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院5G+医疗健康应用试点项目获得国家立项】
近日，从工信部和国家卫健委传来喜讯，由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心血管内科和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牵头，联合湖南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湖南丰裕医疗产业有限公司、湖南归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长沙中西医结合康复医院等多家医工单位申报的“基于5G平台重症监护单元（心脏）远程智慧综合管理系统”顺利通过了项目申报、专家初审、复审等严格审核程序，日前已获得国家立项。
该项目为国家工信部和国家卫健委于2020年底联合下文的“5G+医疗健康应用试点项目”，旨在围绕急诊救治、远程诊断、远程治疗、远程重症监护(ICU)、中医诊疗、医院管理、智能疾控、健康管理等8个重点方向，推动运用5G技术改造提升卫生健康网络基础设施，开展智慧医疗健康设备和应用创新，培育可复制、可推广的5G智慧医疗健康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
医院此次申报的“基于5G平台重症监护单元（心脏）远程智慧综合管理系统”将围绕心脏重症监护，基于5G及大数据云平台、人工智能算法和柔性可穿戴设备等，建立有效的智能迭代管理系统，进行现代重症监护管理，最终提高重症病患的救治效率。核心技术方案可归纳为“1235方案”，即以建设一个心脏重症智慧管理体系为中心；依托两大支柱：5G网络和人工智能；解决心脏重症临床三大难题，即救治反应速度慢、持续高效监护难、基层技术能力差；着力于五大关键应用：E网通达（远程重症监护网络的构建）、E数汇智（海量重症医学数据的实时智能调阅）、E智诊断（人工智能辅助高危病人筛查预警）、E心监测（远程智能心电信息管理系统）、E室物联（关键生命支持设备的智慧管理）。
近日，从工信部和国家卫健委传来喜讯，由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心血管内科和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牵头，联合湖南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湖南丰裕医疗产业有限公司、湖南归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长沙中西医结合康复医院等多家医工单位申报的“基于5G平台重症监护单元（心脏）远程智慧综合管理系统”顺利通过了项目申报、专家初审、复审等严格审核程序，日前已获得国家立项。
该项目为国家工信部和国家卫健委于2020年底联合下文的“5G+医疗健康应用试点项目”，旨在围绕急诊救治、远程诊断、远程治疗、远程重症监护(ICU)、中医诊疗、医院管理、智能疾控、健康管理等8个重点方向，推动运用5G技术改造提升卫生健康网络基础设施，开展智慧医疗健康设备和应用创新，培育可复制、可推广的5G智慧医疗健康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
医院此次申报的“基于5G平台重症监护单元（心脏）远程智慧综合管理系统”将围绕心脏重症监护，基于5G及大数据云平台、人工智能算法和柔性可穿戴设备等，建立有效的智能迭代管理系统，进行现代重症监护管理，最终提高重症病患的救治效率。核心技术方案可归纳为“1235方案”，即以建设一个心脏重症智慧管理体系为中心；依托两大支柱：5G网络和人工智能；解决心脏重症临床三大难题，即救治反应速度慢、持续高效监护难、基层技术能力差；着力于五大关键应用：E网通达（远程重症监护网络的构建）、E数汇智（海量重症医学数据的实时智能调阅）、E智诊断（人工智能辅助高危病人筛查预警）、E心监测（远程智能心电信息管理系统）、E室物联（关键生命支持设备的智慧管理）。
大安法师讲故事 | 苏东坡聪明误此生
“公据何人问大苏”，“大苏”就是指苏东坡——苏轼，唐宋八大家之一，很有文才，对佛理也非常了解。他主要是在禅宗方面很有造诣，然而他与净土宗也有甚深的因缘。他的母亲去世之后，他就把母亲遗留下来的金银首饰变卖做功德，同时画了一张阿弥陀佛的画像。
苏东坡在政场上宦海沉浮。由于他心直口快，率性天真，写的诗文可能也得罪了一些大官，所以常常被贬官。他被贬官以后南行，随身带的就是这张阿弥陀佛的画像。有人问：“你怎么带一幅佛像啊？”苏东坡回答：“这是我往生西方的公据。”说明他也有净土的信仰。但遗憾的是他太聪明了，聪明的人心就比较散乱。
据说他临终的时候情况并不是太好。他临终的时候，他的学生赶紧请了径山长老过去。径山长老一去就跟他开示，叫他保持正念，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念阿弥陀佛。然而苏东坡可能宗门下的气氛太强了，还在搞机锋转语。
他就说“西方极乐世界不无”——就是极乐世界是存在，但指指这心，“但这里着不上力”——说自己的心里着不了力。着不了力就着不了力，他还加句“着力即差”。就断气了。
就说明他还不是具足真信切愿，还要用宗门下的东西再来搞一点花样。但是在生死岸边，你搞这些东西都派不上一点用场。那就有可能又随业轮转了，所以据有传闻苏东坡又轮回，到了明代就做袁宏道了。那能做袁宏道——作《西方合论》的，如果是他后身的话，还算幸运，他还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边地疑城，最终还是解决问题了。
所以省庵大师非常恳切的“寄语”，告诉那些聪明的人应该要老实念佛。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一切聪明、文功武略、辩才无碍、著作等身，都解决不了问题，唯有信愿念佛，感通佛力，才有真实的受用。
“公据何人问大苏”，“大苏”就是指苏东坡——苏轼，唐宋八大家之一，很有文才，对佛理也非常了解。他主要是在禅宗方面很有造诣，然而他与净土宗也有甚深的因缘。他的母亲去世之后，他就把母亲遗留下来的金银首饰变卖做功德，同时画了一张阿弥陀佛的画像。
苏东坡在政场上宦海沉浮。由于他心直口快，率性天真，写的诗文可能也得罪了一些大官，所以常常被贬官。他被贬官以后南行，随身带的就是这张阿弥陀佛的画像。有人问：“你怎么带一幅佛像啊？”苏东坡回答：“这是我往生西方的公据。”说明他也有净土的信仰。但遗憾的是他太聪明了，聪明的人心就比较散乱。
据说他临终的时候情况并不是太好。他临终的时候，他的学生赶紧请了径山长老过去。径山长老一去就跟他开示，叫他保持正念，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念阿弥陀佛。然而苏东坡可能宗门下的气氛太强了，还在搞机锋转语。
他就说“西方极乐世界不无”——就是极乐世界是存在，但指指这心，“但这里着不上力”——说自己的心里着不了力。着不了力就着不了力，他还加句“着力即差”。就断气了。
就说明他还不是具足真信切愿，还要用宗门下的东西再来搞一点花样。但是在生死岸边，你搞这些东西都派不上一点用场。那就有可能又随业轮转了，所以据有传闻苏东坡又轮回，到了明代就做袁宏道了。那能做袁宏道——作《西方合论》的，如果是他后身的话，还算幸运，他还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边地疑城，最终还是解决问题了。
所以省庵大师非常恳切的“寄语”，告诉那些聪明的人应该要老实念佛。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一切聪明、文功武略、辩才无碍、著作等身，都解决不了问题，唯有信愿念佛，感通佛力，才有真实的受用。
【当优美雅致的唐诗融入生活】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代表。标志之一，就是唐诗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的功能达到极致。#每天读国学#
上层社会，墨客文人和三教九流各有其日常生活。但不管何种人群，其日常生活均能亦均在唐诗中有所表现，题材覆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大至政治外交，小至起居饮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功能。举其大者，应有四个方面。
纪事遣兴，是唐诗在日常生活中的常态功能。这本是文人生活的常态。唐人用诗歌来表达思想，纪录生活并自我抒情。如果一个诗人的传世作品较多，后人便可以从其作品入手，复原其生活轨迹之大概。原因就在于唐人写诗，类同后人的日记，是日常生活的诗歌呈现。
看看诗题《送杜少府之任蜀川》《过故人庄》《登鹳雀楼》《早发白帝城》《北征》《泊秦淮》，就知道诗人登某楼，渡某江，去何乡，往某州。这在唐前不多，而唐代则十分普通了。记事写景中，少不了言志抒情。杜甫感叹“遣兴莫过诗”，道出的是古代诗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和写作常态。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主要通过诗歌得以表现，是后世读者进入他们内心世界的最可靠的途径。这些诗篇是国人耳熟能详的：《静夜思》《梦游天姥吟留别》《行路难》《春望》《旅夜书怀》《秋词》《金陵怀古》……都不外纪事加遣兴，综合而成其自传性特质，成为研究诗人思想的重要资料。
以诗代简，是唐诗的另一重要功能。唐人科考，宦游，从军，常年奔走在外，与家人和朋友的联系，只有鸿雁传书。唐代的书简中不乏散文名篇，但更多的时候是以诗代简，用以表达亲情友谊和展示才华。诗简的量和质都大大超过文。唐诗中题为“寄某某”“呈某某”的，多是以诗代简之作。高适《人日寄杜二拾遗》、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无一不是深情之作。杜甫《又呈吴郎》是亲戚间的通信，但话题却是如何帮助“堂前扑枣”之“无食无儿一妇人”，流露出深厚的民胞物与情怀。诗简写给家人的会更多一些温情，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就是以诗代简抒写恩爱夫妻相思之情的千古绝唱。
社交应酬，是作为社会的人尤其是文人官员的必须。唐诗的社交应酬功能在唐代日常生活中广泛存在，且因时因地因人而形式多样。官场上的才能展示，朋友间的送往迎来，复杂政治中的巧妙应对，科举场中的自我推销，把诗歌的社交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社交中最隆重的场合，无过于君臣唱和。唐朝帝王时有雅兴，或朝堂御制，或赐宴赋得，百官就得唱和。“奉和圣制”这类诗作，凡朝廷近臣，差不多都有写作。贺知章现存作品二十余首，奉和圣制之作几近一半。其名篇《回乡偶书》妇孺皆知。而与诗相关的，是他告老还乡前的盛大欢送仪式上，玄宗制诗相赠，太子李亨率百官送行，如此规格，众人岂能不赋诗相送？这或许创下了中国历史上送别赋诗的纪录。
更有皇帝兴起，不仅要百官赋诗，还要现场一决高下，筐篚示恩。“武后游洛南龙门，诏从臣赋诗，左史东方虬诗先成，后赐锦袍，之问俄顷献，后览之嗟赏，更夺袍以赐。”（《新唐书》卷二百二）皇帝有诏，不能交白卷。这类“奉旨填词”，往往因为时空和限题等因素形成的特殊语境，少有佳作，但这又是作者洋溢才华机智和表现文思敏捷的好机会。唐代对文人和官员的基本写作要求，就是能即席赋诗。或许，送行必有诗，聪明人事先可打好腹稿。但如太子李亨要临时确定某题某韵，就难捉刀代笔。写不好便是水平问题，水平太低，高下立现。不写，更无理由，这等于直接宣布自己无文化。在唐朝，官员无文化并不能引以为自豪。
诗人的应酬更是离不了诗。文人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不同，在于文化活动的日常化。在唐代，唱和为诗人的日常生活。笔者粗略统计，杜甫1400余首诗中，赠、酬、和、答、寄、呈、送、别、简以及陪人游、宴、题诗的作品超过500首。李白900余首诗中，同类作品过半（470余首）。沈佺期存诗160首，同类作品80余首。孟郊400余首诗中，同类作品210首。韩愈410余首诗，同类作品过半。这说明，文人的日常生活中，具有应酬功能的诗歌写作，是不可或缺的。没有诗歌应酬，很难想象唐诗的丰富性，更难想象众多流芳百世嘉惠万代的诗篇问世。
在一些特殊社交场合，诗歌还可发挥其独特的功能，委婉地表达坚定，艺术地展示拒绝。张籍的《节妇吟》，就通过比兴双关的艺术手法，将一桩涉及政治选边的麻烦事轻松化解。不了解背景的读者，可视此诗为情诗：一个已婚女子婉拒“君知妾有夫”的“痴情者”的“忠贞不二”的故事。作者用“一女不嫁二夫”婚恋观于表层意义与隐含意义的分合自如——合则双美，分亦无伤，来含蓄、坚定地表达“一臣不事二主”的政治态度，避免直接拒绝惹恼权贵，从而化解一场“危机”。这将复杂的政治斗争艺术化，在表达拒绝的时候，还能维护着双方的面子和尊严，应是诗歌发挥其特殊功能所能达到的至高境界吧。
唐诗成熟的标志有很多要素和节点，或许，人们熟练地玩写诗游戏，是标志性事件。风行于唐代的联句诗，是典型的文字游戏，最能说明唐诗在日常生活中具备的游戏娱乐功能。
《全唐诗》第788卷至794卷收的全是联句诗。李白、杜甫、颜真卿、顾况、皎然、陆羽、刘禹锡、白居易、张籍、李绅、韩愈、孟郊、杜牧、段成式、陆龟蒙、皮日休等许多诗人都有联句之作。颜真卿《登岘山观李左相石尊联句》有皎然、陆羽等28人参加，每人二句，写成一首五言五十六韵排律，是作者最多的一首联句。篇幅最长的则是韩愈与孟郊的《城南联句》，长达154韵，308句，1540字。《城南联句》不仅篇制宏大，在联句的接法上也更新颖出奇。此前的联句，或一人一句二句，或四句，每人在自己的空间里总可尽量表达一种较完整的意思。而《城南联句》是孟郊先作第一句，韩愈作第二、三句，孟郊再作四、五句。韩愈最后结句只写一个单句。诗人不能在两句之间形成对偶，而必须是跨句对，即先去适应他人写的上句（出句），根据其意思完成一个对偶句的下句（对句），使之句意完整，再写出下一个对偶句的出句，让对方来完成对句。在挑战——应战后立即向对方挑战，其难度大大超过了一般的联句，对作者的才华、功力都是一种考验，颇有围棋之风。
快乐原则应是文字游戏联句诗的创作目的。这类写作，其愉快显然在过程本身，虽然竞赛的意味明显，但总体还是闲适心境的表现。有意思的是，联句出自众人之手，但并不是集体创作。联句的每一句都必须标明作者，不是展示团体的智慧，而是要表现个体的才华；不是文责自负，而是文才比高。其让后人叹为观止的写作实践，表现了唐代诗人逞才式的娱乐方式，也意味着文人把诗体的表现力，开掘到了极致。
唐诗的娱乐功能，还与唐诗在当时发达的音乐中过渡性地充当入乐演唱的歌词有关。词在早期，作为诗余，不是文人着力创作的文体。能入乐演唱的歌词，在当时是稀有资源。人们只好直接在绝句里选用或在长诗中截取几句作为歌词。谁的绝句或诗句被选取或改编传唱，意味着其作品流播四方，声名广远。“旗亭画壁”故事，为人们津津乐道，原因就在于此。被入选的诗，快乐了听众，也让作者成就感满满。有意思的是，李白的《清平调》《将进酒》、李贺的《苦昼短》等若干唐诗在当下被重新编曲或改编入乐，在千年后的日常生活中继续发挥着娱乐功能。
唐诗在日常生活中的多种功能，为唐诗的发展繁荣作出了贡献。想想后世，除非是政治的特殊需要，某种文艺样式可以全面介入人们的生活，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唐诗在日常生活中的多种功能的发挥，却是一种自觉选择和诗意的选择。这是诗歌在一个时代的殊遇，由此造就一个诗歌的黄金时代。
唐诗让后世的读者感到亲切，正在于其作品诗意地全方位和多功能地表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让后世的人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能时时体味感受其审美体验，在感叹其奇思妙想优美雅致的同时，也对当下的生活增加了热爱和珍惜。
上层社会，墨客文人和三教九流各有其日常生活。但不管何种人群，其日常生活均能亦均在唐诗中有所表现，题材覆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大至政治外交，小至起居饮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功能。举其大者，应有四个方面。
纪事遣兴，是唐诗在日常生活中的常态功能。这本是文人生活的常态。唐人用诗歌来表达思想，纪录生活并自我抒情。如果一个诗人的传世作品较多，后人便可以从其作品入手，复原其生活轨迹之大概。原因就在于唐人写诗，类同后人的日记，是日常生活的诗歌呈现。
看看诗题《送杜少府之任蜀川》《过故人庄》《登鹳雀楼》《早发白帝城》《北征》《泊秦淮》，就知道诗人登某楼，渡某江，去何乡，往某州。这在唐前不多，而唐代则十分普通了。记事写景中，少不了言志抒情。杜甫感叹“遣兴莫过诗”，道出的是古代诗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和写作常态。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主要通过诗歌得以表现，是后世读者进入他们内心世界的最可靠的途径。这些诗篇是国人耳熟能详的：《静夜思》《梦游天姥吟留别》《行路难》《春望》《旅夜书怀》《秋词》《金陵怀古》……都不外纪事加遣兴，综合而成其自传性特质，成为研究诗人思想的重要资料。
以诗代简，是唐诗的另一重要功能。唐人科考，宦游，从军，常年奔走在外，与家人和朋友的联系，只有鸿雁传书。唐代的书简中不乏散文名篇，但更多的时候是以诗代简，用以表达亲情友谊和展示才华。诗简的量和质都大大超过文。唐诗中题为“寄某某”“呈某某”的，多是以诗代简之作。高适《人日寄杜二拾遗》、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无一不是深情之作。杜甫《又呈吴郎》是亲戚间的通信，但话题却是如何帮助“堂前扑枣”之“无食无儿一妇人”，流露出深厚的民胞物与情怀。诗简写给家人的会更多一些温情，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就是以诗代简抒写恩爱夫妻相思之情的千古绝唱。
社交应酬，是作为社会的人尤其是文人官员的必须。唐诗的社交应酬功能在唐代日常生活中广泛存在，且因时因地因人而形式多样。官场上的才能展示，朋友间的送往迎来，复杂政治中的巧妙应对，科举场中的自我推销，把诗歌的社交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社交中最隆重的场合，无过于君臣唱和。唐朝帝王时有雅兴，或朝堂御制，或赐宴赋得，百官就得唱和。“奉和圣制”这类诗作，凡朝廷近臣，差不多都有写作。贺知章现存作品二十余首，奉和圣制之作几近一半。其名篇《回乡偶书》妇孺皆知。而与诗相关的，是他告老还乡前的盛大欢送仪式上，玄宗制诗相赠，太子李亨率百官送行，如此规格，众人岂能不赋诗相送？这或许创下了中国历史上送别赋诗的纪录。
更有皇帝兴起，不仅要百官赋诗，还要现场一决高下，筐篚示恩。“武后游洛南龙门，诏从臣赋诗，左史东方虬诗先成，后赐锦袍，之问俄顷献，后览之嗟赏，更夺袍以赐。”（《新唐书》卷二百二）皇帝有诏，不能交白卷。这类“奉旨填词”，往往因为时空和限题等因素形成的特殊语境，少有佳作，但这又是作者洋溢才华机智和表现文思敏捷的好机会。唐代对文人和官员的基本写作要求，就是能即席赋诗。或许，送行必有诗，聪明人事先可打好腹稿。但如太子李亨要临时确定某题某韵，就难捉刀代笔。写不好便是水平问题，水平太低，高下立现。不写，更无理由，这等于直接宣布自己无文化。在唐朝，官员无文化并不能引以为自豪。
诗人的应酬更是离不了诗。文人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不同，在于文化活动的日常化。在唐代，唱和为诗人的日常生活。笔者粗略统计，杜甫1400余首诗中，赠、酬、和、答、寄、呈、送、别、简以及陪人游、宴、题诗的作品超过500首。李白900余首诗中，同类作品过半（470余首）。沈佺期存诗160首，同类作品80余首。孟郊400余首诗中，同类作品210首。韩愈410余首诗，同类作品过半。这说明，文人的日常生活中，具有应酬功能的诗歌写作，是不可或缺的。没有诗歌应酬，很难想象唐诗的丰富性，更难想象众多流芳百世嘉惠万代的诗篇问世。
在一些特殊社交场合，诗歌还可发挥其独特的功能，委婉地表达坚定，艺术地展示拒绝。张籍的《节妇吟》，就通过比兴双关的艺术手法，将一桩涉及政治选边的麻烦事轻松化解。不了解背景的读者，可视此诗为情诗：一个已婚女子婉拒“君知妾有夫”的“痴情者”的“忠贞不二”的故事。作者用“一女不嫁二夫”婚恋观于表层意义与隐含意义的分合自如——合则双美，分亦无伤，来含蓄、坚定地表达“一臣不事二主”的政治态度，避免直接拒绝惹恼权贵，从而化解一场“危机”。这将复杂的政治斗争艺术化，在表达拒绝的时候，还能维护着双方的面子和尊严，应是诗歌发挥其特殊功能所能达到的至高境界吧。
唐诗成熟的标志有很多要素和节点，或许，人们熟练地玩写诗游戏，是标志性事件。风行于唐代的联句诗，是典型的文字游戏，最能说明唐诗在日常生活中具备的游戏娱乐功能。
《全唐诗》第788卷至794卷收的全是联句诗。李白、杜甫、颜真卿、顾况、皎然、陆羽、刘禹锡、白居易、张籍、李绅、韩愈、孟郊、杜牧、段成式、陆龟蒙、皮日休等许多诗人都有联句之作。颜真卿《登岘山观李左相石尊联句》有皎然、陆羽等28人参加，每人二句，写成一首五言五十六韵排律，是作者最多的一首联句。篇幅最长的则是韩愈与孟郊的《城南联句》，长达154韵，308句，1540字。《城南联句》不仅篇制宏大，在联句的接法上也更新颖出奇。此前的联句，或一人一句二句，或四句，每人在自己的空间里总可尽量表达一种较完整的意思。而《城南联句》是孟郊先作第一句，韩愈作第二、三句，孟郊再作四、五句。韩愈最后结句只写一个单句。诗人不能在两句之间形成对偶，而必须是跨句对，即先去适应他人写的上句（出句），根据其意思完成一个对偶句的下句（对句），使之句意完整，再写出下一个对偶句的出句，让对方来完成对句。在挑战——应战后立即向对方挑战，其难度大大超过了一般的联句，对作者的才华、功力都是一种考验，颇有围棋之风。
快乐原则应是文字游戏联句诗的创作目的。这类写作，其愉快显然在过程本身，虽然竞赛的意味明显，但总体还是闲适心境的表现。有意思的是，联句出自众人之手，但并不是集体创作。联句的每一句都必须标明作者，不是展示团体的智慧，而是要表现个体的才华；不是文责自负，而是文才比高。其让后人叹为观止的写作实践，表现了唐代诗人逞才式的娱乐方式，也意味着文人把诗体的表现力，开掘到了极致。
唐诗的娱乐功能，还与唐诗在当时发达的音乐中过渡性地充当入乐演唱的歌词有关。词在早期，作为诗余，不是文人着力创作的文体。能入乐演唱的歌词，在当时是稀有资源。人们只好直接在绝句里选用或在长诗中截取几句作为歌词。谁的绝句或诗句被选取或改编传唱，意味着其作品流播四方，声名广远。“旗亭画壁”故事，为人们津津乐道，原因就在于此。被入选的诗，快乐了听众，也让作者成就感满满。有意思的是，李白的《清平调》《将进酒》、李贺的《苦昼短》等若干唐诗在当下被重新编曲或改编入乐，在千年后的日常生活中继续发挥着娱乐功能。
唐诗在日常生活中的多种功能，为唐诗的发展繁荣作出了贡献。想想后世，除非是政治的特殊需要，某种文艺样式可以全面介入人们的生活，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唐诗在日常生活中的多种功能的发挥，却是一种自觉选择和诗意的选择。这是诗歌在一个时代的殊遇，由此造就一个诗歌的黄金时代。
唐诗让后世的读者感到亲切，正在于其作品诗意地全方位和多功能地表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让后世的人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能时时体味感受其审美体验，在感叹其奇思妙想优美雅致的同时，也对当下的生活增加了热爱和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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