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位85后创业者。他创办的音乐组织，名叫“众乐纪”。
他的单曲《行歌》、《理想三旬》，笼络了一片痴人。曾有粉丝这样评价他：
一些相异而又融洽的特质埋藏在他的经历中，组成他确立自我并处理环境的能力，从而呈现出生活层面上的智慧。
通过他本人的讲述，我们得以看到一个脱离标签，立体的陈鸿宇；以及，“众乐纪”背后的风雨故事。
陈鸿宇现在主要生活在北京，每到过年，他都要回到差不多2000公里之外的额尔古纳，那是他的家。
他说过年回家一开始只是习惯，时间久了，年头长了，次数多了，习惯就成了本能。
陈鸿宇自己也说不清成为音乐人，是习惯还是本能，但他能说清自己的“双重性格”的分界线，尽管“理性与感性交织得比较明显”。
他强调自己理性的时候比较多，而在进行创作以及“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才会更多表现出感性。
陈鸿宇确信自己能够把这两种思考方式和行为准则区分清楚，并且已经可以熟练地运用大脑的两部分进行思考。
思考青年人陈鸿宇的生活和思考独立音乐人陈鸿宇与文化厂牌众乐纪的现在与未来。
一、左右脑的聚会
关于独立音乐人陈鸿宇和文化厂牌众乐纪，他说这两件事虽然看起来需要用的脑子的区间不一样，但是对自己来说“还好”，因为其实做的是“同一件事”。
当他无时无刻不在想这件事的时候，“就不分左脑右脑了”，尽管一个是关于“音乐人”，一个是关于“公司”。
虽然有时候陈鸿宇自己也会把众乐纪简单地表达为“公司”，但是他还是更愿意清晰完整地将其解释为“青年文化品牌或者独立音乐品牌”。
因为之前的几张专辑用到了众筹的方式，竟然就稍稍连累众乐纪被误解为一个众筹平台，陈鸿宇觉得需要澄清：
众乐纪的真实样貌“有点像是一个聚合的平台”，这个平台与他本人面向外界散发的气质相符。
陈鸿宇试图用理性的表达来解释自己的感性气质，就是“我喜欢找朋友去玩、去合作”。被他找到的那些朋友包括音乐、绘画、舞蹈，总之分属于“文艺圈”的不同领域。
“众乐纪就是这样一个以音乐为主的合作组织。”陈鸿宇补充说，“它就是一个厂牌——众乐纪这三个字，众代表很多人一起，乐就是音乐，纪就是纪念性和留存度。”
在公开表达中，陈鸿宇总要把众乐纪放在自己的名字前面。
因为按照他的计划，应该是先有众乐纪，再有众乐纪的陈鸿宇，或者说自己应该是“众乐纪里面的陈鸿宇”，而非现在这样，他本人的名字成了众乐纪的定语。
对于自己的歌先火起来，被更多人知道，“连累”众乐纪成了自己名字的后缀这一事实，陈鸿宇感情复杂，不可能没有小小的满足与得意，但更多的是“尴尬”。因为这完全超出了他对自己的这个创业项目的规划。
在这个规划中，他更想先做好众乐纪：“把它做成一个优秀的厂牌，或者一个优秀的青年文化品牌”。
不过陈鸿宇自己承认，做一个厂牌或者一个公司，需要的能力、资源和机遇，与做一个音乐人是不一样的。
“做音乐人更多的是运气。”他说。
二、快餐店，运气，与音乐
这几乎是陈鸿宇对自己之前的创业经历的高度概括与总结。
现在来看可以轻松地理解为智慧的结晶，但对当事人来说，则是充满汗水与眼泪的经历，是进取、挣扎与妥协交织在一起的青春日记。
如果有人能问起陈鸿宇之前做餐饮店的经历，他会回以一个略带惊喜的睁大眼睛的表情，目光从圆形的眼镜片后面透过来。
像是穿过一道他已经走过的门，回看自己就在不太久之前的过往。
音乐被他认为是“运气行业”，起初根本不在一心想要创造自己的一番事业的宏大创业计划之内。
“我所有的计划都是围绕着我能够掌控一个组织机构或者一个管理的架构进行的。”陈鸿宇说。
这个初衷形成的时间比做快餐店还要早。
从内蒙古师范大学新闻学专业毕业之后，陈鸿宇来到北京。
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被他描述为“很小”的管理咨询公司，工作方式就是进入到别人的企业里，平均花费两三个月的时间为企业的某一项目做方案。
第二份工作是在一个管理培训公司，在那里，天天跟着讲师到处跑，“去做一到两天的销售和会计培训”——“乱七八糟的培训”，陈鸿宇像是补充，又像是强调。
这份工作给他的除了薪水，还有一项收获——“在工作里就是一种学习”。
陈鸿宇在这家公司累积下被他形容为游击队式的关于创业及关于管理的理念，他还顺道研究了EMBA，不过所有这些学习成果在他的快餐店的惨淡经营面前都没能发挥效用。
陈鸿宇的总结是：“开饭店，遇到更多的事还是厨师炒菜调料放多点，成本是不是高了，管理学的常识是没用的，只有了解这个行业，了解厨师的心理和配菜的心理才行。”
对自己学的那些管理学的知识，他评价为“术的层面的东西都是表面的，根本没用”。
陈鸿宇说自己会在创业这条路上一条道跑到黑，但绝不是一定要在做快餐这个坑里宁死不出来，他做了反思，认为自己“真地不适合在那个平台上继续下去”，好在“创造的心态和状态没有丢失”。
三、“原乡”第一步：出离
陈鸿宇决定还是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事做，他想到了音乐，于是有了后来为他赢得声名的《理想三旬》和众乐纪。
他当时已经确认要先做众乐纪，再做自己的歌，这里的“先”和“再”，不是时间顺序，而是重心选择，事实上，“这两件事可以一起同时做”，陈鸿宇说重心放在众乐纪，“歌的话，就是随心和顺其自然。”
他无法解释“随心和顺其自然”里理性和感性的成分各占多少，只能确认在许多时候，自己做的选择与决定，都会随心与顺其自然，比如当年选择大学要读的专业。
陈鸿宇当时报的志愿几乎包括了所有带有“管理”这两个字的专业，他说看到“管理”这两个字就想报着试试。
而后来他就读的新闻专业则是“稀里糊涂报上的”，于是那一年9月成了内蒙古师范大学新闻学专业的新生。
陈鸿宇对自己就读的专业满意的地方在于“不够具体”，同学们毕业之后去了报社和电视台。
而他到了北京，发现新闻专业背景丝毫没有影响他按照自己的需要和直觉把简历投到那些与管理相关的职位上。
多年之后的一个夏天，陈鸿宇说如果当年就有了现在所具备的逻辑，自己的大学可能会过得更快乐些，“专业甚至学校都无所谓，我会先选择城市。”
他说自己“可能不会在呼和浩特上大学”。
对于内蒙古人陈鸿宇来说，不在呼和浩特上大学已经是不可完成的愿望，因为那次选择已经是被封在时间轴上的过去式，或许这才是他会感到最郁闷的事。
好在，对他来说，出离故土，并非没有成功过。
1989年出生在额尔古纳这个位于呼伦贝尔的县级市，现在每年过年时的“回家”，被陈鸿宇视为一种仪式：
“一下车，空气都能闻到冷的味道，满地的雪，在家里经历的种种，冬天骑自行车上学，和同学打雪仗，屋里暖气特别热，室内外的温差有五六十度的感觉就都来了”——这个仪式就像“原乡”。
能够“原乡”，必然有先一步的“出离”。
陈鸿宇的第一次“出离”是到通辽读高中，在那个比额尔古纳更大的城市，在那个城市里总共有一万多名学生的重点中学里，他开始做乐队。
“出去上学，没人管了，家里人天高皇帝远，城市更大学校更大，信息更通畅”，这是陈鸿宇自己总结的在内蒙古一个不那么中心的城市，一个高中生能够起念并成功做成乐队的原因。
陈鸿宇说自己学习不好，并且当时已经是个“音乐少年”，但是从没有想过未来只靠音乐吃饭，而不去上大学。
他承认自己当时其实内心一直在“打架”，心里认为应该做想做的事，但自己的成长环境并不支持他在当时就跨出轨道之外那么远，陈鸿宇一直获得信息是，做音乐这件事情太靠运气了，“还是当做一个爱好得了。”他说。
尽管在通辽没能跨出轨道，但陈鸿宇还是把那里视为第一个也是至今唯一一个令自己做出人生里程碑式决定的城市。
之后他去过的所有城市都不再像通辽那样对他意义深刻，因为他已经掌握了一项关键技能：
在一个长线的生活状态下，一个人缓慢地思考，然后作出决定。
放弃快餐店，捡起音乐，陈鸿宇自己都没法解释这算是回归还是突破，看上去是一条新的路径，但是几乎每一块路基的纹路，他都充满感情并了如指掌。
在这条路上，将得到解放还是收获枷锁，他相信自己已经知道答案。
四、82岁少年身
陈鸿宇发现自己现在话语权更大了，作为一个人的自由度也更加充分，这很容易让人分不清社会的浪潮与自己内心之间的关系，“容易被卷走”，他说。
28岁的陈鸿宇确信自己现在已经能够分清这种关系，因为他的内心年龄已经有82岁，即便遇到外界施加的压力，也不会产生出如年少时候的波澜。
他把原因归结为自己见得多了，经历过的压力也多了。内心平静的结果，就是它能更加明了直觉给自己的指引和提示。
对于众乐纪，直觉非常重要，因为即便陈鸿宇本人也承认，差不多三年前开始做众乐纪时，无论是观念还是逻辑都还算不上清晰。
陈鸿宇说自己的性格是执行力强，不用等到万事俱备，马上就开始做，但是等到“做着做着发现不喜欢，热情消得也快。”
之前陈鸿宇尝试了很多东西，做音乐之后才发现了自己真正的内心所欲，比这更让他感到高兴的，应该是通过这次探索，他发现了自己原以为的性格“缺陷”其实并不存在：“原来我不是三分钟热血，只是没找到自己热爱的东西。”
音乐，是陈鸿宇热爱的东西，因为热爱音乐，有了众乐纪。
“关于众乐纪，说来不是一个公司，我想做一张合辑，用到我接触到行业的资源、行业的人。现在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我想做一个社群，把之前积累的逻辑、想法尝试放在这个平台上。”
陈鸿宇创建的这个平台，现在慢慢已经开始“签一些人了，还是以音乐内容为主，围绕这些内容再做延展”。这些延展主要是版权管理和音乐人“跨界的宣传和玩法”。
陈鸿宇想要众乐纪探索音乐怎么能像当初他自己在做合辑的时候那样与绘画结合；想要众乐纪尝试一个音乐演出平台的现场，能不能融合进让在场观众互动起来的方式。
五、纯天然创造者
陈鸿宇相信，一件事做好了，赚钱就是随便的事，把眼下的一件件事情做好，积累到一定的量之后，就会发生质变。
众乐纪走过的三年中，已经有过两次战略融资，也签了几个音乐人，他把这些视为自己的理念在现实中的小小反馈。
才到7月，陈鸿宇就已经有了众乐纪明年的目标，版权量要达到300首以上，再签一到两组“比较好”的音乐人。不过他对营收和未来是否有上市计划闭口不谈，因为这不在他的目标内容设置中。
尽管他承认这些也是“需要的”，但是“没什么用”。
他说自己可以被视为一个天然的创业者，然后他马上将这个标签修正为“创造者”。
无论是创业者还是创造者，陈鸿宇都毫不掩饰自己对于“掌控全局”的热情。不过这只针对像众乐纪这样更多时候需要有理性进行运作的事情。
“感性的我没法控制。”陈鸿宇说。他从没有主动以音乐对歌迷施加影响，甚至不会刻意地对他们的反应进行如他们所愿的回馈，“因为我没法控制音乐。”
陈鸿宇能够控制的是自己演出时的穿着，一次演唱会结束，歌迷们在网络中打听他穿的白衬衣哪里能买到。
对于陈鸿宇来说，这是有趣的信息，不过也只是有趣而已。
他并不会因为歌迷对这件白色衬衣的喜爱而影响自己的穿着，陈鸿宇只是觉得自己穿带领的衣服会好看些，“并不在乎这件衬衣是白的还是黑的。”
尽管在大多数的评论中，陈鸿宇被称为民谣音乐人，但他本人在“音乐人”前面唯一愿意加的定语是“独立”，他不会接受自己的音乐被限定在某一风格和类型中，的确，谁又能保证他不会做摇滚呢。
而事实上，“我已经在做了。”他说。
本文作者岳巍，财富特约撰稿人。转载自公众号财富中文网（id：FortuneChina-WeiXin）。广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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