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以为质，《论语》中的名利观】《论语》在重道、崇德、尚仁的主旨中，鲜明阐述了君子的名利观。作为一种主张积极入世的理论，儒家通常并不回避常人对名利富贵的追求，但强调这种追求应该遵从仁义道德。并且，儒家认为，名利富贵虽好，但世上还有比名利更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仁义。不回避名利，但将仁义置于名利之上，构成了君子的名利观。#每天读国学#
《论语》倡导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且具有高度内在同一性的利益观，强调用行舍藏、重在内求的名位观。两者互为交融、映射形成，反映出君子追求仁义、反求诸己、淡泊名利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构成君子人格的基本属性。
君子之于“利”：义以为质
关于儒家的财富观，一言以蔽之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认为，君子看重的是道义，小人看重的是利益。对于义利的态度，可以将君子和小人区分开来。小人追求个人利益，也只追求个人利益，因此将利置于义之上；君子亦会追求个人利益，但会先考虑所得是否合于义，“义以为质”，以义为原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细读《论语》各章文本，按照从贫到富不同程度，似可将君子之于“利”分为三重维度，即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三者虽贫富程度不同，在名利观上却具有内在的同一性。以三者分析不同人的不同境遇与作为，没有特别的高下之分。
“安贫乐道”是最早由先秦儒家倡导的一种处世态度和人生境界，核心是超越物质的欲望，在理想的追求中达到精神上的满足。安贫乐道的理念在《论语》各章节随处可见，如开篇《学而》中孔子倡导“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在《述而》中又进一步表明心志，“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看来，作为一个君子，不应当过多地讲究自己的饮食与居处，食不必追求饱足，住不必追求安逸。君子应当把注意力放在做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对于有理想的人来讲，即使贫苦也是乐在其中的。
在孔门诸弟子中，最能安贫乐道者非颜回莫属。《雍也》篇中专门记有孔子对颜回由衷的赞誉，“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于是，箪食瓢饮成为后世君子安贫乐道的象征。颜回何以能做到“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呢？知徒莫如师，孔子一语中的：“其心三月不违仁。”颜回能够长时间不违背仁德的原则。所谓安贫乐道，即胸怀仁德之正道，如此心中便会不断地有充实之感，就不会因身外之物的多寡而烦扰。
“在陈绝粮”一节更具师徒论道的典型性。孔门师徒一行在陈国断绝了粮食，跟随的人都饿得爬不起来，于是子路很不高兴地来见师父说：“君子也有穷得毫无办法的时候吗？”面对子路的抱怨与困惑，孔子点明了困顿之际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在困窘时还能固守正道，小人一困窘就会胡作非为。顺境往往不易检验人的心性，置身困境，就能分辨出人能否有所坚守。在困顿时、不得志时还能贫贱不移、不失节操者，才是合格的真君子。钱穆先生说“仁者之心得自天赋，处常境而疏忽，遭变故而摇移。人之不仁非由于难得之，乃由于轻去之。惟君子能安处一切境遇而不去仁，是故谓之君子”，就是这个道理。
正是恪守正道，君子才能够做到“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小人却“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君子哪怕一顿饭的时间也不会离开仁，即便是在最容易与仁背道而驰的两种情形——忙乱、颠沛流离中，也是这样。而小人既不能够长久地安于穷困，也不能够长久地处于安乐之中，因为没有仁德的人长久地处在贫困或安乐之中都会更加堕落。
以上，正如《中庸》所言，“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守着正道，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遵循天命，去做应该做的事。处于富贵的地位，就做富贵应该做的事；处于贫贱的状况，就安于贫苦；处于边远地区，就做在边远地区应该做的事；处于患难之中，就做在患难之中应该做的事。君子没有什么情况是不能安然自得的。而小人却铤而走险妄图获得非分的东西。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安贫乐道的境界之外，儒家并不否定人对名利富贵的追求，但强调这种追求应服从仁义道德。
在《里仁》篇中，孔子阐述了富贵当“取之有道”的鲜明态度。“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名利富贵，是人正常的欲求，但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得到它们，君子不享受。君子当持守“仁”，因追名逐利而背离“仁”的准则的，便不能称之为君子。
随后《述而》篇对“取之有道”有进一步的论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意思是说财富如果可以合理求得的话，即使是做手拿鞭子的差役，我也愿意。如果不能合理求得，我还是做自己所爱好的事。这里“从吾所好”，就是说要遵循本心，坚守正道，正与安贫乐道相通。
“富而好礼”出自《学而》篇，源于孔门弟子子贡的提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贡擅长经商获利，并在孔氏四门中以“言语”著称。是时，子贡从自身为人治学经历出发，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做到虽贫穷而不巴结奉承别人，富有而不盛气凌人，已经很是难能可贵，可以称为“君子”了，于是就此向老师请教。孔子却认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固然难得，然而更高的境界当是“贫而乐，富而好礼”。子贡恍然大悟，回应说这就需要进一步修炼，像是对待骨、角、象牙、玉石一样，一遍遍不断打磨精进，先开料，再糙锉，然后磨光。
朱熹后来注释说，“常人溺于贫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表现为贫多求、故易谄，富有恃、故易骄。在此基础上，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乃皆知所自守也，然尚未超脱贫富的窒碍。最高的境界当是乐道则忘其贫，好礼则安于处善。因此，安贫乐道与富而好礼具有同一性，相辅相成。
后来，虽然孔子再次强调“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对于“富而好礼”在后文中却没有进一步的说明。然而在后世方志、碑铭中，常见士绅之家“富而好礼”之举：平素对亲邻多有帮助，周济米粮，恤养孤贫，甚至焚烧亲邻借债的契约，遇有灾荒时更是加意如此。在地方社会中，常常不吝银钱积极修桥补路、修缮城墙衙署、设立学校，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无论方志还是碑铭的撰写者多是饱受儒家伦理浸润的文人士绅，上述义举本质上体现了儒家“富而好礼”的基本价值导向。
君子之于“名”：求其在我
《学而》开篇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篇尾复行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意即别人不知晓、不了解我，大可不必愠恼、忧忿，君子所虑所急者当在于自己不了解别人。《里仁》篇全面阐述了对名誉地位的态度，“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里，“位”即职位，有官守者各立于其位。意思是说不发愁没有职位，而是发愁没有任职的本领；不怕没有人知道自己，去追求足以使别人知晓自己的本领好了。《宪问》等篇再次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对于名位，儒家强调不要去关注名位本身，而要关注自身是否有本领、德行能配得上这名位。即使别人对自己不了解，也不去计较埋怨，因为这种情绪是没必要的，重要的是修炼自身。君子求其在我，是为内求。
对于是否出仕为官，儒家秉持中和立场，既不避位，亦不汲汲以求，整体观点是用行舍藏，被任用就行其道，不被任用就退隐。《论语》中有不少这样的例证。蘧伯玉被孔子赞誉为真君子，“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这里的“怀”即收而藏之，并有秉守本心、固善其身之意。南宫适“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孔子以兄之子妻之”。因之进退有度，孔子以兄长之女相许。弟子原思（名宪）问耻，孔子答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这是《宪问》篇首章首句，“谷”者禄也，国家政治清明时可以做官领俸禄，政治黑暗时仍然这样做就是耻辱了。
又有弟子闵子骞拒绝出任费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闵子骞也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为人孝顺、性格正直。当权的鲁国贵族季氏听闻闵子骞的贤名，想请闵子骞出任费宰，以笼络人心。然而季氏平日所为为闵子骞所不齿，闵子骞便婉言拒绝，否则就要逃到齐国去。
蘧伯玉、南宫适、闵子骞的经历，含有鲜明的用行舍藏之意。正如孔子所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用我者则行此道于世，不能有用我者则藏此道在身。用舍在外，行藏在我。诚如前言，君子之道贵在内求。
对于名位，儒家最为推崇赞誉的境界是辞让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泰伯三以天下让，孔子赞誉不已：“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孔子最为推崇尧、舜、禹三代圣贤对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的境界，“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这里的“不与”，何晏批注是“不求”的意思。舜和禹得到天下，不是自己求的。那他们何以有天下？正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崇高，才华能力很强，是德行感召的，所以孔子极其赞叹。不仅如此，他们更以天下之罪为己罪，舜以命禹“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无独有偶，武王克商后大封于庙，亦言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表明不仅不以天下私有，更以百姓之罪为己罪，境界非常高远。
《论语》倡导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且具有高度内在同一性的利益观，强调用行舍藏、重在内求的名位观。两者互为交融、映射形成，反映出君子追求仁义、反求诸己、淡泊名利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构成君子人格的基本属性。
君子之于“利”：义以为质
关于儒家的财富观，一言以蔽之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认为，君子看重的是道义，小人看重的是利益。对于义利的态度，可以将君子和小人区分开来。小人追求个人利益，也只追求个人利益，因此将利置于义之上；君子亦会追求个人利益，但会先考虑所得是否合于义，“义以为质”，以义为原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细读《论语》各章文本，按照从贫到富不同程度，似可将君子之于“利”分为三重维度，即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三者虽贫富程度不同，在名利观上却具有内在的同一性。以三者分析不同人的不同境遇与作为，没有特别的高下之分。
“安贫乐道”是最早由先秦儒家倡导的一种处世态度和人生境界，核心是超越物质的欲望，在理想的追求中达到精神上的满足。安贫乐道的理念在《论语》各章节随处可见，如开篇《学而》中孔子倡导“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在《述而》中又进一步表明心志，“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看来，作为一个君子，不应当过多地讲究自己的饮食与居处，食不必追求饱足，住不必追求安逸。君子应当把注意力放在做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对于有理想的人来讲，即使贫苦也是乐在其中的。
在孔门诸弟子中，最能安贫乐道者非颜回莫属。《雍也》篇中专门记有孔子对颜回由衷的赞誉，“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于是，箪食瓢饮成为后世君子安贫乐道的象征。颜回何以能做到“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呢？知徒莫如师，孔子一语中的：“其心三月不违仁。”颜回能够长时间不违背仁德的原则。所谓安贫乐道，即胸怀仁德之正道，如此心中便会不断地有充实之感，就不会因身外之物的多寡而烦扰。
“在陈绝粮”一节更具师徒论道的典型性。孔门师徒一行在陈国断绝了粮食，跟随的人都饿得爬不起来，于是子路很不高兴地来见师父说：“君子也有穷得毫无办法的时候吗？”面对子路的抱怨与困惑，孔子点明了困顿之际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在困窘时还能固守正道，小人一困窘就会胡作非为。顺境往往不易检验人的心性，置身困境，就能分辨出人能否有所坚守。在困顿时、不得志时还能贫贱不移、不失节操者，才是合格的真君子。钱穆先生说“仁者之心得自天赋，处常境而疏忽，遭变故而摇移。人之不仁非由于难得之，乃由于轻去之。惟君子能安处一切境遇而不去仁，是故谓之君子”，就是这个道理。
正是恪守正道，君子才能够做到“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小人却“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君子哪怕一顿饭的时间也不会离开仁，即便是在最容易与仁背道而驰的两种情形——忙乱、颠沛流离中，也是这样。而小人既不能够长久地安于穷困，也不能够长久地处于安乐之中，因为没有仁德的人长久地处在贫困或安乐之中都会更加堕落。
以上，正如《中庸》所言，“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守着正道，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遵循天命，去做应该做的事。处于富贵的地位，就做富贵应该做的事；处于贫贱的状况，就安于贫苦；处于边远地区，就做在边远地区应该做的事；处于患难之中，就做在患难之中应该做的事。君子没有什么情况是不能安然自得的。而小人却铤而走险妄图获得非分的东西。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安贫乐道的境界之外，儒家并不否定人对名利富贵的追求，但强调这种追求应服从仁义道德。
在《里仁》篇中，孔子阐述了富贵当“取之有道”的鲜明态度。“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名利富贵，是人正常的欲求，但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得到它们，君子不享受。君子当持守“仁”，因追名逐利而背离“仁”的准则的，便不能称之为君子。
随后《述而》篇对“取之有道”有进一步的论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意思是说财富如果可以合理求得的话，即使是做手拿鞭子的差役，我也愿意。如果不能合理求得，我还是做自己所爱好的事。这里“从吾所好”，就是说要遵循本心，坚守正道，正与安贫乐道相通。
“富而好礼”出自《学而》篇，源于孔门弟子子贡的提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贡擅长经商获利，并在孔氏四门中以“言语”著称。是时，子贡从自身为人治学经历出发，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做到虽贫穷而不巴结奉承别人，富有而不盛气凌人，已经很是难能可贵，可以称为“君子”了，于是就此向老师请教。孔子却认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固然难得，然而更高的境界当是“贫而乐，富而好礼”。子贡恍然大悟，回应说这就需要进一步修炼，像是对待骨、角、象牙、玉石一样，一遍遍不断打磨精进，先开料，再糙锉，然后磨光。
朱熹后来注释说，“常人溺于贫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表现为贫多求、故易谄，富有恃、故易骄。在此基础上，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乃皆知所自守也，然尚未超脱贫富的窒碍。最高的境界当是乐道则忘其贫，好礼则安于处善。因此，安贫乐道与富而好礼具有同一性，相辅相成。
后来，虽然孔子再次强调“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对于“富而好礼”在后文中却没有进一步的说明。然而在后世方志、碑铭中，常见士绅之家“富而好礼”之举：平素对亲邻多有帮助，周济米粮，恤养孤贫，甚至焚烧亲邻借债的契约，遇有灾荒时更是加意如此。在地方社会中，常常不吝银钱积极修桥补路、修缮城墙衙署、设立学校，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无论方志还是碑铭的撰写者多是饱受儒家伦理浸润的文人士绅，上述义举本质上体现了儒家“富而好礼”的基本价值导向。
君子之于“名”：求其在我
《学而》开篇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篇尾复行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意即别人不知晓、不了解我，大可不必愠恼、忧忿，君子所虑所急者当在于自己不了解别人。《里仁》篇全面阐述了对名誉地位的态度，“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里，“位”即职位，有官守者各立于其位。意思是说不发愁没有职位，而是发愁没有任职的本领；不怕没有人知道自己，去追求足以使别人知晓自己的本领好了。《宪问》等篇再次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对于名位，儒家强调不要去关注名位本身，而要关注自身是否有本领、德行能配得上这名位。即使别人对自己不了解，也不去计较埋怨，因为这种情绪是没必要的，重要的是修炼自身。君子求其在我，是为内求。
对于是否出仕为官，儒家秉持中和立场，既不避位，亦不汲汲以求，整体观点是用行舍藏，被任用就行其道，不被任用就退隐。《论语》中有不少这样的例证。蘧伯玉被孔子赞誉为真君子，“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这里的“怀”即收而藏之，并有秉守本心、固善其身之意。南宫适“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孔子以兄之子妻之”。因之进退有度，孔子以兄长之女相许。弟子原思（名宪）问耻，孔子答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这是《宪问》篇首章首句，“谷”者禄也，国家政治清明时可以做官领俸禄，政治黑暗时仍然这样做就是耻辱了。
又有弟子闵子骞拒绝出任费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闵子骞也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为人孝顺、性格正直。当权的鲁国贵族季氏听闻闵子骞的贤名，想请闵子骞出任费宰，以笼络人心。然而季氏平日所为为闵子骞所不齿，闵子骞便婉言拒绝，否则就要逃到齐国去。
蘧伯玉、南宫适、闵子骞的经历，含有鲜明的用行舍藏之意。正如孔子所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用我者则行此道于世，不能有用我者则藏此道在身。用舍在外，行藏在我。诚如前言，君子之道贵在内求。
对于名位，儒家最为推崇赞誉的境界是辞让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泰伯三以天下让，孔子赞誉不已：“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孔子最为推崇尧、舜、禹三代圣贤对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的境界，“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这里的“不与”，何晏批注是“不求”的意思。舜和禹得到天下，不是自己求的。那他们何以有天下？正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崇高，才华能力很强，是德行感召的，所以孔子极其赞叹。不仅如此，他们更以天下之罪为己罪，舜以命禹“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无独有偶，武王克商后大封于庙，亦言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表明不仅不以天下私有，更以百姓之罪为己罪，境界非常高远。
攻击型的孩子对待被拒绝的情况时完全相反，他们会想成为主导者，在同伴交往过程中，他们认为自己是受欢迎的，但是控制欲很强，想要控制别的同伴，交往过程，总是需要别人去配合他，而不是和别人合作。例如校园里喜欢欺负同学的人，就是典型的攻击型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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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者乐水，孔子眼中的水】在《道德经》中，老子高度赞美水，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又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还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在老子看来，水利万物而不争，善于处下守弱，故能几道为王，以柔克刚，简直就是道的化身。#每天读国学#
那么，曾经向老子问道的孔子，又是怎样看待水的呢？孔子说“知者乐水”，《孟子·离娄下》也记载有人曾对孟子说：“仲尼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似乎孔子也很喜欢水，曾经赞美过水。今日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孔子眼中的水吧。
“知者乐水”乐的是什么？
说起孔子对于水的看法，相信大家都会想起“知者乐水”这句话。《论语·雍也》中记载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阐述了他对仁者、智者的独到体悟。对于乐水乐山之别，朱熹注释说：“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所说不无道理。
孔子固然是以仁者自期的，但生前似乎不敢以仁者自许。孔子曾经对学生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不过，倘若有人称许孔子为智者，或许他不会拒绝。《中庸》中记载孔子说：“好学近乎知。”而孔子对于自己的好学，似乎是充满自信的，他曾经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又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那么如此好学的孔子，自认为近乎“知者”，应该是顺理成章之事。那么孔子这位“知者”为何“乐水”呢？
这在《论语》中似乎不易找到答案。前面提到《孟子·离娄下》中有人对孟子说孔子曾极力赞美水，并问孔子为何这样赞美水，孟子回答说：“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意思是说，真正的君子之学，就像有源之水，日积月累，循序渐进，而不能像夏天的暴雨，声势巨大，但来得快去得也快。所以，“声闻过情，君子耻之”，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君子认为是耻辱之事。这是孟子对孔子“乐水”的解释。
而在《荀子》之中，我们看到一段更为直接地解释孔子“乐水”的材料。《荀子·宥坐》中记载：“孔子观于东流之水。子贡问于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见大水必观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大遍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洸洸乎不淈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鲜洁，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
大意是说，有一次子贡问孔子，为什么君子见到大水要观赏一番，孔子说：“水遍生万物而无所作为，像德。水总是流向卑下之处，曲曲折折也必定遵循这个道理，像义。水浩浩荡荡而永不停息，像道。如果决口让水流走，水立即奔泻而出，如响应声，涌向百仞深渊也毫不惧怕，就像勇敢。注入量器，水面总是很平，像法度。水装满器皿就会溢出，不必用概去刮，像公正无私。水柔弱而能渗入细微之地，像是明察秋毫。什么东西放进水中一洗，出来就干干净净，好像善于教化。就算经历百转千回，也必定向东流去，好像意志坚定。所以君子见了大水一定要观赏一番。”孔子在水中发现了如此之多的美德，怎么能不“乐水”呢？
有趣的是，与《荀子·宥坐》的记载类似，《说苑·杂言》中也有一段孔子论水的记载。发问的也是子贡，孔子的回答则略有不同。孔子说：“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义；浅者流行，深者不测，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绰弱而微达，似察；受恶不让，似贞；包蒙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主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万折必东，似意。是以君子见大水必观焉尔也。”与《荀子·宥坐》的记载相比，水的德性特征更为明显，增加了“仁”“智”“贞”，而去掉了偏于道家色彩的“道”，整体更具儒家色彩，显示了西汉“独尊儒术”之后的思想印迹。
我们不禁想，《孟子》书中那人所提到 “仲尼亟称于水”，或许正是指《荀子·宥坐》所记载的这段孔子赞美水的话。而孔子之所以“乐水”，乐的正是水的德性之美。
“子在川上”感悟的是什么？
不过，孔子面对水，并不仅仅是理智地思考水的德性之美，而且曾发出过深沉的人生感喟。《论语·子罕》中记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尽管朱熹注释说：“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见者，莫如川流，故于此发以示人，欲学者时时省察而无毫发之间断也。”认为这里是一种哲理的领悟与表达，但正如编纂《论语集释》的程树德所说，“宋儒解经，每有过深之弊”，这里朱熹的注释就未免求之过深了。
宋儒之前，人们对这段感慨的理解没有什么歧义，认为就是指对时光流逝的感慨。正如皇侃《论语义疏》中说：“孔子在川水之上，见川流迅迈，未尝停止，故叹人年往去，亦复如此。向我非今我，故云‘逝者如斯夫’也。……日月不居，有如流水，故云‘不舍昼夜’也。”皇侃又引孙绰说：“川流不舍，年逝不停，时已晏矣，而道犹不兴，所以忧叹也。”认为这是孔子感慨时光飞逝，眼看自己年老，而“道犹不兴，所以忧叹”。孙绰的解读是不无道理的，孔子晚年确多有衰老之叹。如《论语·述而》中记载孔子感慨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又如《论语·子罕》中孔子也感慨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在这里，孔子更像是一位面对流水的抒情诗人，站在人生乃至历史的长河边发出浩叹。而这似乎也成为后世中国诗人的一个心结，我们在六朝时谢朓的“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在盛唐时李白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在北宋时苏东坡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等名句之中，仍然可以听到这种感慨的回响。
如果将老子与孔子对水的观察对照起来看，我们发现，老子对于水的领悟是“以物观物”式的，领悟的是哲理；孔子对于水的领悟则是“以我观物”式的，既有道德的寄托，也有人生的感慨。当然，这只是老子与孔子思维异同的一端，要想更深入地老子、孔子乃至道家、儒家的思想异同，就需要更深入地研读《道德经》《论语》等经典，温故而知新。
那么，曾经向老子问道的孔子，又是怎样看待水的呢？孔子说“知者乐水”，《孟子·离娄下》也记载有人曾对孟子说：“仲尼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似乎孔子也很喜欢水，曾经赞美过水。今日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孔子眼中的水吧。
“知者乐水”乐的是什么？
说起孔子对于水的看法，相信大家都会想起“知者乐水”这句话。《论语·雍也》中记载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阐述了他对仁者、智者的独到体悟。对于乐水乐山之别，朱熹注释说：“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所说不无道理。
孔子固然是以仁者自期的，但生前似乎不敢以仁者自许。孔子曾经对学生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不过，倘若有人称许孔子为智者，或许他不会拒绝。《中庸》中记载孔子说：“好学近乎知。”而孔子对于自己的好学，似乎是充满自信的，他曾经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又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那么如此好学的孔子，自认为近乎“知者”，应该是顺理成章之事。那么孔子这位“知者”为何“乐水”呢？
这在《论语》中似乎不易找到答案。前面提到《孟子·离娄下》中有人对孟子说孔子曾极力赞美水，并问孔子为何这样赞美水，孟子回答说：“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意思是说，真正的君子之学，就像有源之水，日积月累，循序渐进，而不能像夏天的暴雨，声势巨大，但来得快去得也快。所以，“声闻过情，君子耻之”，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君子认为是耻辱之事。这是孟子对孔子“乐水”的解释。
而在《荀子》之中，我们看到一段更为直接地解释孔子“乐水”的材料。《荀子·宥坐》中记载：“孔子观于东流之水。子贡问于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见大水必观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大遍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洸洸乎不淈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鲜洁，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
大意是说，有一次子贡问孔子，为什么君子见到大水要观赏一番，孔子说：“水遍生万物而无所作为，像德。水总是流向卑下之处，曲曲折折也必定遵循这个道理，像义。水浩浩荡荡而永不停息，像道。如果决口让水流走，水立即奔泻而出，如响应声，涌向百仞深渊也毫不惧怕，就像勇敢。注入量器，水面总是很平，像法度。水装满器皿就会溢出，不必用概去刮，像公正无私。水柔弱而能渗入细微之地，像是明察秋毫。什么东西放进水中一洗，出来就干干净净，好像善于教化。就算经历百转千回，也必定向东流去，好像意志坚定。所以君子见了大水一定要观赏一番。”孔子在水中发现了如此之多的美德，怎么能不“乐水”呢？
有趣的是，与《荀子·宥坐》的记载类似，《说苑·杂言》中也有一段孔子论水的记载。发问的也是子贡，孔子的回答则略有不同。孔子说：“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义；浅者流行，深者不测，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绰弱而微达，似察；受恶不让，似贞；包蒙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主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万折必东，似意。是以君子见大水必观焉尔也。”与《荀子·宥坐》的记载相比，水的德性特征更为明显，增加了“仁”“智”“贞”，而去掉了偏于道家色彩的“道”，整体更具儒家色彩，显示了西汉“独尊儒术”之后的思想印迹。
我们不禁想，《孟子》书中那人所提到 “仲尼亟称于水”，或许正是指《荀子·宥坐》所记载的这段孔子赞美水的话。而孔子之所以“乐水”，乐的正是水的德性之美。
“子在川上”感悟的是什么？
不过，孔子面对水，并不仅仅是理智地思考水的德性之美，而且曾发出过深沉的人生感喟。《论语·子罕》中记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尽管朱熹注释说：“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见者，莫如川流，故于此发以示人，欲学者时时省察而无毫发之间断也。”认为这里是一种哲理的领悟与表达，但正如编纂《论语集释》的程树德所说，“宋儒解经，每有过深之弊”，这里朱熹的注释就未免求之过深了。
宋儒之前，人们对这段感慨的理解没有什么歧义，认为就是指对时光流逝的感慨。正如皇侃《论语义疏》中说：“孔子在川水之上，见川流迅迈，未尝停止，故叹人年往去，亦复如此。向我非今我，故云‘逝者如斯夫’也。……日月不居，有如流水，故云‘不舍昼夜’也。”皇侃又引孙绰说：“川流不舍，年逝不停，时已晏矣，而道犹不兴，所以忧叹也。”认为这是孔子感慨时光飞逝，眼看自己年老，而“道犹不兴，所以忧叹”。孙绰的解读是不无道理的，孔子晚年确多有衰老之叹。如《论语·述而》中记载孔子感慨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又如《论语·子罕》中孔子也感慨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在这里，孔子更像是一位面对流水的抒情诗人，站在人生乃至历史的长河边发出浩叹。而这似乎也成为后世中国诗人的一个心结，我们在六朝时谢朓的“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在盛唐时李白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在北宋时苏东坡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等名句之中，仍然可以听到这种感慨的回响。
如果将老子与孔子对水的观察对照起来看，我们发现，老子对于水的领悟是“以物观物”式的，领悟的是哲理；孔子对于水的领悟则是“以我观物”式的，既有道德的寄托，也有人生的感慨。当然，这只是老子与孔子思维异同的一端，要想更深入地老子、孔子乃至道家、儒家的思想异同，就需要更深入地研读《道德经》《论语》等经典，温故而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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