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详解：给所有曲解孔子的人（29）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为了各位更好地理解本ID解释的与众不同，从本章开始，前面都先列举一些所谓大家的解释，由于一般人文言文都不好，文言文的就不列了，否则还要解释文言文的解释，太占篇幅。而白话文解释里，重点选三家，杨伯峻（代表老式的考据，更多文言文解释的传统视角）、钱穆（代表台湾最高水平，更多历史学家和宋明理学的视角）、李泽厚（代表大陆最高水平，更多哲学家和五四西学的视角）。至于什么南怀瑾之流，那些在古书中东掰西抓来忽悠的，连幼儿园水平都不适合，不提也罢。
杨伯峻：孔子说：“不发愁没有职位，只发愁没有任职的本领；不怕没有人知道自己，去追求足以使别人知道自己的本领好了。”
钱穆：先生说：“不要愁得不到职位，该愁自己拿什么立在这个位上。不要愁没人知道我，该求我有什么可为人知道的。”
李泽厚：孔子说：“不发愁没有职位，要愁的是如何才能在位置上尽职守。不要愁人家不知道自己，只要努力，别人就会知道的。”
详解：由上可见，这些所谓大家根本就不知道何谓“位”。前章，曾对“位”与《易经》的关系有了相应的揭示。《易经》，中华文明之源。孔子与《易经》的关系，在《论语》中也多次提及。如果连“位”都不理解，显然是无法明白《易经》的，当然对《论语》也只能瞎解了。就像本章的解释，这三人都有其“位”，但都把“位”当职位了，其所“立”错了，其解当然就不可能对，这真的是“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了。更重要的是，三人也是通常的“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断句是错的，应该是“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位”，就是位次，就是所“止”，就是所“立”。“无所位而生其本、无所本而生其位”，即所“立”、即所“止”、即所“位”。有所“立”，则“立”其“有”，其“有”必有其“位”，何谓“有”？用现代术语，就是“存在”。与“有”相对的就是“无”，“有”有其“位”，“无”有其“位”吗？两千年后，海德格尔关于“有”的思考是以其对“无”的思考为背景的，存在与非存在，海氏提出了这样的命题“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倒不在？”对于这样一个深刻的哲学问题，孔子两千多年前的回答是“不患，无位；患，所以立”。对于孔子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以何立”的“不患，无位；患，所以立”，而不是“何以立”的“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倒不在？”
至少对于中前期的海氏，孔子和他有着“以何立”与“何以立”的分野，“何以立”没有参悟到何谓“无所位而生其本、无所本而生其位”，因而才有“何以立”的纠缠。而孔子悟之而摆脱“何以立”源始境界的纠缠而直抵“以何立”的当下境界。从“何立”现象境界到“何以立”源始境界再到“以何立”当下境界，对应着“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山仍是山、见水仍是水”三重境界，不辩此，无以谈儒学、西学。不过要补充一句，别把这三种境界和禅宗连一起，否则一棍打你色身星散，禅宗岂是儒学、西学可思可议？
“患”，即“畏”，对于海氏来说，“畏”启示着“无”的源始境界。海氏将“无”从“何立”现象境界对“有”的单纯、抽象否定，拯救性地开拓为“何以立”的源始境界使得“有”得以而有，其对西学的功劳是大大的。但对于儒家来说，这还不够，困于“何以立”的源始境界，“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犹未脚跟落地。但后期海氏已经开始打开这源始境界的大黑笼，用存在之“思”的源构域展现当下的生机，可以说，海氏最后已经触及“不患，无位；患，所以立”的“见山仍是山、见水仍是水”境界。在第七节里，本ID曾说“ 当然，西学之内也并不都是糊涂蛋，例如马克思、海德格尔，他们所展示的就是柏拉图以来西学完全不同的道路。从气质上说，马克思走的是刚阳路子，而海德格尔是阴柔的，这方面的研究，这里就不展开了”。而前面曾把马克思与孔子来了一番对照，这里把海氏抓来，也算把第七节中的不展开来了一个初步的展开。
“不患，无位；患，所以立”，“患”，以“不患”的“无位”而“立”，“立”在古代是和“位”相通的，“患，所以立”，“患，所以位”也。老子说“人之大患，患其有身”，其实，凡其“有”，必有其“患”，在海氏则认为，只有“畏”、即“患”，使此在本真地能在。而“不患，莫己知求”，“求”，选择。“莫己知求”，不以自己“所知”来选择。“为可知也”，“为”，就；“可”，能。后期海氏存在之“思”的源构域，与此“能知”可参照参悟。“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不患”，不以自己“所知”来选择，就是“能知”，就是存在之“思”在天地人境界当下大易流行、生生不息。
儒家，内圣、外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外王，是和“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的内圣相互相成的。这是参悟儒家之说的大关键，岂是如上边三家之流可识，更不是鲁迅、胡适等吃洋人残唾之辈可识。后世儒家，多于内圣入手，却不知何谓内圣，最后拼凑了点宋明理学、新儒家，可笑可怜；至于外王之说，更被弄成汉儒的把戏，用假儒的“鲁式”混杂被法家光大的“齐式”，为祸中国两千年。这些都和孔子无关，异化本来就是一个普遍现象，这问马克思就最清楚了。
白话直译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孔子说：“不患”，无位次；“患”，以“不患”的“无位次”而“位次”。“不患”，不以自己“所知”来选择，就是“能知”。
注意：以后都按照这种形式，把整句的直译放在最后，这是为了照顾喜欢直译的人。但具体的含义，一定要看上面的详解，否则看直译，还是很难明白，特别像这一章哲学意味这么重的，估计哲学底子薄的，看详解也很难明白。本ID在这里从外王打到内圣，直破东西哲学的巢穴，绝对前无古人，横扫的，可不单单是两千年的宋明腐儒、五四竖子、六六小儿了。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为了各位更好地理解本ID解释的与众不同，从本章开始，前面都先列举一些所谓大家的解释，由于一般人文言文都不好，文言文的就不列了，否则还要解释文言文的解释，太占篇幅。而白话文解释里，重点选三家，杨伯峻（代表老式的考据，更多文言文解释的传统视角）、钱穆（代表台湾最高水平，更多历史学家和宋明理学的视角）、李泽厚（代表大陆最高水平，更多哲学家和五四西学的视角）。至于什么南怀瑾之流，那些在古书中东掰西抓来忽悠的，连幼儿园水平都不适合，不提也罢。
杨伯峻：孔子说：“不发愁没有职位，只发愁没有任职的本领；不怕没有人知道自己，去追求足以使别人知道自己的本领好了。”
钱穆：先生说：“不要愁得不到职位，该愁自己拿什么立在这个位上。不要愁没人知道我，该求我有什么可为人知道的。”
李泽厚：孔子说：“不发愁没有职位，要愁的是如何才能在位置上尽职守。不要愁人家不知道自己，只要努力，别人就会知道的。”
详解：由上可见，这些所谓大家根本就不知道何谓“位”。前章，曾对“位”与《易经》的关系有了相应的揭示。《易经》，中华文明之源。孔子与《易经》的关系，在《论语》中也多次提及。如果连“位”都不理解，显然是无法明白《易经》的，当然对《论语》也只能瞎解了。就像本章的解释，这三人都有其“位”，但都把“位”当职位了，其所“立”错了，其解当然就不可能对，这真的是“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了。更重要的是，三人也是通常的“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断句是错的，应该是“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位”，就是位次，就是所“止”，就是所“立”。“无所位而生其本、无所本而生其位”，即所“立”、即所“止”、即所“位”。有所“立”，则“立”其“有”，其“有”必有其“位”，何谓“有”？用现代术语，就是“存在”。与“有”相对的就是“无”，“有”有其“位”，“无”有其“位”吗？两千年后，海德格尔关于“有”的思考是以其对“无”的思考为背景的，存在与非存在，海氏提出了这样的命题“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倒不在？”对于这样一个深刻的哲学问题，孔子两千多年前的回答是“不患，无位；患，所以立”。对于孔子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以何立”的“不患，无位；患，所以立”，而不是“何以立”的“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倒不在？”
至少对于中前期的海氏，孔子和他有着“以何立”与“何以立”的分野，“何以立”没有参悟到何谓“无所位而生其本、无所本而生其位”，因而才有“何以立”的纠缠。而孔子悟之而摆脱“何以立”源始境界的纠缠而直抵“以何立”的当下境界。从“何立”现象境界到“何以立”源始境界再到“以何立”当下境界，对应着“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山仍是山、见水仍是水”三重境界，不辩此，无以谈儒学、西学。不过要补充一句，别把这三种境界和禅宗连一起，否则一棍打你色身星散，禅宗岂是儒学、西学可思可议？
“患”，即“畏”，对于海氏来说，“畏”启示着“无”的源始境界。海氏将“无”从“何立”现象境界对“有”的单纯、抽象否定，拯救性地开拓为“何以立”的源始境界使得“有”得以而有，其对西学的功劳是大大的。但对于儒家来说，这还不够，困于“何以立”的源始境界，“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犹未脚跟落地。但后期海氏已经开始打开这源始境界的大黑笼，用存在之“思”的源构域展现当下的生机，可以说，海氏最后已经触及“不患，无位；患，所以立”的“见山仍是山、见水仍是水”境界。在第七节里，本ID曾说“ 当然，西学之内也并不都是糊涂蛋，例如马克思、海德格尔，他们所展示的就是柏拉图以来西学完全不同的道路。从气质上说，马克思走的是刚阳路子，而海德格尔是阴柔的，这方面的研究，这里就不展开了”。而前面曾把马克思与孔子来了一番对照，这里把海氏抓来，也算把第七节中的不展开来了一个初步的展开。
“不患，无位；患，所以立”，“患”，以“不患”的“无位”而“立”，“立”在古代是和“位”相通的，“患，所以立”，“患，所以位”也。老子说“人之大患，患其有身”，其实，凡其“有”，必有其“患”，在海氏则认为，只有“畏”、即“患”，使此在本真地能在。而“不患，莫己知求”，“求”，选择。“莫己知求”，不以自己“所知”来选择。“为可知也”，“为”，就；“可”，能。后期海氏存在之“思”的源构域，与此“能知”可参照参悟。“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不患”，不以自己“所知”来选择，就是“能知”，就是存在之“思”在天地人境界当下大易流行、生生不息。
儒家，内圣、外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外王，是和“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的内圣相互相成的。这是参悟儒家之说的大关键，岂是如上边三家之流可识，更不是鲁迅、胡适等吃洋人残唾之辈可识。后世儒家，多于内圣入手，却不知何谓内圣，最后拼凑了点宋明理学、新儒家，可笑可怜；至于外王之说，更被弄成汉儒的把戏，用假儒的“鲁式”混杂被法家光大的“齐式”，为祸中国两千年。这些都和孔子无关，异化本来就是一个普遍现象，这问马克思就最清楚了。
白话直译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孔子说：“不患”，无位次；“患”，以“不患”的“无位次”而“位次”。“不患”，不以自己“所知”来选择，就是“能知”。
注意：以后都按照这种形式，把整句的直译放在最后，这是为了照顾喜欢直译的人。但具体的含义，一定要看上面的详解，否则看直译，还是很难明白，特别像这一章哲学意味这么重的，估计哲学底子薄的，看详解也很难明白。本ID在这里从外王打到内圣，直破东西哲学的巢穴，绝对前无古人，横扫的，可不单单是两千年的宋明腐儒、五四竖子、六六小儿了。
重刷《破坏之王》，发现它真是一部笑点和泪点一样多的喜剧。
片中断水流大师兄，绝对是华语影视圈的×王，一句“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震铄古今。
断水流大师兄和黎明非常相似，影片在调侃黎明和张学友。
在此之前，黎明凭借《哪有一天不想你》击败张学友的《我等到花儿都谢了》，最终拿下了金曲奖。
影片中，有一个老头冲出来高喊“我爱黎明”，就是在调侃黎明粉丝的热情。
此外，《破坏之王》请张学友客串，周星驰还说“张学友，我爱你”。
张学友：“不需要了，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影片最让人动容的泪点是周星驰和吴孟达的对话，“那我先走了，以后有机会再合作吧”。
2021年2月27日，吴孟达去世。#微博新知博主#
片中断水流大师兄，绝对是华语影视圈的×王，一句“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震铄古今。
断水流大师兄和黎明非常相似，影片在调侃黎明和张学友。
在此之前，黎明凭借《哪有一天不想你》击败张学友的《我等到花儿都谢了》，最终拿下了金曲奖。
影片中，有一个老头冲出来高喊“我爱黎明”，就是在调侃黎明粉丝的热情。
此外，《破坏之王》请张学友客串，周星驰还说“张学友，我爱你”。
张学友：“不需要了，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影片最让人动容的泪点是周星驰和吴孟达的对话，“那我先走了，以后有机会再合作吧”。
2021年2月27日，吴孟达去世。#微博新知博主#
#钱学森回国半年提交中国导弹奠基之作# 【钱学森：毕生为强国】1956年春天，钱学森、吴有训、竺可桢、王淦昌等600多位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制定“十二年规划”大会。作为火箭技术专家，钱学森与王弼、沈元、任新民等合作，完成了第37项《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议》，将喷气技术和火箭导弹事业纳入国家长远规划。
当时，持反对意见的人说，你们搞航空工程的人应该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最弱的就是没有自己的飞机，所以你们应该制造飞机。钱学森在会上说，不对，我们现在还没有掌握飞机制造材料和发动机等方面的技术，需要从国外买，花钱太多；应该先搞导弹，因为导弹不会花那么多钱，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导弹技术”。
1956年2月，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自此，我国的导弹研制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3月14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周恩来委托聂荣臻领导航委工作。聂荣臻很快提出建导弹研究机构的方案，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在北京车道沟兵器招待所，聂荣臻宣布：开展导弹研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他鼓励大家：“在座各位是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国元勋’，现在人手虽然少，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
4个月后，1957年2月1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令，任命钱学森为五院院长，那一年他46岁。周恩来曾嘱咐聂荣臻：“好好对待钱学森，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聂荣臻将五院的工作方针定为：“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成果。”聂力在书中说：“实事求是地讲，建国之初，苏联曾给予中国较大的帮助。”早在1955年4月，中苏达成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700千瓦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1.2米直径回旋加速器的协议；1957年初，苏联同意从中国留苏学生中抽出70多人改学导弹新技术专业。
1957年9月7日，由聂荣臻任团长，宋任穷、陈赓任副团长，钱学森、李强等为团员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南苑机场飞赴苏联。
飞机上，聂荣臻和钱学森讨论苏联P-2导弹。钱学森判断说，苏联的这种导弹是从德国的V-2火箭演化而来的。
下面是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造它，你有把握吗？”聂荣臻问。
“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肯提供有关的设备和火箭样品，保证能行。”钱学森说。
“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吗？”
“不是说，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吓跑了吗……”
10月15日，中苏代表团在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签字仪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这是两国历史上有名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也称为《10月15日协定》。
这时，苏联和美国都已爆炸了氢弹，并成功研制了洲际导弹。而此前一天，10月1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大幕徐徐拉开了。
钱学森身兼五院院长和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异常繁忙。这时，一位得力的同事和朋友来到了他身边。
1939年，郭永怀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加拿大留学，并于1941年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卡门，与钱学森相识、相知，两人曾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1946年，钱学森推荐郭永怀到康奈尔大学，担任新成立的航空工程学院副教授。在钱学森的鼓励下，1956年10月，郭永怀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祖国，出任力学所副所长。
钱学森与郭永怀最相知，1957年，当有关方面询问谁最适合担任我国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的人选时，钱学森推荐了郭永怀。
郭永怀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事业贡献了全部心血乃至生命，1968年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1999年被追认为“两弹一星元勋”。
1960年7月，正当我国仿制P-2导弹进行到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导弹研制遇到困难。毛泽东果断决定：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尖端技术。聂荣臻指示五院：“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仿制P-2导弹决不能动摇，无论如何一定要搞出来。”
我国将仿制的P-2导弹称为“东风一号”，射程达590公里。1960年11月5日上午9时，“东风一号”在酒泉发射基地试射成功。聂荣臻在庆祝会上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大约一年半后，五院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进行首次试射，失败了。聂荣臻指示：失败了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追究责任，提出“五院在技术上应由钱学森当家”。经过多次大型地面和发动机试验，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全程试射圆满成功。
3个月后，1964年10月15日，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6日深夜22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人民日报》随即在北京各地散发了套红大字的《人民日报号外》。
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曾写道：“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蘑菇状烟云是怒放的中国民族的精神花朵；那以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的万金家书。”
在“东风二号”的研制过程中，聂荣臻提出要把它与核武器结合起来。他在1963年9月3日指示：“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作为发展方向，飞机很难在现代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
但此时，“两弹结合”仍是一个梦想。
因为装到导弹上的核弹头，比起核航弹来，体积和重量都要大大缩小，要求也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难度很大。聂荣臻提议钱学森和钱三强共同主持这项工作。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中国的科学家们就解决了导弹和核弹头结合的问题。下一步就是试验。
这是一项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的试验。当初，美国、苏联搞类似试验，都是把弹头打到国土以外荒无人烟的海岛上，但中国只能打在自己的国土上，稍有差错，就相当于在自己的头上扔下一颗原子弹，将伤及祖国和人民。顶着这样的压力，钱学森在基地上连续工作了100多天。
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整，在酒泉导弹发射基地，核导弹喷射出橙黄色火焰，在巨大的轰鸣声中拔地而起，划破云霄，冲向蓝天，9分14秒时，精确击中目标。
第二天，即1966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的文章写道：“一位20年前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次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讽。1950～1955年的5年间，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拘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
外电评论，罗布泊的巨响震动了全世界，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
这一年，我国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3个月，美国也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受到巨大鼓舞，钱学森、赵九章、陆元九等人积极倡导中国也造人造地球卫星。1958年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
这一年，中科院成立“中国科学院581工作小组”，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协调和计划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工作。所谓“581”，表示研制卫星是中科院1958年的头号任务。
8月20日，聂荣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卫星的事：“大型卫星上天是洲际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少的工具……”
但由于受之后3年经济困难的影响等，卫星的研制被搁置了。1964年底，“两弹结合”试爆成功后，沉默许久的卫星又被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1965年1月，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向周恩来递交一份建议书，谈到应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卫星的事。差不多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我国应重新上马人造卫星的研制。5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国防部的报告，将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因为提出搞人造卫星建议的时间是1965年1月，于是，该项任务的代号被确定为“651”。
这时，钱学森提出不要专为发射人造卫星研制运载火箭，而是将导弹和探空火箭结合起来，组成卫星的运载火箭。1965年，“长征-1号”和“东风-4号”火箭同步开始研究。
这一年9月，中科院组建卫星研究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定名为“东方红一号”。然而，“文革”给刚起步的卫星研制造成灾难性影响。
1968年2月，在聂荣臻的支持下，根据钱学森的建议，中央军委责成国防科委组建成立了空间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卫星工作得以在“文革”的风暴中坚持。但也就是在这时，作为中国人造卫星的倡导人和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含冤去世。钱学森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70年4月24日，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等在酒泉发射基地，成功利用“长征-1号”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当卫星在太空中播放“东方红”乐曲时，不仅中国而且世界也听到了歌声。三天后出版的《费城问讯报》写道：“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钱（学森）做了这项工作。”
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全文：https://t.cn/A6MXsZKg
当时，持反对意见的人说，你们搞航空工程的人应该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最弱的就是没有自己的飞机，所以你们应该制造飞机。钱学森在会上说，不对，我们现在还没有掌握飞机制造材料和发动机等方面的技术，需要从国外买，花钱太多；应该先搞导弹，因为导弹不会花那么多钱，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导弹技术”。
1956年2月，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自此，我国的导弹研制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3月14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周恩来委托聂荣臻领导航委工作。聂荣臻很快提出建导弹研究机构的方案，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在北京车道沟兵器招待所，聂荣臻宣布：开展导弹研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他鼓励大家：“在座各位是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国元勋’，现在人手虽然少，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
4个月后，1957年2月1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令，任命钱学森为五院院长，那一年他46岁。周恩来曾嘱咐聂荣臻：“好好对待钱学森，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聂荣臻将五院的工作方针定为：“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成果。”聂力在书中说：“实事求是地讲，建国之初，苏联曾给予中国较大的帮助。”早在1955年4月，中苏达成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700千瓦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1.2米直径回旋加速器的协议；1957年初，苏联同意从中国留苏学生中抽出70多人改学导弹新技术专业。
1957年9月7日，由聂荣臻任团长，宋任穷、陈赓任副团长，钱学森、李强等为团员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南苑机场飞赴苏联。
飞机上，聂荣臻和钱学森讨论苏联P-2导弹。钱学森判断说，苏联的这种导弹是从德国的V-2火箭演化而来的。
下面是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造它，你有把握吗？”聂荣臻问。
“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肯提供有关的设备和火箭样品，保证能行。”钱学森说。
“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吗？”
“不是说，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吓跑了吗……”
10月15日，中苏代表团在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签字仪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这是两国历史上有名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也称为《10月15日协定》。
这时，苏联和美国都已爆炸了氢弹，并成功研制了洲际导弹。而此前一天，10月1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大幕徐徐拉开了。
钱学森身兼五院院长和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异常繁忙。这时，一位得力的同事和朋友来到了他身边。
1939年，郭永怀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加拿大留学，并于1941年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卡门，与钱学森相识、相知，两人曾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1946年，钱学森推荐郭永怀到康奈尔大学，担任新成立的航空工程学院副教授。在钱学森的鼓励下，1956年10月，郭永怀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祖国，出任力学所副所长。
钱学森与郭永怀最相知，1957年，当有关方面询问谁最适合担任我国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的人选时，钱学森推荐了郭永怀。
郭永怀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事业贡献了全部心血乃至生命，1968年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1999年被追认为“两弹一星元勋”。
1960年7月，正当我国仿制P-2导弹进行到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导弹研制遇到困难。毛泽东果断决定：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尖端技术。聂荣臻指示五院：“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仿制P-2导弹决不能动摇，无论如何一定要搞出来。”
我国将仿制的P-2导弹称为“东风一号”，射程达590公里。1960年11月5日上午9时，“东风一号”在酒泉发射基地试射成功。聂荣臻在庆祝会上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大约一年半后，五院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进行首次试射，失败了。聂荣臻指示：失败了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追究责任，提出“五院在技术上应由钱学森当家”。经过多次大型地面和发动机试验，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全程试射圆满成功。
3个月后，1964年10月15日，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6日深夜22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人民日报》随即在北京各地散发了套红大字的《人民日报号外》。
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曾写道：“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蘑菇状烟云是怒放的中国民族的精神花朵；那以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的万金家书。”
在“东风二号”的研制过程中，聂荣臻提出要把它与核武器结合起来。他在1963年9月3日指示：“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作为发展方向，飞机很难在现代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
但此时，“两弹结合”仍是一个梦想。
因为装到导弹上的核弹头，比起核航弹来，体积和重量都要大大缩小，要求也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难度很大。聂荣臻提议钱学森和钱三强共同主持这项工作。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中国的科学家们就解决了导弹和核弹头结合的问题。下一步就是试验。
这是一项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的试验。当初，美国、苏联搞类似试验，都是把弹头打到国土以外荒无人烟的海岛上，但中国只能打在自己的国土上，稍有差错，就相当于在自己的头上扔下一颗原子弹，将伤及祖国和人民。顶着这样的压力，钱学森在基地上连续工作了100多天。
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整，在酒泉导弹发射基地，核导弹喷射出橙黄色火焰，在巨大的轰鸣声中拔地而起，划破云霄，冲向蓝天，9分14秒时，精确击中目标。
第二天，即1966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的文章写道：“一位20年前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次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讽。1950～1955年的5年间，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拘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
外电评论，罗布泊的巨响震动了全世界，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
这一年，我国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3个月，美国也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受到巨大鼓舞，钱学森、赵九章、陆元九等人积极倡导中国也造人造地球卫星。1958年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
这一年，中科院成立“中国科学院581工作小组”，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协调和计划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工作。所谓“581”，表示研制卫星是中科院1958年的头号任务。
8月20日，聂荣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卫星的事：“大型卫星上天是洲际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少的工具……”
但由于受之后3年经济困难的影响等，卫星的研制被搁置了。1964年底，“两弹结合”试爆成功后，沉默许久的卫星又被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1965年1月，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向周恩来递交一份建议书，谈到应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卫星的事。差不多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我国应重新上马人造卫星的研制。5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国防部的报告，将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因为提出搞人造卫星建议的时间是1965年1月，于是，该项任务的代号被确定为“651”。
这时，钱学森提出不要专为发射人造卫星研制运载火箭，而是将导弹和探空火箭结合起来，组成卫星的运载火箭。1965年，“长征-1号”和“东风-4号”火箭同步开始研究。
这一年9月，中科院组建卫星研究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定名为“东方红一号”。然而，“文革”给刚起步的卫星研制造成灾难性影响。
1968年2月，在聂荣臻的支持下，根据钱学森的建议，中央军委责成国防科委组建成立了空间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卫星工作得以在“文革”的风暴中坚持。但也就是在这时，作为中国人造卫星的倡导人和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含冤去世。钱学森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70年4月24日，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等在酒泉发射基地，成功利用“长征-1号”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当卫星在太空中播放“东方红”乐曲时，不仅中国而且世界也听到了歌声。三天后出版的《费城问讯报》写道：“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钱（学森）做了这项工作。”
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全文：https://t.cn/A6MXsZ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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