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生活# 【“中国”之名 源于中原】中华文明是绵延五千年以上没有中断的伟大文明，“中国”之名的出现和形成，至少也有三千年以上的悠久历史，我们今天读到的“一体多元”的中华文明主要是在中原地区形成的，我们引为自豪的“中国”之名，也起源于中原。这是中原文明对中华文明的杰出贡献，是鼓舞今日中原奋勇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
“天地之中”——中原人的古老宇宙观
“中华文明”与“中国”以“中”命名，与中国“天地之中”古老宇宙观有关，而这个古老宇宙观是中原人创立的。
人类大约在五万年前后开始迈向现代人，活动范围由山区向平原扩展，游动居所开始趋向稳定房舍，在临近河湖的岗坡形成了居住的村落。以稳定居所为中心的生产、生活半径的扩展，使“时空”成为人们必须认识和掌握的概念，因此，几乎所有人类生活的地区都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探索。
中原地区在五万年前开始现代人类居住的历史，距今一万年前后已星罗棋布着人们生活的村落。为了生产和生活，人们很早就开始了对时空的探索。至迟从6000年前开始，中原人便发现，天有昼夜，气有寒暑，昼有移动的太阳，夜有盈亏的月亮，还有满天的星河，郑州大河村的人们将自己对太阳、月亮、彗星等天象的观察，彩绘在使用的陶器上，郑州青台、西山、双槐树的人们将观察到的北斗星系用陶罐摆出来祭拜，濮阳西水坡的人们将自己对北斗星系的理解带入了墓葬，书写了中国天文学的最早篇章。在对天象探索的过程中，郑州嵩山地区的人们观察到，头顶的天空像一个圆锅一样扣下来，而人们立足的大地则有前后左右，四四方方，人站立其中，位居中央。于是，最初的宇宙观在心中形成，他们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而自己的所在则是天的中心和地的中心，他们将自己所在的地方称为“天地之中”，并且认为，“天地之中”是人们可以实现与天地对话的地方。他们又发现，树的影子会随着太阳的升起和落下发生移动，会随着天气的冷暖发生变化。于是，他们竖起了竿子，观测天象与立竿影子变化的关系。他们以正午时分太阳照射下立竿影子最短的那一天作为标志，进行周而复始的观察，于是，春夏秋冬有了概念，时令节气有了划分，具有嵩山地区浓厚天象色彩的二十四节气历法有了雏形，时空宇宙观在中原人的探索中产生了。
中原人的“天地之中”宇宙观是在当时认识自然能力有限条件下形成的，尽管有其局限性，但是，这是中国古代十分可贵地对人类生存环境——天与地真相和规律的探索，令人骄傲的是，在这一探索基础上，经过大量和艰苦的观察、记录和运用古代数学成就的测算，获取和留下了一系列精确的天文、历法数据，书写了人类天文学发展史的辉煌篇章。
为了验证“天地之中”，人们立竿测影发现和制定的二十四节气的准确性，西周的周公来了，他在这里建立八尺表，经过观察测量，确认二十四节气十分准确。唐代僧一行、南宫说来了，他们在周公当年测天量地的地方复制了八尺表，进行了复杂的天象观察，制定出了影响深远的《大衍历》。元代郭守敬来了，他继承了周公建圭立表的成就和经验，在这里建立观星台，以这里为中心在全国进行天文观测，制定出了《授时历》，以365.2425日为一岁，距近代观测值365.2422仅差25.92秒，比西方早了300多年，这是古代中国对世界天文学做出的伟大贡献。
201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源自郑州嵩山的蕴含着中华民族悠久文化内涵、表达人与自然宇宙之间独特时间观念的二十四节气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自此，在“天地之中”古老宇宙观背景下产生的中国古代历法价值得到全世界确认。
“中立天下”——中原概念的确立
郑州嵩山地区的人们以“天地之中”为基点形成的时节概念，大大领先于周边地区，对人们生活、生产活动极具指导性，因此，受到人们的普遍接受和实行。人们在接受这一历法概念的同时，也接受了“天地之中”宇宙观，嵩山地区开始被人们认为是天下之中。
在郑州嵩山人创造“天地之中”宇宙观的过程中，文明蓬勃发展，黄帝部落在嵩山地区崛起了，夏王朝在嵩山地区诞生了，商王朝在嵩山地区建立了，统治者为了自树正统的政治需要和全社会的跟进与推崇，特别强调自己位居中央、统治四方之威，从而进一步推广和强化了“天地之中”的概念。在距今5000年到3000年长达两千年的时间中，嵩山地区以强盛的文明中心巩固和定格了自己“中立天下”的地位，开始烙上“中土”、“中央”的印记，自此，“天地之中”宇宙观开始演变成为地理概念。
最早的史学著作《尚书》《史记》等记述了这一转变。黄帝被誉为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古国在嵩山东南的郑州新郑，《淮南子》在叙述黄帝所在时说：“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夏王朝在嵩山周围的郑州王城岗、新寨和洛阳二里头等地立都，《尚书》禹贡篇中说，“中邦锡土、姓”，“中邦锡土”即是“中土”。商王朝在嵩山东北的郑州等地建都，商人在甲骨文中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商”，《史记》说：“殷，中地。”随着嵩山地区“天地之中”地理区位的确立，以嵩山为核心的周边平原区域开始被人们称为“中原”。“中原”地理概念诞生了。
“中原”是一个历史发展概念，它最初的范围是在以嵩山为中心的“天地之中”区域，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扩大，先是今天的河南地区，后演变为以河南为中心的周边省区。因为嵩山地区是“中土”“中原”的原点，所以，在历史长河中，嵩山地区建起并留下了许多与“天地之中”有关的建筑等，这些建筑跨越两千年，以不同方式展示了“天地之中”的概念，成为中国关于“天地之中”强烈而持续的传统和文化的代表，成为今日人们了解中华独特宇宙观和审美观的载体，成为古老中原的历史地标。
2010年，世界遗产大会表决通过，将郑州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郑州登封“天地之中”概念得到世界确认。
“中央之国”——历史中国的奠基
在中华文明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中，许多地区都有过杰出的瞬间，但在文明的奠基和形成阶段，中原文明出类拔萃。
距今5000年前后，中国历史进入古国时期，在万邦林立中，崛起于中原的黄帝古国分外瞩目，史载，黄帝平定天下，实现了天下大同，创造了城池、住房、文字、青铜、音乐、医药、舟车等，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最初基业。黄帝部落被尊为天下邦国盟主，黄帝被后世奉为中华民族的始祖。
距今4100年前，夏王朝在中原建立，开启了南到江淮、北到太行、西到华岳、东到齐鲁广阔区域内“一呼百应”的新局面，这是一个重大开端，中国一统局面自此肇始。夏王朝建立了今天能够读到的最早国家形态、初步社会结构、能言文明之规，在中原文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夏文明开始成为广阔区域的主导文明。
距今3600年前，商王朝在中原建立，其有效统治南部抵达湘赣，北部统领辽河，西部扩至甘青，东部影响海岱，将中国一统天下的区域发展到新阶段。社会发展也达到了新高度，文字在商代成熟，典册自商代书写，历法产生了闰月，数学有了十进位运算，等等。在夏文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商文明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
距今3100年前，周王朝建立，不仅全盘继承夏、商文明，甚至连夏、商建国立都于“天地之中”理念也紧紧追随，在距嵩山“天地之中”西去70多公里的洛水之畔建立了她的东都洛阳，以此昭告，周王朝也居“天地之中”奉天行事。由此，周王朝摹画了中华文明的基本架构。
以夏、商、周为代表的王国文明作为跨越广袤地域的文化核心，使上古时代中国的文化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达到了新的高度，他们开创了中华文明，奠定了中国雏形，被尊为开天辟地之始祖三代。由于这些国家是在“天地之中”的中原地区立国的，位居天下中央，于是，当时的人们便将这些国家尊称为中土之国、中原之国、中央之国，也简称“中国”。地理上的“中国”由此诞生。
地理上的“中国”概念在3000年前已很清晰，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何尊”铭文就明确记述，人们把嵩山地区称为“中国”。战国时期，范雎在为秦王谋划兼并天下之策时说：“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其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韩国、魏国即今日郑州—开封一带。显然，这个时期人们不仅有了“中国”概念，而且，明确了其所在，即以今天郑州为中心、东起开封、西到洛阳的区域。“中国”一词既指建立在这个区域的某一个具体国家，也泛指建立在这里的其他国家。
随着夏、商、周等中原王朝的强盛和一统天下，他们被尊为中央王朝，而他们在这里的连续建国，又强化了“天地之中”的中原文明的发展和传播，尽管在中国历史发展史上出现过其他地区无比灿烂的文明，但强势的中原文明愈来愈强，并不断吸收其他文明，在广阔的东亚地区形成以“天地之中”的中原文明为主要内涵和特征的中华文明体系。由于三代王国是从“天地之中”的中原地区源起的，主导的文明是以“天地之中”的中原文明为基础强大的，“天地之中”由地理概念再演变为政治概念，后世将继承三代王国衣钵的国家以“中”来命名，称为“中国”，将赓续三代王国文明的文明以“中”来命名，称为“中华文明”。历史中国就此形成。
（作者系郑州市文物局原局长）（河南日报客户端 阎铁成）https://t.cn/A6M9Qvdu
“天地之中”——中原人的古老宇宙观
“中华文明”与“中国”以“中”命名，与中国“天地之中”古老宇宙观有关，而这个古老宇宙观是中原人创立的。
人类大约在五万年前后开始迈向现代人，活动范围由山区向平原扩展，游动居所开始趋向稳定房舍，在临近河湖的岗坡形成了居住的村落。以稳定居所为中心的生产、生活半径的扩展，使“时空”成为人们必须认识和掌握的概念，因此，几乎所有人类生活的地区都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探索。
中原地区在五万年前开始现代人类居住的历史，距今一万年前后已星罗棋布着人们生活的村落。为了生产和生活，人们很早就开始了对时空的探索。至迟从6000年前开始，中原人便发现，天有昼夜，气有寒暑，昼有移动的太阳，夜有盈亏的月亮，还有满天的星河，郑州大河村的人们将自己对太阳、月亮、彗星等天象的观察，彩绘在使用的陶器上，郑州青台、西山、双槐树的人们将观察到的北斗星系用陶罐摆出来祭拜，濮阳西水坡的人们将自己对北斗星系的理解带入了墓葬，书写了中国天文学的最早篇章。在对天象探索的过程中，郑州嵩山地区的人们观察到，头顶的天空像一个圆锅一样扣下来，而人们立足的大地则有前后左右，四四方方，人站立其中，位居中央。于是，最初的宇宙观在心中形成，他们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而自己的所在则是天的中心和地的中心，他们将自己所在的地方称为“天地之中”，并且认为，“天地之中”是人们可以实现与天地对话的地方。他们又发现，树的影子会随着太阳的升起和落下发生移动，会随着天气的冷暖发生变化。于是，他们竖起了竿子，观测天象与立竿影子变化的关系。他们以正午时分太阳照射下立竿影子最短的那一天作为标志，进行周而复始的观察，于是，春夏秋冬有了概念，时令节气有了划分，具有嵩山地区浓厚天象色彩的二十四节气历法有了雏形，时空宇宙观在中原人的探索中产生了。
中原人的“天地之中”宇宙观是在当时认识自然能力有限条件下形成的，尽管有其局限性，但是，这是中国古代十分可贵地对人类生存环境——天与地真相和规律的探索，令人骄傲的是，在这一探索基础上，经过大量和艰苦的观察、记录和运用古代数学成就的测算，获取和留下了一系列精确的天文、历法数据，书写了人类天文学发展史的辉煌篇章。
为了验证“天地之中”，人们立竿测影发现和制定的二十四节气的准确性，西周的周公来了，他在这里建立八尺表，经过观察测量，确认二十四节气十分准确。唐代僧一行、南宫说来了，他们在周公当年测天量地的地方复制了八尺表，进行了复杂的天象观察，制定出了影响深远的《大衍历》。元代郭守敬来了，他继承了周公建圭立表的成就和经验，在这里建立观星台，以这里为中心在全国进行天文观测，制定出了《授时历》，以365.2425日为一岁，距近代观测值365.2422仅差25.92秒，比西方早了300多年，这是古代中国对世界天文学做出的伟大贡献。
201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源自郑州嵩山的蕴含着中华民族悠久文化内涵、表达人与自然宇宙之间独特时间观念的二十四节气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自此，在“天地之中”古老宇宙观背景下产生的中国古代历法价值得到全世界确认。
“中立天下”——中原概念的确立
郑州嵩山地区的人们以“天地之中”为基点形成的时节概念，大大领先于周边地区，对人们生活、生产活动极具指导性，因此，受到人们的普遍接受和实行。人们在接受这一历法概念的同时，也接受了“天地之中”宇宙观，嵩山地区开始被人们认为是天下之中。
在郑州嵩山人创造“天地之中”宇宙观的过程中，文明蓬勃发展，黄帝部落在嵩山地区崛起了，夏王朝在嵩山地区诞生了，商王朝在嵩山地区建立了，统治者为了自树正统的政治需要和全社会的跟进与推崇，特别强调自己位居中央、统治四方之威，从而进一步推广和强化了“天地之中”的概念。在距今5000年到3000年长达两千年的时间中，嵩山地区以强盛的文明中心巩固和定格了自己“中立天下”的地位，开始烙上“中土”、“中央”的印记，自此，“天地之中”宇宙观开始演变成为地理概念。
最早的史学著作《尚书》《史记》等记述了这一转变。黄帝被誉为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古国在嵩山东南的郑州新郑，《淮南子》在叙述黄帝所在时说：“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夏王朝在嵩山周围的郑州王城岗、新寨和洛阳二里头等地立都，《尚书》禹贡篇中说，“中邦锡土、姓”，“中邦锡土”即是“中土”。商王朝在嵩山东北的郑州等地建都，商人在甲骨文中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商”，《史记》说：“殷，中地。”随着嵩山地区“天地之中”地理区位的确立，以嵩山为核心的周边平原区域开始被人们称为“中原”。“中原”地理概念诞生了。
“中原”是一个历史发展概念，它最初的范围是在以嵩山为中心的“天地之中”区域，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扩大，先是今天的河南地区，后演变为以河南为中心的周边省区。因为嵩山地区是“中土”“中原”的原点，所以，在历史长河中，嵩山地区建起并留下了许多与“天地之中”有关的建筑等，这些建筑跨越两千年，以不同方式展示了“天地之中”的概念，成为中国关于“天地之中”强烈而持续的传统和文化的代表，成为今日人们了解中华独特宇宙观和审美观的载体，成为古老中原的历史地标。
2010年，世界遗产大会表决通过，将郑州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郑州登封“天地之中”概念得到世界确认。
“中央之国”——历史中国的奠基
在中华文明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中，许多地区都有过杰出的瞬间，但在文明的奠基和形成阶段，中原文明出类拔萃。
距今5000年前后，中国历史进入古国时期，在万邦林立中，崛起于中原的黄帝古国分外瞩目，史载，黄帝平定天下，实现了天下大同，创造了城池、住房、文字、青铜、音乐、医药、舟车等，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最初基业。黄帝部落被尊为天下邦国盟主，黄帝被后世奉为中华民族的始祖。
距今4100年前，夏王朝在中原建立，开启了南到江淮、北到太行、西到华岳、东到齐鲁广阔区域内“一呼百应”的新局面，这是一个重大开端，中国一统局面自此肇始。夏王朝建立了今天能够读到的最早国家形态、初步社会结构、能言文明之规，在中原文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夏文明开始成为广阔区域的主导文明。
距今3600年前，商王朝在中原建立，其有效统治南部抵达湘赣，北部统领辽河，西部扩至甘青，东部影响海岱，将中国一统天下的区域发展到新阶段。社会发展也达到了新高度，文字在商代成熟，典册自商代书写，历法产生了闰月，数学有了十进位运算，等等。在夏文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商文明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
距今3100年前，周王朝建立，不仅全盘继承夏、商文明，甚至连夏、商建国立都于“天地之中”理念也紧紧追随，在距嵩山“天地之中”西去70多公里的洛水之畔建立了她的东都洛阳，以此昭告，周王朝也居“天地之中”奉天行事。由此，周王朝摹画了中华文明的基本架构。
以夏、商、周为代表的王国文明作为跨越广袤地域的文化核心，使上古时代中国的文化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达到了新的高度，他们开创了中华文明，奠定了中国雏形，被尊为开天辟地之始祖三代。由于这些国家是在“天地之中”的中原地区立国的，位居天下中央，于是，当时的人们便将这些国家尊称为中土之国、中原之国、中央之国，也简称“中国”。地理上的“中国”由此诞生。
地理上的“中国”概念在3000年前已很清晰，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何尊”铭文就明确记述，人们把嵩山地区称为“中国”。战国时期，范雎在为秦王谋划兼并天下之策时说：“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其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韩国、魏国即今日郑州—开封一带。显然，这个时期人们不仅有了“中国”概念，而且，明确了其所在，即以今天郑州为中心、东起开封、西到洛阳的区域。“中国”一词既指建立在这个区域的某一个具体国家，也泛指建立在这里的其他国家。
随着夏、商、周等中原王朝的强盛和一统天下，他们被尊为中央王朝，而他们在这里的连续建国，又强化了“天地之中”的中原文明的发展和传播，尽管在中国历史发展史上出现过其他地区无比灿烂的文明，但强势的中原文明愈来愈强，并不断吸收其他文明，在广阔的东亚地区形成以“天地之中”的中原文明为主要内涵和特征的中华文明体系。由于三代王国是从“天地之中”的中原地区源起的，主导的文明是以“天地之中”的中原文明为基础强大的，“天地之中”由地理概念再演变为政治概念，后世将继承三代王国衣钵的国家以“中”来命名，称为“中国”，将赓续三代王国文明的文明以“中”来命名，称为“中华文明”。历史中国就此形成。
（作者系郑州市文物局原局长）（河南日报客户端 阎铁成）https://t.cn/A6M9Qvdu
【郭沫若的“创作谈”】1949年—1978年，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是相当关键的时期，郭沫若57岁-86岁。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李斌将这一时期称为“晚年郭沫若”，在其新书《郭沫若书信中的当代中国》中还原了这位百科全书式文化巨人的人生面向。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洛阳24小时# 【就地过年领红包，节后外出坐专车……洛阳开展“迎新春送温暖、稳岗留工”专项行动】2日，洛报融媒记者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为巩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成果，鼓励引导务工人员留洛过年，确保员工健康安全、企业生产有序、就业形势总体稳定，2月1日起至3月31日，我市将开展“迎新春送温暖、稳岗留工”专项行动。
鼓励就地过年，强化务工人员工作生活保障
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各县（市、区）、各有关部门要针对留洛过年的务工人员，组织多种形式的“送温暖”和集体过年活动。
春节期间，免费向留洛务工人员开放图书馆、城市书房、文化馆、博物馆、公园、游园等公共文化设施。鼓励企业结合生产经营实际，采取发放留岗红包、过年礼包、安排文化娱乐活动、提高食宿标准等措施，竭尽所能提供暖心、贴心服务，吸引职工就地过年、在企休假。
人社部门积极引导企业灵活安排职工在岗培训和技能提升培训，积极落实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等相关扶持政策，鼓励企业在疫情期间不裁员、少裁员，以岗留工、以薪留工。
针对留守老人、妇女、儿童，组织开展送爱心帮扶行动，让外出务工人员家人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
洛阳企业在外施工人员和在洛务工的外地人员，因特殊原因确需返回家乡的，鼓励由施工单位统一包车直接送到家，避免路途交叉感染，并按要求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开展劳务对接，提升务工人员就业帮扶服务
人社部门利用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等经济发达地区劳务协作关系，开展定向劳务输出。
多渠道推送用工需求信息，加强用工单位和农民工双向对接，充分发挥全市公共就业信息发布平台作用，畅通供需渠道。
深化与重点劳务输入地签订的《劳务合作协议》，开展与泰安、无锡、绍兴、滁州等地劳务输入地专项对接，帮助洛阳籍在外务工人员落实好工资、休假等待遇保障，让他们在“非必要不返乡”的同时，能感受到来自家乡的关心。
各县（市、区）要主动与外出务工人员集中地联系，妥善安排好在外务工人员工作生活；指导在务工地设立的办事处、商会协会等民间机构，帮助务工人员解决实际困难。
加强就业援助，确保重点群体实现稳定就业
重点关注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特别是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户，优先支持外出、优先稳岗就业、优先兜底帮扶，开展“一对一”精准帮扶，实行“131”服务，人社部门提供至少1次职业指导、3个适合的岗位信息、1个培训项目，全力促进外出务工、就地就近就业或留乡创业。对“三无”人员（无法离乡、无业可扶、无力脱贫），加大就业帮扶力度，开发各类乡村公益性岗位，帮助这部分人员就地就近就业，渡过难关。
对照中央、省、市关于脱贫攻坚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渡期各项工作的要求，将脱贫人口、农村低收入人口作为重点帮扶对象，优先组织外出务工，优先稳在企业，优先稳在当地，优先提供帮扶，切实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实现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精准对接调度，做好农民工返岗就业服务
各县（市、区）、各有关部门要提早掌握外地及本地企业复工时间和用工需求计划，为组织农民工有序外出务工就业求职做好准备，在外出务工人员集中地协调开行专车、专列、专机，根据需要组织“点对点”包车（机）服务，确保返乡农民工节前“回得来”，节后“出得去”。
按照疫情防控的要求，对于有一定用工需求规模的企业，采取有组织、有计划统一送达，实现“出家门进车门、下车门进厂门”直达运输。
对有就业意愿的农村劳动力全面纳入实名制动态就业服务，开展“春风行动”，依托基层站所摸清劳动力信息，组建“人社服务专员”队伍对接企业需求，促进人岗精准对接。通过人社部门网站、微信公众号、App、村居包组人员群发短信和打电话等方式，及时推送就业岗位，引导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和有序外出务工就业。
推进惠企稳岗，实现重点企业有序复工复产
各县（市、区）、各有关部门要成立服务农民工返岗就业、企业复工复产组织机构，主动对接重要医用物资生产、生活必需品生产、保障城市运转、重点产业链等企业，及时了解掌握企业用工需求，采取线上线下、短信微信等方式推送招聘信息，推动求职者与用人单位实时对接，有效满足企业正常生产用工需求。
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对市外企业员工有返岗需求的，或企业有特殊专业需要的人员，由企业提供员工名单、联系电话、居住地址，通过人社部门对接机构转至务工人员居住地，帮助企业畅通接运渠道。依托河南省“互联网+就业创业”系统，建立重点企业用工调度保障机制，优先支持重点企业、重大项目、重大工程连续生产、保障供应。
加强就业监测，防范务工人员规模性失业风险
加强农民工流动情况实时监测，研判农民工就业形势，做好定点统计监测行政村的农民工流动情况和数据上报工作，摸准农民工节前返乡、节后返岗情况。
依托基层平台和服务机构，建立返乡人员“来源有登记、健康有监测、去向有记录、轨迹可追溯”的疫情防控台账，做好应对预案。紧盯重点地区、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密切关注企业用工需求和农民工就业动态，防范发生规模性失业风险。（洛报融媒首席记者 牛鹏远 通讯员 李帆 赵磊）
鼓励就地过年，强化务工人员工作生活保障
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各县（市、区）、各有关部门要针对留洛过年的务工人员，组织多种形式的“送温暖”和集体过年活动。
春节期间，免费向留洛务工人员开放图书馆、城市书房、文化馆、博物馆、公园、游园等公共文化设施。鼓励企业结合生产经营实际，采取发放留岗红包、过年礼包、安排文化娱乐活动、提高食宿标准等措施，竭尽所能提供暖心、贴心服务，吸引职工就地过年、在企休假。
人社部门积极引导企业灵活安排职工在岗培训和技能提升培训，积极落实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等相关扶持政策，鼓励企业在疫情期间不裁员、少裁员，以岗留工、以薪留工。
针对留守老人、妇女、儿童，组织开展送爱心帮扶行动，让外出务工人员家人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
洛阳企业在外施工人员和在洛务工的外地人员，因特殊原因确需返回家乡的，鼓励由施工单位统一包车直接送到家，避免路途交叉感染，并按要求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开展劳务对接，提升务工人员就业帮扶服务
人社部门利用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等经济发达地区劳务协作关系，开展定向劳务输出。
多渠道推送用工需求信息，加强用工单位和农民工双向对接，充分发挥全市公共就业信息发布平台作用，畅通供需渠道。
深化与重点劳务输入地签订的《劳务合作协议》，开展与泰安、无锡、绍兴、滁州等地劳务输入地专项对接，帮助洛阳籍在外务工人员落实好工资、休假等待遇保障，让他们在“非必要不返乡”的同时，能感受到来自家乡的关心。
各县（市、区）要主动与外出务工人员集中地联系，妥善安排好在外务工人员工作生活；指导在务工地设立的办事处、商会协会等民间机构，帮助务工人员解决实际困难。
加强就业援助，确保重点群体实现稳定就业
重点关注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特别是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户，优先支持外出、优先稳岗就业、优先兜底帮扶，开展“一对一”精准帮扶，实行“131”服务，人社部门提供至少1次职业指导、3个适合的岗位信息、1个培训项目，全力促进外出务工、就地就近就业或留乡创业。对“三无”人员（无法离乡、无业可扶、无力脱贫），加大就业帮扶力度，开发各类乡村公益性岗位，帮助这部分人员就地就近就业，渡过难关。
对照中央、省、市关于脱贫攻坚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渡期各项工作的要求，将脱贫人口、农村低收入人口作为重点帮扶对象，优先组织外出务工，优先稳在企业，优先稳在当地，优先提供帮扶，切实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实现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精准对接调度，做好农民工返岗就业服务
各县（市、区）、各有关部门要提早掌握外地及本地企业复工时间和用工需求计划，为组织农民工有序外出务工就业求职做好准备，在外出务工人员集中地协调开行专车、专列、专机，根据需要组织“点对点”包车（机）服务，确保返乡农民工节前“回得来”，节后“出得去”。
按照疫情防控的要求，对于有一定用工需求规模的企业，采取有组织、有计划统一送达，实现“出家门进车门、下车门进厂门”直达运输。
对有就业意愿的农村劳动力全面纳入实名制动态就业服务，开展“春风行动”，依托基层站所摸清劳动力信息，组建“人社服务专员”队伍对接企业需求，促进人岗精准对接。通过人社部门网站、微信公众号、App、村居包组人员群发短信和打电话等方式，及时推送就业岗位，引导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和有序外出务工就业。
推进惠企稳岗，实现重点企业有序复工复产
各县（市、区）、各有关部门要成立服务农民工返岗就业、企业复工复产组织机构，主动对接重要医用物资生产、生活必需品生产、保障城市运转、重点产业链等企业，及时了解掌握企业用工需求，采取线上线下、短信微信等方式推送招聘信息，推动求职者与用人单位实时对接，有效满足企业正常生产用工需求。
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对市外企业员工有返岗需求的，或企业有特殊专业需要的人员，由企业提供员工名单、联系电话、居住地址，通过人社部门对接机构转至务工人员居住地，帮助企业畅通接运渠道。依托河南省“互联网+就业创业”系统，建立重点企业用工调度保障机制，优先支持重点企业、重大项目、重大工程连续生产、保障供应。
加强就业监测，防范务工人员规模性失业风险
加强农民工流动情况实时监测，研判农民工就业形势，做好定点统计监测行政村的农民工流动情况和数据上报工作，摸准农民工节前返乡、节后返岗情况。
依托基层平台和服务机构，建立返乡人员“来源有登记、健康有监测、去向有记录、轨迹可追溯”的疫情防控台账，做好应对预案。紧盯重点地区、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密切关注企业用工需求和农民工就业动态，防范发生规模性失业风险。（洛报融媒首席记者 牛鹏远 通讯员 李帆 赵磊）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