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诚信】
诚信：公民道德的基石
诚实守信是人类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优良道德品质。诚信既是个人道德的基石，又是社会正常运行不可或缺的条件。诚信缺失的个人将失去他人的认可，诚信缺失的社会将失去人与人之间正常关系的支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加强公民的诚信品质。
1、诚信的内涵
诚信就其内涵而言，包括诚和信两方面；这两方面既有所区别，又可以互训使用。
“诚”的内容又包括两方面：一是真实，二为诚恳。真实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本来就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客观事物给人的声、光、热等刺激，二是主体对这些刺激的加工和整理。由于主体对客观事物进行了加工整理，而作为此整理基础的人的实践又受到历史条件等的制约，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之间有所差距，是难以避免的。但真实要求忠于自己现阶段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而不因为什么原因，特别是因为自己的利益而去有意的歪曲它。诚恳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自己主观意图的本来面貌。人对自己的主观意图，一般有着准确的把握，但直接表达这些主观意图，可能要付出代价。但诚恳要求忠于自己，而不是由于畏惧代价而去歪曲自己。真实与诚恳结合起来，就构成了“诚”的基本内容。”信“字由人字旁加一个言字组成，指的是人说话要算数，对自己的承诺负责，要言而有复，诺而有行。在古代，信一开始指的是在祭祀时人对神灵所说的话；由于古人认为神灵支配着自然并统治着自己，因此这些祭祀的话对他们来说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必须要遵守。后来，这种意义扩展开来，不再是对神说的话要算数，而是所有的话都要算数了，言必信，行必果。诚与信有所区别：诚讲的是不能歪曲主观和客观的实际状况，更强调静态的真实；信讲的是不能违背自己的诺言，更强调动态的坚守。更深一层的，诚是一种内在的德性与修为，而信则是一种外在的确认与表达。但二者之间的联系又是一目了然的：静态的真实是动态坚守的基础，动态坚守也是静态真实的结果；内在的德性与修为会通过外在的言行加以确认，而外在的言行没有内在的涵养作为基础那也是难以持久的。正基于此，诚信经常互训连用：一方面，用诚来解释信，用信来解释诚，“诚，信也，从言从声”，“信，诚也，从人从言”；另一方面，诚信结合在一起，表示诚实无欺、恪守信用之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诚信的内涵是有条件的，而不是绝对的；它需要由更高、更重要的价值来引领和统率。当诚信的要求与更高、更重要的价值相冲突时，诚信需要服从那些更高、更重要的价值。例如当诚信与爱国相冲突时，诚信就应该服从爱国。如果侵略者向公民索要事关民族利益的机密时，如果公民在这种情境中讲求诚信，那无疑是非常愚蠢的，因为这样的诚信会伤害国家利益。如果这时能够隐瞒或者骗过敌人，那就非常机智了；如果不能够隐瞒，则大义凛然地拒绝敌人，乃至舍身成仁，那就更是民族英雄了。
2、为什么要诚信
诚信是各个文明都加以珍视的基本价值，而中华民族更是把诚信作为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特点之一，认为人无信不立。西方社会步入近现代之后，由于市场经济履行契约的基本要求，开始把诚信作为最重要的个人品质加以强调。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之后，契约精神所要求的诚信维度也愈发被凸显出来。可见，中国公民的诚信品质基于两种互相融合的传统，一是中国文化中内诚外信的传统，二是市场文化中契约之信的传统。
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个基本区别，就是中国人没有宗教传统，而西方人却无法想象如何在没有神的条件下设计自己的生活意义。中国人将自己的意义不是归结于上帝，而是归结于自己的家庭和种族，用近乎无限的血缘和民族的延续，以及与之相应的文明传承来彰显自己有限生命的价值所在。但家庭和种族又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自然和天道。于是，忠实于天地，顺应于自然，便成了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价值支撑之一。而正是这种价值支撑，将“诚”的品性植入了中国人的生命意义。《礼记》讲“诚者，天之道也”，以及朱熹注解的“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都是沿着这个逻辑来解释诚对于人的价值。因此，“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不是由于类似契约之信那样的外在原因进入了伦理系统，而是由于人的价值需要而内化于人性本原。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天地万物皆有其道，不为人力所变，而人作为自然的产物，也应该保存天道自然的这一特征，从而将外在的自然特征转化为了内在的德性品质。如果说在西方文化中，人无诚信还只是没有道德的话，那么在中国文化中，丧失诚信就在理论上被剥夺了做人的资格。这是相信上帝造人的基督教文明逻辑所难以企及的。既然诚是人的基本特征和内化了的德性，诚就必然要通过人的言行表现出来，并成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这就是信；反过来，一个人是否可信，也就成了他是否诚的判断依据与标准。如果一个人是诚的，那么他必然也是信的；反过来，一个人是信的，他必然也是诚的。孔子沿着这个思路，就得到了“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的结论。这种内诚外信并达到诚信统一的传统，向我们提示了诚信对于一个人的内在价值。只有诚信，一个人才获得了顺应自然的真诚无妄的德性，才获得了与天地一致的安宁，才获得了身心内外契合的统一。这便是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一个传统，即内诚外信的传统。
近代成为经济生活普遍组织方式的市场本质上基于契约，这又形成了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二个传统，即契约之信的传统。契约基于合同，它的前提有二：一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独立，二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就人与人之间互相独立而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并将与他人的交往视为自己收益最大化的手段，他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将其它人的福利考虑进自己的选择之内。就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而言，这些将自己与其它人区别开来的人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恰恰是因为他们不是通过血缘宗法关系，而是通过商品交换关系来满足自己的一切物质需求。这个认为自己独立于社会的人，实际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的个人都更加依赖社会，从而依赖其它人。一方面，公民把自己的利益看作与其它人对立的，排斥其它人来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公民在现实中是相互依赖的，他们只有在交换合作中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利益。调节这种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赖的办法，就只能是预先规定各自的权利与义务，通过彼此约束的方式来限制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冲动，签订契约。但签订契约并不能够保证双方都履行契约，因为既然假设双方都是自私的人，就必须考虑他们机会主义地逃避契约义务的可能性。只要契约一方发现逃避契约的履行能够带来比信守承诺更大的利益，他就总面临诱惑。这个时候，人们发现仅仅契约本身并无法解决自利人的相互依赖的问题，而必须引入诚信的道德维度，市场经济的运转才真正可能是平滑的。换而言之，如果没有诚信，公民生活于其中的市场经济就会陷入不可克服的混乱。正是这种必不可少的契约之信，与传统文化中的内诚外信一起，构成了今天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两种原因。
3、诚信品质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今日中国公民诚信品质的现状，可谓喜忧参半。既有很多诚实守信的楷模，也有不少无信无义的败类。前者的典型如兄债弟偿的“信义兄弟”，后者的典型则有臭名昭著的“三鹿”奶粉。普通公民中的情况也大体相似，有人一诺千金，有人言而无信。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都会出现时而诚信、时而失信的情况。这种现状表明，我国公民诚信品质仍然有提高的空间，需要找到问题所在并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公民诚信问题时有发生，问题出在两方面。一方面，功利主义的兴起与传统道德的失落造成了人们不再把诚信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安身立命之本，人们内心支撑结构的变化造成了诚信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契约体系不仅仅是道德要求，还是一种制度建构，而目前后者在我国尚不完善，给了违约之徒以可乘之机。
诚信问题，在中国古代主要是通过人的道德修养来解决的。作为安身立命基础的诚信，是君子生活方式的特征之一。这种诚信不需要额外的制度加以保障，也不需要专门的惩罚来加以规训；人内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和生命意义的寄托，是其最好的保证。这种价值意义体系，是与前市场社会的伦理秩序相一致的。但随着世界史发展到近现代史，封闭的小农经济为开放的市场经济所取代，个人利益的合法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公民的内心之中，便会出现理性计算与道德压力的僵持。这种僵持在古代社会是不成为问题的，因为“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正是因为他不能见利忘义。但在现代，公民的价值体系中利益的地位被抬高了，道德压力的强调减少了，终于形成了二者的僵持。当利益的算计压倒道德考虑的时候，人便表现不出诚信精神；只有道德考虑超过利益算计的时候，公民才能够表现出诚信品质来。也就是说，在功利主义与传统道德并驾齐驱的时候，在利益算计与德性思考等量齐观的时候，公民并不能保证总是表现出诚信品质来。这便是当今诚信问题时有出现却又不至于泛滥成灾的第一个原因所在。针对这一症结，没有其它办法，只能是加强宣传和教育，在增加诚信的舆论气氛的同时，适当地减少对市场经济功利主义的强调，以改变公民头脑中僵持二者的力量对比，让诚信能够稳定地战胜功利，从而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水平。
实际上，发达的市场体系也已经找到了解决自己诚信问题的方向。在传统道德受到功利主义冲击更严重的西方各国，曾经面临比今天中国更加严重的诚信危机。商品经济越是发达，人越是表现为独立的个体，他与其他人的相互依赖就更加明显，契约就越是必要。更多的契约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主义的温床。当契约的缔结者反复面对违约所带来的利益诱惑时，自然会有更多的人选择抛弃诚信。当这种行为上的短期化成为常态时，市场也就面临崩溃的风险。为了重建诚信，进而保证契约的履行和市场的平滑化，从个人主义的视角看来，真正的出路就在于让违约成本远远超过违约收益。当个人面对的理性计算的结果改变时，他的行为也就自然而然地改变了。具体的做法，是建立广泛的信用记录，而让留下不良信用记录的人在下次进入契约时面临更高的门槛和成本。比如说，让曾经没有按时还贷款的人的名单在所有银行之间共享，使其再次贷款时或者被拒绝，或者面临更高的利率。当个人意识到违约的风险很大而且长期化时，他就会改变自己对违约成本的判断，进而做出诚信的选择。在今日中国，已经有了市场化的功利主义来诱惑人们放弃诚信，却还没有制度化的惩罚机制来引导人们回归诚信，自然造成了有些公民义利不分的错误。虽然，因为惩罚机制总是少于和落后于人们订立契约的场合，西方的这一思路和实践并不能完全解决诚信问题，但是他们行之有效的制度化方式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相信在诚信记录制度建立建全之后，诚信问题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
一方面加强对公民的教育，从主观上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给予国人的道德感，另一方面建立对公民的制度化的引导，从客观上改变中国公民面临的利益选择。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能够基本解决中国公民当前面临的诚信问题。
诚信：公民道德的基石
诚实守信是人类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优良道德品质。诚信既是个人道德的基石，又是社会正常运行不可或缺的条件。诚信缺失的个人将失去他人的认可，诚信缺失的社会将失去人与人之间正常关系的支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加强公民的诚信品质。
1、诚信的内涵
诚信就其内涵而言，包括诚和信两方面；这两方面既有所区别，又可以互训使用。
“诚”的内容又包括两方面：一是真实，二为诚恳。真实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本来就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客观事物给人的声、光、热等刺激，二是主体对这些刺激的加工和整理。由于主体对客观事物进行了加工整理，而作为此整理基础的人的实践又受到历史条件等的制约，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之间有所差距，是难以避免的。但真实要求忠于自己现阶段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而不因为什么原因，特别是因为自己的利益而去有意的歪曲它。诚恳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自己主观意图的本来面貌。人对自己的主观意图，一般有着准确的把握，但直接表达这些主观意图，可能要付出代价。但诚恳要求忠于自己，而不是由于畏惧代价而去歪曲自己。真实与诚恳结合起来，就构成了“诚”的基本内容。”信“字由人字旁加一个言字组成，指的是人说话要算数，对自己的承诺负责，要言而有复，诺而有行。在古代，信一开始指的是在祭祀时人对神灵所说的话；由于古人认为神灵支配着自然并统治着自己，因此这些祭祀的话对他们来说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必须要遵守。后来，这种意义扩展开来，不再是对神说的话要算数，而是所有的话都要算数了，言必信，行必果。诚与信有所区别：诚讲的是不能歪曲主观和客观的实际状况，更强调静态的真实；信讲的是不能违背自己的诺言，更强调动态的坚守。更深一层的，诚是一种内在的德性与修为，而信则是一种外在的确认与表达。但二者之间的联系又是一目了然的：静态的真实是动态坚守的基础，动态坚守也是静态真实的结果；内在的德性与修为会通过外在的言行加以确认，而外在的言行没有内在的涵养作为基础那也是难以持久的。正基于此，诚信经常互训连用：一方面，用诚来解释信，用信来解释诚，“诚，信也，从言从声”，“信，诚也，从人从言”；另一方面，诚信结合在一起，表示诚实无欺、恪守信用之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诚信的内涵是有条件的，而不是绝对的；它需要由更高、更重要的价值来引领和统率。当诚信的要求与更高、更重要的价值相冲突时，诚信需要服从那些更高、更重要的价值。例如当诚信与爱国相冲突时，诚信就应该服从爱国。如果侵略者向公民索要事关民族利益的机密时，如果公民在这种情境中讲求诚信，那无疑是非常愚蠢的，因为这样的诚信会伤害国家利益。如果这时能够隐瞒或者骗过敌人，那就非常机智了；如果不能够隐瞒，则大义凛然地拒绝敌人，乃至舍身成仁，那就更是民族英雄了。
2、为什么要诚信
诚信是各个文明都加以珍视的基本价值，而中华民族更是把诚信作为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特点之一，认为人无信不立。西方社会步入近现代之后，由于市场经济履行契约的基本要求，开始把诚信作为最重要的个人品质加以强调。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之后，契约精神所要求的诚信维度也愈发被凸显出来。可见，中国公民的诚信品质基于两种互相融合的传统，一是中国文化中内诚外信的传统，二是市场文化中契约之信的传统。
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个基本区别，就是中国人没有宗教传统，而西方人却无法想象如何在没有神的条件下设计自己的生活意义。中国人将自己的意义不是归结于上帝，而是归结于自己的家庭和种族，用近乎无限的血缘和民族的延续，以及与之相应的文明传承来彰显自己有限生命的价值所在。但家庭和种族又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自然和天道。于是，忠实于天地，顺应于自然，便成了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价值支撑之一。而正是这种价值支撑，将“诚”的品性植入了中国人的生命意义。《礼记》讲“诚者，天之道也”，以及朱熹注解的“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都是沿着这个逻辑来解释诚对于人的价值。因此，“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不是由于类似契约之信那样的外在原因进入了伦理系统，而是由于人的价值需要而内化于人性本原。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天地万物皆有其道，不为人力所变，而人作为自然的产物，也应该保存天道自然的这一特征，从而将外在的自然特征转化为了内在的德性品质。如果说在西方文化中，人无诚信还只是没有道德的话，那么在中国文化中，丧失诚信就在理论上被剥夺了做人的资格。这是相信上帝造人的基督教文明逻辑所难以企及的。既然诚是人的基本特征和内化了的德性，诚就必然要通过人的言行表现出来，并成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这就是信；反过来，一个人是否可信，也就成了他是否诚的判断依据与标准。如果一个人是诚的，那么他必然也是信的；反过来，一个人是信的，他必然也是诚的。孔子沿着这个思路，就得到了“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的结论。这种内诚外信并达到诚信统一的传统，向我们提示了诚信对于一个人的内在价值。只有诚信，一个人才获得了顺应自然的真诚无妄的德性，才获得了与天地一致的安宁，才获得了身心内外契合的统一。这便是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一个传统，即内诚外信的传统。
近代成为经济生活普遍组织方式的市场本质上基于契约，这又形成了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二个传统，即契约之信的传统。契约基于合同，它的前提有二：一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独立，二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就人与人之间互相独立而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并将与他人的交往视为自己收益最大化的手段，他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将其它人的福利考虑进自己的选择之内。就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而言，这些将自己与其它人区别开来的人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恰恰是因为他们不是通过血缘宗法关系，而是通过商品交换关系来满足自己的一切物质需求。这个认为自己独立于社会的人，实际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的个人都更加依赖社会，从而依赖其它人。一方面，公民把自己的利益看作与其它人对立的，排斥其它人来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公民在现实中是相互依赖的，他们只有在交换合作中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利益。调节这种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赖的办法，就只能是预先规定各自的权利与义务，通过彼此约束的方式来限制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冲动，签订契约。但签订契约并不能够保证双方都履行契约，因为既然假设双方都是自私的人，就必须考虑他们机会主义地逃避契约义务的可能性。只要契约一方发现逃避契约的履行能够带来比信守承诺更大的利益，他就总面临诱惑。这个时候，人们发现仅仅契约本身并无法解决自利人的相互依赖的问题，而必须引入诚信的道德维度，市场经济的运转才真正可能是平滑的。换而言之，如果没有诚信，公民生活于其中的市场经济就会陷入不可克服的混乱。正是这种必不可少的契约之信，与传统文化中的内诚外信一起，构成了今天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两种原因。
3、诚信品质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今日中国公民诚信品质的现状，可谓喜忧参半。既有很多诚实守信的楷模，也有不少无信无义的败类。前者的典型如兄债弟偿的“信义兄弟”，后者的典型则有臭名昭著的“三鹿”奶粉。普通公民中的情况也大体相似，有人一诺千金，有人言而无信。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都会出现时而诚信、时而失信的情况。这种现状表明，我国公民诚信品质仍然有提高的空间，需要找到问题所在并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公民诚信问题时有发生，问题出在两方面。一方面，功利主义的兴起与传统道德的失落造成了人们不再把诚信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安身立命之本，人们内心支撑结构的变化造成了诚信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契约体系不仅仅是道德要求，还是一种制度建构，而目前后者在我国尚不完善，给了违约之徒以可乘之机。
诚信问题，在中国古代主要是通过人的道德修养来解决的。作为安身立命基础的诚信，是君子生活方式的特征之一。这种诚信不需要额外的制度加以保障，也不需要专门的惩罚来加以规训；人内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和生命意义的寄托，是其最好的保证。这种价值意义体系，是与前市场社会的伦理秩序相一致的。但随着世界史发展到近现代史，封闭的小农经济为开放的市场经济所取代，个人利益的合法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公民的内心之中，便会出现理性计算与道德压力的僵持。这种僵持在古代社会是不成为问题的，因为“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正是因为他不能见利忘义。但在现代，公民的价值体系中利益的地位被抬高了，道德压力的强调减少了，终于形成了二者的僵持。当利益的算计压倒道德考虑的时候，人便表现不出诚信精神；只有道德考虑超过利益算计的时候，公民才能够表现出诚信品质来。也就是说，在功利主义与传统道德并驾齐驱的时候，在利益算计与德性思考等量齐观的时候，公民并不能保证总是表现出诚信品质来。这便是当今诚信问题时有出现却又不至于泛滥成灾的第一个原因所在。针对这一症结，没有其它办法，只能是加强宣传和教育，在增加诚信的舆论气氛的同时，适当地减少对市场经济功利主义的强调，以改变公民头脑中僵持二者的力量对比，让诚信能够稳定地战胜功利，从而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水平。
实际上，发达的市场体系也已经找到了解决自己诚信问题的方向。在传统道德受到功利主义冲击更严重的西方各国，曾经面临比今天中国更加严重的诚信危机。商品经济越是发达，人越是表现为独立的个体，他与其他人的相互依赖就更加明显，契约就越是必要。更多的契约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主义的温床。当契约的缔结者反复面对违约所带来的利益诱惑时，自然会有更多的人选择抛弃诚信。当这种行为上的短期化成为常态时，市场也就面临崩溃的风险。为了重建诚信，进而保证契约的履行和市场的平滑化，从个人主义的视角看来，真正的出路就在于让违约成本远远超过违约收益。当个人面对的理性计算的结果改变时，他的行为也就自然而然地改变了。具体的做法，是建立广泛的信用记录，而让留下不良信用记录的人在下次进入契约时面临更高的门槛和成本。比如说，让曾经没有按时还贷款的人的名单在所有银行之间共享，使其再次贷款时或者被拒绝，或者面临更高的利率。当个人意识到违约的风险很大而且长期化时，他就会改变自己对违约成本的判断，进而做出诚信的选择。在今日中国，已经有了市场化的功利主义来诱惑人们放弃诚信，却还没有制度化的惩罚机制来引导人们回归诚信，自然造成了有些公民义利不分的错误。虽然，因为惩罚机制总是少于和落后于人们订立契约的场合，西方的这一思路和实践并不能完全解决诚信问题，但是他们行之有效的制度化方式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相信在诚信记录制度建立建全之后，诚信问题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
一方面加强对公民的教育，从主观上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给予国人的道德感，另一方面建立对公民的制度化的引导，从客观上改变中国公民面临的利益选择。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能够基本解决中国公民当前面临的诚信问题。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对“关于发展我国碳汇林产业的提案”复文
“关于发展我国碳汇林产业的提案”复文
（2019年第1937号（资源环境类105号））
一、关于出台政策加大投入问题
森林生态系统是陆地上最大的储碳库和最经济的吸碳器，对于维护全球气候安全和保障人类生存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最容易遭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国家之一，大力发展碳汇林业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
按照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体部署，我局积极推进林业应对气候变化及碳汇林业发展，2009年印发了《应对气候变化林业行动计划》（办造字〔2010〕56号），提出了包括林业产业等9个领域的22项主要行动和保障措施。2011年，推动将“碳汇林建设、植树种草工程及林木种苗工程”列入了《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9号）中“鼓励类”目录。2016年，我局印发了《林业应对气候变化“十三五”行动要点》（办造字〔2016〕102号），确定了森林碳汇等目标和增加林业碳汇等主要行动。2017年，我局与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印发了《林业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林规发〔2017〕43号），确定了大力培育林业碳汇产业等任务。在中央和地方财政大力支持下，我国开展了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在森林资源培育和保护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全国森林碳储量和碳汇量持续稳定增加，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2015年开始，我局与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合作，分别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合作 共同推进国家储备林等重点领域建设发展的通知》（林规发〔2016〕15号）《关于充分发挥农业政策性金融作用支持林业发展的意见》（林规发〔2016〕12号），积极推进投融资政策创新，支持林业生态建设、国家储备林、林业产业发展（包括林业碳汇产业）等重点领域发展。截至2019年6月，已有100多个林业项目获得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批准，累计发放贷款480多亿元。2016年，我局与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分别印发了《关于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推进林业建设的指导意见》（发改农经〔2016〕2455号）《关于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推进林业生态建设和保护利用的指导意见》（林规发〔2016〕168号），确定在植树造林和国土绿化、国家储备林建设等重点领域，加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扶持政策，启动开展了一批试点项目，为生态建设和林业碳汇产业发展增添了动力。
下一步，我局将继续加强与有关部门、金融机构的合作，针对林业碳汇产业发展迟缓、扶持政策不完善等问题，建立健全林业碳汇产业发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明确林业碳汇产业发展的法律地位；完善林业碳汇产业扶持政策，继续加强政府对产业发展的投入，创新投融资和保险政策，积极开发贷款期和宽限期长、利率优惠、手续简便、服务完善等适应林业特点的金融产品，为企业等社会主体投资林业碳汇产业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加快制定《林业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指南》，积极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争取在林业碳汇产业发展等方面实施PPP试点项目，总结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和模式。
二、关于建立健全碳汇市场问题
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温室气体排放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国家发展改革委于2011年10月印发了《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发改办气候〔2011〕2601号），在北京等7省（市）开展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2014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明确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初期交易产品为企业的排放配额和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2017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发电行业）》（发改气候规〔2017〕2191号），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建设，按基础建设期、模拟运行期、深化完善期三阶段稳步推进，计划在发电行业碳市场稳定运行的前提下，逐步扩大市场覆盖范围，丰富交易品种和交易方式，尽早将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纳入全国碳市场。
为调动全社会自觉参与碳减排活动的积极性，国家发展改革委于2012年发布《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发改气候〔2012〕1668号），备案发布了《碳汇造林项目方法学》等林业碳汇项目方法学，为自愿减排林业碳汇项目开发奠定了基础。截至2017年3月，全国已履行项目备案、减排量签发程序的林业碳汇项目达98个。2017年3月1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公告（2017年第2号），决定暂缓受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项目申请。现在主管应对气候变化的生态环境部正在结合“放管服”要求，研究推进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机制改革。
下一步，我局将按照中央关于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的统一部署，积极配合生态环境部，建立健全以国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机制为基础的碳排放权交易抵消机制，将西部地区具有明显生态修复和保护效益的林业碳汇项目等优先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充分发挥碳排放权交易对生态保护和修复补偿的促进作用。
三、关于进行立法强化约束问题
（一）关于向排放企业和个人征收碳税问题。碳税与碳市场同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经济类政策工具。根据我国现阶段国情，目前主要采用碳市场作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经济类政策工具。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省（市）探索实践来看，试点碳市场的运行促进了试点地方减排目标的实现和碳汇林业的发展。在推进碳市场建设的同时，生态环境部将配合有关部门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碳税制度。
（二）关于加快碳排放立法问题。《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的关键性制度安排。近日，生态环境部已就《条例》（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司法部也已就《条例》（征求意见稿）书面征求了有关部门、企业和行业协会等意见。目前，生态环境部正在积极与立法部门沟通协调，加快《条例》出台进度。
四、关于加大林业碳汇知识宣传问题
我局高度重视林业应对气候变化及林业碳汇宣传工作，主要负责同志在国家行政学院专门为省部级干部生态文明建设和应对气候变化专题研讨班授课，发表林业应对气候变化专题文章，宣传林业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意义，普及林业碳汇知识。从2013年开始，每年向社会发布《林业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与行动白皮书》（中英文版），在中国绿色时报刊发林业应对气候变化专版，展示林业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作用、新进展和新成果。利用中国植树节、国际森林日、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等重要节点日，以及中央领导植树、共和国部长植树、国际森林日植树等重要活动，组织中央媒体广泛开展报道，宣传我国林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利用中国林业网、中国林业应对气候变化网、中国林业网微信、新浪网、人民网官方微博、“中国林业发布”微博，广泛普及林业碳汇知识，持续宣传我国林业应对气候变化政策、行动和成效。
下一步，我局将继续把林业碳汇等宣传作为林业和草原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础工作，持续深入地开展好，以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林业和草原应对气候变化及发展碳汇林业的良好氛围。
五、关于碳汇人才培养问题
为加强林业碳汇人才培养，我局从2008年开始，每年举办林业应对气候变化及碳汇计量监测专题培训班，不断加强对省级应对气候变化管理和碳汇计量监测队伍的技术培训。截至2019年7月，已举办培训班13期，累计培训人员1300多人次。通过培训，林业碳汇人才队伍逐步壮大，工作能力、业务水平显著提高。下一步，我局将继续加大林业碳汇人才培养力度，编写《林业和草原应对气候变化知识读本》，在做好省级林业碳汇人才培训的基础上，督导各省区市加大对地县级人才的培训力度。积极配合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做好林业碳汇相关的教学体系建设、学科设置布局等工作，引导相关院校增加林业碳汇专业课程的设置。
来源：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政府网
“关于发展我国碳汇林产业的提案”复文
（2019年第1937号（资源环境类105号））
一、关于出台政策加大投入问题
森林生态系统是陆地上最大的储碳库和最经济的吸碳器，对于维护全球气候安全和保障人类生存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最容易遭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国家之一，大力发展碳汇林业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
按照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体部署，我局积极推进林业应对气候变化及碳汇林业发展，2009年印发了《应对气候变化林业行动计划》（办造字〔2010〕56号），提出了包括林业产业等9个领域的22项主要行动和保障措施。2011年，推动将“碳汇林建设、植树种草工程及林木种苗工程”列入了《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9号）中“鼓励类”目录。2016年，我局印发了《林业应对气候变化“十三五”行动要点》（办造字〔2016〕102号），确定了森林碳汇等目标和增加林业碳汇等主要行动。2017年，我局与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印发了《林业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林规发〔2017〕43号），确定了大力培育林业碳汇产业等任务。在中央和地方财政大力支持下，我国开展了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在森林资源培育和保护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全国森林碳储量和碳汇量持续稳定增加，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2015年开始，我局与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合作，分别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合作 共同推进国家储备林等重点领域建设发展的通知》（林规发〔2016〕15号）《关于充分发挥农业政策性金融作用支持林业发展的意见》（林规发〔2016〕12号），积极推进投融资政策创新，支持林业生态建设、国家储备林、林业产业发展（包括林业碳汇产业）等重点领域发展。截至2019年6月，已有100多个林业项目获得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批准，累计发放贷款480多亿元。2016年，我局与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分别印发了《关于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推进林业建设的指导意见》（发改农经〔2016〕2455号）《关于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推进林业生态建设和保护利用的指导意见》（林规发〔2016〕168号），确定在植树造林和国土绿化、国家储备林建设等重点领域，加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扶持政策，启动开展了一批试点项目，为生态建设和林业碳汇产业发展增添了动力。
下一步，我局将继续加强与有关部门、金融机构的合作，针对林业碳汇产业发展迟缓、扶持政策不完善等问题，建立健全林业碳汇产业发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明确林业碳汇产业发展的法律地位；完善林业碳汇产业扶持政策，继续加强政府对产业发展的投入，创新投融资和保险政策，积极开发贷款期和宽限期长、利率优惠、手续简便、服务完善等适应林业特点的金融产品，为企业等社会主体投资林业碳汇产业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加快制定《林业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指南》，积极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争取在林业碳汇产业发展等方面实施PPP试点项目，总结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和模式。
二、关于建立健全碳汇市场问题
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温室气体排放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国家发展改革委于2011年10月印发了《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发改办气候〔2011〕2601号），在北京等7省（市）开展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2014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明确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初期交易产品为企业的排放配额和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2017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发电行业）》（发改气候规〔2017〕2191号），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建设，按基础建设期、模拟运行期、深化完善期三阶段稳步推进，计划在发电行业碳市场稳定运行的前提下，逐步扩大市场覆盖范围，丰富交易品种和交易方式，尽早将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纳入全国碳市场。
为调动全社会自觉参与碳减排活动的积极性，国家发展改革委于2012年发布《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发改气候〔2012〕1668号），备案发布了《碳汇造林项目方法学》等林业碳汇项目方法学，为自愿减排林业碳汇项目开发奠定了基础。截至2017年3月，全国已履行项目备案、减排量签发程序的林业碳汇项目达98个。2017年3月1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公告（2017年第2号），决定暂缓受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项目申请。现在主管应对气候变化的生态环境部正在结合“放管服”要求，研究推进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机制改革。
下一步，我局将按照中央关于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的统一部署，积极配合生态环境部，建立健全以国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机制为基础的碳排放权交易抵消机制，将西部地区具有明显生态修复和保护效益的林业碳汇项目等优先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充分发挥碳排放权交易对生态保护和修复补偿的促进作用。
三、关于进行立法强化约束问题
（一）关于向排放企业和个人征收碳税问题。碳税与碳市场同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经济类政策工具。根据我国现阶段国情，目前主要采用碳市场作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经济类政策工具。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省（市）探索实践来看，试点碳市场的运行促进了试点地方减排目标的实现和碳汇林业的发展。在推进碳市场建设的同时，生态环境部将配合有关部门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碳税制度。
（二）关于加快碳排放立法问题。《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的关键性制度安排。近日，生态环境部已就《条例》（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司法部也已就《条例》（征求意见稿）书面征求了有关部门、企业和行业协会等意见。目前，生态环境部正在积极与立法部门沟通协调，加快《条例》出台进度。
四、关于加大林业碳汇知识宣传问题
我局高度重视林业应对气候变化及林业碳汇宣传工作，主要负责同志在国家行政学院专门为省部级干部生态文明建设和应对气候变化专题研讨班授课，发表林业应对气候变化专题文章，宣传林业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意义，普及林业碳汇知识。从2013年开始，每年向社会发布《林业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与行动白皮书》（中英文版），在中国绿色时报刊发林业应对气候变化专版，展示林业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作用、新进展和新成果。利用中国植树节、国际森林日、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等重要节点日，以及中央领导植树、共和国部长植树、国际森林日植树等重要活动，组织中央媒体广泛开展报道，宣传我国林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利用中国林业网、中国林业应对气候变化网、中国林业网微信、新浪网、人民网官方微博、“中国林业发布”微博，广泛普及林业碳汇知识，持续宣传我国林业应对气候变化政策、行动和成效。
下一步，我局将继续把林业碳汇等宣传作为林业和草原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础工作，持续深入地开展好，以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林业和草原应对气候变化及发展碳汇林业的良好氛围。
五、关于碳汇人才培养问题
为加强林业碳汇人才培养，我局从2008年开始，每年举办林业应对气候变化及碳汇计量监测专题培训班，不断加强对省级应对气候变化管理和碳汇计量监测队伍的技术培训。截至2019年7月，已举办培训班13期，累计培训人员1300多人次。通过培训，林业碳汇人才队伍逐步壮大，工作能力、业务水平显著提高。下一步，我局将继续加大林业碳汇人才培养力度，编写《林业和草原应对气候变化知识读本》，在做好省级林业碳汇人才培训的基础上，督导各省区市加大对地县级人才的培训力度。积极配合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做好林业碳汇相关的教学体系建设、学科设置布局等工作，引导相关院校增加林业碳汇专业课程的设置。
来源：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政府网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对“关于发展我国碳汇林产业的提案”复文
“关于发展我国碳汇林产业的提案”复文
（2019年第1937号（资源环境类105号））
一、关于出台政策加大投入问题
森林生态系统是陆地上最大的储碳库和最经济的吸碳器，对于维护全球气候安全和保障人类生存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最容易遭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国家之一，大力发展碳汇林业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
按照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体部署，我局积极推进林业应对气候变化及碳汇林业发展，2009年印发了《应对气候变化林业行动计划》（办造字〔2010〕56号），提出了包括林业产业等9个领域的22项主要行动和保障措施。2011年，推动将“碳汇林建设、植树种草工程及林木种苗工程”列入了《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9号）中“鼓励类”目录。2016年，我局印发了《林业应对气候变化“十三五”行动要点》（办造字〔2016〕102号），确定了森林碳汇等目标和增加林业碳汇等主要行动。2017年，我局与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印发了《林业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林规发〔2017〕43号），确定了大力培育林业碳汇产业等任务。在中央和地方财政大力支持下，我国开展了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在森林资源培育和保护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全国森林碳储量和碳汇量持续稳定增加，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2015年开始，我局与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合作，分别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合作 共同推进国家储备林等重点领域建设发展的通知》（林规发〔2016〕15号）《关于充分发挥农业政策性金融作用支持林业发展的意见》（林规发〔2016〕12号），积极推进投融资政策创新，支持林业生态建设、国家储备林、林业产业发展（包括林业碳汇产业）等重点领域发展。截至2019年6月，已有100多个林业项目获得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批准，累计发放贷款480多亿元。2016年，我局与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分别印发了《关于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推进林业建设的指导意见》（发改农经〔2016〕2455号）《关于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推进林业生态建设和保护利用的指导意见》（林规发〔2016〕168号），确定在植树造林和国土绿化、国家储备林建设等重点领域，加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扶持政策，启动开展了一批试点项目，为生态建设和林业碳汇产业发展增添了动力。
下一步，我局将继续加强与有关部门、金融机构的合作，针对林业碳汇产业发展迟缓、扶持政策不完善等问题，建立健全林业碳汇产业发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明确林业碳汇产业发展的法律地位；完善林业碳汇产业扶持政策，继续加强政府对产业发展的投入，创新投融资和保险政策，积极开发贷款期和宽限期长、利率优惠、手续简便、服务完善等适应林业特点的金融产品，为企业等社会主体投资林业碳汇产业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加快制定《林业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指南》，积极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争取在林业碳汇产业发展等方面实施PPP试点项目，总结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和模式。
二、关于建立健全碳汇市场问题
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温室气体排放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国家发展改革委于2011年10月印发了《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发改办气候〔2011〕2601号），在北京等7省（市）开展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2014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明确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初期交易产品为企业的排放配额和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2017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发电行业）》（发改气候规〔2017〕2191号），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建设，按基础建设期、模拟运行期、深化完善期三阶段稳步推进，计划在发电行业碳市场稳定运行的前提下，逐步扩大市场覆盖范围，丰富交易品种和交易方式，尽早将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纳入全国碳市场。
为调动全社会自觉参与碳减排活动的积极性，国家发展改革委于2012年发布《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发改气候〔2012〕1668号），备案发布了《碳汇造林项目方法学》等林业碳汇项目方法学，为自愿减排林业碳汇项目开发奠定了基础。截至2017年3月，全国已履行项目备案、减排量签发程序的林业碳汇项目达98个。2017年3月1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公告（2017年第2号），决定暂缓受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项目申请。现在主管应对气候变化的生态环境部正在结合“放管服”要求，研究推进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机制改革。
下一步，我局将按照中央关于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的统一部署，积极配合生态环境部，建立健全以国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机制为基础的碳排放权交易抵消机制，将西部地区具有明显生态修复和保护效益的林业碳汇项目等优先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充分发挥碳排放权交易对生态保护和修复补偿的促进作用。
三、关于进行立法强化约束问题
（一）关于向排放企业和个人征收碳税问题。碳税与碳市场同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经济类政策工具。根据我国现阶段国情，目前主要采用碳市场作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经济类政策工具。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省（市）探索实践来看，试点碳市场的运行促进了试点地方减排目标的实现和碳汇林业的发展。在推进碳市场建设的同时，生态环境部将配合有关部门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碳税制度。
（二）关于加快碳排放立法问题。《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的关键性制度安排。近日，生态环境部已就《条例》（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司法部也已就《条例》（征求意见稿）书面征求了有关部门、企业和行业协会等意见。目前，生态环境部正在积极与立法部门沟通协调，加快《条例》出台进度。
四、关于加大林业碳汇知识宣传问题
我局高度重视林业应对气候变化及林业碳汇宣传工作，主要负责同志在国家行政学院专门为省部级干部生态文明建设和应对气候变化专题研讨班授课，发表林业应对气候变化专题文章，宣传林业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意义，普及林业碳汇知识。从2013年开始，每年向社会发布《林业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与行动白皮书》（中英文版），在中国绿色时报刊发林业应对气候变化专版，展示林业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作用、新进展和新成果。利用中国植树节、国际森林日、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等重要节点日，以及中央领导植树、共和国部长植树、国际森林日植树等重要活动，组织中央媒体广泛开展报道，宣传我国林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利用中国林业网、中国林业应对气候变化网、中国林业网微信、新浪网、人民网官方微博、“中国林业发布”微博，广泛普及林业碳汇知识，持续宣传我国林业应对气候变化政策、行动和成效。
下一步，我局将继续把林业碳汇等宣传作为林业和草原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础工作，持续深入地开展好，以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林业和草原应对气候变化及发展碳汇林业的良好氛围。
五、关于碳汇人才培养问题
为加强林业碳汇人才培养，我局从2008年开始，每年举办林业应对气候变化及碳汇计量监测专题培训班，不断加强对省级应对气候变化管理和碳汇计量监测队伍的技术培训。截至2019年7月，已举办培训班13期，累计培训人员1300多人次。通过培训，林业碳汇人才队伍逐步壮大，工作能力、业务水平显著提高。下一步，我局将继续加大林业碳汇人才培养力度，编写《林业和草原应对气候变化知识读本》，在做好省级林业碳汇人才培训的基础上，督导各省区市加大对地县级人才的培训力度。积极配合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做好林业碳汇相关的教学体系建设、学科设置布局等工作，引导相关院校增加林业碳汇专业课程的设置。
来源：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政府网
“关于发展我国碳汇林产业的提案”复文
（2019年第1937号（资源环境类105号））
一、关于出台政策加大投入问题
森林生态系统是陆地上最大的储碳库和最经济的吸碳器，对于维护全球气候安全和保障人类生存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最容易遭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国家之一，大力发展碳汇林业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
按照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体部署，我局积极推进林业应对气候变化及碳汇林业发展，2009年印发了《应对气候变化林业行动计划》（办造字〔2010〕56号），提出了包括林业产业等9个领域的22项主要行动和保障措施。2011年，推动将“碳汇林建设、植树种草工程及林木种苗工程”列入了《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9号）中“鼓励类”目录。2016年，我局印发了《林业应对气候变化“十三五”行动要点》（办造字〔2016〕102号），确定了森林碳汇等目标和增加林业碳汇等主要行动。2017年，我局与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印发了《林业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林规发〔2017〕43号），确定了大力培育林业碳汇产业等任务。在中央和地方财政大力支持下，我国开展了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在森林资源培育和保护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全国森林碳储量和碳汇量持续稳定增加，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2015年开始，我局与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合作，分别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合作 共同推进国家储备林等重点领域建设发展的通知》（林规发〔2016〕15号）《关于充分发挥农业政策性金融作用支持林业发展的意见》（林规发〔2016〕12号），积极推进投融资政策创新，支持林业生态建设、国家储备林、林业产业发展（包括林业碳汇产业）等重点领域发展。截至2019年6月，已有100多个林业项目获得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批准，累计发放贷款480多亿元。2016年，我局与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分别印发了《关于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推进林业建设的指导意见》（发改农经〔2016〕2455号）《关于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推进林业生态建设和保护利用的指导意见》（林规发〔2016〕168号），确定在植树造林和国土绿化、国家储备林建设等重点领域，加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扶持政策，启动开展了一批试点项目，为生态建设和林业碳汇产业发展增添了动力。
下一步，我局将继续加强与有关部门、金融机构的合作，针对林业碳汇产业发展迟缓、扶持政策不完善等问题，建立健全林业碳汇产业发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明确林业碳汇产业发展的法律地位；完善林业碳汇产业扶持政策，继续加强政府对产业发展的投入，创新投融资和保险政策，积极开发贷款期和宽限期长、利率优惠、手续简便、服务完善等适应林业特点的金融产品，为企业等社会主体投资林业碳汇产业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加快制定《林业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指南》，积极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争取在林业碳汇产业发展等方面实施PPP试点项目，总结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和模式。
二、关于建立健全碳汇市场问题
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温室气体排放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国家发展改革委于2011年10月印发了《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发改办气候〔2011〕2601号），在北京等7省（市）开展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2014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明确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初期交易产品为企业的排放配额和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2017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发电行业）》（发改气候规〔2017〕2191号），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建设，按基础建设期、模拟运行期、深化完善期三阶段稳步推进，计划在发电行业碳市场稳定运行的前提下，逐步扩大市场覆盖范围，丰富交易品种和交易方式，尽早将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纳入全国碳市场。
为调动全社会自觉参与碳减排活动的积极性，国家发展改革委于2012年发布《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发改气候〔2012〕1668号），备案发布了《碳汇造林项目方法学》等林业碳汇项目方法学，为自愿减排林业碳汇项目开发奠定了基础。截至2017年3月，全国已履行项目备案、减排量签发程序的林业碳汇项目达98个。2017年3月1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公告（2017年第2号），决定暂缓受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项目申请。现在主管应对气候变化的生态环境部正在结合“放管服”要求，研究推进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机制改革。
下一步，我局将按照中央关于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的统一部署，积极配合生态环境部，建立健全以国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机制为基础的碳排放权交易抵消机制，将西部地区具有明显生态修复和保护效益的林业碳汇项目等优先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充分发挥碳排放权交易对生态保护和修复补偿的促进作用。
三、关于进行立法强化约束问题
（一）关于向排放企业和个人征收碳税问题。碳税与碳市场同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经济类政策工具。根据我国现阶段国情，目前主要采用碳市场作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经济类政策工具。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省（市）探索实践来看，试点碳市场的运行促进了试点地方减排目标的实现和碳汇林业的发展。在推进碳市场建设的同时，生态环境部将配合有关部门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碳税制度。
（二）关于加快碳排放立法问题。《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的关键性制度安排。近日，生态环境部已就《条例》（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司法部也已就《条例》（征求意见稿）书面征求了有关部门、企业和行业协会等意见。目前，生态环境部正在积极与立法部门沟通协调，加快《条例》出台进度。
四、关于加大林业碳汇知识宣传问题
我局高度重视林业应对气候变化及林业碳汇宣传工作，主要负责同志在国家行政学院专门为省部级干部生态文明建设和应对气候变化专题研讨班授课，发表林业应对气候变化专题文章，宣传林业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意义，普及林业碳汇知识。从2013年开始，每年向社会发布《林业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与行动白皮书》（中英文版），在中国绿色时报刊发林业应对气候变化专版，展示林业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作用、新进展和新成果。利用中国植树节、国际森林日、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等重要节点日，以及中央领导植树、共和国部长植树、国际森林日植树等重要活动，组织中央媒体广泛开展报道，宣传我国林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利用中国林业网、中国林业应对气候变化网、中国林业网微信、新浪网、人民网官方微博、“中国林业发布”微博，广泛普及林业碳汇知识，持续宣传我国林业应对气候变化政策、行动和成效。
下一步，我局将继续把林业碳汇等宣传作为林业和草原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础工作，持续深入地开展好，以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林业和草原应对气候变化及发展碳汇林业的良好氛围。
五、关于碳汇人才培养问题
为加强林业碳汇人才培养，我局从2008年开始，每年举办林业应对气候变化及碳汇计量监测专题培训班，不断加强对省级应对气候变化管理和碳汇计量监测队伍的技术培训。截至2019年7月，已举办培训班13期，累计培训人员1300多人次。通过培训，林业碳汇人才队伍逐步壮大，工作能力、业务水平显著提高。下一步，我局将继续加大林业碳汇人才培养力度，编写《林业和草原应对气候变化知识读本》，在做好省级林业碳汇人才培训的基础上，督导各省区市加大对地县级人才的培训力度。积极配合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做好林业碳汇相关的教学体系建设、学科设置布局等工作，引导相关院校增加林业碳汇专业课程的设置。
来源：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政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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