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看穿一个人，只需要7句话
一代谋圣诸葛亮，在《知人》一文中讲了自己的观人识人诀窍：
一曰，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
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他从一个人的志、变、识、勇、性、廉、信七个方面全面考察，寥寥数语，却句句紧抓识人之核心要义。
01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
所谓“是非”，就是一个人的立场和做事原则。
一个人的是非观越是明晰和坚定，那么这个人不管是你的敌人还是朋友，对你来说其实都是越安全的。
如果是非观模糊，他的立场和原则也必定跟着模糊，在生活中就会人云亦云，在危难关头，则往往就是那根墙头草，随风倒。
这样的人，如同吕布，哪怕有稀世之本领，只有远离之，你才能安全。
而只有在确保你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你与人合作的决策行动才是有价值和生产力的。
否则，给自己带来的只有灾难和毁灭。
看人首先要“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其意义就在这里。
02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
怎样低成本高效率选到可以委以重任的人？
直接托之以重任来考查，成本和风险都太大。
“穷之以辞辩”的观人之法告诉你，话题辩论才是选贤任能低成本而高效率的方式。
你将他逼到理屈词穷的地步，看他会如何转机。
从他应对“困境”的方式中就可以考查出他思维的灵活性，思考问题的深度等。
那么，他到底有没有能力承担重要任务也就可以清晰判断了。
他若是变通越灵活，所能突破的难题瓶颈也就越大，那么所能托付的任务就可以越重要。
03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
考查一个人的见识格局有多大，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看他面对问题所能提供的解决之道。
同样是解决温饱问题，一个小孩子，受经历浅薄的限制，唯一的策略就是哭闹；
一个一无是处的成年人，可能就是偷和抢；
一个农民，只有靠务农知识经验勤勤恳恳地种地，自给自足；
一个商人则是靠商业知识经验，通过物物交换而解决温饱。
所以，见识和经历的不同，决定了他解决问题所采取的策略和手段的不同。
反过来，你通过询问对方对待问题的策略，也可以推出他所掌握的知识、技能，以及过往经历，便可见微知著地看到他的能力的优势、劣势、能力瓶颈，便能知可否合作了。
04告之以难，而观其勇。
在没有遇到事儿时，人人站出来都说自己是勇夫。
但是，真遇到事儿时，全都当了沉默的大多数。这是社会常态。
生活中的他们未必都是沉默者，但真需要他们勇敢时，却又不敢当仁不让。
现实社会中，打嘴炮的勇敢比比皆是。
所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勇”，绝不是让他在“风和日丽”之下吹牛说自己多么勇敢，而是直接让其置身当下困境，看他作何反应。
只有在当下困境中仍然能表现出勇敢行为的，才算是真正的勇。
我们常说患难见真情，其实患难也能见真勇。
05醉之以酒，而观其性。
通常，人都会带着面具而活，而隐藏自己最真实的本性。
面具带得越多，本性藏得越深。
这个时候，旁人是很难清清楚楚地了解他的。
但是，一旦人喝醉酒，从身理上，他的大脑是脱离显意识控制的。
那么他的面具也就会在此时此刻被彻底摘下。
借此，你可以得到很多信息。
如果一个人喝醉酒之后，性情与平常相比，发生360度大转弯，比如正常情况下温文尔雅，醉酒之后经常会发酒疯，行为狂乱，说明这个人平时带的面具极深。
此人慎交。
倘若酒后行为与平日里待人接物的表现相差不多，说明这个人平时就是活得坦率、真实的人。
这种人便是比较安全，值得交往的人。
06临之以利，而观其廉。
面对利，通常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见利而忘义。
义为做人做事的底线、原则、立场。
一种是见利仍然义字当先。正如《孟子》有云：“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一个人是属于前者，还是后者，只需要“临之以利”，即可晓其答案。那么此人的廉洁与否便也就清楚了。
07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要考查一个人的信用程度，就是委托对方为自己办一件事情，然后在这件事上来观察其言行举止。
并且可通过两个标准判断其守信程度。
第一，是否能说到做到。如果说到也做到了，此人可视为信足之人。
第二，他嘴上答应，但在行动过程中，确实因为种种其他原因未能如期把事情办成。
此时，倘若他能诚意向你致歉，坦诚自己的不足，或者过错之处，甚至还能给你提出他的补救之法等，也可视为信足之人。
相反，要是事情没办成，还有各种冠冕堂皇之词，为自己开脱。此为信不足之人。
世道在变，环境在变，人心在变，但人性却千古不变。
所以，虽然诸葛亮的识人之法已经提出了一千多年，却一点不过时。
相反，其高明之处，远胜于诸多心理学著作，实为社交、识人之大智慧。
一代谋圣诸葛亮，在《知人》一文中讲了自己的观人识人诀窍：
一曰，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
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他从一个人的志、变、识、勇、性、廉、信七个方面全面考察，寥寥数语，却句句紧抓识人之核心要义。
01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
所谓“是非”，就是一个人的立场和做事原则。
一个人的是非观越是明晰和坚定，那么这个人不管是你的敌人还是朋友，对你来说其实都是越安全的。
如果是非观模糊，他的立场和原则也必定跟着模糊，在生活中就会人云亦云，在危难关头，则往往就是那根墙头草，随风倒。
这样的人，如同吕布，哪怕有稀世之本领，只有远离之，你才能安全。
而只有在确保你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你与人合作的决策行动才是有价值和生产力的。
否则，给自己带来的只有灾难和毁灭。
看人首先要“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其意义就在这里。
02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
怎样低成本高效率选到可以委以重任的人？
直接托之以重任来考查，成本和风险都太大。
“穷之以辞辩”的观人之法告诉你，话题辩论才是选贤任能低成本而高效率的方式。
你将他逼到理屈词穷的地步，看他会如何转机。
从他应对“困境”的方式中就可以考查出他思维的灵活性，思考问题的深度等。
那么，他到底有没有能力承担重要任务也就可以清晰判断了。
他若是变通越灵活，所能突破的难题瓶颈也就越大，那么所能托付的任务就可以越重要。
03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
考查一个人的见识格局有多大，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看他面对问题所能提供的解决之道。
同样是解决温饱问题，一个小孩子，受经历浅薄的限制，唯一的策略就是哭闹；
一个一无是处的成年人，可能就是偷和抢；
一个农民，只有靠务农知识经验勤勤恳恳地种地，自给自足；
一个商人则是靠商业知识经验，通过物物交换而解决温饱。
所以，见识和经历的不同，决定了他解决问题所采取的策略和手段的不同。
反过来，你通过询问对方对待问题的策略，也可以推出他所掌握的知识、技能，以及过往经历，便可见微知著地看到他的能力的优势、劣势、能力瓶颈，便能知可否合作了。
04告之以难，而观其勇。
在没有遇到事儿时，人人站出来都说自己是勇夫。
但是，真遇到事儿时，全都当了沉默的大多数。这是社会常态。
生活中的他们未必都是沉默者，但真需要他们勇敢时，却又不敢当仁不让。
现实社会中，打嘴炮的勇敢比比皆是。
所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勇”，绝不是让他在“风和日丽”之下吹牛说自己多么勇敢，而是直接让其置身当下困境，看他作何反应。
只有在当下困境中仍然能表现出勇敢行为的，才算是真正的勇。
我们常说患难见真情，其实患难也能见真勇。
05醉之以酒，而观其性。
通常，人都会带着面具而活，而隐藏自己最真实的本性。
面具带得越多，本性藏得越深。
这个时候，旁人是很难清清楚楚地了解他的。
但是，一旦人喝醉酒，从身理上，他的大脑是脱离显意识控制的。
那么他的面具也就会在此时此刻被彻底摘下。
借此，你可以得到很多信息。
如果一个人喝醉酒之后，性情与平常相比，发生360度大转弯，比如正常情况下温文尔雅，醉酒之后经常会发酒疯，行为狂乱，说明这个人平时带的面具极深。
此人慎交。
倘若酒后行为与平日里待人接物的表现相差不多，说明这个人平时就是活得坦率、真实的人。
这种人便是比较安全，值得交往的人。
06临之以利，而观其廉。
面对利，通常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见利而忘义。
义为做人做事的底线、原则、立场。
一种是见利仍然义字当先。正如《孟子》有云：“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一个人是属于前者，还是后者，只需要“临之以利”，即可晓其答案。那么此人的廉洁与否便也就清楚了。
07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要考查一个人的信用程度，就是委托对方为自己办一件事情，然后在这件事上来观察其言行举止。
并且可通过两个标准判断其守信程度。
第一，是否能说到做到。如果说到也做到了，此人可视为信足之人。
第二，他嘴上答应，但在行动过程中，确实因为种种其他原因未能如期把事情办成。
此时，倘若他能诚意向你致歉，坦诚自己的不足，或者过错之处，甚至还能给你提出他的补救之法等，也可视为信足之人。
相反，要是事情没办成，还有各种冠冕堂皇之词，为自己开脱。此为信不足之人。
世道在变，环境在变，人心在变，但人性却千古不变。
所以，虽然诸葛亮的识人之法已经提出了一千多年，却一点不过时。
相反，其高明之处，远胜于诸多心理学著作，实为社交、识人之大智慧。
诸葛亮：看穿一个人，只需要7句话
一代谋圣诸葛亮，在《知人》一文中讲了自己的观人识人诀窍：
一曰，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
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他从一个人的志、变、识、勇、性、廉、信七个方面全面考察，寥寥数语，却句句紧抓识人之核心要义。
01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
所谓“是非”，就是一个人的立场和做事原则。
一个人的是非观越是明晰和坚定，那么这个人不管是你的敌人还是朋友，对你来说其实都是越安全的。
如果是非观模糊，他的立场和原则也必定跟着模糊，在生活中就会人云亦云，在危难关头，则往往就是那根墙头草，随风倒。
这样的人，如同吕布，哪怕有稀世之本领，只有远离之，你才能安全。
而只有在确保你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你与人合作的决策行动才是有价值和生产力的。
否则，给自己带来的只有灾难和毁灭。
看人首先要“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其意义就在这里。
02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
怎样低成本高效率选到可以委以重任的人？
直接托之以重任来考查，成本和风险都太大。
“穷之以辞辩”的观人之法告诉你，话题辩论才是选贤任能低成本而高效率的方式。
你将他逼到理屈词穷的地步，看他会如何转机。
从他应对“困境”的方式中就可以考查出他思维的灵活性，思考问题的深度等。
那么，他到底有没有能力承担重要任务也就可以清晰判断了。
他若是变通越灵活，所能突破的难题瓶颈也就越大，那么所能托付的任务就可以越重要。
03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
考查一个人的见识格局有多大，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看他面对问题所能提供的解决之道。
同样是解决温饱问题，一个小孩子，受经历浅薄的限制，唯一的策略就是哭闹；
一个一无是处的成年人，可能就是偷和抢；
一个农民，只有靠务农知识经验勤勤恳恳地种地，自给自足；
一个商人则是靠商业知识经验，通过物物交换而解决温饱。
所以，见识和经历的不同，决定了他解决问题所采取的策略和手段的不同。
反过来，你通过询问对方对待问题的策略，也可以推出他所掌握的知识、技能，以及过往经历，便可见微知著地看到他的能力的优势、劣势、能力瓶颈，便能知可否合作了。
04告之以难，而观其勇。
在没有遇到事儿时，人人站出来都说自己是勇夫。
但是，真遇到事儿时，全都当了沉默的大多数。这是社会常态。
生活中的他们未必都是沉默者，但真需要他们勇敢时，却又不敢当仁不让。
现实社会中，打嘴炮的勇敢比比皆是。
所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勇”，绝不是让他在“风和日丽”之下吹牛说自己多么勇敢，而是直接让其置身当下困境，看他作何反应。
只有在当下困境中仍然能表现出勇敢行为的，才算是真正的勇。
我们常说患难见真情，其实患难也能见真勇。
05醉之以酒，而观其性。
通常，人都会带着面具而活，而隐藏自己最真实的本性。
面具带得越多，本性藏得越深。
这个时候，旁人是很难清清楚楚地了解他的。
但是，一旦人喝醉酒，从身理上，他的大脑是脱离显意识控制的。
那么他的面具也就会在此时此刻被彻底摘下。
借此，你可以得到很多信息。
如果一个人喝醉酒之后，性情与平常相比，发生360度大转弯，比如正常情况下温文尔雅，醉酒之后经常会发酒疯，行为狂乱，说明这个人平时带的面具极深。
此人慎交。
倘若酒后行为与平日里待人接物的表现相差不多，说明这个人平时就是活得坦率、真实的人。
这种人便是比较安全，值得交往的人。
06临之以利，而观其廉。
面对利，通常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见利而忘义。
义为做人做事的底线、原则、立场。
一种是见利仍然义字当先。正如《孟子》有云：“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一个人是属于前者，还是后者，只需要“临之以利”，即可晓其答案。那么此人的廉洁与否便也就清楚了。
07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要考查一个人的信用程度，就是委托对方为自己办一件事情，然后在这件事上来观察其言行举止。
并且可通过两个标准判断其守信程度。
第一，是否能说到做到。如果说到也做到了，此人可视为信足之人。
第二，他嘴上答应，但在行动过程中，确实因为种种其他原因未能如期把事情办成。
此时，倘若他能诚意向你致歉，坦诚自己的不足，或者过错之处，甚至还能给你提出他的补救之法等，也可视为信足之人。
相反，要是事情没办成，还有各种冠冕堂皇之词，为自己开脱。此为信不足之人。
世道在变，环境在变，人心在变，但人性却千古不变。
所以，虽然诸葛亮的识人之法已经提出了一千多年，却一点不过时。
相反，其高明之处，远胜于诸多心理学著作，实为社交、识人之大智慧。
一代谋圣诸葛亮，在《知人》一文中讲了自己的观人识人诀窍：
一曰，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
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他从一个人的志、变、识、勇、性、廉、信七个方面全面考察，寥寥数语，却句句紧抓识人之核心要义。
01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
所谓“是非”，就是一个人的立场和做事原则。
一个人的是非观越是明晰和坚定，那么这个人不管是你的敌人还是朋友，对你来说其实都是越安全的。
如果是非观模糊，他的立场和原则也必定跟着模糊，在生活中就会人云亦云，在危难关头，则往往就是那根墙头草，随风倒。
这样的人，如同吕布，哪怕有稀世之本领，只有远离之，你才能安全。
而只有在确保你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你与人合作的决策行动才是有价值和生产力的。
否则，给自己带来的只有灾难和毁灭。
看人首先要“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其意义就在这里。
02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
怎样低成本高效率选到可以委以重任的人？
直接托之以重任来考查，成本和风险都太大。
“穷之以辞辩”的观人之法告诉你，话题辩论才是选贤任能低成本而高效率的方式。
你将他逼到理屈词穷的地步，看他会如何转机。
从他应对“困境”的方式中就可以考查出他思维的灵活性，思考问题的深度等。
那么，他到底有没有能力承担重要任务也就可以清晰判断了。
他若是变通越灵活，所能突破的难题瓶颈也就越大，那么所能托付的任务就可以越重要。
03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
考查一个人的见识格局有多大，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看他面对问题所能提供的解决之道。
同样是解决温饱问题，一个小孩子，受经历浅薄的限制，唯一的策略就是哭闹；
一个一无是处的成年人，可能就是偷和抢；
一个农民，只有靠务农知识经验勤勤恳恳地种地，自给自足；
一个商人则是靠商业知识经验，通过物物交换而解决温饱。
所以，见识和经历的不同，决定了他解决问题所采取的策略和手段的不同。
反过来，你通过询问对方对待问题的策略，也可以推出他所掌握的知识、技能，以及过往经历，便可见微知著地看到他的能力的优势、劣势、能力瓶颈，便能知可否合作了。
04告之以难，而观其勇。
在没有遇到事儿时，人人站出来都说自己是勇夫。
但是，真遇到事儿时，全都当了沉默的大多数。这是社会常态。
生活中的他们未必都是沉默者，但真需要他们勇敢时，却又不敢当仁不让。
现实社会中，打嘴炮的勇敢比比皆是。
所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勇”，绝不是让他在“风和日丽”之下吹牛说自己多么勇敢，而是直接让其置身当下困境，看他作何反应。
只有在当下困境中仍然能表现出勇敢行为的，才算是真正的勇。
我们常说患难见真情，其实患难也能见真勇。
05醉之以酒，而观其性。
通常，人都会带着面具而活，而隐藏自己最真实的本性。
面具带得越多，本性藏得越深。
这个时候，旁人是很难清清楚楚地了解他的。
但是，一旦人喝醉酒，从身理上，他的大脑是脱离显意识控制的。
那么他的面具也就会在此时此刻被彻底摘下。
借此，你可以得到很多信息。
如果一个人喝醉酒之后，性情与平常相比，发生360度大转弯，比如正常情况下温文尔雅，醉酒之后经常会发酒疯，行为狂乱，说明这个人平时带的面具极深。
此人慎交。
倘若酒后行为与平日里待人接物的表现相差不多，说明这个人平时就是活得坦率、真实的人。
这种人便是比较安全，值得交往的人。
06临之以利，而观其廉。
面对利，通常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见利而忘义。
义为做人做事的底线、原则、立场。
一种是见利仍然义字当先。正如《孟子》有云：“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一个人是属于前者，还是后者，只需要“临之以利”，即可晓其答案。那么此人的廉洁与否便也就清楚了。
07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要考查一个人的信用程度，就是委托对方为自己办一件事情，然后在这件事上来观察其言行举止。
并且可通过两个标准判断其守信程度。
第一，是否能说到做到。如果说到也做到了，此人可视为信足之人。
第二，他嘴上答应，但在行动过程中，确实因为种种其他原因未能如期把事情办成。
此时，倘若他能诚意向你致歉，坦诚自己的不足，或者过错之处，甚至还能给你提出他的补救之法等，也可视为信足之人。
相反，要是事情没办成，还有各种冠冕堂皇之词，为自己开脱。此为信不足之人。
世道在变，环境在变，人心在变，但人性却千古不变。
所以，虽然诸葛亮的识人之法已经提出了一千多年，却一点不过时。
相反，其高明之处，远胜于诸多心理学著作，实为社交、识人之大智慧。
摘【史家批顾颉刚疑史 及顾氏承认破坏历史】
1921年春，顾颉刚首次看到罗振玉、王国维的全部著作，当时就受到很大的震撼，“十年春间……最得到益处的是罗叔蕴先生(振玉)和王静安先生(国维)的著述。……我知道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我的现在的研究仅仅在破坏伪古史的系统上面致力罢了”。
1940年代所写的《为“古史辨的解毒剂”进一解》一文中，矛头直指顾颉刚的核心主张：
王国维所谓和禹稷同样有大功德于民的服牛的王亥，东周初没有人说过，孔子时没有人说过，孟子时又没有人说过，那就是不知道王亥，也就是根本没有王亥。《山海经》突然说起王亥，依照顾先生的大理论，这是《山海经》凭空创造出来的，可以供他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好材料。不幸碰着硬磞磞的甲骨文至少有十二次提及王亥，把他们的法宝碰碎了！
几乎以同样的方式，李季又严厉批评了古史辨派的殿军杨宽，否定他的基本理论：
什么“困民国”之人，到底还是人。再看杨先生运用他的“最厉害的武器”，根据《楚辞·天问》和《国语》《晋语》等书，说王亥即蓐收……依照他的“八股式的理论”，“此乃传说之初相”，而《山海经·大荒东经》郭注引《古本竹书纪年》作“殷王子亥”，“是由神话中演化而来”。可是碰着硬绑绑的龟甲兽骨的卜辞宣布“初相”是“高祖亥”、“高祖王亥”，而不是什么“金神”“刑神”。这使“集疑古的古史学大成的人”变成当面说谎，未免有点难为情罢。
李季的批判可谓釜底抽薪，试图否定顾颉刚和杨宽开展研究的“基石”：“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和“神话演变分化说”，而这种批判最重要的依据就是王国维的王亥考证。此种批判是否得当，值得商榷，但至少可见王国维古史考证所带来的影响，其研究成果具有了权威价值。
江绍原也写过一篇长文《关于殷王亥传说的研究》，在王国维之后，专门研究王亥的论著，恐怕无有出其右者。该文搜罗了历代关于王亥的各种主要观点，其中也包括王国维、顾颉刚、郭沫若等人的研究，并一一辨析，同时提出自己的见解。对于王国维和顾颉刚的研究，江绍原总结道：
王国维首先把“卜辞”和《楚辞·天问》《山海经》《古本竹书》，及其他古籍里关于王亥的材料，排比研究，大有功于史学文学。然其所得似犹浅，且为说不无疏失。……顾颉刚年前遽引王考，以释《周易》大壮旅两卦的各一条爻辞，察其所说，既与《周易》体例不合，又悖于本辞之显言本义，迹近穿凿。愚无取焉。
在王亥之外，能利用《山海经》中材料于古史研究另辟新径者，却不多见，其中胡厚宣的《四方风名考证》可视为一个精彩的创获，其研究也进一步肯定了《山海经》的史料价值。胡厚宣晚年回顾治学生涯时曾说过，自己“受王静安‘二重证据法’之启发教育，用甲骨文结合商史与商代遗迹，来解决甲骨学殷商史上的重要问题”，其中撰于抗战时期的《四方风名考证》一文，“举出《山海经》、《尧典》及其它古书中有一整套的古史资料，与殷武丁时代的甲骨文字完全相合，这在当时颇引起一般学术界的注意”，证明《山海经》“并非荒诞不经之作，而确实保留有不少早期史料”。
1944年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出版的《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自序》，《四方风名考证》完成于1942年。书前有徐中舒、高亨的序和缪钺的题辞。高亨在序中指出该书有五点长处：取征甚详、立论不苟、匡正旧说、创获新义、证实古书。在第五点“证实古书”中，指出当时的学者往往重视新史料，而轻视旧史料，重视地下史料，轻视纸上史料，古书上的记载见于金石甲骨，则信其有，否则就疑其无。高亨认为这种对待古书和旧史料的态度是不合适的，因此特别指出：“金石甲骨每足以证实古书，而古书亦足以申疏金石甲骨。如卜辞之王亥，散见于《山海经》《竹书纪年》(古本)、《天问》《吕览》《世本》诸古书，非卜辞无以证实其人，非古书无以申疏其事，是最昭之例也。”胡厚宣的《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一文，无疑也是证明高亨观点的一个范例。在文中，胡厚宣直接利用了《山海经·大荒经》上关于四方风名的四条重要材料，(59)通过考辨，证实《山海经》中的记载与甲骨文上的四方名及风名相符合，其效果当然与王国维考证王亥见于卜辞相同。在文章最后，胡厚宣的一段话，特别能说明其对《山海经》及王国维研究的态度：
夫《山海经》者，自来多数学者所视为荒诞不雅训之言也，今人且以《大荒经》为东汉时之作品。王国维氏虽于《大荒东经》发现王亥一名，印证卜辞，有功马《纪》。然论者以此或出偶然，固不信其中尚有整套的史料也。……今由早期之甲骨文字，乃知此三种史料所纪四方风名，实息息相通，完全密合，岂非古史上一饶具兴会之发现耶！
注：图片1为著名的「四方风甲骨」——殷商人知道东西南北与一年四季的铁证。
从右至左，骨辞内容为：
东方曰析，风曰协。
南方曰夹，风曰微。
西方曰夷，风曰彝。
北方曰宛，风曰伇。
胡厚宣引《山海经》（图2）释：
析、夹、夷、宛四方神名也。
分别代表春生、夏长、秋熟、冬藏（图3为大汶口文化出土陶器上的刻符整合试译）。
协风——和煦之风。
微风——微弱之风。
彝风——大风。
伇风——烈风。
1921年春，顾颉刚首次看到罗振玉、王国维的全部著作，当时就受到很大的震撼，“十年春间……最得到益处的是罗叔蕴先生(振玉)和王静安先生(国维)的著述。……我知道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我的现在的研究仅仅在破坏伪古史的系统上面致力罢了”。
1940年代所写的《为“古史辨的解毒剂”进一解》一文中，矛头直指顾颉刚的核心主张：
王国维所谓和禹稷同样有大功德于民的服牛的王亥，东周初没有人说过，孔子时没有人说过，孟子时又没有人说过，那就是不知道王亥，也就是根本没有王亥。《山海经》突然说起王亥，依照顾先生的大理论，这是《山海经》凭空创造出来的，可以供他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好材料。不幸碰着硬磞磞的甲骨文至少有十二次提及王亥，把他们的法宝碰碎了！
几乎以同样的方式，李季又严厉批评了古史辨派的殿军杨宽，否定他的基本理论：
什么“困民国”之人，到底还是人。再看杨先生运用他的“最厉害的武器”，根据《楚辞·天问》和《国语》《晋语》等书，说王亥即蓐收……依照他的“八股式的理论”，“此乃传说之初相”，而《山海经·大荒东经》郭注引《古本竹书纪年》作“殷王子亥”，“是由神话中演化而来”。可是碰着硬绑绑的龟甲兽骨的卜辞宣布“初相”是“高祖亥”、“高祖王亥”，而不是什么“金神”“刑神”。这使“集疑古的古史学大成的人”变成当面说谎，未免有点难为情罢。
李季的批判可谓釜底抽薪，试图否定顾颉刚和杨宽开展研究的“基石”：“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和“神话演变分化说”，而这种批判最重要的依据就是王国维的王亥考证。此种批判是否得当，值得商榷，但至少可见王国维古史考证所带来的影响，其研究成果具有了权威价值。
江绍原也写过一篇长文《关于殷王亥传说的研究》，在王国维之后，专门研究王亥的论著，恐怕无有出其右者。该文搜罗了历代关于王亥的各种主要观点，其中也包括王国维、顾颉刚、郭沫若等人的研究，并一一辨析，同时提出自己的见解。对于王国维和顾颉刚的研究，江绍原总结道：
王国维首先把“卜辞”和《楚辞·天问》《山海经》《古本竹书》，及其他古籍里关于王亥的材料，排比研究，大有功于史学文学。然其所得似犹浅，且为说不无疏失。……顾颉刚年前遽引王考，以释《周易》大壮旅两卦的各一条爻辞，察其所说，既与《周易》体例不合，又悖于本辞之显言本义，迹近穿凿。愚无取焉。
在王亥之外，能利用《山海经》中材料于古史研究另辟新径者，却不多见，其中胡厚宣的《四方风名考证》可视为一个精彩的创获，其研究也进一步肯定了《山海经》的史料价值。胡厚宣晚年回顾治学生涯时曾说过，自己“受王静安‘二重证据法’之启发教育，用甲骨文结合商史与商代遗迹，来解决甲骨学殷商史上的重要问题”，其中撰于抗战时期的《四方风名考证》一文，“举出《山海经》、《尧典》及其它古书中有一整套的古史资料，与殷武丁时代的甲骨文字完全相合，这在当时颇引起一般学术界的注意”，证明《山海经》“并非荒诞不经之作，而确实保留有不少早期史料”。
1944年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出版的《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自序》，《四方风名考证》完成于1942年。书前有徐中舒、高亨的序和缪钺的题辞。高亨在序中指出该书有五点长处：取征甚详、立论不苟、匡正旧说、创获新义、证实古书。在第五点“证实古书”中，指出当时的学者往往重视新史料，而轻视旧史料，重视地下史料，轻视纸上史料，古书上的记载见于金石甲骨，则信其有，否则就疑其无。高亨认为这种对待古书和旧史料的态度是不合适的，因此特别指出：“金石甲骨每足以证实古书，而古书亦足以申疏金石甲骨。如卜辞之王亥，散见于《山海经》《竹书纪年》(古本)、《天问》《吕览》《世本》诸古书，非卜辞无以证实其人，非古书无以申疏其事，是最昭之例也。”胡厚宣的《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一文，无疑也是证明高亨观点的一个范例。在文中，胡厚宣直接利用了《山海经·大荒经》上关于四方风名的四条重要材料，(59)通过考辨，证实《山海经》中的记载与甲骨文上的四方名及风名相符合，其效果当然与王国维考证王亥见于卜辞相同。在文章最后，胡厚宣的一段话，特别能说明其对《山海经》及王国维研究的态度：
夫《山海经》者，自来多数学者所视为荒诞不雅训之言也，今人且以《大荒经》为东汉时之作品。王国维氏虽于《大荒东经》发现王亥一名，印证卜辞，有功马《纪》。然论者以此或出偶然，固不信其中尚有整套的史料也。……今由早期之甲骨文字，乃知此三种史料所纪四方风名，实息息相通，完全密合，岂非古史上一饶具兴会之发现耶！
注：图片1为著名的「四方风甲骨」——殷商人知道东西南北与一年四季的铁证。
从右至左，骨辞内容为：
东方曰析，风曰协。
南方曰夹，风曰微。
西方曰夷，风曰彝。
北方曰宛，风曰伇。
胡厚宣引《山海经》（图2）释：
析、夹、夷、宛四方神名也。
分别代表春生、夏长、秋熟、冬藏（图3为大汶口文化出土陶器上的刻符整合试译）。
协风——和煦之风。
微风——微弱之风。
彝风——大风。
伇风——烈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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