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起西州阵容官宣#该剧讲述了古力娜扎饰演的库狄琉璃与许魏洲饰演的裴行俭婚后琴瑟和鸣，妇唱夫随。后裴行俭被贬，琉璃陪伴丈夫共同远赴西州上任，与当地世子麴崇裕相识。麴崇裕因裴行俭是空降官吏而心生戒备，对二人暗中刁难。但琉璃与裴行俭夫妻同心，他们全意为民的真诚打动了麴崇裕，最终化敌为友，共建西州。在琉璃的协助下，裴行俭所管辖地区经济富足，百姓安居乐业。琉璃与裴行俭情比金坚，成为一段佳话。
【淮河之光 文明之源：在博物馆里看历史（禹会篇）】
蚌埠市博物馆历史文化陈列——禹会展厅
大禹，治水英雄，夏朝开创者，中华人文始祖之一。自古以来关于他的传说和遗迹甚多。蚌埠大禹文化底蕴深厚，其中涂山和禹会村遗址，是经历史传说、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证实的大禹娶妻生子和会盟诸侯所在。
涂山位于蚌埠市西郊淮河南岸，上古时期东夷中一个强大的氏族——涂山氏，因其而得名。涂山氏势力范围遍及淮河中下游，涂山地区为其政治中心。大禹在治理水患时，与涂山氏女两情相悦，结为夫妇，生子启。在涂山氏女和涂山氏族的无私支持下，大禹一心为公，劈山导淮，成功拯救百姓于水患，留下了“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美言。
为缅怀大禹和涂山氏女的功绩，汉初刘邦下令在涂山之巅修建禹王宫。自汉至今，禹王宫虽经多次损毁重修，依然香火鼎盛。涂山南麓，有启母石慈祥端坐在山崖上，传说是涂山氏女在这里焦急等待未归丈夫朝思暮想所化。每年农历三月二十八，淮河两岸群众都会自发到此参加盛大的涂山禹王庙会——朝禹会，永怀大禹治水之功德。
大禹在治水成功后，凭借着杰出的功绩成为各部落联盟的首领。《左传·哀公七年》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当时各方首领相会涂山，向禹称臣纳贡，确立了禹天下共主的地位，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大禹去世后传位于子启，拉开了家天下的序幕。司马迁在《史记》中言：“夏之兴也以涂山”。由此可见，作为华夏兴起的之地的涂山，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地位与重要性。
由于涂山的重要历史地位，汉唐以来就出现了关于涂山的地望之争。4000多年后，大禹曾经建功立业的淮水之滨，蚌埠涂山脚下，聚集了学术界学者的目光，禹会村遗址成功发掘，为“禹合诸侯于涂山”提供强有力的考古实证，也让更多人确信禹合诸侯的涂山就在蚌埠境内。
禹会村遗址位于蚌埠市禹会区马城镇，于 1985 年蚌埠市文物普查时确定。2007 年 4月-6 月，被列为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重大科研项目正式启动考古发掘。
“禹会村”由来已久。战国末期成书的《吕氏春秋》将这里称为“禹墟”，晋司马炎太康年间的《太康地志》载：涂山“西南又有禹会村，盖禹会诸侯之地”，说明这里至迟在汉代就已被称为禹会村。
禹会村遗址是淮河流域目前发现的最大的一处龙山文化遗址，距今约4000多年，总面积约50万平方米，呈南北长条形分布于淮河东岸的禹会村之南，主要发现包括：
第一，约2500平方米的大型祭祀台基，是当时重要而神圣的场所，显示出宏大的祭祀规模，展现了复杂的祭拜内容。
台基北宽南窄，略呈“Т”字形，南北长 108 米。在祭祀台面之上的中轴线部位，从北往南依次排列有凹槽、凸岭、烧祭面、方土台和呈南北一字排列长达 50 米的带有柱洞的长方形柱坑 。
其二，大型祭祀沟以及沟内种类繁多的祭祀器具，涵括了祭祀过程中的诸多信息。
祭祀沟内填土夹杂大量的草木灰、炭屑等，包含大量被火烧过的哺乳动物的牙齿及骨骼，同时还有丰富的陶器碎片。从出土器物特点可知，沟内陶器很可能是专为祭祀活动而烧制，并非日常生活实用器。
第三、不同类型的祭祀坑多处，是祭祀形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土陶器具有中原地区、黄河下游、苏北、长江流域、江汉平原等地不同文化特征，是文化交融、碰撞和影响的实物见证。
2号祭祀坑器物出土现象。祭祀坑位于相距祭祀台基西南部，可能当时在祭祀坑与祭祀台基处的活动是在不同地点以不同的形式同时进行的。
第四、大型简易式工棚建筑，再现了当时人们短期的居住行为，进一步表明了禹会村遗址的临时性性质。
房址布局现象。工棚式建筑有三处，面积为 80-100 平方米不等。遗迹中发现有墙基槽和排列不甚规则的柱洞，没有发现与生活相关的遗迹，表现出短期或临时性的特征。
禹会村遗址出土的一些陶器制作精致、工艺讲究，是具有礼器性的器物；但还有一部分陶质疏松，烧成温度低，器形较大，不便于携带，多为非实用器，是专为祭祀而作。陶器所反映的文化内涵也几乎涵盖了中原龙山文化、黄河下游龙山文化、苏北及环太湖地区同时期文化的因素，同时与江汉平原和长江下游地区的同时期文化也存在密切联系。
2013年12月21日至22日，“禹会村遗址与淮河流域文明研讨会”在蚌埠举行，严文明、李伯谦、王巍等来自北京、山东、河南等数十个省市的近60位专家学者围绕禹会遗址的年代、祭坛的性质等内容做深入分析，一致认为：涂山在蚌埠最可信，“禹会涂山”在蚌埠；禹会村遗址的发掘见证着公元前2千年前后龙山文化在淮河流域所形成的强势文化以及文化的传播和势力的扩张，使黄河中下游——淮河流域——长江下游的龙山文化形成关联，证明淮河流域是古代文明传播的一个重要路径，也为社会复杂化进程提供了新的研究依据，为国家起源说提供了学术支撑，淮河流域是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区之一。
近年来，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徽队在禹会村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在核心区发现规模至少18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是目前淮河中游地区规模最大龙山文化城址，再次为“大禹治水”“禹会涂山”等古史传说时代的考古学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大禹，中华民族的治水英雄，他在治水和治国过程中展现出来高尚的精神品质，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源头。他一心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展现出公而忘私，忧国忧民的奉献精神；他总结经验，分流疏导展现出尊重自然，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他迎难而上，突破传统治水理念展现出不畏艰难，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他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展现出勤于修身、以身垂范的敬业精神；他为民治水，受万邦拥护展现出以民为本，团结和睦的和谐精神。大禹精神与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实现民族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禹风厚德，千百年来已深深植根于蚌埠这片土地，成为蚌埠城市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大禹精神也是新时期蚌埠市奋力打造“三地一区”两中心、实现“五个更加”的不竭精神源泉，深入挖掘、研究、传承、弘扬好大禹精神，是每个蚌埠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来源：珠城文旅、蚌埠市博物馆
蚌埠市博物馆历史文化陈列——禹会展厅
大禹，治水英雄，夏朝开创者，中华人文始祖之一。自古以来关于他的传说和遗迹甚多。蚌埠大禹文化底蕴深厚，其中涂山和禹会村遗址，是经历史传说、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证实的大禹娶妻生子和会盟诸侯所在。
涂山位于蚌埠市西郊淮河南岸，上古时期东夷中一个强大的氏族——涂山氏，因其而得名。涂山氏势力范围遍及淮河中下游，涂山地区为其政治中心。大禹在治理水患时，与涂山氏女两情相悦，结为夫妇，生子启。在涂山氏女和涂山氏族的无私支持下，大禹一心为公，劈山导淮，成功拯救百姓于水患，留下了“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美言。
为缅怀大禹和涂山氏女的功绩，汉初刘邦下令在涂山之巅修建禹王宫。自汉至今，禹王宫虽经多次损毁重修，依然香火鼎盛。涂山南麓，有启母石慈祥端坐在山崖上，传说是涂山氏女在这里焦急等待未归丈夫朝思暮想所化。每年农历三月二十八，淮河两岸群众都会自发到此参加盛大的涂山禹王庙会——朝禹会，永怀大禹治水之功德。
大禹在治水成功后，凭借着杰出的功绩成为各部落联盟的首领。《左传·哀公七年》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当时各方首领相会涂山，向禹称臣纳贡，确立了禹天下共主的地位，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大禹去世后传位于子启，拉开了家天下的序幕。司马迁在《史记》中言：“夏之兴也以涂山”。由此可见，作为华夏兴起的之地的涂山，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地位与重要性。
由于涂山的重要历史地位，汉唐以来就出现了关于涂山的地望之争。4000多年后，大禹曾经建功立业的淮水之滨，蚌埠涂山脚下，聚集了学术界学者的目光，禹会村遗址成功发掘，为“禹合诸侯于涂山”提供强有力的考古实证，也让更多人确信禹合诸侯的涂山就在蚌埠境内。
禹会村遗址位于蚌埠市禹会区马城镇，于 1985 年蚌埠市文物普查时确定。2007 年 4月-6 月，被列为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重大科研项目正式启动考古发掘。
“禹会村”由来已久。战国末期成书的《吕氏春秋》将这里称为“禹墟”，晋司马炎太康年间的《太康地志》载：涂山“西南又有禹会村，盖禹会诸侯之地”，说明这里至迟在汉代就已被称为禹会村。
禹会村遗址是淮河流域目前发现的最大的一处龙山文化遗址，距今约4000多年，总面积约50万平方米，呈南北长条形分布于淮河东岸的禹会村之南，主要发现包括：
第一，约2500平方米的大型祭祀台基，是当时重要而神圣的场所，显示出宏大的祭祀规模，展现了复杂的祭拜内容。
台基北宽南窄，略呈“Т”字形，南北长 108 米。在祭祀台面之上的中轴线部位，从北往南依次排列有凹槽、凸岭、烧祭面、方土台和呈南北一字排列长达 50 米的带有柱洞的长方形柱坑 。
其二，大型祭祀沟以及沟内种类繁多的祭祀器具，涵括了祭祀过程中的诸多信息。
祭祀沟内填土夹杂大量的草木灰、炭屑等，包含大量被火烧过的哺乳动物的牙齿及骨骼，同时还有丰富的陶器碎片。从出土器物特点可知，沟内陶器很可能是专为祭祀活动而烧制，并非日常生活实用器。
第三、不同类型的祭祀坑多处，是祭祀形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土陶器具有中原地区、黄河下游、苏北、长江流域、江汉平原等地不同文化特征，是文化交融、碰撞和影响的实物见证。
2号祭祀坑器物出土现象。祭祀坑位于相距祭祀台基西南部，可能当时在祭祀坑与祭祀台基处的活动是在不同地点以不同的形式同时进行的。
第四、大型简易式工棚建筑，再现了当时人们短期的居住行为，进一步表明了禹会村遗址的临时性性质。
房址布局现象。工棚式建筑有三处，面积为 80-100 平方米不等。遗迹中发现有墙基槽和排列不甚规则的柱洞，没有发现与生活相关的遗迹，表现出短期或临时性的特征。
禹会村遗址出土的一些陶器制作精致、工艺讲究，是具有礼器性的器物；但还有一部分陶质疏松，烧成温度低，器形较大，不便于携带，多为非实用器，是专为祭祀而作。陶器所反映的文化内涵也几乎涵盖了中原龙山文化、黄河下游龙山文化、苏北及环太湖地区同时期文化的因素，同时与江汉平原和长江下游地区的同时期文化也存在密切联系。
2013年12月21日至22日，“禹会村遗址与淮河流域文明研讨会”在蚌埠举行，严文明、李伯谦、王巍等来自北京、山东、河南等数十个省市的近60位专家学者围绕禹会遗址的年代、祭坛的性质等内容做深入分析，一致认为：涂山在蚌埠最可信，“禹会涂山”在蚌埠；禹会村遗址的发掘见证着公元前2千年前后龙山文化在淮河流域所形成的强势文化以及文化的传播和势力的扩张，使黄河中下游——淮河流域——长江下游的龙山文化形成关联，证明淮河流域是古代文明传播的一个重要路径，也为社会复杂化进程提供了新的研究依据，为国家起源说提供了学术支撑，淮河流域是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区之一。
近年来，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徽队在禹会村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在核心区发现规模至少18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是目前淮河中游地区规模最大龙山文化城址，再次为“大禹治水”“禹会涂山”等古史传说时代的考古学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大禹，中华民族的治水英雄，他在治水和治国过程中展现出来高尚的精神品质，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源头。他一心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展现出公而忘私，忧国忧民的奉献精神；他总结经验，分流疏导展现出尊重自然，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他迎难而上，突破传统治水理念展现出不畏艰难，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他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展现出勤于修身、以身垂范的敬业精神；他为民治水，受万邦拥护展现出以民为本，团结和睦的和谐精神。大禹精神与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实现民族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禹风厚德，千百年来已深深植根于蚌埠这片土地，成为蚌埠城市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大禹精神也是新时期蚌埠市奋力打造“三地一区”两中心、实现“五个更加”的不竭精神源泉，深入挖掘、研究、传承、弘扬好大禹精神，是每个蚌埠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来源：珠城文旅、蚌埠市博物馆
一个女孩被父亲卖作妓女，几经转手后到了京城。父亲死后其母亲因思念女儿遂去寻找，找到后女儿却拒绝相认甘愿委身为妓。由此而引出的一系列奇事最后连皇帝都过问此案，导致大小官民三十八人被处理。
这就是明弘治年间有名的满仓儿案。吴能是一名武官，在彭城卫担任千户之职。因为贫穷缺钱嫁女，吴能只好委托牙婆张大姐帮自己女儿满仓儿找个人家或者卖了，为卖个好价他谎称满仓儿是皇亲周彧家的女儿。
张大姐将满仓儿卖给一个姓张的乐户，张乐户带着满仓儿到临清，转手又卖给焦乐户，焦乐户将其带至京城，卖给乐户袁璘。
满仓儿长得十分标志且比较聪明，袁璘重点培养她，遂成了小有名气的歌妓。
吴能卖女儿时，他妻子聂氏不敢反对。但没多久吴能就死了，聂氏思念女儿吴满仓，于是带着儿子吴政去寻找女儿。几经辗转之后，聂氏母子在京城娼楼发现了女儿满仓儿，但是满仓儿拒绝与他们相认。
满仓儿认为父母出卖自己以致沦落为妓，她觉得这件事母亲没有阻拦，由怨生恨连母亲也恨上了，她对袁璘说聂氏根本不是她的母亲。聂氏没办法，准备叫儿子吴政强行将满仓儿带回家，但袁璘不同意。
此时满仓儿已经成了袁璘的头牌，袁璘不愿失去这棵摇钱树，于是向聂氏说好话，表示愿出十两银子再买一次满仓儿，聂氏拒绝并将满仓儿强行带走。失了头牌的袁璘于是一纸诉状将聂氏告到刑部。
刑部郎中丁哲和员外郎王爵审理此案。丁哲痛恨这种逼良为娼的行为，且因袁磷在公堂上强词夺理，于是当堂鞭笞袁璘，袁璘回家后几天就死了。御史陈玉和刑部主事孔琦验尸后由袁家安葬。
满仓儿则断归聂氏。
案子到此应该算结案了，但因为满仓儿有个恩客是东厂太监杨鹏的侄子。杨鹏素来对秉公执法的丁哲十分不满，于是叫侄子找到袁璘妻子并唆使她向东厂上诉。为了将案子反转杨鹏侄子还做了一些准备工作。
杨鹏侄子找到满仓儿并将其藏起来，又找来最初卖满仓儿的张大姐。杨鹏侄子与满仓儿和张大姐串供，要她们一口咬定满仓儿是张大姐的妹妹，根本不是聂氏的女儿，聂氏的女儿早已经卖给了皇亲周彧。
杨鹏假模假样审理案件，最后结案聂氏女儿已卖给周彧，满仓儿是张大姐妹妹，刑部主审丁哲不问情由故杀无辜，按律当判死刑。如此具结上奏，弘治皇帝诏令锦衣卫镇抚司再审，结果报上去的结论与东厂一样。
弘治皇帝觉得这个案子事涉人伦，且原被告的是非曲直没有清楚，反而裁定首次问案的刑部官员有罪，蹊跷得很，于是再命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会同锦衣卫，各派官员联合审理，审讫据实上报。
会审官员认为，卖去周彧家的女孩是个关键证人，必须传讯到场。于是派人去长宁伯周彧家提人，周彧一听大吃一惊说：“我从来没有买过什么聂氏的女儿啊！”
三司会审的官员没招了，只好如实报告皇上。
弘治皇帝此时发现，这个小小的民间纠纷案已经变得十分复杂，于是诏令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和六科给事中与都察院十三道监察御史等多名官员，在朝廷举行廷审。这次杨鹏没办法再藏着满仓儿不让其出堂了。
张大姐、满仓儿以及聂氏此次出堂，均如实向主审官招认了实际情况，但审案的都御史同样畏惧东厂权势而不敢秉公处理。最后他拟定：丁哲因公杖人死，处徒刑，王爵、陈玉、孔琦和满仓儿母女则处杖刑。
几经折腾之后弘治帝也没了耐心，于是在奏折上批了个可字。但这时一名很小很小的官员不干了，他站出来独自一人写奏章行直谏。
不排除这个人有借此博名的动机，但还是请我们记住这个叫徐珪的人。
徐珪当时是刑部典吏，大体就是负责文书和归档案卷的小官。他见杨鹏以及锦衣卫三法司等人和机构如此颠倒黑白，于是愤而疾书，写就奏章。不但请求为丁哲等人翻案，甚至请求皇帝裁撤东厂和锦衣卫。
徐珪奏章大概意思是两层：一是丁哲之前判处案子适当，但杨鹏因徇私颠倒黑白，想通过案子陷丁哲于死地。建议皇帝裁撤东厂，将杨鹏叔侄弃市，镇抚司官革职永不叙用，丁哲等人晋级提拔使用。
第二层意思是交代后事，同时也是堵死皇帝的后路。他说我徐珪一介小官，前后左右皆东厂镇抚司之人，与其死在他们手上，不如为朝廷而死。我宁愿被皇帝斩首，只要能接受我的建议以求天下太平。
弘治皇帝看了徐珪的奏折不禁哭笑不得，认为他奏报不实所提建议荒诞不经，于是诏令徐珪赎罪发落为民，丁哲亦免职为民并赔偿袁璘丧葬费，满仓儿杖刑后送浣衣局做苦役，杨鹏一干人等则毫发无损。
千户女儿被卖身为妓的普通案子，在皇帝诏令下三四次会审才结案。真实反映了明代中期厂卫横行不法，司法黑暗冤狱重重等问题。也反映民间买卖少女逼良为娼，以及底层官员贫穷挣扎等社会现状。
这件案子明史有记载，但记叙最详细的是明代沈德符所著《万历野获篇》。从沈德符的记载可以看出，当时文人对于厂卫的作威作福还是颇有攻伐，不过在当时皇权逐渐旁落，官僚体系逐步腐朽已成不可阻挡的趋势。
这就是明弘治年间有名的满仓儿案。吴能是一名武官，在彭城卫担任千户之职。因为贫穷缺钱嫁女，吴能只好委托牙婆张大姐帮自己女儿满仓儿找个人家或者卖了，为卖个好价他谎称满仓儿是皇亲周彧家的女儿。
张大姐将满仓儿卖给一个姓张的乐户，张乐户带着满仓儿到临清，转手又卖给焦乐户，焦乐户将其带至京城，卖给乐户袁璘。
满仓儿长得十分标志且比较聪明，袁璘重点培养她，遂成了小有名气的歌妓。
吴能卖女儿时，他妻子聂氏不敢反对。但没多久吴能就死了，聂氏思念女儿吴满仓，于是带着儿子吴政去寻找女儿。几经辗转之后，聂氏母子在京城娼楼发现了女儿满仓儿，但是满仓儿拒绝与他们相认。
满仓儿认为父母出卖自己以致沦落为妓，她觉得这件事母亲没有阻拦，由怨生恨连母亲也恨上了，她对袁璘说聂氏根本不是她的母亲。聂氏没办法，准备叫儿子吴政强行将满仓儿带回家，但袁璘不同意。
此时满仓儿已经成了袁璘的头牌，袁璘不愿失去这棵摇钱树，于是向聂氏说好话，表示愿出十两银子再买一次满仓儿，聂氏拒绝并将满仓儿强行带走。失了头牌的袁璘于是一纸诉状将聂氏告到刑部。
刑部郎中丁哲和员外郎王爵审理此案。丁哲痛恨这种逼良为娼的行为，且因袁磷在公堂上强词夺理，于是当堂鞭笞袁璘，袁璘回家后几天就死了。御史陈玉和刑部主事孔琦验尸后由袁家安葬。
满仓儿则断归聂氏。
案子到此应该算结案了，但因为满仓儿有个恩客是东厂太监杨鹏的侄子。杨鹏素来对秉公执法的丁哲十分不满，于是叫侄子找到袁璘妻子并唆使她向东厂上诉。为了将案子反转杨鹏侄子还做了一些准备工作。
杨鹏侄子找到满仓儿并将其藏起来，又找来最初卖满仓儿的张大姐。杨鹏侄子与满仓儿和张大姐串供，要她们一口咬定满仓儿是张大姐的妹妹，根本不是聂氏的女儿，聂氏的女儿早已经卖给了皇亲周彧。
杨鹏假模假样审理案件，最后结案聂氏女儿已卖给周彧，满仓儿是张大姐妹妹，刑部主审丁哲不问情由故杀无辜，按律当判死刑。如此具结上奏，弘治皇帝诏令锦衣卫镇抚司再审，结果报上去的结论与东厂一样。
弘治皇帝觉得这个案子事涉人伦，且原被告的是非曲直没有清楚，反而裁定首次问案的刑部官员有罪，蹊跷得很，于是再命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会同锦衣卫，各派官员联合审理，审讫据实上报。
会审官员认为，卖去周彧家的女孩是个关键证人，必须传讯到场。于是派人去长宁伯周彧家提人，周彧一听大吃一惊说：“我从来没有买过什么聂氏的女儿啊！”
三司会审的官员没招了，只好如实报告皇上。
弘治皇帝此时发现，这个小小的民间纠纷案已经变得十分复杂，于是诏令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和六科给事中与都察院十三道监察御史等多名官员，在朝廷举行廷审。这次杨鹏没办法再藏着满仓儿不让其出堂了。
张大姐、满仓儿以及聂氏此次出堂，均如实向主审官招认了实际情况，但审案的都御史同样畏惧东厂权势而不敢秉公处理。最后他拟定：丁哲因公杖人死，处徒刑，王爵、陈玉、孔琦和满仓儿母女则处杖刑。
几经折腾之后弘治帝也没了耐心，于是在奏折上批了个可字。但这时一名很小很小的官员不干了，他站出来独自一人写奏章行直谏。
不排除这个人有借此博名的动机，但还是请我们记住这个叫徐珪的人。
徐珪当时是刑部典吏，大体就是负责文书和归档案卷的小官。他见杨鹏以及锦衣卫三法司等人和机构如此颠倒黑白，于是愤而疾书，写就奏章。不但请求为丁哲等人翻案，甚至请求皇帝裁撤东厂和锦衣卫。
徐珪奏章大概意思是两层：一是丁哲之前判处案子适当，但杨鹏因徇私颠倒黑白，想通过案子陷丁哲于死地。建议皇帝裁撤东厂，将杨鹏叔侄弃市，镇抚司官革职永不叙用，丁哲等人晋级提拔使用。
第二层意思是交代后事，同时也是堵死皇帝的后路。他说我徐珪一介小官，前后左右皆东厂镇抚司之人，与其死在他们手上，不如为朝廷而死。我宁愿被皇帝斩首，只要能接受我的建议以求天下太平。
弘治皇帝看了徐珪的奏折不禁哭笑不得，认为他奏报不实所提建议荒诞不经，于是诏令徐珪赎罪发落为民，丁哲亦免职为民并赔偿袁璘丧葬费，满仓儿杖刑后送浣衣局做苦役，杨鹏一干人等则毫发无损。
千户女儿被卖身为妓的普通案子，在皇帝诏令下三四次会审才结案。真实反映了明代中期厂卫横行不法，司法黑暗冤狱重重等问题。也反映民间买卖少女逼良为娼，以及底层官员贫穷挣扎等社会现状。
这件案子明史有记载，但记叙最详细的是明代沈德符所著《万历野获篇》。从沈德符的记载可以看出，当时文人对于厂卫的作威作福还是颇有攻伐，不过在当时皇权逐渐旁落，官僚体系逐步腐朽已成不可阻挡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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