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心安处是吾乡
著名学者祝勇先生对苏东坡情有独钟，他《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一书中说，无论何时、何地，人生百味，悲欢离合，都去读读苏东坡吧！他会给你快乐，给你鼓励，给你释怀，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与苏东坡相遇。
我就居住在一座苏东坡曾经居住过的城市，虽然时空和境遇不同，但心灵和视觉常常会与苏东坡相遇。每每读到有关苏东坡的文字，我是敬仰的，心也是干净的；走在惠州西湖的苏堤上，总能感受到苏东坡的脉动，体会到他无处不在的温度。苏东坡给我的震撼，不仅仅是文学上，也是人格上，更在灵魂上。
我时常站在白鹤峰上的东坡祠看东江缓缓西逝，仿佛追溯远逝的历史；或是徜徉在惠州西湖苏堤，踩着苏东坡的足迹思考着人生况味，这时苏东坡在惠州的身影和行色就会奔眼而来，历历在目。尤为感动的是，苏东坡的一生大起大落，饱受磨难，但他一以贯之的是悲悯豁达，笑对人生。他悲悯受苦受难的人民，豁达自己屡遭贬谪的人生。虽然他也感人生如梦、世事无常，却并未因此否定人生、怀疑人生，而是力求超脱，始终保持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他的一生，跌宕起伏却能载歌载舞，忧患来临却能一笑置之。真可谓：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东坡是在59岁高龄时贬谪惠州的，到再贬海南儋州，在惠三年七个月。宋时岭南两广一带尚为蛮荒之地，罪臣多被流放至此。苏东坡是一个被严谴的罪臣，是被安置在惠州的。按宋朝法律，贬令中有“安置”两字的贬官，不得签书公务，其行动也是受到监视限制的，用现在的话是受管制，用他自己的话是“垂老投荒再被严谴”，这在他心灵的苦况是可想而知的。
对于有政治抱负的苏东坡来说，贬谪流放无疑是痛苦的，尤其是被贬岭南，几乎彻底终结了他的政治生命。但苏东坡并没有因此消沉下去，他有他的活法。他以随缘自适的天性安慰着自己，以淡泊明志的襟怀安享在惠州的人生。一到惠州，惠州的风土民情就出乎他意外。他先是惊艳于惠州的美景，高唱“岭南万户皆春色”，继之为惠州包容的文化及淳朴的民风所感动。他庆幸自己因祸得福，这个蛮荒瘴疠的流放之地，原来是“风物殊不恶”，令他“眠食俱佳”、“有足乐者”，简直是一个人间天堂。贬谪惠州的三年多，苏东坡虽然离开了玉堂金马的富贵生活，但他靠着放达看开和随遇而安的天性来安顿自己，而他对自然风物的喜爱，也一直充实着他的生命。他视野更开阔了，心胸更旷达了。他徜徉在惠州的山水间，把自己融合在惠州的民俗中，使他逐渐靠近了下层人民群众，了解到更多的民间疾苦，使之能够直接为人民群众做一些好事。
古之官场，贬谪是常事。对苏东坡来说一贬再贬，变化的只是职位和环境，而心系民生、造福一方的为官之道，东坡至死不渝。难得的是苏东坡无论境遇如何都能随缘自适、穷达如一，做到了得意时心怀天下、积极有为，不如意时也能旷达乐观、心系百姓。从黄州到惠州，是他从苏轼到苏东坡的精神转向，记载着他从得意到失意的仕途跌落，记载着他从失意而至诗意的精神跃升，记载着他从官场小天地走向民间大境界的踽踽背影。颠沛流离的苦涩人生不仅没有让苏轼意志消沉，相反让他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他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官理念更加真切。他在《苏氏易传》中说：“君子有责于斯世，力能救则救之，力能正则正之……”在《答陈师仲主簿书》中又说：“人生如朝露，意所乐则为之，何暇计议穷达？”这大概是苏东坡不管是身处顺境还是身处逆境，都是那么乐观豁达，都能够为老百姓做一些实事的思想基础吧。
在惠州苏东坡虽然是“垂老投荒”，既没有权，也没有钱，但丝毫不影响他为惠州百姓办好事的热情。谪居期间，他为惠州人民办事，除了依靠投书建议，引亲朋故人资助外，还身先士卒，亲历亲为。他传播文明，推行教育，激活了惠州的文化积淀；他筹资建桥，兴修水利，方便惠州府县百姓往来；他为西湖筑堤建亭，不惜捐了皇帝赏赐的犀带，甚至不惜花甲弱质，亲临工地，日督夜巡；他为了广州市民喝上好水，建议官员引博罗山泉输入广州；还建议有关职司迁造兵营，改善军士居住条件，减轻农民负担等，为百姓做了大量的好事。真是“诗家不幸谪地幸”，苏东坡在惠州的善举，引得后来数以百计的朝廷官员、文人墨客纷纷仿效，来到这里修桥引水，大办书院，使得原本偏塞一隅的惠州，文明初开，人才辈出，成为具有大山水、大人文、大境界、大前程的名城。
苏东坡在惠州的功德，老百姓口口相传了近千年，为惠州人民所尊荣。惠州现仍残存有关苏东坡的不少遗迹，他自建的白鹤峰故居，他曾居住过的合江楼、嘉祐寺，他自挖的水井，以“苏”姓命名的“苏堤”，安葬侍妾的“朝云墓”、“六如亭” ，他钓过鱼、摆过宴席的钓鱼矶。以至后来惠州的一些酒家、酒舫的菜谱，以东坡二字命名的不少，象“东坡酒家”、“东坡扣肉” 、“东坡酒”比比皆是。还有后人兴建纪念他的祠宇、道路“东坡寺”、“丰湖书院”、 “东坡亭” 、“东坡路”等等。甚至和他交往过的大大小小的人物，如湖边西村的樵夫，东江河上的渔夫，万里传书的卓契顺， 敬重苏东坡的地方官詹范、方子容，抱道自守的邻居翟秀才，曾赊酒给他的林行婆等，仍栩栩如生地传说于今天惠州人民群众之中，体现了苏东坡形象的不朽生命力。
可以看出，苏东坡在惠州的这种形象魅力，不仅仅在其文学艺术，而在于他历经磨砺却日益纯净、为国为民的大情怀。古往今来，中国传统文人大都高傲的世俗着，口里喊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真正能做到的未有几人。有几人像他那样，揣着冷飕飕的任职文书，拖家带口，在中国的十几个州疲于奔命？有几人像他那样，怱而如日中天，怱而如坠地狱，阅尽宦海险恶，饱尝性命之危？但苏东坡天生的豁达乐观和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忧国忧民，为民造福的入世情怀，让他个人的不幸，成就了中华文化的大幸，当地人民的大幸。
苏东坡在惠州的经历告诉我们，贬谪，既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修炼，生命可以在贬谪中破茧成蝶，完成最后的羽化。贬谪又是一种生活况味，它告诉我们，幸福，来自于心灵的知足；快乐，来自于精神的富有。人生无常，唯一自己能掌控的，只能是豁达和包容。你看他在黄州偏远的乡间，咀嚼几碟素菜，品味出“人间有味是清欢”的淡泊；他在惠州的陋室，隔帘听雨，享受“又得浮生一日凉”的意境；他在密州的丛林，竹杖芒鞋，感悟“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况味。更让人感动的是，苏东坡除了追求失意时内心的旷达与平静外，他还兼济天下，一心为百姓谋事。在惠州被贬期间，身为“罪臣”的他已经难有作为。他不能像在杭州那样建苏公堤，也不能像在密州那样灭蝗救灾。即便如此，苏东坡还是在惠州留下无数善举，受到了百姓的赞颂。即使困顿，也不忘有益于世。这对于我们现世中遇到诸多不顺，乃至挫折的人们应该有借鉴意义。
记得苏东坡曾有一首为受自己牵连而被贬谪的好友王定国所作的《定风波》词，其中有句：“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此心安处是吾乡”，是苏东坡一生的精神写照，他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地，只有让内心泰然自若、安定神闲下来，感受到来自生于斯长于斯故乡般的温馨和真切，才能让自己处于超凡脱俗的状态，才能摆脱名利诱惑，才能关注那些微不足道，但又事关百姓利益的事情，真正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
苏东坡在惠州的经历还告诉我们，人生从容自在就好，日子平淡寡欲就好，无须苛求辉煌荣耀，无须伤感自卑微小，只要重情义、守初心、安居乐业地过好每一天，就能无愧于一生。只要真心为囯为民，无论荣辱卑尊，无论有职无职，都把人民镌刻在心，竭力做好每件事就能无愧于心，就能像苏东坡那样无论困顿与显达，无论寓居还是定居，都能风雅而行，随遇而安，顺其自然，寄情光阴，颐养天年。 https://t.cn/R2Wxnht
著名学者祝勇先生对苏东坡情有独钟，他《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一书中说，无论何时、何地，人生百味，悲欢离合，都去读读苏东坡吧！他会给你快乐，给你鼓励，给你释怀，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与苏东坡相遇。
我就居住在一座苏东坡曾经居住过的城市，虽然时空和境遇不同，但心灵和视觉常常会与苏东坡相遇。每每读到有关苏东坡的文字，我是敬仰的，心也是干净的；走在惠州西湖的苏堤上，总能感受到苏东坡的脉动，体会到他无处不在的温度。苏东坡给我的震撼，不仅仅是文学上，也是人格上，更在灵魂上。
我时常站在白鹤峰上的东坡祠看东江缓缓西逝，仿佛追溯远逝的历史；或是徜徉在惠州西湖苏堤，踩着苏东坡的足迹思考着人生况味，这时苏东坡在惠州的身影和行色就会奔眼而来，历历在目。尤为感动的是，苏东坡的一生大起大落，饱受磨难，但他一以贯之的是悲悯豁达，笑对人生。他悲悯受苦受难的人民，豁达自己屡遭贬谪的人生。虽然他也感人生如梦、世事无常，却并未因此否定人生、怀疑人生，而是力求超脱，始终保持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他的一生，跌宕起伏却能载歌载舞，忧患来临却能一笑置之。真可谓：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东坡是在59岁高龄时贬谪惠州的，到再贬海南儋州，在惠三年七个月。宋时岭南两广一带尚为蛮荒之地，罪臣多被流放至此。苏东坡是一个被严谴的罪臣，是被安置在惠州的。按宋朝法律，贬令中有“安置”两字的贬官，不得签书公务，其行动也是受到监视限制的，用现在的话是受管制，用他自己的话是“垂老投荒再被严谴”，这在他心灵的苦况是可想而知的。
对于有政治抱负的苏东坡来说，贬谪流放无疑是痛苦的，尤其是被贬岭南，几乎彻底终结了他的政治生命。但苏东坡并没有因此消沉下去，他有他的活法。他以随缘自适的天性安慰着自己，以淡泊明志的襟怀安享在惠州的人生。一到惠州，惠州的风土民情就出乎他意外。他先是惊艳于惠州的美景，高唱“岭南万户皆春色”，继之为惠州包容的文化及淳朴的民风所感动。他庆幸自己因祸得福，这个蛮荒瘴疠的流放之地，原来是“风物殊不恶”，令他“眠食俱佳”、“有足乐者”，简直是一个人间天堂。贬谪惠州的三年多，苏东坡虽然离开了玉堂金马的富贵生活，但他靠着放达看开和随遇而安的天性来安顿自己，而他对自然风物的喜爱，也一直充实着他的生命。他视野更开阔了，心胸更旷达了。他徜徉在惠州的山水间，把自己融合在惠州的民俗中，使他逐渐靠近了下层人民群众，了解到更多的民间疾苦，使之能够直接为人民群众做一些好事。
古之官场，贬谪是常事。对苏东坡来说一贬再贬，变化的只是职位和环境，而心系民生、造福一方的为官之道，东坡至死不渝。难得的是苏东坡无论境遇如何都能随缘自适、穷达如一，做到了得意时心怀天下、积极有为，不如意时也能旷达乐观、心系百姓。从黄州到惠州，是他从苏轼到苏东坡的精神转向，记载着他从得意到失意的仕途跌落，记载着他从失意而至诗意的精神跃升，记载着他从官场小天地走向民间大境界的踽踽背影。颠沛流离的苦涩人生不仅没有让苏轼意志消沉，相反让他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他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官理念更加真切。他在《苏氏易传》中说：“君子有责于斯世，力能救则救之，力能正则正之……”在《答陈师仲主簿书》中又说：“人生如朝露，意所乐则为之，何暇计议穷达？”这大概是苏东坡不管是身处顺境还是身处逆境，都是那么乐观豁达，都能够为老百姓做一些实事的思想基础吧。
在惠州苏东坡虽然是“垂老投荒”，既没有权，也没有钱，但丝毫不影响他为惠州百姓办好事的热情。谪居期间，他为惠州人民办事，除了依靠投书建议，引亲朋故人资助外，还身先士卒，亲历亲为。他传播文明，推行教育，激活了惠州的文化积淀；他筹资建桥，兴修水利，方便惠州府县百姓往来；他为西湖筑堤建亭，不惜捐了皇帝赏赐的犀带，甚至不惜花甲弱质，亲临工地，日督夜巡；他为了广州市民喝上好水，建议官员引博罗山泉输入广州；还建议有关职司迁造兵营，改善军士居住条件，减轻农民负担等，为百姓做了大量的好事。真是“诗家不幸谪地幸”，苏东坡在惠州的善举，引得后来数以百计的朝廷官员、文人墨客纷纷仿效，来到这里修桥引水，大办书院，使得原本偏塞一隅的惠州，文明初开，人才辈出，成为具有大山水、大人文、大境界、大前程的名城。
苏东坡在惠州的功德，老百姓口口相传了近千年，为惠州人民所尊荣。惠州现仍残存有关苏东坡的不少遗迹，他自建的白鹤峰故居，他曾居住过的合江楼、嘉祐寺，他自挖的水井，以“苏”姓命名的“苏堤”，安葬侍妾的“朝云墓”、“六如亭” ，他钓过鱼、摆过宴席的钓鱼矶。以至后来惠州的一些酒家、酒舫的菜谱，以东坡二字命名的不少，象“东坡酒家”、“东坡扣肉” 、“东坡酒”比比皆是。还有后人兴建纪念他的祠宇、道路“东坡寺”、“丰湖书院”、 “东坡亭” 、“东坡路”等等。甚至和他交往过的大大小小的人物，如湖边西村的樵夫，东江河上的渔夫，万里传书的卓契顺， 敬重苏东坡的地方官詹范、方子容，抱道自守的邻居翟秀才，曾赊酒给他的林行婆等，仍栩栩如生地传说于今天惠州人民群众之中，体现了苏东坡形象的不朽生命力。
可以看出，苏东坡在惠州的这种形象魅力，不仅仅在其文学艺术，而在于他历经磨砺却日益纯净、为国为民的大情怀。古往今来，中国传统文人大都高傲的世俗着，口里喊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真正能做到的未有几人。有几人像他那样，揣着冷飕飕的任职文书，拖家带口，在中国的十几个州疲于奔命？有几人像他那样，怱而如日中天，怱而如坠地狱，阅尽宦海险恶，饱尝性命之危？但苏东坡天生的豁达乐观和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忧国忧民，为民造福的入世情怀，让他个人的不幸，成就了中华文化的大幸，当地人民的大幸。
苏东坡在惠州的经历告诉我们，贬谪，既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修炼，生命可以在贬谪中破茧成蝶，完成最后的羽化。贬谪又是一种生活况味，它告诉我们，幸福，来自于心灵的知足；快乐，来自于精神的富有。人生无常，唯一自己能掌控的，只能是豁达和包容。你看他在黄州偏远的乡间，咀嚼几碟素菜，品味出“人间有味是清欢”的淡泊；他在惠州的陋室，隔帘听雨，享受“又得浮生一日凉”的意境；他在密州的丛林，竹杖芒鞋，感悟“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况味。更让人感动的是，苏东坡除了追求失意时内心的旷达与平静外，他还兼济天下，一心为百姓谋事。在惠州被贬期间，身为“罪臣”的他已经难有作为。他不能像在杭州那样建苏公堤，也不能像在密州那样灭蝗救灾。即便如此，苏东坡还是在惠州留下无数善举，受到了百姓的赞颂。即使困顿，也不忘有益于世。这对于我们现世中遇到诸多不顺，乃至挫折的人们应该有借鉴意义。
记得苏东坡曾有一首为受自己牵连而被贬谪的好友王定国所作的《定风波》词，其中有句：“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此心安处是吾乡”，是苏东坡一生的精神写照，他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地，只有让内心泰然自若、安定神闲下来，感受到来自生于斯长于斯故乡般的温馨和真切，才能让自己处于超凡脱俗的状态，才能摆脱名利诱惑，才能关注那些微不足道，但又事关百姓利益的事情，真正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
苏东坡在惠州的经历还告诉我们，人生从容自在就好，日子平淡寡欲就好，无须苛求辉煌荣耀，无须伤感自卑微小，只要重情义、守初心、安居乐业地过好每一天，就能无愧于一生。只要真心为囯为民，无论荣辱卑尊，无论有职无职，都把人民镌刻在心，竭力做好每件事就能无愧于心，就能像苏东坡那样无论困顿与显达，无论寓居还是定居，都能风雅而行，随遇而安，顺其自然，寄情光阴，颐养天年。 https://t.cn/R2Wxnht
352年6月1日，前燕皇帝慕容俊抓获冉闵，押送到龙城，在遏陉山将冉闵斩杀。冉闵被杀后遏陉山附近方圆七里草木枯萎，蝗虫遍野，整整七个月内都没下过一滴雨。慕容俊内心恐惧，派人到遏陉山隆重祭拜冉闵，并上谥号为武悼天王。祭完当日，天降大雪，灾情解除。
冉闵，是五胡乱华时期昙花一现的冉魏政权建立者，令他名传后世的是其颁布的“杀胡令”，有人认为冉闵是当时中原地区汉人的救世主，也有人认为他是个“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是个暴君。因此，冉闵是一个极具争议的历史人物，了解他必须先熟知那段历史。
自东汉末年以来，天灾人祸，地方割据势力混战不休。266年，司马炎篡魏建晋，280年，晋灭吴完成统一。全国百姓本以为可以过上安定日子了，不用再受刀兵之苦，结果老天爷开了个大玩笑，这种国家统一带来的和平环境仅仅存在了11年。
291年，西晋“八王之乱”爆发，开启了长达298年的五胡十六国以及南北朝纷争的乱世。此时，长期被汉族打得抬不起头的少数民族，趁势崛起，匈奴族更是直接带兵攻占了西晋洛阳和长安，先后杀掉晋怀帝、晋愍帝，西晋灭亡。
所以，关于这段动乱和屈辱的历史，儒家学者都不愿意在史书中过多记载。即使“衣冠南渡”后的东晋曾经组织过几次北伐，但是终究因为内部勾心斗角和争权夺利而功亏一篑。在五胡乱华时期，北方中原地区的汉人是彻底遭了殃，被杀、被吃者不计其数。
史书记载，西晋建国初期北方有汉族人2000多万，到冉闵杀胡时，中原汉人只剩下400多万。匈奴、羯、鲜卑、氐、羌等胡人军队在中原烧杀抢掠，中原十室九空。后赵皇帝羯族人石虎，曾经一次性抓了20万汉人女子，先命士兵对她们施暴，完事后把她们当成“两脚羊”宰割作为军粮食用。
石勒攻略中原时，俘获了冉闵的父亲冉良，令石虎收12岁的冉良为养子。所以冉闵也称石闵，是石虎的养孙。石虎对冉闵疼爱有加，冉闵父子为后赵多次击败东晋军队。
349年，石虎死后，石世即位，第九子石遵废掉石世自立为帝，还想假借冉闵的能力稳定后赵，并且答应冉闵事成后让他当太子。然而，石遵不仅背信弃义，还卸磨杀驴，纠结一帮羯族军队攻打冉闵，结果被反杀。
349年12月，冉闵颁布“杀胡令”，随后除掉石虎的子孙。冉闵打出“胡逆乱中原，天下共讨”的旗号，一时间，中原地区深受胡人压迫的汉人纷纷响应。根据史书统计，原本胡人在中原约有500万人，经过杀胡后，急剧降到了不足200万人。
这里需要说的是，唐初的《晋书》和宋朝的《资治通鉴》记载，“杀胡令”颁布后也有不少大鼻子大胡须的汉人，被错认是胡人而杀，死者占一半。杀胡令在冉闵的根据地邺城执行了不过半年多就废止了。而且，冉闵此后还一度走上“抚纳诸胡”的道路。目的是安抚招徕境内的胡人，扩充军事力量。
350年，冉闵在部下推举下建立胡人包围圈里面的汉人政权“大魏”，史书称冉魏，并且恢复自己的汉姓，这些确实表现出一定的民族大义。当时，在北方除了冉魏外，还曾有过前凉、西凉两个汉人政权，并且前凉在十六国中享国最久，是前秦统一北方过程中最后灭掉的一个国家。
冉闵曾派遣使者传话东晋，希望派兵共同讨伐胡人，但东晋根本不理睬。作为当世第一猛将的冉闵，战力爆表，独自带兵单挑众多胡人，灭掉石祗和刘显。但是，终因天灾人祸，内外交困，冉闵在352年突围不遂，被前燕皇帝慕容俊所擒。
冉闵在350年正月称帝，三月遣使者使赴晋，此时的东晋已经听闻北方大乱，正在整军北伐。东晋对僭称帝号且国主为石虎养孙的冉魏政权自然有所戒备，不对冉魏的来使有任何回应也是正常的。相比之下，同时期的镇守凉州的张骏并没有称帝，而是仍然以东晋为正朔。
现在，有人认为“五胡乱华”应该改成“五胡入华”或者“五胡内迁”，你们觉得合理吗？在汉魏晋时期，为了充实中原劳动力和兵丁，才实行北方少数民族内迁。到了西晋，胡人已经在中原定居很多代了，已经成为了中原的一部分，他们趁中原王室混战，开始叛乱，颠覆中原的秩序，所以称为“乱华”。
五胡乱华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段时期。冉闵作为当时反抗胡人统治的典型代表，却被史书所忽略，以致于到现在成为了极具争议的历史人物。说实话，冉闵在那种乱世环境下，任何行为都是不得已而为之，肯定有私心，但也有民族大义。在冉魏国内，冉闵保护了一些汉人，也算是功德一件。临死前所说“天下大乱，尔夷狄禽兽之类犹称帝，况我中土英雄，何为不得称帝邪！”更是掷地有声。
有些人在分析历史人物时，存在过分抹黑，或者过分吹捧，亦或者在分析历史人物时脱离历史背景，我觉得这些都不可取，也不公正。
（来源:金陵太史令）
#历史##历史人物#
冉闵，是五胡乱华时期昙花一现的冉魏政权建立者，令他名传后世的是其颁布的“杀胡令”，有人认为冉闵是当时中原地区汉人的救世主，也有人认为他是个“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是个暴君。因此，冉闵是一个极具争议的历史人物，了解他必须先熟知那段历史。
自东汉末年以来，天灾人祸，地方割据势力混战不休。266年，司马炎篡魏建晋，280年，晋灭吴完成统一。全国百姓本以为可以过上安定日子了，不用再受刀兵之苦，结果老天爷开了个大玩笑，这种国家统一带来的和平环境仅仅存在了11年。
291年，西晋“八王之乱”爆发，开启了长达298年的五胡十六国以及南北朝纷争的乱世。此时，长期被汉族打得抬不起头的少数民族，趁势崛起，匈奴族更是直接带兵攻占了西晋洛阳和长安，先后杀掉晋怀帝、晋愍帝，西晋灭亡。
所以，关于这段动乱和屈辱的历史，儒家学者都不愿意在史书中过多记载。即使“衣冠南渡”后的东晋曾经组织过几次北伐，但是终究因为内部勾心斗角和争权夺利而功亏一篑。在五胡乱华时期，北方中原地区的汉人是彻底遭了殃，被杀、被吃者不计其数。
史书记载，西晋建国初期北方有汉族人2000多万，到冉闵杀胡时，中原汉人只剩下400多万。匈奴、羯、鲜卑、氐、羌等胡人军队在中原烧杀抢掠，中原十室九空。后赵皇帝羯族人石虎，曾经一次性抓了20万汉人女子，先命士兵对她们施暴，完事后把她们当成“两脚羊”宰割作为军粮食用。
石勒攻略中原时，俘获了冉闵的父亲冉良，令石虎收12岁的冉良为养子。所以冉闵也称石闵，是石虎的养孙。石虎对冉闵疼爱有加，冉闵父子为后赵多次击败东晋军队。
349年，石虎死后，石世即位，第九子石遵废掉石世自立为帝，还想假借冉闵的能力稳定后赵，并且答应冉闵事成后让他当太子。然而，石遵不仅背信弃义，还卸磨杀驴，纠结一帮羯族军队攻打冉闵，结果被反杀。
349年12月，冉闵颁布“杀胡令”，随后除掉石虎的子孙。冉闵打出“胡逆乱中原，天下共讨”的旗号，一时间，中原地区深受胡人压迫的汉人纷纷响应。根据史书统计，原本胡人在中原约有500万人，经过杀胡后，急剧降到了不足200万人。
这里需要说的是，唐初的《晋书》和宋朝的《资治通鉴》记载，“杀胡令”颁布后也有不少大鼻子大胡须的汉人，被错认是胡人而杀，死者占一半。杀胡令在冉闵的根据地邺城执行了不过半年多就废止了。而且，冉闵此后还一度走上“抚纳诸胡”的道路。目的是安抚招徕境内的胡人，扩充军事力量。
350年，冉闵在部下推举下建立胡人包围圈里面的汉人政权“大魏”，史书称冉魏，并且恢复自己的汉姓，这些确实表现出一定的民族大义。当时，在北方除了冉魏外，还曾有过前凉、西凉两个汉人政权，并且前凉在十六国中享国最久，是前秦统一北方过程中最后灭掉的一个国家。
冉闵曾派遣使者传话东晋，希望派兵共同讨伐胡人，但东晋根本不理睬。作为当世第一猛将的冉闵，战力爆表，独自带兵单挑众多胡人，灭掉石祗和刘显。但是，终因天灾人祸，内外交困，冉闵在352年突围不遂，被前燕皇帝慕容俊所擒。
冉闵在350年正月称帝，三月遣使者使赴晋，此时的东晋已经听闻北方大乱，正在整军北伐。东晋对僭称帝号且国主为石虎养孙的冉魏政权自然有所戒备，不对冉魏的来使有任何回应也是正常的。相比之下，同时期的镇守凉州的张骏并没有称帝，而是仍然以东晋为正朔。
现在，有人认为“五胡乱华”应该改成“五胡入华”或者“五胡内迁”，你们觉得合理吗？在汉魏晋时期，为了充实中原劳动力和兵丁，才实行北方少数民族内迁。到了西晋，胡人已经在中原定居很多代了，已经成为了中原的一部分，他们趁中原王室混战，开始叛乱，颠覆中原的秩序，所以称为“乱华”。
五胡乱华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段时期。冉闵作为当时反抗胡人统治的典型代表，却被史书所忽略，以致于到现在成为了极具争议的历史人物。说实话，冉闵在那种乱世环境下，任何行为都是不得已而为之，肯定有私心，但也有民族大义。在冉魏国内，冉闵保护了一些汉人，也算是功德一件。临死前所说“天下大乱，尔夷狄禽兽之类犹称帝，况我中土英雄，何为不得称帝邪！”更是掷地有声。
有些人在分析历史人物时，存在过分抹黑，或者过分吹捧，亦或者在分析历史人物时脱离历史背景，我觉得这些都不可取，也不公正。
（来源:金陵太史令）
#历史##历史人物#
有些不合时宜，但喜爱不说出口会成为遗憾。
这一年多在爱里来回一遭，分别数次，爱意时常奔涌，也因此在回味时难捱苦味。
意难平，天要下雨，就像今天离开时突然来的雨，有些决定谁也无法阻挡，但决定了，无论朝哪个方向，都是新的一步，都要走好新的每一步。要带着曾经某些照亮自己的瞬间继续好好生活呀。
这一年多在爱里来回一遭，分别数次，爱意时常奔涌，也因此在回味时难捱苦味。
意难平，天要下雨，就像今天离开时突然来的雨，有些决定谁也无法阻挡，但决定了，无论朝哪个方向，都是新的一步，都要走好新的每一步。要带着曾经某些照亮自己的瞬间继续好好生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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