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和莫愁同学小聚了一顿 寻思着不能浪费带了天的拖鞋(对哦要表扬我们胖宝 每一天都提着muji的麻袋给我妆拖鞋和三脚架还有拍立得)
吃完饭就去栈桥的海边啦 我俩像个大傻子走到人家挖贝壳的区域 还老兴奋了谁知道踩了一腿的黑泥巴 大无语 走到前面才知道海浪在这啊[泪][泪][泪]
太舒服啦要是以后有钱了一定要在海边买套小房子 休假就过来看海!
俩人一脚沙子 蹬蹬蹬的散步回民宿啦~好惬意[打call]

【#抗美援朝老兵回忆啃不动土豆用牙刮# :战场上食物不足时只能吃土豆和雪】没有国,哪有家?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71周年,伴随着电影《长津湖》在国庆期间的热映,大河报记者再次把镜头对准这群“最可爱的人”。

驻马店两位老兵邹玉振、袁国章回国退伍后各自忙于各自的生活,如今生活平静。邹玉振身体相对比较健康,夫妻均在家养老,由儿子照顾,老兵自己也养了一群“扁嘴”(鸭子),平时也会帮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干些轻松的活,偶尔还会有些志愿者来看望,他总是忍不住给大家讲述曾经的烽火岁月。

2020年,记者就曾去采访过邹玉振和袁国章,两家相距不远,两位老兵不在同一个部队,没有一起打过仗,碰了面却用朝鲜语对起话来。说着说着,两位老兵的眼眶湿润了,互相拥抱着,久久不愿分开。今年随着《长津湖》的热映,记者再次与老兵们聊起了战斗岁月,电影里面美军飞机让志愿军吃了不少苦头,老兵们作为机炮连战士,他们经历的战场到底是什么样的?

大河报记者:你在朝鲜战场上吃过土豆没有?

邹玉振:吃过,吃土豆喝盐水,那时候咱们国家穷,在战场上不能像美国兵那样吃细米白面,还有啤酒、咖啡喝,咱们只能吃高梁面,供应不上就吃土豆吃雪,战争结束后回到国内才能吃饱肚子。

袁国章:吃过,(吃的时候得)再热热,粮食送不过去,冻土豆,啃也啃不动,用牙刮着吃,渴了,抓一把雪填嘴里。后期不吃冻土豆了,后方送去什么就吃什么。吃的什么多?国家那时候很穷,大米很少,有时候送去高粱米,高粱米吃的也不算很多。大河报记者:在雪地里埋伏过没有?

邹玉振:在雪地里趴过两天一夜,身体弱的冻死了,身体好的熬过来了。有冻伤的,有的人脚趾头都截了,有的腿都截了。

袁国章:经常在雪地里趴着,趴那里也不动,经常在战壕里一趴就是一天一夜,(打仗)谁敢动一下?

大河报记者:打落过美军敌机没?

邹玉振:打落过不少,在青双江大桥,打落过敌人的飞机,高炮也多,高射机枪也多。我们当时有20个高炮团,100个高炮营。

袁国章:我的部队打过,打过飞机,也用炮打下来过一架。

邹玉振:指挥战士打落美军飞机

我从小命苦,几岁时因家乡发洪水被冲走,后来被人收留才捡回一条命。

十几岁的时候参加国军,开始和日本鬼子打。日本鬼子投降之后,我投诚当了八路。

在1949年的时候,我跟着部队一路南下,有时候是后勤做饭,有时候是老百姓做饭,以米饭为主,我们步行到重庆,后来又过江,然后得到消息,朝鲜战争打起来了,我们部队又坐船三天到武汉休息了一阵子,期间我们在广播上听到领导人多次讲朝鲜战场的重要意义,美国虽然在打朝鲜,但是紧挨着朝鲜的就是我们中国,我们国家经不起折腾了,必须去支援朝鲜!

我们没休息多久又出发了,这次走了七天到东北凤凰山,然后又倒回来到沈阳歇脚,这一年我永远不会忘记,是1950年,我和我的战友们暗暗发誓,一定要守住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我们最终到了东北海城,休息了一个月,白天跟着部队训练,晚上住在老百姓家里,学习朝鲜战场的知识。直到1951年,我们开始坐车出发,这次上战场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活着回来,我让我的战友给我照了张相,寄到我养父养母家里,并且写了信告诉他们我的情况,让他们别再挂念我了。

1952年,我们到军事线待了大概两三个月,我当时所属的部队是十五军三十二师九十五团一营机炮连,负责防空,主要对付美国人的飞机,我们的武器是高射炮,带着耳机,看到飞机后,等排长下令,我们就开炮,不知道打落了多少架飞机。再后来我的部队去守下惠山打了一天一夜,战争极为惨烈,我们的排长受伤了,临时让班长顶替排长的位置。

当我当上排长职位那一刻,我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这个时候西南方向飞过来了美国兵的战斗机,我来不及学习了,赶紧去指挥,按照以前我的排长的指挥方式,对着对讲机喊道“西南五百,高度八百,放!”然后炮弹“嘟”“嘟”“嘟”“嘟”的发射了出去,目睹着这架飞机被打落,心中满满的成就感,当时激动地得我全身都在颤抖。

1953年,我们突然接到命令,两个小时以内,200里以内的重武器都得就位,要去守清川江大桥了。我们赶紧坐上汽车,前往清川江大桥,地图上都已经标好了位置,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后,天空的飞机扔下来了一个汽油桶炸弹,可把我们吓坏了,还好是个哑弹,我们的人赶紧上去把炸弹排除了,至今想起来也是一阵阵的后怕。我的部队都是高射机枪,攻击距离6里地,主要负责保护高射炮。在清川江大桥边上,我们打了7天7夜,打着打着,停战了,我们下了汽车换乘火车,去了师指挥所,守了两年的师指挥所。

虽然我是临时代理排长,但是把我的兵管理的还算可以,起码没有出意外,领导就认命我为12号指挥排长了。

袁国章:长相秀气的老乡战友在眼前牺牲

我被分配在18兵团62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然后我在榆次县学习了六七天的文化课和政治教育的知识,又跟着部队一起去解放西北,十一月的时候又去了四川,又从四川坐汽车到贵州,然后步行到长沙,到1950年的时候,我成为了文化教员。

1951年3月,我们这里听到了朝鲜战场的消息,同一时间我被调到了16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我跟随着我的部队从长沙坐火车到汉口,河北,吉林,一直到1951年年底我们到了普兰店,住在老百姓的家里,训练了四五个月,然后给我分配了步枪,被子,糯米,然后又坐火车。

一进朝鲜就是战场,那时候的条件苦啊,饱一顿饥一顿的,好在子弹分配的很多,成千成千的发,根本打不完,我们累了就挖个洞,在洞里休息,打一仗就换个地方在那待了多久,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一直到上甘岭的时候,组织让我当文化教员,从那之后,我从打美国兵的战士,变成了教文化课,教唱歌的文化教员,每天在各个部队里游走,给战士们做思想工作。教大家识字唱歌的时候,时不时的会有美国兵捣乱,一直没有机会完完整整的上完一堂课,我们还根据当时的情况,编了一些顺口溜:“小鬼子,美国兵,有三怕,一怕打野战,二怕拼刺刀,三怕手榴弹把他蹦!”这个顺口溜编完,我们都笑了,笑着笑着,我发现周围的战士们眼角都湿润了,美国兵这三怕,是我们多少个战士的经验啊,美国兵为啥会有这三怕,这是我们的战士擅长的,硬生生给他们打怕的,论装备,美国兵比我们精良,论条件,美国兵比我们好太多了,但是我们不能怕啊,我们不能退,我们的背后,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亲人!这来之不易的家园,刚把日本鬼子赶走,这又来了美国兵,我们必须寸土必争!

那时候的条件也很苦啊,美国的飞机在天空飞过去的时候,我们都猫在下方,大气不敢喘一下,唯恐被飞机看到,就是做饭,都不敢有太大的炊烟,唯恐暴露位置。我有个关系特别好的战士兄弟,他叫候顺章,也是我们河南的老乡,长得很秀气,放在现在,他的长相绝对是个大明星。那天我们正在山沟里休息,美国的飞机飞过来了,飞机下方紧跟着美国兵,候顺章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其妙的给我说枪声很好听,他听愣神了,竟然站了起来,被人家一枪打死了,那场战争很惨烈,我们惨胜,当战争结束的时候,我爬着后撤,边爬边拉着他往后走,等确定安全的时候,我忍不住的留下了眼泪,就地挖个坑给他埋了,没有墓碑,我只给他插了个树枝当他的墓碑,然后匆匆撤退,我一直到下了战场,也没有机会去给他扫扫墓,我甚至都忘了我把他埋在哪里了,至今我还在想,当时是什么枪声,我都没有听清楚,这个侯顺章竟然能听敌人的枪声入迷了。

1952年开始,战争没有那么激烈了,但是前线的小摩擦还是不断,听说中国一直在和美国谈,一直到1953年,我们才开始撤军。#洞见计划#(大河报记者 朱长振)

【#抗美援朝老兵回忆啃不动土豆用牙刮# :战场上食物不足时只能吃土豆和雪】没有国,哪有家?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71周年,伴随着电影《长津湖》在国庆期间的热映,大河报记者再次把镜头对准这群“最可爱的人”。

驻马店两位老兵邹玉振、袁国章回国退伍后各自忙于各自的生活,如今生活平静。邹玉振身体相对比较健康,夫妻均在家养老,由儿子照顾,老兵自己也养了一群“扁嘴”(鸭子),平时也会帮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干些轻松的活,偶尔还会有些志愿者来看望,他总是忍不住给大家讲述曾经的烽火岁月。

2020年,记者就曾去采访过邹玉振和袁国章,两家相距不远,两位老兵不在同一个部队,没有一起打过仗,碰了面却用朝鲜语对起话来。说着说着,两位老兵的眼眶湿润了,互相拥抱着,久久不愿分开。今年随着《长津湖》的热映,记者再次与老兵们聊起了战斗岁月,电影里面美军飞机让志愿军吃了不少苦头,老兵们作为机炮连战士,他们经历的战场到底是什么样的?

大河报记者:你在朝鲜战场上吃过土豆没有?

邹玉振:吃过,吃土豆喝盐水,那时候咱们国家穷,在战场上不能像美国兵那样吃细米白面,还有啤酒、咖啡喝,咱们只能吃高梁面,供应不上就吃土豆吃雪,战争结束后回到国内才能吃饱肚子。

袁国章:吃过,(吃的时候得)再热热,粮食送不过去,冻土豆,啃也啃不动,用牙刮着吃,渴了,抓一把雪填嘴里。后期不吃冻土豆了,后方送去什么就吃什么。吃的什么多?国家那时候很穷,大米很少,有时候送去高粱米,高粱米吃的也不算很多。大河报记者:在雪地里埋伏过没有?

邹玉振:在雪地里趴过两天一夜,身体弱的冻死了,身体好的熬过来了。有冻伤的,有的人脚趾头都截了,有的腿都截了。

袁国章:经常在雪地里趴着,趴那里也不动,经常在战壕里一趴就是一天一夜,(打仗)谁敢动一下?

大河报记者:打落过美军敌机没?

邹玉振:打落过不少,在青双江大桥,打落过敌人的飞机,高炮也多,高射机枪也多。我们当时有20个高炮团,100个高炮营。

袁国章:我的部队打过,打过飞机,也用炮打下来过一架。

邹玉振:指挥战士打落美军飞机

我从小命苦,几岁时因家乡发洪水被冲走,后来被人收留才捡回一条命。

十几岁的时候参加国军,开始和日本鬼子打。日本鬼子投降之后,我投诚当了八路。

在1949年的时候,我跟着部队一路南下,有时候是后勤做饭,有时候是老百姓做饭,以米饭为主,我们步行到重庆,后来又过江,然后得到消息,朝鲜战争打起来了,我们部队又坐船三天到武汉休息了一阵子,期间我们在广播上听到领导人多次讲朝鲜战场的重要意义,美国虽然在打朝鲜,但是紧挨着朝鲜的就是我们中国,我们国家经不起折腾了,必须去支援朝鲜!

我们没休息多久又出发了,这次走了七天到东北凤凰山,然后又倒回来到沈阳歇脚,这一年我永远不会忘记,是1950年,我和我的战友们暗暗发誓,一定要守住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我们最终到了东北海城,休息了一个月,白天跟着部队训练,晚上住在老百姓家里,学习朝鲜战场的知识。直到1951年,我们开始坐车出发,这次上战场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活着回来,我让我的战友给我照了张相,寄到我养父养母家里,并且写了信告诉他们我的情况,让他们别再挂念我了。

1952年,我们到军事线待了大概两三个月,我当时所属的部队是十五军三十二师九十五团一营机炮连,负责防空,主要对付美国人的飞机,我们的武器是高射炮,带着耳机,看到飞机后,等排长下令,我们就开炮,不知道打落了多少架飞机。再后来我的部队去守下惠山打了一天一夜,战争极为惨烈,我们的排长受伤了,临时让班长顶替排长的位置。

当我当上排长职位那一刻,我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这个时候西南方向飞过来了美国兵的战斗机,我来不及学习了,赶紧去指挥,按照以前我的排长的指挥方式,对着对讲机喊道“西南五百,高度八百,放!”然后炮弹“嘟”“嘟”“嘟”“嘟”的发射了出去,目睹着这架飞机被打落,心中满满的成就感,当时激动地得我全身都在颤抖。

1953年,我们突然接到命令,两个小时以内,200里以内的重武器都得就位,要去守清川江大桥了。我们赶紧坐上汽车,前往清川江大桥,地图上都已经标好了位置,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后,天空的飞机扔下来了一个汽油桶炸弹,可把我们吓坏了,还好是个哑弹,我们的人赶紧上去把炸弹排除了,至今想起来也是一阵阵的后怕。我的部队都是高射机枪,攻击距离6里地,主要负责保护高射炮。在清川江大桥边上,我们打了7天7夜,打着打着,停战了,我们下了汽车换乘火车,去了师指挥所,守了两年的师指挥所。

虽然我是临时代理排长,但是把我的兵管理的还算可以,起码没有出意外,领导就认命我为12号指挥排长了。

袁国章:长相秀气的老乡战友在眼前牺牲

我被分配在18兵团62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然后我在榆次县学习了六七天的文化课和政治教育的知识,又跟着部队一起去解放西北,十一月的时候又去了四川,又从四川坐汽车到贵州,然后步行到长沙,到1950年的时候,我成为了文化教员。

1951年3月,我们这里听到了朝鲜战场的消息,同一时间我被调到了16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我跟随着我的部队从长沙坐火车到汉口,河北,吉林,一直到1951年年底我们到了普兰店,住在老百姓的家里,训练了四五个月,然后给我分配了步枪,被子,糯米,然后又坐火车。

一进朝鲜就是战场,那时候的条件苦啊,饱一顿饥一顿的,好在子弹分配的很多,成千成千的发,根本打不完,我们累了就挖个洞,在洞里休息,打一仗就换个地方在那待了多久,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一直到上甘岭的时候,组织让我当文化教员,从那之后,我从打美国兵的战士,变成了教文化课,教唱歌的文化教员,每天在各个部队里游走,给战士们做思想工作。教大家识字唱歌的时候,时不时的会有美国兵捣乱,一直没有机会完完整整的上完一堂课,我们还根据当时的情况,编了一些顺口溜:“小鬼子,美国兵,有三怕,一怕打野战,二怕拼刺刀,三怕手榴弹把他蹦!”这个顺口溜编完,我们都笑了,笑着笑着,我发现周围的战士们眼角都湿润了,美国兵这三怕,是我们多少个战士的经验啊,美国兵为啥会有这三怕,这是我们的战士擅长的,硬生生给他们打怕的,论装备,美国兵比我们精良,论条件,美国兵比我们好太多了,但是我们不能怕啊,我们不能退,我们的背后,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亲人!这来之不易的家园,刚把日本鬼子赶走,这又来了美国兵,我们必须寸土必争!

那时候的条件也很苦啊,美国的飞机在天空飞过去的时候,我们都猫在下方,大气不敢喘一下,唯恐被飞机看到,就是做饭,都不敢有太大的炊烟,唯恐暴露位置。我有个关系特别好的战士兄弟,他叫候顺章,也是我们河南的老乡,长得很秀气,放在现在,他的长相绝对是个大明星。那天我们正在山沟里休息,美国的飞机飞过来了,飞机下方紧跟着美国兵,候顺章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其妙的给我说枪声很好听,他听愣神了,竟然站了起来,被人家一枪打死了,那场战争很惨烈,我们惨胜,当战争结束的时候,我爬着后撤,边爬边拉着他往后走,等确定安全的时候,我忍不住的留下了眼泪,就地挖个坑给他埋了,没有墓碑,我只给他插了个树枝当他的墓碑,然后匆匆撤退,我一直到下了战场,也没有机会去给他扫扫墓,我甚至都忘了我把他埋在哪里了,至今我还在想,当时是什么枪声,我都没有听清楚,这个侯顺章竟然能听敌人的枪声入迷了。

1952年开始,战争没有那么激烈了,但是前线的小摩擦还是不断,听说中国一直在和美国谈,一直到1953年,我们才开始撤军。#洞见计划#(大河报记者 朱长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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