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解释我国法律是否涉及国外代孕弃养#：#代孕生子遗弃国外需担责#】某女星在国外代孕生子之后，因二人感情不和，意欲将两个孩子弃养国外的新闻近日引起大众关注，相关微博热词阅读量超过50亿人次。在愤慨的同时，人们不禁要问，这种在国外代孕弃养的行为，我国法律能管吗？
1 任何形式代孕在我国皆不合法
代孕是指有生育能力的女性（即代孕母亲）借助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将受精卵植入子宫内，为他人（委托方）妊娠、分娩的行为。
代孕的类型多样。按照是否支付报酬，可分为无偿和有偿两种，有偿代孕也称为商业代孕。按照是否具有基因关联，分为妊娠型代孕和基因型代孕。妊娠型代孕中，生殖细胞来源于委托方的夫妻双方或捐赠者；基因型代孕中，代孕母亲需要提供卵子，代孕所生的小孩与代孕母亲具有基因关系和血缘关系。
这么多种代孕类型，在我国哪一种是合法的呢？答案是——都不合法。
代孕，将女性和婴儿当作商品进行交易，突破人类伦理底线，极易造成拐卖妇女儿童等社会问题的发生。
举例来说，吕某2018年加入某国际助孕中心。该中心以招工或代孕为名在菲律宾和越南招募女性，高薪引诱外籍女性偷渡至广州。吕某等人通过高额回报利诱、言语威胁等手段引诱、胁迫偷渡过来的女性从事代孕并牟取暴利，待外籍女子同意代孕之后，该组织对参与代孕的女性实施胚胎移植受孕手术，等受孕之后又分别安置在广州从化等地区的不同公寓。2018年9月至2019年1月期间，陈某与先后加入的胡某等人利用被害人怀有身孕行动不便，并以非法入境的违法身份进行威胁，采取安装监控探头、锁门等方式先后对38名被害人非法拘禁长达四五个月，直至被害人生育小孩时止。该代孕组织则从中获取暴利。
2020年12月28日，被告人陈某、吕某等因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构成非法拘禁罪，分别被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院判刑。
原卫生部2001年发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其中第三条规定了禁止代孕条款，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第二十二条规定，实施代孕技术的，给予警告、3万元以下罚款，并给予有关责任人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这是我国禁止代孕的法律基础，不过，《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是部门规章，效力低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法律效力较低，导致体系性规范的缺失。另一方面，禁止代孕条款限制的主体是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而非所有的自然人和组织。上述缺陷导致实际执法中的尴尬，卫生部门上门执法时，开展代孕业务的组织往往以自身不是医疗机构而拒绝接受检查，只能由工商行政部门以超范围经营或公安部门以非法行医查处。2015年4月起至12月底，国家卫生计生委等12部门在全国范围内联合开展了打击代孕专项行动，并制定了《开展打击代孕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如果要全面禁止代孕，需要建立专门性、体系性的法律进行规制，例如将组织代孕纳入刑法的处罚范围内，在更高位阶的法律层面而非只是部门规章中禁止代孕行为。
2 代孕所生子女受同等法律保护
抚养，主要是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等长辈对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等晚辈的抚育、教养。代孕非法，委托代孕协议常被法院认定为无效。但这并不影响法官在代孕所生的孩子出现抚养权、监护权纠纷时，作出裁判。
罗先生与陈女士于2007年结婚后一直未生育，后来，罗先生与陈女士通过购买他人卵子，并由罗先生提供精子，通过体外授精联合胚胎移植技术，出资委托其他女性代孕，生育一对双胞胎，两个孩子出生后随罗先生、陈女士共同生活。2014年罗先生因病去世后，他的父母以监护权纠纷起诉至法院，要求确认他们作为两名孩子的监护人，并将两名小孩交由他们抚养。这就是曾经备受关注的“全国首例代孕子女监护权案”。
一审法院认为陈女士与两个孩子既不存在自然血亲关系，也不存在拟制血亲关系，在罗先生死亡、生母不明的情况下，为充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现在祖父母要求抚养两名小孩，并作为其法定监护人，合法有据，予以支持。
陈女士上诉后，2016年6月17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了一审判决，并驳回了罗先生父母的诉讼请求，认定孩子的监护权和抚养权还是陈女士的。二审法院认为，缔结婚姻关系之后一方的非婚生子女，如果作为非生父母的夫或妻一方知晓并接受该子女为其子女，同时与该子女共同生活达相当期限，并对该子女履行了抚养教育之义务的，形成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
这份判决充分阐释了在代孕所生子女的监护权纠纷中，法院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如何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而非仅着眼于对代孕行为的合法与否进行司法裁判。无论对非法代孕行为如何否定与谴责，代孕所生子女当属无辜，其合法权益理应受到法律保护。因此，不管是婚生子女还是非婚生子女，是自然生育子女抑或是以人工生殖方式包括代孕方式所生子女，均应给予一体同等保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一致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应视为婚生子女，父母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民法典的有关规定。因此，本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代孕所生子女与其他人类生殖辅助技术所生子女，都应视为婚生子，享有同等的权利。
因此，委托方对于代孕所生的子女具有抚养义务，而抚养义务的认定并不意味着代孕合法，这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体现。
3 跨境代孕使法律纠纷更复杂
虽然我国法律禁止代孕，但不少人仍会选择前往代孕合法或相对无限制的国家进行跨境代孕，例如美国、印度、泰国等。跨境代孕不仅涉及重大的道德伦理问题，而且还会带来国籍认定、亲子关系认定等众多问题。
2008年，一对德国夫妻前往印度通过代孕产下一对双胞胎。印度法律允许商业代孕，代孕母亲签订代孕合同时已表明放弃其对所生代孕子女的亲权，因此这对双胞胎儿童无法取得印度国籍。同时，德国法律明确禁止所有形式的代孕，即便代孕子女与委托方夫妻有血缘联系，德国也不承认代孕儿童与委托方夫妻的关系，因而代孕儿童无法获得德国国籍。这引发了印度与德国之间在代孕儿童法定父母身份认定方面的法律冲突，使代孕子女国籍无法确定。最终，这对德国夫妻根据德国的法律以跨国收养的方式使这对双胞胎获得国籍。
发生在国外的另一起案件中，一对澳洲夫妇与一名泰国代孕母亲签订了代孕协议，在产检中发现代孕的胎儿患有唐氏综合征，澳洲夫妇因胎儿异常要求按照协议终止妊娠，但代孕母亲不同意。最后，澳洲夫妇拒绝带患儿回国。代孕母亲只能根据代孕协议条款履行义务，她没有能力向澳洲夫妇支付高额违约金。
4 代孕生子遗弃国外也要担责
代孕所生子女，与委托方夫妻建立抚养生活关系后，应当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例如要求支付抚养费的权利，继承父母财产的权利。当代孕所生子女出生在国外，出生后子女已经交由委托方夫妻抚养，这时，按照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双方已然形成了抚养关系。委托方夫妻即使将孩子弃养在国外，也要承担法律责任。
首先是将子女遗弃在国外的民事责任。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八条规定了父母对孩子的抚养义务，夫妻双方共同承担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第一千零六十七条规定了抚养费条款，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
为了明确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合理解决涉外民事争议，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制定了《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父母子女人身、财产关系，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中有利于保护弱者权益的法律。第二十九条规定，扶养，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者主要财产所在地法律中有利于保护被扶养人权益的法律。
因此，即使父母一方将代孕所生子女遗弃在国外的，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或组织也可以在中国起诉，要求国内的父母一方履行抚养义务，支付抚养费。
其次是将代孕子女遗弃在国外的刑事责任。负有扶养义务的人，对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行为，构成遗弃罪，犯此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当然，弃养并非一定构成遗弃罪，遗弃行为必须达到情节恶劣程度的，才构成犯罪。根据司法实践经验，遗弃行为情节恶劣是指：由于遗弃而致被害人重伤、死亡的；被害人因被遗弃而生活无着，流离失所的；行为人屡经教育，拒绝改正而使被害人的生活陷于危难境地的等等。
中国公民将代孕所生的子女遗弃在国外，情节恶劣的，我国法律如何管辖，这涉及刑法第七条属人管辖权的规定，中国公民在中国领域外犯刑法规定之罪的，适用刑法，但是按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条的遗弃罪最高刑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遗弃罪是纯正不作为犯罪，遗弃本身是犯罪人对自己应尽义务的推诿、不履行，是一种放任遗弃对象处于生活无助状态的犯罪心理，其没有主动实施特定加害行为的意思。因此，中国公民在国外遗弃未成年的婚生子女、继子女、代孕所生子女的，或者人在国内，孩子在国外，拒不履行应尽义务的，情节恶劣的，仍要受到中国刑法的处罚。
代孕行为无论在法律上还是伦理上均不被允许。对于代孕的行为规制，我国应当建立全面的体系化的法律制度，制定更高位阶的法律。商业代孕把人的生育能力视为一种牟利的工具，其本身就蕴含着对生命的不尊重。同时，也会进一步引发一系列社会伦理和法律问题，如基于代孕而产生的诈骗等犯罪行为，监护权、抚养权、继承权争议等。代孕非法，代孕所生子女却是无辜的，对于他们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也应当在法律中予以明确，防止造成未成年人保护的缺位。不可否认，现实中确实存在许多因各种原因不能生育却又对子女有强烈渴望的家庭，对于这种家庭，可以通过收养等合法途径来解决实际需求。（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秦鹏博）#洞见计划#
1 任何形式代孕在我国皆不合法
代孕是指有生育能力的女性（即代孕母亲）借助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将受精卵植入子宫内，为他人（委托方）妊娠、分娩的行为。
代孕的类型多样。按照是否支付报酬，可分为无偿和有偿两种，有偿代孕也称为商业代孕。按照是否具有基因关联，分为妊娠型代孕和基因型代孕。妊娠型代孕中，生殖细胞来源于委托方的夫妻双方或捐赠者；基因型代孕中，代孕母亲需要提供卵子，代孕所生的小孩与代孕母亲具有基因关系和血缘关系。
这么多种代孕类型，在我国哪一种是合法的呢？答案是——都不合法。
代孕，将女性和婴儿当作商品进行交易，突破人类伦理底线，极易造成拐卖妇女儿童等社会问题的发生。
举例来说，吕某2018年加入某国际助孕中心。该中心以招工或代孕为名在菲律宾和越南招募女性，高薪引诱外籍女性偷渡至广州。吕某等人通过高额回报利诱、言语威胁等手段引诱、胁迫偷渡过来的女性从事代孕并牟取暴利，待外籍女子同意代孕之后，该组织对参与代孕的女性实施胚胎移植受孕手术，等受孕之后又分别安置在广州从化等地区的不同公寓。2018年9月至2019年1月期间，陈某与先后加入的胡某等人利用被害人怀有身孕行动不便，并以非法入境的违法身份进行威胁，采取安装监控探头、锁门等方式先后对38名被害人非法拘禁长达四五个月，直至被害人生育小孩时止。该代孕组织则从中获取暴利。
2020年12月28日，被告人陈某、吕某等因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构成非法拘禁罪，分别被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院判刑。
原卫生部2001年发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其中第三条规定了禁止代孕条款，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第二十二条规定，实施代孕技术的，给予警告、3万元以下罚款，并给予有关责任人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这是我国禁止代孕的法律基础，不过，《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是部门规章，效力低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法律效力较低，导致体系性规范的缺失。另一方面，禁止代孕条款限制的主体是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而非所有的自然人和组织。上述缺陷导致实际执法中的尴尬，卫生部门上门执法时，开展代孕业务的组织往往以自身不是医疗机构而拒绝接受检查，只能由工商行政部门以超范围经营或公安部门以非法行医查处。2015年4月起至12月底，国家卫生计生委等12部门在全国范围内联合开展了打击代孕专项行动，并制定了《开展打击代孕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如果要全面禁止代孕，需要建立专门性、体系性的法律进行规制，例如将组织代孕纳入刑法的处罚范围内，在更高位阶的法律层面而非只是部门规章中禁止代孕行为。
2 代孕所生子女受同等法律保护
抚养，主要是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等长辈对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等晚辈的抚育、教养。代孕非法，委托代孕协议常被法院认定为无效。但这并不影响法官在代孕所生的孩子出现抚养权、监护权纠纷时，作出裁判。
罗先生与陈女士于2007年结婚后一直未生育，后来，罗先生与陈女士通过购买他人卵子，并由罗先生提供精子，通过体外授精联合胚胎移植技术，出资委托其他女性代孕，生育一对双胞胎，两个孩子出生后随罗先生、陈女士共同生活。2014年罗先生因病去世后，他的父母以监护权纠纷起诉至法院，要求确认他们作为两名孩子的监护人，并将两名小孩交由他们抚养。这就是曾经备受关注的“全国首例代孕子女监护权案”。
一审法院认为陈女士与两个孩子既不存在自然血亲关系，也不存在拟制血亲关系，在罗先生死亡、生母不明的情况下，为充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现在祖父母要求抚养两名小孩，并作为其法定监护人，合法有据，予以支持。
陈女士上诉后，2016年6月17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了一审判决，并驳回了罗先生父母的诉讼请求，认定孩子的监护权和抚养权还是陈女士的。二审法院认为，缔结婚姻关系之后一方的非婚生子女，如果作为非生父母的夫或妻一方知晓并接受该子女为其子女，同时与该子女共同生活达相当期限，并对该子女履行了抚养教育之义务的，形成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
这份判决充分阐释了在代孕所生子女的监护权纠纷中，法院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如何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而非仅着眼于对代孕行为的合法与否进行司法裁判。无论对非法代孕行为如何否定与谴责，代孕所生子女当属无辜，其合法权益理应受到法律保护。因此，不管是婚生子女还是非婚生子女，是自然生育子女抑或是以人工生殖方式包括代孕方式所生子女，均应给予一体同等保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一致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应视为婚生子女，父母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民法典的有关规定。因此，本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代孕所生子女与其他人类生殖辅助技术所生子女，都应视为婚生子，享有同等的权利。
因此，委托方对于代孕所生的子女具有抚养义务，而抚养义务的认定并不意味着代孕合法，这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体现。
3 跨境代孕使法律纠纷更复杂
虽然我国法律禁止代孕，但不少人仍会选择前往代孕合法或相对无限制的国家进行跨境代孕，例如美国、印度、泰国等。跨境代孕不仅涉及重大的道德伦理问题，而且还会带来国籍认定、亲子关系认定等众多问题。
2008年，一对德国夫妻前往印度通过代孕产下一对双胞胎。印度法律允许商业代孕，代孕母亲签订代孕合同时已表明放弃其对所生代孕子女的亲权，因此这对双胞胎儿童无法取得印度国籍。同时，德国法律明确禁止所有形式的代孕，即便代孕子女与委托方夫妻有血缘联系，德国也不承认代孕儿童与委托方夫妻的关系，因而代孕儿童无法获得德国国籍。这引发了印度与德国之间在代孕儿童法定父母身份认定方面的法律冲突，使代孕子女国籍无法确定。最终，这对德国夫妻根据德国的法律以跨国收养的方式使这对双胞胎获得国籍。
发生在国外的另一起案件中，一对澳洲夫妇与一名泰国代孕母亲签订了代孕协议，在产检中发现代孕的胎儿患有唐氏综合征，澳洲夫妇因胎儿异常要求按照协议终止妊娠，但代孕母亲不同意。最后，澳洲夫妇拒绝带患儿回国。代孕母亲只能根据代孕协议条款履行义务，她没有能力向澳洲夫妇支付高额违约金。
4 代孕生子遗弃国外也要担责
代孕所生子女，与委托方夫妻建立抚养生活关系后，应当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例如要求支付抚养费的权利，继承父母财产的权利。当代孕所生子女出生在国外，出生后子女已经交由委托方夫妻抚养，这时，按照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双方已然形成了抚养关系。委托方夫妻即使将孩子弃养在国外，也要承担法律责任。
首先是将子女遗弃在国外的民事责任。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八条规定了父母对孩子的抚养义务，夫妻双方共同承担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第一千零六十七条规定了抚养费条款，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
为了明确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合理解决涉外民事争议，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制定了《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父母子女人身、财产关系，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中有利于保护弱者权益的法律。第二十九条规定，扶养，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者主要财产所在地法律中有利于保护被扶养人权益的法律。
因此，即使父母一方将代孕所生子女遗弃在国外的，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或组织也可以在中国起诉，要求国内的父母一方履行抚养义务，支付抚养费。
其次是将代孕子女遗弃在国外的刑事责任。负有扶养义务的人，对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行为，构成遗弃罪，犯此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当然，弃养并非一定构成遗弃罪，遗弃行为必须达到情节恶劣程度的，才构成犯罪。根据司法实践经验，遗弃行为情节恶劣是指：由于遗弃而致被害人重伤、死亡的；被害人因被遗弃而生活无着，流离失所的；行为人屡经教育，拒绝改正而使被害人的生活陷于危难境地的等等。
中国公民将代孕所生的子女遗弃在国外，情节恶劣的，我国法律如何管辖，这涉及刑法第七条属人管辖权的规定，中国公民在中国领域外犯刑法规定之罪的，适用刑法，但是按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条的遗弃罪最高刑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遗弃罪是纯正不作为犯罪，遗弃本身是犯罪人对自己应尽义务的推诿、不履行，是一种放任遗弃对象处于生活无助状态的犯罪心理，其没有主动实施特定加害行为的意思。因此，中国公民在国外遗弃未成年的婚生子女、继子女、代孕所生子女的，或者人在国内，孩子在国外，拒不履行应尽义务的，情节恶劣的，仍要受到中国刑法的处罚。
代孕行为无论在法律上还是伦理上均不被允许。对于代孕的行为规制，我国应当建立全面的体系化的法律制度，制定更高位阶的法律。商业代孕把人的生育能力视为一种牟利的工具，其本身就蕴含着对生命的不尊重。同时，也会进一步引发一系列社会伦理和法律问题，如基于代孕而产生的诈骗等犯罪行为，监护权、抚养权、继承权争议等。代孕非法，代孕所生子女却是无辜的，对于他们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也应当在法律中予以明确，防止造成未成年人保护的缺位。不可否认，现实中确实存在许多因各种原因不能生育却又对子女有强烈渴望的家庭，对于这种家庭，可以通过收养等合法途径来解决实际需求。（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秦鹏博）#洞见计划#
#特稿·傲慢与偏见：谁制造了“中国威胁论”# 【民主？利益？——美国排华法案的出台】
1896年9月2日，李鸿章乘坐的专列经纽约、费城抵达了美国首都华盛顿。华盛顿车站张灯结彩，鼓乐喧天，清朝的黄龙旗和美国的星条旗迎风飘扬。
73岁的李鸿章在这次历时半年多的欧美之行中，每到一地，都要用他自己携带的轿子代步，而东道主为了表示尊重，也往往派出军人或警察，充当李鸿章的轿夫。从各国媒体的报道看，这些洋轿夫们显然将这当作了一项光荣而有趣的任务。
可就在美国，李鸿章遭遇了尴尬：车站警察拒绝抬轿。即使陪同李鸿章访问的美国武官把好话说尽，华盛顿车站的警长还是严禁手下执行这一特殊任务。美国武官无奈，只好到站外找了4名负责外围警戒任务的警察，但那固执的警长仍然将这些外围的警察赶出车站。
李鸿章立等良久，最后由车站的管理人员找了4名铁路工人，才将李鸿章的轿子抬到了等候站外的马车边。
那位敢于怠慢总理级国宾的车站警长，原来是爱尔兰后裔，此举是为了报复李鸿章对美国爱尔兰人的抨击。
就在前一天，李鸿章在纽约接受了各报的联合采访，猛烈抨击了美国的排华政策。他认为：“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而这一排华法案正是“由于受到爱尔兰裔移民欲独霸加州劳工市场的影响，因为中国人是他们很强的竞争对手，所以他们想排除华人”。
李鸿章毫不客气地将矛头指向了爱尔兰人，此举在美国爱尔兰裔社区引发了巨大的愤怒，这位警长正好借题发挥，严禁手下警察去承担这一超出正常工作范围的抬轿子任务。
李鸿章还向美国媒体呼吁：“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承认，竞争促使全世界的市场迸发活力，而竞争既适用于商品也适用于劳动力……不要把我看成中国的什么高官，而要看成一名国际主义者；不要把我当作达官贵人，而要当作中国或世界其他国家一名普通公民。请让我问问，你们把廉价的华人劳工逐出美国究竟能获得什么呢？廉价劳工意味着更便宜的商品，顾客以低廉价格就能买到高级的商品。”
无论是在美洲的“旧金山”还是澳洲的“新金山”（墨尔本），中国劳工都做出了巨大贡献，甚至一度成为主力军，仅1852年华人就曾占到了加利福尼亚全州人口的1/4。他们不仅勤奋、聪明，而且远比爱尔兰人廉价，他们甚至还会自己承担做饭、洗衣这些应由“妇女们承担的工作”；而更为主要的是，中国人十分本分，从来不参加什么工会之类的组织去和老板们作对，相对于酗酒、喜欢聚众闹事、懒惰的爱尔兰人，华人深受老板们的青睐。
但是，在企业主眼中无可挑剔的中国人，却让以爱尔兰人为主体的美、澳“工人阶级”大为不满。为了保护自己的饭碗和利益，美、澳的“工人阶级”和工会组织成为反华排华的急先锋和主力军。爱尔兰工人在工会的暗中组织下，对华工实行暴力攻击，美、澳政府有时甚至不得不出动准军事部队才能镇压下去，以解救那些侥幸没有伤亡的华工。而那些雇佣了华工的企业主，则被激进的工人组织妖魔化为“民族败类”，甚至受到了“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保护委员会”之类更为激进的恐怖组织的暴力威胁。
在美、澳这两个民意主宰一切的“民主”国家，爱尔兰工人们掌握着大量的选票，而中国人则没有任何公民权，博弈的结果是很显然的：美国方面，参众两院于1877年公布《调查中国人入境问题特别委员会报告书》，公开宣称中国人将“如同加利福尼亚州的蝗虫危害农夫的田地一样”危害美国。
“黄祸论”让中国在西方的形象愈变愈丑陋，以至在美国，侮辱、戕害华人“不需要理由”。华人因此而伤亡的人数，损失的财产难以估量。以1885年美国怀俄明州石泉城发生的屠杀华工事件为例，当时就有“28人被残杀，15人受重伤……被焚烧和抢劫的华工财产共147748美元”。汹涌的排华风潮促使美国国会在1882年通过了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宣布“绝对禁止华工入境十年”。需要说明的是，直到130年后的2012年，美国国会才通过决议，为《排华法案》致歉，但英文原词是“regret”（遗憾），而不是“apology”（道歉）。而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东南亚各地，也在“黄祸”声中，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排华浪潮。
在美国排华风潮中，曾有华工向清政府反映“华工有‘十苦’”，希望予以解救。国内也有士人撰文披露华工苦状，抨击西方殖民当局挑动土著与华人矛盾、残害华工的罪行，要求清政府对“出洋华民必须设法保护”，并警告，如果对此不闻不问，“恐致漓涣”。清政府也通过外交途径，对排华行径表示“抗议”；驻外使领人员则对各地排华事件进行调查，并提出赔偿要求。例如，石泉城大屠杀期间，驻美公使郑藻如就立即要求美方“赔偿损失并惩处罪犯”。李鸿章对中国劳工遭受蹂躏也“感到不安”。在中美1880年修改条约谈判中，中国代表李鸿藻和宝鋆曾向美方指出，“中国的移民是美国经济的勤劳而又廉价的劳动力的一个来源”，并警告说，美国的排华行动“将危害美中两国之间互相有利的经济关系”。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清政府的外交努力并没有什么成效。
澳大利亚方面，到1888年其所有殖民地便全面拒绝引进华工，而1901年刚成立的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第一项立法就是确定排斥亚洲人的“白澳政策”，第一项海外军事行动则是派出军队和军舰北上（隶属英军），参加八国联军对中国的入侵行动。(文/南晨）（未完待续)
1896年9月2日，李鸿章乘坐的专列经纽约、费城抵达了美国首都华盛顿。华盛顿车站张灯结彩，鼓乐喧天，清朝的黄龙旗和美国的星条旗迎风飘扬。
73岁的李鸿章在这次历时半年多的欧美之行中，每到一地，都要用他自己携带的轿子代步，而东道主为了表示尊重，也往往派出军人或警察，充当李鸿章的轿夫。从各国媒体的报道看，这些洋轿夫们显然将这当作了一项光荣而有趣的任务。
可就在美国，李鸿章遭遇了尴尬：车站警察拒绝抬轿。即使陪同李鸿章访问的美国武官把好话说尽，华盛顿车站的警长还是严禁手下执行这一特殊任务。美国武官无奈，只好到站外找了4名负责外围警戒任务的警察，但那固执的警长仍然将这些外围的警察赶出车站。
李鸿章立等良久，最后由车站的管理人员找了4名铁路工人，才将李鸿章的轿子抬到了等候站外的马车边。
那位敢于怠慢总理级国宾的车站警长，原来是爱尔兰后裔，此举是为了报复李鸿章对美国爱尔兰人的抨击。
就在前一天，李鸿章在纽约接受了各报的联合采访，猛烈抨击了美国的排华政策。他认为：“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而这一排华法案正是“由于受到爱尔兰裔移民欲独霸加州劳工市场的影响，因为中国人是他们很强的竞争对手，所以他们想排除华人”。
李鸿章毫不客气地将矛头指向了爱尔兰人，此举在美国爱尔兰裔社区引发了巨大的愤怒，这位警长正好借题发挥，严禁手下警察去承担这一超出正常工作范围的抬轿子任务。
李鸿章还向美国媒体呼吁：“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承认，竞争促使全世界的市场迸发活力，而竞争既适用于商品也适用于劳动力……不要把我看成中国的什么高官，而要看成一名国际主义者；不要把我当作达官贵人，而要当作中国或世界其他国家一名普通公民。请让我问问，你们把廉价的华人劳工逐出美国究竟能获得什么呢？廉价劳工意味着更便宜的商品，顾客以低廉价格就能买到高级的商品。”
无论是在美洲的“旧金山”还是澳洲的“新金山”（墨尔本），中国劳工都做出了巨大贡献，甚至一度成为主力军，仅1852年华人就曾占到了加利福尼亚全州人口的1/4。他们不仅勤奋、聪明，而且远比爱尔兰人廉价，他们甚至还会自己承担做饭、洗衣这些应由“妇女们承担的工作”；而更为主要的是，中国人十分本分，从来不参加什么工会之类的组织去和老板们作对，相对于酗酒、喜欢聚众闹事、懒惰的爱尔兰人，华人深受老板们的青睐。
但是，在企业主眼中无可挑剔的中国人，却让以爱尔兰人为主体的美、澳“工人阶级”大为不满。为了保护自己的饭碗和利益，美、澳的“工人阶级”和工会组织成为反华排华的急先锋和主力军。爱尔兰工人在工会的暗中组织下，对华工实行暴力攻击，美、澳政府有时甚至不得不出动准军事部队才能镇压下去，以解救那些侥幸没有伤亡的华工。而那些雇佣了华工的企业主，则被激进的工人组织妖魔化为“民族败类”，甚至受到了“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保护委员会”之类更为激进的恐怖组织的暴力威胁。
在美、澳这两个民意主宰一切的“民主”国家，爱尔兰工人们掌握着大量的选票，而中国人则没有任何公民权，博弈的结果是很显然的：美国方面，参众两院于1877年公布《调查中国人入境问题特别委员会报告书》，公开宣称中国人将“如同加利福尼亚州的蝗虫危害农夫的田地一样”危害美国。
“黄祸论”让中国在西方的形象愈变愈丑陋，以至在美国，侮辱、戕害华人“不需要理由”。华人因此而伤亡的人数，损失的财产难以估量。以1885年美国怀俄明州石泉城发生的屠杀华工事件为例，当时就有“28人被残杀，15人受重伤……被焚烧和抢劫的华工财产共147748美元”。汹涌的排华风潮促使美国国会在1882年通过了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宣布“绝对禁止华工入境十年”。需要说明的是，直到130年后的2012年，美国国会才通过决议，为《排华法案》致歉，但英文原词是“regret”（遗憾），而不是“apology”（道歉）。而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东南亚各地，也在“黄祸”声中，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排华浪潮。
在美国排华风潮中，曾有华工向清政府反映“华工有‘十苦’”，希望予以解救。国内也有士人撰文披露华工苦状，抨击西方殖民当局挑动土著与华人矛盾、残害华工的罪行，要求清政府对“出洋华民必须设法保护”，并警告，如果对此不闻不问，“恐致漓涣”。清政府也通过外交途径，对排华行径表示“抗议”；驻外使领人员则对各地排华事件进行调查，并提出赔偿要求。例如，石泉城大屠杀期间，驻美公使郑藻如就立即要求美方“赔偿损失并惩处罪犯”。李鸿章对中国劳工遭受蹂躏也“感到不安”。在中美1880年修改条约谈判中，中国代表李鸿藻和宝鋆曾向美方指出，“中国的移民是美国经济的勤劳而又廉价的劳动力的一个来源”，并警告说，美国的排华行动“将危害美中两国之间互相有利的经济关系”。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清政府的外交努力并没有什么成效。
澳大利亚方面，到1888年其所有殖民地便全面拒绝引进华工，而1901年刚成立的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第一项立法就是确定排斥亚洲人的“白澳政策”，第一项海外军事行动则是派出军队和军舰北上（隶属英军），参加八国联军对中国的入侵行动。(文/南晨）（未完待续)
【“通俄”让我们忽视了美国根本的弱点】
光阴蹉跎，在近两年半前一个令人痛苦的夜晚，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如期当选为美利坚合众国第45任总统。他的获胜是一场政治丑闻，是民主告急，是道德上的蒙羞——但罗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经过权威调查后似已得出结论，特朗普的获胜并非叛国阴谋的非法产物。
其中没有串谋。总统不是满洲候选人(Manchurian candidate)。我们也不能把一切都归咎于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
的确，穆勒调查结果真正的骇人之处莫过于我们不需要普京来操纵局势。我们如今知道，在我们混乱的民主制度下，一个如特朗普般不称职的人，真的可以合法取得总统一职的所有惊人权力，而无需外国傀儡大佬所左右。
第二个真正的骇人之处是，一个历史机遇的浪费。在忙于追逐幻想中的“串谋”幽灵的年头里，我们全都忽视了美国制度无所不在的结构性弱点，从它的政党到新闻媒体到倾斜的经济格局，以及最为重要的，其不公正的民主机制。
穆勒的起诉书表明，俄罗斯特工曾通过在社交媒体上挑拨离间、黑客攻击并散播民主党人邮件的方式插手2016年大选。但现在，指出特朗普获胜主要不在于俄方插手，而在于美国所固有的不足之处，似乎是更为明智的做法。匆忙指责通俄的过程中，我们浪费了时间，浪费了政治机遇，我们本可以藉此反思一下如何防止特朗普式的灾难再度发生。
我是在将这一切和盘托出，因为在接下来的乱局中，最最容易的莫过于在误导中迷失自我。如果你是自由主义者，你可能尤其忍不住会顺从那些不断发抗议推文、愤懑又尴尬的时政专家们，他们如今正抛出无数理由淡化穆勒的调查结论：我们还没看到整篇报道！司法部长是个马屁精！别忘了还有针对其他罪行的调查！
这些固然都很重要。但也别忽视引发关注的结论。就像特朗普获胜本身一样，穆勒的无串谋结论应当留下印记。它就像一个臭鸡蛋落在了政界和媒体身上，这一制度已把赌注全压在它自己对这件事的利己——且是错误的——理论上。在我们着手开始更多调查之前，现在值得检视一下为何串谋的幻想令我们如此多的人如此难以抵挡，以及我们本可以用这些时间做点什么别的。
我的理论是：串谋是个诱人且方便的妄想。对于许多美国人，特朗普真的赢了这个简单的事实可怖到令人难以承受。一个种族主义者、厌恶女性者、连环骗子如此轻易地溜过美国生活的每一道把关人，这表明我们生活的核心存在某种深层的病态。
特别是，特朗普的获胜表明，主流新闻媒体内部存在结构性失误，这些主流媒体的领先品牌曾通过大量电视报道推动这位表演家的崛起；对他的每一个噱头报以更多关注；并将他的对手微不足道的邮件管理混乱升级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丑闻。
特朗普的胜利也表明了我们政党的失败。在与极端分子眉来眼去多年后，共和党人创造了这样一种环境——一个种族主义的煽动政客就可以把他们整个吞下去。
与此同时，民主党人完全无视搅乱他们阵营的经济和社会不安情绪，提名了一位极不受欢迎的候选人，她对美国生活没有任何新颖的愿景。她还忘了在密歇根搞竞选活动。
在这场美国悲剧当中，还有其他一些次要因素：吉姆·科米(Jim Comey)的哗众取宠；科技巨头无法察觉或遏制其新通信平台的混乱力量；我们在选举问题上的集体数学盲；以及对我们国家企业的脆弱性天真地缺乏认识。
最后还有一个明显的宪法缺陷。无需两年的联邦调查就能得出2016年大选最重要的一个教训：美国并不平等对待所有选民和所有选票。在全国范围内，成千上万，甚至可能上百万人的声音被压制。数百万张选票基本上没有被统计，因为选举人团制度的反常性，中西部地区几千张选票的地位超过了加州的几百万张。
虽然有些姗姗来迟，但我们的确已经开始把聚光灯对准这些根深蒂固的问题。但穆勒的调查耗尽了所有的政治能量。对于政治和媒体机构中的许多人来说，特朗普共谋的可能性为他们的集体共谋提供了道义上的遮丑。我们中的许多人并没有开始努力解决到底是什么出了问题，而是陷入了社交媒体推动的反馈循环中，寻找一种即时的解决方案：关于小便的狂欢录像会出现，消除所有可笑的误会。
这样看来，2016年的故事看上去相当简单：特朗普是腐败的，是人民拙劣的选择，他们深陷党派不信任；对种族问题感到不满；向他们提供信息的新闻媒体困境重重、支离破碎；他们还要在一个长久以来只对最富有的公民有利的经济和政治系统中辛苦工作。
特朗普的胜利意味着系统性的失败。最后，唯一一场重要的“黄金雨”是浸透美国民主的那场雨——但它下了这样长的时间、这样猛烈，我们几乎可以心安理得地忽视这场风暴。
光阴蹉跎，在近两年半前一个令人痛苦的夜晚，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如期当选为美利坚合众国第45任总统。他的获胜是一场政治丑闻，是民主告急，是道德上的蒙羞——但罗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经过权威调查后似已得出结论，特朗普的获胜并非叛国阴谋的非法产物。
其中没有串谋。总统不是满洲候选人(Manchurian candidate)。我们也不能把一切都归咎于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
的确，穆勒调查结果真正的骇人之处莫过于我们不需要普京来操纵局势。我们如今知道，在我们混乱的民主制度下，一个如特朗普般不称职的人，真的可以合法取得总统一职的所有惊人权力，而无需外国傀儡大佬所左右。
第二个真正的骇人之处是，一个历史机遇的浪费。在忙于追逐幻想中的“串谋”幽灵的年头里，我们全都忽视了美国制度无所不在的结构性弱点，从它的政党到新闻媒体到倾斜的经济格局，以及最为重要的，其不公正的民主机制。
穆勒的起诉书表明，俄罗斯特工曾通过在社交媒体上挑拨离间、黑客攻击并散播民主党人邮件的方式插手2016年大选。但现在，指出特朗普获胜主要不在于俄方插手，而在于美国所固有的不足之处，似乎是更为明智的做法。匆忙指责通俄的过程中，我们浪费了时间，浪费了政治机遇，我们本可以藉此反思一下如何防止特朗普式的灾难再度发生。
我是在将这一切和盘托出，因为在接下来的乱局中，最最容易的莫过于在误导中迷失自我。如果你是自由主义者，你可能尤其忍不住会顺从那些不断发抗议推文、愤懑又尴尬的时政专家们，他们如今正抛出无数理由淡化穆勒的调查结论：我们还没看到整篇报道！司法部长是个马屁精！别忘了还有针对其他罪行的调查！
这些固然都很重要。但也别忽视引发关注的结论。就像特朗普获胜本身一样，穆勒的无串谋结论应当留下印记。它就像一个臭鸡蛋落在了政界和媒体身上，这一制度已把赌注全压在它自己对这件事的利己——且是错误的——理论上。在我们着手开始更多调查之前，现在值得检视一下为何串谋的幻想令我们如此多的人如此难以抵挡，以及我们本可以用这些时间做点什么别的。
我的理论是：串谋是个诱人且方便的妄想。对于许多美国人，特朗普真的赢了这个简单的事实可怖到令人难以承受。一个种族主义者、厌恶女性者、连环骗子如此轻易地溜过美国生活的每一道把关人，这表明我们生活的核心存在某种深层的病态。
特别是，特朗普的获胜表明，主流新闻媒体内部存在结构性失误，这些主流媒体的领先品牌曾通过大量电视报道推动这位表演家的崛起；对他的每一个噱头报以更多关注；并将他的对手微不足道的邮件管理混乱升级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丑闻。
特朗普的胜利也表明了我们政党的失败。在与极端分子眉来眼去多年后，共和党人创造了这样一种环境——一个种族主义的煽动政客就可以把他们整个吞下去。
与此同时，民主党人完全无视搅乱他们阵营的经济和社会不安情绪，提名了一位极不受欢迎的候选人，她对美国生活没有任何新颖的愿景。她还忘了在密歇根搞竞选活动。
在这场美国悲剧当中，还有其他一些次要因素：吉姆·科米(Jim Comey)的哗众取宠；科技巨头无法察觉或遏制其新通信平台的混乱力量；我们在选举问题上的集体数学盲；以及对我们国家企业的脆弱性天真地缺乏认识。
最后还有一个明显的宪法缺陷。无需两年的联邦调查就能得出2016年大选最重要的一个教训：美国并不平等对待所有选民和所有选票。在全国范围内，成千上万，甚至可能上百万人的声音被压制。数百万张选票基本上没有被统计，因为选举人团制度的反常性，中西部地区几千张选票的地位超过了加州的几百万张。
虽然有些姗姗来迟，但我们的确已经开始把聚光灯对准这些根深蒂固的问题。但穆勒的调查耗尽了所有的政治能量。对于政治和媒体机构中的许多人来说，特朗普共谋的可能性为他们的集体共谋提供了道义上的遮丑。我们中的许多人并没有开始努力解决到底是什么出了问题，而是陷入了社交媒体推动的反馈循环中，寻找一种即时的解决方案：关于小便的狂欢录像会出现，消除所有可笑的误会。
这样看来，2016年的故事看上去相当简单：特朗普是腐败的，是人民拙劣的选择，他们深陷党派不信任；对种族问题感到不满；向他们提供信息的新闻媒体困境重重、支离破碎；他们还要在一个长久以来只对最富有的公民有利的经济和政治系统中辛苦工作。
特朗普的胜利意味着系统性的失败。最后，唯一一场重要的“黄金雨”是浸透美国民主的那场雨——但它下了这样长的时间、这样猛烈，我们几乎可以心安理得地忽视这场风暴。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