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诺贝尔奖# 【高彩霞：CRISPR技术获奖“绝对不意外”；张锋没有名列其中确实有些遗憾】
北京时间10月7日下午5时45分许，2020年诺贝尔化学奖揭晓。德国马普学会病原体研究所主任Emmanuelle Charpentier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Jennifer A. Doudna获奖，以表彰她们“开发出一种基因组编辑方法”。
作为开展CRISPR植物基因组编辑技术前沿研究的一名科学家，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高彩霞时常在国际会议上与两位获奖者碰面、交流。得知获奖消息，她第一时间就给两人写Email祝贺。
“CRISPR技术获得诺奖绝对不意外。”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高彩霞表示，“自诞生之日起，大家都期待着它能获奖，这是众望所归的事情，是早晚的事情。”
《中国科学报》：相对于大多数诺奖奖项来说，CRISPR-Cas9（基因剪刀）是一项比较新的技术，这项技术获得诺奖您觉得意外吗？
高彩霞：绝对不意外，自它诞生之日起，大家都期待着它能获奖，这是众望所归的事情，是早晚的事情，而且我感觉它很快就会发生。
首先，这项技术2012年被证明在体外有剪切活性之后，2013年很快就被全世界科学家应用在人类、动物以及植物细胞等不同物种当中。其次，经过这几年的发展，这项基因编辑工具已经变得更加高效，全世界几乎所有分子中心和实验室都离不开这个工具。就像没有PCR（聚合酶链式反应）一样，我想象不出不久的将来哪个分子生物学实验室没有CRISPR，还能高效地工作。
《中国科学报》：有人认为本届诺奖颁发给 Charpentier和 Doudna对华人科学家张锋有失公平，因为在此前广受关注的关于CRISPR-Cas9专利之争中，张锋最终获胜。您对此有何看法？
高彩霞：张锋的专利在美国占领先机，但在欧洲，Doudna率先获得了相关专利。这种差异可能也和专利制度有关。
张锋没有名列其中确实有些遗憾，不过也不意外。我一直认为可能会是三位科学家获得这一奖项——Charpentier、Doudna加张锋。2012年6月，Doudna在《科学》上首次公布了CRISPR基因编辑技术在试管中精确切割DNA的可行性。2013年元月份，张锋就公布了它在动物与人类细胞中的应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因为先前有相关系统在原核细胞工作的非常完美，但在真核细胞中不工作。但也有一些人会认为，如果加入张锋，也应该加立陶宛的Virginijus Siksnys，那么，就会变成4个人。
另外一种组合也可以是Charpentier、Doudna加上玛丽亚·贾辛（Maria Jasin），她首先证明DNA双链断裂可以增加基因编辑效率，去年她获得了邵逸夫生命科学与医学奖。
但无论如何，Charpentier、Doudna都肯定是其中的两位。
《中国科学报》：请您谈谈“基因剪刀”技术的意义。
高彩霞：它最大的意义在于对 DNA序列进行非常精准的编辑，用打靶来作比喻，通过它可以“指哪儿打哪儿”。以前的基因组编辑或者基因组工程的广适性不强、技术有一定的难度，很少有实验室能掌握这项技术。有了CRISPR，“旧日王谢堂前燕终于飞入了寻常百姓家了”。和以前的技术相比，它简单、易学、廉价，大大地降低了入门门槛，更重要的是它的打靶效率也更高，可以同时对多个靶点进行靶向的编辑和修饰。
这项技术的意义太重大了，它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农业、医疗、工业、环境等各个领域。试想一下，有多少农产品完全可以通过它在最短的时间内、最精准地培育出来。在疾病治疗上，它有望实现对多种肿瘤等重大疾病的治疗。
《中国科学报》：这是诺奖颁发百余年来，女性科学家第6次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使得7位女性科学家获得这一奖项。您怎么看待女性在科学界的发展与贡献？
高彩霞：也许在中国没有那么明显，但很多其他国家的男性和女性科学家，尤其到了PI（首席研究员）或者教授这个位置，比例非常不协调。
这个奖项的颁发不是因为性别，但她们俩的工作的确也向全世界证明：女科学家可以和男科学家一样优秀。包括昨天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也有一位女科学家。
《中国科学报》：您跟Charpentier、Doudna两位科学家有一些交流吗？您对她们有什么样的印象？
高彩霞：开会经常碰到，看到获奖消息后，第一时间我就准备给她们写电子邮件祝贺。得知她们获奖，我非常兴奋，因为我们都在使用这个工具，或者是在进一步改善这个工具。一个朋友坐在办公室里跟我说话，我竟然没听到他说了什么。
Doudna很高很苗条，做事干练，特别专业，每次做完报告交流的时候，她都会给你很高的评价。她很容易与人交流，包括我们开会也会经常邀请她。我们之间经常发邮件。
相比Doudna，我跟Charpentier联系较少，她话不是很多，但是你能感觉到她是一位非常好的科学家，她会开会之余和大家讨论。德国马普学会聘请她担任病原体科学研究所所长，也是对她工作的肯定。
《中国科学报》：请您谈谈国内在CRISPR方面的研究现状。
高彩霞：诺奖肯定是奖励最原创的，两位科学家都不在中国，至少说明一点，我们确实在原创上没有拿到最先的发言权。但在CRISPR的优化以及应用上，中国还是走在前面。在植物基因组编辑领域，超过一半的专利及文章来自中国。在动物及医学方面，很多工作也走在世界最前沿，如昆明理工大学季维智老师开展的猕猴相关研究。
国外可能更重视CRISPR技术在疾病治疗等方面的应用，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国家也投了很多钱在农业上，基因组编辑有利于保障粮食安全，我国在这方面已经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科学家。
《中国科学报》：目前，CRISPR基因编辑技术还存在一些有争议的地方，比如脱靶效应带来的影响，或是不按照要求应用带来的伦理纷争等，这些问题应该怎样面对？
高彩霞：关于伦理问题，贺建奎的CRISPR编辑婴儿给大家敲响了警钟。其实，在此之前我国已经有非常严格的相关伦理指南，但这项研究没有遵照相关要求。
CRISPR技术本身从出现到完善肯定需要经历一定的过程。工具箱里的工具永远是越全越好，这样某一个特定的工具才能做特定的事情。在临床上对这个工具本身的特异性要求就非常高：第一，能不能把 CRISPR精确地递送到细胞里去，这是一个瓶颈；第二，它的核酸酶效率是不是足够高；第三，它会不会有脱靶现象，这是大家最关注的一件事情，不能说把A疾病治疗好了，再出来B疾病，所以特别严格。科学家们正在努力把这个工具变得更好，所以还没有走得那么快。相信这些技术问题都会得到解决。
而对于某些工作，比如在农业生产上的使用，它已经能够达到我们的预想或是目标。对农作物、植物来说，如果有脱靶也没关系，因为我们用的植物材料都是后代，完全可以把脱靶突变通过后代遗传分离出去。植物研究相对不涉及伦理问题，对CRISPR工具的脱靶要求没有那么高。所以，希望国家能尽快在基因编辑植物的监管方面出台基于科学的法规，促进我们国家在产业化方面向前迈进。
《中国科学报》：同样是基因层面的操作，CRISPR编辑的作物和转基因作物有何不同？
高彩霞：转基因作物必须把外源基因整合到植物基因组里，是外源基因在发生功能。比如，整合进来外源性的抗虫基因。其实转基因是安育种是安全的，但大众需要一段时间来接受它。
CRISPR技术可以不需要添加任何外源性的东西，只需要把原来的序列修改好。如果这个序列有点多，你可以把它剪掉；如果组成DNA的四个字母ATCG有一个错了，你可以像一个橡皮擦一样，用CRISPR把它擦掉，然后用铅笔把A变成G，而铅笔是不留在细胞里的。
《中国科学报》：您如何看待CRISPR技术未来的发展？
高彩霞：它太有用了，无论是对卫生医疗健康，还是对农作物改良。以植物为例，和传统育种技术相比，它的优势非常明显。例如高低产作物杂交时，高产的作物可能不抗病，而低产的则抗病，如果想把抗病的性状转到高产，就需要杂交。杂交之后，还需要6~8代的回交，才能让作物高产、抗病。而且其前提是杂交的亲本种要有抗病的基因，而且整个过程非常漫长。
所以，科学家又设法通过辐射、化学诱变等各种方法盲目地创造各种各样的突变体，找到想要的那个突变体无异于大海捞针。通过基因组编辑不需要成千上万的突变体，而是定向地产生想要的突变体，大大节省了时间和工作量。而且突变体材料早就出现在了田间地头，为什么基因组编辑不能用呢？把这个原理讲明白了，就没不能用的。所以，在农业方面，CRISPR技术等推广应用前景是非常可期的。https://t.cn/A6bfaOyE
北京时间10月7日下午5时45分许，2020年诺贝尔化学奖揭晓。德国马普学会病原体研究所主任Emmanuelle Charpentier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Jennifer A. Doudna获奖，以表彰她们“开发出一种基因组编辑方法”。
作为开展CRISPR植物基因组编辑技术前沿研究的一名科学家，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高彩霞时常在国际会议上与两位获奖者碰面、交流。得知获奖消息，她第一时间就给两人写Email祝贺。
“CRISPR技术获得诺奖绝对不意外。”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高彩霞表示，“自诞生之日起，大家都期待着它能获奖，这是众望所归的事情，是早晚的事情。”
《中国科学报》：相对于大多数诺奖奖项来说，CRISPR-Cas9（基因剪刀）是一项比较新的技术，这项技术获得诺奖您觉得意外吗？
高彩霞：绝对不意外，自它诞生之日起，大家都期待着它能获奖，这是众望所归的事情，是早晚的事情，而且我感觉它很快就会发生。
首先，这项技术2012年被证明在体外有剪切活性之后，2013年很快就被全世界科学家应用在人类、动物以及植物细胞等不同物种当中。其次，经过这几年的发展，这项基因编辑工具已经变得更加高效，全世界几乎所有分子中心和实验室都离不开这个工具。就像没有PCR（聚合酶链式反应）一样，我想象不出不久的将来哪个分子生物学实验室没有CRISPR，还能高效地工作。
《中国科学报》：有人认为本届诺奖颁发给 Charpentier和 Doudna对华人科学家张锋有失公平，因为在此前广受关注的关于CRISPR-Cas9专利之争中，张锋最终获胜。您对此有何看法？
高彩霞：张锋的专利在美国占领先机，但在欧洲，Doudna率先获得了相关专利。这种差异可能也和专利制度有关。
张锋没有名列其中确实有些遗憾，不过也不意外。我一直认为可能会是三位科学家获得这一奖项——Charpentier、Doudna加张锋。2012年6月，Doudna在《科学》上首次公布了CRISPR基因编辑技术在试管中精确切割DNA的可行性。2013年元月份，张锋就公布了它在动物与人类细胞中的应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因为先前有相关系统在原核细胞工作的非常完美，但在真核细胞中不工作。但也有一些人会认为，如果加入张锋，也应该加立陶宛的Virginijus Siksnys，那么，就会变成4个人。
另外一种组合也可以是Charpentier、Doudna加上玛丽亚·贾辛（Maria Jasin），她首先证明DNA双链断裂可以增加基因编辑效率，去年她获得了邵逸夫生命科学与医学奖。
但无论如何，Charpentier、Doudna都肯定是其中的两位。
《中国科学报》：请您谈谈“基因剪刀”技术的意义。
高彩霞：它最大的意义在于对 DNA序列进行非常精准的编辑，用打靶来作比喻，通过它可以“指哪儿打哪儿”。以前的基因组编辑或者基因组工程的广适性不强、技术有一定的难度，很少有实验室能掌握这项技术。有了CRISPR，“旧日王谢堂前燕终于飞入了寻常百姓家了”。和以前的技术相比，它简单、易学、廉价，大大地降低了入门门槛，更重要的是它的打靶效率也更高，可以同时对多个靶点进行靶向的编辑和修饰。
这项技术的意义太重大了，它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农业、医疗、工业、环境等各个领域。试想一下，有多少农产品完全可以通过它在最短的时间内、最精准地培育出来。在疾病治疗上，它有望实现对多种肿瘤等重大疾病的治疗。
《中国科学报》：这是诺奖颁发百余年来，女性科学家第6次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使得7位女性科学家获得这一奖项。您怎么看待女性在科学界的发展与贡献？
高彩霞：也许在中国没有那么明显，但很多其他国家的男性和女性科学家，尤其到了PI（首席研究员）或者教授这个位置，比例非常不协调。
这个奖项的颁发不是因为性别，但她们俩的工作的确也向全世界证明：女科学家可以和男科学家一样优秀。包括昨天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也有一位女科学家。
《中国科学报》：您跟Charpentier、Doudna两位科学家有一些交流吗？您对她们有什么样的印象？
高彩霞：开会经常碰到，看到获奖消息后，第一时间我就准备给她们写电子邮件祝贺。得知她们获奖，我非常兴奋，因为我们都在使用这个工具，或者是在进一步改善这个工具。一个朋友坐在办公室里跟我说话，我竟然没听到他说了什么。
Doudna很高很苗条，做事干练，特别专业，每次做完报告交流的时候，她都会给你很高的评价。她很容易与人交流，包括我们开会也会经常邀请她。我们之间经常发邮件。
相比Doudna，我跟Charpentier联系较少，她话不是很多，但是你能感觉到她是一位非常好的科学家，她会开会之余和大家讨论。德国马普学会聘请她担任病原体科学研究所所长，也是对她工作的肯定。
《中国科学报》：请您谈谈国内在CRISPR方面的研究现状。
高彩霞：诺奖肯定是奖励最原创的，两位科学家都不在中国，至少说明一点，我们确实在原创上没有拿到最先的发言权。但在CRISPR的优化以及应用上，中国还是走在前面。在植物基因组编辑领域，超过一半的专利及文章来自中国。在动物及医学方面，很多工作也走在世界最前沿，如昆明理工大学季维智老师开展的猕猴相关研究。
国外可能更重视CRISPR技术在疾病治疗等方面的应用，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国家也投了很多钱在农业上，基因组编辑有利于保障粮食安全，我国在这方面已经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科学家。
《中国科学报》：目前，CRISPR基因编辑技术还存在一些有争议的地方，比如脱靶效应带来的影响，或是不按照要求应用带来的伦理纷争等，这些问题应该怎样面对？
高彩霞：关于伦理问题，贺建奎的CRISPR编辑婴儿给大家敲响了警钟。其实，在此之前我国已经有非常严格的相关伦理指南，但这项研究没有遵照相关要求。
CRISPR技术本身从出现到完善肯定需要经历一定的过程。工具箱里的工具永远是越全越好，这样某一个特定的工具才能做特定的事情。在临床上对这个工具本身的特异性要求就非常高：第一，能不能把 CRISPR精确地递送到细胞里去，这是一个瓶颈；第二，它的核酸酶效率是不是足够高；第三，它会不会有脱靶现象，这是大家最关注的一件事情，不能说把A疾病治疗好了，再出来B疾病，所以特别严格。科学家们正在努力把这个工具变得更好，所以还没有走得那么快。相信这些技术问题都会得到解决。
而对于某些工作，比如在农业生产上的使用，它已经能够达到我们的预想或是目标。对农作物、植物来说，如果有脱靶也没关系，因为我们用的植物材料都是后代，完全可以把脱靶突变通过后代遗传分离出去。植物研究相对不涉及伦理问题，对CRISPR工具的脱靶要求没有那么高。所以，希望国家能尽快在基因编辑植物的监管方面出台基于科学的法规，促进我们国家在产业化方面向前迈进。
《中国科学报》：同样是基因层面的操作，CRISPR编辑的作物和转基因作物有何不同？
高彩霞：转基因作物必须把外源基因整合到植物基因组里，是外源基因在发生功能。比如，整合进来外源性的抗虫基因。其实转基因是安育种是安全的，但大众需要一段时间来接受它。
CRISPR技术可以不需要添加任何外源性的东西，只需要把原来的序列修改好。如果这个序列有点多，你可以把它剪掉；如果组成DNA的四个字母ATCG有一个错了，你可以像一个橡皮擦一样，用CRISPR把它擦掉，然后用铅笔把A变成G，而铅笔是不留在细胞里的。
《中国科学报》：您如何看待CRISPR技术未来的发展？
高彩霞：它太有用了，无论是对卫生医疗健康，还是对农作物改良。以植物为例，和传统育种技术相比，它的优势非常明显。例如高低产作物杂交时，高产的作物可能不抗病，而低产的则抗病，如果想把抗病的性状转到高产，就需要杂交。杂交之后，还需要6~8代的回交，才能让作物高产、抗病。而且其前提是杂交的亲本种要有抗病的基因，而且整个过程非常漫长。
所以，科学家又设法通过辐射、化学诱变等各种方法盲目地创造各种各样的突变体，找到想要的那个突变体无异于大海捞针。通过基因组编辑不需要成千上万的突变体，而是定向地产生想要的突变体，大大节省了时间和工作量。而且突变体材料早就出现在了田间地头，为什么基因组编辑不能用呢？把这个原理讲明白了，就没不能用的。所以，在农业方面，CRISPR技术等推广应用前景是非常可期的。https://t.cn/A6bfaOyE
【普洱提前一年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全市60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月10日上午，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在海埂会堂召开云南省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新闻发布会普洱市专场，普洱市委书记卫星在会上宣布，2019年，普洱市8个贫困县实现高质量摘帽，澜沧县高质量通过第三方实地评估检查，全市提前一年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目前，全市60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户户达标、村村提升、县县清零”的目标全面实现。
普洱是全省脱贫攻坚的主战场 现如今群众生活得到质变
卫星介绍，曾经的普洱，贫困面大、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10个县（区）中有9个贫困县，其中有2个是深度贫困县，有60万贫困人口，占全省总数的8.6%，贫困发生率一度高达30.4%，是全省脱贫攻坚的主战场；10个县（区）中有9个少数民族自治县，14个世居民族中有5个“直过民族”，是典型的“直过民族”地区；10个县（区）中有4个边境县，区域性、整体性贫困问题突出。乡村道路晴通雨阻，广大群众出行困难，全省未通高等级公路的6个县中，普洱就占了3个；素质性贫困问题突出，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1年，低于全国2.4年，低于全省1.4年，沿边四县仅为6.4年；农民收入低，201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6141元，低于全国2996元，低于全省268元。长期以来，边疆、民族、山区、贫困是普洱市情的真实写照。
图2
卫星说，自实行脱贫攻坚以来，给普洱带带来了历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最直观的变化是农村基础设施的巨变，路、水、电、网等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彻底解决了出行难、通讯难、上学难、就医难等“老大难”问题。最欣慰的变化是群众生活水平的质变，农民人均收入翻番了，收入来源更多了，增收渠道更广了，年收入5000元以上的贫困人口比例从2015年的3.69%上升到2019年的95.34%。最可喜的变化是乡村人居环境的嬗变，实现了安全住房全覆盖，人畜分离、庭院干净、家居整洁、村庄美丽、蓝天白云、鲜花盛开成为农村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创造脱贫的普洱模式 涌现一批先进典型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2015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以来，普洱市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举全市之力打好脱贫攻坚战，走出了一条物质脱贫与精神脱贫齐头并进、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交相辉映、民族团结进步与边疆繁荣稳定相得益彰，具有时代特征、普洱特色的脱贫发展新路子。创造了脱贫工作委员会、“宾弄赛嗨”互帮互助机制、深度贫困人口培训中心等普洱模式、普洱经验，中国工程院定点帮扶澜沧县在全国开创了“科技扶贫模式”，西盟县荣获全省唯一的“全国脱贫攻坚组织创新奖”，澜沧县老达保民族文化助脱贫选题入选联合国“中国扶贫成就展”，涌现出“时代楷模”朱有勇、“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李娜倮等一批先进典型，40名扶贫工作者受到省级以上表彰，为云南脱贫攻坚增了色、添了彩。
在一众先进党员模范的带领下，“我要脱贫”成为广大群众的共同心声，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成为各族干部群众的自觉行动。最深刻的变化是党员干部作风的转变，广大党员干部用肩膀担起责任、用身影带动群众、用脚步量出民心，用自己的“辛苦指数”换来群众的“幸福指数”，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明显增强，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党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执政基础更加巩固。
用绿色发展支撑脱贫攻坚
卫星介绍说，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普洱重视生计与生态的兼顾，让绿水青山成为群众脱贫致富的“金山银山”和“坚实靠山”。普洱市建成11个农业标准化示范区，思茅区现代农业（茶叶）产业园被认定为首批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思茅区、孟连县分别被列为云南省“一县一业”示范县和特色县。培育2494个新型经营主体，与贫困户建立“双绑”利益联结（龙头企业绑合作社、绑贫困户），实现产业有效带动全覆盖。
全市聘请28名院士作为政府顾问，建成院士工作站17个、专家工作站24个、专家基层科研工作站23个。澜沧县依托朱有勇院士团队开展林下有机三七种植试验，曾经闲置的林地1亩收入高达10万余元。目前，全市林下经济经营面积达520万亩，涉及农户25万户，从业人员48万人，人均收入达3050元。
成功举办五届普洱绿色发展论坛，在全国率先推行GDP与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双核算、双运行、双提升，第一家发布GEP核算成果。全市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达7340亿元，居全省第1位。获有机认证企业和证书数居全省第1位，其中有机茶认证企业和证书数居全国第1位。全市GDP保持年均两位数高速增长，绿色GDP占比达94%，走出了一条生态与生计兼顾、增绿与增收协调、绿起来与富起来统一的绿色发展新路子。
交通基建保障脱贫攻坚 普洱在建高速公路连续多年居云南第一
要想富，先修路。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卫星介绍说，普洱市举全市之力大干快上以综合交通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为脱贫攻坚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公路方面，规划建设高速公路22条（段），投资达3000亿元，建设里程和投资均占到全省的10%以上，在建高速公路里程和投资连续多年居全省第一位，墨江至临沧、思茅至澜沧将于今年底建成通车，“十四五”初期将实现县县通高速公路。全市所有建制村通硬化路、通客车，硬化路通到贫困群众家门口，城乡道路客运一体化发展水平位居全省第一位。
航空方面，全力推进“三支线五通用”航空网建设，短短2年时间建成澜沧景迈机场，5个通用机场建设加快推进，思茅机场迁建并建设口岸机场、景东支线机场项目列入国家规划，再过几年，普洱有望成为全国唯一拥有3个支线机场的州市。
铁路方面，在建和规划建设铁路7条，玉磨铁路将于2021年底建成运营。再过三到五年，普洱将成为云南南部综合交通枢纽，为打造面向南亚东南亚国际次区域中心城市和陆路口岸城市提供有力支撑。
普洱市扶贫办主任李英豪，党的十九大代表、西盟佤族自治县勐梭镇宣传委员杨娜，“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获得者、澜沧拉祜族自治县酒井乡勐根村老达保寨村民李娜倮参加了当天的新闻发布会，并分别就记者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答。（昆明信息港 记者周硕）
普洱是全省脱贫攻坚的主战场 现如今群众生活得到质变
卫星介绍，曾经的普洱，贫困面大、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10个县（区）中有9个贫困县，其中有2个是深度贫困县，有60万贫困人口，占全省总数的8.6%，贫困发生率一度高达30.4%，是全省脱贫攻坚的主战场；10个县（区）中有9个少数民族自治县，14个世居民族中有5个“直过民族”，是典型的“直过民族”地区；10个县（区）中有4个边境县，区域性、整体性贫困问题突出。乡村道路晴通雨阻，广大群众出行困难，全省未通高等级公路的6个县中，普洱就占了3个；素质性贫困问题突出，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1年，低于全国2.4年，低于全省1.4年，沿边四县仅为6.4年；农民收入低，201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6141元，低于全国2996元，低于全省268元。长期以来，边疆、民族、山区、贫困是普洱市情的真实写照。
图2
卫星说，自实行脱贫攻坚以来，给普洱带带来了历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最直观的变化是农村基础设施的巨变，路、水、电、网等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彻底解决了出行难、通讯难、上学难、就医难等“老大难”问题。最欣慰的变化是群众生活水平的质变，农民人均收入翻番了，收入来源更多了，增收渠道更广了，年收入5000元以上的贫困人口比例从2015年的3.69%上升到2019年的95.34%。最可喜的变化是乡村人居环境的嬗变，实现了安全住房全覆盖，人畜分离、庭院干净、家居整洁、村庄美丽、蓝天白云、鲜花盛开成为农村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创造脱贫的普洱模式 涌现一批先进典型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2015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以来，普洱市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举全市之力打好脱贫攻坚战，走出了一条物质脱贫与精神脱贫齐头并进、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交相辉映、民族团结进步与边疆繁荣稳定相得益彰，具有时代特征、普洱特色的脱贫发展新路子。创造了脱贫工作委员会、“宾弄赛嗨”互帮互助机制、深度贫困人口培训中心等普洱模式、普洱经验，中国工程院定点帮扶澜沧县在全国开创了“科技扶贫模式”，西盟县荣获全省唯一的“全国脱贫攻坚组织创新奖”，澜沧县老达保民族文化助脱贫选题入选联合国“中国扶贫成就展”，涌现出“时代楷模”朱有勇、“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李娜倮等一批先进典型，40名扶贫工作者受到省级以上表彰，为云南脱贫攻坚增了色、添了彩。
在一众先进党员模范的带领下，“我要脱贫”成为广大群众的共同心声，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成为各族干部群众的自觉行动。最深刻的变化是党员干部作风的转变，广大党员干部用肩膀担起责任、用身影带动群众、用脚步量出民心，用自己的“辛苦指数”换来群众的“幸福指数”，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明显增强，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党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执政基础更加巩固。
用绿色发展支撑脱贫攻坚
卫星介绍说，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普洱重视生计与生态的兼顾，让绿水青山成为群众脱贫致富的“金山银山”和“坚实靠山”。普洱市建成11个农业标准化示范区，思茅区现代农业（茶叶）产业园被认定为首批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思茅区、孟连县分别被列为云南省“一县一业”示范县和特色县。培育2494个新型经营主体，与贫困户建立“双绑”利益联结（龙头企业绑合作社、绑贫困户），实现产业有效带动全覆盖。
全市聘请28名院士作为政府顾问，建成院士工作站17个、专家工作站24个、专家基层科研工作站23个。澜沧县依托朱有勇院士团队开展林下有机三七种植试验，曾经闲置的林地1亩收入高达10万余元。目前，全市林下经济经营面积达520万亩，涉及农户25万户，从业人员48万人，人均收入达3050元。
成功举办五届普洱绿色发展论坛，在全国率先推行GDP与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双核算、双运行、双提升，第一家发布GEP核算成果。全市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达7340亿元，居全省第1位。获有机认证企业和证书数居全省第1位，其中有机茶认证企业和证书数居全国第1位。全市GDP保持年均两位数高速增长，绿色GDP占比达94%，走出了一条生态与生计兼顾、增绿与增收协调、绿起来与富起来统一的绿色发展新路子。
交通基建保障脱贫攻坚 普洱在建高速公路连续多年居云南第一
要想富，先修路。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卫星介绍说，普洱市举全市之力大干快上以综合交通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为脱贫攻坚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公路方面，规划建设高速公路22条（段），投资达3000亿元，建设里程和投资均占到全省的10%以上，在建高速公路里程和投资连续多年居全省第一位，墨江至临沧、思茅至澜沧将于今年底建成通车，“十四五”初期将实现县县通高速公路。全市所有建制村通硬化路、通客车，硬化路通到贫困群众家门口，城乡道路客运一体化发展水平位居全省第一位。
航空方面，全力推进“三支线五通用”航空网建设，短短2年时间建成澜沧景迈机场，5个通用机场建设加快推进，思茅机场迁建并建设口岸机场、景东支线机场项目列入国家规划，再过几年，普洱有望成为全国唯一拥有3个支线机场的州市。
铁路方面，在建和规划建设铁路7条，玉磨铁路将于2021年底建成运营。再过三到五年，普洱将成为云南南部综合交通枢纽，为打造面向南亚东南亚国际次区域中心城市和陆路口岸城市提供有力支撑。
普洱市扶贫办主任李英豪，党的十九大代表、西盟佤族自治县勐梭镇宣传委员杨娜，“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获得者、澜沧拉祜族自治县酒井乡勐根村老达保寨村民李娜倮参加了当天的新闻发布会，并分别就记者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答。（昆明信息港 记者周硕）
#国铁头条#【22城地铁公司财报，几家盈利几家亏？】一座城市，每天1000万上下的客运量，一年30多亿人次的总客流。
这是北上广城轨交通的平均成绩单。但即使是这么“挤”，“地铁运营如何实现盈利”仍是普遍面临的世界级难题。
上半年过去，上海清算所官网上，内地许多地铁公司已陆续披露2019年度财务报告。在公布的数据中，各地地铁公司2019年营业总收入高则超200亿元，低者也有过亿收入。但从盈利来看，却只有深圳一枝独秀。
数据显示，2019年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净利润超百亿（116.9亿元）；而其他城市的城轨交通，则多在收支平衡线上下挣扎，不少还依赖于政府补助。
地铁挣钱怎么这么难？深圳经验是否有可供参考之处？
“入不敷出”
作为公共交通工具，地铁的作用不仅在于改善民生，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也是肉眼可见。
根据《城市轨道交通2019年度统计和分析报告》，截至去年底，内地已有40个城市开通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208条，总长度达6736.2公里。
总体来看，2019年全国平均运营收支比为72.7%。其中，运营收支比超过100%的城市有杭州、深圳、北京、青岛；其余城市运营收支比均低于100%。
“整体看，我国城轨交通运营成本入不敷出依然是普遍状况，需要政府补贴。”
△ 数据来源：城市轨道交通2019年度统计和分析报告、各地地铁或轨道交通集团2019年财务报告（仅计入上海申通地铁股份有限公司数据）整理制图：城市进化论
概况之下，地铁公司的财务报告则更详细地勾勒出了收入支出的来龙去脉。上半年，上海清算所已披露内地22城地铁公司的2019年度财务报告。营收总收入的前五名，由高到低依次为深圳、广州、武汉、杭州和苏州。
从盈利情况来看，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一马当先。过去一年，深圳地铁不仅实现营业收入209.9亿元，同比增加84.9%，净利润更是高达116.9亿元，同比增加61.2%。
深圳地铁可以说是内地最赚钱的地铁公司。2018年其72.49亿元的净利，也超出第二名武汉地铁近60亿元。相较之下，其他城市城轨交通的盈利状况，却多不尽如人意。
以亿元计，另外21城中仅武汉、杭州、广州3座城市，净利润在两位数以上，但无一超过深圳地铁净利润的零头。
上海、济南、宁波、苏州、西安、沈阳、重庆等不少城市地铁公司的净利润，更是在1亿元以下，接近零值水平线。
缘何亏损
为什么地铁那么多人坐，还赚不到钱？
以重庆为例，至2020年5月，重庆共计开通9条线路，运营里程329公里，覆盖主城全域，日均客运量近300万乘次，最高日客运量373.9万乘次。在2019年城轨客运量排名前十的城市中，重庆位居第7位。
尽管处在流量“上位圈”，但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却显示，其营业利润亏损约3241万；包含政府补助的约3976万营业外收入，成为净利润回正的主要资金来源。
客流量排名前列的城市尚且如此，客运强度不达标自不必说。
按照2015年国家发改委的文件要求，拟建地铁初期负荷强度，不低于每日每公里0.7万人次。而根据公开报道，到2019年4月，昆明、宁波、厦门、东莞、贵阳、乌鲁木齐等多座城市，地铁客运强度均未达到此标准。
其中以昆明为例，昆明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2019年的营业收入仅为4.8亿元；营业成本则多达5.6亿元，高于营业收入。
2016年9月，时任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的赵辰昕就曾表示，当时国家已批复了43个城市，约8600公里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而随着建设成本逐年攀升，平均每公里的建设成本达到7亿元左右。
而从人力成本来看，根据2018年南京地铁票价调整听证会期间给出的一组数据：南京地铁人员编制一直保持在36人/公里，在当时同等规模网络化地铁运营企业中，是全国最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地铁的人员编制为44-69人/公里。
但即便如此“精打细算”，仍不能抵消高额投资带来的成本负担。据南京地铁部门测算，2016年当地1号线等6条地铁线，运营完全成本，每人次约为7.24元。即便扣除土建折旧后，运营成本也达每人次4.52元。然而，票价收入每人次仅有2.71元。
靠卖票，是赚不够成本的。如赵辰昕当时所说，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资金主要来源，是政府财政资金和间接融资，运营主要靠财政补贴。“这给地方政府，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和沉重的债务负担”。
深圳经验
正因为许多地方仍未找到城轨交通自负盈亏的诀窍，2018年中旬，国家出台“52号文”为修建地铁降温。
相比十多年前的“81号文”，新版意见对申报地铁城市的人口、公共预算收入、政府债务等12道“门槛”进行了提高。其中，“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在300亿元以上”，“地区生产总值3000亿元以上”，两个新门槛均是此前的3倍。
节流之外，开源同样重要。
赵辰昕曾指出，与当前快速发展的形势相比，城市轨道交通的投融资模式、体制机制“确实急需进行改革创新”。其中第一条就是“尽快完善综合土地开发政策，协调不同属性土地管理机制，促进轨道交通沿线和站点周边的物业开发”。
类似的机制，被广泛视为“地铁+物业”的港铁模式。根据港铁公司最新披露的2019年财报，其全年营收545亿港元，股东利润119.32亿港元，仍是全球少数几家盈利的地铁运营商之一。
同样，作为内地地铁实现百亿盈利的城市，深圳也是较早开始尝试类似模式的。
到去年底，同为一线城市，深圳地铁运营线路仅8条，远低于北上广的20、15、13条，甚至比武汉还少一条。但深圳面积相对较小，其运营线路的密度，与9座国家中心城市相比，已明显高出不少。
早在深圳第一条地铁线路开通的2004年底，深圳市政府就与港铁公司签署协议，由港铁负责开发地铁4号线二期工程，一并开发沿线290万平方米的物业。之后，深圳地铁公司也逐渐开始尝试类似模式，拿下部分地铁上盖物业的开发权。
但即便如此，深圳地铁盈利仍是多年后的事。
2010年期间，时任深圳地铁集团董事长黄瑞就透露，由于地铁巨额的投资和低票价，预计在2012年到2016年期间，深圳地铁计折旧和利息亏损额约达到220亿元；到2013年，“深圳地铁坐拥400亿土地，效仿港铁短期仍难盈利”等消息仍不时传出。
深圳地铁的诀窍或许在于“副业”。2017年，深圳地铁开始投资万科。当年投资收益达到72.54亿元，两年后（2019年），这一数字已飙升至117.3亿元，同比增加13.1%，超过集团全年净利润。
对外股权投资之外，房地产开发则是深圳地铁的另一个“副业”。数据显示，2019年深圳地铁房地产开发实现营收140.3亿元。在年内总营收的占比高达67.6%，远超过地铁运营带来的43.6亿收入。
其从事的商业地产项目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车站空间开发，主要是地铁空间以及与其联通的独立地下物业空间开发，另一种则是在地铁线上兴建购物中心、写字楼酒店等大型商业综合体。
一种设想是，未来充分利用地铁空间，建设站内商业生态，并与现有商业相结合，或成为提升地铁盈利能力的主要方向。对于其他城市来说，这样的模式如何复制？地铁梦圆之后，城市距离自负盈亏的新目标还有多远？
来源：地铁进化论
这是北上广城轨交通的平均成绩单。但即使是这么“挤”，“地铁运营如何实现盈利”仍是普遍面临的世界级难题。
上半年过去，上海清算所官网上，内地许多地铁公司已陆续披露2019年度财务报告。在公布的数据中，各地地铁公司2019年营业总收入高则超200亿元，低者也有过亿收入。但从盈利来看，却只有深圳一枝独秀。
数据显示，2019年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净利润超百亿（116.9亿元）；而其他城市的城轨交通，则多在收支平衡线上下挣扎，不少还依赖于政府补助。
地铁挣钱怎么这么难？深圳经验是否有可供参考之处？
“入不敷出”
作为公共交通工具，地铁的作用不仅在于改善民生，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也是肉眼可见。
根据《城市轨道交通2019年度统计和分析报告》，截至去年底，内地已有40个城市开通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208条，总长度达6736.2公里。
总体来看，2019年全国平均运营收支比为72.7%。其中，运营收支比超过100%的城市有杭州、深圳、北京、青岛；其余城市运营收支比均低于100%。
“整体看，我国城轨交通运营成本入不敷出依然是普遍状况，需要政府补贴。”
△ 数据来源：城市轨道交通2019年度统计和分析报告、各地地铁或轨道交通集团2019年财务报告（仅计入上海申通地铁股份有限公司数据）整理制图：城市进化论
概况之下，地铁公司的财务报告则更详细地勾勒出了收入支出的来龙去脉。上半年，上海清算所已披露内地22城地铁公司的2019年度财务报告。营收总收入的前五名，由高到低依次为深圳、广州、武汉、杭州和苏州。
从盈利情况来看，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一马当先。过去一年，深圳地铁不仅实现营业收入209.9亿元，同比增加84.9%，净利润更是高达116.9亿元，同比增加61.2%。
深圳地铁可以说是内地最赚钱的地铁公司。2018年其72.49亿元的净利，也超出第二名武汉地铁近60亿元。相较之下，其他城市城轨交通的盈利状况，却多不尽如人意。
以亿元计，另外21城中仅武汉、杭州、广州3座城市，净利润在两位数以上，但无一超过深圳地铁净利润的零头。
上海、济南、宁波、苏州、西安、沈阳、重庆等不少城市地铁公司的净利润，更是在1亿元以下，接近零值水平线。
缘何亏损
为什么地铁那么多人坐，还赚不到钱？
以重庆为例，至2020年5月，重庆共计开通9条线路，运营里程329公里，覆盖主城全域，日均客运量近300万乘次，最高日客运量373.9万乘次。在2019年城轨客运量排名前十的城市中，重庆位居第7位。
尽管处在流量“上位圈”，但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却显示，其营业利润亏损约3241万；包含政府补助的约3976万营业外收入，成为净利润回正的主要资金来源。
客流量排名前列的城市尚且如此，客运强度不达标自不必说。
按照2015年国家发改委的文件要求，拟建地铁初期负荷强度，不低于每日每公里0.7万人次。而根据公开报道，到2019年4月，昆明、宁波、厦门、东莞、贵阳、乌鲁木齐等多座城市，地铁客运强度均未达到此标准。
其中以昆明为例，昆明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2019年的营业收入仅为4.8亿元；营业成本则多达5.6亿元，高于营业收入。
2016年9月，时任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的赵辰昕就曾表示，当时国家已批复了43个城市，约8600公里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而随着建设成本逐年攀升，平均每公里的建设成本达到7亿元左右。
而从人力成本来看，根据2018年南京地铁票价调整听证会期间给出的一组数据：南京地铁人员编制一直保持在36人/公里，在当时同等规模网络化地铁运营企业中，是全国最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地铁的人员编制为44-69人/公里。
但即便如此“精打细算”，仍不能抵消高额投资带来的成本负担。据南京地铁部门测算，2016年当地1号线等6条地铁线，运营完全成本，每人次约为7.24元。即便扣除土建折旧后，运营成本也达每人次4.52元。然而，票价收入每人次仅有2.71元。
靠卖票，是赚不够成本的。如赵辰昕当时所说，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资金主要来源，是政府财政资金和间接融资，运营主要靠财政补贴。“这给地方政府，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和沉重的债务负担”。
深圳经验
正因为许多地方仍未找到城轨交通自负盈亏的诀窍，2018年中旬，国家出台“52号文”为修建地铁降温。
相比十多年前的“81号文”，新版意见对申报地铁城市的人口、公共预算收入、政府债务等12道“门槛”进行了提高。其中，“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在300亿元以上”，“地区生产总值3000亿元以上”，两个新门槛均是此前的3倍。
节流之外，开源同样重要。
赵辰昕曾指出，与当前快速发展的形势相比，城市轨道交通的投融资模式、体制机制“确实急需进行改革创新”。其中第一条就是“尽快完善综合土地开发政策，协调不同属性土地管理机制，促进轨道交通沿线和站点周边的物业开发”。
类似的机制，被广泛视为“地铁+物业”的港铁模式。根据港铁公司最新披露的2019年财报，其全年营收545亿港元，股东利润119.32亿港元，仍是全球少数几家盈利的地铁运营商之一。
同样，作为内地地铁实现百亿盈利的城市，深圳也是较早开始尝试类似模式的。
到去年底，同为一线城市，深圳地铁运营线路仅8条，远低于北上广的20、15、13条，甚至比武汉还少一条。但深圳面积相对较小，其运营线路的密度，与9座国家中心城市相比，已明显高出不少。
早在深圳第一条地铁线路开通的2004年底，深圳市政府就与港铁公司签署协议，由港铁负责开发地铁4号线二期工程，一并开发沿线290万平方米的物业。之后，深圳地铁公司也逐渐开始尝试类似模式，拿下部分地铁上盖物业的开发权。
但即便如此，深圳地铁盈利仍是多年后的事。
2010年期间，时任深圳地铁集团董事长黄瑞就透露，由于地铁巨额的投资和低票价，预计在2012年到2016年期间，深圳地铁计折旧和利息亏损额约达到220亿元；到2013年，“深圳地铁坐拥400亿土地，效仿港铁短期仍难盈利”等消息仍不时传出。
深圳地铁的诀窍或许在于“副业”。2017年，深圳地铁开始投资万科。当年投资收益达到72.54亿元，两年后（2019年），这一数字已飙升至117.3亿元，同比增加13.1%，超过集团全年净利润。
对外股权投资之外，房地产开发则是深圳地铁的另一个“副业”。数据显示，2019年深圳地铁房地产开发实现营收140.3亿元。在年内总营收的占比高达67.6%，远超过地铁运营带来的43.6亿收入。
其从事的商业地产项目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车站空间开发，主要是地铁空间以及与其联通的独立地下物业空间开发，另一种则是在地铁线上兴建购物中心、写字楼酒店等大型商业综合体。
一种设想是，未来充分利用地铁空间，建设站内商业生态，并与现有商业相结合，或成为提升地铁盈利能力的主要方向。对于其他城市来说，这样的模式如何复制？地铁梦圆之后，城市距离自负盈亏的新目标还有多远？
来源：地铁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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