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创下韩国独立电影最高观影人次纪录的纪录片《牛铃之声》导演李忠烈时隔八年推出新作《蝉鸣》[照相机]。影片聚焦韩国无形文化遗产“多侍乐”，讲述了全罗南道珍岛上的“多侍乐”表演者们身上发生的故事。“多侍乐”发源于全罗南道珍岛，指的是出丧前一天晚上在丧者家中进行的表达哀伤、给予生者抚慰的歌舞活动。影片受邀奥斯丁电影节，预计明年上映[思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诚信】
诚信：公民道德的基石
诚实守信是人类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优良道德品质。诚信既是个人道德的基石，又是社会正常运行不可或缺的条件。诚信缺失的个人将失去他人的认可，诚信缺失的社会将失去人与人之间正常关系的支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加强公民的诚信品质。
1、诚信的内涵
诚信就其内涵而言，包括诚和信两方面；这两方面既有所区别，又可以互训使用。
“诚”的内容又包括两方面：一是真实，二为诚恳。真实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本来就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客观事物给人的声、光、热等刺激，二是主体对这些刺激的加工和整理。由于主体对客观事物进行了加工整理，而作为此整理基础的人的实践又受到历史条件等的制约，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之间有所差距，是难以避免的。但真实要求忠于自己现阶段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而不因为什么原因，特别是因为自己的利益而去有意的歪曲它。诚恳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自己主观意图的本来面貌。人对自己的主观意图，一般有着准确的把握，但直接表达这些主观意图，可能要付出代价。但诚恳要求忠于自己，而不是由于畏惧代价而去歪曲自己。真实与诚恳结合起来，就构成了“诚”的基本内容。”信“字由人字旁加一个言字组成，指的是人说话要算数，对自己的承诺负责，要言而有复，诺而有行。在古代，信一开始指的是在祭祀时人对神灵所说的话；由于古人认为神灵支配着自然并统治着自己，因此这些祭祀的话对他们来说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必须要遵守。后来，这种意义扩展开来，不再是对神说的话要算数，而是所有的话都要算数了，言必信，行必果。诚与信有所区别：诚讲的是不能歪曲主观和客观的实际状况，更强调静态的真实；信讲的是不能违背自己的诺言，更强调动态的坚守。更深一层的，诚是一种内在的德性与修为，而信则是一种外在的确认与表达。但二者之间的联系又是一目了然的：静态的真实是动态坚守的基础，动态坚守也是静态真实的结果；内在的德性与修为会通过外在的言行加以确认，而外在的言行没有内在的涵养作为基础那也是难以持久的。正基于此，诚信经常互训连用：一方面，用诚来解释信，用信来解释诚，“诚，信也，从言从声”，“信，诚也，从人从言”；另一方面，诚信结合在一起，表示诚实无欺、恪守信用之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诚信的内涵是有条件的，而不是绝对的；它需要由更高、更重要的价值来引领和统率。当诚信的要求与更高、更重要的价值相冲突时，诚信需要服从那些更高、更重要的价值。例如当诚信与爱国相冲突时，诚信就应该服从爱国。如果侵略者向公民索要事关民族利益的机密时，如果公民在这种情境中讲求诚信，那无疑是非常愚蠢的，因为这样的诚信会伤害国家利益。如果这时能够隐瞒或者骗过敌人，那就非常机智了；如果不能够隐瞒，则大义凛然地拒绝敌人，乃至舍身成仁，那就更是民族英雄了。
2、为什么要诚信
诚信是各个文明都加以珍视的基本价值，而中华民族更是把诚信作为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特点之一，认为人无信不立。西方社会步入近现代之后，由于市场经济履行契约的基本要求，开始把诚信作为最重要的个人品质加以强调。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之后，契约精神所要求的诚信维度也愈发被凸显出来。可见，中国公民的诚信品质基于两种互相融合的传统，一是中国文化中内诚外信的传统，二是市场文化中契约之信的传统。
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个基本区别，就是中国人没有宗教传统，而西方人却无法想象如何在没有神的条件下设计自己的生活意义。中国人将自己的意义不是归结于上帝，而是归结于自己的家庭和种族，用近乎无限的血缘和民族的延续，以及与之相应的文明传承来彰显自己有限生命的价值所在。但家庭和种族又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自然和天道。于是，忠实于天地，顺应于自然，便成了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价值支撑之一。而正是这种价值支撑，将“诚”的品性植入了中国人的生命意义。《礼记》讲“诚者，天之道也”，以及朱熹注解的“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都是沿着这个逻辑来解释诚对于人的价值。因此，“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不是由于类似契约之信那样的外在原因进入了伦理系统，而是由于人的价值需要而内化于人性本原。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天地万物皆有其道，不为人力所变，而人作为自然的产物，也应该保存天道自然的这一特征，从而将外在的自然特征转化为了内在的德性品质。如果说在西方文化中，人无诚信还只是没有道德的话，那么在中国文化中，丧失诚信就在理论上被剥夺了做人的资格。这是相信上帝造人的基督教文明逻辑所难以企及的。既然诚是人的基本特征和内化了的德性，诚就必然要通过人的言行表现出来，并成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这就是信；反过来，一个人是否可信，也就成了他是否诚的判断依据与标准。如果一个人是诚的，那么他必然也是信的；反过来，一个人是信的，他必然也是诚的。孔子沿着这个思路，就得到了“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的结论。这种内诚外信并达到诚信统一的传统，向我们提示了诚信对于一个人的内在价值。只有诚信，一个人才获得了顺应自然的真诚无妄的德性，才获得了与天地一致的安宁，才获得了身心内外契合的统一。这便是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一个传统，即内诚外信的传统。
近代成为经济生活普遍组织方式的市场本质上基于契约，这又形成了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二个传统，即契约之信的传统。契约基于合同，它的前提有二：一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独立，二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就人与人之间互相独立而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并将与他人的交往视为自己收益最大化的手段，他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将其它人的福利考虑进自己的选择之内。就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而言，这些将自己与其它人区别开来的人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恰恰是因为他们不是通过血缘宗法关系，而是通过商品交换关系来满足自己的一切物质需求。这个认为自己独立于社会的人，实际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的个人都更加依赖社会，从而依赖其它人。一方面，公民把自己的利益看作与其它人对立的，排斥其它人来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公民在现实中是相互依赖的，他们只有在交换合作中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利益。调节这种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赖的办法，就只能是预先规定各自的权利与义务，通过彼此约束的方式来限制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冲动，签订契约。但签订契约并不能够保证双方都履行契约，因为既然假设双方都是自私的人，就必须考虑他们机会主义地逃避契约义务的可能性。只要契约一方发现逃避契约的履行能够带来比信守承诺更大的利益，他就总面临诱惑。这个时候，人们发现仅仅契约本身并无法解决自利人的相互依赖的问题，而必须引入诚信的道德维度，市场经济的运转才真正可能是平滑的。换而言之，如果没有诚信，公民生活于其中的市场经济就会陷入不可克服的混乱。正是这种必不可少的契约之信，与传统文化中的内诚外信一起，构成了今天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两种原因。
3、诚信品质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今日中国公民诚信品质的现状，可谓喜忧参半。既有很多诚实守信的楷模，也有不少无信无义的败类。前者的典型如兄债弟偿的“信义兄弟”，后者的典型则有臭名昭著的“三鹿”奶粉。普通公民中的情况也大体相似，有人一诺千金，有人言而无信。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都会出现时而诚信、时而失信的情况。这种现状表明，我国公民诚信品质仍然有提高的空间，需要找到问题所在并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公民诚信问题时有发生，问题出在两方面。一方面，功利主义的兴起与传统道德的失落造成了人们不再把诚信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安身立命之本，人们内心支撑结构的变化造成了诚信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契约体系不仅仅是道德要求，还是一种制度建构，而目前后者在我国尚不完善，给了违约之徒以可乘之机。
诚信问题，在中国古代主要是通过人的道德修养来解决的。作为安身立命基础的诚信，是君子生活方式的特征之一。这种诚信不需要额外的制度加以保障，也不需要专门的惩罚来加以规训；人内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和生命意义的寄托，是其最好的保证。这种价值意义体系，是与前市场社会的伦理秩序相一致的。但随着世界史发展到近现代史，封闭的小农经济为开放的市场经济所取代，个人利益的合法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公民的内心之中，便会出现理性计算与道德压力的僵持。这种僵持在古代社会是不成为问题的，因为“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正是因为他不能见利忘义。但在现代，公民的价值体系中利益的地位被抬高了，道德压力的强调减少了，终于形成了二者的僵持。当利益的算计压倒道德考虑的时候，人便表现不出诚信精神；只有道德考虑超过利益算计的时候，公民才能够表现出诚信品质来。也就是说，在功利主义与传统道德并驾齐驱的时候，在利益算计与德性思考等量齐观的时候，公民并不能保证总是表现出诚信品质来。这便是当今诚信问题时有出现却又不至于泛滥成灾的第一个原因所在。针对这一症结，没有其它办法，只能是加强宣传和教育，在增加诚信的舆论气氛的同时，适当地减少对市场经济功利主义的强调，以改变公民头脑中僵持二者的力量对比，让诚信能够稳定地战胜功利，从而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水平。
实际上，发达的市场体系也已经找到了解决自己诚信问题的方向。在传统道德受到功利主义冲击更严重的西方各国，曾经面临比今天中国更加严重的诚信危机。商品经济越是发达，人越是表现为独立的个体，他与其他人的相互依赖就更加明显，契约就越是必要。更多的契约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主义的温床。当契约的缔结者反复面对违约所带来的利益诱惑时，自然会有更多的人选择抛弃诚信。当这种行为上的短期化成为常态时，市场也就面临崩溃的风险。为了重建诚信，进而保证契约的履行和市场的平滑化，从个人主义的视角看来，真正的出路就在于让违约成本远远超过违约收益。当个人面对的理性计算的结果改变时，他的行为也就自然而然地改变了。具体的做法，是建立广泛的信用记录，而让留下不良信用记录的人在下次进入契约时面临更高的门槛和成本。比如说，让曾经没有按时还贷款的人的名单在所有银行之间共享，使其再次贷款时或者被拒绝，或者面临更高的利率。当个人意识到违约的风险很大而且长期化时，他就会改变自己对违约成本的判断，进而做出诚信的选择。在今日中国，已经有了市场化的功利主义来诱惑人们放弃诚信，却还没有制度化的惩罚机制来引导人们回归诚信，自然造成了有些公民义利不分的错误。虽然，因为惩罚机制总是少于和落后于人们订立契约的场合，西方的这一思路和实践并不能完全解决诚信问题，但是他们行之有效的制度化方式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相信在诚信记录制度建立建全之后，诚信问题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
一方面加强对公民的教育，从主观上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给予国人的道德感，另一方面建立对公民的制度化的引导，从客观上改变中国公民面临的利益选择。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能够基本解决中国公民当前面临的诚信问题。
诚信：公民道德的基石
诚实守信是人类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优良道德品质。诚信既是个人道德的基石，又是社会正常运行不可或缺的条件。诚信缺失的个人将失去他人的认可，诚信缺失的社会将失去人与人之间正常关系的支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加强公民的诚信品质。
1、诚信的内涵
诚信就其内涵而言，包括诚和信两方面；这两方面既有所区别，又可以互训使用。
“诚”的内容又包括两方面：一是真实，二为诚恳。真实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本来就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客观事物给人的声、光、热等刺激，二是主体对这些刺激的加工和整理。由于主体对客观事物进行了加工整理，而作为此整理基础的人的实践又受到历史条件等的制约，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之间有所差距，是难以避免的。但真实要求忠于自己现阶段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而不因为什么原因，特别是因为自己的利益而去有意的歪曲它。诚恳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自己主观意图的本来面貌。人对自己的主观意图，一般有着准确的把握，但直接表达这些主观意图，可能要付出代价。但诚恳要求忠于自己，而不是由于畏惧代价而去歪曲自己。真实与诚恳结合起来，就构成了“诚”的基本内容。”信“字由人字旁加一个言字组成，指的是人说话要算数，对自己的承诺负责，要言而有复，诺而有行。在古代，信一开始指的是在祭祀时人对神灵所说的话；由于古人认为神灵支配着自然并统治着自己，因此这些祭祀的话对他们来说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必须要遵守。后来，这种意义扩展开来，不再是对神说的话要算数，而是所有的话都要算数了，言必信，行必果。诚与信有所区别：诚讲的是不能歪曲主观和客观的实际状况，更强调静态的真实；信讲的是不能违背自己的诺言，更强调动态的坚守。更深一层的，诚是一种内在的德性与修为，而信则是一种外在的确认与表达。但二者之间的联系又是一目了然的：静态的真实是动态坚守的基础，动态坚守也是静态真实的结果；内在的德性与修为会通过外在的言行加以确认，而外在的言行没有内在的涵养作为基础那也是难以持久的。正基于此，诚信经常互训连用：一方面，用诚来解释信，用信来解释诚，“诚，信也，从言从声”，“信，诚也，从人从言”；另一方面，诚信结合在一起，表示诚实无欺、恪守信用之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诚信的内涵是有条件的，而不是绝对的；它需要由更高、更重要的价值来引领和统率。当诚信的要求与更高、更重要的价值相冲突时，诚信需要服从那些更高、更重要的价值。例如当诚信与爱国相冲突时，诚信就应该服从爱国。如果侵略者向公民索要事关民族利益的机密时，如果公民在这种情境中讲求诚信，那无疑是非常愚蠢的，因为这样的诚信会伤害国家利益。如果这时能够隐瞒或者骗过敌人，那就非常机智了；如果不能够隐瞒，则大义凛然地拒绝敌人，乃至舍身成仁，那就更是民族英雄了。
2、为什么要诚信
诚信是各个文明都加以珍视的基本价值，而中华民族更是把诚信作为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特点之一，认为人无信不立。西方社会步入近现代之后，由于市场经济履行契约的基本要求，开始把诚信作为最重要的个人品质加以强调。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之后，契约精神所要求的诚信维度也愈发被凸显出来。可见，中国公民的诚信品质基于两种互相融合的传统，一是中国文化中内诚外信的传统，二是市场文化中契约之信的传统。
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个基本区别，就是中国人没有宗教传统，而西方人却无法想象如何在没有神的条件下设计自己的生活意义。中国人将自己的意义不是归结于上帝，而是归结于自己的家庭和种族，用近乎无限的血缘和民族的延续，以及与之相应的文明传承来彰显自己有限生命的价值所在。但家庭和种族又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自然和天道。于是，忠实于天地，顺应于自然，便成了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价值支撑之一。而正是这种价值支撑，将“诚”的品性植入了中国人的生命意义。《礼记》讲“诚者，天之道也”，以及朱熹注解的“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都是沿着这个逻辑来解释诚对于人的价值。因此，“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不是由于类似契约之信那样的外在原因进入了伦理系统，而是由于人的价值需要而内化于人性本原。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天地万物皆有其道，不为人力所变，而人作为自然的产物，也应该保存天道自然的这一特征，从而将外在的自然特征转化为了内在的德性品质。如果说在西方文化中，人无诚信还只是没有道德的话，那么在中国文化中，丧失诚信就在理论上被剥夺了做人的资格。这是相信上帝造人的基督教文明逻辑所难以企及的。既然诚是人的基本特征和内化了的德性，诚就必然要通过人的言行表现出来，并成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这就是信；反过来，一个人是否可信，也就成了他是否诚的判断依据与标准。如果一个人是诚的，那么他必然也是信的；反过来，一个人是信的，他必然也是诚的。孔子沿着这个思路，就得到了“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的结论。这种内诚外信并达到诚信统一的传统，向我们提示了诚信对于一个人的内在价值。只有诚信，一个人才获得了顺应自然的真诚无妄的德性，才获得了与天地一致的安宁，才获得了身心内外契合的统一。这便是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一个传统，即内诚外信的传统。
近代成为经济生活普遍组织方式的市场本质上基于契约，这又形成了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二个传统，即契约之信的传统。契约基于合同，它的前提有二：一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独立，二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就人与人之间互相独立而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并将与他人的交往视为自己收益最大化的手段，他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将其它人的福利考虑进自己的选择之内。就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而言，这些将自己与其它人区别开来的人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恰恰是因为他们不是通过血缘宗法关系，而是通过商品交换关系来满足自己的一切物质需求。这个认为自己独立于社会的人，实际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的个人都更加依赖社会，从而依赖其它人。一方面，公民把自己的利益看作与其它人对立的，排斥其它人来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公民在现实中是相互依赖的，他们只有在交换合作中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利益。调节这种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赖的办法，就只能是预先规定各自的权利与义务，通过彼此约束的方式来限制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冲动，签订契约。但签订契约并不能够保证双方都履行契约，因为既然假设双方都是自私的人，就必须考虑他们机会主义地逃避契约义务的可能性。只要契约一方发现逃避契约的履行能够带来比信守承诺更大的利益，他就总面临诱惑。这个时候，人们发现仅仅契约本身并无法解决自利人的相互依赖的问题，而必须引入诚信的道德维度，市场经济的运转才真正可能是平滑的。换而言之，如果没有诚信，公民生活于其中的市场经济就会陷入不可克服的混乱。正是这种必不可少的契约之信，与传统文化中的内诚外信一起，构成了今天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两种原因。
3、诚信品质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今日中国公民诚信品质的现状，可谓喜忧参半。既有很多诚实守信的楷模，也有不少无信无义的败类。前者的典型如兄债弟偿的“信义兄弟”，后者的典型则有臭名昭著的“三鹿”奶粉。普通公民中的情况也大体相似，有人一诺千金，有人言而无信。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都会出现时而诚信、时而失信的情况。这种现状表明，我国公民诚信品质仍然有提高的空间，需要找到问题所在并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公民诚信问题时有发生，问题出在两方面。一方面，功利主义的兴起与传统道德的失落造成了人们不再把诚信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安身立命之本，人们内心支撑结构的变化造成了诚信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契约体系不仅仅是道德要求，还是一种制度建构，而目前后者在我国尚不完善，给了违约之徒以可乘之机。
诚信问题，在中国古代主要是通过人的道德修养来解决的。作为安身立命基础的诚信，是君子生活方式的特征之一。这种诚信不需要额外的制度加以保障，也不需要专门的惩罚来加以规训；人内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和生命意义的寄托，是其最好的保证。这种价值意义体系，是与前市场社会的伦理秩序相一致的。但随着世界史发展到近现代史，封闭的小农经济为开放的市场经济所取代，个人利益的合法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公民的内心之中，便会出现理性计算与道德压力的僵持。这种僵持在古代社会是不成为问题的，因为“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正是因为他不能见利忘义。但在现代，公民的价值体系中利益的地位被抬高了，道德压力的强调减少了，终于形成了二者的僵持。当利益的算计压倒道德考虑的时候，人便表现不出诚信精神；只有道德考虑超过利益算计的时候，公民才能够表现出诚信品质来。也就是说，在功利主义与传统道德并驾齐驱的时候，在利益算计与德性思考等量齐观的时候，公民并不能保证总是表现出诚信品质来。这便是当今诚信问题时有出现却又不至于泛滥成灾的第一个原因所在。针对这一症结，没有其它办法，只能是加强宣传和教育，在增加诚信的舆论气氛的同时，适当地减少对市场经济功利主义的强调，以改变公民头脑中僵持二者的力量对比，让诚信能够稳定地战胜功利，从而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水平。
实际上，发达的市场体系也已经找到了解决自己诚信问题的方向。在传统道德受到功利主义冲击更严重的西方各国，曾经面临比今天中国更加严重的诚信危机。商品经济越是发达，人越是表现为独立的个体，他与其他人的相互依赖就更加明显，契约就越是必要。更多的契约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主义的温床。当契约的缔结者反复面对违约所带来的利益诱惑时，自然会有更多的人选择抛弃诚信。当这种行为上的短期化成为常态时，市场也就面临崩溃的风险。为了重建诚信，进而保证契约的履行和市场的平滑化，从个人主义的视角看来，真正的出路就在于让违约成本远远超过违约收益。当个人面对的理性计算的结果改变时，他的行为也就自然而然地改变了。具体的做法，是建立广泛的信用记录，而让留下不良信用记录的人在下次进入契约时面临更高的门槛和成本。比如说，让曾经没有按时还贷款的人的名单在所有银行之间共享，使其再次贷款时或者被拒绝，或者面临更高的利率。当个人意识到违约的风险很大而且长期化时，他就会改变自己对违约成本的判断，进而做出诚信的选择。在今日中国，已经有了市场化的功利主义来诱惑人们放弃诚信，却还没有制度化的惩罚机制来引导人们回归诚信，自然造成了有些公民义利不分的错误。虽然，因为惩罚机制总是少于和落后于人们订立契约的场合，西方的这一思路和实践并不能完全解决诚信问题，但是他们行之有效的制度化方式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相信在诚信记录制度建立建全之后，诚信问题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
一方面加强对公民的教育，从主观上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给予国人的道德感，另一方面建立对公民的制度化的引导，从客观上改变中国公民面临的利益选择。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能够基本解决中国公民当前面临的诚信问题。
【法律援助、心理咨询、社工助力……共建·联动·联调：九龙坡区拘留所让社会矛盾不出所】
重庆之声10月18日讯 “关就关嘛，反正出去了这个事情还没完！”日前被行政拘留的常某入所时很是不服气——对于重庆市九龙坡区拘留所的管教民警来说，这样的场景很常见，“人被拘留，其实社会矛盾并没有被化解，所以一旦拘留期满，出去后，如果矛盾还存在，甚至可能激化出现‘民转刑’。”因此，九龙坡区拘留所在工作中，高度重视被拘留人社会矛盾化解工作，在依法承担惩戒和教育被拘留人职能的同时，不断深化、拓展矛盾化解和教育转化工作，并积极对接职能部门、社会力量和资源，开展社会矛盾化解工作。
心理咨询+社工专业，助力被拘留人员帮教
上周，“红心聚力，微光成炬”重庆市九龙坡区拘留所社会化帮教暨矛盾化解项目共建合作仪式在九龙坡区拘留所启动。据悉，“红心聚力，微光成炬”拘留所社会化帮教暨矛盾化解项目是由九龙坡区公安分局、九龙坡区民政局主管，由重庆市华岩文教基金会、九龙坡区拘留所、九龙坡区心理咨询师协会共建合作执行，旨在通过心理学和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技能服务被拘留人员，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从而更好的融入社会和家庭。
“他们也是社会的一分子，也有家庭，也有牵挂，每个人都是生命的个体，我们以给予思想文化教育和心灵情感化为切入点，努力化解矛盾。”九龙坡区心理咨询师协会会长苏小林说道，希望通过开展此项目帮助被拘留人员以后能正常的融入生活和工作，以更好的姿态接纳自己，迎接新的生活。
心理疏导，效果看得到
心理咨询师进所开展帮教有没有效果？拘留所副所长向永强对此很有体会。他记得“舒心姐姐”（苏小林）今年初第一次来所开展“科学认知情绪转化”心理健康讲座时，拿出一摞卡片，请被拘留人员看着卡片上的图片进行描述，“从描述的内容可以判断一个人的心理健康程度。”当谢某描述卡片后，“舒心姐姐”皱起了眉头，“她的情绪很不好。”
向永强觉得，“专业的事果然要由专业的人做。”原来，谢某是吸毒人员，被拘留后，也不愿意跟管教民警吐露真心，只觉得她整个人很消沉，担心她可能做出什么过激行为。既然心理专家能一眼看出谢某的问题，那么疏导的任务也交给专业人士。经过“舒心姐姐”的耐心谈话，走出调解室的谢某明显变了一个人，她主动向管教民警说起了自己低落的原因，产后抑郁加上家庭矛盾，她误入歧途沾染了毒品。拘留所民警邓莹一直擅长与女性被拘留人员沟通，“接下来就交给我们吧，这样的情况我们见过不少，可要不是苏老师找出症结，我们管教民警也没有办法对症下药。”
中秋前后入所的陈某心理问题可能比谢某更严重。作为名牌大学毕业生，年轻的他却有暴露癖。学过心理学的邓莹试图开导他，希望了解他曾遭遇过什么，“我们希望知道他的遭遇，才能解开心结。”邓莹觉得，陈某学历高，在化解心结上恐怕比一般的被拘留人员有更开阔的视野，“你有没有看过心理医生或者是做过相关咨询？”果然，陈某回答自己尝试过，但效果不太明显。见陈某并不抗拒心理咨询，邓莹便一个电话，请来了心理咨询师协会的胡老师。
通过近一小时的沟通，邓莹看到，陈某平日心事重重的眼神里突然有了光。
听胡老师说，陈某在此之前也有家庭，可接连因为难以启齿的原因被拘留，自觉愧对家人的他，与妻子离婚。而从那时起，他背起了更重的思想包袱，本有心理疾病加上自责，他又选择用暴露来释放压力——如此，恶性循环。
胡老师的谈话卓有成效，陈某跟管教民警说，自己似乎有了一些信心，表示会在心理医生的帮助下尽快改掉自己的特殊癖好，然后回归家庭、回归社会。更让民警们欣喜的是，与陈某同监舍的另一名被拘留人员在看到陈某的变化后，也主动提出需要心理咨询。拘留所所长唐亮说，陈某本来有份体面的工作，听说干得也不错，如果因为心理疾病、一错再错毁了大好前程，实在是可惜，“在所拘留的时间很短暂，能通过我们自己的力量化解的矛盾总归有限，所以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构建社会化矛盾化解大格局
唐亮口中的全社会共同参与，当然不只限于心理咨询项目。
在这一年来，九龙坡区拘留所践行“枫桥经验”，坚持源头治理,主动融入社会“大调解”体系,积极开展共建共治共享，创新建立1235矛盾化解工作法，建立一个矛盾化解工作室即“相信”工作室，抓好二大基础“法律+心理”，发挥区法律援助中心普法宣传矛盾调解和区心理咨询师协会心理疏导情绪调节和作用，联动区法院执行局、律师事务所、社会组织三大平台开展矛盾化解和社会化帮教，运用谈、教、引、化、帮五种方法全力化解社会矛盾，努力实现“矛盾不出拘留所，服务稳定不缺位”的目标。
民警介绍，这些社会矛盾的化解无外乎两个方面，法律与心理，法律常识淡薄导致不能理解相关法律规定，冲动、压力、感到不公等心理状态则让他们久久无法平复、解不开心结。而这些问题，正是九龙坡区拘留所引入的社会资源可以解决的——法律援助中心每月定期派驻律师到所开展宣讲并参与调解；法院执行局则会参与到司法拘留方面的调解；心理咨询师每月2次到所开展主题疏导活动，并按被拘留人员的需求开展一对一的咨询；社会组织、社区、被拘留人员家人也积极参与到化解中……今年以来，通过社会化矛盾化解帮教工作，已成功化解了近百起社会矛盾，效果斐然。
九龙坡区拘留所通过建立共建联动联调模式，充分引进社会力量和资源，形成“政府部门主导、相关单位和社会组织联动，社会志愿者和专业社工等社会力量参与”的矛盾化解和教育工作社会化格局，邀请专业人员加入拘留所矛盾化解工作发挥其专业优势，让被拘留人员更清楚的意识到自己行为的违法性，并且提供合法合理的救济途径作为参考，让其出所后能以积极的心态重新投入工作生活、合法维权，将疙瘩真正解开在拘留所内。
重庆之声记者康桥
重庆之声10月18日讯 “关就关嘛，反正出去了这个事情还没完！”日前被行政拘留的常某入所时很是不服气——对于重庆市九龙坡区拘留所的管教民警来说，这样的场景很常见，“人被拘留，其实社会矛盾并没有被化解，所以一旦拘留期满，出去后，如果矛盾还存在，甚至可能激化出现‘民转刑’。”因此，九龙坡区拘留所在工作中，高度重视被拘留人社会矛盾化解工作，在依法承担惩戒和教育被拘留人职能的同时，不断深化、拓展矛盾化解和教育转化工作，并积极对接职能部门、社会力量和资源，开展社会矛盾化解工作。
心理咨询+社工专业，助力被拘留人员帮教
上周，“红心聚力，微光成炬”重庆市九龙坡区拘留所社会化帮教暨矛盾化解项目共建合作仪式在九龙坡区拘留所启动。据悉，“红心聚力，微光成炬”拘留所社会化帮教暨矛盾化解项目是由九龙坡区公安分局、九龙坡区民政局主管，由重庆市华岩文教基金会、九龙坡区拘留所、九龙坡区心理咨询师协会共建合作执行，旨在通过心理学和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技能服务被拘留人员，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从而更好的融入社会和家庭。
“他们也是社会的一分子，也有家庭，也有牵挂，每个人都是生命的个体，我们以给予思想文化教育和心灵情感化为切入点，努力化解矛盾。”九龙坡区心理咨询师协会会长苏小林说道，希望通过开展此项目帮助被拘留人员以后能正常的融入生活和工作，以更好的姿态接纳自己，迎接新的生活。
心理疏导，效果看得到
心理咨询师进所开展帮教有没有效果？拘留所副所长向永强对此很有体会。他记得“舒心姐姐”（苏小林）今年初第一次来所开展“科学认知情绪转化”心理健康讲座时，拿出一摞卡片，请被拘留人员看着卡片上的图片进行描述，“从描述的内容可以判断一个人的心理健康程度。”当谢某描述卡片后，“舒心姐姐”皱起了眉头，“她的情绪很不好。”
向永强觉得，“专业的事果然要由专业的人做。”原来，谢某是吸毒人员，被拘留后，也不愿意跟管教民警吐露真心，只觉得她整个人很消沉，担心她可能做出什么过激行为。既然心理专家能一眼看出谢某的问题，那么疏导的任务也交给专业人士。经过“舒心姐姐”的耐心谈话，走出调解室的谢某明显变了一个人，她主动向管教民警说起了自己低落的原因，产后抑郁加上家庭矛盾，她误入歧途沾染了毒品。拘留所民警邓莹一直擅长与女性被拘留人员沟通，“接下来就交给我们吧，这样的情况我们见过不少，可要不是苏老师找出症结，我们管教民警也没有办法对症下药。”
中秋前后入所的陈某心理问题可能比谢某更严重。作为名牌大学毕业生，年轻的他却有暴露癖。学过心理学的邓莹试图开导他，希望了解他曾遭遇过什么，“我们希望知道他的遭遇，才能解开心结。”邓莹觉得，陈某学历高，在化解心结上恐怕比一般的被拘留人员有更开阔的视野，“你有没有看过心理医生或者是做过相关咨询？”果然，陈某回答自己尝试过，但效果不太明显。见陈某并不抗拒心理咨询，邓莹便一个电话，请来了心理咨询师协会的胡老师。
通过近一小时的沟通，邓莹看到，陈某平日心事重重的眼神里突然有了光。
听胡老师说，陈某在此之前也有家庭，可接连因为难以启齿的原因被拘留，自觉愧对家人的他，与妻子离婚。而从那时起，他背起了更重的思想包袱，本有心理疾病加上自责，他又选择用暴露来释放压力——如此，恶性循环。
胡老师的谈话卓有成效，陈某跟管教民警说，自己似乎有了一些信心，表示会在心理医生的帮助下尽快改掉自己的特殊癖好，然后回归家庭、回归社会。更让民警们欣喜的是，与陈某同监舍的另一名被拘留人员在看到陈某的变化后，也主动提出需要心理咨询。拘留所所长唐亮说，陈某本来有份体面的工作，听说干得也不错，如果因为心理疾病、一错再错毁了大好前程，实在是可惜，“在所拘留的时间很短暂，能通过我们自己的力量化解的矛盾总归有限，所以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构建社会化矛盾化解大格局
唐亮口中的全社会共同参与，当然不只限于心理咨询项目。
在这一年来，九龙坡区拘留所践行“枫桥经验”，坚持源头治理,主动融入社会“大调解”体系,积极开展共建共治共享，创新建立1235矛盾化解工作法，建立一个矛盾化解工作室即“相信”工作室，抓好二大基础“法律+心理”，发挥区法律援助中心普法宣传矛盾调解和区心理咨询师协会心理疏导情绪调节和作用，联动区法院执行局、律师事务所、社会组织三大平台开展矛盾化解和社会化帮教，运用谈、教、引、化、帮五种方法全力化解社会矛盾，努力实现“矛盾不出拘留所，服务稳定不缺位”的目标。
民警介绍，这些社会矛盾的化解无外乎两个方面，法律与心理，法律常识淡薄导致不能理解相关法律规定，冲动、压力、感到不公等心理状态则让他们久久无法平复、解不开心结。而这些问题，正是九龙坡区拘留所引入的社会资源可以解决的——法律援助中心每月定期派驻律师到所开展宣讲并参与调解；法院执行局则会参与到司法拘留方面的调解；心理咨询师每月2次到所开展主题疏导活动，并按被拘留人员的需求开展一对一的咨询；社会组织、社区、被拘留人员家人也积极参与到化解中……今年以来，通过社会化矛盾化解帮教工作，已成功化解了近百起社会矛盾，效果斐然。
九龙坡区拘留所通过建立共建联动联调模式，充分引进社会力量和资源，形成“政府部门主导、相关单位和社会组织联动，社会志愿者和专业社工等社会力量参与”的矛盾化解和教育工作社会化格局，邀请专业人员加入拘留所矛盾化解工作发挥其专业优势，让被拘留人员更清楚的意识到自己行为的违法性，并且提供合法合理的救济途径作为参考，让其出所后能以积极的心态重新投入工作生活、合法维权，将疙瘩真正解开在拘留所内。
重庆之声记者康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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