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卖不动了，“土地财政”该怎么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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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
10月15日 22:05
经济观察报官方账号
经济观察报 记者 杜涛
土地出让金下滑是否意味着土地财政正在面临新的变局？
一个县的地方财政正在面临窘境。
该县财政人士介绍，2020年，该县土地出让金收入约为48亿元，但今年估计完成20亿元都很难，周围类似县区的情况也大致相仿。
在该地区，土地出让金收入金额要高于本级收入。受限于土地出让金收入的下滑，该地的“三保”（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基层政府运转）面临挑战，该财政人士预估，年底的财政缺口可能会达到10亿-20亿元。
财政部9月披露的一组数据显示，地方土地财政正在面临挑战：今年8月，全国土地出让收入5703亿元，同比骤降17.5%，这是2020年2月以来最大的降幅。1-8月，地方政府性基金中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47110亿元，同比增长12.1%，这一增速相比前7个月的18%明显放缓。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地价下降和土地成交面积下降等因素，确实容易对土地收入带来压力。
来自土地出让的收入是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在10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认为，近年来，逾40%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主要包括土地出让收入）会用于地方基建项目。而房地产业放缓和土地出让收入趋弱将会抑制地方政府的基建投资支出，也会削弱地方政府对城投公司等地方国企的支持，而地方国企是基建项目的主要投资方。
土地出让金下滑是否意味着土地财政正在面临新的变局？
卖地少了，“三保”面临挑战
上述县级财政人士告诉记者，今年当地非税收入总计约为12亿元，其中纯地收入为9亿元（地方财政中，非税收入一般包括罚没收入和土地出让金收入），按照这一进度，今年土地出让收入达到20亿元都很困难，而在2020年，当地土地出让金收入约为48亿元。
上述地区的土地出让金包括两个方面：一块是直接卖地收入；另一块是耕地指标的交易，一般是欠发达地区的指标和发达地区的指标交易，保持耕地红线不能触碰。该地区的耕地交易指标已经卖了不少，今年的指标很少了，省级土地发展集团已经没有收购土地的指标。
“这个月15日还不知道能不能准时发下工资。”上述地方财政人士说，市里现在在各个县市之间拆东墙补西墙，让富裕的县区借钱给发不下来的县区。
其预计，由于今年土地出让收入太少，年底财政缺口可能达到10亿-20亿元，直接影响到三保。
该财政人员算了一笔账：2021年，本级预计可用财力40亿元，汇总支出需求50亿元，财力缺口达10亿元。从月度账本来看，本级市刚性支出3亿元，其中工资性支出每月约2亿元，运转、社保等总计约1亿元。税务部门每月收入大概2亿元左右，仅仅“三保”支出，每月库款缺口1亿元左右，库款运行压力非常大。
其实在4月份，该地就已经判断2021年的土地收入面临挑战，当时土地出售数量只有几块，未雨绸缪，该地连续好几个月从市里借钱，又从平台借调，来回运作。
比如当地一个产业园区，之前财政投入了1亿元财政资金，现在将其报为专项债项目，发行专项债券，并将之前的财政投入替换出来。
土地收入重要在哪？
上述县区的情况具有一定特殊性，据经济观察报了解，截至9月下旬，东部某市2021年土地出让收入同比仅下降不到5%，但鉴于土地收入的重要性，变化依然值得观察。
穆迪上述报告显示，2020年，土地出让收入占中国地方政府总财政收入的29.2%，各地区土地出让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例差异较大，从浙江的52.8%到西藏的3.8%不等。
土地出让金收入在地方财政中的影响并不仅仅限于短期内的收支平衡，同时还影响着地方的债务率等诸多方面。
上述穆迪报告认为，地方政府可能会通过发行地方债来提高对债务融资的依赖，或更依赖于城投公司融资，来寻求基建资金并支持当地经济，如此一来将提高地方政府的直接债务和或有负债水平。若不这样做，当地经济增长则将受到削弱。
一位东部市级财政人士告诉记者，从预算的角度来说，土地出让收入的作用有三个方面：首先是支持城建开发支出的资金来源；其次用于支付政府专项债券利息，这些债券相当比例缺乏收益保证；再次可以调入预算内，用于平衡财力。
对不少地方政府来说，土地出让收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作用，即降低债务率，也就是扩大综合收入，做大分母。
债务率是衡量地方政府债务最重要的指标之一，是年末政府债务余额/政府综合财政实力。所谓地方财政综合财力，也就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以及政府性基金收入。其中一般公共预算依赖于税收的增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额度非常小，以土地出让收入为主的政府性基金预算就非常具备可操作性。
上述市级财政人士告诉记者，因为其所在城市的债务率颇高，去年就将部分2021年的土地指标出让，做大土地出让收入，降低债务率。
上述县级财政人士也认同这一观点，他还认为，除去债务率，还涉及前几年锁定的地方债务偿还问题，他所在的这一级政府，每一年都会从土地收入中拿出资金来偿还债务。“因为土地出让收入的减少，现在没有好的办法弥补，原来准备的很多项目支出，都要进行削减。”
下滑原因
严跃进分析，从原因看，土地出让金收入下滑与房屋销售市场降温有很大的关系。房屋销售降温了，房企资金压力增大，进而拿地意愿偏弱。此外，信贷收紧，房企拿地也会更加谨慎。在过去一年里，监管部门收紧房地产行业融资，开发商降低对规模的追求，转而力保现金流。大幅减少拿地也是房企降负债的重要举措。
进入下半年，全国主要城市一二手房成交同比均呈现较大幅度下滑，亿翰数据显示，9月一线城市新房成交环比下降25%，同比下滑42%；核心二线城市、普通二线城市及三四线城市成交也同比下跌了22%、40%和31%。
穆迪在上述报告中认为，房地产调控措施叠加流动性压力的影响将会抑制土地出让交易。监管部门在过去12个月已经收紧了房地产融资和购房政策，同时，恒大财务危机加大了开发商的流动性压力，这将令房地产市场进一步承压。
10月13日，北京第二批集中供地落幕，推出的43幅宅地成交17幅，累计成交金额513.5亿元，另外26幅起拍总价869亿元的土地因没有企业报名而延期交易。北京之外，已经完成第二批集中供地的上海、杭州、广州、重庆等城市，同样遭遇了房企参与度低、大量流拍等尴尬。
在上述所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现金紧张的开发商越发不愿意购置更多土地，导致一级市场土地交易放缓。
根据中指研究院的数据，第二轮集中供地拍卖成交价较储备成本平均溢价4.6%，显著低于5月份首轮拍卖中14.7%的均值。近52%的土地拍卖被取消、改期或流拍，而首轮拍卖中这一比例仅为6%。在成交的地块中，四分之三的地块以底价出售，没有任何溢价。
地方财政还能做什么？
上述市级财政人员坦言，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应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下滑，毕竟房价下行，地价下行，本来想提高单价，现在对单价也有了限制，能做的只能是削减支出预算。
据记者了解，上述地方政府为了增加收入正在着力开展房产、土地税收清理。在前期房产、土地税收清理的基础上，建立完善土地房产税源数据库，督促乡镇街道、开发区根据数据库信息定期展开比对，严格执行激励政策，强化税款入库。
“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今年大企业的税收缴纳特别多，很多地方的收入形势比较好，是因为企业纳税多，地方的收入增幅和财力增长是税收和土地的双重驱动。但若是地方政府没有特别大的企业支撑，土地又卖得不好，2021年会非常非常难过。”上述县级财政人士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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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出让金下滑是否意味着土地财政正在面临新的变局？
一个县的地方财政正在面临窘境。
该县财政人士介绍，2020年，该县土地出让金收入约为48亿元，但今年估计完成20亿元都很难，周围类似县区的情况也大致相仿。
在该地区，土地出让金收入金额要高于本级收入。受限于土地出让金收入的下滑，该地的“三保”（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基层政府运转）面临挑战，该财政人士预估，年底的财政缺口可能会达到10亿-20亿元。
财政部9月披露的一组数据显示，地方土地财政正在面临挑战：今年8月，全国土地出让收入5703亿元，同比骤降17.5%，这是2020年2月以来最大的降幅。1-8月，地方政府性基金中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47110亿元，同比增长12.1%，这一增速相比前7个月的18%明显放缓。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地价下降和土地成交面积下降等因素，确实容易对土地收入带来压力。
来自土地出让的收入是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在10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认为，近年来，逾40%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主要包括土地出让收入）会用于地方基建项目。而房地产业放缓和土地出让收入趋弱将会抑制地方政府的基建投资支出，也会削弱地方政府对城投公司等地方国企的支持，而地方国企是基建项目的主要投资方。
土地出让金下滑是否意味着土地财政正在面临新的变局？
卖地少了，“三保”面临挑战
上述县级财政人士告诉记者，今年当地非税收入总计约为12亿元，其中纯地收入为9亿元（地方财政中，非税收入一般包括罚没收入和土地出让金收入），按照这一进度，今年土地出让收入达到20亿元都很困难，而在2020年，当地土地出让金收入约为48亿元。
上述地区的土地出让金包括两个方面：一块是直接卖地收入；另一块是耕地指标的交易，一般是欠发达地区的指标和发达地区的指标交易，保持耕地红线不能触碰。该地区的耕地交易指标已经卖了不少，今年的指标很少了，省级土地发展集团已经没有收购土地的指标。
“这个月15日还不知道能不能准时发下工资。”上述地方财政人士说，市里现在在各个县市之间拆东墙补西墙，让富裕的县区借钱给发不下来的县区。
其预计，由于今年土地出让收入太少，年底财政缺口可能达到10亿-20亿元，直接影响到三保。
该财政人员算了一笔账：2021年，本级预计可用财力40亿元，汇总支出需求50亿元，财力缺口达10亿元。从月度账本来看，本级市刚性支出3亿元，其中工资性支出每月约2亿元，运转、社保等总计约1亿元。税务部门每月收入大概2亿元左右，仅仅“三保”支出，每月库款缺口1亿元左右，库款运行压力非常大。
其实在4月份，该地就已经判断2021年的土地收入面临挑战，当时土地出售数量只有几块，未雨绸缪，该地连续好几个月从市里借钱，又从平台借调，来回运作。
比如当地一个产业园区，之前财政投入了1亿元财政资金，现在将其报为专项债项目，发行专项债券，并将之前的财政投入替换出来。
土地收入重要在哪？
上述县区的情况具有一定特殊性，据经济观察报了解，截至9月下旬，东部某市2021年土地出让收入同比仅下降不到5%，但鉴于土地收入的重要性，变化依然值得观察。
穆迪上述报告显示，2020年，土地出让收入占中国地方政府总财政收入的29.2%，各地区土地出让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例差异较大，从浙江的52.8%到西藏的3.8%不等。
土地出让金收入在地方财政中的影响并不仅仅限于短期内的收支平衡，同时还影响着地方的债务率等诸多方面。
上述穆迪报告认为，地方政府可能会通过发行地方债来提高对债务融资的依赖，或更依赖于城投公司融资，来寻求基建资金并支持当地经济，如此一来将提高地方政府的直接债务和或有负债水平。若不这样做，当地经济增长则将受到削弱。
一位东部市级财政人士告诉记者，从预算的角度来说，土地出让收入的作用有三个方面：首先是支持城建开发支出的资金来源；其次用于支付政府专项债券利息，这些债券相当比例缺乏收益保证；再次可以调入预算内，用于平衡财力。
对不少地方政府来说，土地出让收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作用，即降低债务率，也就是扩大综合收入，做大分母。
债务率是衡量地方政府债务最重要的指标之一，是年末政府债务余额/政府综合财政实力。所谓地方财政综合财力，也就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以及政府性基金收入。其中一般公共预算依赖于税收的增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额度非常小，以土地出让收入为主的政府性基金预算就非常具备可操作性。
上述市级财政人士告诉记者，因为其所在城市的债务率颇高，去年就将部分2021年的土地指标出让，做大土地出让收入，降低债务率。
上述县级财政人士也认同这一观点，他还认为，除去债务率，还涉及前几年锁定的地方债务偿还问题，他所在的这一级政府，每一年都会从土地收入中拿出资金来偿还债务。“因为土地出让收入的减少，现在没有好的办法弥补，原来准备的很多项目支出，都要进行削减。”
下滑原因
严跃进分析，从原因看，土地出让金收入下滑与房屋销售市场降温有很大的关系。房屋销售降温了，房企资金压力增大，进而拿地意愿偏弱。此外，信贷收紧，房企拿地也会更加谨慎。在过去一年里，监管部门收紧房地产行业融资，开发商降低对规模的追求，转而力保现金流。大幅减少拿地也是房企降负债的重要举措。
进入下半年，全国主要城市一二手房成交同比均呈现较大幅度下滑，亿翰数据显示，9月一线城市新房成交环比下降25%，同比下滑42%；核心二线城市、普通二线城市及三四线城市成交也同比下跌了22%、40%和31%。
穆迪在上述报告中认为，房地产调控措施叠加流动性压力的影响将会抑制土地出让交易。监管部门在过去12个月已经收紧了房地产融资和购房政策，同时，恒大财务危机加大了开发商的流动性压力，这将令房地产市场进一步承压。
10月13日，北京第二批集中供地落幕，推出的43幅宅地成交17幅，累计成交金额513.5亿元，另外26幅起拍总价869亿元的土地因没有企业报名而延期交易。北京之外，已经完成第二批集中供地的上海、杭州、广州、重庆等城市，同样遭遇了房企参与度低、大量流拍等尴尬。
在上述所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现金紧张的开发商越发不愿意购置更多土地，导致一级市场土地交易放缓。
根据中指研究院的数据，第二轮集中供地拍卖成交价较储备成本平均溢价4.6%，显著低于5月份首轮拍卖中14.7%的均值。近52%的土地拍卖被取消、改期或流拍，而首轮拍卖中这一比例仅为6%。在成交的地块中，四分之三的地块以底价出售，没有任何溢价。
地方财政还能做什么？
上述市级财政人员坦言，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应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下滑，毕竟房价下行，地价下行，本来想提高单价，现在对单价也有了限制，能做的只能是削减支出预算。
据记者了解，上述地方政府为了增加收入正在着力开展房产、土地税收清理。在前期房产、土地税收清理的基础上，建立完善土地房产税源数据库，督促乡镇街道、开发区根据数据库信息定期展开比对，严格执行激励政策，强化税款入库。
“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今年大企业的税收缴纳特别多，很多地方的收入形势比较好，是因为企业纳税多，地方的收入增幅和财力增长是税收和土地的双重驱动。但若是地方政府没有特别大的企业支撑，土地又卖得不好，2021年会非常非常难过。”上述县级财政人士表示。
【西班牙马尔梅诺潟湖受养猪业严重污染出现大量死鱼，有人竟怪“中国人爱吃猪肉”】#西班牙出现大量死鱼竟怪中国人爱吃猪肉# 当地时间10月13日，英国《卫报》发表了一篇独家报道称，调查显示，过去一段时间穆尔西亚自治区激增的数百个养猪场可能才是造成当地大量鱼类死亡的重要原因。不过该报道随后的内容让人瞠目结舌，竟将马尔梅诺潟湖的污染原因扯上了“中国人爱吃猪肉”。
据报道，由于出现了严重污染，对于马尔梅诺潟湖湖水浑浊以及环境恶臭的报道占据了西班牙各大媒体的主要位置。英国《卫报》更是在其报道标题中将此地毫不客气地形容为是“欧洲厕所”（Toilet of Europe）。
《卫报》的独家报道称，一项新的调查显示，当地数百个集中化的养猪场造成了污染，这在马尔梅诺潟湖污染事件上可能产生了比公众认知中更大的影响。
过去十年间，马尔梅诺潟湖附近的养猪场数量激增。2019年，西班牙环境部的一份报告估计，这些养猪场（当时约有近80万只动物）可能向马尔梅诺潟湖中提供了17%的氮。
而从事调查报道的记者则于今年9月收集了该地区的无人机照片和卫星图像，内容似乎显示养猪场中的猪粪从泥浆池中溢出，流到了附近的土地上，或是留存在了地面的坑洞中。
报道认为，这一调查结果和西班牙环境部2019年的那份报告内容相呼应。按照规定，猪的粪便必须存放在封闭的防水池中，然而，对当地超过10%的泥浆池进行检测，有九成以上的不符合规定。
调查指出，当地储存牲畜粪便的设施存在重大缺陷，几乎没有防水措施，导致粪便直接泄漏到了地下，含水层受到污染。前穆尔西亚大学教授、西班牙左翼政党Más País的区域协调员卡萨杜埃罗（María Giménez Casalduero）说：“很明显，污染的主要来源是集中化农业，这一地区有约450个养猪场，但是没人注意。”
随后，《卫报》的报道介绍了西班牙蓬勃发展的猪肉出口行业，并渐渐和中国扯上关系。据称，由于非洲猪瘟的原因，西班牙香肠、里脊肉和猪油的需求量，有近一半来自中国。
报道称，如今穆尔西亚自治区的生猪数量飙升至了创纪录的水平，这反映出西班牙各地农场和屠宰场的增长。去年，西班牙全国宰杀了5600多万头猪，比2019年多出约300万头，出口量的飙升使得西班牙有望在今年超过德国，成为欧盟最大的猪肉生产国。
“马尔梅诺潟湖（事件）敲响了警钟，如果你想向中国供应火腿，你就得破坏土地，成为国际猪肉市场的‘垃圾倾倒场’。”说道此处，卡萨杜埃罗用这样一套“神逻辑”，直接把“甩锅”给了中国。
她还称，马尔梅诺潟湖的污染提醒人们注意到，从含有氮和氨的粪便到甲烷排放，推动2019年营业额超过150亿欧元的行业，也要进行环境方面的权衡。“我们必须决定，为满足国际市场，利用自然资源和影响环境的限度要能达到什么程度？穆尔西亚地区不能成为‘欧洲厕所’。”
穆尔西亚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卡诺瓦斯（Andrés Pedreño Cánovas）也怪当地对中国的猪肉出口，称政府和官员不愿意打击猪肉产业的增长。他说：“养猪场的发展没有得到任何控制，造成了一个由国际市场驱动的泡沫，但泡沫总会破裂，这次留下了一片满目疮痍、受到污染的土地，陷入了危机。”
据报道，对于马尔梅诺潟湖受到污染，当地政府直接驳斥了西班牙环境部2019年的那份报告，并在一份电子邮件中表示，这一情况“不符合该地区的现实”。
“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前，这些池塘是自然防水的，使用的是得到国家立法认可的方法。”电子邮件还写道，当土壤渗透性低，污染含水层风险很小时，这种方法是被允许的。
据报道，由于出现了严重污染，对于马尔梅诺潟湖湖水浑浊以及环境恶臭的报道占据了西班牙各大媒体的主要位置。英国《卫报》更是在其报道标题中将此地毫不客气地形容为是“欧洲厕所”（Toilet of Europe）。
《卫报》的独家报道称，一项新的调查显示，当地数百个集中化的养猪场造成了污染，这在马尔梅诺潟湖污染事件上可能产生了比公众认知中更大的影响。
过去十年间，马尔梅诺潟湖附近的养猪场数量激增。2019年，西班牙环境部的一份报告估计，这些养猪场（当时约有近80万只动物）可能向马尔梅诺潟湖中提供了17%的氮。
而从事调查报道的记者则于今年9月收集了该地区的无人机照片和卫星图像，内容似乎显示养猪场中的猪粪从泥浆池中溢出，流到了附近的土地上，或是留存在了地面的坑洞中。
报道认为，这一调查结果和西班牙环境部2019年的那份报告内容相呼应。按照规定，猪的粪便必须存放在封闭的防水池中，然而，对当地超过10%的泥浆池进行检测，有九成以上的不符合规定。
调查指出，当地储存牲畜粪便的设施存在重大缺陷，几乎没有防水措施，导致粪便直接泄漏到了地下，含水层受到污染。前穆尔西亚大学教授、西班牙左翼政党Más País的区域协调员卡萨杜埃罗（María Giménez Casalduero）说：“很明显，污染的主要来源是集中化农业，这一地区有约450个养猪场，但是没人注意。”
随后，《卫报》的报道介绍了西班牙蓬勃发展的猪肉出口行业，并渐渐和中国扯上关系。据称，由于非洲猪瘟的原因，西班牙香肠、里脊肉和猪油的需求量，有近一半来自中国。
报道称，如今穆尔西亚自治区的生猪数量飙升至了创纪录的水平，这反映出西班牙各地农场和屠宰场的增长。去年，西班牙全国宰杀了5600多万头猪，比2019年多出约300万头，出口量的飙升使得西班牙有望在今年超过德国，成为欧盟最大的猪肉生产国。
“马尔梅诺潟湖（事件）敲响了警钟，如果你想向中国供应火腿，你就得破坏土地，成为国际猪肉市场的‘垃圾倾倒场’。”说道此处，卡萨杜埃罗用这样一套“神逻辑”，直接把“甩锅”给了中国。
她还称，马尔梅诺潟湖的污染提醒人们注意到，从含有氮和氨的粪便到甲烷排放，推动2019年营业额超过150亿欧元的行业，也要进行环境方面的权衡。“我们必须决定，为满足国际市场，利用自然资源和影响环境的限度要能达到什么程度？穆尔西亚地区不能成为‘欧洲厕所’。”
穆尔西亚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卡诺瓦斯（Andrés Pedreño Cánovas）也怪当地对中国的猪肉出口，称政府和官员不愿意打击猪肉产业的增长。他说：“养猪场的发展没有得到任何控制，造成了一个由国际市场驱动的泡沫，但泡沫总会破裂，这次留下了一片满目疮痍、受到污染的土地，陷入了危机。”
据报道，对于马尔梅诺潟湖受到污染，当地政府直接驳斥了西班牙环境部2019年的那份报告，并在一份电子邮件中表示，这一情况“不符合该地区的现实”。
“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前，这些池塘是自然防水的，使用的是得到国家立法认可的方法。”电子邮件还写道，当土壤渗透性低，污染含水层风险很小时，这种方法是被允许的。
委托开资发协议成废纸 ，开发商投资难讨回！
事发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
保定市京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京源公司）的法人怎么也想不到，15年前和保定市南市区南大园乡刘家町村委会（现莲池区南大园乡刘家疃村委会）签订的委托开发建设协议书始终无法履行，导致企业举步维艰不说，就连公司先后付给该村委会用于前期拆迁安置的700多万的费用至今都没有完全给退还。
据了解，京源公司2005年初和刘家町村委会达成城中村改造协议。并于当年2月24日签订了委托开发建设协议书。
这份委托开发建设协议书中，委托人为：（甲方）保定市南市区大园乡刘家町村委会。被委托人：（乙方）为保定市京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面说：遵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根据保定市人民政府保市政【2004】52号《关于加快城中村改造的实施意见和补充通知》的政策规定，甲乙双方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经协商一致并经甲方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现就甲方委托乙方进行刘家町村开发建设达成如下协议：
“甲方委托乙方进行开发建设的项目位置在刘家町村北，总面积约20.6亩（以勘察、设计、施工图纸为准）”
“甲方向乙方提供建设用地”、“甲方负责对建设用地的清理、拆迁、搬迁、地上、地下附着物工作，甲方认可给乙方给付费用650万元整，自负盈亏”、“甲方负责对所属村民进行教育工作，制止一切妨碍开发建设的行为，协调有关单位、部门的关系，为乙方开发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方便”、“甲方负责成品房销售的有关手续”、“甲方负责对建成后房产的物业管理工作，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做好对住户的服务工作”。
“乙方负责对开发建设项目的全部地质勘察项目设计、组织施工建设及相关配套设施的安装、调试、竣工质量保证等工作，所需资金全部由乙方筹措”、“乙方在成品销售开始时，先回收前期在开发建设中垫付乙方在开工前付甲方150万元的拆迁款的资金后，甲方开始在成品房销售时收回双方约定的650万元整后，再行交还乙方负责最后的销售工作以及资金的回收。”“乙方购置建筑材料、组织施工应符合国家质量标准，安全标准，因违反质量、安全标准造成的损失均由乙方自行负担”
“本协议已经签订，双方应自觉遵守，履行各自义务，任何一方违反均应赔偿对方所受经济损失，并支付50万元违约金。”
2005年11月，刘家町村委会又和京源公司签订了开发建设意向书。还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由刘家町村委会负责将保定市长城车身制造厂退还给村委会的土地使用证变更至乙方京源房地产名下；拆迁土地使用权及相关手续、开发项目申报、规划及土地等手续由甲方（刘家町村委会）负责；乙方负责办理房地产开发项目手续。
京源公司在和刘家町村委会达成初步协议开始，就以支付拆迁费、工程款、土地补偿费、工程咨询费等名义，用现金、现金支票、转账支票等形式支付刘家町村委会以及村委会负责人690余万元。
2008年年底市政府为保稳定城中村拆迁改造工作暂停，后又因刘家町村村委会领导班子换届，致使京源公司在本项目中虽投入大量资金，但不能实施。
2011年，京源公司与刘家町村委会协商，由刘家町村向南市区城中村改造办公室提出申请，南大园乡政府于2011年6月9日同意刘家町村改造。京源公司又在原南市区政府组织的招商会上，经区政府牵头与刘家町村签订拆迁改造工程实施协议书，在双方共同努力下经市规划局批准规划方案，一期规划建筑面积3.4万平方米。
2017年保定市城中村改造重启，京源公司多次向南大园乡及莲池区政府领导反映情况，并得到时任区领导的支持。此项工作虽然得到该领导的支持，但2018年区政府下属的建设局、南大园乡政府仍与另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签署了刘家町村开发改造协议。对此京源公司极为不满，他们认为：作为区政府下属的城建部门、乡主管部门，不调查具体情况，没有尊重事实；对上级的指示不执行，不惜损害政府形象，侵犯企业权益。
“土地已经是别人的了，那我们的投资怎么办？”京源房地产多次找刘家町村委会协商，但是对方总是以村里没钱推脱。 2019年5月，京源公司开始就此事逐级向上级反映情况。
后经南大园乡政府介入，京源公司和刘家町（刘家疃）村委会在2020年8月18日签订了一份“解除协议书”。上面说“甲乙双方于2005年2月24日签订的《委托开发建设协议书》自即日起解除，双方其他补充协议从即日起全部解除”、“乙方应于协议解除之日起将使用者为‘保定市长城车身制造厂’的托国土地使用证归还甲方”、“协议期间，将双方确认乙方共给甲方支付5226035元，按照本协议甲方于2020年5月19日前归还乙方”、“甲乙双方互不追究责任，无任何经济纠纷”。
（上图为：在南大园乡政府的调解下，京源房地产和刘家疃村委会签订的解除合作协议）
“协议是解除了，这个是在没办法的情况下签订的，其实我们在这个项目上的投资已经超过了700万，光刘家町村委会承认的就有590万，但是村里只入账了522万多，所以乡政府就说只能给522万，不签这个协议我们连这些钱也拿不上！”京源房地产的负责人向记者坦言。
在京源房地产，记者见到了一份由刘家町村委会（刘家疃）盖章的证明，上面确实有“保定市京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投资了5908270元（伍佰玖拾万捌仟贰佰柒拾元整），并有刘家町村民委员会开具的财务收据，刘家町村民委员会财务入账了5226035元（伍佰贰拾贰万陆千零叁拾伍元）”字样，证明开具时间为2020年5月18日。
（上图为：刘家疃村委会写的证明）
“这个证明和解除协议书上相差几十万，这钱哪里去了？里面存不存在着贪腐现象？乡政府如何监管？”记者带着问题来到大园乡政府，见到了乡里的李建松书记。
就此问题，他表示：自己调过来不久，以前的事情不大清楚。后来是京源房地产多次找刘家町现任村委会干部协商不成，乡政府才出面帮助京源公司拿回投资的。
“因为有的钱京源公司说是给的现金，办理收钱业务的人是原来的村干部，早就落选了，现在我们也无法落实，这只有他们双方当事人才知道，所以只能建议京源公司方面自己想办法解决了！”李建松书记说。
“我们实实在在地投了5908270元，刘家町村委会也给我们出具了盖有村委会公章的财务收据，他们就应该如数退还我们5908270元，至于刘家町村委会有六十多万没有入账，那是南大园乡政府的监管问题和刘家町村委会领导班子的管理出了问题，绝不应该让我们京源房地产公司来承担这六十多万的经济损失”！京源房地产公司的负责人哭诉说。
京源地产的王总还表示，李建松书记曾说：“如果现在对5226035元的处理结果不同意，你就等着吧，至于何年何月你能拿到钱，我也不知道”，迫不得已，自己才接了这5226035元，实属无奈之举。
一位北京的资深律师说：“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刘家町村委会不但应根据实际收取款项如数退还投入资金，还应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利率赔偿经济损失，当地相关部门还应当按照党中央反腐败的要求，对有关工作人员追究党纪和法律责任。
事发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
保定市京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京源公司）的法人怎么也想不到，15年前和保定市南市区南大园乡刘家町村委会（现莲池区南大园乡刘家疃村委会）签订的委托开发建设协议书始终无法履行，导致企业举步维艰不说，就连公司先后付给该村委会用于前期拆迁安置的700多万的费用至今都没有完全给退还。
据了解，京源公司2005年初和刘家町村委会达成城中村改造协议。并于当年2月24日签订了委托开发建设协议书。
这份委托开发建设协议书中，委托人为：（甲方）保定市南市区大园乡刘家町村委会。被委托人：（乙方）为保定市京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面说：遵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根据保定市人民政府保市政【2004】52号《关于加快城中村改造的实施意见和补充通知》的政策规定，甲乙双方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经协商一致并经甲方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现就甲方委托乙方进行刘家町村开发建设达成如下协议：
“甲方委托乙方进行开发建设的项目位置在刘家町村北，总面积约20.6亩（以勘察、设计、施工图纸为准）”
“甲方向乙方提供建设用地”、“甲方负责对建设用地的清理、拆迁、搬迁、地上、地下附着物工作，甲方认可给乙方给付费用650万元整，自负盈亏”、“甲方负责对所属村民进行教育工作，制止一切妨碍开发建设的行为，协调有关单位、部门的关系，为乙方开发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方便”、“甲方负责成品房销售的有关手续”、“甲方负责对建成后房产的物业管理工作，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做好对住户的服务工作”。
“乙方负责对开发建设项目的全部地质勘察项目设计、组织施工建设及相关配套设施的安装、调试、竣工质量保证等工作，所需资金全部由乙方筹措”、“乙方在成品销售开始时，先回收前期在开发建设中垫付乙方在开工前付甲方150万元的拆迁款的资金后，甲方开始在成品房销售时收回双方约定的650万元整后，再行交还乙方负责最后的销售工作以及资金的回收。”“乙方购置建筑材料、组织施工应符合国家质量标准，安全标准，因违反质量、安全标准造成的损失均由乙方自行负担”
“本协议已经签订，双方应自觉遵守，履行各自义务，任何一方违反均应赔偿对方所受经济损失，并支付50万元违约金。”
2005年11月，刘家町村委会又和京源公司签订了开发建设意向书。还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由刘家町村委会负责将保定市长城车身制造厂退还给村委会的土地使用证变更至乙方京源房地产名下；拆迁土地使用权及相关手续、开发项目申报、规划及土地等手续由甲方（刘家町村委会）负责；乙方负责办理房地产开发项目手续。
京源公司在和刘家町村委会达成初步协议开始，就以支付拆迁费、工程款、土地补偿费、工程咨询费等名义，用现金、现金支票、转账支票等形式支付刘家町村委会以及村委会负责人690余万元。
2008年年底市政府为保稳定城中村拆迁改造工作暂停，后又因刘家町村村委会领导班子换届，致使京源公司在本项目中虽投入大量资金，但不能实施。
2011年，京源公司与刘家町村委会协商，由刘家町村向南市区城中村改造办公室提出申请，南大园乡政府于2011年6月9日同意刘家町村改造。京源公司又在原南市区政府组织的招商会上，经区政府牵头与刘家町村签订拆迁改造工程实施协议书，在双方共同努力下经市规划局批准规划方案，一期规划建筑面积3.4万平方米。
2017年保定市城中村改造重启，京源公司多次向南大园乡及莲池区政府领导反映情况，并得到时任区领导的支持。此项工作虽然得到该领导的支持，但2018年区政府下属的建设局、南大园乡政府仍与另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签署了刘家町村开发改造协议。对此京源公司极为不满，他们认为：作为区政府下属的城建部门、乡主管部门，不调查具体情况，没有尊重事实；对上级的指示不执行，不惜损害政府形象，侵犯企业权益。
“土地已经是别人的了，那我们的投资怎么办？”京源房地产多次找刘家町村委会协商，但是对方总是以村里没钱推脱。 2019年5月，京源公司开始就此事逐级向上级反映情况。
后经南大园乡政府介入，京源公司和刘家町（刘家疃）村委会在2020年8月18日签订了一份“解除协议书”。上面说“甲乙双方于2005年2月24日签订的《委托开发建设协议书》自即日起解除，双方其他补充协议从即日起全部解除”、“乙方应于协议解除之日起将使用者为‘保定市长城车身制造厂’的托国土地使用证归还甲方”、“协议期间，将双方确认乙方共给甲方支付5226035元，按照本协议甲方于2020年5月19日前归还乙方”、“甲乙双方互不追究责任，无任何经济纠纷”。
（上图为：在南大园乡政府的调解下，京源房地产和刘家疃村委会签订的解除合作协议）
“协议是解除了，这个是在没办法的情况下签订的，其实我们在这个项目上的投资已经超过了700万，光刘家町村委会承认的就有590万，但是村里只入账了522万多，所以乡政府就说只能给522万，不签这个协议我们连这些钱也拿不上！”京源房地产的负责人向记者坦言。
在京源房地产，记者见到了一份由刘家町村委会（刘家疃）盖章的证明，上面确实有“保定市京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投资了5908270元（伍佰玖拾万捌仟贰佰柒拾元整），并有刘家町村民委员会开具的财务收据，刘家町村民委员会财务入账了5226035元（伍佰贰拾贰万陆千零叁拾伍元）”字样，证明开具时间为2020年5月18日。
（上图为：刘家疃村委会写的证明）
“这个证明和解除协议书上相差几十万，这钱哪里去了？里面存不存在着贪腐现象？乡政府如何监管？”记者带着问题来到大园乡政府，见到了乡里的李建松书记。
就此问题，他表示：自己调过来不久，以前的事情不大清楚。后来是京源房地产多次找刘家町现任村委会干部协商不成，乡政府才出面帮助京源公司拿回投资的。
“因为有的钱京源公司说是给的现金，办理收钱业务的人是原来的村干部，早就落选了，现在我们也无法落实，这只有他们双方当事人才知道，所以只能建议京源公司方面自己想办法解决了！”李建松书记说。
“我们实实在在地投了5908270元，刘家町村委会也给我们出具了盖有村委会公章的财务收据，他们就应该如数退还我们5908270元，至于刘家町村委会有六十多万没有入账，那是南大园乡政府的监管问题和刘家町村委会领导班子的管理出了问题，绝不应该让我们京源房地产公司来承担这六十多万的经济损失”！京源房地产公司的负责人哭诉说。
京源地产的王总还表示，李建松书记曾说：“如果现在对5226035元的处理结果不同意，你就等着吧，至于何年何月你能拿到钱，我也不知道”，迫不得已，自己才接了这5226035元，实属无奈之举。
一位北京的资深律师说：“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刘家町村委会不但应根据实际收取款项如数退还投入资金，还应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利率赔偿经济损失，当地相关部门还应当按照党中央反腐败的要求，对有关工作人员追究党纪和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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