的产物。中西两种医学是在不同的社会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16世纪以前西方医学和咱们中医也就是东方医学，他们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是一样的。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是西方文化的发祥地，出现了一批文化名人，如苏格拉底、柏拉图等。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又教了两个很出名的学生，一个是亚里士多德，一个是希波克拉底，前者是伟大的科学家，后者是西方医学的奠基人，他们创造了西方文化的经典。而中国在那个时候同时也出现了一批文化名人，最著名的就是孔丘，出现了一个著名的医生就是扁鹊，也出现了一部重要的医学著作就是《黄帝内经》，可以说几乎是同一个时代，为东西方医学奠定了基础，并且两种医学都是采用逻辑推理的研究方法。他们研究医学的工具是什么呢？也是望、闻、问、切，都是靠自己的眼睛、耳朵、语言沟通，中医就靠三个指头和一个枕头，《黄帝内经》提出了阴阳、五行学说；《希波克拉底文集》提出了生命活动的两个对立和统一，以及气、火、水、地“四元素说”。西方医学和东方医学发展到了公元2世纪左右，西方医学的重心由古希腊移到了古罗马，那里升起了一颗冉冉发光的医学明星，他就是西方医学界被称为“医王”的盖伦。差不多就在这同一个时期，也就是我国历史上的东汉末年，被中国人称为“医圣”的张仲景诞生了。盖伦生于公元130年，死于公元199年，享年70岁，张仲景生于公元150年，死于公元219年，也就是曹操的儿子曹丕登基做皇帝的那一年，也享年70岁。这两个医生各自把东方和西方医学的经典著作和临床实践相结合，各自树立了中西方医学发展的丰碑。到了十六世纪以后，西方变了，他们以英国产业革命为开始，逐步出现了大工业，而中国却没有出现这样的社会变革。现代化的大工业为医学发展提供了先进工具。西方医学在原有古希腊、古罗马医学的母体上，脱胎换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它开始注重病原的致病性，有巴斯德、革兰氏这样的微生物学家把疾病的认识论从机体的反应性推向了病原的致病性，由施莱登、施旺以及威尔啸这样的病理学家把疾病的认识论从宏观推向微观，各种内窥镜的出现把疾病的认识论从整体推向了局部，西方医学之所以在局部、微观、病原的致病性三个方面，大踏步前进，就是依靠了现代大工业所提供的先进工具，它每前进一步都和现代大工业的发展息息相关。而中医却始终没有遇到这样的机遇，由扁鹊到浦辅周、岳美忠，在长达2000多年的时期，他们始终从宏观、整体和机体的反应性角度去认识和治疗疾病。在发生疾病的三组相对因素中，一是病原的致病性和机体的反应性，二是宏观和微观，三是整体和局部，中医和西医在这三组相对因素中显然是各执了一端。在整体和局部方面，西医注重局部，把局部的问题看得清清楚楚。中医看不到局部的东西，只有从整体来看；在微观和宏观方面，西医把微观的东西看得很清楚，而我们中医看不到，我们只有从宏观方面去着手；在病原的致病性和机体的反应性方面，西医抓住了病原的致病性，而中医只抓住了机体的反应性，这就是中医和西医的不同。刚才陈院士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说得很全面了，我再做一点补充。（2009于福州，待续）

曹袁之争的偶然性：运气决定胜利者是谁

汉末争雄，袁绍和曹操乃是其中枭杰，说起来，袁绍无论从各方面都是最有可能取得胜利的，不仅仅因为袁绍是汉末关东群雄的领袖，名望最高，众皆顺服，而且他所控制的冀州户口最多，粮食最为丰饶，乃是东汉时代最为繁饶的州，且未经历战乱——他的经济、人才、军事硬实力是远强于曹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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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曹操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不过是袁绍的小弟甚至下属，譬如曹操与陶谦交战时，袁绍派部将朱灵帮曹操作战；曹操与吕布交战时，袁绍派人给曹操送粮食送人，最终把吕布、张超联军熬败了；甚至曹操迎汉献帝去许都，其中也有袁绍委托部下徐勋支持的成分。正因为这样，当汉献帝封给曹操的官职大于袁绍时，袁绍是非常愤怒的，说“曹操这小子，好几次赖我救他的命，现在竟然坐到我的头上了。”
不过，当袁绍击败公孙瓒，拿下青州和幽州后，曹操也击败了徐州的吕布——吕布与公孙瓒都是死于199年。两个巨头都扫清了身边最危险的敌人，也为双方的决战拉开了序幕。第二年，也就是200年，曹袁官渡之战爆发。

其实，官渡之战尽管曹操打得非常好，但曹操的胜利是离不开运气的，或者说离不开袁绍的偶然性低级失误——如果不是审配抓了许攸的家人，如果不是许攸怀恨夜投曹操，并把袁绍乌巢粮食的机密泄露给曹操，曹操实际上是没什么机会的，因为当时曹军粮食已经无法支持，胜利几乎没有希望，再过几天就不得不因缺粮而败退——若非如此，曹操也不会孤注一掷亲自带兵五千去袭击乌巢淳于琼军队，从后来战斗的激烈危险程度来看，这纯粹是曹操最后的一赌，风险极大，却也别无他法。
但不管怎样，曹操终究打赢了官渡之战。问题是，即便曹操赢得了这场战役，袁绍的兵力和人力依然要明显强于曹操，假如袁绍不死的话，很难想象袁绍会耗不过曹操，哪怕是曹操在随后的仓亭之战又打败了曹操。
接下来，曹操运气更好的是，与他同龄段的袁绍竟然在一年多后病死了，留下两个儿子袁谭和袁尚在明争暗斗中掌管局面。
然即便如此，曹操依然无法打赢袁氏阵营。袁绍死后，曹操第一次率军进攻河北时，在黎阳被袁军打败，损失不小却收获于无，连袁氏盟友刘表都写信赞扬袁氏兄弟的胜利，称其兵马强壮，唯需和睦相处。
这时候，就是曹操第三个运气了，或者说袁绍生前更致命的失误了。袁尚和袁谭在曹操败退后，陷入了兄弟争权的残杀，袁谭引入曹操助阵，联合曹操把弟弟袁尚赶出了冀州，然后袁谭再与曹操在南皮决战，即便是这样，曹操这场战役也只是先败后胜，侥幸而已，史书记载，当袁谭战死后，曹操陷入狂欢，亲自敲鼓吹号，在马上跳舞，自称万岁，大约是那个时候，曹操终于相信自己能够击败最强大的袁氏，取得天下了。此战之后，袁氏家族的幽州、青州部队才开始纷纷崩溃投降。
说起来，袁氏可惜吗？
其实这就是运数，运数大于人算，当袁绍在官渡之战许攸叛逃的前夜，他一定认为自己是必赢的，因为双方的粮食供应能力和军力对比，决定了自己看上去不可能输，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粮食基地乌巢情势会迅速落到曹操的手里。

事实上，袁绍的崛起也是一部乱世传奇。他是袁家的庶子，论政治基础其实是不如他的亲兄弟嫡子袁术的，但袁绍竟然能够后来居上，成为袁家新一代中的代表，曹操当时只是他的追随者，袁绍蜗居在河中，竟然能够出其不意，控制冀州，反客为主，公孙瓒原本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他竟然以弱胜强击败了公孙瓒，最终迅速控制四州，其实他的能力并不差。同时代的传记《汉末英雄记》中对袁绍能力描述其实不低。

你不能不去想象，如果没有许攸叛变，如果袁绍对待机密参与者更为谨慎，或许历史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但天命无情，历史最终青睐了曹操，而文人也将“羊胆鼠质”的评价赋予了袁绍，这不就是一种成王败寇的悲叹吗？但命运就是这样，没有反悔痛苦的余地。

美国枪击案变得无人问津，最新的消息：5人死于密苏里州一个加油站的枪战事件，其中包括枪手和警察。
根据美国枪击统计网站的消息，截止2月29日，美国有74人死于枪击案，199人受伤，到三月中旬死亡数字应该早都破百了，而在疫情面前，这些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新冠病毒肺炎已造成60名美国人死亡，它比枪击更恐怖的是传染性。
佩洛西今年的风景线应该也不会少。
#美国枪击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