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文在《天道》中为了见五台山高僧，用信封装5万元敲门不得入，又装了10万，高僧依旧不见。王志文送上一首词，高僧阅后当即开门纳客。
剧中王志文饰演的丁元英三分静气，三分贵气，三分杀气，还有一分痞气，是个“极品混混”，他的原诗是这样的：
悟道休言天命，修行勿取真经。
一悲一喜一枯荣，哪个前身注定？
袈裟本无清净，红尘不染性空。
幽幽鼓刹千年钟，都是痴人说梦。
智玄大师回了一首，仅上阙改了几个字：
悟道方知天命， 修行务取真经。
一生一灭一枯荣，皆有因缘注定。
智玄大师信手把“休言”改成了“方知”，把“勿”改成了“务”，“悲、喜”改成了“生、灭”，“哪个前生”改成了“皆有因缘”。九字改动，尽显格局。
一来一往，两人惺惺相惜，智玄知丁元英是“离得道只差一步”的高人，而丁元英也觉出智玄“不是那种忙着赚钱的高僧”，可解心安。
看过《天道》的朋友都知道，为了送芮小丹一个礼物，帮王庙村的老乡脱贫致富，丁元英要“杀富济贫”，向音响行业的龙头乐圣“开刀”。
丁元英倒推逆施的布局，在别人的碗里抢肉吃，牵扯到了众多利益，表面风平浪静，背地血雨腥风。丁元英虽不惧背上骂名，但却怕有伤良知。为求心安，丁元英决定前往五台山拜访高僧。
天道不因你而起，也不因你而变，按规律办事就是强者！这是智玄大师给丁元英的第一个开示。
智玄说:弱势得救之道，也有也没有。没有竞争的社会就没有活力，而竞争必然会产生贫富、等级，此乃天道，乃社会进步的必然代价。
自度度人，凭本心做事，做你该做的,无怨无悔！这是智玄大师给丁元英的第二个开示。
智玄说:得救之道自古仁人志士各有其说，百家争鸣。贫僧受不起施主一个讨字，仅以修证之理如实观照，故送施主四个字:大爱不爱。
“大爱不爱”，四个大字，这才是丁元英此行最大的收获，也是真正可以使丁元英心安的定心丸。
老子《道德经》第五章有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生于天地间，做人做事，当凭本心流露，尊“道”重“德”，实事求是，在洞察真相的前提下，实事求是，按规律办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大爱无爱”，乃成大事者的安心真经！无论你现在是春风得意马蹄疾，还是深陷低谷无人理，悟透这四个字，牢记三句话，必成大事。
01、做事当师出有名
心之所指，所向披靡。
名正言顺，做起事来才能神清气爽，智慧流淌。无论是为自己，为父母，为孩子，还是为朋友，为他人，你得明确为什么而奋斗，这是行动的源动力。
利他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商业模式，也是人生的根本出路。当你以“爱”为名，将落脚点尽可能是帮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甚至是慈悲大众时，你就会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与帮助，成事的资源也会越来越多地靠近你，想不成功都难。
我是谁？我为什么而奋斗？对这两个问题的灵魂拷问，永远是激发自己内心深处力量的最好武器。
02、人生必尽己使命
人生最大的浪费莫过于意识的浪费，人活一世，不只是为了满足生存的需求，更是要酣畅淋漓地发挥出自己精神世界的力量，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自度度人，当你有条件、有能力时，就应当义无反顾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与使命，去帮助更多的人，在成就他人中也成就着自己。大爱无爱，天道之中，没有施舍，没有感恩，一切都是彼此圆满。
活在别人的眼神里，顾虑的太多，得失心太重，意识就会失去灵明之本性，自然不能心平气和地按规律办事，也自然展现不出自己的生命价值。
心安即吾乡，把自己的一颗心安好，心有所住，心安理得，没有身心能量内耗，人人皆可成事，成大事！
03、前程且随缘自在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以终为始，按果导因，倒推逆施，在对未来结果有个充分细致的预估与细化之后，就放下目标与期许，放下渴望心与得失心，认真踏实地把当下规划好的事情做好，一步一个脚印，不求回报，功成不居。
大爱无爱，当生则生，当死则死。“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随缘惜缘不攀缘，当你把心中的执念放下，你会豁然开朗，自在欢喜。
有人说“看透了生活而又热爱生活的人”最有力量，深以为然。这些人尊重规律，看清规律，运用规律，活的细致而坦然。
豆瓣评分9.2!王志文的《天道》上映15年，一直在国产商业片中排名第一，但是很多人不服，那是因为没有真正看懂这部剧。
其中五台山论道的部分，引无数网友醍醐灌顶，堪称经典中的经典。由于各种原因，电视剧这一段被做了删减，很多朋友只能从原著《遥远的救世主》中窥视真相。
《遥远的救世主》作者豆豆，谜一般神秘，高中文化，工人出身，却写出如此深奥而富精神启发意义的的作品，声名鹊起时却悄然退隐，江湖不见，难怪有人质疑其背后有高人点化。
#微博公开课#
剧中王志文饰演的丁元英三分静气，三分贵气，三分杀气，还有一分痞气，是个“极品混混”，他的原诗是这样的：
悟道休言天命，修行勿取真经。
一悲一喜一枯荣，哪个前身注定？
袈裟本无清净，红尘不染性空。
幽幽鼓刹千年钟，都是痴人说梦。
智玄大师回了一首，仅上阙改了几个字：
悟道方知天命， 修行务取真经。
一生一灭一枯荣，皆有因缘注定。
智玄大师信手把“休言”改成了“方知”，把“勿”改成了“务”，“悲、喜”改成了“生、灭”，“哪个前生”改成了“皆有因缘”。九字改动，尽显格局。
一来一往，两人惺惺相惜，智玄知丁元英是“离得道只差一步”的高人，而丁元英也觉出智玄“不是那种忙着赚钱的高僧”，可解心安。
看过《天道》的朋友都知道，为了送芮小丹一个礼物，帮王庙村的老乡脱贫致富，丁元英要“杀富济贫”，向音响行业的龙头乐圣“开刀”。
丁元英倒推逆施的布局，在别人的碗里抢肉吃，牵扯到了众多利益，表面风平浪静，背地血雨腥风。丁元英虽不惧背上骂名，但却怕有伤良知。为求心安，丁元英决定前往五台山拜访高僧。
天道不因你而起，也不因你而变，按规律办事就是强者！这是智玄大师给丁元英的第一个开示。
智玄说:弱势得救之道，也有也没有。没有竞争的社会就没有活力，而竞争必然会产生贫富、等级，此乃天道，乃社会进步的必然代价。
自度度人，凭本心做事，做你该做的,无怨无悔！这是智玄大师给丁元英的第二个开示。
智玄说:得救之道自古仁人志士各有其说，百家争鸣。贫僧受不起施主一个讨字，仅以修证之理如实观照，故送施主四个字:大爱不爱。
“大爱不爱”，四个大字，这才是丁元英此行最大的收获，也是真正可以使丁元英心安的定心丸。
老子《道德经》第五章有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生于天地间，做人做事，当凭本心流露，尊“道”重“德”，实事求是，在洞察真相的前提下，实事求是，按规律办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大爱无爱”，乃成大事者的安心真经！无论你现在是春风得意马蹄疾，还是深陷低谷无人理，悟透这四个字，牢记三句话，必成大事。
01、做事当师出有名
心之所指，所向披靡。
名正言顺，做起事来才能神清气爽，智慧流淌。无论是为自己，为父母，为孩子，还是为朋友，为他人，你得明确为什么而奋斗，这是行动的源动力。
利他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商业模式，也是人生的根本出路。当你以“爱”为名，将落脚点尽可能是帮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甚至是慈悲大众时，你就会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与帮助，成事的资源也会越来越多地靠近你，想不成功都难。
我是谁？我为什么而奋斗？对这两个问题的灵魂拷问，永远是激发自己内心深处力量的最好武器。
02、人生必尽己使命
人生最大的浪费莫过于意识的浪费，人活一世，不只是为了满足生存的需求，更是要酣畅淋漓地发挥出自己精神世界的力量，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自度度人，当你有条件、有能力时，就应当义无反顾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与使命，去帮助更多的人，在成就他人中也成就着自己。大爱无爱，天道之中，没有施舍，没有感恩，一切都是彼此圆满。
活在别人的眼神里，顾虑的太多，得失心太重，意识就会失去灵明之本性，自然不能心平气和地按规律办事，也自然展现不出自己的生命价值。
心安即吾乡，把自己的一颗心安好，心有所住，心安理得，没有身心能量内耗，人人皆可成事，成大事！
03、前程且随缘自在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以终为始，按果导因，倒推逆施，在对未来结果有个充分细致的预估与细化之后，就放下目标与期许，放下渴望心与得失心，认真踏实地把当下规划好的事情做好，一步一个脚印，不求回报，功成不居。
大爱无爱，当生则生，当死则死。“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随缘惜缘不攀缘，当你把心中的执念放下，你会豁然开朗，自在欢喜。
有人说“看透了生活而又热爱生活的人”最有力量，深以为然。这些人尊重规律，看清规律，运用规律，活的细致而坦然。
豆瓣评分9.2!王志文的《天道》上映15年，一直在国产商业片中排名第一，但是很多人不服，那是因为没有真正看懂这部剧。
其中五台山论道的部分，引无数网友醍醐灌顶，堪称经典中的经典。由于各种原因，电视剧这一段被做了删减，很多朋友只能从原著《遥远的救世主》中窥视真相。
《遥远的救世主》作者豆豆，谜一般神秘，高中文化，工人出身，却写出如此深奥而富精神启发意义的的作品，声名鹊起时却悄然退隐，江湖不见，难怪有人质疑其背后有高人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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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西方主导国际话语权呢？说白了就是人家说了算，通过一定的技巧，把黑的说成白的，也有人信。
比如，“宣传”这个概念古已有之，东西方都有人在几千年前就意识到了这个事。而且，现代宣传概念恰恰是西方人发明的。我们学的“传播学”恰恰是美国人发明的，是在战争、宣传中发展起来的。可笑的是，现在很多人学了美国传播学的皮毛，却忽略了美国传播学的本质；信了人家的套路，却又被人家给束缚住了。比如，觉得西方的外宣就是写新闻、侃大山，跟情报有什么关系呢？
附一篇论文，请那些觉得外宣与战争（情报）无关的朋友看一看——宣传是怎么来的，美国的传播学是怎么诞生的。
【战争、宣传与美国传播学的诞生】
作者：张磊；来源：《青年记者》2014年10月上（中文核心期刊）；https://t.cn/A64nS2rs
人类对于传播现象的思考古已有之，但作为一门学科，传播学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萌芽的。
当代传播学是在美国诞生的，它与现代战争有着深厚的渊源。今年6月28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纪念日，在这个时机回顾美国传播学的诞生，或能帮助我们丰富对于传播学研究范式的认识。
《孙子兵法》中的传播研究
人类的传播活动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人类社会便是建立在人们利用符号进行互动的基础上的，自从传播活动建立以来，人们对传播现象的关注和思考便从未停止。荀子曰：“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这讲述了一个朴素的传播原理：借助于媒介，可以大大扩大人的传播范围、提高传播效率乃至强化传播效果。柏拉图的“洞穴比喻”讲的虽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哲学原理，但也提醒我们，传播媒介所折射的并非真实世界本身，而是真实世界的影子——这直接影响了李普曼提出“拟态环境”理论，他在《舆论学》一书开篇便引用了柏拉图的相关论述。
而一部经常被当代传播学者所提及的古代著作，就是中国的《孙子兵法》。孙子的军事和战争思想融合了儒家和其他中国古代思想，强调思想、政术和谋略的重要性，这其中就有对传播问题的思考。在开篇“始计篇”中，孙子说战争最重要的是五件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他将“道”放在第一位，并进一步解释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换言之，只有取得民意和民心，才有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这里面既有日常政治的成功，也蕴含着战争期间鼓动工作、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宣传鼓动工作不仅面向自己人，也面向敌人，做到“威加于敌”（《九地篇》），如此，才可能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谋攻篇》）。
《孙子兵法》不仅在中国军事史中影响深远，而且获得了近代西方学术思想的重视，其中就包括传播学者。美国学者塞弗林和坦卡德（2006：96）曾指出：“战时宣传可以追溯到早在耶稣诞生之前的孙子所著的《孙子兵法》（Read，1941）。但人们对宣传的真正认识来自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它被大量使用，它的功效更是前所未见。”更确切地说，近代西方传播学对于宣传的认识，是始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一战的宣传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是一次范围广泛、损失惨重的世界战争。从性质上而言，它是一次帝国主义列强重新瓜分世界势力范围的非正义战争。它的爆发源自帝国主义列强的深刻矛盾，而战争从酝酿、爆发到结束，离不开宣传所发挥的影响。在一战前夕，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被煽动到了极点，使得战争的爆发几乎成为必然。
美国在一开始并没有加入战争的明显迹象。但随着有关欧洲战场的报道越来越多，关于德军洗劫欧洲许多城市的新闻使得美国人越来越不安。埃默里等在《美国新闻史》中记述了美国人是如何受到外国宣传家和报纸的影响，从而在舆论上倾向于支持加入这场战争的。1915年，德国潜艇击沉了英国一架邮轮“卢西塔尼亚号”，船上近2000名乘客中有1198名遇难，其中包括114名美国公民。这成为美国人对德国产生敌意的重要事件。在1917年德国恢复了无限制潜艇战之后，有数艘美国船只被击沉，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正式参战。
在近代战争史上，一战的宣传战引人注目。各国都成立了专门负责宣传的机构，并通过海报、传单、明信片和新闻报道等来对己方、盟友和敌方开展宣传。1917年，美国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委派一名新闻工作者乔治·克里尔担任主席。克里尔说：“这是一个纯粹的宣传机构，一个做推销生意的大企业，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告业。”（埃默里等，2001：294）在他的带领下，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宣传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代表作是一幅美国征兵广告：一个戴着星条旗高帽的山姆大叔面向读者，伸出手指，广告语写着：“我需要你——加入美国军队。”其他招贴画、印刷品和电影也为美国的作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其他交战各国也广泛开展了宣传战。与协约国相比，德国的宣传活动虽然数量不少，但效果显得稍逊一筹。1915年的卡维尔护士事件就是典型一例。当时，英国护士伊迪斯·卡维尔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家医院担任总护士长，而德军俘虏的很多法国和比利时士兵被送到这家医院。1915年8月3日，德军逮捕了卡维尔护士，称她放走了很多法国和比利时士兵，助其逃往中立的荷兰。随后，德军判处她死刑，并执行了枪决。法国和英国的报纸与宣传机构就此大举报道，将卡维尔护士形容成一位圣洁的女士，而德军则是“杀人恶魔”。这一事件大大激发了英法等协约国士兵和民众对德国的痛恨，宣传在其中作用重大。有趣的是，当时也有德国医务人员被协约国枪杀，但德国宣传机构并未大做文章。或许这种对宣传活动未能充分挖掘潜力的行为，是德国战败的原因之一。
战后，无论是协约国还是德国，都有学者对宣传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以致“宣传成了一战的替罪羊”。其中最负盛名的研究，就是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这是他的博士论文，于1927年正式出版。在这本书中他写道：“国际战争宣传在上一次战争中扩大到了如此令人震惊的范围，是因为战争蔓延到了如此广阔的地区，它使得动员人民情绪成为必要。没有哪个政府奢望赢得战争，除非有团结一致的国家作后盾；没有哪个政府能够享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后盾，除非它能控制国民的头脑。”（2003：22）这本书开创了宣传分析，也成为传播学早期的奠基性著作之一。
传播研究在美国的普遍开展
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催生了另一本传播学的奠基性著作——沃尔特·李普曼的《舆论学》（1922）。李普曼提出了“拟态环境”、“刻板印象”等概念，并对舆论的基本原理、状况和结果进行了反思，时至今日都是传播研究无法绕开的核心论述。
一战之后，传播研究在美国普遍开展了起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西方的动荡时期，经济大萧条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一批重要的政治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在美国是小罗斯福总统，在德国则是阿道夫·希特勒。这两位政治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非常善于利用传播活动来推广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都是出色的演说家，擅长与新闻媒体打交道，而且积极利用新兴的广播和电影媒介来为自己的政治活动服务。
希特勒在德国以及欧洲大陆日渐得势的同时，受到纳粹迫害的犹太人不得不离开家园，去往世界各地，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地就是美国。这为美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送来了大批人才，传播研究也获益匪浅。“传播学之父”威尔伯·施拉姆曾经说：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有四位人类传播学方面的专家，“阿道夫·希特勒——不是感谢他，因这纯属偶然——给我们送来了他们之中的两位：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和库尔特·勒温”（转引自罗杰斯，2005：003）。另两位是哈罗德·拉斯韦尔和卡尔·霍夫兰。实际上，希特勒还将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逼到了美国。
希特勒使得美国人心惶惶，担忧自己的国家也会出现这样一位极端的政治人物。这并非杞人忧天，纳粹分子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也不鲜见，其中一个代表人物就是查尔斯·考夫林神父（Charles Coughlin）。和希特勒类似，他的宗教主张和政治主张也含有法西斯思想；同样和希特勒类似，他也非常善于利用广播和演讲来赢得信徒。他的宗教节目听众达到了3000万之多。虽然后来他受到教会的惩戒而退出历史舞台，但他的宣传激发了一项著名的研究，那就是阿尔弗雷德·李和伊丽莎白·李合著的《宣传的艺术》（1935）。同期，有关广播巨大威力的研究还体现在哈德利·坎特利尔的《外星人入侵地球：广播恐慌研究》（1940）之中。当然，这时的传播研究还不能忽略拉扎斯菲尔德领导的社会调查分析、维纳和申农等人进行的信息论和系统论研究、贝特森及帕洛阿尔托小组进行的人际传播与心理分析，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文化分析。但总体而言，传播研究还是零散的、分布在各个相关学科中，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新的世界战争爆发了。1941年，美国由于珍珠港事件也加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在这一时期，不仅大量的美国军人和平民被动员起来，许多研究者也参与到政府的相关事务里，这在华盛顿特区形成了一个“学者网络”。罗杰斯说：“一个由传播学者构成的无形学院在华盛顿形成。他们相聚在正式的会议上，也非正式地相聚在合用的汽车上，相聚在军事基地和联邦政府的办公室中。”（罗杰斯，2005：009）在这一时期，心理学家勒温进行了说服家庭主妇为了战争需要而采用内脏食品的实验，霍夫兰对军事影片的效果进行了控制研究，拉斯韦尔从事着宣传品的内容分析，拉扎斯菲尔德担任着美国陆军信息与教育部研究处和战时新闻局的顾问，而施拉姆在统计局（战时新闻局的前身）为罗斯福总统起草广播讲话稿。学者们的交流使得关于传播的研究成果汇集起来，为一个新学科的诞生提供了可能。
二战后期，施拉姆回到了衣阿华大学，开创了美国第一个传播学博士课程。后来，他撰写了第一本传播学的教科书，他也是第一个被称为“传播学教授”的学者。他在衣阿华大学、伊利诺伊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夏威夷东西方大学建立了相关的研究机构和课程，使得这个新兴学科正式进入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而类似的课程也在美国各地的新闻学院、语言学系和其他机构建立起来，使得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正式诞生。
总之，传播学在美国的诞生，与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宣传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使得它具有了自己的特色：关注传播效果，侧重定量方法，具有实用主义色彩。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对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有更深入的理解。
参考文献：
①【美】罗杰斯：《传播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②【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③【美】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④【美】埃默里等：《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⑤展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战》，《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3期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比如，“宣传”这个概念古已有之，东西方都有人在几千年前就意识到了这个事。而且，现代宣传概念恰恰是西方人发明的。我们学的“传播学”恰恰是美国人发明的，是在战争、宣传中发展起来的。可笑的是，现在很多人学了美国传播学的皮毛，却忽略了美国传播学的本质；信了人家的套路，却又被人家给束缚住了。比如，觉得西方的外宣就是写新闻、侃大山，跟情报有什么关系呢？
附一篇论文，请那些觉得外宣与战争（情报）无关的朋友看一看——宣传是怎么来的，美国的传播学是怎么诞生的。
【战争、宣传与美国传播学的诞生】
作者：张磊；来源：《青年记者》2014年10月上（中文核心期刊）；https://t.cn/A64nS2rs
人类对于传播现象的思考古已有之，但作为一门学科，传播学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萌芽的。
当代传播学是在美国诞生的，它与现代战争有着深厚的渊源。今年6月28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纪念日，在这个时机回顾美国传播学的诞生，或能帮助我们丰富对于传播学研究范式的认识。
《孙子兵法》中的传播研究
人类的传播活动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人类社会便是建立在人们利用符号进行互动的基础上的，自从传播活动建立以来，人们对传播现象的关注和思考便从未停止。荀子曰：“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这讲述了一个朴素的传播原理：借助于媒介，可以大大扩大人的传播范围、提高传播效率乃至强化传播效果。柏拉图的“洞穴比喻”讲的虽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哲学原理，但也提醒我们，传播媒介所折射的并非真实世界本身，而是真实世界的影子——这直接影响了李普曼提出“拟态环境”理论，他在《舆论学》一书开篇便引用了柏拉图的相关论述。
而一部经常被当代传播学者所提及的古代著作，就是中国的《孙子兵法》。孙子的军事和战争思想融合了儒家和其他中国古代思想，强调思想、政术和谋略的重要性，这其中就有对传播问题的思考。在开篇“始计篇”中，孙子说战争最重要的是五件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他将“道”放在第一位，并进一步解释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换言之，只有取得民意和民心，才有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这里面既有日常政治的成功，也蕴含着战争期间鼓动工作、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宣传鼓动工作不仅面向自己人，也面向敌人，做到“威加于敌”（《九地篇》），如此，才可能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谋攻篇》）。
《孙子兵法》不仅在中国军事史中影响深远，而且获得了近代西方学术思想的重视，其中就包括传播学者。美国学者塞弗林和坦卡德（2006：96）曾指出：“战时宣传可以追溯到早在耶稣诞生之前的孙子所著的《孙子兵法》（Read，1941）。但人们对宣传的真正认识来自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它被大量使用，它的功效更是前所未见。”更确切地说，近代西方传播学对于宣传的认识，是始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一战的宣传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是一次范围广泛、损失惨重的世界战争。从性质上而言，它是一次帝国主义列强重新瓜分世界势力范围的非正义战争。它的爆发源自帝国主义列强的深刻矛盾，而战争从酝酿、爆发到结束，离不开宣传所发挥的影响。在一战前夕，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被煽动到了极点，使得战争的爆发几乎成为必然。
美国在一开始并没有加入战争的明显迹象。但随着有关欧洲战场的报道越来越多，关于德军洗劫欧洲许多城市的新闻使得美国人越来越不安。埃默里等在《美国新闻史》中记述了美国人是如何受到外国宣传家和报纸的影响，从而在舆论上倾向于支持加入这场战争的。1915年，德国潜艇击沉了英国一架邮轮“卢西塔尼亚号”，船上近2000名乘客中有1198名遇难，其中包括114名美国公民。这成为美国人对德国产生敌意的重要事件。在1917年德国恢复了无限制潜艇战之后，有数艘美国船只被击沉，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正式参战。
在近代战争史上，一战的宣传战引人注目。各国都成立了专门负责宣传的机构，并通过海报、传单、明信片和新闻报道等来对己方、盟友和敌方开展宣传。1917年，美国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委派一名新闻工作者乔治·克里尔担任主席。克里尔说：“这是一个纯粹的宣传机构，一个做推销生意的大企业，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告业。”（埃默里等，2001：294）在他的带领下，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宣传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代表作是一幅美国征兵广告：一个戴着星条旗高帽的山姆大叔面向读者，伸出手指，广告语写着：“我需要你——加入美国军队。”其他招贴画、印刷品和电影也为美国的作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其他交战各国也广泛开展了宣传战。与协约国相比，德国的宣传活动虽然数量不少，但效果显得稍逊一筹。1915年的卡维尔护士事件就是典型一例。当时，英国护士伊迪斯·卡维尔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家医院担任总护士长，而德军俘虏的很多法国和比利时士兵被送到这家医院。1915年8月3日，德军逮捕了卡维尔护士，称她放走了很多法国和比利时士兵，助其逃往中立的荷兰。随后，德军判处她死刑，并执行了枪决。法国和英国的报纸与宣传机构就此大举报道，将卡维尔护士形容成一位圣洁的女士，而德军则是“杀人恶魔”。这一事件大大激发了英法等协约国士兵和民众对德国的痛恨，宣传在其中作用重大。有趣的是，当时也有德国医务人员被协约国枪杀，但德国宣传机构并未大做文章。或许这种对宣传活动未能充分挖掘潜力的行为，是德国战败的原因之一。
战后，无论是协约国还是德国，都有学者对宣传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以致“宣传成了一战的替罪羊”。其中最负盛名的研究，就是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这是他的博士论文，于1927年正式出版。在这本书中他写道：“国际战争宣传在上一次战争中扩大到了如此令人震惊的范围，是因为战争蔓延到了如此广阔的地区，它使得动员人民情绪成为必要。没有哪个政府奢望赢得战争，除非有团结一致的国家作后盾；没有哪个政府能够享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后盾，除非它能控制国民的头脑。”（2003：22）这本书开创了宣传分析，也成为传播学早期的奠基性著作之一。
传播研究在美国的普遍开展
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催生了另一本传播学的奠基性著作——沃尔特·李普曼的《舆论学》（1922）。李普曼提出了“拟态环境”、“刻板印象”等概念，并对舆论的基本原理、状况和结果进行了反思，时至今日都是传播研究无法绕开的核心论述。
一战之后，传播研究在美国普遍开展了起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西方的动荡时期，经济大萧条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一批重要的政治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在美国是小罗斯福总统，在德国则是阿道夫·希特勒。这两位政治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非常善于利用传播活动来推广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都是出色的演说家，擅长与新闻媒体打交道，而且积极利用新兴的广播和电影媒介来为自己的政治活动服务。
希特勒在德国以及欧洲大陆日渐得势的同时，受到纳粹迫害的犹太人不得不离开家园，去往世界各地，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地就是美国。这为美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送来了大批人才，传播研究也获益匪浅。“传播学之父”威尔伯·施拉姆曾经说：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有四位人类传播学方面的专家，“阿道夫·希特勒——不是感谢他，因这纯属偶然——给我们送来了他们之中的两位：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和库尔特·勒温”（转引自罗杰斯，2005：003）。另两位是哈罗德·拉斯韦尔和卡尔·霍夫兰。实际上，希特勒还将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逼到了美国。
希特勒使得美国人心惶惶，担忧自己的国家也会出现这样一位极端的政治人物。这并非杞人忧天，纳粹分子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也不鲜见，其中一个代表人物就是查尔斯·考夫林神父（Charles Coughlin）。和希特勒类似，他的宗教主张和政治主张也含有法西斯思想；同样和希特勒类似，他也非常善于利用广播和演讲来赢得信徒。他的宗教节目听众达到了3000万之多。虽然后来他受到教会的惩戒而退出历史舞台，但他的宣传激发了一项著名的研究，那就是阿尔弗雷德·李和伊丽莎白·李合著的《宣传的艺术》（1935）。同期，有关广播巨大威力的研究还体现在哈德利·坎特利尔的《外星人入侵地球：广播恐慌研究》（1940）之中。当然，这时的传播研究还不能忽略拉扎斯菲尔德领导的社会调查分析、维纳和申农等人进行的信息论和系统论研究、贝特森及帕洛阿尔托小组进行的人际传播与心理分析，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文化分析。但总体而言，传播研究还是零散的、分布在各个相关学科中，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新的世界战争爆发了。1941年，美国由于珍珠港事件也加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在这一时期，不仅大量的美国军人和平民被动员起来，许多研究者也参与到政府的相关事务里，这在华盛顿特区形成了一个“学者网络”。罗杰斯说：“一个由传播学者构成的无形学院在华盛顿形成。他们相聚在正式的会议上，也非正式地相聚在合用的汽车上，相聚在军事基地和联邦政府的办公室中。”（罗杰斯，2005：009）在这一时期，心理学家勒温进行了说服家庭主妇为了战争需要而采用内脏食品的实验，霍夫兰对军事影片的效果进行了控制研究，拉斯韦尔从事着宣传品的内容分析，拉扎斯菲尔德担任着美国陆军信息与教育部研究处和战时新闻局的顾问，而施拉姆在统计局（战时新闻局的前身）为罗斯福总统起草广播讲话稿。学者们的交流使得关于传播的研究成果汇集起来，为一个新学科的诞生提供了可能。
二战后期，施拉姆回到了衣阿华大学，开创了美国第一个传播学博士课程。后来，他撰写了第一本传播学的教科书，他也是第一个被称为“传播学教授”的学者。他在衣阿华大学、伊利诺伊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夏威夷东西方大学建立了相关的研究机构和课程，使得这个新兴学科正式进入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而类似的课程也在美国各地的新闻学院、语言学系和其他机构建立起来，使得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正式诞生。
总之，传播学在美国的诞生，与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宣传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使得它具有了自己的特色：关注传播效果，侧重定量方法，具有实用主义色彩。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对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有更深入的理解。
参考文献：
①【美】罗杰斯：《传播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②【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③【美】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④【美】埃默里等：《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⑤展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战》，《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3期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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