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晚上下班就去看看你腿是不是真的受伤”
楼下保安在电话里冲我吼道。
前两天腿被开水烫伤了，活动不太方便，今天晚上家人没在家，想吃楼下150m以内的一家面馆，就叫了个外卖。外卖很快就到小区门口了但是因为疫情不让送上楼，这个我是知道的，平时我也很规矩，外卖员打电话叫我下楼我就下去取，我觉得这是我应该配合疫情防控做的。
但是今天，我的腿被烧伤到这个情况，我告诉外卖员“麻烦你跟保安说一下我腿受伤了，你登记一下然后上楼给我送吧”，外卖员把电话给保安接听，保安问我住哪个单元哪户，我以为他要登记，我就如实回答了，等我回答他以后他张口就来“x单元xx户？我今天还看见你了你根本就没受伤，你骗人。”
我一听我都懵了，你看见我怎么了？今天是我姐姐结婚，早上六点半(在后面的吵架中得知保安7:30上班）我坐爸爸的车离开小区去给姐姐帮忙，我从家到下楼路上都是把裤子捏着让它别碰到伤口，上车动作要多慢有多慢，在姐姐家里因为受伤没办法帮姐姐做更多事情已经够内疚了，回家时候车也直接从门口开到地下室，我在地下室拖着条腿走向电梯门，爸爸问我腿是不是很疼？我说还行吧，因为说了疼也没办法，还白让他焦急。总之不知道他是怎么看到我的，或者是说他是纯粹不相信我受伤所以张口就来否认我。现在的我想吃个饭还要接受保安“骗人”的指责。
“你是不是有病啊我干嘛骗你我受伤这件事情？”我真的莫名其妙又愤怒然后质问保安，这位保安随后开口：“xxxx （我家的住址） 是吧？我晚上下班就要去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受伤了！”我又愣了，这不纯伞兵吗？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的怒火，然后就外卖员的电话里吵了起来，随后外卖员因为还要送别的单先离开了，把食物放在了楼下保安室旁边，电话也随之挂断了
说实在我当时还没意识到保安说要上楼看看我是不是真的受伤了这件事的恐怖性，我只是生气“我真的受伤了，你凭什么说我骗人”，然后才意识到他居然说要上来看看我是不是真的受伤了，这是一位保安对一位女性住户说的话。
我越想越委屈，就下楼去跟他理论。他见到我第一句说：“你这不是没事吗？不是还能下楼吗？”是我确实还能下楼，但是走的每一步我都感觉到我今天白天就没照顾好的伤口，在我回家休息了三四个小时后开始慢慢愈合、现在却在我愤怒又坚毅的步伐中一点点进开裂开。
“你这又没瘸，不是还能走下来吗”我真的恨不得拿一瓶开水浇在他腿上让他感受一下我此刻的状态，撕裂的痛和愈合的痒在起交织，不过好像也不是我说烫他以后他就能立刻感觉到的。
后面吵了好多，我说得最有攻击力的词好像就是“伞兵”了，想想有点丢人，战斗性太弱了。有阿姨叔叔劝架，但是都在说保安不了解情况。
不了解情况他就可以张口说我骗人吗？西安这两天降温，烫伤那天我换了长裤居家服，也幸亏是长裤，才上烫伤面积没有蔓延到整条腿。烫伤后我在家就一直穿着短裤和长的过膝居家袜。在下楼和保安争吵的过程中我光着腿站在晚上体感温度10来度的西安的夜里，真的挺无助住的，我是忍着疼来证明我真的是受伤了，不想让别人看到我拖着腿走路的样子我才忍着走到保安室的。可是这却成了他说我“没什么事”的攻击点。但是我不能怂啊，发着抖跟他吵，他看见我的伤口没有一句道歉，反而更是“无所谓又没坐轮椅”的态度，一句“物业规定外卖不让进，之前有人骗我说受伤了但是其实没受伤”就成了他说我是骗子最大的挡箭牌。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如果我真的被烫伤到坐轮椅的地步，家里又没人，我该怎么像这位保安证明我真的受伤呢？如果我在家里因为轮椅的现在没法下楼，他会不会还觉得“她就是个骗子呗，现在不敢跟我对质了”，而那个“坐在轮椅里的我”在没有保安电话、没法下楼的情况下又怎么才能吃上这顿150m以内的面馆的面呢？
后面确实没忍住吵着吵着哭了，人一哭气势就没了，不过我还是把外卖砸在了地上，因为想不出什么战斗性的话了，脑子开始空白了。最后上楼前说了些什么也都忘了，码到这里还是整个人在抖。
回到家我也知道现在回忆只是让自己更生气，乳腺癌的几率又翻了翻，但是还是不由得想到“我下班就去你家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受伤了”这句话才决定写下这么长的文字。
男的、没素质的男的、西安某交通工具里的保安、我家楼下说出“去看看”这句话的保安，无一不让我头皮发麻
就是说本来烫伤的图也没必要发了，伤口现在挺恶心的，看见的朋友肯定觉得晦气，但是没图好像又没说服力。哎就当是记录一下有生之年里的 一个算得上让我乳腺增生的因素吧。
楼下保安在电话里冲我吼道。
前两天腿被开水烫伤了，活动不太方便，今天晚上家人没在家，想吃楼下150m以内的一家面馆，就叫了个外卖。外卖很快就到小区门口了但是因为疫情不让送上楼，这个我是知道的，平时我也很规矩，外卖员打电话叫我下楼我就下去取，我觉得这是我应该配合疫情防控做的。
但是今天，我的腿被烧伤到这个情况，我告诉外卖员“麻烦你跟保安说一下我腿受伤了，你登记一下然后上楼给我送吧”，外卖员把电话给保安接听，保安问我住哪个单元哪户，我以为他要登记，我就如实回答了，等我回答他以后他张口就来“x单元xx户？我今天还看见你了你根本就没受伤，你骗人。”
我一听我都懵了，你看见我怎么了？今天是我姐姐结婚，早上六点半(在后面的吵架中得知保安7:30上班）我坐爸爸的车离开小区去给姐姐帮忙，我从家到下楼路上都是把裤子捏着让它别碰到伤口，上车动作要多慢有多慢，在姐姐家里因为受伤没办法帮姐姐做更多事情已经够内疚了，回家时候车也直接从门口开到地下室，我在地下室拖着条腿走向电梯门，爸爸问我腿是不是很疼？我说还行吧，因为说了疼也没办法，还白让他焦急。总之不知道他是怎么看到我的，或者是说他是纯粹不相信我受伤所以张口就来否认我。现在的我想吃个饭还要接受保安“骗人”的指责。
“你是不是有病啊我干嘛骗你我受伤这件事情？”我真的莫名其妙又愤怒然后质问保安，这位保安随后开口：“xxxx （我家的住址） 是吧？我晚上下班就要去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受伤了！”我又愣了，这不纯伞兵吗？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的怒火，然后就外卖员的电话里吵了起来，随后外卖员因为还要送别的单先离开了，把食物放在了楼下保安室旁边，电话也随之挂断了
说实在我当时还没意识到保安说要上楼看看我是不是真的受伤了这件事的恐怖性，我只是生气“我真的受伤了，你凭什么说我骗人”，然后才意识到他居然说要上来看看我是不是真的受伤了，这是一位保安对一位女性住户说的话。
我越想越委屈，就下楼去跟他理论。他见到我第一句说：“你这不是没事吗？不是还能下楼吗？”是我确实还能下楼，但是走的每一步我都感觉到我今天白天就没照顾好的伤口，在我回家休息了三四个小时后开始慢慢愈合、现在却在我愤怒又坚毅的步伐中一点点进开裂开。
“你这又没瘸，不是还能走下来吗”我真的恨不得拿一瓶开水浇在他腿上让他感受一下我此刻的状态，撕裂的痛和愈合的痒在起交织，不过好像也不是我说烫他以后他就能立刻感觉到的。
后面吵了好多，我说得最有攻击力的词好像就是“伞兵”了，想想有点丢人，战斗性太弱了。有阿姨叔叔劝架，但是都在说保安不了解情况。
不了解情况他就可以张口说我骗人吗？西安这两天降温，烫伤那天我换了长裤居家服，也幸亏是长裤，才上烫伤面积没有蔓延到整条腿。烫伤后我在家就一直穿着短裤和长的过膝居家袜。在下楼和保安争吵的过程中我光着腿站在晚上体感温度10来度的西安的夜里，真的挺无助住的，我是忍着疼来证明我真的是受伤了，不想让别人看到我拖着腿走路的样子我才忍着走到保安室的。可是这却成了他说我“没什么事”的攻击点。但是我不能怂啊，发着抖跟他吵，他看见我的伤口没有一句道歉，反而更是“无所谓又没坐轮椅”的态度，一句“物业规定外卖不让进，之前有人骗我说受伤了但是其实没受伤”就成了他说我是骗子最大的挡箭牌。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如果我真的被烫伤到坐轮椅的地步，家里又没人，我该怎么像这位保安证明我真的受伤呢？如果我在家里因为轮椅的现在没法下楼，他会不会还觉得“她就是个骗子呗，现在不敢跟我对质了”，而那个“坐在轮椅里的我”在没有保安电话、没法下楼的情况下又怎么才能吃上这顿150m以内的面馆的面呢？
后面确实没忍住吵着吵着哭了，人一哭气势就没了，不过我还是把外卖砸在了地上，因为想不出什么战斗性的话了，脑子开始空白了。最后上楼前说了些什么也都忘了，码到这里还是整个人在抖。
回到家我也知道现在回忆只是让自己更生气，乳腺癌的几率又翻了翻，但是还是不由得想到“我下班就去你家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受伤了”这句话才决定写下这么长的文字。
男的、没素质的男的、西安某交通工具里的保安、我家楼下说出“去看看”这句话的保安，无一不让我头皮发麻
就是说本来烫伤的图也没必要发了，伤口现在挺恶心的，看见的朋友肯定觉得晦气，但是没图好像又没说服力。哎就当是记录一下有生之年里的 一个算得上让我乳腺增生的因素吧。
今天起晚没来得及去图书馆签到[顶]
今天还选了毕业论文题目 没选到心仪的
其实也不知道啥样的才算是心仪的[晕]
但是给我个好导师就行 目前最希望
今天还帮功硕硕搞了篇入tuan申请书
又到了入tuan的月份
希望这次一入成功 别整些糟心事了[跪了]
明天周末 但考研人哪有周末呢[苦涩]
明天还降温 妈妈前天给邮的衣服还没到[衰]
明天图书馆的座位也忘记约了
系统还维护我突然上不去了
桌子上的书堆得满满当当
希望明天我的位子还在[苦涩]
晚安[月亮]
今天还选了毕业论文题目 没选到心仪的
其实也不知道啥样的才算是心仪的[晕]
但是给我个好导师就行 目前最希望
今天还帮功硕硕搞了篇入tuan申请书
又到了入tuan的月份
希望这次一入成功 别整些糟心事了[跪了]
明天周末 但考研人哪有周末呢[苦涩]
明天还降温 妈妈前天给邮的衣服还没到[衰]
明天图书馆的座位也忘记约了
系统还维护我突然上不去了
桌子上的书堆得满满当当
希望明天我的位子还在[苦涩]
晚安[月亮]
【#抗美援朝老兵回忆啃不动土豆用牙刮# ：战场上食物不足时只能吃土豆和雪】没有国，哪有家？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71周年，伴随着电影《长津湖》在国庆期间的热映，大河报记者再次把镜头对准这群“最可爱的人”。
驻马店两位老兵邹玉振、袁国章回国退伍后各自忙于各自的生活，如今生活平静。邹玉振身体相对比较健康，夫妻均在家养老，由儿子照顾，老兵自己也养了一群“扁嘴”（鸭子），平时也会帮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干些轻松的活，偶尔还会有些志愿者来看望，他总是忍不住给大家讲述曾经的烽火岁月。
2020年，记者就曾去采访过邹玉振和袁国章，两家相距不远，两位老兵不在同一个部队，没有一起打过仗，碰了面却用朝鲜语对起话来。说着说着，两位老兵的眼眶湿润了，互相拥抱着，久久不愿分开。今年随着《长津湖》的热映，记者再次与老兵们聊起了战斗岁月，电影里面美军飞机让志愿军吃了不少苦头，老兵们作为机炮连战士，他们经历的战场到底是什么样的？
大河报记者：你在朝鲜战场上吃过土豆没有？
邹玉振：吃过，吃土豆喝盐水，那时候咱们国家穷，在战场上不能像美国兵那样吃细米白面，还有啤酒、咖啡喝，咱们只能吃高梁面，供应不上就吃土豆吃雪，战争结束后回到国内才能吃饱肚子。
袁国章：吃过，（吃的时候得）再热热，粮食送不过去，冻土豆，啃也啃不动，用牙刮着吃，渴了，抓一把雪填嘴里。后期不吃冻土豆了，后方送去什么就吃什么。吃的什么多？国家那时候很穷，大米很少，有时候送去高粱米，高粱米吃的也不算很多。大河报记者：在雪地里埋伏过没有？
邹玉振：在雪地里趴过两天一夜，身体弱的冻死了，身体好的熬过来了。有冻伤的，有的人脚趾头都截了，有的腿都截了。
袁国章：经常在雪地里趴着，趴那里也不动，经常在战壕里一趴就是一天一夜，（打仗）谁敢动一下？
大河报记者：打落过美军敌机没？
邹玉振：打落过不少，在青双江大桥，打落过敌人的飞机，高炮也多，高射机枪也多。我们当时有20个高炮团，100个高炮营。
袁国章：我的部队打过，打过飞机，也用炮打下来过一架。
邹玉振：指挥战士打落美军飞机
我从小命苦，几岁时因家乡发洪水被冲走，后来被人收留才捡回一条命。
十几岁的时候参加国军，开始和日本鬼子打。日本鬼子投降之后，我投诚当了八路。
在1949年的时候，我跟着部队一路南下，有时候是后勤做饭，有时候是老百姓做饭，以米饭为主，我们步行到重庆，后来又过江，然后得到消息，朝鲜战争打起来了，我们部队又坐船三天到武汉休息了一阵子，期间我们在广播上听到领导人多次讲朝鲜战场的重要意义，美国虽然在打朝鲜，但是紧挨着朝鲜的就是我们中国，我们国家经不起折腾了，必须去支援朝鲜！
我们没休息多久又出发了，这次走了七天到东北凤凰山，然后又倒回来到沈阳歇脚，这一年我永远不会忘记，是1950年，我和我的战友们暗暗发誓，一定要守住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我们最终到了东北海城，休息了一个月，白天跟着部队训练，晚上住在老百姓家里，学习朝鲜战场的知识。直到1951年，我们开始坐车出发，这次上战场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活着回来，我让我的战友给我照了张相，寄到我养父养母家里，并且写了信告诉他们我的情况，让他们别再挂念我了。
1952年，我们到军事线待了大概两三个月，我当时所属的部队是十五军三十二师九十五团一营机炮连，负责防空，主要对付美国人的飞机，我们的武器是高射炮，带着耳机，看到飞机后，等排长下令，我们就开炮，不知道打落了多少架飞机。再后来我的部队去守下惠山打了一天一夜，战争极为惨烈，我们的排长受伤了，临时让班长顶替排长的位置。
当我当上排长职位那一刻，我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这个时候西南方向飞过来了美国兵的战斗机，我来不及学习了，赶紧去指挥，按照以前我的排长的指挥方式，对着对讲机喊道“西南五百，高度八百，放！”然后炮弹“嘟”“嘟”“嘟”“嘟”的发射了出去，目睹着这架飞机被打落，心中满满的成就感，当时激动地得我全身都在颤抖。
1953年，我们突然接到命令，两个小时以内，200里以内的重武器都得就位，要去守清川江大桥了。我们赶紧坐上汽车，前往清川江大桥，地图上都已经标好了位置，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后，天空的飞机扔下来了一个汽油桶炸弹，可把我们吓坏了，还好是个哑弹，我们的人赶紧上去把炸弹排除了，至今想起来也是一阵阵的后怕。我的部队都是高射机枪，攻击距离6里地，主要负责保护高射炮。在清川江大桥边上，我们打了7天7夜，打着打着，停战了，我们下了汽车换乘火车，去了师指挥所，守了两年的师指挥所。
虽然我是临时代理排长，但是把我的兵管理的还算可以，起码没有出意外，领导就认命我为12号指挥排长了。
袁国章：长相秀气的老乡战友在眼前牺牲
我被分配在18兵团62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然后我在榆次县学习了六七天的文化课和政治教育的知识，又跟着部队一起去解放西北，十一月的时候又去了四川，又从四川坐汽车到贵州，然后步行到长沙，到1950年的时候，我成为了文化教员。
1951年3月，我们这里听到了朝鲜战场的消息，同一时间我被调到了16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我跟随着我的部队从长沙坐火车到汉口，河北，吉林，一直到1951年年底我们到了普兰店，住在老百姓的家里，训练了四五个月，然后给我分配了步枪，被子，糯米，然后又坐火车。
一进朝鲜就是战场，那时候的条件苦啊，饱一顿饥一顿的，好在子弹分配的很多，成千成千的发，根本打不完，我们累了就挖个洞，在洞里休息，打一仗就换个地方在那待了多久，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一直到上甘岭的时候，组织让我当文化教员，从那之后，我从打美国兵的战士，变成了教文化课，教唱歌的文化教员，每天在各个部队里游走，给战士们做思想工作。教大家识字唱歌的时候，时不时的会有美国兵捣乱，一直没有机会完完整整的上完一堂课，我们还根据当时的情况，编了一些顺口溜：“小鬼子，美国兵，有三怕，一怕打野战，二怕拼刺刀，三怕手榴弹把他蹦！”这个顺口溜编完，我们都笑了，笑着笑着，我发现周围的战士们眼角都湿润了，美国兵这三怕，是我们多少个战士的经验啊，美国兵为啥会有这三怕，这是我们的战士擅长的，硬生生给他们打怕的，论装备，美国兵比我们精良，论条件，美国兵比我们好太多了，但是我们不能怕啊，我们不能退，我们的背后，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亲人！这来之不易的家园，刚把日本鬼子赶走，这又来了美国兵，我们必须寸土必争！
那时候的条件也很苦啊，美国的飞机在天空飞过去的时候，我们都猫在下方，大气不敢喘一下，唯恐被飞机看到，就是做饭，都不敢有太大的炊烟，唯恐暴露位置。我有个关系特别好的战士兄弟，他叫候顺章，也是我们河南的老乡，长得很秀气，放在现在，他的长相绝对是个大明星。那天我们正在山沟里休息，美国的飞机飞过来了，飞机下方紧跟着美国兵，候顺章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其妙的给我说枪声很好听，他听愣神了，竟然站了起来，被人家一枪打死了，那场战争很惨烈，我们惨胜，当战争结束的时候，我爬着后撤，边爬边拉着他往后走，等确定安全的时候，我忍不住的留下了眼泪，就地挖个坑给他埋了，没有墓碑，我只给他插了个树枝当他的墓碑，然后匆匆撤退，我一直到下了战场，也没有机会去给他扫扫墓，我甚至都忘了我把他埋在哪里了，至今我还在想，当时是什么枪声，我都没有听清楚，这个侯顺章竟然能听敌人的枪声入迷了。
1952年开始，战争没有那么激烈了，但是前线的小摩擦还是不断，听说中国一直在和美国谈，一直到1953年，我们才开始撤军。#洞见计划#（大河报记者 朱长振）
驻马店两位老兵邹玉振、袁国章回国退伍后各自忙于各自的生活，如今生活平静。邹玉振身体相对比较健康，夫妻均在家养老，由儿子照顾，老兵自己也养了一群“扁嘴”（鸭子），平时也会帮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干些轻松的活，偶尔还会有些志愿者来看望，他总是忍不住给大家讲述曾经的烽火岁月。
2020年，记者就曾去采访过邹玉振和袁国章，两家相距不远，两位老兵不在同一个部队，没有一起打过仗，碰了面却用朝鲜语对起话来。说着说着，两位老兵的眼眶湿润了，互相拥抱着，久久不愿分开。今年随着《长津湖》的热映，记者再次与老兵们聊起了战斗岁月，电影里面美军飞机让志愿军吃了不少苦头，老兵们作为机炮连战士，他们经历的战场到底是什么样的？
大河报记者：你在朝鲜战场上吃过土豆没有？
邹玉振：吃过，吃土豆喝盐水，那时候咱们国家穷，在战场上不能像美国兵那样吃细米白面，还有啤酒、咖啡喝，咱们只能吃高梁面，供应不上就吃土豆吃雪，战争结束后回到国内才能吃饱肚子。
袁国章：吃过，（吃的时候得）再热热，粮食送不过去，冻土豆，啃也啃不动，用牙刮着吃，渴了，抓一把雪填嘴里。后期不吃冻土豆了，后方送去什么就吃什么。吃的什么多？国家那时候很穷，大米很少，有时候送去高粱米，高粱米吃的也不算很多。大河报记者：在雪地里埋伏过没有？
邹玉振：在雪地里趴过两天一夜，身体弱的冻死了，身体好的熬过来了。有冻伤的，有的人脚趾头都截了，有的腿都截了。
袁国章：经常在雪地里趴着，趴那里也不动，经常在战壕里一趴就是一天一夜，（打仗）谁敢动一下？
大河报记者：打落过美军敌机没？
邹玉振：打落过不少，在青双江大桥，打落过敌人的飞机，高炮也多，高射机枪也多。我们当时有20个高炮团，100个高炮营。
袁国章：我的部队打过，打过飞机，也用炮打下来过一架。
邹玉振：指挥战士打落美军飞机
我从小命苦，几岁时因家乡发洪水被冲走，后来被人收留才捡回一条命。
十几岁的时候参加国军，开始和日本鬼子打。日本鬼子投降之后，我投诚当了八路。
在1949年的时候，我跟着部队一路南下，有时候是后勤做饭，有时候是老百姓做饭，以米饭为主，我们步行到重庆，后来又过江，然后得到消息，朝鲜战争打起来了，我们部队又坐船三天到武汉休息了一阵子，期间我们在广播上听到领导人多次讲朝鲜战场的重要意义，美国虽然在打朝鲜，但是紧挨着朝鲜的就是我们中国，我们国家经不起折腾了，必须去支援朝鲜！
我们没休息多久又出发了，这次走了七天到东北凤凰山，然后又倒回来到沈阳歇脚，这一年我永远不会忘记，是1950年，我和我的战友们暗暗发誓，一定要守住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我们最终到了东北海城，休息了一个月，白天跟着部队训练，晚上住在老百姓家里，学习朝鲜战场的知识。直到1951年，我们开始坐车出发，这次上战场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活着回来，我让我的战友给我照了张相，寄到我养父养母家里，并且写了信告诉他们我的情况，让他们别再挂念我了。
1952年，我们到军事线待了大概两三个月，我当时所属的部队是十五军三十二师九十五团一营机炮连，负责防空，主要对付美国人的飞机，我们的武器是高射炮，带着耳机，看到飞机后，等排长下令，我们就开炮，不知道打落了多少架飞机。再后来我的部队去守下惠山打了一天一夜，战争极为惨烈，我们的排长受伤了，临时让班长顶替排长的位置。
当我当上排长职位那一刻，我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这个时候西南方向飞过来了美国兵的战斗机，我来不及学习了，赶紧去指挥，按照以前我的排长的指挥方式，对着对讲机喊道“西南五百，高度八百，放！”然后炮弹“嘟”“嘟”“嘟”“嘟”的发射了出去，目睹着这架飞机被打落，心中满满的成就感，当时激动地得我全身都在颤抖。
1953年，我们突然接到命令，两个小时以内，200里以内的重武器都得就位，要去守清川江大桥了。我们赶紧坐上汽车，前往清川江大桥，地图上都已经标好了位置，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后，天空的飞机扔下来了一个汽油桶炸弹，可把我们吓坏了，还好是个哑弹，我们的人赶紧上去把炸弹排除了，至今想起来也是一阵阵的后怕。我的部队都是高射机枪，攻击距离6里地，主要负责保护高射炮。在清川江大桥边上，我们打了7天7夜，打着打着，停战了，我们下了汽车换乘火车，去了师指挥所，守了两年的师指挥所。
虽然我是临时代理排长，但是把我的兵管理的还算可以，起码没有出意外，领导就认命我为12号指挥排长了。
袁国章：长相秀气的老乡战友在眼前牺牲
我被分配在18兵团62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然后我在榆次县学习了六七天的文化课和政治教育的知识，又跟着部队一起去解放西北，十一月的时候又去了四川，又从四川坐汽车到贵州，然后步行到长沙，到1950年的时候，我成为了文化教员。
1951年3月，我们这里听到了朝鲜战场的消息，同一时间我被调到了16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我跟随着我的部队从长沙坐火车到汉口，河北，吉林，一直到1951年年底我们到了普兰店，住在老百姓的家里，训练了四五个月，然后给我分配了步枪，被子，糯米，然后又坐火车。
一进朝鲜就是战场，那时候的条件苦啊，饱一顿饥一顿的，好在子弹分配的很多，成千成千的发，根本打不完，我们累了就挖个洞，在洞里休息，打一仗就换个地方在那待了多久，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一直到上甘岭的时候，组织让我当文化教员，从那之后，我从打美国兵的战士，变成了教文化课，教唱歌的文化教员，每天在各个部队里游走，给战士们做思想工作。教大家识字唱歌的时候，时不时的会有美国兵捣乱，一直没有机会完完整整的上完一堂课，我们还根据当时的情况，编了一些顺口溜：“小鬼子，美国兵，有三怕，一怕打野战，二怕拼刺刀，三怕手榴弹把他蹦！”这个顺口溜编完，我们都笑了，笑着笑着，我发现周围的战士们眼角都湿润了，美国兵这三怕，是我们多少个战士的经验啊，美国兵为啥会有这三怕，这是我们的战士擅长的，硬生生给他们打怕的，论装备，美国兵比我们精良，论条件，美国兵比我们好太多了，但是我们不能怕啊，我们不能退，我们的背后，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亲人！这来之不易的家园，刚把日本鬼子赶走，这又来了美国兵，我们必须寸土必争！
那时候的条件也很苦啊，美国的飞机在天空飞过去的时候，我们都猫在下方，大气不敢喘一下，唯恐被飞机看到，就是做饭，都不敢有太大的炊烟，唯恐暴露位置。我有个关系特别好的战士兄弟，他叫候顺章，也是我们河南的老乡，长得很秀气，放在现在，他的长相绝对是个大明星。那天我们正在山沟里休息，美国的飞机飞过来了，飞机下方紧跟着美国兵，候顺章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其妙的给我说枪声很好听，他听愣神了，竟然站了起来，被人家一枪打死了，那场战争很惨烈，我们惨胜，当战争结束的时候，我爬着后撤，边爬边拉着他往后走，等确定安全的时候，我忍不住的留下了眼泪，就地挖个坑给他埋了，没有墓碑，我只给他插了个树枝当他的墓碑，然后匆匆撤退，我一直到下了战场，也没有机会去给他扫扫墓，我甚至都忘了我把他埋在哪里了，至今我还在想，当时是什么枪声，我都没有听清楚，这个侯顺章竟然能听敌人的枪声入迷了。
1952年开始，战争没有那么激烈了，但是前线的小摩擦还是不断，听说中国一直在和美国谈，一直到1953年，我们才开始撤军。#洞见计划#（大河报记者 朱长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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