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眼界 东罗马鎏金银盘 出土于黄河之畔的洋文物】
这是一只鎏金银盘。虽然经过岁月的消磨，泥沙的侵蚀，鎏金已经大部分脱落了，但从银盘上满饰的一圈圈浮雕纹样就可以想见它当年的精美绝伦！一只盘子又是鎏金，又是满盘凸起的花纹，明显是工艺品，只能做摆设。而把盘子、碟子挂墙上，或陈列在博物架上是西方人的爱好，中国人的盘子是要盛菜盛果做日用品的。不错，这只鎏金银盘确实是舶来品，专家鉴定为东罗马帝国的产品。不过，它大约是一千五六百年前舶来的，现今落脚于甘肃省博物馆，成为众多馆藏文物中的“异类”——正是这个“异类”见证了千年前丝绸之路东西方贸易的繁荣。
壹 黄河滩出土的“洋玩意”
许多西方国家的博物馆里有中国文物，中国博物馆中却鲜有出自西方的文物。西方博物馆中的中国文物或是被劫掠去的，或是被倒卖的，但甘肃省博物馆的这件洋文物却是实打实从甘肃本地出土的。很奇怪吧，一件来自东罗马帝国的鎏金银盘怎么会埋在中国的地下呢？这背后还有个故事：
1988年的夏天，靖远县北滩乡的一户农民趁着天热修建房屋，在挖掘房屋地基时忽然挖到一件被厚厚泥沙裹着的盘状物，洗去厚厚的泥沙，一件精美的浮雕银盘出现在眼前。这只盘子一看就不同寻常，上面满满浮雕的花纹没有中国特色，却充满了异域风情：外圈枝蔓缠绕的葡萄卷草纹、卷草纹中间还点缀着虫鸟、中圏及银盘中央浮雕的人物都像出从欧洲油画中走出来的……
没问题，这是件洋玩意，不是中国货！
古怪！一件年代久远的西洋盘子怎么会深深地埋在中国农民家的宅基地中呢，这是什么缘故？
沧海桑田，如今农民家的宅基地在数千年前却指不定是河流、荒滩或镇甸。靖远县地处黄河东岸，位于兰州的西北部，汉代隶属武威郡管辖。这个位置正当丝绸之路从关中、陇东到河西的中继点上，是“丝绸之路”进入河西走廊北道的要隘，当时管辖境内的黄河古渡口至少有5处。可以想见，从两汉至隋唐，在靖远这个丝路要隘、黄河古渡口，日日商旅使者往来，操着异域口音的胡商旅人都要在这里东渡黄河停船靠岸，或在这里歇脚住店。驼铃声声，马足杂沓，大宗货品卸载安置，各路人马在这里风云际会……今日农家院落，当年却是丝路要冲。
有一支从遥远大秦（东罗马帝国）来的使团，他们携着这只鎏金银盘作为献给北魏皇帝的贡品，他们越过帕米尔高原，经天山南路的西域诸国，穿河西走廊，东渡黄河后终于来到这里，经长途跋涉到黄河渡口已算长安在望了。使团在驿站歇下，准备第二日再踏最后的旅程。可就在这里，他们遗失了鎏金银盘。
有一支从大夏国前往中国的商队，这只银盘是他们行贩的各类商品中的一件，在东渡黄河时却不幸遭遇风浪，舟船颠簸，包括鎏金银盘在内的货品不慎落入滔滔黄河中，河水把银盘冲上河滩，沉入泥沙之中。
遗失在驿站中，或者掉落于黄河里，这些只是今天的追溯想象。但不管怎样，黄河滩、古渡口，丝绸之路要冲，是靖远县北滩乡农家宅基地出土这件“洋玩意”的合理理由。
贰 “酒神”东游神州国
这只东罗马鎏金银盘上的浮雕除掉外圈葡萄卷草纹样外，中圈及内圏都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诸神们。中圏的神祇（qí）分别是：太阳神阿波罗、月神阿尔忒弥斯、天帝宙斯、处女神雅典娜、海神波塞冬、天后赫拉、火神赫淮斯托斯、谷神德墨忒尔、战神阿瑞斯、美神阿芙洛狄忒、春神帕尔赛弗捏、使者神赫尔墨斯。喜欢古希腊神话的小伙伴多多少少都听过这些大神们的名字吧，譬如阿波罗、宙斯、雅典娜等等都是流传很广的名字，这些神祇代表着西方文化的源头——古希腊文明。
虽然中圈这十二位奥林匹克山的大神们个个身份非凡，但这件银盘的主题人物却不是他们，而是另有其人。他就是健美俊朗的酒神及自然之神——狄奥尼索斯。
银盘内圈主体图案是凸起的，似是用银片模压成高浮雕纹样后再镶嵌于盘心。中心图案是一名俊美的青年男子，但见这位美男子卷发无须，上身裸露，身材健美，腹下裹巾，右手持双杖扛于肩，杖端是松果状的圆球作为装饰。美男子斜倚着猛兽，却还显得那样姿态优雅，神情闲适。倚坐的猛兽抬着头张着口似在咆哮，样子极是凶狠。这是只什么样的猛兽呢？看它脖子上的鬃毛又密又长，像狮子；身上遍布的圆斑却又像豹子。这只猛兽是狮豹？难道在远古时代，世上就有了杂交猛兽！
狄奥尼索斯在古希腊神话中是象征丰收和植物的自然神，但让人们膜拜他的却是“酒神”的身份。相传他首创了用葡萄酿酒，还把种植葡萄和采集蜂蜜的方法传播到各地。古希腊人热衷于饮酒狂欢，酒神狄奥尼索斯自然便成为人们最热爱的神，现在西方的“狂欢节”就是起源于对狄奥尼索斯的崇拜仪式。
“酒神”骑着神兽东游神州，不料还未到神州国都就在黄河东岸“折戟沉沙”了。
#遇见艺术##艺术公开课##这就是中国风#
这是一只鎏金银盘。虽然经过岁月的消磨，泥沙的侵蚀，鎏金已经大部分脱落了，但从银盘上满饰的一圈圈浮雕纹样就可以想见它当年的精美绝伦！一只盘子又是鎏金，又是满盘凸起的花纹，明显是工艺品，只能做摆设。而把盘子、碟子挂墙上，或陈列在博物架上是西方人的爱好，中国人的盘子是要盛菜盛果做日用品的。不错，这只鎏金银盘确实是舶来品，专家鉴定为东罗马帝国的产品。不过，它大约是一千五六百年前舶来的，现今落脚于甘肃省博物馆，成为众多馆藏文物中的“异类”——正是这个“异类”见证了千年前丝绸之路东西方贸易的繁荣。
壹 黄河滩出土的“洋玩意”
许多西方国家的博物馆里有中国文物，中国博物馆中却鲜有出自西方的文物。西方博物馆中的中国文物或是被劫掠去的，或是被倒卖的，但甘肃省博物馆的这件洋文物却是实打实从甘肃本地出土的。很奇怪吧，一件来自东罗马帝国的鎏金银盘怎么会埋在中国的地下呢？这背后还有个故事：
1988年的夏天，靖远县北滩乡的一户农民趁着天热修建房屋，在挖掘房屋地基时忽然挖到一件被厚厚泥沙裹着的盘状物，洗去厚厚的泥沙，一件精美的浮雕银盘出现在眼前。这只盘子一看就不同寻常，上面满满浮雕的花纹没有中国特色，却充满了异域风情：外圈枝蔓缠绕的葡萄卷草纹、卷草纹中间还点缀着虫鸟、中圏及银盘中央浮雕的人物都像出从欧洲油画中走出来的……
没问题，这是件洋玩意，不是中国货！
古怪！一件年代久远的西洋盘子怎么会深深地埋在中国农民家的宅基地中呢，这是什么缘故？
沧海桑田，如今农民家的宅基地在数千年前却指不定是河流、荒滩或镇甸。靖远县地处黄河东岸，位于兰州的西北部，汉代隶属武威郡管辖。这个位置正当丝绸之路从关中、陇东到河西的中继点上，是“丝绸之路”进入河西走廊北道的要隘，当时管辖境内的黄河古渡口至少有5处。可以想见，从两汉至隋唐，在靖远这个丝路要隘、黄河古渡口，日日商旅使者往来，操着异域口音的胡商旅人都要在这里东渡黄河停船靠岸，或在这里歇脚住店。驼铃声声，马足杂沓，大宗货品卸载安置，各路人马在这里风云际会……今日农家院落，当年却是丝路要冲。
有一支从遥远大秦（东罗马帝国）来的使团，他们携着这只鎏金银盘作为献给北魏皇帝的贡品，他们越过帕米尔高原，经天山南路的西域诸国，穿河西走廊，东渡黄河后终于来到这里，经长途跋涉到黄河渡口已算长安在望了。使团在驿站歇下，准备第二日再踏最后的旅程。可就在这里，他们遗失了鎏金银盘。
有一支从大夏国前往中国的商队，这只银盘是他们行贩的各类商品中的一件，在东渡黄河时却不幸遭遇风浪，舟船颠簸，包括鎏金银盘在内的货品不慎落入滔滔黄河中，河水把银盘冲上河滩，沉入泥沙之中。
遗失在驿站中，或者掉落于黄河里，这些只是今天的追溯想象。但不管怎样，黄河滩、古渡口，丝绸之路要冲，是靖远县北滩乡农家宅基地出土这件“洋玩意”的合理理由。
贰 “酒神”东游神州国
这只东罗马鎏金银盘上的浮雕除掉外圈葡萄卷草纹样外，中圈及内圏都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诸神们。中圏的神祇（qí）分别是：太阳神阿波罗、月神阿尔忒弥斯、天帝宙斯、处女神雅典娜、海神波塞冬、天后赫拉、火神赫淮斯托斯、谷神德墨忒尔、战神阿瑞斯、美神阿芙洛狄忒、春神帕尔赛弗捏、使者神赫尔墨斯。喜欢古希腊神话的小伙伴多多少少都听过这些大神们的名字吧，譬如阿波罗、宙斯、雅典娜等等都是流传很广的名字，这些神祇代表着西方文化的源头——古希腊文明。
虽然中圈这十二位奥林匹克山的大神们个个身份非凡，但这件银盘的主题人物却不是他们，而是另有其人。他就是健美俊朗的酒神及自然之神——狄奥尼索斯。
银盘内圈主体图案是凸起的，似是用银片模压成高浮雕纹样后再镶嵌于盘心。中心图案是一名俊美的青年男子，但见这位美男子卷发无须，上身裸露，身材健美，腹下裹巾，右手持双杖扛于肩，杖端是松果状的圆球作为装饰。美男子斜倚着猛兽，却还显得那样姿态优雅，神情闲适。倚坐的猛兽抬着头张着口似在咆哮，样子极是凶狠。这是只什么样的猛兽呢？看它脖子上的鬃毛又密又长，像狮子；身上遍布的圆斑却又像豹子。这只猛兽是狮豹？难道在远古时代，世上就有了杂交猛兽！
狄奥尼索斯在古希腊神话中是象征丰收和植物的自然神，但让人们膜拜他的却是“酒神”的身份。相传他首创了用葡萄酿酒，还把种植葡萄和采集蜂蜜的方法传播到各地。古希腊人热衷于饮酒狂欢，酒神狄奥尼索斯自然便成为人们最热爱的神，现在西方的“狂欢节”就是起源于对狄奥尼索斯的崇拜仪式。
“酒神”骑着神兽东游神州，不料还未到神州国都就在黄河东岸“折戟沉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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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以为质，《论语》中的名利观】《论语》在重道、崇德、尚仁的主旨中，鲜明阐述了君子的名利观。作为一种主张积极入世的理论，儒家通常并不回避常人对名利富贵的追求，但强调这种追求应该遵从仁义道德。并且，儒家认为，名利富贵虽好，但世上还有比名利更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仁义。不回避名利，但将仁义置于名利之上，构成了君子的名利观。#每天读国学#
《论语》倡导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且具有高度内在同一性的利益观，强调用行舍藏、重在内求的名位观。两者互为交融、映射形成，反映出君子追求仁义、反求诸己、淡泊名利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构成君子人格的基本属性。
君子之于“利”：义以为质
关于儒家的财富观，一言以蔽之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认为，君子看重的是道义，小人看重的是利益。对于义利的态度，可以将君子和小人区分开来。小人追求个人利益，也只追求个人利益，因此将利置于义之上；君子亦会追求个人利益，但会先考虑所得是否合于义，“义以为质”，以义为原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细读《论语》各章文本，按照从贫到富不同程度，似可将君子之于“利”分为三重维度，即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三者虽贫富程度不同，在名利观上却具有内在的同一性。以三者分析不同人的不同境遇与作为，没有特别的高下之分。
“安贫乐道”是最早由先秦儒家倡导的一种处世态度和人生境界，核心是超越物质的欲望，在理想的追求中达到精神上的满足。安贫乐道的理念在《论语》各章节随处可见，如开篇《学而》中孔子倡导“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在《述而》中又进一步表明心志，“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看来，作为一个君子，不应当过多地讲究自己的饮食与居处，食不必追求饱足，住不必追求安逸。君子应当把注意力放在做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对于有理想的人来讲，即使贫苦也是乐在其中的。
在孔门诸弟子中，最能安贫乐道者非颜回莫属。《雍也》篇中专门记有孔子对颜回由衷的赞誉，“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于是，箪食瓢饮成为后世君子安贫乐道的象征。颜回何以能做到“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呢？知徒莫如师，孔子一语中的：“其心三月不违仁。”颜回能够长时间不违背仁德的原则。所谓安贫乐道，即胸怀仁德之正道，如此心中便会不断地有充实之感，就不会因身外之物的多寡而烦扰。
“在陈绝粮”一节更具师徒论道的典型性。孔门师徒一行在陈国断绝了粮食，跟随的人都饿得爬不起来，于是子路很不高兴地来见师父说：“君子也有穷得毫无办法的时候吗？”面对子路的抱怨与困惑，孔子点明了困顿之际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在困窘时还能固守正道，小人一困窘就会胡作非为。顺境往往不易检验人的心性，置身困境，就能分辨出人能否有所坚守。在困顿时、不得志时还能贫贱不移、不失节操者，才是合格的真君子。钱穆先生说“仁者之心得自天赋，处常境而疏忽，遭变故而摇移。人之不仁非由于难得之，乃由于轻去之。惟君子能安处一切境遇而不去仁，是故谓之君子”，就是这个道理。
正是恪守正道，君子才能够做到“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小人却“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君子哪怕一顿饭的时间也不会离开仁，即便是在最容易与仁背道而驰的两种情形——忙乱、颠沛流离中，也是这样。而小人既不能够长久地安于穷困，也不能够长久地处于安乐之中，因为没有仁德的人长久地处在贫困或安乐之中都会更加堕落。
以上，正如《中庸》所言，“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守着正道，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遵循天命，去做应该做的事。处于富贵的地位，就做富贵应该做的事；处于贫贱的状况，就安于贫苦；处于边远地区，就做在边远地区应该做的事；处于患难之中，就做在患难之中应该做的事。君子没有什么情况是不能安然自得的。而小人却铤而走险妄图获得非分的东西。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安贫乐道的境界之外，儒家并不否定人对名利富贵的追求，但强调这种追求应服从仁义道德。
在《里仁》篇中，孔子阐述了富贵当“取之有道”的鲜明态度。“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名利富贵，是人正常的欲求，但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得到它们，君子不享受。君子当持守“仁”，因追名逐利而背离“仁”的准则的，便不能称之为君子。
随后《述而》篇对“取之有道”有进一步的论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意思是说财富如果可以合理求得的话，即使是做手拿鞭子的差役，我也愿意。如果不能合理求得，我还是做自己所爱好的事。这里“从吾所好”，就是说要遵循本心，坚守正道，正与安贫乐道相通。
“富而好礼”出自《学而》篇，源于孔门弟子子贡的提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贡擅长经商获利，并在孔氏四门中以“言语”著称。是时，子贡从自身为人治学经历出发，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做到虽贫穷而不巴结奉承别人，富有而不盛气凌人，已经很是难能可贵，可以称为“君子”了，于是就此向老师请教。孔子却认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固然难得，然而更高的境界当是“贫而乐，富而好礼”。子贡恍然大悟，回应说这就需要进一步修炼，像是对待骨、角、象牙、玉石一样，一遍遍不断打磨精进，先开料，再糙锉，然后磨光。
朱熹后来注释说，“常人溺于贫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表现为贫多求、故易谄，富有恃、故易骄。在此基础上，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乃皆知所自守也，然尚未超脱贫富的窒碍。最高的境界当是乐道则忘其贫，好礼则安于处善。因此，安贫乐道与富而好礼具有同一性，相辅相成。
后来，虽然孔子再次强调“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对于“富而好礼”在后文中却没有进一步的说明。然而在后世方志、碑铭中，常见士绅之家“富而好礼”之举：平素对亲邻多有帮助，周济米粮，恤养孤贫，甚至焚烧亲邻借债的契约，遇有灾荒时更是加意如此。在地方社会中，常常不吝银钱积极修桥补路、修缮城墙衙署、设立学校，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无论方志还是碑铭的撰写者多是饱受儒家伦理浸润的文人士绅，上述义举本质上体现了儒家“富而好礼”的基本价值导向。
君子之于“名”：求其在我
《学而》开篇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篇尾复行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意即别人不知晓、不了解我，大可不必愠恼、忧忿，君子所虑所急者当在于自己不了解别人。《里仁》篇全面阐述了对名誉地位的态度，“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里，“位”即职位，有官守者各立于其位。意思是说不发愁没有职位，而是发愁没有任职的本领；不怕没有人知道自己，去追求足以使别人知晓自己的本领好了。《宪问》等篇再次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对于名位，儒家强调不要去关注名位本身，而要关注自身是否有本领、德行能配得上这名位。即使别人对自己不了解，也不去计较埋怨，因为这种情绪是没必要的，重要的是修炼自身。君子求其在我，是为内求。
对于是否出仕为官，儒家秉持中和立场，既不避位，亦不汲汲以求，整体观点是用行舍藏，被任用就行其道，不被任用就退隐。《论语》中有不少这样的例证。蘧伯玉被孔子赞誉为真君子，“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这里的“怀”即收而藏之，并有秉守本心、固善其身之意。南宫适“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孔子以兄之子妻之”。因之进退有度，孔子以兄长之女相许。弟子原思（名宪）问耻，孔子答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这是《宪问》篇首章首句，“谷”者禄也，国家政治清明时可以做官领俸禄，政治黑暗时仍然这样做就是耻辱了。
又有弟子闵子骞拒绝出任费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闵子骞也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为人孝顺、性格正直。当权的鲁国贵族季氏听闻闵子骞的贤名，想请闵子骞出任费宰，以笼络人心。然而季氏平日所为为闵子骞所不齿，闵子骞便婉言拒绝，否则就要逃到齐国去。
蘧伯玉、南宫适、闵子骞的经历，含有鲜明的用行舍藏之意。正如孔子所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用我者则行此道于世，不能有用我者则藏此道在身。用舍在外，行藏在我。诚如前言，君子之道贵在内求。
对于名位，儒家最为推崇赞誉的境界是辞让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泰伯三以天下让，孔子赞誉不已：“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孔子最为推崇尧、舜、禹三代圣贤对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的境界，“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这里的“不与”，何晏批注是“不求”的意思。舜和禹得到天下，不是自己求的。那他们何以有天下？正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崇高，才华能力很强，是德行感召的，所以孔子极其赞叹。不仅如此，他们更以天下之罪为己罪，舜以命禹“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无独有偶，武王克商后大封于庙，亦言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表明不仅不以天下私有，更以百姓之罪为己罪，境界非常高远。
《论语》倡导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且具有高度内在同一性的利益观，强调用行舍藏、重在内求的名位观。两者互为交融、映射形成，反映出君子追求仁义、反求诸己、淡泊名利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构成君子人格的基本属性。
君子之于“利”：义以为质
关于儒家的财富观，一言以蔽之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认为，君子看重的是道义，小人看重的是利益。对于义利的态度，可以将君子和小人区分开来。小人追求个人利益，也只追求个人利益，因此将利置于义之上；君子亦会追求个人利益，但会先考虑所得是否合于义，“义以为质”，以义为原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细读《论语》各章文本，按照从贫到富不同程度，似可将君子之于“利”分为三重维度，即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三者虽贫富程度不同，在名利观上却具有内在的同一性。以三者分析不同人的不同境遇与作为，没有特别的高下之分。
“安贫乐道”是最早由先秦儒家倡导的一种处世态度和人生境界，核心是超越物质的欲望，在理想的追求中达到精神上的满足。安贫乐道的理念在《论语》各章节随处可见，如开篇《学而》中孔子倡导“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在《述而》中又进一步表明心志，“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看来，作为一个君子，不应当过多地讲究自己的饮食与居处，食不必追求饱足，住不必追求安逸。君子应当把注意力放在做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对于有理想的人来讲，即使贫苦也是乐在其中的。
在孔门诸弟子中，最能安贫乐道者非颜回莫属。《雍也》篇中专门记有孔子对颜回由衷的赞誉，“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于是，箪食瓢饮成为后世君子安贫乐道的象征。颜回何以能做到“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呢？知徒莫如师，孔子一语中的：“其心三月不违仁。”颜回能够长时间不违背仁德的原则。所谓安贫乐道，即胸怀仁德之正道，如此心中便会不断地有充实之感，就不会因身外之物的多寡而烦扰。
“在陈绝粮”一节更具师徒论道的典型性。孔门师徒一行在陈国断绝了粮食，跟随的人都饿得爬不起来，于是子路很不高兴地来见师父说：“君子也有穷得毫无办法的时候吗？”面对子路的抱怨与困惑，孔子点明了困顿之际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在困窘时还能固守正道，小人一困窘就会胡作非为。顺境往往不易检验人的心性，置身困境，就能分辨出人能否有所坚守。在困顿时、不得志时还能贫贱不移、不失节操者，才是合格的真君子。钱穆先生说“仁者之心得自天赋，处常境而疏忽，遭变故而摇移。人之不仁非由于难得之，乃由于轻去之。惟君子能安处一切境遇而不去仁，是故谓之君子”，就是这个道理。
正是恪守正道，君子才能够做到“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小人却“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君子哪怕一顿饭的时间也不会离开仁，即便是在最容易与仁背道而驰的两种情形——忙乱、颠沛流离中，也是这样。而小人既不能够长久地安于穷困，也不能够长久地处于安乐之中，因为没有仁德的人长久地处在贫困或安乐之中都会更加堕落。
以上，正如《中庸》所言，“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守着正道，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遵循天命，去做应该做的事。处于富贵的地位，就做富贵应该做的事；处于贫贱的状况，就安于贫苦；处于边远地区，就做在边远地区应该做的事；处于患难之中，就做在患难之中应该做的事。君子没有什么情况是不能安然自得的。而小人却铤而走险妄图获得非分的东西。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安贫乐道的境界之外，儒家并不否定人对名利富贵的追求，但强调这种追求应服从仁义道德。
在《里仁》篇中，孔子阐述了富贵当“取之有道”的鲜明态度。“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名利富贵，是人正常的欲求，但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得到它们，君子不享受。君子当持守“仁”，因追名逐利而背离“仁”的准则的，便不能称之为君子。
随后《述而》篇对“取之有道”有进一步的论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意思是说财富如果可以合理求得的话，即使是做手拿鞭子的差役，我也愿意。如果不能合理求得，我还是做自己所爱好的事。这里“从吾所好”，就是说要遵循本心，坚守正道，正与安贫乐道相通。
“富而好礼”出自《学而》篇，源于孔门弟子子贡的提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贡擅长经商获利，并在孔氏四门中以“言语”著称。是时，子贡从自身为人治学经历出发，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做到虽贫穷而不巴结奉承别人，富有而不盛气凌人，已经很是难能可贵，可以称为“君子”了，于是就此向老师请教。孔子却认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固然难得，然而更高的境界当是“贫而乐，富而好礼”。子贡恍然大悟，回应说这就需要进一步修炼，像是对待骨、角、象牙、玉石一样，一遍遍不断打磨精进，先开料，再糙锉，然后磨光。
朱熹后来注释说，“常人溺于贫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表现为贫多求、故易谄，富有恃、故易骄。在此基础上，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乃皆知所自守也，然尚未超脱贫富的窒碍。最高的境界当是乐道则忘其贫，好礼则安于处善。因此，安贫乐道与富而好礼具有同一性，相辅相成。
后来，虽然孔子再次强调“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对于“富而好礼”在后文中却没有进一步的说明。然而在后世方志、碑铭中，常见士绅之家“富而好礼”之举：平素对亲邻多有帮助，周济米粮，恤养孤贫，甚至焚烧亲邻借债的契约，遇有灾荒时更是加意如此。在地方社会中，常常不吝银钱积极修桥补路、修缮城墙衙署、设立学校，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无论方志还是碑铭的撰写者多是饱受儒家伦理浸润的文人士绅，上述义举本质上体现了儒家“富而好礼”的基本价值导向。
君子之于“名”：求其在我
《学而》开篇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篇尾复行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意即别人不知晓、不了解我，大可不必愠恼、忧忿，君子所虑所急者当在于自己不了解别人。《里仁》篇全面阐述了对名誉地位的态度，“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里，“位”即职位，有官守者各立于其位。意思是说不发愁没有职位，而是发愁没有任职的本领；不怕没有人知道自己，去追求足以使别人知晓自己的本领好了。《宪问》等篇再次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对于名位，儒家强调不要去关注名位本身，而要关注自身是否有本领、德行能配得上这名位。即使别人对自己不了解，也不去计较埋怨，因为这种情绪是没必要的，重要的是修炼自身。君子求其在我，是为内求。
对于是否出仕为官，儒家秉持中和立场，既不避位，亦不汲汲以求，整体观点是用行舍藏，被任用就行其道，不被任用就退隐。《论语》中有不少这样的例证。蘧伯玉被孔子赞誉为真君子，“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这里的“怀”即收而藏之，并有秉守本心、固善其身之意。南宫适“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孔子以兄之子妻之”。因之进退有度，孔子以兄长之女相许。弟子原思（名宪）问耻，孔子答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这是《宪问》篇首章首句，“谷”者禄也，国家政治清明时可以做官领俸禄，政治黑暗时仍然这样做就是耻辱了。
又有弟子闵子骞拒绝出任费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闵子骞也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为人孝顺、性格正直。当权的鲁国贵族季氏听闻闵子骞的贤名，想请闵子骞出任费宰，以笼络人心。然而季氏平日所为为闵子骞所不齿，闵子骞便婉言拒绝，否则就要逃到齐国去。
蘧伯玉、南宫适、闵子骞的经历，含有鲜明的用行舍藏之意。正如孔子所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用我者则行此道于世，不能有用我者则藏此道在身。用舍在外，行藏在我。诚如前言，君子之道贵在内求。
对于名位，儒家最为推崇赞誉的境界是辞让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泰伯三以天下让，孔子赞誉不已：“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孔子最为推崇尧、舜、禹三代圣贤对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的境界，“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这里的“不与”，何晏批注是“不求”的意思。舜和禹得到天下，不是自己求的。那他们何以有天下？正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崇高，才华能力很强，是德行感召的，所以孔子极其赞叹。不仅如此，他们更以天下之罪为己罪，舜以命禹“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无独有偶，武王克商后大封于庙，亦言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表明不仅不以天下私有，更以百姓之罪为己罪，境界非常高远。
好的坏的就照单全收吧，不要任何事情都跟别人讲，这世上真的没有感同身受，只能冷暖自知。你要相信，总有一天你会遇见更好的人，会有更好的生活，从那以后，你的笑都是发自内心，你的泪都是喜极而泣。以后，只对两种人好，一种是对我好的人，一种是懂得我的好的人，在这短暂的生命里，一个人的温暖也是有限的啊，一点都不能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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