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做决定是一件很难的事#
因为我们实际上是活在对未来的预测中的，而未来是那样的不确定。
生活中的决定总是很难做。有人把“做决定”比作“赌博”，但就连赌博也有个写得明明白白的风险概率；生活中的决定也不像心理学经典实验范式中那样简单，起码选当下的十块钱还是一年后的一百块，两个选项都是有确切的时间和数字的。
我们实际上是活在对未来的预测中的：我们虽然在做当下的事情，但无时无刻不在对行为的未来结果进行评估。然而我们在生活中要做出决定时，却又很难预知事件的走向、各种后果的发生概率的。当我们在想选什么专业、是深造还是就业、做什么工作时，这是一种模糊决策（decision-making under ambiguity）[1]情境，我们没法穷举所有的可能结果，也算不出每种结果发生的可能性。
到底该走哪条啊，我好焦虑
“小孩子才做选择题，大人都要”，这句话说得好听，但在没法“都要”的时候，我们也会像小孩子那样烦躁焦虑哭唧唧。
面对模糊情境时，我们渴望找到一个明确的回答，这是人人都有的认知闭合需要（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2]。有的人面对模糊的情境时会特别焦虑，急到团团转；有的人就平和一些，并没有那么着急，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
认知闭合需求高有利也有弊，如果焦虑促使我们去搜集和掌握更多信息、对信息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和思考，在DDL前快速做出判断和决定，那我们还得谢谢这焦虑；但如果焦虑让我们只想着赶紧下定论，那我们也可能信息有限的情况下，被焦虑逼着做出一个并不够理智的决定，事后想起来就会后悔不已。
“做”或“不做”，都会后悔
当提到“决定”时，“后悔”一定是经常与它相伴的。标准理论（norm theory）认为，我们总会把当前的情况跟某一标准进行比较，这一标准既可以是先前确定的，也可以是事后构建的，而事后构建的标准往往是“本来可以……”式的[3]。这种在心理上对已经发生了的事件进行否定，并表征其原本可能出现而实际未出现的结果的心理活动，就是反事实思维(counterfactual thinking)[4]，用一口气能读完的说法解释就是，与事实相反的思维，这是“后悔”情绪的思维基础。
我们遗憾时机白白流失，想“要是毕业前我跟她表白了就好了，说不定我们就在一起了”，这种在前提中添加事实上未发生的事件或未采取的行动，而对事实进行否定的反事实思维被称为加法式(additive)反事实思维。
我们也会纠结多说无益，想“我要是没跟她表白那现在我们还是朋友”，这种在头脑中假定某个既定事件并没有发生，从而对事实进行否定和重新建构的想法被称为减法式（subtractive）反事实思维。
到底是做得多了更后悔，还是没做更后悔呢？不同类型的反事实思维带来的后悔强度可能不同，围绕这一话题，心理学家们进行过多年的讨论。
最初，心理学家认为，面对同样糟糕的后果，如果这一后果是因为做了某件事导致的，那短时间内后悔程度会比由于没有做某件事引起的后悔程度高；也就是说，减法式反事实思维与后悔的关系更强，这一效应被称为“做效应”[5][6]。
但长时间来看，加法式反事实思维与后悔的关系似乎更强，也就是说更后悔没有做某件事，因为后悔做了的刺痛会相对较快地消失，而后悔没做的痛苦会持续更长时间[7]。
这时候最初提出“做效应”的研究者又不同意了！最后他们通过论文互怼（不是）得到一个两方都可以接受的结论：后悔的发生需要糟糕后果的显现，而不采取行动的糟糕后果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显现出来，所以长时间之后测量的话，没做某事的后悔会显得更强[8]。
但我们也会觉得自己选得还不错
无论我们做出怎样的决定，做出决定之后的生活总是悲喜交加的，如果我们认定“决定正确”，那我们总能找到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甚至，即便在别人看来，我们的决定不够明智、我们做出决定后的生活“变差”了，我们也能通过“自我欺骗（self-deception）”来让自己喜欢现在的生活、向别人证明自己没做错决定。
我们会把自己不想知道的信息像垃圾一样扔掉，会自动过滤掉或屏蔽具有威胁性的信息，会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解释接收到的信息, 会根据实际情况有偏差地提取信息或重构记忆。比如，在我们做出决定和选择后，如果有人质疑我们的决定不好，我们会固执地举出“我很好”的例子，并反驳那些“你看起来不太好”的信息[9]。
这种“自我欺骗”同样有利有弊，它让我们自洽而快乐，但也可能蒙蔽了我们的双眼，让我们在危险边缘试探。
在做出决定后，“我后悔了”和“我现在很好”这两种想法并不冲突，可能会交替出现；但我想，更多时候，我们是没有时间去思考“我是在后悔还是在自我欺骗”的。我们会偶尔抱怨，会不时反思，但更多时候，我们需要专注当下。
到底什么样的决定才是最好的？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回答。在我本科毕业那一年，我的班主任跟我们说过许多遍：“无论你们决定选什么，都会后悔的。”
也许，世界上永远没有最好的决定，但我们永远可以把当下的事做得更好。
因为我们实际上是活在对未来的预测中的，而未来是那样的不确定。
生活中的决定总是很难做。有人把“做决定”比作“赌博”，但就连赌博也有个写得明明白白的风险概率；生活中的决定也不像心理学经典实验范式中那样简单，起码选当下的十块钱还是一年后的一百块，两个选项都是有确切的时间和数字的。
我们实际上是活在对未来的预测中的：我们虽然在做当下的事情，但无时无刻不在对行为的未来结果进行评估。然而我们在生活中要做出决定时，却又很难预知事件的走向、各种后果的发生概率的。当我们在想选什么专业、是深造还是就业、做什么工作时，这是一种模糊决策（decision-making under ambiguity）[1]情境，我们没法穷举所有的可能结果，也算不出每种结果发生的可能性。
到底该走哪条啊，我好焦虑
“小孩子才做选择题，大人都要”，这句话说得好听，但在没法“都要”的时候，我们也会像小孩子那样烦躁焦虑哭唧唧。
面对模糊情境时，我们渴望找到一个明确的回答，这是人人都有的认知闭合需要（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2]。有的人面对模糊的情境时会特别焦虑，急到团团转；有的人就平和一些，并没有那么着急，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
认知闭合需求高有利也有弊，如果焦虑促使我们去搜集和掌握更多信息、对信息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和思考，在DDL前快速做出判断和决定，那我们还得谢谢这焦虑；但如果焦虑让我们只想着赶紧下定论，那我们也可能信息有限的情况下，被焦虑逼着做出一个并不够理智的决定，事后想起来就会后悔不已。
“做”或“不做”，都会后悔
当提到“决定”时，“后悔”一定是经常与它相伴的。标准理论（norm theory）认为，我们总会把当前的情况跟某一标准进行比较，这一标准既可以是先前确定的，也可以是事后构建的，而事后构建的标准往往是“本来可以……”式的[3]。这种在心理上对已经发生了的事件进行否定，并表征其原本可能出现而实际未出现的结果的心理活动，就是反事实思维(counterfactual thinking)[4]，用一口气能读完的说法解释就是，与事实相反的思维，这是“后悔”情绪的思维基础。
我们遗憾时机白白流失，想“要是毕业前我跟她表白了就好了，说不定我们就在一起了”，这种在前提中添加事实上未发生的事件或未采取的行动，而对事实进行否定的反事实思维被称为加法式(additive)反事实思维。
我们也会纠结多说无益，想“我要是没跟她表白那现在我们还是朋友”，这种在头脑中假定某个既定事件并没有发生，从而对事实进行否定和重新建构的想法被称为减法式（subtractive）反事实思维。
到底是做得多了更后悔，还是没做更后悔呢？不同类型的反事实思维带来的后悔强度可能不同，围绕这一话题，心理学家们进行过多年的讨论。
最初，心理学家认为，面对同样糟糕的后果，如果这一后果是因为做了某件事导致的，那短时间内后悔程度会比由于没有做某件事引起的后悔程度高；也就是说，减法式反事实思维与后悔的关系更强，这一效应被称为“做效应”[5][6]。
但长时间来看，加法式反事实思维与后悔的关系似乎更强，也就是说更后悔没有做某件事，因为后悔做了的刺痛会相对较快地消失，而后悔没做的痛苦会持续更长时间[7]。
这时候最初提出“做效应”的研究者又不同意了！最后他们通过论文互怼（不是）得到一个两方都可以接受的结论：后悔的发生需要糟糕后果的显现，而不采取行动的糟糕后果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显现出来，所以长时间之后测量的话，没做某事的后悔会显得更强[8]。
但我们也会觉得自己选得还不错
无论我们做出怎样的决定，做出决定之后的生活总是悲喜交加的，如果我们认定“决定正确”，那我们总能找到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甚至，即便在别人看来，我们的决定不够明智、我们做出决定后的生活“变差”了，我们也能通过“自我欺骗（self-deception）”来让自己喜欢现在的生活、向别人证明自己没做错决定。
我们会把自己不想知道的信息像垃圾一样扔掉，会自动过滤掉或屏蔽具有威胁性的信息，会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解释接收到的信息, 会根据实际情况有偏差地提取信息或重构记忆。比如，在我们做出决定和选择后，如果有人质疑我们的决定不好，我们会固执地举出“我很好”的例子，并反驳那些“你看起来不太好”的信息[9]。
这种“自我欺骗”同样有利有弊，它让我们自洽而快乐，但也可能蒙蔽了我们的双眼，让我们在危险边缘试探。
在做出决定后，“我后悔了”和“我现在很好”这两种想法并不冲突，可能会交替出现；但我想，更多时候，我们是没有时间去思考“我是在后悔还是在自我欺骗”的。我们会偶尔抱怨，会不时反思，但更多时候，我们需要专注当下。
到底什么样的决定才是最好的？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回答。在我本科毕业那一年，我的班主任跟我们说过许多遍：“无论你们决定选什么，都会后悔的。”
也许，世界上永远没有最好的决定，但我们永远可以把当下的事做得更好。
改变命运的方法，永远只有一个
人生命运，看似无常，实则，冥冥之中，皆有规律可循，皆有道法可依。
古德说：“命，我自己造，福，我自己求。”
其实，打开命运之门的钥匙，一直在我们自己手中。
真正高明的人明白：改变命运的方法，永远只有一个，那就是改变自己。
改变意识，烦恼消去
《道德经·第四十二章》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世间万物，都从道中而来，皆由意识产生。所谓意识，就是通常说的“念头”。
意识不同，看到的事物便不同。
人之所以痛苦，就是意识被欲望操控，内心难以平静，从而烦恼丛生。
从前，有一个地主，拥有很多钱，但是整日唉声叹气，夜不能寐。
于是，他找到道长，说：“师父，我很痛苦，每天都活在担忧中，担心钱会被偷走。”
道长指着院中的花说：“我会担心花被偷走吗？”
地主困惑地说：“那自然不会。“
道长笑笑说：“人总困在自己的想法中，其实世间万物，都是这样，我们只能享用，却不能拥有。“
地主听后，顿时豁然开朗。回去之后，把钱财捐了出去，生活反而轻松自在了。
哲人说过：“一念之间，天地自宽“。
很多时候，意识一转，想法一换，观念一变，纠结担忧就能放下，痛苦过往便能释怀。
如此，便会神清气闲，事事顺意。
改变认知，财富自来
一位作家说过：“财富和认知是匹配的，人永远无法赚到认知以外的钱。“
确实如此，自然万物都有平衡之道，钱财也不例外。
认知水平不同，财富数量就不同。如此，才能保障自然有序，能量平衡。
真正的智者，总是打破局限，突破自己，从而掌握命运。
而有的人，不愿意跳出局外，即使有机会，也很难抓住，最后穷困潦倒，命运坎坷。
这样一个故事：
上帝化身一名老者，想帮助贫困的农夫改变命运。
上帝问农夫：“如果你是全村的首富，你会干什么？”
农夫说：“我想养几头牛，来帮助我耕地。”
上帝又问：“那要是成为县里的富人呢？”
老农想了想说：“我要多买几亩地，这样我就能多种庄稼了。”
上帝再次问道：“要是让你成为全国最有钱的人呢？”
老农兴奋的说：“我会买下一座金矿，这样以后，我就可以用金锄头种地了。”
上帝有些失望的说：“你为什么只想着耕地呢？不是可以做其他的事吗？“
老农十分困惑的说：”不种地还能干什么呢？“
上帝摇摇头，叹了一口气说：“那你还是在这里种地吧”。
对于老农而言，即使上帝给他财富，他也无法享用，发挥不了财富的价值。即使上帝告诉他真理，他也无法理解，反而会带来困惑。
《庄子·秋水》中讲：“井蛙不可语海，夏虫不可语冰，凡夫不可语道。”
很多事物，并非不存在，只是认知水平不同，难以说清道明。
认知不同，所带能量不同，驾驭物质的能力不同，人生命运自然也不同。
打破旧有局限，消除原有认知，才能真正改变自己的命运。
改变心态，好运相随
一位哲人说过:”你的心态就是你的命运。“
生活中，有人一脸霉相，做什么事都不如意；而有人一脸福相，总是一顺百顺。
正所谓：相由心生，心态不同，精气神就不同，运气也就不同。
从前，有两名书生，相约一起进京赶考。
在路途中，看到很多人抬着一口棺材，正准备出殡。
其中一个书生想：“怎么这么晦气，出门就碰见不好的事，估计又考不上了。”
心情很是低落，到了考场也打不起精神来，果真没有考上。
而另一个书生想：“棺材，棺材，是升官发财的意思，看来是好兆头。”
于是，便很高兴，更加努力的读书了。最后高中，当上了大官。
同一件事情，用不同的心态对待，结果就天差地别。
人与人最本质的差别，就是心态的好坏。
积极乐观的心态，能吸引同频的好事：而消极悲观的心态，就会带来不好的祸事。
《庄子.山木》中说：“物物而不物于物。”
大意是：圣人利用万物，但是不被外物所累，不被表象迷惑。
世间万物都是中性的，在于我们如何赋予意义。
真正聪明的人，总是能够看清本质，以积极的心态面对，让万物为自己所用。
所以能够游刃有余，从而好运连连，好事不断。
▽
《诗经》中说：“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遇事勇于反省自身，做人敢于改变自己，就能改变命运，迎来福报。
生活中，弱者总是固执己见，而强者都在顺势而变。
转变意识，提升格局，烦恼就会消散；
改变认知，提高能量，财富就会到来；
调整心态，提升境界，好运就会迎来。
你我皆是自己人生的导演。愿你我都能改变自己，从而掌握命运，拥有平和的心境，顺意的人生。
人生命运，看似无常，实则，冥冥之中，皆有规律可循，皆有道法可依。
古德说：“命，我自己造，福，我自己求。”
其实，打开命运之门的钥匙，一直在我们自己手中。
真正高明的人明白：改变命运的方法，永远只有一个，那就是改变自己。
改变意识，烦恼消去
《道德经·第四十二章》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世间万物，都从道中而来，皆由意识产生。所谓意识，就是通常说的“念头”。
意识不同，看到的事物便不同。
人之所以痛苦，就是意识被欲望操控，内心难以平静，从而烦恼丛生。
从前，有一个地主，拥有很多钱，但是整日唉声叹气，夜不能寐。
于是，他找到道长，说：“师父，我很痛苦，每天都活在担忧中，担心钱会被偷走。”
道长指着院中的花说：“我会担心花被偷走吗？”
地主困惑地说：“那自然不会。“
道长笑笑说：“人总困在自己的想法中，其实世间万物，都是这样，我们只能享用，却不能拥有。“
地主听后，顿时豁然开朗。回去之后，把钱财捐了出去，生活反而轻松自在了。
哲人说过：“一念之间，天地自宽“。
很多时候，意识一转，想法一换，观念一变，纠结担忧就能放下，痛苦过往便能释怀。
如此，便会神清气闲，事事顺意。
改变认知，财富自来
一位作家说过：“财富和认知是匹配的，人永远无法赚到认知以外的钱。“
确实如此，自然万物都有平衡之道，钱财也不例外。
认知水平不同，财富数量就不同。如此，才能保障自然有序，能量平衡。
真正的智者，总是打破局限，突破自己，从而掌握命运。
而有的人，不愿意跳出局外，即使有机会，也很难抓住，最后穷困潦倒，命运坎坷。
这样一个故事：
上帝化身一名老者，想帮助贫困的农夫改变命运。
上帝问农夫：“如果你是全村的首富，你会干什么？”
农夫说：“我想养几头牛，来帮助我耕地。”
上帝又问：“那要是成为县里的富人呢？”
老农想了想说：“我要多买几亩地，这样我就能多种庄稼了。”
上帝再次问道：“要是让你成为全国最有钱的人呢？”
老农兴奋的说：“我会买下一座金矿，这样以后，我就可以用金锄头种地了。”
上帝有些失望的说：“你为什么只想着耕地呢？不是可以做其他的事吗？“
老农十分困惑的说：”不种地还能干什么呢？“
上帝摇摇头，叹了一口气说：“那你还是在这里种地吧”。
对于老农而言，即使上帝给他财富，他也无法享用，发挥不了财富的价值。即使上帝告诉他真理，他也无法理解，反而会带来困惑。
《庄子·秋水》中讲：“井蛙不可语海，夏虫不可语冰，凡夫不可语道。”
很多事物，并非不存在，只是认知水平不同，难以说清道明。
认知不同，所带能量不同，驾驭物质的能力不同，人生命运自然也不同。
打破旧有局限，消除原有认知，才能真正改变自己的命运。
改变心态，好运相随
一位哲人说过:”你的心态就是你的命运。“
生活中，有人一脸霉相，做什么事都不如意；而有人一脸福相，总是一顺百顺。
正所谓：相由心生，心态不同，精气神就不同，运气也就不同。
从前，有两名书生，相约一起进京赶考。
在路途中，看到很多人抬着一口棺材，正准备出殡。
其中一个书生想：“怎么这么晦气，出门就碰见不好的事，估计又考不上了。”
心情很是低落，到了考场也打不起精神来，果真没有考上。
而另一个书生想：“棺材，棺材，是升官发财的意思，看来是好兆头。”
于是，便很高兴，更加努力的读书了。最后高中，当上了大官。
同一件事情，用不同的心态对待，结果就天差地别。
人与人最本质的差别，就是心态的好坏。
积极乐观的心态，能吸引同频的好事：而消极悲观的心态，就会带来不好的祸事。
《庄子.山木》中说：“物物而不物于物。”
大意是：圣人利用万物，但是不被外物所累，不被表象迷惑。
世间万物都是中性的，在于我们如何赋予意义。
真正聪明的人，总是能够看清本质，以积极的心态面对，让万物为自己所用。
所以能够游刃有余，从而好运连连，好事不断。
▽
《诗经》中说：“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遇事勇于反省自身，做人敢于改变自己，就能改变命运，迎来福报。
生活中，弱者总是固执己见，而强者都在顺势而变。
转变意识，提升格局，烦恼就会消散；
改变认知，提高能量，财富就会到来；
调整心态，提升境界，好运就会迎来。
你我皆是自己人生的导演。愿你我都能改变自己，从而掌握命运，拥有平和的心境，顺意的人生。
2022年，应该继续“疫情清零”还是开始学会“与狼共舞”？让数据和现实说话。
应凤凰新闻的邀请，我针对这个问题做了解答。
自2020 年3月11日WHO 宣布COVID-19 全球大流行(Pandemic )以来，人们一直希望这个Pandemic 能在一年内结束。然而，事与愿违，2021年的今天，超过2亿人被感染，近五百万病逝；2021年的疫情，已经远超过2020年。无奈，人们只有把目光投向2022年，以及以后的岁月。
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底多种有效疫苗的在殴美，亚洲的研发和扩大接种，从战略上扭转了这一战局。然而，围绕着严格社交隔离的“疫情清零”和社会开放的“与狼共舞”战术，学术界，尤其是民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站在学术和数据的基础上，我们首先不要过急地将这些战术简单地归结为“成功”与“失败”，或者“好”与“坏”。因为我们首先要界定的是，什么是我们各个国家和地区分别能够达到的最好结果。这一方面，除了有效的疫苗，药物和社交隔离以外，必须结合各个地区的医疗条件，经济水平，文化和政治气候。
理论上，彻底消灭新冠，让它再也不能侵害人类，这是最理想的结局。然而，现实与理想总是有很大差距。在成百上千种感染人类的病毒中，我们只成功地消灭了天花病毒。目前，只有国际上少有的几个特许实验室保存了天花病毒，以备不时之需。人类“消灭”了天花病毒是基于这一病毒的三大特征：1. 强大的终身免疫能力；2. 病毒没有中间宿主；3. 病毒感染症状明显而且特异，容易辨别。而新冠病毒，并不具备以上的任何一点。而我们熟知的麻疹病毒，乙肝病毒，HIV 病毒，流感病毒等，都没有被完全消灭，我们一直处于“与狼共舞“的博弈之中。
以传播途径，致病机制与COVID-19非常相似的流感病毒为例。自1918年全球大流行，在两年之内，造成1/3世界人口的感染，五千万到一亿人病逝，至今已经103年了。1945年，灭活流感疫苗在美国发明并开始广泛接种，人类开始在疫苗接种的情况下，“与狼共舞”了76年。但它已经不再是Pandemic 而是endemic (地区性流行病），已经不再会严重影响全人类的基本生活和工作。
现在的问题是，2022 年，或者2022年之后，COVID-19 会不会从全球流行病pandemic 变成地区性流行病endemic? 通俗一点说，就是COVID-19 会不会变成大号流感？如果会，什么时候？什么条件？
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过去十年中的“大号流感”。美国CDC是统计数据做得较好的大国。它的相关数据对世界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参考。2017-2018， 美国发生了近十年最严重的流感，一年内6万1千人病逝。以流感季节为六个月计算，平均每日病死人数为334人。值得提醒的是，无论病人是其他疾病的终末期（比如癌症，心肺脑疾病），只要死亡前感染了病毒，那怕只是加快了其他疾病的恶化，都统计为流感死亡病例，这是美国CDC的惯例。
也就是说，如果美国平均毎日COVID-19 病死人数在335名左右或者以下，COVID-19 在美国就变成流感类级别的传染病。而对于流感，西方国家都毎年接种流感疫苗，尤其是老年人和儿童。而对于医务人员，许多医院毎年都强制接种。在我服务的MD Anderson 癌症中心，没有按期接种的一线医务人员会被暂停行医。美国民众毎年流感疫苗的接种率在50%左右。同时，勤洗手，生病在家隔离，高危人群戴口罩等，也是流感月份建议做的。
目前，美国7天的平均病死人数在1千8百以左右，COVID-19疫情依然严峻，但是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拐点。目前，美国总人口的疫苗接种率大约在65%左右。绝大多数重症和死亡患者，都是没有接种疫苗的人群，尤其是有基础疾病，或者高年龄患者。
以中国的人口计数，假设按照美国流感的病死人数来推论，中国流感病死人数在过去十年最严重的一年可能会病死27万（6.1X4.5), 流行期平均毎天病死1500人。这就是中国流感病死人数的上限阈值。
这也就是为什么新加坡以及部分欧美国家和地区在疫苗接种率超过70%后放开严格管制后，疫情反复，感染和死亡上升，但是当地民众仍然能够接受，只要能控制在大号流感的级别上。当然，这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适时调整。
可以想像，大部份国人依然无法接受一天1千五百的COVID-19病死人数。诚然，任何生命都是无价的。但是，许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是，中国每年有1千多万人病逝，平均毎天有3万人因各种原因病逝。这假设的1千五百名因流感病毒病逝的患者中，及使是不感染病毒，一些人也可能不久会因其它疾病而病逝，因为他们大多都是老弱病残的人群。而社会的正常运转，可以明显降低因其它病因（比如癌症，心脑肺疾病等）。
既然COVID-19很大可能会长久地与人共存，我们首先要问的问题是，它会不会产生新的变异而导致致病性越来越严重。目前， Delta 变异的最严峻的挑战是传染性增加，被感染的基数增加了，所以死亡人数增加，并非病毒的致病的严重程度增加了。这也符合病毒生存的需求。它只想扩大自己，并不想杀死它赖以生存的宿主。事实上，感染人类的所有病毒，还没有一个病毒在人类不断传播的过程中，致死率越来越高，包括原来让人闻风丧胆的爱滋HIV病毒。
而一个社会什么时候可以放弃严格的社交隔离和开放边境，则由以下因素决定：1. 疫苗的有效率和接种率；2. 治疗的药物和医疗可及性；3. 社会心理，经济发展和政治影响的承受能力。
全球新冠肺炎的粗病死率为2%左右，相对比SARS的病死率为9.6%；而季节性流感的病死率为0.1-0.3%左右。不同国家，新冠肺炎的病死率也不一样。但随着疫情进展和疫苗接种，病死率均逐渐降低。目前，COVID-19 感染后病死的主要因素是老龄，合并严重的基础疾病，和未接种疫苗。而完全疫苗接种者COVID-19病死率则降低为0.2%左右（美国洛杉矶初步形成结果），这已经在流感病死率的级别。
疫苗在今年早期的接种，有效地减缓了疫情。然而，因Delta 变异病毒的流行，许多地区出现了疫惜的恶化。近期，许多国家开始了疫苗加强针的接种。但是，许多民众仍有不少问题。
1. 既然疫苗有效，为何这么多的突破性感染？
Delta 病毒的主要挑战是它增殖率很快，并非是真正的“免疫无效”。 当一个人接种了疫苗后，人体会产生针对病毒的抗体和T杀伤性细胞。同时，机体还会产生抗病毒的记忆细胞。在注射疫苗的六个月内，人体有强大的抗病毒抗体，因而能够有效地预防感染。但是当超过一定时间之后，抗体的浓度就逐渐下降。这个时候如果被感染，人体需要三到五天，刺激免疫记忆细胞以产生相应的抗体和激活T 杀伤细胞。然而，Delta病毒在三天以内已经能快速增殖，并传播给其他人。等免疫记忆细胞激活产生抗体之后，才能有效地阻止病毒的进一步增殖。这就是为什么，疫苗接种半年之后，能够有效地预防重症和死亡，但是减少传染的能力却下降了。这就产生了所谓突破性感染。
2. 既然mRNA疫苗已经制成专门针对变异株，为何疫苗加强针不用新的变异株疫苗？
对于变异病毒，机体的免疫反应依然能够识别，并发动攻击，因此，目前并不需要变异特异的疫苗进行加强针。只要打同样的第三针疫苗，就能产生类似的抗病毒效应。
3. 为什么美国CDC只建议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的人接种加强针，而不支持所有人接种加强针？
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的患者，他们的免疫功能，尤其是免疫记忆功能衰退，因此，他们必须在六个月之后接种加强针。而对于年轻的健康人群，他们依然拥有优秀的免疫记忆，能抗拒病毒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不会造成重症，或者导致病死。因此，他们接种加强针的指征就没有那么强了。
医护人员，由于职业的高危，以及他们可能面对的免疫缺陷患者，目前在美国也建议接种加強针。
可以看出，“有效”疫苗的功能和定义有三层：1. 减少感染；2. 减少重症；3. 减少死亡。而目前为止，COVID-19 疫苗都俱备以上三种功能，只是随着时间的延长，防止感染的能力有所下降。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世界上没有一种疫苗或者药物是百分百有效，百分百无付作用。如果别人这么说，有两个可能：一个是真的不懂；另外一个就是要推销。
令人欣慰的是，2021年10月1日，默沙东与Ridgeback宣布Molnupiravir治疗轻度至中度新冠肺炎患者的三期临床中期数据，Molnupiravir治疗组的住院或死亡率为7.3%（28/385），对照组的住院或死亡率为14.1%（53/377），Molnupiravir降低住院或死亡率50%，p值为0.0012。死亡率方面，治疗组没有死亡，对照组有8例死亡。
在有效疫苗和有效药物的支持下，新冠变成一个流感级的病毒指日可待。病毒会变异，人类前进的脚步也不会停止。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对老弱病残进行疫苗打强针的接种，以及今年11月即将开启的对五岁以上儿童的接种，达到总人口70%以上接种率的欧美等发达国家地方必将在2022年中上旬全面开放，世界格局由此改变。
COVID-19还会继续存在，但是我们已经不再惧怕。生活从来不完美，人类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会是与狼共舞。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国家和地区的抗疫战术，并适时调整，是传染病专业人士和政府决策者的义务和责任。
作者：美国临床医学和生物学博士，资深执业医师张玉蛟教授
https://t.cn/A6MX0yi4
应凤凰新闻的邀请，我针对这个问题做了解答。
自2020 年3月11日WHO 宣布COVID-19 全球大流行(Pandemic )以来，人们一直希望这个Pandemic 能在一年内结束。然而，事与愿违，2021年的今天，超过2亿人被感染，近五百万病逝；2021年的疫情，已经远超过2020年。无奈，人们只有把目光投向2022年，以及以后的岁月。
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底多种有效疫苗的在殴美，亚洲的研发和扩大接种，从战略上扭转了这一战局。然而，围绕着严格社交隔离的“疫情清零”和社会开放的“与狼共舞”战术，学术界，尤其是民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站在学术和数据的基础上，我们首先不要过急地将这些战术简单地归结为“成功”与“失败”，或者“好”与“坏”。因为我们首先要界定的是，什么是我们各个国家和地区分别能够达到的最好结果。这一方面，除了有效的疫苗，药物和社交隔离以外，必须结合各个地区的医疗条件，经济水平，文化和政治气候。
理论上，彻底消灭新冠，让它再也不能侵害人类，这是最理想的结局。然而，现实与理想总是有很大差距。在成百上千种感染人类的病毒中，我们只成功地消灭了天花病毒。目前，只有国际上少有的几个特许实验室保存了天花病毒，以备不时之需。人类“消灭”了天花病毒是基于这一病毒的三大特征：1. 强大的终身免疫能力；2. 病毒没有中间宿主；3. 病毒感染症状明显而且特异，容易辨别。而新冠病毒，并不具备以上的任何一点。而我们熟知的麻疹病毒，乙肝病毒，HIV 病毒，流感病毒等，都没有被完全消灭，我们一直处于“与狼共舞“的博弈之中。
以传播途径，致病机制与COVID-19非常相似的流感病毒为例。自1918年全球大流行，在两年之内，造成1/3世界人口的感染，五千万到一亿人病逝，至今已经103年了。1945年，灭活流感疫苗在美国发明并开始广泛接种，人类开始在疫苗接种的情况下，“与狼共舞”了76年。但它已经不再是Pandemic 而是endemic (地区性流行病），已经不再会严重影响全人类的基本生活和工作。
现在的问题是，2022 年，或者2022年之后，COVID-19 会不会从全球流行病pandemic 变成地区性流行病endemic? 通俗一点说，就是COVID-19 会不会变成大号流感？如果会，什么时候？什么条件？
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过去十年中的“大号流感”。美国CDC是统计数据做得较好的大国。它的相关数据对世界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参考。2017-2018， 美国发生了近十年最严重的流感，一年内6万1千人病逝。以流感季节为六个月计算，平均每日病死人数为334人。值得提醒的是，无论病人是其他疾病的终末期（比如癌症，心肺脑疾病），只要死亡前感染了病毒，那怕只是加快了其他疾病的恶化，都统计为流感死亡病例，这是美国CDC的惯例。
也就是说，如果美国平均毎日COVID-19 病死人数在335名左右或者以下，COVID-19 在美国就变成流感类级别的传染病。而对于流感，西方国家都毎年接种流感疫苗，尤其是老年人和儿童。而对于医务人员，许多医院毎年都强制接种。在我服务的MD Anderson 癌症中心，没有按期接种的一线医务人员会被暂停行医。美国民众毎年流感疫苗的接种率在50%左右。同时，勤洗手，生病在家隔离，高危人群戴口罩等，也是流感月份建议做的。
目前，美国7天的平均病死人数在1千8百以左右，COVID-19疫情依然严峻，但是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拐点。目前，美国总人口的疫苗接种率大约在65%左右。绝大多数重症和死亡患者，都是没有接种疫苗的人群，尤其是有基础疾病，或者高年龄患者。
以中国的人口计数，假设按照美国流感的病死人数来推论，中国流感病死人数在过去十年最严重的一年可能会病死27万（6.1X4.5), 流行期平均毎天病死1500人。这就是中国流感病死人数的上限阈值。
这也就是为什么新加坡以及部分欧美国家和地区在疫苗接种率超过70%后放开严格管制后，疫情反复，感染和死亡上升，但是当地民众仍然能够接受，只要能控制在大号流感的级别上。当然，这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适时调整。
可以想像，大部份国人依然无法接受一天1千五百的COVID-19病死人数。诚然，任何生命都是无价的。但是，许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是，中国每年有1千多万人病逝，平均毎天有3万人因各种原因病逝。这假设的1千五百名因流感病毒病逝的患者中，及使是不感染病毒，一些人也可能不久会因其它疾病而病逝，因为他们大多都是老弱病残的人群。而社会的正常运转，可以明显降低因其它病因（比如癌症，心脑肺疾病等）。
既然COVID-19很大可能会长久地与人共存，我们首先要问的问题是，它会不会产生新的变异而导致致病性越来越严重。目前， Delta 变异的最严峻的挑战是传染性增加，被感染的基数增加了，所以死亡人数增加，并非病毒的致病的严重程度增加了。这也符合病毒生存的需求。它只想扩大自己，并不想杀死它赖以生存的宿主。事实上，感染人类的所有病毒，还没有一个病毒在人类不断传播的过程中，致死率越来越高，包括原来让人闻风丧胆的爱滋HIV病毒。
而一个社会什么时候可以放弃严格的社交隔离和开放边境，则由以下因素决定：1. 疫苗的有效率和接种率；2. 治疗的药物和医疗可及性；3. 社会心理，经济发展和政治影响的承受能力。
全球新冠肺炎的粗病死率为2%左右，相对比SARS的病死率为9.6%；而季节性流感的病死率为0.1-0.3%左右。不同国家，新冠肺炎的病死率也不一样。但随着疫情进展和疫苗接种，病死率均逐渐降低。目前，COVID-19 感染后病死的主要因素是老龄，合并严重的基础疾病，和未接种疫苗。而完全疫苗接种者COVID-19病死率则降低为0.2%左右（美国洛杉矶初步形成结果），这已经在流感病死率的级别。
疫苗在今年早期的接种，有效地减缓了疫情。然而，因Delta 变异病毒的流行，许多地区出现了疫惜的恶化。近期，许多国家开始了疫苗加强针的接种。但是，许多民众仍有不少问题。
1. 既然疫苗有效，为何这么多的突破性感染？
Delta 病毒的主要挑战是它增殖率很快，并非是真正的“免疫无效”。 当一个人接种了疫苗后，人体会产生针对病毒的抗体和T杀伤性细胞。同时，机体还会产生抗病毒的记忆细胞。在注射疫苗的六个月内，人体有强大的抗病毒抗体，因而能够有效地预防感染。但是当超过一定时间之后，抗体的浓度就逐渐下降。这个时候如果被感染，人体需要三到五天，刺激免疫记忆细胞以产生相应的抗体和激活T 杀伤细胞。然而，Delta病毒在三天以内已经能快速增殖，并传播给其他人。等免疫记忆细胞激活产生抗体之后，才能有效地阻止病毒的进一步增殖。这就是为什么，疫苗接种半年之后，能够有效地预防重症和死亡，但是减少传染的能力却下降了。这就产生了所谓突破性感染。
2. 既然mRNA疫苗已经制成专门针对变异株，为何疫苗加强针不用新的变异株疫苗？
对于变异病毒，机体的免疫反应依然能够识别，并发动攻击，因此，目前并不需要变异特异的疫苗进行加强针。只要打同样的第三针疫苗，就能产生类似的抗病毒效应。
3. 为什么美国CDC只建议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的人接种加强针，而不支持所有人接种加强针？
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的患者，他们的免疫功能，尤其是免疫记忆功能衰退，因此，他们必须在六个月之后接种加强针。而对于年轻的健康人群，他们依然拥有优秀的免疫记忆，能抗拒病毒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不会造成重症，或者导致病死。因此，他们接种加强针的指征就没有那么强了。
医护人员，由于职业的高危，以及他们可能面对的免疫缺陷患者，目前在美国也建议接种加強针。
可以看出，“有效”疫苗的功能和定义有三层：1. 减少感染；2. 减少重症；3. 减少死亡。而目前为止，COVID-19 疫苗都俱备以上三种功能，只是随着时间的延长，防止感染的能力有所下降。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世界上没有一种疫苗或者药物是百分百有效，百分百无付作用。如果别人这么说，有两个可能：一个是真的不懂；另外一个就是要推销。
令人欣慰的是，2021年10月1日，默沙东与Ridgeback宣布Molnupiravir治疗轻度至中度新冠肺炎患者的三期临床中期数据，Molnupiravir治疗组的住院或死亡率为7.3%（28/385），对照组的住院或死亡率为14.1%（53/377），Molnupiravir降低住院或死亡率50%，p值为0.0012。死亡率方面，治疗组没有死亡，对照组有8例死亡。
在有效疫苗和有效药物的支持下，新冠变成一个流感级的病毒指日可待。病毒会变异，人类前进的脚步也不会停止。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对老弱病残进行疫苗打强针的接种，以及今年11月即将开启的对五岁以上儿童的接种，达到总人口70%以上接种率的欧美等发达国家地方必将在2022年中上旬全面开放，世界格局由此改变。
COVID-19还会继续存在，但是我们已经不再惧怕。生活从来不完美，人类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会是与狼共舞。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国家和地区的抗疫战术，并适时调整，是传染病专业人士和政府决策者的义务和责任。
作者：美国临床医学和生物学博士，资深执业医师张玉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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