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语录# 我们可以把持戒理解为一种自律，自觉地检讨、克制那些会给自他带来痛苦的身心活动，这无论从个人修养还是从社会共建的角度来说，都是有意义的。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讲到戒律，也许主要涉及的是居士戒。居士五戒，戒的是杀盗淫妄酒。不杀，体现的是仁爱的精神，远离不予取的行为，不是自己理所应得的，不取，这是义。世人所说的不取不义之财便是这个道理。不邪淫是礼，不妄语是诚信。饮酒会扰乱神智，让人失去控制力和觉察力，导致行为颠倒，言语失常，这是不智。由此可见，持居士戒也是在修身处世。如果能在出离心的摄持下持这些戒律，那么不仅积累了人天福报（养成贤善的人格，受人尊重信赖，受用丰足等等），而且还创造了解脱轮回、彻底止息痛苦的因缘。——希阿荣博堪布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讲到戒律，也许主要涉及的是居士戒。居士五戒，戒的是杀盗淫妄酒。不杀，体现的是仁爱的精神，远离不予取的行为，不是自己理所应得的，不取，这是义。世人所说的不取不义之财便是这个道理。不邪淫是礼，不妄语是诚信。饮酒会扰乱神智，让人失去控制力和觉察力，导致行为颠倒，言语失常，这是不智。由此可见，持居士戒也是在修身处世。如果能在出离心的摄持下持这些戒律，那么不仅积累了人天福报（养成贤善的人格，受人尊重信赖，受用丰足等等），而且还创造了解脱轮回、彻底止息痛苦的因缘。——希阿荣博堪布
积累功德，需要恒时隐秘两件事！
损坏功德的方面有很多种，比如嗔心、邪见、颠倒回向、宣传自己的功德，都会损减功德。隐藏自己的功德，才能逐渐积累。如果为求名声，经常宣传自己的功德，让天下人都知道，这样功德就会以暴光而消失。这个道理大家要明白。
◎ 万物的孕育都要隐藏，才能深厚，如果暴露，很快就会消亡。
◎ 胎儿都是深藏在母胎里面，而且要经十月才能孕育成人；
◎ 酿酒也是要密封，不能漏气；
◎ 一切草木的根都是隐藏在地下，而且扎根越深，生命力越旺盛；
◎ 下至煮饭也要密闭才能熟。
通过这些比喻，大家应当懂得，功德是要潜藏隐密，才能不断增长积聚。
积德需积“阴德”
所以，古人教我们积“阴德”，做了善事，要不留名，不居功，不自己宣传，这样才能与道相应。如同雁过长空，不留一点痕迹，我们做功德，不要在心里耽著，做了好像没事一样，这样才清净。如果做了一点功德，天天都执著，天天都嘴在嘴边，见人都要宣传一遍，这样也不会有很大功德，因为功德都因你的口舌而漏尽了。
附：阳善和阴德的差别
行善为人知，就是阳善；行善不为人知，就是阴德。后者果报更大。
以阳善得到世间的名声，名声也是福，享受大名，福报自然会随之而消失，所以阳善不如阴德果报大。假如名声与实际不符，名声很大，内在并没有实际的道德，那就更危险，往往会招来大祸。
隐秘修行的验相和证相
从修行产生的验相、证相上来说，也不能随便讲，讲了境界就容易消失。这是缘起上很微妙的地方。
但是现代人和古人的作法完全相反，稍有功德，就想让天下人都知道，不需别人宣传，自己首先就作广告，而且有一点功德，宣传起来可以放大十倍。这样只是贪求名声而已，最后一定会败亡的。有些凡夫人公然自称是某菩萨的化身、得了登地等等，这样说上人法妄语，根本戒都会破掉。
我们看大地的器量非常大，能够包容一切，在大地上放不净粪，大地也能容；车马在大地上行走，大地也能持。而水要是太清了，里面反而养不了鱼。这是表示有包容才能有福德。如果一个人对自己要求很严，对别人非常宽厚，那就是有福德的相。
每个人都有自尊心，有了过失，都不愿意让人知道，都不愿意有恶名。假如不隐恶，让恶名辗转传播，那就会使人无地自容。所以，古人说：“闻人人有过，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而闻，口不可得而言。”然而轻薄之人，往往爱听他人过失，而且听了之后，喜欢添枝加叶到处宣扬，这样坏人名声，一定会遭恶报。
在隐秘他人过失方面：
◎ 过失小的应当隐，过失大的尤其应当隐；
◎ 男子的过失应当隐，女人的过失尤其应当隐；
◎ 一般人的过失应当隐，祖先的过失尤其应当隐；
◎ 个人的过失应当隐，涉及到团体的方面，尤其应当隐；
◎ 下劣者的过失应当隐，德高望重者的过失尤其应当隐。
恶名越大，隐恶的功德就越大。不能隐的人，都是自己无福隐恶。
古代的大舜，隐恶扬善。大舜在河滨，见渔人争抢深潭，老弱只能在浅滩急流中打渔，大舜见了心里很悲哀，他也去打渔。见到争的人，隐藏其过，口中不说；见有谦让者，就赞扬效法他。一年后，渔人都以深水相让。
所以，像圣王大舜这样，能够包容人，自己首先作出榜样来，久而久之，有过失的人自己就会惭愧，不求无过而他的过失自然会减少。如果不能容人，强求他无过，反而他的过失会越来越多。这个隐恶扬善是做人很基本的修养，是贤善人格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
《菩萨宝鬘论》中说：
发露自己之过患，
不觅他人之过失，
隐藏自己之功德，
宣扬他人之功德。
对自己，应当多讲过失，隐藏功德；对待他人，应当多讲功德，不宣扬过失。常见他人过失，就是诸恶之门；常见自己过失，就是诸善之门。
所以六祖说：
常见自己过，与道即相当。
◆
印光大师也教导我们：要常见自己是凡夫，看一切人都是佛菩萨，静坐常思己过，闲谈不论人非，这样做才会与道相应。否则，日日自赞毁他，菩萨戒也会破掉。
《梵网经菩萨戒本》说：“菩萨应代一切众生受加毁辱，恶事向自己，好事与他人，若自扬己德，隐他人好事，令他人受毁者，是菩萨波罗夷罪。
本文出处丨智圆法师《自我教言》
损坏功德的方面有很多种，比如嗔心、邪见、颠倒回向、宣传自己的功德，都会损减功德。隐藏自己的功德，才能逐渐积累。如果为求名声，经常宣传自己的功德，让天下人都知道，这样功德就会以暴光而消失。这个道理大家要明白。
◎ 万物的孕育都要隐藏，才能深厚，如果暴露，很快就会消亡。
◎ 胎儿都是深藏在母胎里面，而且要经十月才能孕育成人；
◎ 酿酒也是要密封，不能漏气；
◎ 一切草木的根都是隐藏在地下，而且扎根越深，生命力越旺盛；
◎ 下至煮饭也要密闭才能熟。
通过这些比喻，大家应当懂得，功德是要潜藏隐密，才能不断增长积聚。
积德需积“阴德”
所以，古人教我们积“阴德”，做了善事，要不留名，不居功，不自己宣传，这样才能与道相应。如同雁过长空，不留一点痕迹，我们做功德，不要在心里耽著，做了好像没事一样，这样才清净。如果做了一点功德，天天都执著，天天都嘴在嘴边，见人都要宣传一遍，这样也不会有很大功德，因为功德都因你的口舌而漏尽了。
附：阳善和阴德的差别
行善为人知，就是阳善；行善不为人知，就是阴德。后者果报更大。
以阳善得到世间的名声，名声也是福，享受大名，福报自然会随之而消失，所以阳善不如阴德果报大。假如名声与实际不符，名声很大，内在并没有实际的道德，那就更危险，往往会招来大祸。
隐秘修行的验相和证相
从修行产生的验相、证相上来说，也不能随便讲，讲了境界就容易消失。这是缘起上很微妙的地方。
但是现代人和古人的作法完全相反，稍有功德，就想让天下人都知道，不需别人宣传，自己首先就作广告，而且有一点功德，宣传起来可以放大十倍。这样只是贪求名声而已，最后一定会败亡的。有些凡夫人公然自称是某菩萨的化身、得了登地等等，这样说上人法妄语，根本戒都会破掉。
我们看大地的器量非常大，能够包容一切，在大地上放不净粪，大地也能容；车马在大地上行走，大地也能持。而水要是太清了，里面反而养不了鱼。这是表示有包容才能有福德。如果一个人对自己要求很严，对别人非常宽厚，那就是有福德的相。
每个人都有自尊心，有了过失，都不愿意让人知道，都不愿意有恶名。假如不隐恶，让恶名辗转传播，那就会使人无地自容。所以，古人说：“闻人人有过，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而闻，口不可得而言。”然而轻薄之人，往往爱听他人过失，而且听了之后，喜欢添枝加叶到处宣扬，这样坏人名声，一定会遭恶报。
在隐秘他人过失方面：
◎ 过失小的应当隐，过失大的尤其应当隐；
◎ 男子的过失应当隐，女人的过失尤其应当隐；
◎ 一般人的过失应当隐，祖先的过失尤其应当隐；
◎ 个人的过失应当隐，涉及到团体的方面，尤其应当隐；
◎ 下劣者的过失应当隐，德高望重者的过失尤其应当隐。
恶名越大，隐恶的功德就越大。不能隐的人，都是自己无福隐恶。
古代的大舜，隐恶扬善。大舜在河滨，见渔人争抢深潭，老弱只能在浅滩急流中打渔，大舜见了心里很悲哀，他也去打渔。见到争的人，隐藏其过，口中不说；见有谦让者，就赞扬效法他。一年后，渔人都以深水相让。
所以，像圣王大舜这样，能够包容人，自己首先作出榜样来，久而久之，有过失的人自己就会惭愧，不求无过而他的过失自然会减少。如果不能容人，强求他无过，反而他的过失会越来越多。这个隐恶扬善是做人很基本的修养，是贤善人格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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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萨宝鬘论》中说：
发露自己之过患，
不觅他人之过失，
隐藏自己之功德，
宣扬他人之功德。
对自己，应当多讲过失，隐藏功德；对待他人，应当多讲功德，不宣扬过失。常见他人过失，就是诸恶之门；常见自己过失，就是诸善之门。
所以六祖说：
常见自己过，与道即相当。
◆
印光大师也教导我们：要常见自己是凡夫，看一切人都是佛菩萨，静坐常思己过，闲谈不论人非，这样做才会与道相应。否则，日日自赞毁他，菩萨戒也会破掉。
《梵网经菩萨戒本》说：“菩萨应代一切众生受加毁辱，恶事向自己，好事与他人，若自扬己德，隐他人好事，令他人受毁者，是菩萨波罗夷罪。
本文出处丨智圆法师《自我教言》
【义以为质，《论语》中的名利观】《论语》在重道、崇德、尚仁的主旨中，鲜明阐述了君子的名利观。作为一种主张积极入世的理论，儒家通常并不回避常人对名利富贵的追求，但强调这种追求应该遵从仁义道德。并且，儒家认为，名利富贵虽好，但世上还有比名利更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仁义。不回避名利，但将仁义置于名利之上，构成了君子的名利观。#每天读国学#
《论语》倡导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且具有高度内在同一性的利益观，强调用行舍藏、重在内求的名位观。两者互为交融、映射形成，反映出君子追求仁义、反求诸己、淡泊名利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构成君子人格的基本属性。
君子之于“利”：义以为质
关于儒家的财富观，一言以蔽之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认为，君子看重的是道义，小人看重的是利益。对于义利的态度，可以将君子和小人区分开来。小人追求个人利益，也只追求个人利益，因此将利置于义之上；君子亦会追求个人利益，但会先考虑所得是否合于义，“义以为质”，以义为原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细读《论语》各章文本，按照从贫到富不同程度，似可将君子之于“利”分为三重维度，即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三者虽贫富程度不同，在名利观上却具有内在的同一性。以三者分析不同人的不同境遇与作为，没有特别的高下之分。
“安贫乐道”是最早由先秦儒家倡导的一种处世态度和人生境界，核心是超越物质的欲望，在理想的追求中达到精神上的满足。安贫乐道的理念在《论语》各章节随处可见，如开篇《学而》中孔子倡导“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在《述而》中又进一步表明心志，“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看来，作为一个君子，不应当过多地讲究自己的饮食与居处，食不必追求饱足，住不必追求安逸。君子应当把注意力放在做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对于有理想的人来讲，即使贫苦也是乐在其中的。
在孔门诸弟子中，最能安贫乐道者非颜回莫属。《雍也》篇中专门记有孔子对颜回由衷的赞誉，“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于是，箪食瓢饮成为后世君子安贫乐道的象征。颜回何以能做到“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呢？知徒莫如师，孔子一语中的：“其心三月不违仁。”颜回能够长时间不违背仁德的原则。所谓安贫乐道，即胸怀仁德之正道，如此心中便会不断地有充实之感，就不会因身外之物的多寡而烦扰。
“在陈绝粮”一节更具师徒论道的典型性。孔门师徒一行在陈国断绝了粮食，跟随的人都饿得爬不起来，于是子路很不高兴地来见师父说：“君子也有穷得毫无办法的时候吗？”面对子路的抱怨与困惑，孔子点明了困顿之际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在困窘时还能固守正道，小人一困窘就会胡作非为。顺境往往不易检验人的心性，置身困境，就能分辨出人能否有所坚守。在困顿时、不得志时还能贫贱不移、不失节操者，才是合格的真君子。钱穆先生说“仁者之心得自天赋，处常境而疏忽，遭变故而摇移。人之不仁非由于难得之，乃由于轻去之。惟君子能安处一切境遇而不去仁，是故谓之君子”，就是这个道理。
正是恪守正道，君子才能够做到“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小人却“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君子哪怕一顿饭的时间也不会离开仁，即便是在最容易与仁背道而驰的两种情形——忙乱、颠沛流离中，也是这样。而小人既不能够长久地安于穷困，也不能够长久地处于安乐之中，因为没有仁德的人长久地处在贫困或安乐之中都会更加堕落。
以上，正如《中庸》所言，“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守着正道，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遵循天命，去做应该做的事。处于富贵的地位，就做富贵应该做的事；处于贫贱的状况，就安于贫苦；处于边远地区，就做在边远地区应该做的事；处于患难之中，就做在患难之中应该做的事。君子没有什么情况是不能安然自得的。而小人却铤而走险妄图获得非分的东西。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安贫乐道的境界之外，儒家并不否定人对名利富贵的追求，但强调这种追求应服从仁义道德。
在《里仁》篇中，孔子阐述了富贵当“取之有道”的鲜明态度。“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名利富贵，是人正常的欲求，但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得到它们，君子不享受。君子当持守“仁”，因追名逐利而背离“仁”的准则的，便不能称之为君子。
随后《述而》篇对“取之有道”有进一步的论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意思是说财富如果可以合理求得的话，即使是做手拿鞭子的差役，我也愿意。如果不能合理求得，我还是做自己所爱好的事。这里“从吾所好”，就是说要遵循本心，坚守正道，正与安贫乐道相通。
“富而好礼”出自《学而》篇，源于孔门弟子子贡的提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贡擅长经商获利，并在孔氏四门中以“言语”著称。是时，子贡从自身为人治学经历出发，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做到虽贫穷而不巴结奉承别人，富有而不盛气凌人，已经很是难能可贵，可以称为“君子”了，于是就此向老师请教。孔子却认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固然难得，然而更高的境界当是“贫而乐，富而好礼”。子贡恍然大悟，回应说这就需要进一步修炼，像是对待骨、角、象牙、玉石一样，一遍遍不断打磨精进，先开料，再糙锉，然后磨光。
朱熹后来注释说，“常人溺于贫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表现为贫多求、故易谄，富有恃、故易骄。在此基础上，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乃皆知所自守也，然尚未超脱贫富的窒碍。最高的境界当是乐道则忘其贫，好礼则安于处善。因此，安贫乐道与富而好礼具有同一性，相辅相成。
后来，虽然孔子再次强调“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对于“富而好礼”在后文中却没有进一步的说明。然而在后世方志、碑铭中，常见士绅之家“富而好礼”之举：平素对亲邻多有帮助，周济米粮，恤养孤贫，甚至焚烧亲邻借债的契约，遇有灾荒时更是加意如此。在地方社会中，常常不吝银钱积极修桥补路、修缮城墙衙署、设立学校，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无论方志还是碑铭的撰写者多是饱受儒家伦理浸润的文人士绅，上述义举本质上体现了儒家“富而好礼”的基本价值导向。
君子之于“名”：求其在我
《学而》开篇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篇尾复行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意即别人不知晓、不了解我，大可不必愠恼、忧忿，君子所虑所急者当在于自己不了解别人。《里仁》篇全面阐述了对名誉地位的态度，“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里，“位”即职位，有官守者各立于其位。意思是说不发愁没有职位，而是发愁没有任职的本领；不怕没有人知道自己，去追求足以使别人知晓自己的本领好了。《宪问》等篇再次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对于名位，儒家强调不要去关注名位本身，而要关注自身是否有本领、德行能配得上这名位。即使别人对自己不了解，也不去计较埋怨，因为这种情绪是没必要的，重要的是修炼自身。君子求其在我，是为内求。
对于是否出仕为官，儒家秉持中和立场，既不避位，亦不汲汲以求，整体观点是用行舍藏，被任用就行其道，不被任用就退隐。《论语》中有不少这样的例证。蘧伯玉被孔子赞誉为真君子，“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这里的“怀”即收而藏之，并有秉守本心、固善其身之意。南宫适“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孔子以兄之子妻之”。因之进退有度，孔子以兄长之女相许。弟子原思（名宪）问耻，孔子答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这是《宪问》篇首章首句，“谷”者禄也，国家政治清明时可以做官领俸禄，政治黑暗时仍然这样做就是耻辱了。
又有弟子闵子骞拒绝出任费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闵子骞也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为人孝顺、性格正直。当权的鲁国贵族季氏听闻闵子骞的贤名，想请闵子骞出任费宰，以笼络人心。然而季氏平日所为为闵子骞所不齿，闵子骞便婉言拒绝，否则就要逃到齐国去。
蘧伯玉、南宫适、闵子骞的经历，含有鲜明的用行舍藏之意。正如孔子所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用我者则行此道于世，不能有用我者则藏此道在身。用舍在外，行藏在我。诚如前言，君子之道贵在内求。
对于名位，儒家最为推崇赞誉的境界是辞让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泰伯三以天下让，孔子赞誉不已：“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孔子最为推崇尧、舜、禹三代圣贤对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的境界，“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这里的“不与”，何晏批注是“不求”的意思。舜和禹得到天下，不是自己求的。那他们何以有天下？正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崇高，才华能力很强，是德行感召的，所以孔子极其赞叹。不仅如此，他们更以天下之罪为己罪，舜以命禹“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无独有偶，武王克商后大封于庙，亦言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表明不仅不以天下私有，更以百姓之罪为己罪，境界非常高远。
《论语》倡导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且具有高度内在同一性的利益观，强调用行舍藏、重在内求的名位观。两者互为交融、映射形成，反映出君子追求仁义、反求诸己、淡泊名利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构成君子人格的基本属性。
君子之于“利”：义以为质
关于儒家的财富观，一言以蔽之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认为，君子看重的是道义，小人看重的是利益。对于义利的态度，可以将君子和小人区分开来。小人追求个人利益，也只追求个人利益，因此将利置于义之上；君子亦会追求个人利益，但会先考虑所得是否合于义，“义以为质”，以义为原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细读《论语》各章文本，按照从贫到富不同程度，似可将君子之于“利”分为三重维度，即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三者虽贫富程度不同，在名利观上却具有内在的同一性。以三者分析不同人的不同境遇与作为，没有特别的高下之分。
“安贫乐道”是最早由先秦儒家倡导的一种处世态度和人生境界，核心是超越物质的欲望，在理想的追求中达到精神上的满足。安贫乐道的理念在《论语》各章节随处可见，如开篇《学而》中孔子倡导“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在《述而》中又进一步表明心志，“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看来，作为一个君子，不应当过多地讲究自己的饮食与居处，食不必追求饱足，住不必追求安逸。君子应当把注意力放在做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对于有理想的人来讲，即使贫苦也是乐在其中的。
在孔门诸弟子中，最能安贫乐道者非颜回莫属。《雍也》篇中专门记有孔子对颜回由衷的赞誉，“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于是，箪食瓢饮成为后世君子安贫乐道的象征。颜回何以能做到“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呢？知徒莫如师，孔子一语中的：“其心三月不违仁。”颜回能够长时间不违背仁德的原则。所谓安贫乐道，即胸怀仁德之正道，如此心中便会不断地有充实之感，就不会因身外之物的多寡而烦扰。
“在陈绝粮”一节更具师徒论道的典型性。孔门师徒一行在陈国断绝了粮食，跟随的人都饿得爬不起来，于是子路很不高兴地来见师父说：“君子也有穷得毫无办法的时候吗？”面对子路的抱怨与困惑，孔子点明了困顿之际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在困窘时还能固守正道，小人一困窘就会胡作非为。顺境往往不易检验人的心性，置身困境，就能分辨出人能否有所坚守。在困顿时、不得志时还能贫贱不移、不失节操者，才是合格的真君子。钱穆先生说“仁者之心得自天赋，处常境而疏忽，遭变故而摇移。人之不仁非由于难得之，乃由于轻去之。惟君子能安处一切境遇而不去仁，是故谓之君子”，就是这个道理。
正是恪守正道，君子才能够做到“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小人却“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君子哪怕一顿饭的时间也不会离开仁，即便是在最容易与仁背道而驰的两种情形——忙乱、颠沛流离中，也是这样。而小人既不能够长久地安于穷困，也不能够长久地处于安乐之中，因为没有仁德的人长久地处在贫困或安乐之中都会更加堕落。
以上，正如《中庸》所言，“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守着正道，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遵循天命，去做应该做的事。处于富贵的地位，就做富贵应该做的事；处于贫贱的状况，就安于贫苦；处于边远地区，就做在边远地区应该做的事；处于患难之中，就做在患难之中应该做的事。君子没有什么情况是不能安然自得的。而小人却铤而走险妄图获得非分的东西。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安贫乐道的境界之外，儒家并不否定人对名利富贵的追求，但强调这种追求应服从仁义道德。
在《里仁》篇中，孔子阐述了富贵当“取之有道”的鲜明态度。“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名利富贵，是人正常的欲求，但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得到它们，君子不享受。君子当持守“仁”，因追名逐利而背离“仁”的准则的，便不能称之为君子。
随后《述而》篇对“取之有道”有进一步的论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意思是说财富如果可以合理求得的话，即使是做手拿鞭子的差役，我也愿意。如果不能合理求得，我还是做自己所爱好的事。这里“从吾所好”，就是说要遵循本心，坚守正道，正与安贫乐道相通。
“富而好礼”出自《学而》篇，源于孔门弟子子贡的提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贡擅长经商获利，并在孔氏四门中以“言语”著称。是时，子贡从自身为人治学经历出发，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做到虽贫穷而不巴结奉承别人，富有而不盛气凌人，已经很是难能可贵，可以称为“君子”了，于是就此向老师请教。孔子却认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固然难得，然而更高的境界当是“贫而乐，富而好礼”。子贡恍然大悟，回应说这就需要进一步修炼，像是对待骨、角、象牙、玉石一样，一遍遍不断打磨精进，先开料，再糙锉，然后磨光。
朱熹后来注释说，“常人溺于贫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表现为贫多求、故易谄，富有恃、故易骄。在此基础上，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乃皆知所自守也，然尚未超脱贫富的窒碍。最高的境界当是乐道则忘其贫，好礼则安于处善。因此，安贫乐道与富而好礼具有同一性，相辅相成。
后来，虽然孔子再次强调“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对于“富而好礼”在后文中却没有进一步的说明。然而在后世方志、碑铭中，常见士绅之家“富而好礼”之举：平素对亲邻多有帮助，周济米粮，恤养孤贫，甚至焚烧亲邻借债的契约，遇有灾荒时更是加意如此。在地方社会中，常常不吝银钱积极修桥补路、修缮城墙衙署、设立学校，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无论方志还是碑铭的撰写者多是饱受儒家伦理浸润的文人士绅，上述义举本质上体现了儒家“富而好礼”的基本价值导向。
君子之于“名”：求其在我
《学而》开篇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篇尾复行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意即别人不知晓、不了解我，大可不必愠恼、忧忿，君子所虑所急者当在于自己不了解别人。《里仁》篇全面阐述了对名誉地位的态度，“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里，“位”即职位，有官守者各立于其位。意思是说不发愁没有职位，而是发愁没有任职的本领；不怕没有人知道自己，去追求足以使别人知晓自己的本领好了。《宪问》等篇再次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对于名位，儒家强调不要去关注名位本身，而要关注自身是否有本领、德行能配得上这名位。即使别人对自己不了解，也不去计较埋怨，因为这种情绪是没必要的，重要的是修炼自身。君子求其在我，是为内求。
对于是否出仕为官，儒家秉持中和立场，既不避位，亦不汲汲以求，整体观点是用行舍藏，被任用就行其道，不被任用就退隐。《论语》中有不少这样的例证。蘧伯玉被孔子赞誉为真君子，“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这里的“怀”即收而藏之，并有秉守本心、固善其身之意。南宫适“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孔子以兄之子妻之”。因之进退有度，孔子以兄长之女相许。弟子原思（名宪）问耻，孔子答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这是《宪问》篇首章首句，“谷”者禄也，国家政治清明时可以做官领俸禄，政治黑暗时仍然这样做就是耻辱了。
又有弟子闵子骞拒绝出任费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闵子骞也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为人孝顺、性格正直。当权的鲁国贵族季氏听闻闵子骞的贤名，想请闵子骞出任费宰，以笼络人心。然而季氏平日所为为闵子骞所不齿，闵子骞便婉言拒绝，否则就要逃到齐国去。
蘧伯玉、南宫适、闵子骞的经历，含有鲜明的用行舍藏之意。正如孔子所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用我者则行此道于世，不能有用我者则藏此道在身。用舍在外，行藏在我。诚如前言，君子之道贵在内求。
对于名位，儒家最为推崇赞誉的境界是辞让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泰伯三以天下让，孔子赞誉不已：“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孔子最为推崇尧、舜、禹三代圣贤对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的境界，“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这里的“不与”，何晏批注是“不求”的意思。舜和禹得到天下，不是自己求的。那他们何以有天下？正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崇高，才华能力很强，是德行感召的，所以孔子极其赞叹。不仅如此，他们更以天下之罪为己罪，舜以命禹“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无独有偶，武王克商后大封于庙，亦言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表明不仅不以天下私有，更以百姓之罪为己罪，境界非常高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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