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父辈——两代联通人的薪火相传】
编者按：
“你是我之所来，也是我心之所归。” 这是电影《我和我的父辈》推广曲《如愿》中的歌词。继《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后，“我和我的”系列影片《我和我的父辈》也在今年国庆档如期而至。电影以“父辈与传承”为切入点，让我们能从中找到自己和父辈的身影。
在中国联通，也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是朋友，也是亲人。他们或在前台为客户答疑解惑，或在后方织密信息通信网……自今日起，中国联通将推出系列报道，讲述两代联通人传承与坚守的故事。
上阵父子兵，能参与建党百年通信保障是我的荣幸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通信保障规模大、任务艰巨。为交出一份让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中国联通北京机动通信局充分发挥新老员工优势，以老带新传授业务知识和实战经验。而在通信保障队伍中，就有这么一对父子——穆长江、穆博文。
穆长江作为中国联通北京机动通信局的老同志，工作已经快30个年头了，参与各类重保任务数百次，如全国两会、2008年汶川地震抢险应急通信保障等，曾创造并保持着机动通信局安全行车无事故的记录，可以称得上是一名通信老兵。穆博文，中国联通北京机动通信局的一名新青年，虽然参加工作才刚满4年，但别小看他，因为他已经经历了大大小小十余次重保。在局里，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们“老穆、小穆”。
为了能够参与建党百年通信保障工作，父子二人在年初北京刚发布新冠疫苗接种的消息时，就赶去接种，是机动通信局最早一批接种的人，成了防疫战线上的急先锋；在上报的建党百年通信保障人员名单中，他们均承担了重要保障任务。这对父子以实际行动，展现了应急通信人的传承与忠诚。
保障准备工作漫长而复杂。父亲嘱咐儿子要把东西准备全、设备测试好、技术磨炼精，儿子关心父亲要劳逸结合、注意休息。
进入六月，各项保障任务也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但父亲的身体却出现了状况，不得不暂停参与保障工作。治疗期间，他仍不断叮嘱儿子“要细致、要沉着”。
穆博文是鸟巢区域应急通信保障的接口人，负责现场三个点位应急车的定点协调、场地踏勘、光电路由等，同时还要在自己值守的点位上自主开通应急基站。他所在的保障区域十分开阔，各个保障点距离非常远。在前期勘察过程中，他作为唯一制证人员，要冒着烈日奔波于各个保障点，仔细检查停放位置、核对资源数据。在保证各项问题得以解决后，他还要去医院照顾父亲，在与父亲聊天时，为了遵守保密要求，也只是谈谈家长里短的轻松话题。
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穆博文始终保持着他父亲身上的那份从容与认真，“做就要做好”。
经过了反复的保障演练，当鸟巢夜空中燃起璀璨的烟火，当天安门广场数万人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时，父子俩也为本次重保任务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工作之余谈到本次重保，穆博文说道：“这是党的百年生日，能够参与其中是我的荣幸，也是我父亲的心愿。虽然他正在接受治疗，不能参与现场保障任务，但是我参与了，也算是满足了他的心愿。”
你就要参加北京冬奥会保障了，一定要把工作做好
我叫李兴强，是中国联通北京机动通信局的一名员工。我父亲是一名军队转业的线务员，在河北省易县五零通讯总站刚成立的时候，他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背着行囊来到易县，同祖国一起见证了五零通讯总站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
1976年唐山大地震通信救援，他虽然没去现场，但却在五零通信总站参与了后勤保障工作。也是那一年，我出生了。记事后我常问母亲，父亲为什么总不回家。母亲告诉我，父亲在做利国利民的好事，我们要做他的支撑。
那时的我太小了，对父亲的职业根本没有任何概念。随着年龄增长，父亲会偶尔带我去他的工作单位，而我也逐渐明白了他工作的意义，理解了他长久不回家的原因。从此，我有了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后和父亲一样，加入应急通信队伍，成为一名应急通信人。
上世纪80年代，五零通信总站的人陆续撤回北京，北京机动通信局也在此时正式成立。1996年，我父亲退休，我参加工作进入北京机动通信局，实现了儿时的梦想。这个时候我父亲对我说：“踏踏实实工作就行，我们做你的后盾，你要把应急通信的事业延续下去，把艰苦奋斗的传统传承下去。”
工作后，我经常走南闯北执行各种通信任务。2001年，我负责北京申奥莫斯科之行的通信保障，在这期间我父亲天天打电话，嘱托我注意安全，把工作做好。2002年，我去韩国执行韩日世界杯通信保障，父亲在我临走前说：“你代表的是一个中国人，在外面要注意形象，把工作做好。”2003年，非典型肺炎暴发，我正在重庆直播阿迪力走钢丝节目，父亲打来电话说：“兴强啊，做好个人防护时也要把通信工作做好。” 2008年，我参加了北京奥运会的通信保障，父亲打电话跟我说：“国家强大了，你们真棒！”
在我印象中，父亲对我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把工作做好”。
时光荏苒，转眼间已经是2021年了，而我的父亲也已经八十多岁。前段时间回家时，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就要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通信保障了，一定要把工作做好。”还是那句话，可是此时看着他，我的眼泪已止不住地流了出来。他从未给自己争取过任何利益，却一直严格要求自己把工作做好、把孩子培养好。
我愿不负老一辈的嘱托，不负祖国和党对我的培养，不负全国人民对应急通信人的信任，不负青春不辱使命砥砺前行。
50后的担当 80后的追随 10后的传承
库房中整齐堆放的电缆、大院里停放的应急通信车、爬电线杆的脚扣、拨盘式的电话机、机架上排列有序的布线，这是我对通信行业的最初记忆。经常会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这么了解通信？那还要从我的母亲说起。
我叫刘阳，我母亲退休前是中国联通的一名员工。小时候，我常常跟着母亲去单位加班，去的次数多了，不仅熟悉了这些通信设备，也自然而然地跟妈妈的同事们打成了一片。在我印象中，母亲和这些叔叔阿姨，就跟众多通信人一样，默默无闻，他们立足于本职工作，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几十年如一日地为通信事业奋斗，留下了一个个坚实的脚印。
毕业后，怀揣着憧憬与梦想，带着母亲的教导与叮嘱，我也成为了一名通信人，至今已经在中国联通工作15年了。通过公司的新闻报道、先进生产者表彰、优秀党员公示，我看到了年少时在母亲单位相识的叔叔阿姨的名字，深刻感受到通信人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以及无私奉献的工作态度。正是这些平凡的通信人，他们或在前方守护，或在后方保障，才让我们这一代人可以享受到5G的高速率、大容量、低时延。而我刚刚步入小学的女儿，就是5G高速建设后的一名10后受益者。疫情期间，她不仅可以线上听课，还可以与老师进行实时在线交流。
时代在变，我们都在变，但通信人务实肯干的精神不会变。不知以后我的女儿会不会成为通信三代，但通信人一脉相承的精神会深深影响一代又一代，激励着他们不断前行。
编者按：
“你是我之所来，也是我心之所归。” 这是电影《我和我的父辈》推广曲《如愿》中的歌词。继《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后，“我和我的”系列影片《我和我的父辈》也在今年国庆档如期而至。电影以“父辈与传承”为切入点，让我们能从中找到自己和父辈的身影。
在中国联通，也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是朋友，也是亲人。他们或在前台为客户答疑解惑，或在后方织密信息通信网……自今日起，中国联通将推出系列报道，讲述两代联通人传承与坚守的故事。
上阵父子兵，能参与建党百年通信保障是我的荣幸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通信保障规模大、任务艰巨。为交出一份让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中国联通北京机动通信局充分发挥新老员工优势，以老带新传授业务知识和实战经验。而在通信保障队伍中，就有这么一对父子——穆长江、穆博文。
穆长江作为中国联通北京机动通信局的老同志，工作已经快30个年头了，参与各类重保任务数百次，如全国两会、2008年汶川地震抢险应急通信保障等，曾创造并保持着机动通信局安全行车无事故的记录，可以称得上是一名通信老兵。穆博文，中国联通北京机动通信局的一名新青年，虽然参加工作才刚满4年，但别小看他，因为他已经经历了大大小小十余次重保。在局里，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们“老穆、小穆”。
为了能够参与建党百年通信保障工作，父子二人在年初北京刚发布新冠疫苗接种的消息时，就赶去接种，是机动通信局最早一批接种的人，成了防疫战线上的急先锋；在上报的建党百年通信保障人员名单中，他们均承担了重要保障任务。这对父子以实际行动，展现了应急通信人的传承与忠诚。
保障准备工作漫长而复杂。父亲嘱咐儿子要把东西准备全、设备测试好、技术磨炼精，儿子关心父亲要劳逸结合、注意休息。
进入六月，各项保障任务也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但父亲的身体却出现了状况，不得不暂停参与保障工作。治疗期间，他仍不断叮嘱儿子“要细致、要沉着”。
穆博文是鸟巢区域应急通信保障的接口人，负责现场三个点位应急车的定点协调、场地踏勘、光电路由等，同时还要在自己值守的点位上自主开通应急基站。他所在的保障区域十分开阔，各个保障点距离非常远。在前期勘察过程中，他作为唯一制证人员，要冒着烈日奔波于各个保障点，仔细检查停放位置、核对资源数据。在保证各项问题得以解决后，他还要去医院照顾父亲，在与父亲聊天时，为了遵守保密要求，也只是谈谈家长里短的轻松话题。
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穆博文始终保持着他父亲身上的那份从容与认真，“做就要做好”。
经过了反复的保障演练，当鸟巢夜空中燃起璀璨的烟火，当天安门广场数万人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时，父子俩也为本次重保任务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工作之余谈到本次重保，穆博文说道：“这是党的百年生日，能够参与其中是我的荣幸，也是我父亲的心愿。虽然他正在接受治疗，不能参与现场保障任务，但是我参与了，也算是满足了他的心愿。”
你就要参加北京冬奥会保障了，一定要把工作做好
我叫李兴强，是中国联通北京机动通信局的一名员工。我父亲是一名军队转业的线务员，在河北省易县五零通讯总站刚成立的时候，他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背着行囊来到易县，同祖国一起见证了五零通讯总站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
1976年唐山大地震通信救援，他虽然没去现场，但却在五零通信总站参与了后勤保障工作。也是那一年，我出生了。记事后我常问母亲，父亲为什么总不回家。母亲告诉我，父亲在做利国利民的好事，我们要做他的支撑。
那时的我太小了，对父亲的职业根本没有任何概念。随着年龄增长，父亲会偶尔带我去他的工作单位，而我也逐渐明白了他工作的意义，理解了他长久不回家的原因。从此，我有了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后和父亲一样，加入应急通信队伍，成为一名应急通信人。
上世纪80年代，五零通信总站的人陆续撤回北京，北京机动通信局也在此时正式成立。1996年，我父亲退休，我参加工作进入北京机动通信局，实现了儿时的梦想。这个时候我父亲对我说：“踏踏实实工作就行，我们做你的后盾，你要把应急通信的事业延续下去，把艰苦奋斗的传统传承下去。”
工作后，我经常走南闯北执行各种通信任务。2001年，我负责北京申奥莫斯科之行的通信保障，在这期间我父亲天天打电话，嘱托我注意安全，把工作做好。2002年，我去韩国执行韩日世界杯通信保障，父亲在我临走前说：“你代表的是一个中国人，在外面要注意形象，把工作做好。”2003年，非典型肺炎暴发，我正在重庆直播阿迪力走钢丝节目，父亲打来电话说：“兴强啊，做好个人防护时也要把通信工作做好。” 2008年，我参加了北京奥运会的通信保障，父亲打电话跟我说：“国家强大了，你们真棒！”
在我印象中，父亲对我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把工作做好”。
时光荏苒，转眼间已经是2021年了，而我的父亲也已经八十多岁。前段时间回家时，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就要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通信保障了，一定要把工作做好。”还是那句话，可是此时看着他，我的眼泪已止不住地流了出来。他从未给自己争取过任何利益，却一直严格要求自己把工作做好、把孩子培养好。
我愿不负老一辈的嘱托，不负祖国和党对我的培养，不负全国人民对应急通信人的信任，不负青春不辱使命砥砺前行。
50后的担当 80后的追随 10后的传承
库房中整齐堆放的电缆、大院里停放的应急通信车、爬电线杆的脚扣、拨盘式的电话机、机架上排列有序的布线，这是我对通信行业的最初记忆。经常会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这么了解通信？那还要从我的母亲说起。
我叫刘阳，我母亲退休前是中国联通的一名员工。小时候，我常常跟着母亲去单位加班，去的次数多了，不仅熟悉了这些通信设备，也自然而然地跟妈妈的同事们打成了一片。在我印象中，母亲和这些叔叔阿姨，就跟众多通信人一样，默默无闻，他们立足于本职工作，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几十年如一日地为通信事业奋斗，留下了一个个坚实的脚印。
毕业后，怀揣着憧憬与梦想，带着母亲的教导与叮嘱，我也成为了一名通信人，至今已经在中国联通工作15年了。通过公司的新闻报道、先进生产者表彰、优秀党员公示，我看到了年少时在母亲单位相识的叔叔阿姨的名字，深刻感受到通信人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以及无私奉献的工作态度。正是这些平凡的通信人，他们或在前方守护，或在后方保障，才让我们这一代人可以享受到5G的高速率、大容量、低时延。而我刚刚步入小学的女儿，就是5G高速建设后的一名10后受益者。疫情期间，她不仅可以线上听课，还可以与老师进行实时在线交流。
时代在变，我们都在变，但通信人务实肯干的精神不会变。不知以后我的女儿会不会成为通信三代，但通信人一脉相承的精神会深深影响一代又一代，激励着他们不断前行。
#高分电影#这个电影在技术层面当然有很多值得细读的地方。场面调度、剪辑、表演、剧本，都非常优秀。
但是我更愿意从别的层面来唠叨两句。
1）神话被讲述的年代。
意识形态电影研究里有一句话是：重要的不是电影讲述的年代，而是电影被讲述的年代。
比如，同样拍解放战争，对比分析五六十年代的电影和《建国大业》，两者不同的视听、叙事、市场策略就理所当然地会反映出来我们所在的时代的一些很微妙的东西。
即使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去欣赏四十年代的好莱坞强盗片，乐趣也会大打折扣。
毫无疑问，《恐怖直播》有一些特别的东西。我感兴趣的是，究竟是什么特别的东西顺应了这个时代的脉搏？
2）拼拼凑凑后现代。
我不敢肯定地说我们已经步入后现代时代了。但是无疑的是，在电影生产中，很多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已经非常明显了。
提到后现代主义，大概会说到这么些特征：融合、拼接、扁平化、去中心、反权威。
不同于现代主义追求的深度和哲思，后现代主义导向的是一种暧昧、多意、无深度的文本。
事实上，好莱坞电影的类型融合趋势就被看作是一种后现代表征。只不过，人家的类型融合都发展了几十年了，说起来一点儿也不新鲜了。
举个就近的例子：《精灵旅馆》。形式是动画片。骨子里是个俗套到几乎让人倒胃口的成长故事。杂糅进恐怖元素、喜剧元素、歌舞元素一锅乱炖，居然还让人乍眼看过去觉得新鲜惊喜。
除了融合拼接以外，对传统恐怖片也算是某一种颠覆。虽然只是借用了一些经典恐怖片人物，但是你依旧可以把它看成是一部反恐怖片。
3）《恐怖直播》拼凑融合了什么？
有人说《恐怖直播》是一部典型的类型片。
但事实上，《恐怖直播》不仅不是一部“典型的”类型片，它甚至是一部反类型的类型片。
这部电影是什么类型呢？灾难片。讲恐怖袭击的灾难片。
可是，导演完全绕过了灾难片最重要的灾难场面、救援场面，将这两点从侧面表现。可以说，这是一部灾难缺席的灾难片。
媒介即意义。艺术家选择什么样的媒介进行表意创作，本身就会对最终的表意结果产生很大的影响。
金秉祐借用了灾难片这个类型外壳，进行了一次反灾难片、颠覆灾难片的表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灾难片作为类型媒介，本身就是有意义的。
但是，如果说《恐怖直播》只是停留在这种好莱坞融合类型、反类型的层面上的话，就太低估金秉祐的野心了。
这部电影，最让我感到惊喜的是，它玩儿的不是类型，而是媒介。
最靠近电影的两个兄弟媒介是戏剧和电视。戏剧是哥哥，电视是弟弟。三者之间各有异同。
《恐怖直播》作为一部电影，同时将戏剧和电视作为媒介融合进它的表意过程。
戏剧的层面可能表现得不是那么明显。但是我觉得可以说这是史上最适合、最容易被改编成戏剧的灾难电影。
在先锋戏剧层出不穷的今天，《恐怖直播》作为一个可以玩儿时间玩儿空间的电影作品，竟然这么严格地死守古典戏剧三一律。
整个故事发生在一天之内、一个场景之内、服从一个主题。甚至连几乎大部分戏剧性动作都高度集中在河正宇一个人身上。
这么做的结果，当然是故事本身被讲得很紧凑、很好看。
同时，戏剧作为一种媒介，也不可避免地渗透进电影的表意过程。
电视的层面非常明显。整个电影的进程就是一个电视节目的直播过程。
当然，从技术层面，这么做解决了很多叙事和表达的问题。在严守三一律的情况之下，来自外部空间的电话和采访分别从听觉和视觉两方面承担了推进情节进展的功能。
最重要的是，通过这种设计，观众本身不再是被动接受电影故事的人了。观众也被整合进入整个电影的叙述过程。电视直播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带来强烈的临场感和互动参与。那么在观看着这整个“直播过程”的我们，我们的所思所想、我们的反应，虽然不能反馈给银幕上的河正宇，但是在我们对整个电影的意义进行构建和解读的时候，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不再是电影故事的观者，而是参与者。
同时将戏剧、电影、电视三种媒介糅合在一部一百分钟的作品里，让这个电影拥有了三个极为相异的层次。
这三个层次构建、杂糅在一起，让整个电影成为了一个极为丰富、暧昧、多意的文本。
它看起来很清晰，导演要表达的一切你都看得一清二楚。但同时，它背后似乎又隐藏着很多很多看不那么清楚的东西。
我相信这个题主会问这个问题的原因。
这虽然不是什么革命性的手法，但足以让人说：真牛逼！
不过这就是全部了吗？当然不是。
4）《恐怖直播》颠覆了什么？
是，我们前面说过，这部电影用类型反了类型，用媒介融合了媒介。
但是，形式始终要为内容服务。从内容和主体上讲，这部电影“反”了什么？究竟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讲述？
不需要什么解读，每个人都能看出来，《恐怖直播》是有对政府的批判倾向的。但是你仔细想想，对政府又究竟批判了些什么？好像又没有什么。
电影中那个韩国政府面对“恐怖分子”所做的选择，甚至不能说是错的。
引起一切的那场修桥的事故，也语焉不详，没有被导演过分纠缠追问。
在这里要提一下的是，我们所在的社会里，政治权力是和媒体权力紧紧地绑在一起的。
即使是国情如此不同的天朝和美帝，在这一点上却好像差别不大。
在《恐怖直播》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的地方。
一是，作为极有声誉的新闻主播尹英华，是被政府收买，最后又被政府决定灭口的。
二是，在电影的前八十分钟里，两个关键人物始终是“缺席”的。“恐怖分子”只有声音出现，他是没有形象的。而被提到数次的关键人物总统，更是连声音都没有出席。而最后，总统终于出现在电视上，面对公众讲话，他的形象依然是被遮蔽的。我们看不到他的脸。而作为“恐怖分子”的男生，最后却以一个弱势的、鲜活的、人的形象出现。
那么，也就是说，在导演金秉祐的观点里，不仅是政治权力与媒体权力紧紧勾结，甚至连政治形象都是被媒体塑造的。是虚幻的、不存在的。
当鲜活的人，要面对和反抗这样不存在的权力形象的时候，悲剧是必然的。
更进一步，媒体表面上是代表了最广大民众的利益，对政府起到监督作用。这是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希望并且相信媒体所拥有的权利和义务。
在影片的一开始，尹英华邀请民众一起探讨政府不公正的赋税制度。这个媒体是我们想象中愿意相信的那个形象。
但是到了影片结尾，我们发现，不仅那个政府的形象是被虚构的，甚至连开场时的那个媒体的形象都是被虚构的。
所以，不仅政治权力与媒体权力紧紧相连，媒体权力根本就是应该被颠覆和反抗的一部分。
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永远面对镜头的主播尹英华终于第一次双眼直视着镜头。也就是终于开始直面作为观众、作为民众的你和我。
他从一个被虚构的媒介形象回归成为一个自然的人。
这算是一个悲剧结局的喜剧意象吧。
至此，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导演金秉祐要选择这种媒介融合的方式叙述整个故事；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导演一定要坚持让观众直接参与到整个电影进程之中，一定要让观众参与到意义的构建过程之中。
最后，《恐怖直播》究竟颠覆了什么？
导演运用类型电影元素，颠覆了类型电影。
导演将不同的媒介表达方式融合在一起，最终又颠覆了媒介本身。
但是我更愿意从别的层面来唠叨两句。
1）神话被讲述的年代。
意识形态电影研究里有一句话是：重要的不是电影讲述的年代，而是电影被讲述的年代。
比如，同样拍解放战争，对比分析五六十年代的电影和《建国大业》，两者不同的视听、叙事、市场策略就理所当然地会反映出来我们所在的时代的一些很微妙的东西。
即使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去欣赏四十年代的好莱坞强盗片，乐趣也会大打折扣。
毫无疑问，《恐怖直播》有一些特别的东西。我感兴趣的是，究竟是什么特别的东西顺应了这个时代的脉搏？
2）拼拼凑凑后现代。
我不敢肯定地说我们已经步入后现代时代了。但是无疑的是，在电影生产中，很多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已经非常明显了。
提到后现代主义，大概会说到这么些特征：融合、拼接、扁平化、去中心、反权威。
不同于现代主义追求的深度和哲思，后现代主义导向的是一种暧昧、多意、无深度的文本。
事实上，好莱坞电影的类型融合趋势就被看作是一种后现代表征。只不过，人家的类型融合都发展了几十年了，说起来一点儿也不新鲜了。
举个就近的例子：《精灵旅馆》。形式是动画片。骨子里是个俗套到几乎让人倒胃口的成长故事。杂糅进恐怖元素、喜剧元素、歌舞元素一锅乱炖，居然还让人乍眼看过去觉得新鲜惊喜。
除了融合拼接以外，对传统恐怖片也算是某一种颠覆。虽然只是借用了一些经典恐怖片人物，但是你依旧可以把它看成是一部反恐怖片。
3）《恐怖直播》拼凑融合了什么？
有人说《恐怖直播》是一部典型的类型片。
但事实上，《恐怖直播》不仅不是一部“典型的”类型片，它甚至是一部反类型的类型片。
这部电影是什么类型呢？灾难片。讲恐怖袭击的灾难片。
可是，导演完全绕过了灾难片最重要的灾难场面、救援场面，将这两点从侧面表现。可以说，这是一部灾难缺席的灾难片。
媒介即意义。艺术家选择什么样的媒介进行表意创作，本身就会对最终的表意结果产生很大的影响。
金秉祐借用了灾难片这个类型外壳，进行了一次反灾难片、颠覆灾难片的表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灾难片作为类型媒介，本身就是有意义的。
但是，如果说《恐怖直播》只是停留在这种好莱坞融合类型、反类型的层面上的话，就太低估金秉祐的野心了。
这部电影，最让我感到惊喜的是，它玩儿的不是类型，而是媒介。
最靠近电影的两个兄弟媒介是戏剧和电视。戏剧是哥哥，电视是弟弟。三者之间各有异同。
《恐怖直播》作为一部电影，同时将戏剧和电视作为媒介融合进它的表意过程。
戏剧的层面可能表现得不是那么明显。但是我觉得可以说这是史上最适合、最容易被改编成戏剧的灾难电影。
在先锋戏剧层出不穷的今天，《恐怖直播》作为一个可以玩儿时间玩儿空间的电影作品，竟然这么严格地死守古典戏剧三一律。
整个故事发生在一天之内、一个场景之内、服从一个主题。甚至连几乎大部分戏剧性动作都高度集中在河正宇一个人身上。
这么做的结果，当然是故事本身被讲得很紧凑、很好看。
同时，戏剧作为一种媒介，也不可避免地渗透进电影的表意过程。
电视的层面非常明显。整个电影的进程就是一个电视节目的直播过程。
当然，从技术层面，这么做解决了很多叙事和表达的问题。在严守三一律的情况之下，来自外部空间的电话和采访分别从听觉和视觉两方面承担了推进情节进展的功能。
最重要的是，通过这种设计，观众本身不再是被动接受电影故事的人了。观众也被整合进入整个电影的叙述过程。电视直播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带来强烈的临场感和互动参与。那么在观看着这整个“直播过程”的我们，我们的所思所想、我们的反应，虽然不能反馈给银幕上的河正宇，但是在我们对整个电影的意义进行构建和解读的时候，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不再是电影故事的观者，而是参与者。
同时将戏剧、电影、电视三种媒介糅合在一部一百分钟的作品里，让这个电影拥有了三个极为相异的层次。
这三个层次构建、杂糅在一起，让整个电影成为了一个极为丰富、暧昧、多意的文本。
它看起来很清晰，导演要表达的一切你都看得一清二楚。但同时，它背后似乎又隐藏着很多很多看不那么清楚的东西。
我相信这个题主会问这个问题的原因。
这虽然不是什么革命性的手法，但足以让人说：真牛逼！
不过这就是全部了吗？当然不是。
4）《恐怖直播》颠覆了什么？
是，我们前面说过，这部电影用类型反了类型，用媒介融合了媒介。
但是，形式始终要为内容服务。从内容和主体上讲，这部电影“反”了什么？究竟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讲述？
不需要什么解读，每个人都能看出来，《恐怖直播》是有对政府的批判倾向的。但是你仔细想想，对政府又究竟批判了些什么？好像又没有什么。
电影中那个韩国政府面对“恐怖分子”所做的选择，甚至不能说是错的。
引起一切的那场修桥的事故，也语焉不详，没有被导演过分纠缠追问。
在这里要提一下的是，我们所在的社会里，政治权力是和媒体权力紧紧地绑在一起的。
即使是国情如此不同的天朝和美帝，在这一点上却好像差别不大。
在《恐怖直播》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的地方。
一是，作为极有声誉的新闻主播尹英华，是被政府收买，最后又被政府决定灭口的。
二是，在电影的前八十分钟里，两个关键人物始终是“缺席”的。“恐怖分子”只有声音出现，他是没有形象的。而被提到数次的关键人物总统，更是连声音都没有出席。而最后，总统终于出现在电视上，面对公众讲话，他的形象依然是被遮蔽的。我们看不到他的脸。而作为“恐怖分子”的男生，最后却以一个弱势的、鲜活的、人的形象出现。
那么，也就是说，在导演金秉祐的观点里，不仅是政治权力与媒体权力紧紧勾结，甚至连政治形象都是被媒体塑造的。是虚幻的、不存在的。
当鲜活的人，要面对和反抗这样不存在的权力形象的时候，悲剧是必然的。
更进一步，媒体表面上是代表了最广大民众的利益，对政府起到监督作用。这是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希望并且相信媒体所拥有的权利和义务。
在影片的一开始，尹英华邀请民众一起探讨政府不公正的赋税制度。这个媒体是我们想象中愿意相信的那个形象。
但是到了影片结尾，我们发现，不仅那个政府的形象是被虚构的，甚至连开场时的那个媒体的形象都是被虚构的。
所以，不仅政治权力与媒体权力紧紧相连，媒体权力根本就是应该被颠覆和反抗的一部分。
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永远面对镜头的主播尹英华终于第一次双眼直视着镜头。也就是终于开始直面作为观众、作为民众的你和我。
他从一个被虚构的媒介形象回归成为一个自然的人。
这算是一个悲剧结局的喜剧意象吧。
至此，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导演金秉祐要选择这种媒介融合的方式叙述整个故事；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导演一定要坚持让观众直接参与到整个电影进程之中，一定要让观众参与到意义的构建过程之中。
最后，《恐怖直播》究竟颠覆了什么？
导演运用类型电影元素，颠覆了类型电影。
导演将不同的媒介表达方式融合在一起，最终又颠覆了媒介本身。
#读书笔记##孤独小说家##孤独小说家-石田衣良[图书]#周末的美好时光，有书的陪伴。《孤独小说家》是一部可以汲取力量的书，耕平出道十年，寂寂无闻，图书从来没有加印，作品经历了入围直木奖的大起大落，妻子死于3年前的交通事故，但是，关于那场“事故”深深困扰着他…身边的朋友，岳母，儿子一直鼓励他～在最黑暗，最无助，最绝望的时候，他仍坚持笔耕不辍，坚守梦想！只要你再站起来一次，梦想正向你靠近… https://t.cn/R2Wxa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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