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轧死2岁儿子获百万保险赔偿，合法合理吗？
“养不教，父之过。”几百年来，无数中国小孩都背过这句名言，以至于我们都把“养而不教”当作父母最大的过失之一。
如果养而不教是父母的过失，父母应担责，那么养而不慎，甚至不慎至孩子死亡，父母又应承担怎样的责任呢？#如何看待父亲轧死2岁儿子获百万保险赔偿#
一
最近就有媒体报道一则新闻：
2020年8月，吴先生从家驾驶小型客车外出办事，车辆起步时，没有留意刚满两岁的儿子小吴在车辆旁边玩耍，不慎压到在车旁的小吴，小吴经抢救无效死亡。警方出具的《非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该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系吴先生驾驶机动车没有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其对事故承担全部责任。事后，吴先生夫妇将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保险公司作为肇事车辆的承保人，应按法律及保险合同约定承担赔偿责任。吴先生夫妇作为小吴的父母，有权以赔偿权利人的身份提起诉讼。对超出保险赔偿部分，小吴的母亲自愿免除加害方的责任，于法无悖，法院予以准许。因此，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付11万元，在商业险限额内赔付100万元，共计赔付111万元。
这一场“父之过”的悲剧因一纸判决的公开而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之下，引发舆论哗然。这父亲未因其“过”担责反受益，众多读者为此错愕和不解——难道为人父母，就可以有过而不担责？就有了事实上的“法律豁免权”？公平吗？合法吗？合理吗？
不幸的是，世界上确实有一些事情可能是合法却不合理的。
从民事法律责任上看，这起事故中，孩子的父亲是加害人，也是受害人，如果用法律专业语言表述，就是“侵权责任的赔偿权利人与赔偿义务人混同”。在其他受害人比如孩子的母亲放弃追究父亲责任的情况下，孩子的父亲在客观上确实依法免除了民事责任。
从刑事法律责任上看，孩子父亲的过失驾驶行为造成孩子死亡，涉嫌构成交通肇事罪。但在司法实践中，公诉机关可能对其免予起诉，也可能在起诉后，法院基于孩子母亲等亲属的谅解判处孩子父亲缓刑（有期徒刑，缓期执行）。而且，依据我国刑法规定，交通肇事罪没有罚金刑，这就意味着，孩子父亲未因其过失行为受到财产刑的处罚。
如果在孩子父母取得保险金后，孩子父亲未被判实刑，也肯定不会被判处罚金，那么孩子父亲在经济上不仅未受损，还获益了。说实话，这个客观结果，合法，但不尽合理，也不尽公平，也不符合善良者的心理预期。
二
我们对这一合法却不合理的事情，要无可奈何地忍受下去吗？
往大了想，如果不为过错付出代价，会不会出现“反向效仿”的极端情形——别有用心者以伤害或杀害孩子并伪造事故的方式骗取保险金？
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永远不要低估人性阴暗与恶的程度。而制约人性之恶的有效方式之一，就是法律的惩罚。
一些国家的法律规定了如何惩处失责父母，或许我们可以引以为鉴。
美国的许多州规定，禁止将一定年龄以下的的未成年子女单独留在家中或车内。如马里兰州、佐治亚州、北卡罗莱纳州规定禁止父母将8岁以下子女单独留在家中或车内。
年龄不是唯一标准，如果父母将一些心智不够成熟的子女以及身有残疾的子女单独留在家中，若发生意外事故，那么当地警察或儿童权利机构的人员就将登门“拜访”。
除了将子女单独留在家中外，父母的其他失责做法也可能触犯法律，被视为危害儿童罪。比如：车上载有儿童时酒后驾车、雇用有性侵前科的人看护儿童、孩子无人看管或者交由其他儿童看管；在子女面前制造毒品；将未成年子女留在危险地带等。
如果父母因此被定罪，就将面临牢狱之灾或者缴纳高额的罚金。在这些法律规制之下，父母在照顾子女上的失责行为违法成本较高，会促使父母三思而后行。
英国则高度重视政府机构在儿童权利保护方面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强调教养、保护儿童不仅是父母的责任，更是国家的责任。依据1989年的《儿童法》，对儿童有害、会被判为有罪的行为包括了监护人的疏忽大意，即长期的、严重的忽视儿童或者疏于保护，使儿童受到明显伤害，比如导致儿童受冻、挨饿、营养不良等严重的疏忽。
而我国香港地区也制定了严密的法律来保护儿童的利益。香港地区《侵害人身罪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了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的情况：
“任何超过16岁而对不足该年岁的任何儿童或少年人负有管养、看管或照顾责任的人，如故意袭击、虐待、忽略、抛弃或遗弃该儿童或少年人，或导致、促致该儿童或少年人受袭击、虐待、忽略、抛弃或遗弃，其方式相当可能导致该儿童或少年人受到不必要的苦楚或健康损害，即属犯可循公诉程序审讯的罪行。”
实践中香港也有类似的案例。一名年轻的母亲在商场搭手扶电梯时，不小心将三个月大的女婴跌落地，令其头部骨折。该名母亲因一项疏忽照顾儿童罪被判监禁一年八个月。这则案例跟本文所讨论的监护人过失行为一样，都是由于监护人的过失导致了儿童伤亡的结果。
三
有过，就应担责。然而，依据我国现行法律和司法实践，监护人并未因其失责行为受到较为严厉的惩处，更多地倾向于从朴素的亲情和伦理角度从轻处罚，甚至简单地归之为“家事”，最后不了了之。
在笔者看来，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我国立法与司法的现状，借鉴国外的立法，对此进行一定的修正。
一是加强对失责父母的经济和刑事惩处。
对于犯交通肇事罪等失责犯罪的父母，在适用缓刑上应更为谨慎，而不能过于机械。我们还可以考虑增加设置交通肇事罪等犯罪的罚金。如此就可以将失责父母获取的保险金收归国有，将其用于保护儿童的相关公益事业，更好地平衡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
二是细化监护人的失责违法犯罪情形。
我们可以考虑将下列情形认定为监护人的失责行为：
（1）监护人对被监护人放任不管，不履行教养义务，致使未成年人养成不良恶习的；
（2）父母作为监护人不履行抚养义务，情节严重或屡教不改的；
（3）监护人对被监护人进行虐待、打骂体罚或其他人身侵害，造成身体伤害或影响身心健康的；
（4）监护人剥夺被监护人受教育权利，造成辍学的；
（5）监护人遗弃被监护人，使其脱离监护的；
（6）监护人死亡或丧失监护、抚养能力，不能保证未成年人权利实现的；
（7）监护人失踪、被限制人身自由，无法履行监护责任的；
（8）监护人具有吸毒、赌博、卖淫嫖娼、偷盗等违法犯罪行为或不良嗜好，严重危害被监护人健康成长的；
（9）其他相关政府部门或人民法院认为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行为。
对于具有以上违法情形的失责父母，相关政府部门或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节作出一定惩处，比如发出“未成年人人身保护限制令”，在一定时间内禁止失责父母接触受害的未成年人。有些案例，轻则可以撤销其监护权，由其他顺位的监护人或相关政府部门履行监护职责；情节严重的，还应追究失责父母的刑事责任。
三是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未成年人保护，不仅仅是父母的责任，也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我们应充分调动社会资源，使全社会共同参与到为未成年人保驾护航的事业中来，如建立救助儿童基金会，并在各地建立社会志愿者队伍，实现资源共享，相互支持；如借助学校、幼儿园、儿童医院的多方力量，对监护人进行深入教育，增强责任感，提升养育技能和意识；如组建一支由医护人员、警察、司法行政人员和社会工作者等专业人员组成的儿童救济队伍，成立专门组织管理儿童救济工作。
孩子不是父母的财产，也不是父母的附属品，其生命权应得到法律最大的尊重和最有力的保护。为人父母，不仅是道义，更是法律义务。如果我们对失责伤害孩子的行为听之任之，或只抱以同情，却没有实际惩罚，那么这样的悲剧恐将不时上演。
韩国电影《熔炉》的男主角有一句话解释了他对性侵幼儿的罪行不能保持沉默的原因：孩子遇到这种事的时候，当时我也在场，但是却无能为力，现在要是放弃的话，我也没有自信能做好松儿（男主角的孩子）的爸爸。
当小吴在车轮下遭遇不幸时，我们不在场，但一样无能为力，如果我们现在选择放弃或者遗忘，那么我们还有自信做好自己孩子的父母吗？我没有这种自信，我更相信法律，相信惩罚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而是为了变得更好而惩罚。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林立、郑琼）
“养不教，父之过。”几百年来，无数中国小孩都背过这句名言，以至于我们都把“养而不教”当作父母最大的过失之一。
如果养而不教是父母的过失，父母应担责，那么养而不慎，甚至不慎至孩子死亡，父母又应承担怎样的责任呢？#如何看待父亲轧死2岁儿子获百万保险赔偿#
一
最近就有媒体报道一则新闻：
2020年8月，吴先生从家驾驶小型客车外出办事，车辆起步时，没有留意刚满两岁的儿子小吴在车辆旁边玩耍，不慎压到在车旁的小吴，小吴经抢救无效死亡。警方出具的《非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该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系吴先生驾驶机动车没有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其对事故承担全部责任。事后，吴先生夫妇将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保险公司作为肇事车辆的承保人，应按法律及保险合同约定承担赔偿责任。吴先生夫妇作为小吴的父母，有权以赔偿权利人的身份提起诉讼。对超出保险赔偿部分，小吴的母亲自愿免除加害方的责任，于法无悖，法院予以准许。因此，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付11万元，在商业险限额内赔付100万元，共计赔付111万元。
这一场“父之过”的悲剧因一纸判决的公开而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之下，引发舆论哗然。这父亲未因其“过”担责反受益，众多读者为此错愕和不解——难道为人父母，就可以有过而不担责？就有了事实上的“法律豁免权”？公平吗？合法吗？合理吗？
不幸的是，世界上确实有一些事情可能是合法却不合理的。
从民事法律责任上看，这起事故中，孩子的父亲是加害人，也是受害人，如果用法律专业语言表述，就是“侵权责任的赔偿权利人与赔偿义务人混同”。在其他受害人比如孩子的母亲放弃追究父亲责任的情况下，孩子的父亲在客观上确实依法免除了民事责任。
从刑事法律责任上看，孩子父亲的过失驾驶行为造成孩子死亡，涉嫌构成交通肇事罪。但在司法实践中，公诉机关可能对其免予起诉，也可能在起诉后，法院基于孩子母亲等亲属的谅解判处孩子父亲缓刑（有期徒刑，缓期执行）。而且，依据我国刑法规定，交通肇事罪没有罚金刑，这就意味着，孩子父亲未因其过失行为受到财产刑的处罚。
如果在孩子父母取得保险金后，孩子父亲未被判实刑，也肯定不会被判处罚金，那么孩子父亲在经济上不仅未受损，还获益了。说实话，这个客观结果，合法，但不尽合理，也不尽公平，也不符合善良者的心理预期。
二
我们对这一合法却不合理的事情，要无可奈何地忍受下去吗？
往大了想，如果不为过错付出代价，会不会出现“反向效仿”的极端情形——别有用心者以伤害或杀害孩子并伪造事故的方式骗取保险金？
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永远不要低估人性阴暗与恶的程度。而制约人性之恶的有效方式之一，就是法律的惩罚。
一些国家的法律规定了如何惩处失责父母，或许我们可以引以为鉴。
美国的许多州规定，禁止将一定年龄以下的的未成年子女单独留在家中或车内。如马里兰州、佐治亚州、北卡罗莱纳州规定禁止父母将8岁以下子女单独留在家中或车内。
年龄不是唯一标准，如果父母将一些心智不够成熟的子女以及身有残疾的子女单独留在家中，若发生意外事故，那么当地警察或儿童权利机构的人员就将登门“拜访”。
除了将子女单独留在家中外，父母的其他失责做法也可能触犯法律，被视为危害儿童罪。比如：车上载有儿童时酒后驾车、雇用有性侵前科的人看护儿童、孩子无人看管或者交由其他儿童看管；在子女面前制造毒品；将未成年子女留在危险地带等。
如果父母因此被定罪，就将面临牢狱之灾或者缴纳高额的罚金。在这些法律规制之下，父母在照顾子女上的失责行为违法成本较高，会促使父母三思而后行。
英国则高度重视政府机构在儿童权利保护方面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强调教养、保护儿童不仅是父母的责任，更是国家的责任。依据1989年的《儿童法》，对儿童有害、会被判为有罪的行为包括了监护人的疏忽大意，即长期的、严重的忽视儿童或者疏于保护，使儿童受到明显伤害，比如导致儿童受冻、挨饿、营养不良等严重的疏忽。
而我国香港地区也制定了严密的法律来保护儿童的利益。香港地区《侵害人身罪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了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的情况：
“任何超过16岁而对不足该年岁的任何儿童或少年人负有管养、看管或照顾责任的人，如故意袭击、虐待、忽略、抛弃或遗弃该儿童或少年人，或导致、促致该儿童或少年人受袭击、虐待、忽略、抛弃或遗弃，其方式相当可能导致该儿童或少年人受到不必要的苦楚或健康损害，即属犯可循公诉程序审讯的罪行。”
实践中香港也有类似的案例。一名年轻的母亲在商场搭手扶电梯时，不小心将三个月大的女婴跌落地，令其头部骨折。该名母亲因一项疏忽照顾儿童罪被判监禁一年八个月。这则案例跟本文所讨论的监护人过失行为一样，都是由于监护人的过失导致了儿童伤亡的结果。
三
有过，就应担责。然而，依据我国现行法律和司法实践，监护人并未因其失责行为受到较为严厉的惩处，更多地倾向于从朴素的亲情和伦理角度从轻处罚，甚至简单地归之为“家事”，最后不了了之。
在笔者看来，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我国立法与司法的现状，借鉴国外的立法，对此进行一定的修正。
一是加强对失责父母的经济和刑事惩处。
对于犯交通肇事罪等失责犯罪的父母，在适用缓刑上应更为谨慎，而不能过于机械。我们还可以考虑增加设置交通肇事罪等犯罪的罚金。如此就可以将失责父母获取的保险金收归国有，将其用于保护儿童的相关公益事业，更好地平衡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
二是细化监护人的失责违法犯罪情形。
我们可以考虑将下列情形认定为监护人的失责行为：
（1）监护人对被监护人放任不管，不履行教养义务，致使未成年人养成不良恶习的；
（2）父母作为监护人不履行抚养义务，情节严重或屡教不改的；
（3）监护人对被监护人进行虐待、打骂体罚或其他人身侵害，造成身体伤害或影响身心健康的；
（4）监护人剥夺被监护人受教育权利，造成辍学的；
（5）监护人遗弃被监护人，使其脱离监护的；
（6）监护人死亡或丧失监护、抚养能力，不能保证未成年人权利实现的；
（7）监护人失踪、被限制人身自由，无法履行监护责任的；
（8）监护人具有吸毒、赌博、卖淫嫖娼、偷盗等违法犯罪行为或不良嗜好，严重危害被监护人健康成长的；
（9）其他相关政府部门或人民法院认为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行为。
对于具有以上违法情形的失责父母，相关政府部门或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节作出一定惩处，比如发出“未成年人人身保护限制令”，在一定时间内禁止失责父母接触受害的未成年人。有些案例，轻则可以撤销其监护权，由其他顺位的监护人或相关政府部门履行监护职责；情节严重的，还应追究失责父母的刑事责任。
三是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未成年人保护，不仅仅是父母的责任，也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我们应充分调动社会资源，使全社会共同参与到为未成年人保驾护航的事业中来，如建立救助儿童基金会，并在各地建立社会志愿者队伍，实现资源共享，相互支持；如借助学校、幼儿园、儿童医院的多方力量，对监护人进行深入教育，增强责任感，提升养育技能和意识；如组建一支由医护人员、警察、司法行政人员和社会工作者等专业人员组成的儿童救济队伍，成立专门组织管理儿童救济工作。
孩子不是父母的财产，也不是父母的附属品，其生命权应得到法律最大的尊重和最有力的保护。为人父母，不仅是道义，更是法律义务。如果我们对失责伤害孩子的行为听之任之，或只抱以同情，却没有实际惩罚，那么这样的悲剧恐将不时上演。
韩国电影《熔炉》的男主角有一句话解释了他对性侵幼儿的罪行不能保持沉默的原因：孩子遇到这种事的时候，当时我也在场，但是却无能为力，现在要是放弃的话，我也没有自信能做好松儿（男主角的孩子）的爸爸。
当小吴在车轮下遭遇不幸时，我们不在场，但一样无能为力，如果我们现在选择放弃或者遗忘，那么我们还有自信做好自己孩子的父母吗？我没有这种自信，我更相信法律，相信惩罚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而是为了变得更好而惩罚。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林立、郑琼）
【我和我的父辈——两代联通人的薪火相传】
编者按：
“你是我之所来，也是我心之所归。” 这是电影《我和我的父辈》推广曲《如愿》中的歌词。继《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后，“我和我的”系列影片《我和我的父辈》也在今年国庆档如期而至。电影以“父辈与传承”为切入点，让我们能从中找到自己和父辈的身影。
在中国联通，也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是朋友，也是亲人。他们或在前台为客户答疑解惑，或在后方织密信息通信网……自今日起，中国联通将推出系列报道，讲述两代联通人传承与坚守的故事。
上阵父子兵，能参与建党百年通信保障是我的荣幸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通信保障规模大、任务艰巨。为交出一份让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中国联通北京机动通信局充分发挥新老员工优势，以老带新传授业务知识和实战经验。而在通信保障队伍中，就有这么一对父子——穆长江、穆博文。
穆长江作为中国联通北京机动通信局的老同志，工作已经快30个年头了，参与各类重保任务数百次，如全国两会、2008年汶川地震抢险应急通信保障等，曾创造并保持着机动通信局安全行车无事故的记录，可以称得上是一名通信老兵。穆博文，中国联通北京机动通信局的一名新青年，虽然参加工作才刚满4年，但别小看他，因为他已经经历了大大小小十余次重保。在局里，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们“老穆、小穆”。
为了能够参与建党百年通信保障工作，父子二人在年初北京刚发布新冠疫苗接种的消息时，就赶去接种，是机动通信局最早一批接种的人，成了防疫战线上的急先锋；在上报的建党百年通信保障人员名单中，他们均承担了重要保障任务。这对父子以实际行动，展现了应急通信人的传承与忠诚。
保障准备工作漫长而复杂。父亲嘱咐儿子要把东西准备全、设备测试好、技术磨炼精，儿子关心父亲要劳逸结合、注意休息。
进入六月，各项保障任务也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但父亲的身体却出现了状况，不得不暂停参与保障工作。治疗期间，他仍不断叮嘱儿子“要细致、要沉着”。
穆博文是鸟巢区域应急通信保障的接口人，负责现场三个点位应急车的定点协调、场地踏勘、光电路由等，同时还要在自己值守的点位上自主开通应急基站。他所在的保障区域十分开阔，各个保障点距离非常远。在前期勘察过程中，他作为唯一制证人员，要冒着烈日奔波于各个保障点，仔细检查停放位置、核对资源数据。在保证各项问题得以解决后，他还要去医院照顾父亲，在与父亲聊天时，为了遵守保密要求，也只是谈谈家长里短的轻松话题。
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穆博文始终保持着他父亲身上的那份从容与认真，“做就要做好”。
经过了反复的保障演练，当鸟巢夜空中燃起璀璨的烟火，当天安门广场数万人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时，父子俩也为本次重保任务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工作之余谈到本次重保，穆博文说道：“这是党的百年生日，能够参与其中是我的荣幸，也是我父亲的心愿。虽然他正在接受治疗，不能参与现场保障任务，但是我参与了，也算是满足了他的心愿。”
你就要参加北京冬奥会保障了，一定要把工作做好
我叫李兴强，是中国联通北京机动通信局的一名员工。我父亲是一名军队转业的线务员，在河北省易县五零通讯总站刚成立的时候，他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背着行囊来到易县，同祖国一起见证了五零通讯总站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
1976年唐山大地震通信救援，他虽然没去现场，但却在五零通信总站参与了后勤保障工作。也是那一年，我出生了。记事后我常问母亲，父亲为什么总不回家。母亲告诉我，父亲在做利国利民的好事，我们要做他的支撑。
那时的我太小了，对父亲的职业根本没有任何概念。随着年龄增长，父亲会偶尔带我去他的工作单位，而我也逐渐明白了他工作的意义，理解了他长久不回家的原因。从此，我有了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后和父亲一样，加入应急通信队伍，成为一名应急通信人。
上世纪80年代，五零通信总站的人陆续撤回北京，北京机动通信局也在此时正式成立。1996年，我父亲退休，我参加工作进入北京机动通信局，实现了儿时的梦想。这个时候我父亲对我说：“踏踏实实工作就行，我们做你的后盾，你要把应急通信的事业延续下去，把艰苦奋斗的传统传承下去。”
工作后，我经常走南闯北执行各种通信任务。2001年，我负责北京申奥莫斯科之行的通信保障，在这期间我父亲天天打电话，嘱托我注意安全，把工作做好。2002年，我去韩国执行韩日世界杯通信保障，父亲在我临走前说：“你代表的是一个中国人，在外面要注意形象，把工作做好。”2003年，非典型肺炎暴发，我正在重庆直播阿迪力走钢丝节目，父亲打来电话说：“兴强啊，做好个人防护时也要把通信工作做好。” 2008年，我参加了北京奥运会的通信保障，父亲打电话跟我说：“国家强大了，你们真棒！”
在我印象中，父亲对我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把工作做好”。
时光荏苒，转眼间已经是2021年了，而我的父亲也已经八十多岁。前段时间回家时，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就要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通信保障了，一定要把工作做好。”还是那句话，可是此时看着他，我的眼泪已止不住地流了出来。他从未给自己争取过任何利益，却一直严格要求自己把工作做好、把孩子培养好。
我愿不负老一辈的嘱托，不负祖国和党对我的培养，不负全国人民对应急通信人的信任，不负青春不辱使命砥砺前行。
50后的担当 80后的追随 10后的传承
库房中整齐堆放的电缆、大院里停放的应急通信车、爬电线杆的脚扣、拨盘式的电话机、机架上排列有序的布线，这是我对通信行业的最初记忆。经常会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这么了解通信？那还要从我的母亲说起。
我叫刘阳，我母亲退休前是中国联通的一名员工。小时候，我常常跟着母亲去单位加班，去的次数多了，不仅熟悉了这些通信设备，也自然而然地跟妈妈的同事们打成了一片。在我印象中，母亲和这些叔叔阿姨，就跟众多通信人一样，默默无闻，他们立足于本职工作，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几十年如一日地为通信事业奋斗，留下了一个个坚实的脚印。
毕业后，怀揣着憧憬与梦想，带着母亲的教导与叮嘱，我也成为了一名通信人，至今已经在中国联通工作15年了。通过公司的新闻报道、先进生产者表彰、优秀党员公示，我看到了年少时在母亲单位相识的叔叔阿姨的名字，深刻感受到通信人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以及无私奉献的工作态度。正是这些平凡的通信人，他们或在前方守护，或在后方保障，才让我们这一代人可以享受到5G的高速率、大容量、低时延。而我刚刚步入小学的女儿，就是5G高速建设后的一名10后受益者。疫情期间，她不仅可以线上听课，还可以与老师进行实时在线交流。
时代在变，我们都在变，但通信人务实肯干的精神不会变。不知以后我的女儿会不会成为通信三代，但通信人一脉相承的精神会深深影响一代又一代，激励着他们不断前行。
编者按：
“你是我之所来，也是我心之所归。” 这是电影《我和我的父辈》推广曲《如愿》中的歌词。继《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后，“我和我的”系列影片《我和我的父辈》也在今年国庆档如期而至。电影以“父辈与传承”为切入点，让我们能从中找到自己和父辈的身影。
在中国联通，也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是朋友，也是亲人。他们或在前台为客户答疑解惑，或在后方织密信息通信网……自今日起，中国联通将推出系列报道，讲述两代联通人传承与坚守的故事。
上阵父子兵，能参与建党百年通信保障是我的荣幸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通信保障规模大、任务艰巨。为交出一份让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中国联通北京机动通信局充分发挥新老员工优势，以老带新传授业务知识和实战经验。而在通信保障队伍中，就有这么一对父子——穆长江、穆博文。
穆长江作为中国联通北京机动通信局的老同志，工作已经快30个年头了，参与各类重保任务数百次，如全国两会、2008年汶川地震抢险应急通信保障等，曾创造并保持着机动通信局安全行车无事故的记录，可以称得上是一名通信老兵。穆博文，中国联通北京机动通信局的一名新青年，虽然参加工作才刚满4年，但别小看他，因为他已经经历了大大小小十余次重保。在局里，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们“老穆、小穆”。
为了能够参与建党百年通信保障工作，父子二人在年初北京刚发布新冠疫苗接种的消息时，就赶去接种，是机动通信局最早一批接种的人，成了防疫战线上的急先锋；在上报的建党百年通信保障人员名单中，他们均承担了重要保障任务。这对父子以实际行动，展现了应急通信人的传承与忠诚。
保障准备工作漫长而复杂。父亲嘱咐儿子要把东西准备全、设备测试好、技术磨炼精，儿子关心父亲要劳逸结合、注意休息。
进入六月，各项保障任务也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但父亲的身体却出现了状况，不得不暂停参与保障工作。治疗期间，他仍不断叮嘱儿子“要细致、要沉着”。
穆博文是鸟巢区域应急通信保障的接口人，负责现场三个点位应急车的定点协调、场地踏勘、光电路由等，同时还要在自己值守的点位上自主开通应急基站。他所在的保障区域十分开阔，各个保障点距离非常远。在前期勘察过程中，他作为唯一制证人员，要冒着烈日奔波于各个保障点，仔细检查停放位置、核对资源数据。在保证各项问题得以解决后，他还要去医院照顾父亲，在与父亲聊天时，为了遵守保密要求，也只是谈谈家长里短的轻松话题。
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穆博文始终保持着他父亲身上的那份从容与认真，“做就要做好”。
经过了反复的保障演练，当鸟巢夜空中燃起璀璨的烟火，当天安门广场数万人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时，父子俩也为本次重保任务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工作之余谈到本次重保，穆博文说道：“这是党的百年生日，能够参与其中是我的荣幸，也是我父亲的心愿。虽然他正在接受治疗，不能参与现场保障任务，但是我参与了，也算是满足了他的心愿。”
你就要参加北京冬奥会保障了，一定要把工作做好
我叫李兴强，是中国联通北京机动通信局的一名员工。我父亲是一名军队转业的线务员，在河北省易县五零通讯总站刚成立的时候，他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背着行囊来到易县，同祖国一起见证了五零通讯总站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
1976年唐山大地震通信救援，他虽然没去现场，但却在五零通信总站参与了后勤保障工作。也是那一年，我出生了。记事后我常问母亲，父亲为什么总不回家。母亲告诉我，父亲在做利国利民的好事，我们要做他的支撑。
那时的我太小了，对父亲的职业根本没有任何概念。随着年龄增长，父亲会偶尔带我去他的工作单位，而我也逐渐明白了他工作的意义，理解了他长久不回家的原因。从此，我有了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后和父亲一样，加入应急通信队伍，成为一名应急通信人。
上世纪80年代，五零通信总站的人陆续撤回北京，北京机动通信局也在此时正式成立。1996年，我父亲退休，我参加工作进入北京机动通信局，实现了儿时的梦想。这个时候我父亲对我说：“踏踏实实工作就行，我们做你的后盾，你要把应急通信的事业延续下去，把艰苦奋斗的传统传承下去。”
工作后，我经常走南闯北执行各种通信任务。2001年，我负责北京申奥莫斯科之行的通信保障，在这期间我父亲天天打电话，嘱托我注意安全，把工作做好。2002年，我去韩国执行韩日世界杯通信保障，父亲在我临走前说：“你代表的是一个中国人，在外面要注意形象，把工作做好。”2003年，非典型肺炎暴发，我正在重庆直播阿迪力走钢丝节目，父亲打来电话说：“兴强啊，做好个人防护时也要把通信工作做好。” 2008年，我参加了北京奥运会的通信保障，父亲打电话跟我说：“国家强大了，你们真棒！”
在我印象中，父亲对我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把工作做好”。
时光荏苒，转眼间已经是2021年了，而我的父亲也已经八十多岁。前段时间回家时，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就要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通信保障了，一定要把工作做好。”还是那句话，可是此时看着他，我的眼泪已止不住地流了出来。他从未给自己争取过任何利益，却一直严格要求自己把工作做好、把孩子培养好。
我愿不负老一辈的嘱托，不负祖国和党对我的培养，不负全国人民对应急通信人的信任，不负青春不辱使命砥砺前行。
50后的担当 80后的追随 10后的传承
库房中整齐堆放的电缆、大院里停放的应急通信车、爬电线杆的脚扣、拨盘式的电话机、机架上排列有序的布线，这是我对通信行业的最初记忆。经常会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这么了解通信？那还要从我的母亲说起。
我叫刘阳，我母亲退休前是中国联通的一名员工。小时候，我常常跟着母亲去单位加班，去的次数多了，不仅熟悉了这些通信设备，也自然而然地跟妈妈的同事们打成了一片。在我印象中，母亲和这些叔叔阿姨，就跟众多通信人一样，默默无闻，他们立足于本职工作，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几十年如一日地为通信事业奋斗，留下了一个个坚实的脚印。
毕业后，怀揣着憧憬与梦想，带着母亲的教导与叮嘱，我也成为了一名通信人，至今已经在中国联通工作15年了。通过公司的新闻报道、先进生产者表彰、优秀党员公示，我看到了年少时在母亲单位相识的叔叔阿姨的名字，深刻感受到通信人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以及无私奉献的工作态度。正是这些平凡的通信人，他们或在前方守护，或在后方保障，才让我们这一代人可以享受到5G的高速率、大容量、低时延。而我刚刚步入小学的女儿，就是5G高速建设后的一名10后受益者。疫情期间，她不仅可以线上听课，还可以与老师进行实时在线交流。
时代在变，我们都在变，但通信人务实肯干的精神不会变。不知以后我的女儿会不会成为通信三代，但通信人一脉相承的精神会深深影响一代又一代，激励着他们不断前行。
#呼兰 笑是生活的麻药#
以前最喜欢的一句话是“电影不是济世良药，只是阿司匹林”
最近的喜欢的是呼兰的 “笑是生活的麻药”以及杨蒙恩的“没有天生的好人，只有被约束的文明者”
谢谢电影、电视剧、动漫、音乐、文学以及脱口秀，谢谢各位导演、歌手、演员、作家以及二次元纸片人，有了你们，这个世界才如此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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