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心安处是吾乡
著名学者祝勇先生对苏东坡情有独钟，他《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一书中说，无论何时、何地，人生百味，悲欢离合，都去读读苏东坡吧！他会给你快乐，给你鼓励，给你释怀，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与苏东坡相遇。
我就居住在一座苏东坡曾经居住过的城市，虽然时空和境遇不同，但心灵和视觉常常会与苏东坡相遇。每每读到有关苏东坡的文字，我是敬仰的，心也是干净的；走在惠州西湖的苏堤上，总能感受到苏东坡的脉动，体会到他无处不在的温度。苏东坡给我的震撼，不仅仅是文学上，也是人格上，更在灵魂上。
我时常站在白鹤峰上的东坡祠看东江缓缓西逝，仿佛追溯远逝的历史；或是徜徉在惠州西湖苏堤，踩着苏东坡的足迹思考着人生况味，这时苏东坡在惠州的身影和行色就会奔眼而来，历历在目。尤为感动的是，苏东坡的一生大起大落，饱受磨难，但他一以贯之的是悲悯豁达，笑对人生。他悲悯受苦受难的人民，豁达自己屡遭贬谪的人生。虽然他也感人生如梦、世事无常，却并未因此否定人生、怀疑人生，而是力求超脱，始终保持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他的一生，跌宕起伏却能载歌载舞，忧患来临却能一笑置之。真可谓：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东坡是在59岁高龄时贬谪惠州的，到再贬海南儋州，在惠三年七个月。宋时岭南两广一带尚为蛮荒之地，罪臣多被流放至此。苏东坡是一个被严谴的罪臣，是被安置在惠州的。按宋朝法律，贬令中有“安置”两字的贬官，不得签书公务，其行动也是受到监视限制的，用现在的话是受管制，用他自己的话是“垂老投荒再被严谴”，这在他心灵的苦况是可想而知的。
对于有政治抱负的苏东坡来说，贬谪流放无疑是痛苦的，尤其是被贬岭南，几乎彻底终结了他的政治生命。但苏东坡并没有因此消沉下去，他有他的活法。他以随缘自适的天性安慰着自己，以淡泊明志的襟怀安享在惠州的人生。一到惠州，惠州的风土民情就出乎他意外。他先是惊艳于惠州的美景，高唱“岭南万户皆春色”，继之为惠州包容的文化及淳朴的民风所感动。他庆幸自己因祸得福，这个蛮荒瘴疠的流放之地，原来是“风物殊不恶”，令他“眠食俱佳”、“有足乐者”，简直是一个人间天堂。贬谪惠州的三年多，苏东坡虽然离开了玉堂金马的富贵生活，但他靠着放达看开和随遇而安的天性来安顿自己，而他对自然风物的喜爱，也一直充实着他的生命。他视野更开阔了，心胸更旷达了。他徜徉在惠州的山水间，把自己融合在惠州的民俗中，使他逐渐靠近了下层人民群众，了解到更多的民间疾苦，使之能够直接为人民群众做一些好事。
古之官场，贬谪是常事。对苏东坡来说一贬再贬，变化的只是职位和环境，而心系民生、造福一方的为官之道，东坡至死不渝。难得的是苏东坡无论境遇如何都能随缘自适、穷达如一，做到了得意时心怀天下、积极有为，不如意时也能旷达乐观、心系百姓。从黄州到惠州，是他从苏轼到苏东坡的精神转向，记载着他从得意到失意的仕途跌落，记载着他从失意而至诗意的精神跃升，记载着他从官场小天地走向民间大境界的踽踽背影。颠沛流离的苦涩人生不仅没有让苏轼意志消沉，相反让他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他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官理念更加真切。他在《苏氏易传》中说：“君子有责于斯世，力能救则救之，力能正则正之……”在《答陈师仲主簿书》中又说：“人生如朝露，意所乐则为之，何暇计议穷达？”这大概是苏东坡不管是身处顺境还是身处逆境，都是那么乐观豁达，都能够为老百姓做一些实事的思想基础吧。
在惠州苏东坡虽然是“垂老投荒”，既没有权，也没有钱，但丝毫不影响他为惠州百姓办好事的热情。谪居期间，他为惠州人民办事，除了依靠投书建议，引亲朋故人资助外，还身先士卒，亲历亲为。他传播文明，推行教育，激活了惠州的文化积淀；他筹资建桥，兴修水利，方便惠州府县百姓往来；他为西湖筑堤建亭，不惜捐了皇帝赏赐的犀带，甚至不惜花甲弱质，亲临工地，日督夜巡；他为了广州市民喝上好水，建议官员引博罗山泉输入广州；还建议有关职司迁造兵营，改善军士居住条件，减轻农民负担等，为百姓做了大量的好事。真是“诗家不幸谪地幸”，苏东坡在惠州的善举，引得后来数以百计的朝廷官员、文人墨客纷纷仿效，来到这里修桥引水，大办书院，使得原本偏塞一隅的惠州，文明初开，人才辈出，成为具有大山水、大人文、大境界、大前程的名城。
苏东坡在惠州的功德，老百姓口口相传了近千年，为惠州人民所尊荣。惠州现仍残存有关苏东坡的不少遗迹，他自建的白鹤峰故居，他曾居住过的合江楼、嘉祐寺，他自挖的水井，以“苏”姓命名的“苏堤”，安葬侍妾的“朝云墓”、“六如亭” ，他钓过鱼、摆过宴席的钓鱼矶。以至后来惠州的一些酒家、酒舫的菜谱，以东坡二字命名的不少，象“东坡酒家”、“东坡扣肉” 、“东坡酒”比比皆是。还有后人兴建纪念他的祠宇、道路“东坡寺”、“丰湖书院”、 “东坡亭” 、“东坡路”等等。甚至和他交往过的大大小小的人物，如湖边西村的樵夫，东江河上的渔夫，万里传书的卓契顺， 敬重苏东坡的地方官詹范、方子容，抱道自守的邻居翟秀才，曾赊酒给他的林行婆等，仍栩栩如生地传说于今天惠州人民群众之中，体现了苏东坡形象的不朽生命力。
可以看出，苏东坡在惠州的这种形象魅力，不仅仅在其文学艺术，而在于他历经磨砺却日益纯净、为国为民的大情怀。古往今来，中国传统文人大都高傲的世俗着，口里喊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真正能做到的未有几人。有几人像他那样，揣着冷飕飕的任职文书，拖家带口，在中国的十几个州疲于奔命？有几人像他那样，怱而如日中天，怱而如坠地狱，阅尽宦海险恶，饱尝性命之危？但苏东坡天生的豁达乐观和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忧国忧民，为民造福的入世情怀，让他个人的不幸，成就了中华文化的大幸，当地人民的大幸。
苏东坡在惠州的经历告诉我们，贬谪，既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修炼，生命可以在贬谪中破茧成蝶，完成最后的羽化。贬谪又是一种生活况味，它告诉我们，幸福，来自于心灵的知足；快乐，来自于精神的富有。人生无常，唯一自己能掌控的，只能是豁达和包容。你看他在黄州偏远的乡间，咀嚼几碟素菜，品味出“人间有味是清欢”的淡泊；他在惠州的陋室，隔帘听雨，享受“又得浮生一日凉”的意境；他在密州的丛林，竹杖芒鞋，感悟“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况味。更让人感动的是，苏东坡除了追求失意时内心的旷达与平静外，他还兼济天下，一心为百姓谋事。在惠州被贬期间，身为“罪臣”的他已经难有作为。他不能像在杭州那样建苏公堤，也不能像在密州那样灭蝗救灾。即便如此，苏东坡还是在惠州留下无数善举，受到了百姓的赞颂。即使困顿，也不忘有益于世。这对于我们现世中遇到诸多不顺，乃至挫折的人们应该有借鉴意义。
记得苏东坡曾有一首为受自己牵连而被贬谪的好友王定国所作的《定风波》词，其中有句：“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此心安处是吾乡”，是苏东坡一生的精神写照，他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地，只有让内心泰然自若、安定神闲下来，感受到来自生于斯长于斯故乡般的温馨和真切，才能让自己处于超凡脱俗的状态，才能摆脱名利诱惑，才能关注那些微不足道，但又事关百姓利益的事情，真正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
苏东坡在惠州的经历还告诉我们，人生从容自在就好，日子平淡寡欲就好，无须苛求辉煌荣耀，无须伤感自卑微小，只要重情义、守初心、安居乐业地过好每一天，就能无愧于一生。只要真心为囯为民，无论荣辱卑尊，无论有职无职，都把人民镌刻在心，竭力做好每件事就能无愧于心，就能像苏东坡那样无论困顿与显达，无论寓居还是定居，都能风雅而行，随遇而安，顺其自然，寄情光阴，颐养天年。 https://t.cn/R2Wxn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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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居住在一座苏东坡曾经居住过的城市，虽然时空和境遇不同，但心灵和视觉常常会与苏东坡相遇。每每读到有关苏东坡的文字，我是敬仰的，心也是干净的；走在惠州西湖的苏堤上，总能感受到苏东坡的脉动，体会到他无处不在的温度。苏东坡给我的震撼，不仅仅是文学上，也是人格上，更在灵魂上。
我时常站在白鹤峰上的东坡祠看东江缓缓西逝，仿佛追溯远逝的历史；或是徜徉在惠州西湖苏堤，踩着苏东坡的足迹思考着人生况味，这时苏东坡在惠州的身影和行色就会奔眼而来，历历在目。尤为感动的是，苏东坡的一生大起大落，饱受磨难，但他一以贯之的是悲悯豁达，笑对人生。他悲悯受苦受难的人民，豁达自己屡遭贬谪的人生。虽然他也感人生如梦、世事无常，却并未因此否定人生、怀疑人生，而是力求超脱，始终保持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他的一生，跌宕起伏却能载歌载舞，忧患来临却能一笑置之。真可谓：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东坡是在59岁高龄时贬谪惠州的，到再贬海南儋州，在惠三年七个月。宋时岭南两广一带尚为蛮荒之地，罪臣多被流放至此。苏东坡是一个被严谴的罪臣，是被安置在惠州的。按宋朝法律，贬令中有“安置”两字的贬官，不得签书公务，其行动也是受到监视限制的，用现在的话是受管制，用他自己的话是“垂老投荒再被严谴”，这在他心灵的苦况是可想而知的。
对于有政治抱负的苏东坡来说，贬谪流放无疑是痛苦的，尤其是被贬岭南，几乎彻底终结了他的政治生命。但苏东坡并没有因此消沉下去，他有他的活法。他以随缘自适的天性安慰着自己，以淡泊明志的襟怀安享在惠州的人生。一到惠州，惠州的风土民情就出乎他意外。他先是惊艳于惠州的美景，高唱“岭南万户皆春色”，继之为惠州包容的文化及淳朴的民风所感动。他庆幸自己因祸得福，这个蛮荒瘴疠的流放之地，原来是“风物殊不恶”，令他“眠食俱佳”、“有足乐者”，简直是一个人间天堂。贬谪惠州的三年多，苏东坡虽然离开了玉堂金马的富贵生活，但他靠着放达看开和随遇而安的天性来安顿自己，而他对自然风物的喜爱，也一直充实着他的生命。他视野更开阔了，心胸更旷达了。他徜徉在惠州的山水间，把自己融合在惠州的民俗中，使他逐渐靠近了下层人民群众，了解到更多的民间疾苦，使之能够直接为人民群众做一些好事。
古之官场，贬谪是常事。对苏东坡来说一贬再贬，变化的只是职位和环境，而心系民生、造福一方的为官之道，东坡至死不渝。难得的是苏东坡无论境遇如何都能随缘自适、穷达如一，做到了得意时心怀天下、积极有为，不如意时也能旷达乐观、心系百姓。从黄州到惠州，是他从苏轼到苏东坡的精神转向，记载着他从得意到失意的仕途跌落，记载着他从失意而至诗意的精神跃升，记载着他从官场小天地走向民间大境界的踽踽背影。颠沛流离的苦涩人生不仅没有让苏轼意志消沉，相反让他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他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官理念更加真切。他在《苏氏易传》中说：“君子有责于斯世，力能救则救之，力能正则正之……”在《答陈师仲主簿书》中又说：“人生如朝露，意所乐则为之，何暇计议穷达？”这大概是苏东坡不管是身处顺境还是身处逆境，都是那么乐观豁达，都能够为老百姓做一些实事的思想基础吧。
在惠州苏东坡虽然是“垂老投荒”，既没有权，也没有钱，但丝毫不影响他为惠州百姓办好事的热情。谪居期间，他为惠州人民办事，除了依靠投书建议，引亲朋故人资助外，还身先士卒，亲历亲为。他传播文明，推行教育，激活了惠州的文化积淀；他筹资建桥，兴修水利，方便惠州府县百姓往来；他为西湖筑堤建亭，不惜捐了皇帝赏赐的犀带，甚至不惜花甲弱质，亲临工地，日督夜巡；他为了广州市民喝上好水，建议官员引博罗山泉输入广州；还建议有关职司迁造兵营，改善军士居住条件，减轻农民负担等，为百姓做了大量的好事。真是“诗家不幸谪地幸”，苏东坡在惠州的善举，引得后来数以百计的朝廷官员、文人墨客纷纷仿效，来到这里修桥引水，大办书院，使得原本偏塞一隅的惠州，文明初开，人才辈出，成为具有大山水、大人文、大境界、大前程的名城。
苏东坡在惠州的功德，老百姓口口相传了近千年，为惠州人民所尊荣。惠州现仍残存有关苏东坡的不少遗迹，他自建的白鹤峰故居，他曾居住过的合江楼、嘉祐寺，他自挖的水井，以“苏”姓命名的“苏堤”，安葬侍妾的“朝云墓”、“六如亭” ，他钓过鱼、摆过宴席的钓鱼矶。以至后来惠州的一些酒家、酒舫的菜谱，以东坡二字命名的不少，象“东坡酒家”、“东坡扣肉” 、“东坡酒”比比皆是。还有后人兴建纪念他的祠宇、道路“东坡寺”、“丰湖书院”、 “东坡亭” 、“东坡路”等等。甚至和他交往过的大大小小的人物，如湖边西村的樵夫，东江河上的渔夫，万里传书的卓契顺， 敬重苏东坡的地方官詹范、方子容，抱道自守的邻居翟秀才，曾赊酒给他的林行婆等，仍栩栩如生地传说于今天惠州人民群众之中，体现了苏东坡形象的不朽生命力。
可以看出，苏东坡在惠州的这种形象魅力，不仅仅在其文学艺术，而在于他历经磨砺却日益纯净、为国为民的大情怀。古往今来，中国传统文人大都高傲的世俗着，口里喊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真正能做到的未有几人。有几人像他那样，揣着冷飕飕的任职文书，拖家带口，在中国的十几个州疲于奔命？有几人像他那样，怱而如日中天，怱而如坠地狱，阅尽宦海险恶，饱尝性命之危？但苏东坡天生的豁达乐观和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忧国忧民，为民造福的入世情怀，让他个人的不幸，成就了中华文化的大幸，当地人民的大幸。
苏东坡在惠州的经历告诉我们，贬谪，既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修炼，生命可以在贬谪中破茧成蝶，完成最后的羽化。贬谪又是一种生活况味，它告诉我们，幸福，来自于心灵的知足；快乐，来自于精神的富有。人生无常，唯一自己能掌控的，只能是豁达和包容。你看他在黄州偏远的乡间，咀嚼几碟素菜，品味出“人间有味是清欢”的淡泊；他在惠州的陋室，隔帘听雨，享受“又得浮生一日凉”的意境；他在密州的丛林，竹杖芒鞋，感悟“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况味。更让人感动的是，苏东坡除了追求失意时内心的旷达与平静外，他还兼济天下，一心为百姓谋事。在惠州被贬期间，身为“罪臣”的他已经难有作为。他不能像在杭州那样建苏公堤，也不能像在密州那样灭蝗救灾。即便如此，苏东坡还是在惠州留下无数善举，受到了百姓的赞颂。即使困顿，也不忘有益于世。这对于我们现世中遇到诸多不顺，乃至挫折的人们应该有借鉴意义。
记得苏东坡曾有一首为受自己牵连而被贬谪的好友王定国所作的《定风波》词，其中有句：“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此心安处是吾乡”，是苏东坡一生的精神写照，他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地，只有让内心泰然自若、安定神闲下来，感受到来自生于斯长于斯故乡般的温馨和真切，才能让自己处于超凡脱俗的状态，才能摆脱名利诱惑，才能关注那些微不足道，但又事关百姓利益的事情，真正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
苏东坡在惠州的经历还告诉我们，人生从容自在就好，日子平淡寡欲就好，无须苛求辉煌荣耀，无须伤感自卑微小，只要重情义、守初心、安居乐业地过好每一天，就能无愧于一生。只要真心为囯为民，无论荣辱卑尊，无论有职无职，都把人民镌刻在心，竭力做好每件事就能无愧于心，就能像苏东坡那样无论困顿与显达，无论寓居还是定居，都能风雅而行，随遇而安，顺其自然，寄情光阴，颐养天年。 https://t.cn/R2Wxn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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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家训扬新风之151 | 春桥乡城隍余村 都湖一家亲
余氏家训：溯观前世，隆师亲友，督责每严，以故人才辈出，有名列邑庠而文场屡战者，有宾兴上国而绩著宦林者，有道义自闲而高尚林壑者，有练达勤功而耆英党约者，皆为有贤父兄严师友以作成之也。
以“城隍”命名村庄，应该有辉煌的背景。
城隍起源于古代，“城”原指挖土而筑的高墙，“隍”原指没有水的护城河。古人造城是为了保护城内百姓的安全，遂修高大的城墙和城楼、城门，还有壕城、护城河等。城和隍被神化为城市的保护神，很多城市便有城隍庙，崇祀守护城池的神祇。都昌与湖口两县交界就有个村庄叫城隍余村，村庄其实是两个村落，且分属于两县：湖口县流芳乡老山村委会城隍余村，现有人口1200余人；都昌县春桥乡云山村委会城隍余村，又称中房余村，现有人口120余人。“一鸡鸣两县”常用来形容两个村落地域上的毗邻，而都昌、湖口的这两个城隍余村已然融为了一体，只得凭一条房宅滴水沟来区隔两村，“一沟”便成了两县的分界了，这种现象在中国的村落分布版图上堪为奇异。
先来推究一番“城隍”其名。一些慕名而来的乡土文化人对城隍村村名的 解读是“山环如城，土阜若隍，故曰城隍”。城隍应有实指，在城隍村头有一块石碑镌刻着余启明先生2012年深秋所撰《城隍村简介》，其中有一句话让人先出探源之思：“本为宋檀道济寨府也。”檀道济是东晋末朝的一位名将，曾追随后来成为南北朝时宋武帝的刘裕征讨卢循，而屯兵枭阳（后称都昌）。清同治版《都昌县志》“寓贤”载：“檀道济（山东）高平人，初为晋太尉刘裕参军，义熙六年从征卢循，循败，将趋豫章，悉力栅断左里，道济就今县北境，依山筑城，扎营为游兵。”左里即今都昌县左里镇，古又称左蠡。别名寄奴的刘裕征剿谋反的永嘉太守卢循，在彭蠡湖（鄱阳湖）交战。卢循仓促遁走左蠡，并在此地竖起密栅，阻击晋军。檀道济为破密栅，勇猛锐进。这一仗在昏天暗地间喊杀，卢循孤舟遁去，余众多降。在如今的左里镇旧山村委会城山岭上有城山岭庙，又称檀道济庙，供奉的就是刘宋良臣檀道济。檀道济当年鏖战的左里战场与城隍余村只20里许的距离，依山筑城而到此域，也是合情理之事。不过言及“城山”，湖口亦有“城山镇”，距城隍余村也不过20余里，此“城山”与城隍余村之涉连，留待文史专家去辨正了。
论过了“城隍”其名，且来疏理城隍村之肇村。在湖口所属的城隍余村的祖祠上方嵌着“十万世家”四字，大门两侧有长联“溯春秋始祖”“纪唐宋先宗”。“十万公”是对发脉于如今的都昌县徐埠镇莲花村委会大塘余村的唐朝祖先余元诏（744—827）的尊称，都昌县有百余个余姓村庄属十万公的后裔。余元诏的四世孙余伯渊（812—？）于唐会昌年间从紫藤山下的大塘徙迁至坦塘，即现今的城隍余村所在。这样叙算下来，城隍余村的兴村历史已有1200余年，村中的条条磨石古巷见证了沧桑历史。
城隍余村起初肯定是一个村，共同的祖先是唐代中期的余伯渊，那么什么时候成了“同祖不同县”的呢？这里有村民耳熟能详的故事。广为流传的故事版本大致是说，两兄弟老二和老九功名路上赶考，先是双双赴九江赴考皆名落孙山，次年老二在都昌参加考试而榜上有名；老九在九江再考，亦榜上有名。因生源之地所属，老二归了都昌县管治，老九归了更近九江的湖口县所辖。细究这个有趣的立村分县故事，其间当然有诸多细节值得辨析。比如两兄弟是考什么功名？后人说考的是秀才，而在封建时代，中个秀才又不是“一考而定”的，有县考、府考、院考之递次门槛。比如两兄弟是哪朝哪年因考而分县属的？且来摘录余启明先生在得到村民认可而立碑宣示的《城隍村简史》中的数语：“吾城隍自十万公居此，历残唐五季宋元六百余年，仅有一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蒙祖荫庇佑开枝散叶，问生子九，三、四、六、八俱不嗣，敖一清嗣居钰舍猴唐山，敖二高嗣居中房北源湾，敖五杰嗣居坦塘，敖七铭嗣居舍下，敖九仕贤嗣居大屋，此五支脉系合称“五大房”，然高公于南康都昌取秀，吾公随主考官赴九江中秀，因地域生源之故，吾公毅然携七兄仕铭迁户授辖湖邑，故有一村二邑之状。
品读这段话，能得出简明的核心信息是，属湖口县的城隍余村（大屋）的祖先是兄弟中的老九余仕贤；属都昌县城隍余村（中房）的祖先是兄弟中的老二余仕高。都昌钰舍余村的祖先是兄弟中的老大余仕清。而查相关资料，“仕”字辈所生活的年代约在明永乐年间，这样据推，老二与老九两兄弟因考而分县辖距今约有600余年了。老九毅然“迁户授辖湖邑”，那么，在其迁之前所辖当是都昌县了。故可推断城隍余村在明代永乐年间前，原是属都昌县管辖的。
一村两县管，都湖一家亲。悠悠600余载，分属湖口与都昌的两个城隍余村见证了行政区划分不开的亲情。一条滴水沟的间距短到不过20厘米，两村村民的心心相印更是零距离。门首塘的产权归属湖口城隍村，而塘域却横跨了两个村域，从来都是同饮一塘水。两个村庄出了“五服”没有血缘关系的村民幸福恋爱而通婚姻者众，邻与邻之间更是亲上加亲。都昌城隍村的余建新三个儿媳妇娘家都是湖口城隍村的。村中主干道这边早铺了一年，那边迟铺了一些时日，相衔处便见一条新的分割线，谁又能辨识得此路是两村分修？1959年出生的余贵初从小过继给都昌籍的大伯余祖茂，三个弟弟余平初、余雪保、余冬贵均为湖口籍。余贵初的房屋与四弟余冬贵的房屋仅隔一米的村道，呼应间两县两兄弟就是一家人。湖口族房这边干塘分鱼，余贵初也会得上一份，而湖口那边所建祖堂兼村民文化活动中心，余贵初也会捐资助建。清明时节的四兄弟同宗共祭。湖口城隍村的余保平从1984年开始就调至都昌县农业部门工作，在都昌成家立业，去年他在村上建了很有品味的新宅。两村之间有像余保平一样，湖口籍的城隍村人工作在都昌，都昌籍的城隍村人奔波于湖口。他们心安就是吾乡，乡愁皆系城隍。
云山秀，老山美。在乡村振兴的新时代，两个城隍村在合奏着“都湖一家亲，年年庆有余”的新乐章……
#江西省余氏風采##江西省余氏宗親##中華余氏風采##中華余氏#
余氏家训：溯观前世，隆师亲友，督责每严，以故人才辈出，有名列邑庠而文场屡战者，有宾兴上国而绩著宦林者，有道义自闲而高尚林壑者，有练达勤功而耆英党约者，皆为有贤父兄严师友以作成之也。
以“城隍”命名村庄，应该有辉煌的背景。
城隍起源于古代，“城”原指挖土而筑的高墙，“隍”原指没有水的护城河。古人造城是为了保护城内百姓的安全，遂修高大的城墙和城楼、城门，还有壕城、护城河等。城和隍被神化为城市的保护神，很多城市便有城隍庙，崇祀守护城池的神祇。都昌与湖口两县交界就有个村庄叫城隍余村，村庄其实是两个村落，且分属于两县：湖口县流芳乡老山村委会城隍余村，现有人口1200余人；都昌县春桥乡云山村委会城隍余村，又称中房余村，现有人口120余人。“一鸡鸣两县”常用来形容两个村落地域上的毗邻，而都昌、湖口的这两个城隍余村已然融为了一体，只得凭一条房宅滴水沟来区隔两村，“一沟”便成了两县的分界了，这种现象在中国的村落分布版图上堪为奇异。
先来推究一番“城隍”其名。一些慕名而来的乡土文化人对城隍村村名的 解读是“山环如城，土阜若隍，故曰城隍”。城隍应有实指，在城隍村头有一块石碑镌刻着余启明先生2012年深秋所撰《城隍村简介》，其中有一句话让人先出探源之思：“本为宋檀道济寨府也。”檀道济是东晋末朝的一位名将，曾追随后来成为南北朝时宋武帝的刘裕征讨卢循，而屯兵枭阳（后称都昌）。清同治版《都昌县志》“寓贤”载：“檀道济（山东）高平人，初为晋太尉刘裕参军，义熙六年从征卢循，循败，将趋豫章，悉力栅断左里，道济就今县北境，依山筑城，扎营为游兵。”左里即今都昌县左里镇，古又称左蠡。别名寄奴的刘裕征剿谋反的永嘉太守卢循，在彭蠡湖（鄱阳湖）交战。卢循仓促遁走左蠡，并在此地竖起密栅，阻击晋军。檀道济为破密栅，勇猛锐进。这一仗在昏天暗地间喊杀，卢循孤舟遁去，余众多降。在如今的左里镇旧山村委会城山岭上有城山岭庙，又称檀道济庙，供奉的就是刘宋良臣檀道济。檀道济当年鏖战的左里战场与城隍余村只20里许的距离，依山筑城而到此域，也是合情理之事。不过言及“城山”，湖口亦有“城山镇”，距城隍余村也不过20余里，此“城山”与城隍余村之涉连，留待文史专家去辨正了。
论过了“城隍”其名，且来疏理城隍村之肇村。在湖口所属的城隍余村的祖祠上方嵌着“十万世家”四字，大门两侧有长联“溯春秋始祖”“纪唐宋先宗”。“十万公”是对发脉于如今的都昌县徐埠镇莲花村委会大塘余村的唐朝祖先余元诏（744—827）的尊称，都昌县有百余个余姓村庄属十万公的后裔。余元诏的四世孙余伯渊（812—？）于唐会昌年间从紫藤山下的大塘徙迁至坦塘，即现今的城隍余村所在。这样叙算下来，城隍余村的兴村历史已有1200余年，村中的条条磨石古巷见证了沧桑历史。
城隍余村起初肯定是一个村，共同的祖先是唐代中期的余伯渊，那么什么时候成了“同祖不同县”的呢？这里有村民耳熟能详的故事。广为流传的故事版本大致是说，两兄弟老二和老九功名路上赶考，先是双双赴九江赴考皆名落孙山，次年老二在都昌参加考试而榜上有名；老九在九江再考，亦榜上有名。因生源之地所属，老二归了都昌县管治，老九归了更近九江的湖口县所辖。细究这个有趣的立村分县故事，其间当然有诸多细节值得辨析。比如两兄弟是考什么功名？后人说考的是秀才，而在封建时代，中个秀才又不是“一考而定”的，有县考、府考、院考之递次门槛。比如两兄弟是哪朝哪年因考而分县属的？且来摘录余启明先生在得到村民认可而立碑宣示的《城隍村简史》中的数语：“吾城隍自十万公居此，历残唐五季宋元六百余年，仅有一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蒙祖荫庇佑开枝散叶，问生子九，三、四、六、八俱不嗣，敖一清嗣居钰舍猴唐山，敖二高嗣居中房北源湾，敖五杰嗣居坦塘，敖七铭嗣居舍下，敖九仕贤嗣居大屋，此五支脉系合称“五大房”，然高公于南康都昌取秀，吾公随主考官赴九江中秀，因地域生源之故，吾公毅然携七兄仕铭迁户授辖湖邑，故有一村二邑之状。
品读这段话，能得出简明的核心信息是，属湖口县的城隍余村（大屋）的祖先是兄弟中的老九余仕贤；属都昌县城隍余村（中房）的祖先是兄弟中的老二余仕高。都昌钰舍余村的祖先是兄弟中的老大余仕清。而查相关资料，“仕”字辈所生活的年代约在明永乐年间，这样据推，老二与老九两兄弟因考而分县辖距今约有600余年了。老九毅然“迁户授辖湖邑”，那么，在其迁之前所辖当是都昌县了。故可推断城隍余村在明代永乐年间前，原是属都昌县管辖的。
一村两县管，都湖一家亲。悠悠600余载，分属湖口与都昌的两个城隍余村见证了行政区划分不开的亲情。一条滴水沟的间距短到不过20厘米，两村村民的心心相印更是零距离。门首塘的产权归属湖口城隍村，而塘域却横跨了两个村域，从来都是同饮一塘水。两个村庄出了“五服”没有血缘关系的村民幸福恋爱而通婚姻者众，邻与邻之间更是亲上加亲。都昌城隍村的余建新三个儿媳妇娘家都是湖口城隍村的。村中主干道这边早铺了一年，那边迟铺了一些时日，相衔处便见一条新的分割线，谁又能辨识得此路是两村分修？1959年出生的余贵初从小过继给都昌籍的大伯余祖茂，三个弟弟余平初、余雪保、余冬贵均为湖口籍。余贵初的房屋与四弟余冬贵的房屋仅隔一米的村道，呼应间两县两兄弟就是一家人。湖口族房这边干塘分鱼，余贵初也会得上一份，而湖口那边所建祖堂兼村民文化活动中心，余贵初也会捐资助建。清明时节的四兄弟同宗共祭。湖口城隍村的余保平从1984年开始就调至都昌县农业部门工作，在都昌成家立业，去年他在村上建了很有品味的新宅。两村之间有像余保平一样，湖口籍的城隍村人工作在都昌，都昌籍的城隍村人奔波于湖口。他们心安就是吾乡，乡愁皆系城隍。
云山秀，老山美。在乡村振兴的新时代，两个城隍村在合奏着“都湖一家亲，年年庆有余”的新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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