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许有主物，施设所谓我，主我不故思，将生而生起。不生故无果，常我欲享果，于境则恒散，彼执永不息。
有一派外道的说法，是说这一切都不是因缘而有，是由一个“共主相”而有，这是外道印度教的一个数论派的说法和主张。他们认为这一切都不是因缘而有的，都是一个“共主相”而产生的。所以“纵许有主物，施设所谓我”，他们认为正是有共主相的缘故，才产生我的一些快乐和痛苦的感受。“主我不故思”，当我们没有了解“共主相”的性质时，那共主相就会变幻出所有的幻像，我们就沉溺在这些幻像之中，而生起了痛苦和快乐的感受。如果我了解到共主相最究竟的性质，那这一切它所变出的幻像就会消灭。可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共主相的性质，因此产生了痛苦和快乐的感受，所以“将生而生起”。这是外道的说法，他们以他们的主张和意见而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于是，之后就做了一个回答。“不生故无果”，如果“因”的本身不是依赖其他因缘的话，那它所生的“果”就不会依赖因缘了，如果有“果”不是依赖它的前因而生出的话，那这个“果”就不称为“果”了，因为所有的“果”是由“因”而生才称为“果”的。如果“因”是依赖其他因缘而有的，那它所生的“果”也必须依赖其他的因缘，因为同类因生同类果。所以“不生故无果”，如果“因”的本身没有依赖其他因缘的话，那它则无法生“果”了。“常我欲享果”，如果“因”本身并不是无常性质，它的果也不可能是无常性质的，即常因不可能变成无常的果。那么外道所说的，如果共主相是常法性质，它不可能变成无常的或是生起无常的一切的感受，因为它是常因的性质。如同《缘起经》里说到的三种因缘，无常因和能力因。也就是说，第一，一切都是由因缘而有，第二，无常因是说一切都是依赖因缘而有的，这个果是依赖因缘的，所依赖的因缘本身也必须要依赖于其他的因缘，因为果本身会改变，就代表“因”本身也具有被改变的性质才能导致“果”的改变，这个叫做无常的因。第三，能力因是指同类因和果有这样的一个性质，即因为有同类的因缘而促成的缘故，才会产生“果”的这种性质。同类的因才能产生同类的果，同类的果必须因由同类的因而有，这本身就叫做“能力缘”。所以“于境则恒散，彼执永不息”。如果境本身，即“共主相”本身是个常法，即“因”本身是个常法，是不会改变的，可它所生的“果”会改变，它的生命会熄灭，如果它所生的“果”是依赖“常因”而有的，那么这个“果”不应该熄灭才对，因为它没有改变的性质，它的“因”是常法的。
彼我若是常，无作如虚空，纵遇他缘时，不动无变异。作时亦如前，则作有何用，谓作用即此，我作何相干！是故一切法，依他非自主，知已不应瞋，如幻化如事。
“彼我若是常，无作如虚空”，如果“我”是常法，是不会改变的性质，那“我”就没有作用。因为，如果有作用就代表它有时候有作用，有时候无作用。如果有时候有作用，有时候无作用的话就代表它的性质本身已经在改变了。如果“我”是常法，就不应该有改变，因此应该永无作用才对，要么就是永远都会有作用。可是“我”却并不是永远都有固定的作用，那“我”就应该完全的没有作用，如同虚空一样。所以“彼我若是常，无作如虚空”。“纵遇他缘时，不动无变异”。而且遇到其他因缘时也不应该改变，因为“我”是常法的缘故。“作时亦如前，则作有何用”，如果“我”本身有一个作用，在这个作用之前，如果有其他作用的话就代表它有改变了，因为它产生两种不同的作用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是常法，所以“则作有何用”，不可能会有这种的作用。“谓作用即此，我作何相干！”如果之前的作用和之后的作用，这两者都是属于“我”的作用，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是一个常法，它既然没有改变的性质，那之前的作用如何会与现在的作用产生关系呢？这是不可能的。
“是故一切法，依他非自主”，因此一切的法都是因由因缘而生，并不是由自主而产生，“知已不应瞋，如幻化如事”，如果了解了这个道理，就不应该再产生瞋恨心，应把诸法观成幻化一样，而作如此的观待。如果由因缘所产生的事物，因为它是依赖因缘而有的，依他力而有的，所以就不是自力而有的。“有”的一个性质：我们看到的每一个法都是“有”，都是存在的。存在的力量是来自于自力还是他力呢？如果是自力而产生、自力而存在的话，那就不需要依赖其他的因缘而产生这一切的作用，无论是利益或者是伤害，这是不可能的。而且如果是自力而产生，自力而让他存在的话，就不需要依赖因缘了，因为依赖因缘会随着因缘而改变，从这个理由我们可以了解到它的存在并不是自力而存在的。而且自力真实而独立存在的话，它的自力的性质，在去寻求之后应该被找到并且越来越明显才对，因为对于一个真实的性质来讲，在去寻求、去深入之后，应该越来越明显，可是却越来越模糊，代表它并不是那样的真实，只是一个虚假的。就如同《佛部论典》里曾经说过：若是自性有的话，何必需要依赖缘起呢？这是没有道理的。既然这些法存在，那存在的方式有两者，一个是自性、自力存在，另一个是依他力存在。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存在的方法，只这两者而已。如果是自力、真实存在的话，在寻求之后应该找到，但却又找不到。若不是自力、自性、真实而存在的话，那就唯有依靠名言安立而存在了。因为它唯有依靠名言安立而有，所以更依赖因缘而产生了，因为这是依他力而有的。当了解到这个道理后，能慢慢体会到，原来我们看到的每一切的法都会觉得的是独立自性的真实，可实际上却并不符合，并不是如此，因此所看到的和所存在的完全的不符合了，这时就会感到如幻化一般。因为所看到和实际上不符合，这叫做幻化虚假。在这种虚假当中去看一切的好或者是坏，在这个虚假当中现起了一切的万法和依赖其他的因缘。因此“如幻化”并不是代表没有的意思，是“有”，可是这种“有”的存在并不是那样的真实，而是虚假的，不像如同自己所看到的那样真实。既然是幻化，为什么不应该产生瞋恚心呢？从我们的经验可以体会到，当生起瞋恚心时，他看到一个瞋境或者不悦意境而产生瞋心时，是完全真实的去执着，才会产生瞋恚心的，是完全的排斥，认为排斥的对像是那样的真实，所以才会产生瞋恚心的，他不是看到幻化而产生瞋恚心的。因此，既然是幻化就不需要瞋心了，因为瞋心是真实执着而产生的。所以如同《中论》里讲到了：如果去除了这一切的真实执着，这一切业和烦恼就可随之尽除，那我们在自性空中就可获得涅盘。因为我们不了解无自性、无真实的道理，所以看什么都觉得那样的真实，好就完全的好，坏就完全的坏，真实独立而产生，之后添增事物的好坏而产生了非理作意，即由非理作意而产生贪和瞋等。所以在生起瞋恚心时，我们可以经验去观察一下：当你生起瞋心时，你是如何看到境的，是不是完全真实的去排斥，是不是有这种真实之相存在，如果有的话就让自己多观诸法如幻化，因为这一切并不是那样的真实。当你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生起瞋恚的基础就不存在了，瞋心就会减少。
有一派外道的说法，是说这一切都不是因缘而有，是由一个“共主相”而有，这是外道印度教的一个数论派的说法和主张。他们认为这一切都不是因缘而有的，都是一个“共主相”而产生的。所以“纵许有主物，施设所谓我”，他们认为正是有共主相的缘故，才产生我的一些快乐和痛苦的感受。“主我不故思”，当我们没有了解“共主相”的性质时，那共主相就会变幻出所有的幻像，我们就沉溺在这些幻像之中，而生起了痛苦和快乐的感受。如果我了解到共主相最究竟的性质，那这一切它所变出的幻像就会消灭。可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共主相的性质，因此产生了痛苦和快乐的感受，所以“将生而生起”。这是外道的说法，他们以他们的主张和意见而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于是，之后就做了一个回答。“不生故无果”，如果“因”的本身不是依赖其他因缘的话，那它所生的“果”就不会依赖因缘了，如果有“果”不是依赖它的前因而生出的话，那这个“果”就不称为“果”了，因为所有的“果”是由“因”而生才称为“果”的。如果“因”是依赖其他因缘而有的，那它所生的“果”也必须依赖其他的因缘，因为同类因生同类果。所以“不生故无果”，如果“因”的本身没有依赖其他因缘的话，那它则无法生“果”了。“常我欲享果”，如果“因”本身并不是无常性质，它的果也不可能是无常性质的，即常因不可能变成无常的果。那么外道所说的，如果共主相是常法性质，它不可能变成无常的或是生起无常的一切的感受，因为它是常因的性质。如同《缘起经》里说到的三种因缘，无常因和能力因。也就是说，第一，一切都是由因缘而有，第二，无常因是说一切都是依赖因缘而有的，这个果是依赖因缘的，所依赖的因缘本身也必须要依赖于其他的因缘，因为果本身会改变，就代表“因”本身也具有被改变的性质才能导致“果”的改变，这个叫做无常的因。第三，能力因是指同类因和果有这样的一个性质，即因为有同类的因缘而促成的缘故，才会产生“果”的这种性质。同类的因才能产生同类的果，同类的果必须因由同类的因而有，这本身就叫做“能力缘”。所以“于境则恒散，彼执永不息”。如果境本身，即“共主相”本身是个常法，即“因”本身是个常法，是不会改变的，可它所生的“果”会改变，它的生命会熄灭，如果它所生的“果”是依赖“常因”而有的，那么这个“果”不应该熄灭才对，因为它没有改变的性质，它的“因”是常法的。
彼我若是常，无作如虚空，纵遇他缘时，不动无变异。作时亦如前，则作有何用，谓作用即此，我作何相干！是故一切法，依他非自主，知已不应瞋，如幻化如事。
“彼我若是常，无作如虚空”，如果“我”是常法，是不会改变的性质，那“我”就没有作用。因为，如果有作用就代表它有时候有作用，有时候无作用。如果有时候有作用，有时候无作用的话就代表它的性质本身已经在改变了。如果“我”是常法，就不应该有改变，因此应该永无作用才对，要么就是永远都会有作用。可是“我”却并不是永远都有固定的作用，那“我”就应该完全的没有作用，如同虚空一样。所以“彼我若是常，无作如虚空”。“纵遇他缘时，不动无变异”。而且遇到其他因缘时也不应该改变，因为“我”是常法的缘故。“作时亦如前，则作有何用”，如果“我”本身有一个作用，在这个作用之前，如果有其他作用的话就代表它有改变了，因为它产生两种不同的作用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是常法，所以“则作有何用”，不可能会有这种的作用。“谓作用即此，我作何相干！”如果之前的作用和之后的作用，这两者都是属于“我”的作用，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是一个常法，它既然没有改变的性质，那之前的作用如何会与现在的作用产生关系呢？这是不可能的。
“是故一切法，依他非自主”，因此一切的法都是因由因缘而生，并不是由自主而产生，“知已不应瞋，如幻化如事”，如果了解了这个道理，就不应该再产生瞋恨心，应把诸法观成幻化一样，而作如此的观待。如果由因缘所产生的事物，因为它是依赖因缘而有的，依他力而有的，所以就不是自力而有的。“有”的一个性质：我们看到的每一个法都是“有”，都是存在的。存在的力量是来自于自力还是他力呢？如果是自力而产生、自力而存在的话，那就不需要依赖其他的因缘而产生这一切的作用，无论是利益或者是伤害，这是不可能的。而且如果是自力而产生，自力而让他存在的话，就不需要依赖因缘了，因为依赖因缘会随着因缘而改变，从这个理由我们可以了解到它的存在并不是自力而存在的。而且自力真实而独立存在的话，它的自力的性质，在去寻求之后应该被找到并且越来越明显才对，因为对于一个真实的性质来讲，在去寻求、去深入之后，应该越来越明显，可是却越来越模糊，代表它并不是那样的真实，只是一个虚假的。就如同《佛部论典》里曾经说过：若是自性有的话，何必需要依赖缘起呢？这是没有道理的。既然这些法存在，那存在的方式有两者，一个是自性、自力存在，另一个是依他力存在。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存在的方法，只这两者而已。如果是自力、真实存在的话，在寻求之后应该找到，但却又找不到。若不是自力、自性、真实而存在的话，那就唯有依靠名言安立而存在了。因为它唯有依靠名言安立而有，所以更依赖因缘而产生了，因为这是依他力而有的。当了解到这个道理后，能慢慢体会到，原来我们看到的每一切的法都会觉得的是独立自性的真实，可实际上却并不符合，并不是如此，因此所看到的和所存在的完全的不符合了，这时就会感到如幻化一般。因为所看到和实际上不符合，这叫做幻化虚假。在这种虚假当中去看一切的好或者是坏，在这个虚假当中现起了一切的万法和依赖其他的因缘。因此“如幻化”并不是代表没有的意思，是“有”，可是这种“有”的存在并不是那样的真实，而是虚假的，不像如同自己所看到的那样真实。既然是幻化，为什么不应该产生瞋恚心呢？从我们的经验可以体会到，当生起瞋恚心时，他看到一个瞋境或者不悦意境而产生瞋心时，是完全真实的去执着，才会产生瞋恚心的，是完全的排斥，认为排斥的对像是那样的真实，所以才会产生瞋恚心的，他不是看到幻化而产生瞋恚心的。因此，既然是幻化就不需要瞋心了，因为瞋心是真实执着而产生的。所以如同《中论》里讲到了：如果去除了这一切的真实执着，这一切业和烦恼就可随之尽除，那我们在自性空中就可获得涅盘。因为我们不了解无自性、无真实的道理，所以看什么都觉得那样的真实，好就完全的好，坏就完全的坏，真实独立而产生，之后添增事物的好坏而产生了非理作意，即由非理作意而产生贪和瞋等。所以在生起瞋恚心时，我们可以经验去观察一下：当你生起瞋心时，你是如何看到境的，是不是完全真实的去排斥，是不是有这种真实之相存在，如果有的话就让自己多观诸法如幻化，因为这一切并不是那样的真实。当你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生起瞋恚的基础就不存在了，瞋心就会减少。
#中国道教那些事儿[超话]#
若要降伏魔鬼，先降伏自己邪气！
一
初求道者，当先以正心持德。以修心为先行，以德就为首要。《仙经》曾云：“教人修道，则修心也。教人修心，则修道也。”所以离心则无道。
诸善，然万法归宗不过修心二字。往古今来之真仙未有不修心而达成者，降魔除邪之能未有不修心而能为之者。但观妙道，道教教人修心炼性，直通修仙至理，不执神通术法，不强符咒科仪，持万法之宗体为本来，集千经万教为一心。
道门之祖邱大真人，初修道时，曾事师三载未沐王祖一言之诲而道心不动，后得马祖接引还山，惟行炼心育性，常闻祖师于炼心之时，三遭魔难而不为动，没于洪水而不知，虎卧于旁而不畏。磻溪六年，龙门七载，方得大道事毕。后而出山度人，演全真之教，开龙门派接引愚迷，在凡为帝王之师，在西称为震旦活佛。祖师能得如此，究竟本来不离修心二字。
二
清规道：“师接弟子，先问悟透善根浅深，又观祖上门风善恶，便看本人才不才，方可收录。”古时接引弟子皆要观其夙世，不受非人，求道不易。今日虽应世道而开方便，却也不离本来，此心不可不察。所谓性命相依，心形相承。
古有明师察徒，观其相即可知其宿缘，成不成道器，无需神通术法，何也？故相由心生。全真之道，即是教人以全真之心以应天心，把凡心转道心，把后天转先天，把有为转无为。虽然初求道者无法一时成效，但却能先正心诚意，以达求道之本，知此者，则邪途无门，正道有路。
修心之要非达者难明也，心心光明，念念通达岂非易事?是以文昌帝君偶动凡心，即降生为如意太子。许心虚稍差一念，即寄魂于娼妓腹中。观今世事，小术惑人者笔笔皆是，瞒弄耳目之法随处可取，即有伪道之徒，趁机行匪。若诸善能明修心之要，则能一层层，揭其伪道，所谓言从心起，相从心生，欲知其是否有道，即可于日常之中，观其四时之行是否守道，一句一言是否秉德，斯真修道人，道德发乎于内外，时时守道，不须臾离。伪骗之徒，则急功近利，虽能扮于一时之相，而日久见真心，早晚败露。
三
再观受骗者，多是德未就，心未修，一旦受欺，不教后人如何行正，而立以秽言泄嗔，心有修否？再以败坏之文标榜，从来不言自己有过，察己身不足，德有修否？古云：“若要降魔鬼，先降自己邪。”看那些受骗之人，多是己心不正，心中有邪，天地斯察乎。而正心求道人，鬼神有知，自当相助。
所谓世间之事亦无有空走说，其人自招魔精相扰，必定因其心不正，心存邪念，乃至精怪有感而来，被骗者可摸着自心，是否问心无愧，求的是不是正道。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
图片
道途有坎，本是常事，事不从心，莫生嗔怒，但思大道慈悲，赐以磨练之机，体祖师大愿：“尘劫有尽，我愿无穷。”
若要降伏魔鬼，先降伏自己邪气！
一
初求道者，当先以正心持德。以修心为先行，以德就为首要。《仙经》曾云：“教人修道，则修心也。教人修心，则修道也。”所以离心则无道。
诸善，然万法归宗不过修心二字。往古今来之真仙未有不修心而达成者，降魔除邪之能未有不修心而能为之者。但观妙道，道教教人修心炼性，直通修仙至理，不执神通术法，不强符咒科仪，持万法之宗体为本来，集千经万教为一心。
道门之祖邱大真人，初修道时，曾事师三载未沐王祖一言之诲而道心不动，后得马祖接引还山，惟行炼心育性，常闻祖师于炼心之时，三遭魔难而不为动，没于洪水而不知，虎卧于旁而不畏。磻溪六年，龙门七载，方得大道事毕。后而出山度人，演全真之教，开龙门派接引愚迷，在凡为帝王之师，在西称为震旦活佛。祖师能得如此，究竟本来不离修心二字。
二
清规道：“师接弟子，先问悟透善根浅深，又观祖上门风善恶，便看本人才不才，方可收录。”古时接引弟子皆要观其夙世，不受非人，求道不易。今日虽应世道而开方便，却也不离本来，此心不可不察。所谓性命相依，心形相承。
古有明师察徒，观其相即可知其宿缘，成不成道器，无需神通术法，何也？故相由心生。全真之道，即是教人以全真之心以应天心，把凡心转道心，把后天转先天，把有为转无为。虽然初求道者无法一时成效，但却能先正心诚意，以达求道之本，知此者，则邪途无门，正道有路。
修心之要非达者难明也，心心光明，念念通达岂非易事?是以文昌帝君偶动凡心，即降生为如意太子。许心虚稍差一念，即寄魂于娼妓腹中。观今世事，小术惑人者笔笔皆是，瞒弄耳目之法随处可取，即有伪道之徒，趁机行匪。若诸善能明修心之要，则能一层层，揭其伪道，所谓言从心起，相从心生，欲知其是否有道，即可于日常之中，观其四时之行是否守道，一句一言是否秉德，斯真修道人，道德发乎于内外，时时守道，不须臾离。伪骗之徒，则急功近利，虽能扮于一时之相，而日久见真心，早晚败露。
三
再观受骗者，多是德未就，心未修，一旦受欺，不教后人如何行正，而立以秽言泄嗔，心有修否？再以败坏之文标榜，从来不言自己有过，察己身不足，德有修否？古云：“若要降魔鬼，先降自己邪。”看那些受骗之人，多是己心不正，心中有邪，天地斯察乎。而正心求道人，鬼神有知，自当相助。
所谓世间之事亦无有空走说，其人自招魔精相扰，必定因其心不正，心存邪念，乃至精怪有感而来，被骗者可摸着自心，是否问心无愧，求的是不是正道。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
图片
道途有坎，本是常事，事不从心，莫生嗔怒，但思大道慈悲，赐以磨练之机，体祖师大愿：“尘劫有尽，我愿无穷。”
【义以为质，《论语》中的名利观】《论语》在重道、崇德、尚仁的主旨中，鲜明阐述了君子的名利观。作为一种主张积极入世的理论，儒家通常并不回避常人对名利富贵的追求，但强调这种追求应该遵从仁义道德。并且，儒家认为，名利富贵虽好，但世上还有比名利更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仁义。不回避名利，但将仁义置于名利之上，构成了君子的名利观。#每天读国学#
《论语》倡导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且具有高度内在同一性的利益观，强调用行舍藏、重在内求的名位观。两者互为交融、映射形成，反映出君子追求仁义、反求诸己、淡泊名利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构成君子人格的基本属性。
君子之于“利”：义以为质
关于儒家的财富观，一言以蔽之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认为，君子看重的是道义，小人看重的是利益。对于义利的态度，可以将君子和小人区分开来。小人追求个人利益，也只追求个人利益，因此将利置于义之上；君子亦会追求个人利益，但会先考虑所得是否合于义，“义以为质”，以义为原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细读《论语》各章文本，按照从贫到富不同程度，似可将君子之于“利”分为三重维度，即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三者虽贫富程度不同，在名利观上却具有内在的同一性。以三者分析不同人的不同境遇与作为，没有特别的高下之分。
“安贫乐道”是最早由先秦儒家倡导的一种处世态度和人生境界，核心是超越物质的欲望，在理想的追求中达到精神上的满足。安贫乐道的理念在《论语》各章节随处可见，如开篇《学而》中孔子倡导“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在《述而》中又进一步表明心志，“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看来，作为一个君子，不应当过多地讲究自己的饮食与居处，食不必追求饱足，住不必追求安逸。君子应当把注意力放在做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对于有理想的人来讲，即使贫苦也是乐在其中的。
在孔门诸弟子中，最能安贫乐道者非颜回莫属。《雍也》篇中专门记有孔子对颜回由衷的赞誉，“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于是，箪食瓢饮成为后世君子安贫乐道的象征。颜回何以能做到“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呢？知徒莫如师，孔子一语中的：“其心三月不违仁。”颜回能够长时间不违背仁德的原则。所谓安贫乐道，即胸怀仁德之正道，如此心中便会不断地有充实之感，就不会因身外之物的多寡而烦扰。
“在陈绝粮”一节更具师徒论道的典型性。孔门师徒一行在陈国断绝了粮食，跟随的人都饿得爬不起来，于是子路很不高兴地来见师父说：“君子也有穷得毫无办法的时候吗？”面对子路的抱怨与困惑，孔子点明了困顿之际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在困窘时还能固守正道，小人一困窘就会胡作非为。顺境往往不易检验人的心性，置身困境，就能分辨出人能否有所坚守。在困顿时、不得志时还能贫贱不移、不失节操者，才是合格的真君子。钱穆先生说“仁者之心得自天赋，处常境而疏忽，遭变故而摇移。人之不仁非由于难得之，乃由于轻去之。惟君子能安处一切境遇而不去仁，是故谓之君子”，就是这个道理。
正是恪守正道，君子才能够做到“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小人却“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君子哪怕一顿饭的时间也不会离开仁，即便是在最容易与仁背道而驰的两种情形——忙乱、颠沛流离中，也是这样。而小人既不能够长久地安于穷困，也不能够长久地处于安乐之中，因为没有仁德的人长久地处在贫困或安乐之中都会更加堕落。
以上，正如《中庸》所言，“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守着正道，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遵循天命，去做应该做的事。处于富贵的地位，就做富贵应该做的事；处于贫贱的状况，就安于贫苦；处于边远地区，就做在边远地区应该做的事；处于患难之中，就做在患难之中应该做的事。君子没有什么情况是不能安然自得的。而小人却铤而走险妄图获得非分的东西。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安贫乐道的境界之外，儒家并不否定人对名利富贵的追求，但强调这种追求应服从仁义道德。
在《里仁》篇中，孔子阐述了富贵当“取之有道”的鲜明态度。“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名利富贵，是人正常的欲求，但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得到它们，君子不享受。君子当持守“仁”，因追名逐利而背离“仁”的准则的，便不能称之为君子。
随后《述而》篇对“取之有道”有进一步的论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意思是说财富如果可以合理求得的话，即使是做手拿鞭子的差役，我也愿意。如果不能合理求得，我还是做自己所爱好的事。这里“从吾所好”，就是说要遵循本心，坚守正道，正与安贫乐道相通。
“富而好礼”出自《学而》篇，源于孔门弟子子贡的提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贡擅长经商获利，并在孔氏四门中以“言语”著称。是时，子贡从自身为人治学经历出发，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做到虽贫穷而不巴结奉承别人，富有而不盛气凌人，已经很是难能可贵，可以称为“君子”了，于是就此向老师请教。孔子却认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固然难得，然而更高的境界当是“贫而乐，富而好礼”。子贡恍然大悟，回应说这就需要进一步修炼，像是对待骨、角、象牙、玉石一样，一遍遍不断打磨精进，先开料，再糙锉，然后磨光。
朱熹后来注释说，“常人溺于贫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表现为贫多求、故易谄，富有恃、故易骄。在此基础上，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乃皆知所自守也，然尚未超脱贫富的窒碍。最高的境界当是乐道则忘其贫，好礼则安于处善。因此，安贫乐道与富而好礼具有同一性，相辅相成。
后来，虽然孔子再次强调“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对于“富而好礼”在后文中却没有进一步的说明。然而在后世方志、碑铭中，常见士绅之家“富而好礼”之举：平素对亲邻多有帮助，周济米粮，恤养孤贫，甚至焚烧亲邻借债的契约，遇有灾荒时更是加意如此。在地方社会中，常常不吝银钱积极修桥补路、修缮城墙衙署、设立学校，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无论方志还是碑铭的撰写者多是饱受儒家伦理浸润的文人士绅，上述义举本质上体现了儒家“富而好礼”的基本价值导向。
君子之于“名”：求其在我
《学而》开篇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篇尾复行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意即别人不知晓、不了解我，大可不必愠恼、忧忿，君子所虑所急者当在于自己不了解别人。《里仁》篇全面阐述了对名誉地位的态度，“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里，“位”即职位，有官守者各立于其位。意思是说不发愁没有职位，而是发愁没有任职的本领；不怕没有人知道自己，去追求足以使别人知晓自己的本领好了。《宪问》等篇再次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对于名位，儒家强调不要去关注名位本身，而要关注自身是否有本领、德行能配得上这名位。即使别人对自己不了解，也不去计较埋怨，因为这种情绪是没必要的，重要的是修炼自身。君子求其在我，是为内求。
对于是否出仕为官，儒家秉持中和立场，既不避位，亦不汲汲以求，整体观点是用行舍藏，被任用就行其道，不被任用就退隐。《论语》中有不少这样的例证。蘧伯玉被孔子赞誉为真君子，“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这里的“怀”即收而藏之，并有秉守本心、固善其身之意。南宫适“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孔子以兄之子妻之”。因之进退有度，孔子以兄长之女相许。弟子原思（名宪）问耻，孔子答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这是《宪问》篇首章首句，“谷”者禄也，国家政治清明时可以做官领俸禄，政治黑暗时仍然这样做就是耻辱了。
又有弟子闵子骞拒绝出任费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闵子骞也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为人孝顺、性格正直。当权的鲁国贵族季氏听闻闵子骞的贤名，想请闵子骞出任费宰，以笼络人心。然而季氏平日所为为闵子骞所不齿，闵子骞便婉言拒绝，否则就要逃到齐国去。
蘧伯玉、南宫适、闵子骞的经历，含有鲜明的用行舍藏之意。正如孔子所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用我者则行此道于世，不能有用我者则藏此道在身。用舍在外，行藏在我。诚如前言，君子之道贵在内求。
对于名位，儒家最为推崇赞誉的境界是辞让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泰伯三以天下让，孔子赞誉不已：“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孔子最为推崇尧、舜、禹三代圣贤对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的境界，“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这里的“不与”，何晏批注是“不求”的意思。舜和禹得到天下，不是自己求的。那他们何以有天下？正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崇高，才华能力很强，是德行感召的，所以孔子极其赞叹。不仅如此，他们更以天下之罪为己罪，舜以命禹“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无独有偶，武王克商后大封于庙，亦言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表明不仅不以天下私有，更以百姓之罪为己罪，境界非常高远。
《论语》倡导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且具有高度内在同一性的利益观，强调用行舍藏、重在内求的名位观。两者互为交融、映射形成，反映出君子追求仁义、反求诸己、淡泊名利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构成君子人格的基本属性。
君子之于“利”：义以为质
关于儒家的财富观，一言以蔽之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认为，君子看重的是道义，小人看重的是利益。对于义利的态度，可以将君子和小人区分开来。小人追求个人利益，也只追求个人利益，因此将利置于义之上；君子亦会追求个人利益，但会先考虑所得是否合于义，“义以为质”，以义为原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细读《论语》各章文本，按照从贫到富不同程度，似可将君子之于“利”分为三重维度，即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三者虽贫富程度不同，在名利观上却具有内在的同一性。以三者分析不同人的不同境遇与作为，没有特别的高下之分。
“安贫乐道”是最早由先秦儒家倡导的一种处世态度和人生境界，核心是超越物质的欲望，在理想的追求中达到精神上的满足。安贫乐道的理念在《论语》各章节随处可见，如开篇《学而》中孔子倡导“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在《述而》中又进一步表明心志，“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看来，作为一个君子，不应当过多地讲究自己的饮食与居处，食不必追求饱足，住不必追求安逸。君子应当把注意力放在做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对于有理想的人来讲，即使贫苦也是乐在其中的。
在孔门诸弟子中，最能安贫乐道者非颜回莫属。《雍也》篇中专门记有孔子对颜回由衷的赞誉，“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于是，箪食瓢饮成为后世君子安贫乐道的象征。颜回何以能做到“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呢？知徒莫如师，孔子一语中的：“其心三月不违仁。”颜回能够长时间不违背仁德的原则。所谓安贫乐道，即胸怀仁德之正道，如此心中便会不断地有充实之感，就不会因身外之物的多寡而烦扰。
“在陈绝粮”一节更具师徒论道的典型性。孔门师徒一行在陈国断绝了粮食，跟随的人都饿得爬不起来，于是子路很不高兴地来见师父说：“君子也有穷得毫无办法的时候吗？”面对子路的抱怨与困惑，孔子点明了困顿之际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在困窘时还能固守正道，小人一困窘就会胡作非为。顺境往往不易检验人的心性，置身困境，就能分辨出人能否有所坚守。在困顿时、不得志时还能贫贱不移、不失节操者，才是合格的真君子。钱穆先生说“仁者之心得自天赋，处常境而疏忽，遭变故而摇移。人之不仁非由于难得之，乃由于轻去之。惟君子能安处一切境遇而不去仁，是故谓之君子”，就是这个道理。
正是恪守正道，君子才能够做到“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小人却“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君子哪怕一顿饭的时间也不会离开仁，即便是在最容易与仁背道而驰的两种情形——忙乱、颠沛流离中，也是这样。而小人既不能够长久地安于穷困，也不能够长久地处于安乐之中，因为没有仁德的人长久地处在贫困或安乐之中都会更加堕落。
以上，正如《中庸》所言，“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守着正道，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遵循天命，去做应该做的事。处于富贵的地位，就做富贵应该做的事；处于贫贱的状况，就安于贫苦；处于边远地区，就做在边远地区应该做的事；处于患难之中，就做在患难之中应该做的事。君子没有什么情况是不能安然自得的。而小人却铤而走险妄图获得非分的东西。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安贫乐道的境界之外，儒家并不否定人对名利富贵的追求，但强调这种追求应服从仁义道德。
在《里仁》篇中，孔子阐述了富贵当“取之有道”的鲜明态度。“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名利富贵，是人正常的欲求，但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得到它们，君子不享受。君子当持守“仁”，因追名逐利而背离“仁”的准则的，便不能称之为君子。
随后《述而》篇对“取之有道”有进一步的论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意思是说财富如果可以合理求得的话，即使是做手拿鞭子的差役，我也愿意。如果不能合理求得，我还是做自己所爱好的事。这里“从吾所好”，就是说要遵循本心，坚守正道，正与安贫乐道相通。
“富而好礼”出自《学而》篇，源于孔门弟子子贡的提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贡擅长经商获利，并在孔氏四门中以“言语”著称。是时，子贡从自身为人治学经历出发，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做到虽贫穷而不巴结奉承别人，富有而不盛气凌人，已经很是难能可贵，可以称为“君子”了，于是就此向老师请教。孔子却认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固然难得，然而更高的境界当是“贫而乐，富而好礼”。子贡恍然大悟，回应说这就需要进一步修炼，像是对待骨、角、象牙、玉石一样，一遍遍不断打磨精进，先开料，再糙锉，然后磨光。
朱熹后来注释说，“常人溺于贫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表现为贫多求、故易谄，富有恃、故易骄。在此基础上，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乃皆知所自守也，然尚未超脱贫富的窒碍。最高的境界当是乐道则忘其贫，好礼则安于处善。因此，安贫乐道与富而好礼具有同一性，相辅相成。
后来，虽然孔子再次强调“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对于“富而好礼”在后文中却没有进一步的说明。然而在后世方志、碑铭中，常见士绅之家“富而好礼”之举：平素对亲邻多有帮助，周济米粮，恤养孤贫，甚至焚烧亲邻借债的契约，遇有灾荒时更是加意如此。在地方社会中，常常不吝银钱积极修桥补路、修缮城墙衙署、设立学校，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无论方志还是碑铭的撰写者多是饱受儒家伦理浸润的文人士绅，上述义举本质上体现了儒家“富而好礼”的基本价值导向。
君子之于“名”：求其在我
《学而》开篇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篇尾复行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意即别人不知晓、不了解我，大可不必愠恼、忧忿，君子所虑所急者当在于自己不了解别人。《里仁》篇全面阐述了对名誉地位的态度，“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里，“位”即职位，有官守者各立于其位。意思是说不发愁没有职位，而是发愁没有任职的本领；不怕没有人知道自己，去追求足以使别人知晓自己的本领好了。《宪问》等篇再次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对于名位，儒家强调不要去关注名位本身，而要关注自身是否有本领、德行能配得上这名位。即使别人对自己不了解，也不去计较埋怨，因为这种情绪是没必要的，重要的是修炼自身。君子求其在我，是为内求。
对于是否出仕为官，儒家秉持中和立场，既不避位，亦不汲汲以求，整体观点是用行舍藏，被任用就行其道，不被任用就退隐。《论语》中有不少这样的例证。蘧伯玉被孔子赞誉为真君子，“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这里的“怀”即收而藏之，并有秉守本心、固善其身之意。南宫适“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孔子以兄之子妻之”。因之进退有度，孔子以兄长之女相许。弟子原思（名宪）问耻，孔子答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这是《宪问》篇首章首句，“谷”者禄也，国家政治清明时可以做官领俸禄，政治黑暗时仍然这样做就是耻辱了。
又有弟子闵子骞拒绝出任费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闵子骞也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为人孝顺、性格正直。当权的鲁国贵族季氏听闻闵子骞的贤名，想请闵子骞出任费宰，以笼络人心。然而季氏平日所为为闵子骞所不齿，闵子骞便婉言拒绝，否则就要逃到齐国去。
蘧伯玉、南宫适、闵子骞的经历，含有鲜明的用行舍藏之意。正如孔子所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用我者则行此道于世，不能有用我者则藏此道在身。用舍在外，行藏在我。诚如前言，君子之道贵在内求。
对于名位，儒家最为推崇赞誉的境界是辞让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泰伯三以天下让，孔子赞誉不已：“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孔子最为推崇尧、舜、禹三代圣贤对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的境界，“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这里的“不与”，何晏批注是“不求”的意思。舜和禹得到天下，不是自己求的。那他们何以有天下？正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崇高，才华能力很强，是德行感召的，所以孔子极其赞叹。不仅如此，他们更以天下之罪为己罪，舜以命禹“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无独有偶，武王克商后大封于庙，亦言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表明不仅不以天下私有，更以百姓之罪为己罪，境界非常高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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