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资讯】# 青藏高原变暖变湿，青海发生了哪些变化？
青海新闻网·大美青海客户端讯气候总在变化的道路上，却给人类社会带来深远的影响。青藏高原的气候变化引起科学家的广泛关注，除其自身变化的敏感性外，更重要的是其会对高原和周边地区产生深远的影响。
那么，身处高原的我们，曾在哪里感觉过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在我们的眼中气候变化是以何种形式出现？而我们为应对气候变化又做了哪些思考？干旱、寒冷是青藏高原留给人们的普遍印象。但科学研究表明，地处地球“第三极”的青藏高原正出现变暖变湿的新趋势。
变暖意味着气温升高，变湿则意味着降水增加。近年来，住在高原上的青海人真切地感受到青海的环境和气候正在悄然发生着一些变化。
夏季的西宁南北山更绿了，下雨时节像极了烟雨朦胧的江南；湛蓝的青海湖越来越大了，千亩油菜花环湖开放像一幅幅水彩画；牧场上的牧草更丰美了，三江源头美不胜收的千湖美景再现；昔日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星星点点的绿慢慢成片成片生长……
21世纪后青海呈升温趋势，各地进入多雨期
在格尔木工作的崔涛家住西宁，长期往返两地，十年间，他明显感觉到这一路的风景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路边都是光秃秃的，没有一点绿意，现在随着小气候的变化，路边的绿色正逐年增加，一路上还能遇上几场小雨，这在以前是很少见的。”
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智青松多镇的牧民才仁，看着自己栽种的树苗一个个都发芽了，不禁感慨这几年的气候还真是给力。才仁说：“这几年久治雨水特别多，栽种的树苗人工浇水次数明显减少了，但树苗的成活率却比往年高了。”
干旱少雨的柴达木盆地和海拔3600多米的三江源地区降水增多，这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气候变化，这些变化也一一被青海省气象局气候中心详细地记录了下来：
从1961年到2019年，青海省年平均气温2.2℃ ，总体呈升高趋势，升温率每十年增加0.38℃。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增温幅度较大，与1961年至2000年平均值相比，2001年至2019年年平均气温升高1.3℃。各地呈一致的升温趋势，青海西北部升温幅度较大，青海东南部升温幅度相对较小。
从1961年到2019年，青海省年平均降水量为372.2毫米，呈增加趋势，增幅为每十年9.2毫米，在2018年达到近60年降水量最多值，为484.2毫米。从年际变化来看，20世纪60年代初期至80年代末期年平均降水量波动幅度较大，90年代降水量偏少，为少雨期，进入21世纪为多雨期。从空间分布上看，柴达木盆地东部、三江源大部分地区及祁连山区年降水量增加趋势明显，其中乌兰降水量增幅最大，每十年增加26.4毫米。
“根据目前记录的气象要素分析来看，气温升高和降水增多都是我省气候发生变化的一个‘信号’，这是我省气候变湿变暖的一个新趋势。”青海省气候中心正研级高级工程师李红梅说。
“在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的影响下，全球正在经历以气温升高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过程。青藏高原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表现出了更高的升温率，其升温率约是全球同期平均升温率的两倍。青海是青藏高原其他省区当中升温率最高的，其中柴达木盆地升温尤为明显，升温变率每十年增加0.49℃。”青海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正研级高工、青海省生态气象中心主任周秉荣介绍。
西宁降雨量过去仅为平均1天1毫米，到2020年一天城区最大降水达77.5毫米。
在生态系统中，气候变化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青藏高原作为地球“第三极”，是气候变化的敏感区，降水和气温作为影响高原地区自然生态系统最活跃、最直接的气候因子，对生态环境具有显著影响。
青海生态地位重要而特殊，从有气象要素记录开始，科学家就对高原气候变化展开了大量研究。
“中国对气象要素进行大范围观测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目前观测时间还比较短，只能看到气象要素的一些变化，但整体是由部分构成的，整体功能状态及其变化也会影响到部分。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我省年平均降水量增多、年平均气温增加是对全球气候变暖的一种响应。”青海省气象台副台长、首席预报专家、高级工程师王振海说。
身处青藏高原的青海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之一，对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响应也更明显。如在三江源地区，从1961年到2018年，三江源地区年平均气温呈显著上升趋势，平均每10年升高0.34℃，升温幅度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2020年8月29日，西宁市遭遇历史上少见的强降水天气，根据西宁市气象局监测，截至29日13时，西宁市城区最大降水出现在城北区，达到77.5毫米。“历史气象资料显示西宁市多年平均降水量为365毫米，平均1天1毫米，但这天相当于一天下了77天的雨。降水增多、降水强度大且平均、出现降水极端事件等，这些都是气候变化敏感区对全球变暖的响应表现。”王振海说。
“气温的升高、降水时空分布的不均导致极端气候事件增加的概率大大提高，青海地区暴雨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增多，今后我省暴雨、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发生概率可能会增加。”周秉荣说。
气候变化为我省生态文明建设带来机遇和挑战
青海，是三江之源，被誉为“中华水塔”。作为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域，气候及生态环境变化如同一把“双刃剑”，对青海、全国乃至世界的影响都十分深远。
去年10月，我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北山林场山区海拔3900米处拍摄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雪豹的活动影像。今年1月14日，央视《新闻联播》栏目报道了我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托素湖出现几千只赤嘴潜鸭栖息越冬的壮观场面。专家表明，这些迹象不仅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佐证，也体现了青海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据了解，2019年末，全省自然保护区有11个，面积达21.78万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7.3% ，比2015年提高1个百分点。湿地面积814.36万公顷，居全国首位。2017年全省绿色发展指数居全国第14位，较2016年排名前移11位。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逐年提高，由2015年的80.9%提高到2019年的96.1%。
近年来，青海牢牢把握“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这一省情定位，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之路，全省水环境、大气环境、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据青海省气象科学研究所生态气象服务中心遥感监测室气象工程师祝存兄介绍，自2009年以来，我省三江源地区大于50平方公里的湖泊群面积呈增加趋势，柴达木盆地湖泊面积呈现波动增加趋势，作为中国最大的内陆高原咸水湖的青海湖也在不断扩大水体面积。
据青海省气象科学研究所遥感监测显示，2020年9月下旬，青海湖水体面积为4588.81平方公里，较去年同期增大59.51平方公里，较2001年至2019年同期平均增大232.92平方公里，其水体面积为2001年遥感监测以来的最大。
近年来，随着青藏高原降水不断增加和气温持续上升，我省区域气候条件有所改善，气候舒适度有所提升，水资源量总量有所增加，径流量和湖泊面积会有所增大，部分地区的生态环境会向好发展，一些脆弱敏感区域的生态退化趋势也会有所遏制，农作物适宜种植面积会有所扩展，农业气候资源会有所优化，气候分布格局有可能会发生某些小幅调整。
同时，高原气候变暖变湿也给我省社会经济发展各领域带来了新挑战。随着青藏高原暖湿化趋势的持续，气候极端化会加剧，各类气象灾害会普遍增加，天气气候的无常性和突发性会更显著；降水将更加集中，会出现旱涝灾害并发和并增的局面，也容易出现旱涝急转；气候变暖还会使某些作物的种植适应性变差，部分作物的产量和品质有所下降；高山地区冰川和积雪融化加快，造成固体水资源锐减。
“目前我省生态环境在多方共同作用下生态趋好，我们应抓住国家政策，利用当前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一些有利条件，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推动我省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不断迈上新台阶。同时，我们应加强气候观测系统建设，加强具有高原特色的冬季雪灾、春季干旱、汛期洪涝等专题气候趋势的监测预测工作，提高气象灾害监测预报的准确性，大力提升极端气候灾害的监测能力和水平。加强基础性研究，通过对生态系统机理机制变化观测来预测未来生态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周秉荣说。(作者：李庆玲 叶文娟)
【采访手记】辩证科学应对气候变化
什么是气候变化？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气候变化被定义为：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观察，在自然气候变化之外，由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地改变全球大气组成所导致的气候改变。
气候变化，牵一发而动全身，它就像光一样无处不在。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中心发布的《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0)》中指出，2019年全球平均温度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约1.1℃，是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第二暖年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每个连续10年都比前一个10年更暖。2019年，亚洲陆地表面平均气温为20世纪初以来的第二高值。1951年至2019年，中国年平均气温每10年升高0.24℃，升温速率明显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1961年至2019年，中国平均年降水量呈微弱的增加趋势，平均年降水日数呈显著减少趋势，极端强降水事件呈增多趋势，暴雨日数明显增多。中国各区域降水量变化趋势差异明显，青藏地区降水呈显著增多趋势；西南地区降水呈减少趋势。
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除了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世界还经历了美国加州和澳大利亚的山火、加勒比海的5级风暴、东南亚的洪水等等“黑天鹅”或是“灰犀牛”事件，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开始意识到气候变化的严峻性，人们对气候问题的讨论也日益广泛而深入。
青藏高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处在这一区域的人们又该如何应对这一变暖变湿的气候变化趋势呢？答案是：看到气候变化的机遇和挑战，辩证、科学地应对。
目前，青藏高原气候暖湿化问题还有许多未解之谜。比如说，未来气候暖湿化趋势会持续多长时间，会波及多大范围等等，我们只有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再以深化认识来指导实践。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增强机遇意识、风险意识，树立底线思维、坚持辩证思维，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一些，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作者：李庆玲)
青海新闻网·大美青海客户端讯气候总在变化的道路上，却给人类社会带来深远的影响。青藏高原的气候变化引起科学家的广泛关注，除其自身变化的敏感性外，更重要的是其会对高原和周边地区产生深远的影响。
那么，身处高原的我们，曾在哪里感觉过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在我们的眼中气候变化是以何种形式出现？而我们为应对气候变化又做了哪些思考？干旱、寒冷是青藏高原留给人们的普遍印象。但科学研究表明，地处地球“第三极”的青藏高原正出现变暖变湿的新趋势。
变暖意味着气温升高，变湿则意味着降水增加。近年来，住在高原上的青海人真切地感受到青海的环境和气候正在悄然发生着一些变化。
夏季的西宁南北山更绿了，下雨时节像极了烟雨朦胧的江南；湛蓝的青海湖越来越大了，千亩油菜花环湖开放像一幅幅水彩画；牧场上的牧草更丰美了，三江源头美不胜收的千湖美景再现；昔日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星星点点的绿慢慢成片成片生长……
21世纪后青海呈升温趋势，各地进入多雨期
在格尔木工作的崔涛家住西宁，长期往返两地，十年间，他明显感觉到这一路的风景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路边都是光秃秃的，没有一点绿意，现在随着小气候的变化，路边的绿色正逐年增加，一路上还能遇上几场小雨，这在以前是很少见的。”
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智青松多镇的牧民才仁，看着自己栽种的树苗一个个都发芽了，不禁感慨这几年的气候还真是给力。才仁说：“这几年久治雨水特别多，栽种的树苗人工浇水次数明显减少了，但树苗的成活率却比往年高了。”
干旱少雨的柴达木盆地和海拔3600多米的三江源地区降水增多，这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气候变化，这些变化也一一被青海省气象局气候中心详细地记录了下来：
从1961年到2019年，青海省年平均气温2.2℃ ，总体呈升高趋势，升温率每十年增加0.38℃。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增温幅度较大，与1961年至2000年平均值相比，2001年至2019年年平均气温升高1.3℃。各地呈一致的升温趋势，青海西北部升温幅度较大，青海东南部升温幅度相对较小。
从1961年到2019年，青海省年平均降水量为372.2毫米，呈增加趋势，增幅为每十年9.2毫米，在2018年达到近60年降水量最多值，为484.2毫米。从年际变化来看，20世纪60年代初期至80年代末期年平均降水量波动幅度较大，90年代降水量偏少，为少雨期，进入21世纪为多雨期。从空间分布上看，柴达木盆地东部、三江源大部分地区及祁连山区年降水量增加趋势明显，其中乌兰降水量增幅最大，每十年增加26.4毫米。
“根据目前记录的气象要素分析来看，气温升高和降水增多都是我省气候发生变化的一个‘信号’，这是我省气候变湿变暖的一个新趋势。”青海省气候中心正研级高级工程师李红梅说。
“在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的影响下，全球正在经历以气温升高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过程。青藏高原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表现出了更高的升温率，其升温率约是全球同期平均升温率的两倍。青海是青藏高原其他省区当中升温率最高的，其中柴达木盆地升温尤为明显，升温变率每十年增加0.49℃。”青海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正研级高工、青海省生态气象中心主任周秉荣介绍。
西宁降雨量过去仅为平均1天1毫米，到2020年一天城区最大降水达77.5毫米。
在生态系统中，气候变化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青藏高原作为地球“第三极”，是气候变化的敏感区，降水和气温作为影响高原地区自然生态系统最活跃、最直接的气候因子，对生态环境具有显著影响。
青海生态地位重要而特殊，从有气象要素记录开始，科学家就对高原气候变化展开了大量研究。
“中国对气象要素进行大范围观测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目前观测时间还比较短，只能看到气象要素的一些变化，但整体是由部分构成的，整体功能状态及其变化也会影响到部分。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我省年平均降水量增多、年平均气温增加是对全球气候变暖的一种响应。”青海省气象台副台长、首席预报专家、高级工程师王振海说。
身处青藏高原的青海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之一，对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响应也更明显。如在三江源地区，从1961年到2018年，三江源地区年平均气温呈显著上升趋势，平均每10年升高0.34℃，升温幅度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2020年8月29日，西宁市遭遇历史上少见的强降水天气，根据西宁市气象局监测，截至29日13时，西宁市城区最大降水出现在城北区，达到77.5毫米。“历史气象资料显示西宁市多年平均降水量为365毫米，平均1天1毫米，但这天相当于一天下了77天的雨。降水增多、降水强度大且平均、出现降水极端事件等，这些都是气候变化敏感区对全球变暖的响应表现。”王振海说。
“气温的升高、降水时空分布的不均导致极端气候事件增加的概率大大提高，青海地区暴雨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增多，今后我省暴雨、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发生概率可能会增加。”周秉荣说。
气候变化为我省生态文明建设带来机遇和挑战
青海，是三江之源，被誉为“中华水塔”。作为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域，气候及生态环境变化如同一把“双刃剑”，对青海、全国乃至世界的影响都十分深远。
去年10月，我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北山林场山区海拔3900米处拍摄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雪豹的活动影像。今年1月14日，央视《新闻联播》栏目报道了我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托素湖出现几千只赤嘴潜鸭栖息越冬的壮观场面。专家表明，这些迹象不仅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佐证，也体现了青海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据了解，2019年末，全省自然保护区有11个，面积达21.78万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7.3% ，比2015年提高1个百分点。湿地面积814.36万公顷，居全国首位。2017年全省绿色发展指数居全国第14位，较2016年排名前移11位。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逐年提高，由2015年的80.9%提高到2019年的96.1%。
近年来，青海牢牢把握“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这一省情定位，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之路，全省水环境、大气环境、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据青海省气象科学研究所生态气象服务中心遥感监测室气象工程师祝存兄介绍，自2009年以来，我省三江源地区大于50平方公里的湖泊群面积呈增加趋势，柴达木盆地湖泊面积呈现波动增加趋势，作为中国最大的内陆高原咸水湖的青海湖也在不断扩大水体面积。
据青海省气象科学研究所遥感监测显示，2020年9月下旬，青海湖水体面积为4588.81平方公里，较去年同期增大59.51平方公里，较2001年至2019年同期平均增大232.92平方公里，其水体面积为2001年遥感监测以来的最大。
近年来，随着青藏高原降水不断增加和气温持续上升，我省区域气候条件有所改善，气候舒适度有所提升，水资源量总量有所增加，径流量和湖泊面积会有所增大，部分地区的生态环境会向好发展，一些脆弱敏感区域的生态退化趋势也会有所遏制，农作物适宜种植面积会有所扩展，农业气候资源会有所优化，气候分布格局有可能会发生某些小幅调整。
同时，高原气候变暖变湿也给我省社会经济发展各领域带来了新挑战。随着青藏高原暖湿化趋势的持续，气候极端化会加剧，各类气象灾害会普遍增加，天气气候的无常性和突发性会更显著；降水将更加集中，会出现旱涝灾害并发和并增的局面，也容易出现旱涝急转；气候变暖还会使某些作物的种植适应性变差，部分作物的产量和品质有所下降；高山地区冰川和积雪融化加快，造成固体水资源锐减。
“目前我省生态环境在多方共同作用下生态趋好，我们应抓住国家政策，利用当前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一些有利条件，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推动我省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不断迈上新台阶。同时，我们应加强气候观测系统建设，加强具有高原特色的冬季雪灾、春季干旱、汛期洪涝等专题气候趋势的监测预测工作，提高气象灾害监测预报的准确性，大力提升极端气候灾害的监测能力和水平。加强基础性研究，通过对生态系统机理机制变化观测来预测未来生态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周秉荣说。(作者：李庆玲 叶文娟)
【采访手记】辩证科学应对气候变化
什么是气候变化？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气候变化被定义为：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观察，在自然气候变化之外，由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地改变全球大气组成所导致的气候改变。
气候变化，牵一发而动全身，它就像光一样无处不在。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中心发布的《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0)》中指出，2019年全球平均温度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约1.1℃，是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第二暖年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每个连续10年都比前一个10年更暖。2019年，亚洲陆地表面平均气温为20世纪初以来的第二高值。1951年至2019年，中国年平均气温每10年升高0.24℃，升温速率明显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1961年至2019年，中国平均年降水量呈微弱的增加趋势，平均年降水日数呈显著减少趋势，极端强降水事件呈增多趋势，暴雨日数明显增多。中国各区域降水量变化趋势差异明显，青藏地区降水呈显著增多趋势；西南地区降水呈减少趋势。
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除了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世界还经历了美国加州和澳大利亚的山火、加勒比海的5级风暴、东南亚的洪水等等“黑天鹅”或是“灰犀牛”事件，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开始意识到气候变化的严峻性，人们对气候问题的讨论也日益广泛而深入。
青藏高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处在这一区域的人们又该如何应对这一变暖变湿的气候变化趋势呢？答案是：看到气候变化的机遇和挑战，辩证、科学地应对。
目前，青藏高原气候暖湿化问题还有许多未解之谜。比如说，未来气候暖湿化趋势会持续多长时间，会波及多大范围等等，我们只有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再以深化认识来指导实践。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增强机遇意识、风险意识，树立底线思维、坚持辩证思维，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一些，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作者：李庆玲)
#【天气资讯】# 青藏高原变暖变湿，青海发生了哪些变化？
青海新闻网·大美青海客户端讯气候总在变化的道路上，却给人类社会带来深远的影响。青藏高原的气候变化引起科学家的广泛关注，除其自身变化的敏感性外，更重要的是其会对高原和周边地区产生深远的影响。
那么，身处高原的我们，曾在哪里感觉过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在我们的眼中气候变化是以何种形式出现？而我们为应对气候变化又做了哪些思考？干旱、寒冷是青藏高原留给人们的普遍印象。但科学研究表明，地处地球“第三极”的青藏高原正出现变暖变湿的新趋势。
变暖意味着气温升高，变湿则意味着降水增加。近年来，住在高原上的青海人真切地感受到青海的环境和气候正在悄然发生着一些变化。
夏季的西宁南北山更绿了，下雨时节像极了烟雨朦胧的江南；湛蓝的青海湖越来越大了，千亩油菜花环湖开放像一幅幅水彩画；牧场上的牧草更丰美了，三江源头美不胜收的千湖美景再现；昔日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星星点点的绿慢慢成片成片生长……
21世纪后青海呈升温趋势，各地进入多雨期
在格尔木工作的崔涛家住西宁，长期往返两地，十年间，他明显感觉到这一路的风景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路边都是光秃秃的，没有一点绿意，现在随着小气候的变化，路边的绿色正逐年增加，一路上还能遇上几场小雨，这在以前是很少见的。”
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智青松多镇的牧民才仁，看着自己栽种的树苗一个个都发芽了，不禁感慨这几年的气候还真是给力。才仁说：“这几年久治雨水特别多，栽种的树苗人工浇水次数明显减少了，但树苗的成活率却比往年高了。”
干旱少雨的柴达木盆地和海拔3600多米的三江源地区降水增多，这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气候变化，这些变化也一一被青海省气象局气候中心详细地记录了下来：
从1961年到2019年，青海省年平均气温2.2℃ ，总体呈升高趋势，升温率每十年增加0.38℃。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增温幅度较大，与1961年至2000年平均值相比，2001年至2019年年平均气温升高1.3℃。各地呈一致的升温趋势，青海西北部升温幅度较大，青海东南部升温幅度相对较小。
从1961年到2019年，青海省年平均降水量为372.2毫米，呈增加趋势，增幅为每十年9.2毫米，在2018年达到近60年降水量最多值，为484.2毫米。从年际变化来看，20世纪60年代初期至80年代末期年平均降水量波动幅度较大，90年代降水量偏少，为少雨期，进入21世纪为多雨期。从空间分布上看，柴达木盆地东部、三江源大部分地区及祁连山区年降水量增加趋势明显，其中乌兰降水量增幅最大，每十年增加26.4毫米。
“根据目前记录的气象要素分析来看，气温升高和降水增多都是我省气候发生变化的一个‘信号’，这是我省气候变湿变暖的一个新趋势。”青海省气候中心正研级高级工程师李红梅说。
“在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的影响下，全球正在经历以气温升高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过程。青藏高原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表现出了更高的升温率，其升温率约是全球同期平均升温率的两倍。青海是青藏高原其他省区当中升温率最高的，其中柴达木盆地升温尤为明显，升温变率每十年增加0.49℃。”青海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正研级高工、青海省生态气象中心主任周秉荣介绍。
西宁降雨量过去仅为平均1天1毫米，到2020年一天城区最大降水达77.5毫米。
在生态系统中，气候变化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青藏高原作为地球“第三极”，是气候变化的敏感区，降水和气温作为影响高原地区自然生态系统最活跃、最直接的气候因子，对生态环境具有显著影响。
青海生态地位重要而特殊，从有气象要素记录开始，科学家就对高原气候变化展开了大量研究。
“中国对气象要素进行大范围观测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目前观测时间还比较短，只能看到气象要素的一些变化，但整体是由部分构成的，整体功能状态及其变化也会影响到部分。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我省年平均降水量增多、年平均气温增加是对全球气候变暖的一种响应。”青海省气象台副台长、首席预报专家、高级工程师王振海说。
身处青藏高原的青海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之一，对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响应也更明显。如在三江源地区，从1961年到2018年，三江源地区年平均气温呈显著上升趋势，平均每10年升高0.34℃，升温幅度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2020年8月29日，西宁市遭遇历史上少见的强降水天气，根据西宁市气象局监测，截至29日13时，西宁市城区最大降水出现在城北区，达到77.5毫米。“历史气象资料显示西宁市多年平均降水量为365毫米，平均1天1毫米，但这天相当于一天下了77天的雨。降水增多、降水强度大且平均、出现降水极端事件等，这些都是气候变化敏感区对全球变暖的响应表现。”王振海说。
“气温的升高、降水时空分布的不均导致极端气候事件增加的概率大大提高，青海地区暴雨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增多，今后我省暴雨、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发生概率可能会增加。”周秉荣说。
气候变化为我省生态文明建设带来机遇和挑战
青海，是三江之源，被誉为“中华水塔”。作为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域，气候及生态环境变化如同一把“双刃剑”，对青海、全国乃至世界的影响都十分深远。
去年10月，我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北山林场山区海拔3900米处拍摄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雪豹的活动影像。今年1月14日，央视《新闻联播》栏目报道了我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托素湖出现几千只赤嘴潜鸭栖息越冬的壮观场面。专家表明，这些迹象不仅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佐证，也体现了青海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据了解，2019年末，全省自然保护区有11个，面积达21.78万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7.3% ，比2015年提高1个百分点。湿地面积814.36万公顷，居全国首位。2017年全省绿色发展指数居全国第14位，较2016年排名前移11位。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逐年提高，由2015年的80.9%提高到2019年的96.1%。
近年来，青海牢牢把握“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这一省情定位，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之路，全省水环境、大气环境、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据青海省气象科学研究所生态气象服务中心遥感监测室气象工程师祝存兄介绍，自2009年以来，我省三江源地区大于50平方公里的湖泊群面积呈增加趋势，柴达木盆地湖泊面积呈现波动增加趋势，作为中国最大的内陆高原咸水湖的青海湖也在不断扩大水体面积。
据青海省气象科学研究所遥感监测显示，2020年9月下旬，青海湖水体面积为4588.81平方公里，较去年同期增大59.51平方公里，较2001年至2019年同期平均增大232.92平方公里，其水体面积为2001年遥感监测以来的最大。
近年来，随着青藏高原降水不断增加和气温持续上升，我省区域气候条件有所改善，气候舒适度有所提升，水资源量总量有所增加，径流量和湖泊面积会有所增大，部分地区的生态环境会向好发展，一些脆弱敏感区域的生态退化趋势也会有所遏制，农作物适宜种植面积会有所扩展，农业气候资源会有所优化，气候分布格局有可能会发生某些小幅调整。
同时，高原气候变暖变湿也给我省社会经济发展各领域带来了新挑战。随着青藏高原暖湿化趋势的持续，气候极端化会加剧，各类气象灾害会普遍增加，天气气候的无常性和突发性会更显著；降水将更加集中，会出现旱涝灾害并发和并增的局面，也容易出现旱涝急转；气候变暖还会使某些作物的种植适应性变差，部分作物的产量和品质有所下降；高山地区冰川和积雪融化加快，造成固体水资源锐减。
“目前我省生态环境在多方共同作用下生态趋好，我们应抓住国家政策，利用当前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一些有利条件，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推动我省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不断迈上新台阶。同时，我们应加强气候观测系统建设，加强具有高原特色的冬季雪灾、春季干旱、汛期洪涝等专题气候趋势的监测预测工作，提高气象灾害监测预报的准确性，大力提升极端气候灾害的监测能力和水平。加强基础性研究，通过对生态系统机理机制变化观测来预测未来生态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周秉荣说。(作者：李庆玲 叶文娟)
【采访手记】辩证科学应对气候变化
什么是气候变化？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气候变化被定义为：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观察，在自然气候变化之外，由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地改变全球大气组成所导致的气候改变。
气候变化，牵一发而动全身，它就像光一样无处不在。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中心发布的《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0)》中指出，2019年全球平均温度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约1.1℃，是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第二暖年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每个连续10年都比前一个10年更暖。2019年，亚洲陆地表面平均气温为20世纪初以来的第二高值。1951年至2019年，中国年平均气温每10年升高0.24℃，升温速率明显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1961年至2019年，中国平均年降水量呈微弱的增加趋势，平均年降水日数呈显著减少趋势，极端强降水事件呈增多趋势，暴雨日数明显增多。中国各区域降水量变化趋势差异明显，青藏地区降水呈显著增多趋势；西南地区降水呈减少趋势。
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除了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世界还经历了美国加州和澳大利亚的山火、加勒比海的5级风暴、东南亚的洪水等等“黑天鹅”或是“灰犀牛”事件，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开始意识到气候变化的严峻性，人们对气候问题的讨论也日益广泛而深入。
青藏高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处在这一区域的人们又该如何应对这一变暖变湿的气候变化趋势呢？答案是：看到气候变化的机遇和挑战，辩证、科学地应对。
目前，青藏高原气候暖湿化问题还有许多未解之谜。比如说，未来气候暖湿化趋势会持续多长时间，会波及多大范围等等，我们只有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再以深化认识来指导实践。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增强机遇意识、风险意识，树立底线思维、坚持辩证思维，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一些，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作者：李庆玲)
青海新闻网·大美青海客户端讯气候总在变化的道路上，却给人类社会带来深远的影响。青藏高原的气候变化引起科学家的广泛关注，除其自身变化的敏感性外，更重要的是其会对高原和周边地区产生深远的影响。
那么，身处高原的我们，曾在哪里感觉过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在我们的眼中气候变化是以何种形式出现？而我们为应对气候变化又做了哪些思考？干旱、寒冷是青藏高原留给人们的普遍印象。但科学研究表明，地处地球“第三极”的青藏高原正出现变暖变湿的新趋势。
变暖意味着气温升高，变湿则意味着降水增加。近年来，住在高原上的青海人真切地感受到青海的环境和气候正在悄然发生着一些变化。
夏季的西宁南北山更绿了，下雨时节像极了烟雨朦胧的江南；湛蓝的青海湖越来越大了，千亩油菜花环湖开放像一幅幅水彩画；牧场上的牧草更丰美了，三江源头美不胜收的千湖美景再现；昔日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星星点点的绿慢慢成片成片生长……
21世纪后青海呈升温趋势，各地进入多雨期
在格尔木工作的崔涛家住西宁，长期往返两地，十年间，他明显感觉到这一路的风景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路边都是光秃秃的，没有一点绿意，现在随着小气候的变化，路边的绿色正逐年增加，一路上还能遇上几场小雨，这在以前是很少见的。”
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智青松多镇的牧民才仁，看着自己栽种的树苗一个个都发芽了，不禁感慨这几年的气候还真是给力。才仁说：“这几年久治雨水特别多，栽种的树苗人工浇水次数明显减少了，但树苗的成活率却比往年高了。”
干旱少雨的柴达木盆地和海拔3600多米的三江源地区降水增多，这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气候变化，这些变化也一一被青海省气象局气候中心详细地记录了下来：
从1961年到2019年，青海省年平均气温2.2℃ ，总体呈升高趋势，升温率每十年增加0.38℃。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增温幅度较大，与1961年至2000年平均值相比，2001年至2019年年平均气温升高1.3℃。各地呈一致的升温趋势，青海西北部升温幅度较大，青海东南部升温幅度相对较小。
从1961年到2019年，青海省年平均降水量为372.2毫米，呈增加趋势，增幅为每十年9.2毫米，在2018年达到近60年降水量最多值，为484.2毫米。从年际变化来看，20世纪60年代初期至80年代末期年平均降水量波动幅度较大，90年代降水量偏少，为少雨期，进入21世纪为多雨期。从空间分布上看，柴达木盆地东部、三江源大部分地区及祁连山区年降水量增加趋势明显，其中乌兰降水量增幅最大，每十年增加26.4毫米。
“根据目前记录的气象要素分析来看，气温升高和降水增多都是我省气候发生变化的一个‘信号’，这是我省气候变湿变暖的一个新趋势。”青海省气候中心正研级高级工程师李红梅说。
“在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的影响下，全球正在经历以气温升高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过程。青藏高原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表现出了更高的升温率，其升温率约是全球同期平均升温率的两倍。青海是青藏高原其他省区当中升温率最高的，其中柴达木盆地升温尤为明显，升温变率每十年增加0.49℃。”青海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正研级高工、青海省生态气象中心主任周秉荣介绍。
西宁降雨量过去仅为平均1天1毫米，到2020年一天城区最大降水达77.5毫米。
在生态系统中，气候变化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青藏高原作为地球“第三极”，是气候变化的敏感区，降水和气温作为影响高原地区自然生态系统最活跃、最直接的气候因子，对生态环境具有显著影响。
青海生态地位重要而特殊，从有气象要素记录开始，科学家就对高原气候变化展开了大量研究。
“中国对气象要素进行大范围观测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目前观测时间还比较短，只能看到气象要素的一些变化，但整体是由部分构成的，整体功能状态及其变化也会影响到部分。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我省年平均降水量增多、年平均气温增加是对全球气候变暖的一种响应。”青海省气象台副台长、首席预报专家、高级工程师王振海说。
身处青藏高原的青海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之一，对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响应也更明显。如在三江源地区，从1961年到2018年，三江源地区年平均气温呈显著上升趋势，平均每10年升高0.34℃，升温幅度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2020年8月29日，西宁市遭遇历史上少见的强降水天气，根据西宁市气象局监测，截至29日13时，西宁市城区最大降水出现在城北区，达到77.5毫米。“历史气象资料显示西宁市多年平均降水量为365毫米，平均1天1毫米，但这天相当于一天下了77天的雨。降水增多、降水强度大且平均、出现降水极端事件等，这些都是气候变化敏感区对全球变暖的响应表现。”王振海说。
“气温的升高、降水时空分布的不均导致极端气候事件增加的概率大大提高，青海地区暴雨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增多，今后我省暴雨、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发生概率可能会增加。”周秉荣说。
气候变化为我省生态文明建设带来机遇和挑战
青海，是三江之源，被誉为“中华水塔”。作为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域，气候及生态环境变化如同一把“双刃剑”，对青海、全国乃至世界的影响都十分深远。
去年10月，我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北山林场山区海拔3900米处拍摄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雪豹的活动影像。今年1月14日，央视《新闻联播》栏目报道了我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托素湖出现几千只赤嘴潜鸭栖息越冬的壮观场面。专家表明，这些迹象不仅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佐证，也体现了青海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据了解，2019年末，全省自然保护区有11个，面积达21.78万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7.3% ，比2015年提高1个百分点。湿地面积814.36万公顷，居全国首位。2017年全省绿色发展指数居全国第14位，较2016年排名前移11位。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逐年提高，由2015年的80.9%提高到2019年的96.1%。
近年来，青海牢牢把握“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这一省情定位，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之路，全省水环境、大气环境、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据青海省气象科学研究所生态气象服务中心遥感监测室气象工程师祝存兄介绍，自2009年以来，我省三江源地区大于50平方公里的湖泊群面积呈增加趋势，柴达木盆地湖泊面积呈现波动增加趋势，作为中国最大的内陆高原咸水湖的青海湖也在不断扩大水体面积。
据青海省气象科学研究所遥感监测显示，2020年9月下旬，青海湖水体面积为4588.81平方公里，较去年同期增大59.51平方公里，较2001年至2019年同期平均增大232.92平方公里，其水体面积为2001年遥感监测以来的最大。
近年来，随着青藏高原降水不断增加和气温持续上升，我省区域气候条件有所改善，气候舒适度有所提升，水资源量总量有所增加，径流量和湖泊面积会有所增大，部分地区的生态环境会向好发展，一些脆弱敏感区域的生态退化趋势也会有所遏制，农作物适宜种植面积会有所扩展，农业气候资源会有所优化，气候分布格局有可能会发生某些小幅调整。
同时，高原气候变暖变湿也给我省社会经济发展各领域带来了新挑战。随着青藏高原暖湿化趋势的持续，气候极端化会加剧，各类气象灾害会普遍增加，天气气候的无常性和突发性会更显著；降水将更加集中，会出现旱涝灾害并发和并增的局面，也容易出现旱涝急转；气候变暖还会使某些作物的种植适应性变差，部分作物的产量和品质有所下降；高山地区冰川和积雪融化加快，造成固体水资源锐减。
“目前我省生态环境在多方共同作用下生态趋好，我们应抓住国家政策，利用当前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一些有利条件，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推动我省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不断迈上新台阶。同时，我们应加强气候观测系统建设，加强具有高原特色的冬季雪灾、春季干旱、汛期洪涝等专题气候趋势的监测预测工作，提高气象灾害监测预报的准确性，大力提升极端气候灾害的监测能力和水平。加强基础性研究，通过对生态系统机理机制变化观测来预测未来生态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周秉荣说。(作者：李庆玲 叶文娟)
【采访手记】辩证科学应对气候变化
什么是气候变化？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气候变化被定义为：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观察，在自然气候变化之外，由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地改变全球大气组成所导致的气候改变。
气候变化，牵一发而动全身，它就像光一样无处不在。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中心发布的《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0)》中指出，2019年全球平均温度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约1.1℃，是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第二暖年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每个连续10年都比前一个10年更暖。2019年，亚洲陆地表面平均气温为20世纪初以来的第二高值。1951年至2019年，中国年平均气温每10年升高0.24℃，升温速率明显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1961年至2019年，中国平均年降水量呈微弱的增加趋势，平均年降水日数呈显著减少趋势，极端强降水事件呈增多趋势，暴雨日数明显增多。中国各区域降水量变化趋势差异明显，青藏地区降水呈显著增多趋势；西南地区降水呈减少趋势。
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除了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世界还经历了美国加州和澳大利亚的山火、加勒比海的5级风暴、东南亚的洪水等等“黑天鹅”或是“灰犀牛”事件，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开始意识到气候变化的严峻性，人们对气候问题的讨论也日益广泛而深入。
青藏高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处在这一区域的人们又该如何应对这一变暖变湿的气候变化趋势呢？答案是：看到气候变化的机遇和挑战，辩证、科学地应对。
目前，青藏高原气候暖湿化问题还有许多未解之谜。比如说，未来气候暖湿化趋势会持续多长时间，会波及多大范围等等，我们只有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再以深化认识来指导实践。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增强机遇意识、风险意识，树立底线思维、坚持辩证思维，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一些，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作者：李庆玲)
#钱学森回国半年提交中国导弹奠基之作# 【钱学森：毕生为强国】1956年春天，钱学森、吴有训、竺可桢、王淦昌等600多位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制定“十二年规划”大会。作为火箭技术专家，钱学森与王弼、沈元、任新民等合作，完成了第37项《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议》，将喷气技术和火箭导弹事业纳入国家长远规划。
当时，持反对意见的人说，你们搞航空工程的人应该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最弱的就是没有自己的飞机，所以你们应该制造飞机。钱学森在会上说，不对，我们现在还没有掌握飞机制造材料和发动机等方面的技术，需要从国外买，花钱太多；应该先搞导弹，因为导弹不会花那么多钱，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导弹技术”。
1956年2月，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自此，我国的导弹研制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3月14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周恩来委托聂荣臻领导航委工作。聂荣臻很快提出建导弹研究机构的方案，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在北京车道沟兵器招待所，聂荣臻宣布：开展导弹研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他鼓励大家：“在座各位是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国元勋’，现在人手虽然少，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
4个月后，1957年2月1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令，任命钱学森为五院院长，那一年他46岁。周恩来曾嘱咐聂荣臻：“好好对待钱学森，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聂荣臻将五院的工作方针定为：“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成果。”聂力在书中说：“实事求是地讲，建国之初，苏联曾给予中国较大的帮助。”早在1955年4月，中苏达成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700千瓦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1.2米直径回旋加速器的协议；1957年初，苏联同意从中国留苏学生中抽出70多人改学导弹新技术专业。
1957年9月7日，由聂荣臻任团长，宋任穷、陈赓任副团长，钱学森、李强等为团员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南苑机场飞赴苏联。
飞机上，聂荣臻和钱学森讨论苏联P-2导弹。钱学森判断说，苏联的这种导弹是从德国的V-2火箭演化而来的。
下面是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造它，你有把握吗？”聂荣臻问。
“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肯提供有关的设备和火箭样品，保证能行。”钱学森说。
“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吗？”
“不是说，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吓跑了吗……”
10月15日，中苏代表团在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签字仪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这是两国历史上有名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也称为《10月15日协定》。
这时，苏联和美国都已爆炸了氢弹，并成功研制了洲际导弹。而此前一天，10月1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大幕徐徐拉开了。
钱学森身兼五院院长和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异常繁忙。这时，一位得力的同事和朋友来到了他身边。
1939年，郭永怀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加拿大留学，并于1941年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卡门，与钱学森相识、相知，两人曾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1946年，钱学森推荐郭永怀到康奈尔大学，担任新成立的航空工程学院副教授。在钱学森的鼓励下，1956年10月，郭永怀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祖国，出任力学所副所长。
钱学森与郭永怀最相知，1957年，当有关方面询问谁最适合担任我国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的人选时，钱学森推荐了郭永怀。
郭永怀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事业贡献了全部心血乃至生命，1968年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1999年被追认为“两弹一星元勋”。
1960年7月，正当我国仿制P-2导弹进行到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导弹研制遇到困难。毛泽东果断决定：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尖端技术。聂荣臻指示五院：“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仿制P-2导弹决不能动摇，无论如何一定要搞出来。”
我国将仿制的P-2导弹称为“东风一号”，射程达590公里。1960年11月5日上午9时，“东风一号”在酒泉发射基地试射成功。聂荣臻在庆祝会上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大约一年半后，五院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进行首次试射，失败了。聂荣臻指示：失败了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追究责任，提出“五院在技术上应由钱学森当家”。经过多次大型地面和发动机试验，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全程试射圆满成功。
3个月后，1964年10月15日，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6日深夜22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人民日报》随即在北京各地散发了套红大字的《人民日报号外》。
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曾写道：“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蘑菇状烟云是怒放的中国民族的精神花朵；那以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的万金家书。”
在“东风二号”的研制过程中，聂荣臻提出要把它与核武器结合起来。他在1963年9月3日指示：“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作为发展方向，飞机很难在现代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
但此时，“两弹结合”仍是一个梦想。
因为装到导弹上的核弹头，比起核航弹来，体积和重量都要大大缩小，要求也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难度很大。聂荣臻提议钱学森和钱三强共同主持这项工作。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中国的科学家们就解决了导弹和核弹头结合的问题。下一步就是试验。
这是一项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的试验。当初，美国、苏联搞类似试验，都是把弹头打到国土以外荒无人烟的海岛上，但中国只能打在自己的国土上，稍有差错，就相当于在自己的头上扔下一颗原子弹，将伤及祖国和人民。顶着这样的压力，钱学森在基地上连续工作了100多天。
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整，在酒泉导弹发射基地，核导弹喷射出橙黄色火焰，在巨大的轰鸣声中拔地而起，划破云霄，冲向蓝天，9分14秒时，精确击中目标。
第二天，即1966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的文章写道：“一位20年前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次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讽。1950～1955年的5年间，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拘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
外电评论，罗布泊的巨响震动了全世界，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
这一年，我国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3个月，美国也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受到巨大鼓舞，钱学森、赵九章、陆元九等人积极倡导中国也造人造地球卫星。1958年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
这一年，中科院成立“中国科学院581工作小组”，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协调和计划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工作。所谓“581”，表示研制卫星是中科院1958年的头号任务。
8月20日，聂荣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卫星的事：“大型卫星上天是洲际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少的工具……”
但由于受之后3年经济困难的影响等，卫星的研制被搁置了。1964年底，“两弹结合”试爆成功后，沉默许久的卫星又被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1965年1月，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向周恩来递交一份建议书，谈到应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卫星的事。差不多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我国应重新上马人造卫星的研制。5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国防部的报告，将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因为提出搞人造卫星建议的时间是1965年1月，于是，该项任务的代号被确定为“651”。
这时，钱学森提出不要专为发射人造卫星研制运载火箭，而是将导弹和探空火箭结合起来，组成卫星的运载火箭。1965年，“长征-1号”和“东风-4号”火箭同步开始研究。
这一年9月，中科院组建卫星研究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定名为“东方红一号”。然而，“文革”给刚起步的卫星研制造成灾难性影响。
1968年2月，在聂荣臻的支持下，根据钱学森的建议，中央军委责成国防科委组建成立了空间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卫星工作得以在“文革”的风暴中坚持。但也就是在这时，作为中国人造卫星的倡导人和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含冤去世。钱学森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70年4月24日，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等在酒泉发射基地，成功利用“长征-1号”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当卫星在太空中播放“东方红”乐曲时，不仅中国而且世界也听到了歌声。三天后出版的《费城问讯报》写道：“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钱（学森）做了这项工作。”
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全文：https://t.cn/A6MXsZKg
当时，持反对意见的人说，你们搞航空工程的人应该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最弱的就是没有自己的飞机，所以你们应该制造飞机。钱学森在会上说，不对，我们现在还没有掌握飞机制造材料和发动机等方面的技术，需要从国外买，花钱太多；应该先搞导弹，因为导弹不会花那么多钱，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导弹技术”。
1956年2月，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自此，我国的导弹研制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3月14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周恩来委托聂荣臻领导航委工作。聂荣臻很快提出建导弹研究机构的方案，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在北京车道沟兵器招待所，聂荣臻宣布：开展导弹研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他鼓励大家：“在座各位是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国元勋’，现在人手虽然少，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
4个月后，1957年2月1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令，任命钱学森为五院院长，那一年他46岁。周恩来曾嘱咐聂荣臻：“好好对待钱学森，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聂荣臻将五院的工作方针定为：“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成果。”聂力在书中说：“实事求是地讲，建国之初，苏联曾给予中国较大的帮助。”早在1955年4月，中苏达成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700千瓦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1.2米直径回旋加速器的协议；1957年初，苏联同意从中国留苏学生中抽出70多人改学导弹新技术专业。
1957年9月7日，由聂荣臻任团长，宋任穷、陈赓任副团长，钱学森、李强等为团员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南苑机场飞赴苏联。
飞机上，聂荣臻和钱学森讨论苏联P-2导弹。钱学森判断说，苏联的这种导弹是从德国的V-2火箭演化而来的。
下面是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造它，你有把握吗？”聂荣臻问。
“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肯提供有关的设备和火箭样品，保证能行。”钱学森说。
“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吗？”
“不是说，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吓跑了吗……”
10月15日，中苏代表团在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签字仪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这是两国历史上有名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也称为《10月15日协定》。
这时，苏联和美国都已爆炸了氢弹，并成功研制了洲际导弹。而此前一天，10月1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大幕徐徐拉开了。
钱学森身兼五院院长和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异常繁忙。这时，一位得力的同事和朋友来到了他身边。
1939年，郭永怀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加拿大留学，并于1941年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卡门，与钱学森相识、相知，两人曾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1946年，钱学森推荐郭永怀到康奈尔大学，担任新成立的航空工程学院副教授。在钱学森的鼓励下，1956年10月，郭永怀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祖国，出任力学所副所长。
钱学森与郭永怀最相知，1957年，当有关方面询问谁最适合担任我国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的人选时，钱学森推荐了郭永怀。
郭永怀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事业贡献了全部心血乃至生命，1968年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1999年被追认为“两弹一星元勋”。
1960年7月，正当我国仿制P-2导弹进行到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导弹研制遇到困难。毛泽东果断决定：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尖端技术。聂荣臻指示五院：“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仿制P-2导弹决不能动摇，无论如何一定要搞出来。”
我国将仿制的P-2导弹称为“东风一号”，射程达590公里。1960年11月5日上午9时，“东风一号”在酒泉发射基地试射成功。聂荣臻在庆祝会上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大约一年半后，五院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进行首次试射，失败了。聂荣臻指示：失败了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追究责任，提出“五院在技术上应由钱学森当家”。经过多次大型地面和发动机试验，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全程试射圆满成功。
3个月后，1964年10月15日，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6日深夜22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人民日报》随即在北京各地散发了套红大字的《人民日报号外》。
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曾写道：“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蘑菇状烟云是怒放的中国民族的精神花朵；那以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的万金家书。”
在“东风二号”的研制过程中，聂荣臻提出要把它与核武器结合起来。他在1963年9月3日指示：“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作为发展方向，飞机很难在现代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
但此时，“两弹结合”仍是一个梦想。
因为装到导弹上的核弹头，比起核航弹来，体积和重量都要大大缩小，要求也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难度很大。聂荣臻提议钱学森和钱三强共同主持这项工作。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中国的科学家们就解决了导弹和核弹头结合的问题。下一步就是试验。
这是一项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的试验。当初，美国、苏联搞类似试验，都是把弹头打到国土以外荒无人烟的海岛上，但中国只能打在自己的国土上，稍有差错，就相当于在自己的头上扔下一颗原子弹，将伤及祖国和人民。顶着这样的压力，钱学森在基地上连续工作了100多天。
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整，在酒泉导弹发射基地，核导弹喷射出橙黄色火焰，在巨大的轰鸣声中拔地而起，划破云霄，冲向蓝天，9分14秒时，精确击中目标。
第二天，即1966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的文章写道：“一位20年前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次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讽。1950～1955年的5年间，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拘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
外电评论，罗布泊的巨响震动了全世界，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
这一年，我国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3个月，美国也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受到巨大鼓舞，钱学森、赵九章、陆元九等人积极倡导中国也造人造地球卫星。1958年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
这一年，中科院成立“中国科学院581工作小组”，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协调和计划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工作。所谓“581”，表示研制卫星是中科院1958年的头号任务。
8月20日，聂荣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卫星的事：“大型卫星上天是洲际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少的工具……”
但由于受之后3年经济困难的影响等，卫星的研制被搁置了。1964年底，“两弹结合”试爆成功后，沉默许久的卫星又被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1965年1月，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向周恩来递交一份建议书，谈到应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卫星的事。差不多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我国应重新上马人造卫星的研制。5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国防部的报告，将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因为提出搞人造卫星建议的时间是1965年1月，于是，该项任务的代号被确定为“651”。
这时，钱学森提出不要专为发射人造卫星研制运载火箭，而是将导弹和探空火箭结合起来，组成卫星的运载火箭。1965年，“长征-1号”和“东风-4号”火箭同步开始研究。
这一年9月，中科院组建卫星研究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定名为“东方红一号”。然而，“文革”给刚起步的卫星研制造成灾难性影响。
1968年2月，在聂荣臻的支持下，根据钱学森的建议，中央军委责成国防科委组建成立了空间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卫星工作得以在“文革”的风暴中坚持。但也就是在这时，作为中国人造卫星的倡导人和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含冤去世。钱学森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70年4月24日，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等在酒泉发射基地，成功利用“长征-1号”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当卫星在太空中播放“东方红”乐曲时，不仅中国而且世界也听到了歌声。三天后出版的《费城问讯报》写道：“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钱（学森）做了这项工作。”
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全文：https://t.cn/A6MXsZ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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