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张向荣：“老先生”的纸上造园 】
凡是踏足过中式园林的，没有人不深深喜爱。于我，则无论是家乡的北方小园十笏园，还是久居北京常常会去的各个公园，以及每次去苏州出差都会去的网师园、拙政园等，这些年游览过的中式园林数量可观。但是，囿于自己的学养，我一直以为园林建筑是专业性很强的学科，作为建筑工业、土木工程的门外汉，自己只能从古典美学的角度来体悟、欣赏，从未想到将园林艺术与中国深厚的古代文化和学术建立联系。所以，自己多年来游览众园，除了赏心悦目，新知收获寥寥。
拿到曹汛先生《中国造园艺术》一书时，我特意拍下了封面发给一位业内颇有建树的建筑师朋友。我什么也没问，朋友却心领神会，回复我说：“你好好读读吧，曹汛先生是一位老先生。”
“老先生”？这三个字倒是耐人寻味。但直到我读完全书之后，才理解朋友所说的“老先生”是什么意思。
其一，是作者身份的“老派”。
诚如我以往认为园林是一门专业学科，所以研究园林的学者当然是专家了，最多也就在鉴赏方面与美学有些关系。直到读了曹汛先生这本书，才发现我谬之大矣。
研究园林，实际上与中国古代文学、考古学、文献学、历史学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远不只是一种“工科”或泛泛而谈的“美学”。书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收录的《陆游钗头凤的错解错传和绍兴沈园的错认错定》《石涛叠山“人间孤品”，一个媕浅而粗疏的园林童话》《网师园的历史变迁》这三篇雄文。其中，关于陆游和沈园的文章尤为漂亮，以充分的论据、严密的论证逻辑，证明了陆游《钗头凤》一词并非写于绍兴，与沈园也无关，而是写于四川；同理，南宋的沈园与今天作为旅游景点的沈园也完全不是一回事，对这个历史上美丽的错误进行了精审考订，还其真实。
即使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专业人士，恐怕也有很多人不知道《钗头凤》背后的真相，这篇文章透露出曹先生对古代文学文献极为熟悉，将园林与古代文学文化的考证结合起来，令读者大呼过瘾，拍案叫绝。另外两篇对所谓现存石涛造园的辨误，对网师园内因为历史变迁导致的拙劣败笔的指瑕，曹汛也都做了梳理和考证。总之，这三篇文章从方法看，完全可以是文史考古研究的典范之作，绝不仅局限于园林领域。
这就是曹汛的“老派”之处，他虽然是建筑学专家，但底色是一位文史学者。就像他的老师梁思成、林徽因，他不仅有着扎实的专业水平，还有着深厚的文史学术能力，这是研究中国园林所不可或缺的，正如曹汛先生自己所说：“我受益于陈垣先生的史源学和年代学。”
另外，尤为令我感到曹汛先生“老派”的一点，就是他在文章中对各种错误、虚张声势的不良现象予以毫不留情的批评，也不为他人讳，涉及到的同仁学者、地方单位、利益主体，都会指名道姓。这些批评显然出于公心，这种风骨显得格外珍贵。
其二，是对中国园林的基础性“先导性”研究。
《中国造园艺术》里，收录了不少作者写于上世纪80年代的文章，有的是宏观的通论，有的是人物的梳理，初读觉得“卑之无甚高论”，但细思其年代，品味其术语，才慢慢知道这些今天看起来比较平淡、比较基础的文章，在当时却是有开创之功的。
例如，他呈现了中国造园艺术的不同历史时期和各时期对诗情画意的理解、对叠山理水技巧的不同运用、不同时期造园家身份的变化。指出了中国造园艺术的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魏晋南北朝以前，人工叠山倾向于整个摹仿真山，规模巨大，例如秦始皇“筑土为蓬莱山”、汉代建章宫“宫内苑聚土为山”，这一阶段实际上是一种复制自然的“自然主义”；第二阶段是魏晋以后，随着诗情画意的融入，讲究“神游万仞”，于是出现了“小山假景”，依然摹仿真山，但尺度极力缩小，讲求“小中见大”，这与当时老庄玄学思想的兴起不无关系；第三阶段则是明清时期，不同于第二阶段文人、画士主导造园，这一时期是职业造园家驾驭诗情画意，一种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混合开始呈现，即摹写自然只呈现山脚，如同描绘龙则只精雕细琢龙爪，一面确实如同身临其境，一面又引人遐想。
曹先生在书中并不拘泥于理论的探讨，而是全部立足于具体的案例，在考察具体园林的布置、沿革中呈现中国造园艺术的成就，同时也寄托了他作为一个学者的时代责任感：中国造园艺术的辉煌终止于道光年间，随着乱世到来，园林自然也荒芜了，而国人的审美趣味在经历长期动乱以后也跌至低谷，作者在文中偶有流露出不满的同时，也寄托着凭借自己所学扭转这一局面的愿望。这或许就是作者写下相关文章的动力。
其三，是对东西方园林艺术比较的“生发启悟”。
曹汛先生介绍说，世界造园史的三大体系是中国、西亚和古希腊，而古代西亚的体系随着历史上各种动荡演变而衰落湮没，古希腊的体系后来则发展成为欧洲系统，其中的卓越代表当数意大利的台地园、法国的几何形花园、英国的自然风致园。继承了古希腊体系的欧洲造园系统一向注重规整、严谨、对称等几何图形的美感，这一点与中国造园艺术极为不同。
在中国人看来，造园艺术的最高准则，就是“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换言之，我国的自然山水园，无不以再现自然丘壑为主要意趣。通过安排由植物、山水、建筑、装饰等构成的园林来直接摹仿自然山水。因而，叠山理水的手法技巧和其中蕴含的诗情画意，就成了理解中国造园艺术的关键。
这种不同，从美学的角度看，可以视为东西方对“摹仿”有着不同的理解。事实上，欧洲的造园艺术曾经历过一个受到中国造园艺术冲击和影响的时期。著名观念史家洛夫乔伊发现，中国造园艺术在欧洲的传播影响了英国造园艺术的形态，并很自然地在18世纪作为浪漫主义的一种“中国起源”，对当时欧洲的文艺思潮产生了实际作用。而洛夫乔伊文中所说的“中国造园艺术”，实际上指的是中国造园艺术在明清时期的发展阶段所呈现的形态。规律性、一致性、明显的均衡和对应，日渐被视为艺术作品的重要缺陷，而这些特征本来正是古希腊传统遗留下来、新古典主义时期被发扬光大的艺术标准。而不规则、非对称、变化、出人意料以及避免使整个构思一览无余的简单和一致，成了更高一级的审美特性。这种变化体现在英国式或所谓“自然的”造园风格上，也体现在对中国园林、中国建筑的欣赏上，这二者在当时被称为“英华趣味”（le gout anglo-chinois）。在18世纪上半叶的艺术鉴赏家和批评家那里，这个词代表一种基本美学原则：不规则的不同运用，回归摹仿自然的不同方式，这个自然不是几何的、规整的、齐一的，而是摆脱了形式而自具特色的、变化无尽的自然。总之，英国园林的趣味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中国园林的理想化。
老派、先导性、生发启悟，就是我理解的“老先生”三个字的意义。
* 《“老先生”的纸上造园》一文首发于2020年1月5日《南方日报》“读书”专栏，作者张向荣。
附：《中国造园艺术》内容及作者简介
《中国造园艺术》是建筑学家、园林学家曹汛先生多年研究成果的首次结集。本书收录《陆游〈钗头凤〉的错解错传和绍兴沈园的错认错定》《石涛叠山“人间孤品”，一个媕浅而粗疏的园林童话》等曹汛先生的代表性文章，材料翔实，证据充分，纠正了流传数十年、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大错案。“破旧”之外更长于“立新”。本书不仅对中国古代造园艺术进行了精到的介绍，还将园林建筑纳入艺术的视角加以审视，对园林建筑艺术进行总结，提纲挈领地论述了中国园林的历史脉络、艺术特征和国际地位，奠定了风景园林历史理论的基础。更难能可贵的是，本书还对一些造园名家加以介绍，本书收录的对计成、张南垣、叶洮和戈裕良等造园名家的研究，展示了中国园林艺术“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蓬勃气象，议论精湛，见解高妙，从中可领略一代学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淳雅古风。
《中国造园艺术》一书的作者曹汛，1935年6月28日出生在辽宁盖县，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园林学家、文史学家，兼善绘画与建筑画。1961年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师从于梁思成、林徽因，曾任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高级建筑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特聘教授、台湾树德大学建筑系特聘教授，20世纪90年代在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中国园林史》，现为北京建筑大学教授。已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涉及建筑、园林、考古、艺术和文学等诸多领域。治学严谨，尤精于史源学、年代学考证，擅长攻解学术难题和考断无头公案。
凡是踏足过中式园林的，没有人不深深喜爱。于我，则无论是家乡的北方小园十笏园，还是久居北京常常会去的各个公园，以及每次去苏州出差都会去的网师园、拙政园等，这些年游览过的中式园林数量可观。但是，囿于自己的学养，我一直以为园林建筑是专业性很强的学科，作为建筑工业、土木工程的门外汉，自己只能从古典美学的角度来体悟、欣赏，从未想到将园林艺术与中国深厚的古代文化和学术建立联系。所以，自己多年来游览众园，除了赏心悦目，新知收获寥寥。
拿到曹汛先生《中国造园艺术》一书时，我特意拍下了封面发给一位业内颇有建树的建筑师朋友。我什么也没问，朋友却心领神会，回复我说：“你好好读读吧，曹汛先生是一位老先生。”
“老先生”？这三个字倒是耐人寻味。但直到我读完全书之后，才理解朋友所说的“老先生”是什么意思。
其一，是作者身份的“老派”。
诚如我以往认为园林是一门专业学科，所以研究园林的学者当然是专家了，最多也就在鉴赏方面与美学有些关系。直到读了曹汛先生这本书，才发现我谬之大矣。
研究园林，实际上与中国古代文学、考古学、文献学、历史学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远不只是一种“工科”或泛泛而谈的“美学”。书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收录的《陆游钗头凤的错解错传和绍兴沈园的错认错定》《石涛叠山“人间孤品”，一个媕浅而粗疏的园林童话》《网师园的历史变迁》这三篇雄文。其中，关于陆游和沈园的文章尤为漂亮，以充分的论据、严密的论证逻辑，证明了陆游《钗头凤》一词并非写于绍兴，与沈园也无关，而是写于四川；同理，南宋的沈园与今天作为旅游景点的沈园也完全不是一回事，对这个历史上美丽的错误进行了精审考订，还其真实。
即使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专业人士，恐怕也有很多人不知道《钗头凤》背后的真相，这篇文章透露出曹先生对古代文学文献极为熟悉，将园林与古代文学文化的考证结合起来，令读者大呼过瘾，拍案叫绝。另外两篇对所谓现存石涛造园的辨误，对网师园内因为历史变迁导致的拙劣败笔的指瑕，曹汛也都做了梳理和考证。总之，这三篇文章从方法看，完全可以是文史考古研究的典范之作，绝不仅局限于园林领域。
这就是曹汛的“老派”之处，他虽然是建筑学专家，但底色是一位文史学者。就像他的老师梁思成、林徽因，他不仅有着扎实的专业水平，还有着深厚的文史学术能力，这是研究中国园林所不可或缺的，正如曹汛先生自己所说：“我受益于陈垣先生的史源学和年代学。”
另外，尤为令我感到曹汛先生“老派”的一点，就是他在文章中对各种错误、虚张声势的不良现象予以毫不留情的批评，也不为他人讳，涉及到的同仁学者、地方单位、利益主体，都会指名道姓。这些批评显然出于公心，这种风骨显得格外珍贵。
其二，是对中国园林的基础性“先导性”研究。
《中国造园艺术》里，收录了不少作者写于上世纪80年代的文章，有的是宏观的通论，有的是人物的梳理，初读觉得“卑之无甚高论”，但细思其年代，品味其术语，才慢慢知道这些今天看起来比较平淡、比较基础的文章，在当时却是有开创之功的。
例如，他呈现了中国造园艺术的不同历史时期和各时期对诗情画意的理解、对叠山理水技巧的不同运用、不同时期造园家身份的变化。指出了中国造园艺术的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魏晋南北朝以前，人工叠山倾向于整个摹仿真山，规模巨大，例如秦始皇“筑土为蓬莱山”、汉代建章宫“宫内苑聚土为山”，这一阶段实际上是一种复制自然的“自然主义”；第二阶段是魏晋以后，随着诗情画意的融入，讲究“神游万仞”，于是出现了“小山假景”，依然摹仿真山，但尺度极力缩小，讲求“小中见大”，这与当时老庄玄学思想的兴起不无关系；第三阶段则是明清时期，不同于第二阶段文人、画士主导造园，这一时期是职业造园家驾驭诗情画意，一种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混合开始呈现，即摹写自然只呈现山脚，如同描绘龙则只精雕细琢龙爪，一面确实如同身临其境，一面又引人遐想。
曹先生在书中并不拘泥于理论的探讨，而是全部立足于具体的案例，在考察具体园林的布置、沿革中呈现中国造园艺术的成就，同时也寄托了他作为一个学者的时代责任感：中国造园艺术的辉煌终止于道光年间，随着乱世到来，园林自然也荒芜了，而国人的审美趣味在经历长期动乱以后也跌至低谷，作者在文中偶有流露出不满的同时，也寄托着凭借自己所学扭转这一局面的愿望。这或许就是作者写下相关文章的动力。
其三，是对东西方园林艺术比较的“生发启悟”。
曹汛先生介绍说，世界造园史的三大体系是中国、西亚和古希腊，而古代西亚的体系随着历史上各种动荡演变而衰落湮没，古希腊的体系后来则发展成为欧洲系统，其中的卓越代表当数意大利的台地园、法国的几何形花园、英国的自然风致园。继承了古希腊体系的欧洲造园系统一向注重规整、严谨、对称等几何图形的美感，这一点与中国造园艺术极为不同。
在中国人看来，造园艺术的最高准则，就是“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换言之，我国的自然山水园，无不以再现自然丘壑为主要意趣。通过安排由植物、山水、建筑、装饰等构成的园林来直接摹仿自然山水。因而，叠山理水的手法技巧和其中蕴含的诗情画意，就成了理解中国造园艺术的关键。
这种不同，从美学的角度看，可以视为东西方对“摹仿”有着不同的理解。事实上，欧洲的造园艺术曾经历过一个受到中国造园艺术冲击和影响的时期。著名观念史家洛夫乔伊发现，中国造园艺术在欧洲的传播影响了英国造园艺术的形态，并很自然地在18世纪作为浪漫主义的一种“中国起源”，对当时欧洲的文艺思潮产生了实际作用。而洛夫乔伊文中所说的“中国造园艺术”，实际上指的是中国造园艺术在明清时期的发展阶段所呈现的形态。规律性、一致性、明显的均衡和对应，日渐被视为艺术作品的重要缺陷，而这些特征本来正是古希腊传统遗留下来、新古典主义时期被发扬光大的艺术标准。而不规则、非对称、变化、出人意料以及避免使整个构思一览无余的简单和一致，成了更高一级的审美特性。这种变化体现在英国式或所谓“自然的”造园风格上，也体现在对中国园林、中国建筑的欣赏上，这二者在当时被称为“英华趣味”（le gout anglo-chinois）。在18世纪上半叶的艺术鉴赏家和批评家那里，这个词代表一种基本美学原则：不规则的不同运用，回归摹仿自然的不同方式，这个自然不是几何的、规整的、齐一的，而是摆脱了形式而自具特色的、变化无尽的自然。总之，英国园林的趣味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中国园林的理想化。
老派、先导性、生发启悟，就是我理解的“老先生”三个字的意义。
* 《“老先生”的纸上造园》一文首发于2020年1月5日《南方日报》“读书”专栏，作者张向荣。
附：《中国造园艺术》内容及作者简介
《中国造园艺术》是建筑学家、园林学家曹汛先生多年研究成果的首次结集。本书收录《陆游〈钗头凤〉的错解错传和绍兴沈园的错认错定》《石涛叠山“人间孤品”，一个媕浅而粗疏的园林童话》等曹汛先生的代表性文章，材料翔实，证据充分，纠正了流传数十年、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大错案。“破旧”之外更长于“立新”。本书不仅对中国古代造园艺术进行了精到的介绍，还将园林建筑纳入艺术的视角加以审视，对园林建筑艺术进行总结，提纲挈领地论述了中国园林的历史脉络、艺术特征和国际地位，奠定了风景园林历史理论的基础。更难能可贵的是，本书还对一些造园名家加以介绍，本书收录的对计成、张南垣、叶洮和戈裕良等造园名家的研究，展示了中国园林艺术“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蓬勃气象，议论精湛，见解高妙，从中可领略一代学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淳雅古风。
《中国造园艺术》一书的作者曹汛，1935年6月28日出生在辽宁盖县，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园林学家、文史学家，兼善绘画与建筑画。1961年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师从于梁思成、林徽因，曾任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高级建筑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特聘教授、台湾树德大学建筑系特聘教授，20世纪90年代在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中国园林史》，现为北京建筑大学教授。已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涉及建筑、园林、考古、艺术和文学等诸多领域。治学严谨，尤精于史源学、年代学考证，擅长攻解学术难题和考断无头公案。
【仇英：一生只赋丹青韵】明代画家影响最深远的是立足苏州地区的“吴门画派”，以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为代表，称“明四家”。他们的画作属中国画的“文人画”体系，画作风格是一派山水性灵的诗意盎然，体现出中国画家追求精神独立和生命解脱的人格特征。
在“明四家”中除了德高望重的沈周，声望在外的文徵明，风流倜傥的唐寅，剩下的这一位是声名默默的仇英。 https://t.cn/ReN5aUi
在“明四家”中除了德高望重的沈周，声望在外的文徵明，风流倜傥的唐寅，剩下的这一位是声名默默的仇英。 https://t.cn/ReN5aUi
5G全面商用还要多久
随着第一个5G春晚、第一台5G远程手术、第一通5G电话的实现，5G网络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近了。试验性的应用虽然已经初露峥嵘，但按照此前的工信部规划，我国于2019年启动5G网络建设，最快将于2020年推出5G商用服务。不过，随着今年5G大规模组网在部分城市和热点地区率先实现，预计今年下半年，5G手机、5G平板电脑将陆续投放市场——
在4月23日举行的中国联通全球产业链合作伙伴大会上，中国联通宣布其5G网络部署要在7个城市城区实现连续覆盖，在33个城市实现热点区域覆盖，在N个城市定制5G网中专网。4月26日，在中国电信5G创新合作大会上，中国电信又表示已建成跨省跨域规模试验网，并在17个城市开展5G创新示范试点。此前，中国移动也表示要在17个城市开展5G规模试验和应用示范工程……享受5G网络的畅快似乎近在眼前。
“但要指出的是，5G全面商用还需要耐心等待。”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闻库表示，网络建设从无到有需要过程，建得好不是5G的目的，用得好才是5G真正的目的。
网络建设全面展开
此前，我国提出的是2017年展开5G网络第二阶段测试，2018年大规模试验组网，并在此基础上于2019年启动5G网络建设，最快2020年正式推出商用服务。目前来看，我国5G建设正按照规划有条不紊地实施。
三大运营商早已在各大城市建设5G基站，从而开展5G外场测试。据了解，中国移动在杭州、上海、广州、苏州、武汉5个城市开展5G外场测试，还将在北京、成都、深圳等12个城市再进行5G业务应用示范；中国联通将在北京、深圳、杭州、广州、上海、重庆、天津、青岛、南京、武汉、贵阳、成都、福州、郑州、沈阳等地方开展测试；中国电信将在成都、雄安新区、深圳、上海、苏州、兰州展开测试，并将再增设6个地方扩大试点范围。
今年以来，这些外场测试城市纷纷宣布打通了第一个5G电话，标志着5G已从技术研发试验期进入实际应用测试阶段，三大运营商的5G试验网建设正全面展开。
工信部赛迪智库无线电管理研究所副所长彭健告诉经济日报记者，5G网络3.5GHz频段的频谱资源发放给了相对弱势的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该频段国际化程度高并且产业链成熟度也走在了其他频段的前面，有利于快速规模化应用；体量最大的中国移动则获得了260MHz大带宽频谱资源。可以说，分配方案兼顾了三大运营商的实际情况，同时又为未来5G市场的平衡打下了基础。
终端应用备受期待
对于消费者来说，最关心的莫过于5G终端和应用。“目前来看，国内手机知名厂商如小米、OPPO、vivo、中兴等都计划于今年下半年在我国推出5G手机。”彭健说。
工信部部长苗圩于年初时也曾表态，今年5G大规模组网将在部分城市和热点地区率先实现，预计今年下半年，5G手机、5G平板电脑将陆续投放市场。
4月23日，中国联通公布了首批具备5G功能的6款手机终端、5款行业终端和4款模组产品，包括中兴、OPPO、vivo、小米、努比亚等知名品牌。
据介绍，今年2月14日，中国联通5G智能手机测试机首批已正式交付；中国移动实施了5G网络领航者计划，全面启动5G规模试验网建设，并计划在2019年上半年推出5G智能手机和首批中国移动自主品牌5G终端产品；中国电信则计划在今年第三季度发布试商用机。据了解，届时通过端到端网络和业务测试的5G终端设备将达到2500余部。
“终端是5G产业链的重要一环，终端是否成熟，直接影响客户对5G的感知。”中国电信董事长柯瑞文表示，中国电信将出台更具吸引力的终端激励政策，与大家一起推动成本下降，让用户买得起、用得上。还要根据用户需求，丰富5G终端种类。特别是共同推出除手机以外的泛智能终端，比如面向家庭和个人的智能穿戴设备、虚拟现实终端，面向行业的车载终端、无人机等。
比起终端，当前的5G应用展示更为丰富。白洋淀智慧水务、深圳无人机警务、雄安自动驾驶、杭州马拉松直播、成都5G公交环线、5G春晚直播等项目的成功实施，都是5G试验网有力支撑业务应用的生动实践，也让人兴奋不已。
目前，对于5G应用来说，很多领域都受到关注。“最成熟的是沿着4G路径往前走的消费领域。在社会生活方面，超高清视频、下一代社交网络、浸入式游戏等应用将再次升级；在生产上，目前最可期待的是汽车领域，5G将实现高级别的自动驾驶等。5G时代是一个融合的时代，工业、交通、医疗、能源、智慧城市、智能家居等，都将随着5G的融合擦出新的火花。”闻库说。
全面使用有待时日
消费者对5G充满期待。但正如闻库所言，当前，5G网络装备已基本就绪，5G手机也不断有新产品问世，距离5G体验应该不会太久。但是让5G一夜之间像4G覆盖得这么好也不太现实。5G将先从热点地区启动，不断推动前进，正如当年的4G建设。
巨大的投资对运营商5G建设造成了不小的压力。相关测算表明，为了达到理想的响应速度，5G基站数量将至少是4G的2倍、5G基站成本也将超过4G基站的2倍，功耗则是4G基站的3倍。
“单从基站建设角度看，5G投资大约是4G的1.5倍，全国总体投资规模将达到1.2万亿元，投资周期超过8年。”彭健分析说，一方面，我国4G网络仍在建设中，预计到2019年，运营商4G累计投资达到8000亿元，至今仍未收回成本，双网同时建设的压力倍增。另一方面，在ICT（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变革的大趋势下，电信运营商主营业务管道化趋势明显，增收困难，5G建设投入的资金缺口较大。此外，我国2G、3G网络仍在使用中，多代移动通信网络制式的存在增加了运营商的管理支出，亟待优化。
据了解，2019年，中国移动将建设3万个至5万个5G基站，总投入规模不会高于2018年，有专家预计将不超过100亿元；中国电信表示，2019年将把5G基站增加到2万个，在5G建设方面的投入预算为90亿元；中国联通则表示，在5G组网方面将投入约60亿元至80亿元。
如何补上5G网络建设资金缺口？彭健认为，一是加大基础电信运营商混改力度，借鉴中国联通混改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引入社会资本参与5G网络建设。这不仅能够解决网络建设资金缺口的问题，还能加大通信业与互联网等其他垂直行业的深入对话交流，有利于5G后续的应用创新。
二是加大2G/3G网络退网力度。要立足于我国幅员辽阔、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不均衡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各运营商适用的2G/3G退网方案，精细化降低企业管理支出费用。
三是加大5G基站的共享力度。5G使用的频段较高，所需的基站数量也更多。要充分发挥铁塔公司的作用，全面提升5G新建铁塔的共享率，达到节省5G建设投资的目的。
四是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通过专项财政补贴、专项产业发展基金等方式，降低基础电信运营商建设5G网络的风险，为5G网络建设创造宽松的资金周转环境。
记者 黄 鑫
随着第一个5G春晚、第一台5G远程手术、第一通5G电话的实现，5G网络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近了。试验性的应用虽然已经初露峥嵘，但按照此前的工信部规划，我国于2019年启动5G网络建设，最快将于2020年推出5G商用服务。不过，随着今年5G大规模组网在部分城市和热点地区率先实现，预计今年下半年，5G手机、5G平板电脑将陆续投放市场——
在4月23日举行的中国联通全球产业链合作伙伴大会上，中国联通宣布其5G网络部署要在7个城市城区实现连续覆盖，在33个城市实现热点区域覆盖，在N个城市定制5G网中专网。4月26日，在中国电信5G创新合作大会上，中国电信又表示已建成跨省跨域规模试验网，并在17个城市开展5G创新示范试点。此前，中国移动也表示要在17个城市开展5G规模试验和应用示范工程……享受5G网络的畅快似乎近在眼前。
“但要指出的是，5G全面商用还需要耐心等待。”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闻库表示，网络建设从无到有需要过程，建得好不是5G的目的，用得好才是5G真正的目的。
网络建设全面展开
此前，我国提出的是2017年展开5G网络第二阶段测试，2018年大规模试验组网，并在此基础上于2019年启动5G网络建设，最快2020年正式推出商用服务。目前来看，我国5G建设正按照规划有条不紊地实施。
三大运营商早已在各大城市建设5G基站，从而开展5G外场测试。据了解，中国移动在杭州、上海、广州、苏州、武汉5个城市开展5G外场测试，还将在北京、成都、深圳等12个城市再进行5G业务应用示范；中国联通将在北京、深圳、杭州、广州、上海、重庆、天津、青岛、南京、武汉、贵阳、成都、福州、郑州、沈阳等地方开展测试；中国电信将在成都、雄安新区、深圳、上海、苏州、兰州展开测试，并将再增设6个地方扩大试点范围。
今年以来，这些外场测试城市纷纷宣布打通了第一个5G电话，标志着5G已从技术研发试验期进入实际应用测试阶段，三大运营商的5G试验网建设正全面展开。
工信部赛迪智库无线电管理研究所副所长彭健告诉经济日报记者，5G网络3.5GHz频段的频谱资源发放给了相对弱势的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该频段国际化程度高并且产业链成熟度也走在了其他频段的前面，有利于快速规模化应用；体量最大的中国移动则获得了260MHz大带宽频谱资源。可以说，分配方案兼顾了三大运营商的实际情况，同时又为未来5G市场的平衡打下了基础。
终端应用备受期待
对于消费者来说，最关心的莫过于5G终端和应用。“目前来看，国内手机知名厂商如小米、OPPO、vivo、中兴等都计划于今年下半年在我国推出5G手机。”彭健说。
工信部部长苗圩于年初时也曾表态，今年5G大规模组网将在部分城市和热点地区率先实现，预计今年下半年，5G手机、5G平板电脑将陆续投放市场。
4月23日，中国联通公布了首批具备5G功能的6款手机终端、5款行业终端和4款模组产品，包括中兴、OPPO、vivo、小米、努比亚等知名品牌。
据介绍，今年2月14日，中国联通5G智能手机测试机首批已正式交付；中国移动实施了5G网络领航者计划，全面启动5G规模试验网建设，并计划在2019年上半年推出5G智能手机和首批中国移动自主品牌5G终端产品；中国电信则计划在今年第三季度发布试商用机。据了解，届时通过端到端网络和业务测试的5G终端设备将达到2500余部。
“终端是5G产业链的重要一环，终端是否成熟，直接影响客户对5G的感知。”中国电信董事长柯瑞文表示，中国电信将出台更具吸引力的终端激励政策，与大家一起推动成本下降，让用户买得起、用得上。还要根据用户需求，丰富5G终端种类。特别是共同推出除手机以外的泛智能终端，比如面向家庭和个人的智能穿戴设备、虚拟现实终端，面向行业的车载终端、无人机等。
比起终端，当前的5G应用展示更为丰富。白洋淀智慧水务、深圳无人机警务、雄安自动驾驶、杭州马拉松直播、成都5G公交环线、5G春晚直播等项目的成功实施，都是5G试验网有力支撑业务应用的生动实践，也让人兴奋不已。
目前，对于5G应用来说，很多领域都受到关注。“最成熟的是沿着4G路径往前走的消费领域。在社会生活方面，超高清视频、下一代社交网络、浸入式游戏等应用将再次升级；在生产上，目前最可期待的是汽车领域，5G将实现高级别的自动驾驶等。5G时代是一个融合的时代，工业、交通、医疗、能源、智慧城市、智能家居等，都将随着5G的融合擦出新的火花。”闻库说。
全面使用有待时日
消费者对5G充满期待。但正如闻库所言，当前，5G网络装备已基本就绪，5G手机也不断有新产品问世，距离5G体验应该不会太久。但是让5G一夜之间像4G覆盖得这么好也不太现实。5G将先从热点地区启动，不断推动前进，正如当年的4G建设。
巨大的投资对运营商5G建设造成了不小的压力。相关测算表明，为了达到理想的响应速度，5G基站数量将至少是4G的2倍、5G基站成本也将超过4G基站的2倍，功耗则是4G基站的3倍。
“单从基站建设角度看，5G投资大约是4G的1.5倍，全国总体投资规模将达到1.2万亿元，投资周期超过8年。”彭健分析说，一方面，我国4G网络仍在建设中，预计到2019年，运营商4G累计投资达到8000亿元，至今仍未收回成本，双网同时建设的压力倍增。另一方面，在ICT（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变革的大趋势下，电信运营商主营业务管道化趋势明显，增收困难，5G建设投入的资金缺口较大。此外，我国2G、3G网络仍在使用中，多代移动通信网络制式的存在增加了运营商的管理支出，亟待优化。
据了解，2019年，中国移动将建设3万个至5万个5G基站，总投入规模不会高于2018年，有专家预计将不超过100亿元；中国电信表示，2019年将把5G基站增加到2万个，在5G建设方面的投入预算为90亿元；中国联通则表示，在5G组网方面将投入约60亿元至80亿元。
如何补上5G网络建设资金缺口？彭健认为，一是加大基础电信运营商混改力度，借鉴中国联通混改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引入社会资本参与5G网络建设。这不仅能够解决网络建设资金缺口的问题，还能加大通信业与互联网等其他垂直行业的深入对话交流，有利于5G后续的应用创新。
二是加大2G/3G网络退网力度。要立足于我国幅员辽阔、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不均衡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各运营商适用的2G/3G退网方案，精细化降低企业管理支出费用。
三是加大5G基站的共享力度。5G使用的频段较高，所需的基站数量也更多。要充分发挥铁塔公司的作用，全面提升5G新建铁塔的共享率，达到节省5G建设投资的目的。
四是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通过专项财政补贴、专项产业发展基金等方式，降低基础电信运营商建设5G网络的风险，为5G网络建设创造宽松的资金周转环境。
记者 黄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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