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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斋随笔》第34章
文 / 乐樵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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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菩提无树，明镜非台
紫菩提老师禅律《参》一诗中，有句云：“拈花微笑心传印”。前几天，山人以此为题，写了一则随笔。柳堂先生读罢之后，评曰：“由此拈花一笑公案，联想到六祖慧能大师的《菩提偈》公案。神秀曰：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慧能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大约即是渐悟、顿悟之别吧。其实，这本来是参悟的法门，只是两者路径不同而已。但是，俗人却往往分出境界之高下。顿悟入道，恐限天才；凡夫俗子若欲入道，走渐悟之途，比较可靠一些。”
对于柳堂先生此评，山人乃谓其曰：顿悟成佛，是禅宗的核心教义。在禅宗史上，世人之所以共推六祖慧能，为禅宗的实际创始人，而非早期的其他祖师，就是因其开创了“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教”法门。所谓“南能北秀”或“南顿北渐”，反映的正是以慧能为代表的南宗“顿悟禅”，和以神秀为代表的北宗“渐悟禅”之差异。而南宗的“顿悟”禅，真正体现了禅的精髓，是以谈禅宗，必及“顿悟”。然而，到底什么才是顿悟，并非一个可以随意回答的问题。
六祖慧能大师，俗家姓卢，因此古人的一些诗词里，又称其为“卢能”。比如宋徽宗有诗曰：
有情身不是无情，彼此人人定里身。
会得菩提本无树，何须辛苦问卢能？
《六祖坛经·行由品》记载：慧能严父，本贯范阳，左降流于岭南，作新州百姓。此身不幸，父又早亡，老母孤遗，移来南海，艰辛贫乏，于市卖柴。时有一客买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慧能得钱，却出门外，见一客诵经。慧能一闻经语，心即开悟。遂问客诵何经？客曰:《金刚经》。复问从何所来？持此经典。客云：“我从蕲州黄梅县东禅寺来，其寺是五祖忍大师在彼主化，门人一千有余。我到彼中礼拜，听受此经，大师常劝僧俗，但持《金刚经》，即自见性，直了成佛。”慧能闻说，宿昔有缘，乃蒙一客，取银十两与慧能，令充老母衣粮，教便往黄梅参礼五祖。
慧能安置母毕，即便辞违，不经三十余日，便至黄梅，礼拜五祖。祖问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慧能对曰：“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远来礼师。惟求作佛，不求余物。”祖言：“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堪作佛？”慧能曰：“人虽有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五祖更欲与语，且见徒众，总在左右，乃令随众作务。慧能曰：“慧能启和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离自性，即是福田。未审和尚教作何务？”祖云：“这獦獠根性大利，汝更勿言，著槽厂去。”慧能退至后院，有一行者，差慧能破柴踏碓。
经八月余，祖一日忽见慧能，曰：“吾思汝之见可用，恐有恶人害汝，遂不与汝言，汝知之否？”慧能曰：“弟子亦知师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觉。”
从五祖弘忍与慧能的对答中，就可以看出，慧能之悟性极高。他虽不识字，但却是上根、利根之人。是以慧能大师得法之后，曾有言曰：“此法门是最上乘。为大智人说，为上根人说。“又曰：汝师戒定慧，接大乘人。吾戒定慧，接最上乘人。”可见他度众生的对象，是上上根人。换句话说，上根以下的人，都不是他的对象。也就是说，这个门你进不来。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是六祖慧能得以传承衣法、一鸣惊人的《菩提偈》，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典故中，可以知道六祖与神秀大师争衣法之传，最后是慧能获得了五祖的传承。《六祖坛经·行由品》记载曰：
祖一日唤诸门人总来：“吾向汝说，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终日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来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为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迟滞。思量即不中用，见性之人，言下须见。若如此者，轮刀上阵，亦得见之。”众得处分，退而递相谓曰：“我等众人，不须澄心用意作偈，将呈和尚，有何所益？神秀上座，现为教授师，必是他得，我辈谩作偈颂，枉用心力。”诸人闻语，总皆息心，咸言：“我等已后，依止秀师，何烦作偈？”
神秀思惟：“诸人不呈偈者，为我与他为教授师，我须作偈将呈和尚。若不呈偈，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见解深浅。我呈偈意，求法即善，觅祖即恶，却同凡心，夺其圣位奚别？若不呈偈，终不得法，大难大难。”
五祖堂前，有步廊三间，拟请供奉卢珍画《楞枷经》变相，及五祖血脉图，流传供养。神秀作偈成已，数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遍身汗流，拟呈不得。前后经四日，一十三度呈偈不得。秀乃思惟：“不如向廊下书著，从他和尚看见，忽若道好，即出礼拜，云是秀作。若道不堪，枉向山中数年，受人礼拜，更修何道？”是夜三更，不使人知，自执灯，书偈于南廊壁间，呈心所见。偈曰：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试，勿使惹尘埃。
秀书偈了，便却归房，人总不知。秀复思惟：“五祖明日，见偈欢喜，即我与法有缘。若言不堪，自是我述，宿业障重，不合得法，圣意难测。”房中思想，坐卧不安，直至五更。
祖已知神秀入门未得，不见自性。天明，祖唤卢供奉来，向南廊壁间绘画图相，忽见其偈。报言：“供奉却不用画，劳尔远来。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但留此偈，与人诵持。依此偈修，免堕恶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令门人炷香礼敬，尽诵此偈，即得见性。门人诵偈，皆叹善哉！
祖三更唤秀入堂，问曰：“偈是汝作否？”秀言：“实是秀作，不敢妄求祖位，望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慧否？”祖曰：“汝作此偈，未见本性，只到门外，未入门内。如此见解，觅无上菩提，了不可得。无上菩提，须得言下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不生不灭。于一切时中，念念自见，万法无滞。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实。若如是见，即是无上菩提之自性也。汝且去一两日思惟，更作一偈，将来吾看。汝偈若入得门，付汝衣法。”神秀作礼而出，又经数日，作偈不成。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犹如梦中，行坐不乐。
复两日，有一童子，于碓坊过，唱诵其偈。慧能一闻，便知此偈未见本性，虽未蒙教授，早识大意。遂问童子曰：“诵者何偈？”童子曰：“尔这獦獠不知，大师言：世人生死事大，欲得传付衣法。令门人作偈来看，若悟大意，即付衣法，为第六祖。神秀上座于南廊壁上书无相偈，大师令人皆诵，依此偈修，免堕恶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慧能曰：“我亦要诵此，结来生缘。上人！我此踏碓，八个余月，未曾行到堂前，望上人引至偈前礼拜。”童子引至偈前礼拜。
慧能曰：“慧能不识字，请上人为读。”时有江州别驾，姓张名日用，便高声读。慧能闻已，遂言：“亦有一偈，望别驾为书。”别驾言：“汝亦作偈，其事希有！”慧能向别驾言：“欲学无上菩提，不可轻于初学。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若轻人，即有无量无边罪。”别驾言：“汝但诵偈，吾为汝书。汝若得法，先须度吾，勿忘此言。”慧能偈曰：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书此偈已，徒众总惊，无不嗟讶！各相谓言：“奇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时，使他肉身菩萨。”祖见众人惊怪，恐人损害，遂将鞋擦了偈，曰：“亦未见性。”众以为然。次日，祖潜至碓坊，见能腰石舂米。语曰：“求道之人，为法忘躯，当如是乎！”乃问曰：“米熟也未？”慧能曰：“米熟久矣！犹欠筛在。”
祖以杖击碓三下而去，慧能即会祖意，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为说《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慧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启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祖知悟本性，谓慧能曰：“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
此后，迨至明代吴承恩写《西游记》之时，书中须菩提祖师，半夜三更传法给孙悟空的一段文字，便是将五祖传法给六祖慧能的这个故事，照搬了过去。
因此，“南顿北渐”的顿悟之法，对于一般人而言，并非适合，以其对于根器的要求，太高了。是故六祖慧能有曰：“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即一种，见有迟疾。何名顿渐？法无顿渐。人有利钝，故名顿渐。”无论是南顿还是北渐，其实都是一种法，修的也是同一个佛，但是每个人的资质大不相同，开悟的速度亦是有快有慢，所以才有了佛法的渐、顿之分。
【2】禅净双修
《法华经》把佛之知见的证得，分成两方面的四阶，称为“开、示、悟、入”。开与示，是由佛陀担任的、对众生做的，将众生本有的佛性之宝藏打开来，指示给众生，称为开示；悟与入，则是由众生自己来做的，众生明白了自性本来可以成佛，这就是悟。悟后如法修持，才能进入佛的知见之门。
若以阶位来衡量，悟佛知见，是在未登初地的凡位菩萨；入佛知见，是在登了初地以上的圣位菩萨。因为唯有初地以上，才能一分一分地断无明，一分一分地证觉性。初地以前，都是准备工夫。可见，顿悟是悟的理体法性或佛性，顿悟并不就等于成佛；渐修是修的事相功德，唯有积于渐修，才能真的成佛。
虽说“理以顿悟，事以渐修”，然而世上之人，不估量自己的根性，就动辄笑其他修行法门为“着相”，境界太低，而自己却又做不到。正如慧能大师所言：“执空之人有谤经，直言不用文字。既云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语言。只此语言，便是文字之相。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两字，亦是文字。见人所说，便即谤他，言著文字。汝等须知，自迷犹可，又谤佛经。不要谤经，罪障无数。”
比如百丈怀海禅师，虽然建立了丛林制度，但是其亦曰：“修行以念佛为稳当，万修万人去。”又如净土宗六祖、禅宗法眼宗第三代祖师永明禅师，亦有云：
有禅有净土，犹如戴角虎。
现世为人师，来生作佛祖。
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
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
有禅无净土，十人九蹉路。
阴境若现前，瞥尔随他去。
无禅无净土，铁床并铜柱。
万劫与千生，没个人依怙。
这位永明寿禅师，史上可谓是鼎鼎大名。他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大师。他禅净双修，更身兼两宗祖师，既被尊奉为净土宗六祖，同时又是禅宗的法眼宗三祖。世人都公认他是古佛再来之人，并被认为是阿弥陀佛的化身。《感应篇汇编》里，记载了一则关于他的放生故事。其文曰：
唐末五代延寿禅师者，丹阳人。初为余姚县吏，亏欠库钱几十万。有司鞫之，止是买物放生用过，不意亏耗如许也。罪当死，临刑颜色不变，言曰：“我放活万万生命，今虽死，径往西方矣，岂不乐哉！”钱王闻而怜之，释其罪，为僧。梦观音以甘露灌口，慧性日开，著《万善同归集》六卷。住永明寺。九十八岁，合掌坐化，起塔寺侧。有僧每日绕塔礼拜，人问故，答曰：“我，抚州僧也。因病至冥，见殿角有画像一轴，阎王自来顶礼。余问主吏，答曰：“此寿禅师也。凡死者皆经此处，唯禅师径往西方极乐世界，上品上生，王故敬礼耳。”可见往生之时，若径生西方，为阴府所重如此。
这则故事，亦另有版本，说的是唐末五代的永明大师，讳名延寿，平常喜欢买鱼虾等水族放生。在未出家之前，于吴越王钱文穆镇宁杭州时，当余杭县的库吏。有一年，适逢灾荒，由于灾情急迫，他便先动用了库钱来救济灾民，因而犯了监守自盗的罪名，依法应处死刑。
吴越王信仰佛教，深知他盗用库钱，全在救济灾民。因此命执行刑罚的人，在临刑之际，注意观察其言词面色，前来禀报。大师身临刑场，脸上殊无忧戚之色，反而神色怡然自在，毫无惊惧，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大师说：“我对库钱毫无私用，全都用来救济灾民。如今死了，直生西方极乐世界，岂不是一大乐事？”吴越王听了他的话，就赦免了他的罪。永明大师从此出家为僧，勤修禅定，礼佛拜忏，获得无碍辩才。
据说大师圆寂之后，江西抚州有某僧生病，神识被摄入冥间，看见阎王大殿左边，供有一尊僧像，阎罗王时常出座恭敬礼拜。某僧感觉奇怪，便问主吏。主吏答曰：“阎罗王礼拜的是永明延寿大师。永明大师在世修持精进，如今已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证得上品上生。阎罗王特别尊敬大师之德行，因而设供，每日经常礼拜。”
永明寿禅师，虽然出身于五宗之一的法眼宗，但却不限于一门一派，他提倡禅净双修，并提出了在后世脍炙人口的禅净《四料简》。此《四料简》，道尽了禅、净两种法门的奥妙和利益：禅宗明心见性，直指人心，立地成佛，但是对于根器的要求很高；而净土宗，则是利钝兼收，不过效果会慢一些。要依靠阿弥陀佛的愿力，先往生极乐，开悟之后，再乘愿回到红尘，随缘化度众生。因此，很多不是上根、利根之人，还是以老实念佛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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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斋随笔》第34章
文 / 乐樵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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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菩提无树，明镜非台
紫菩提老师禅律《参》一诗中，有句云：“拈花微笑心传印”。前几天，山人以此为题，写了一则随笔。柳堂先生读罢之后，评曰：“由此拈花一笑公案，联想到六祖慧能大师的《菩提偈》公案。神秀曰：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慧能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大约即是渐悟、顿悟之别吧。其实，这本来是参悟的法门，只是两者路径不同而已。但是，俗人却往往分出境界之高下。顿悟入道，恐限天才；凡夫俗子若欲入道，走渐悟之途，比较可靠一些。”
对于柳堂先生此评，山人乃谓其曰：顿悟成佛，是禅宗的核心教义。在禅宗史上，世人之所以共推六祖慧能，为禅宗的实际创始人，而非早期的其他祖师，就是因其开创了“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教”法门。所谓“南能北秀”或“南顿北渐”，反映的正是以慧能为代表的南宗“顿悟禅”，和以神秀为代表的北宗“渐悟禅”之差异。而南宗的“顿悟”禅，真正体现了禅的精髓，是以谈禅宗，必及“顿悟”。然而，到底什么才是顿悟，并非一个可以随意回答的问题。
六祖慧能大师，俗家姓卢，因此古人的一些诗词里，又称其为“卢能”。比如宋徽宗有诗曰：
有情身不是无情，彼此人人定里身。
会得菩提本无树，何须辛苦问卢能？
《六祖坛经·行由品》记载：慧能严父，本贯范阳，左降流于岭南，作新州百姓。此身不幸，父又早亡，老母孤遗，移来南海，艰辛贫乏，于市卖柴。时有一客买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慧能得钱，却出门外，见一客诵经。慧能一闻经语，心即开悟。遂问客诵何经？客曰:《金刚经》。复问从何所来？持此经典。客云：“我从蕲州黄梅县东禅寺来，其寺是五祖忍大师在彼主化，门人一千有余。我到彼中礼拜，听受此经，大师常劝僧俗，但持《金刚经》，即自见性，直了成佛。”慧能闻说，宿昔有缘，乃蒙一客，取银十两与慧能，令充老母衣粮，教便往黄梅参礼五祖。
慧能安置母毕，即便辞违，不经三十余日，便至黄梅，礼拜五祖。祖问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慧能对曰：“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远来礼师。惟求作佛，不求余物。”祖言：“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堪作佛？”慧能曰：“人虽有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五祖更欲与语，且见徒众，总在左右，乃令随众作务。慧能曰：“慧能启和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离自性，即是福田。未审和尚教作何务？”祖云：“这獦獠根性大利，汝更勿言，著槽厂去。”慧能退至后院，有一行者，差慧能破柴踏碓。
经八月余，祖一日忽见慧能，曰：“吾思汝之见可用，恐有恶人害汝，遂不与汝言，汝知之否？”慧能曰：“弟子亦知师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觉。”
从五祖弘忍与慧能的对答中，就可以看出，慧能之悟性极高。他虽不识字，但却是上根、利根之人。是以慧能大师得法之后，曾有言曰：“此法门是最上乘。为大智人说，为上根人说。“又曰：汝师戒定慧，接大乘人。吾戒定慧，接最上乘人。”可见他度众生的对象，是上上根人。换句话说，上根以下的人，都不是他的对象。也就是说，这个门你进不来。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是六祖慧能得以传承衣法、一鸣惊人的《菩提偈》，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典故中，可以知道六祖与神秀大师争衣法之传，最后是慧能获得了五祖的传承。《六祖坛经·行由品》记载曰：
祖一日唤诸门人总来：“吾向汝说，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终日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来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为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迟滞。思量即不中用，见性之人，言下须见。若如此者，轮刀上阵，亦得见之。”众得处分，退而递相谓曰：“我等众人，不须澄心用意作偈，将呈和尚，有何所益？神秀上座，现为教授师，必是他得，我辈谩作偈颂，枉用心力。”诸人闻语，总皆息心，咸言：“我等已后，依止秀师，何烦作偈？”
神秀思惟：“诸人不呈偈者，为我与他为教授师，我须作偈将呈和尚。若不呈偈，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见解深浅。我呈偈意，求法即善，觅祖即恶，却同凡心，夺其圣位奚别？若不呈偈，终不得法，大难大难。”
五祖堂前，有步廊三间，拟请供奉卢珍画《楞枷经》变相，及五祖血脉图，流传供养。神秀作偈成已，数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遍身汗流，拟呈不得。前后经四日，一十三度呈偈不得。秀乃思惟：“不如向廊下书著，从他和尚看见，忽若道好，即出礼拜，云是秀作。若道不堪，枉向山中数年，受人礼拜，更修何道？”是夜三更，不使人知，自执灯，书偈于南廊壁间，呈心所见。偈曰：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试，勿使惹尘埃。
秀书偈了，便却归房，人总不知。秀复思惟：“五祖明日，见偈欢喜，即我与法有缘。若言不堪，自是我述，宿业障重，不合得法，圣意难测。”房中思想，坐卧不安，直至五更。
祖已知神秀入门未得，不见自性。天明，祖唤卢供奉来，向南廊壁间绘画图相，忽见其偈。报言：“供奉却不用画，劳尔远来。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但留此偈，与人诵持。依此偈修，免堕恶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令门人炷香礼敬，尽诵此偈，即得见性。门人诵偈，皆叹善哉！
祖三更唤秀入堂，问曰：“偈是汝作否？”秀言：“实是秀作，不敢妄求祖位，望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慧否？”祖曰：“汝作此偈，未见本性，只到门外，未入门内。如此见解，觅无上菩提，了不可得。无上菩提，须得言下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不生不灭。于一切时中，念念自见，万法无滞。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实。若如是见，即是无上菩提之自性也。汝且去一两日思惟，更作一偈，将来吾看。汝偈若入得门，付汝衣法。”神秀作礼而出，又经数日，作偈不成。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犹如梦中，行坐不乐。
复两日，有一童子，于碓坊过，唱诵其偈。慧能一闻，便知此偈未见本性，虽未蒙教授，早识大意。遂问童子曰：“诵者何偈？”童子曰：“尔这獦獠不知，大师言：世人生死事大，欲得传付衣法。令门人作偈来看，若悟大意，即付衣法，为第六祖。神秀上座于南廊壁上书无相偈，大师令人皆诵，依此偈修，免堕恶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慧能曰：“我亦要诵此，结来生缘。上人！我此踏碓，八个余月，未曾行到堂前，望上人引至偈前礼拜。”童子引至偈前礼拜。
慧能曰：“慧能不识字，请上人为读。”时有江州别驾，姓张名日用，便高声读。慧能闻已，遂言：“亦有一偈，望别驾为书。”别驾言：“汝亦作偈，其事希有！”慧能向别驾言：“欲学无上菩提，不可轻于初学。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若轻人，即有无量无边罪。”别驾言：“汝但诵偈，吾为汝书。汝若得法，先须度吾，勿忘此言。”慧能偈曰：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书此偈已，徒众总惊，无不嗟讶！各相谓言：“奇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时，使他肉身菩萨。”祖见众人惊怪，恐人损害，遂将鞋擦了偈，曰：“亦未见性。”众以为然。次日，祖潜至碓坊，见能腰石舂米。语曰：“求道之人，为法忘躯，当如是乎！”乃问曰：“米熟也未？”慧能曰：“米熟久矣！犹欠筛在。”
祖以杖击碓三下而去，慧能即会祖意，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为说《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慧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启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祖知悟本性，谓慧能曰：“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
此后，迨至明代吴承恩写《西游记》之时，书中须菩提祖师，半夜三更传法给孙悟空的一段文字，便是将五祖传法给六祖慧能的这个故事，照搬了过去。
因此，“南顿北渐”的顿悟之法，对于一般人而言，并非适合，以其对于根器的要求，太高了。是故六祖慧能有曰：“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即一种，见有迟疾。何名顿渐？法无顿渐。人有利钝，故名顿渐。”无论是南顿还是北渐，其实都是一种法，修的也是同一个佛，但是每个人的资质大不相同，开悟的速度亦是有快有慢，所以才有了佛法的渐、顿之分。
【2】禅净双修
《法华经》把佛之知见的证得，分成两方面的四阶，称为“开、示、悟、入”。开与示，是由佛陀担任的、对众生做的，将众生本有的佛性之宝藏打开来，指示给众生，称为开示；悟与入，则是由众生自己来做的，众生明白了自性本来可以成佛，这就是悟。悟后如法修持，才能进入佛的知见之门。
若以阶位来衡量，悟佛知见，是在未登初地的凡位菩萨；入佛知见，是在登了初地以上的圣位菩萨。因为唯有初地以上，才能一分一分地断无明，一分一分地证觉性。初地以前，都是准备工夫。可见，顿悟是悟的理体法性或佛性，顿悟并不就等于成佛；渐修是修的事相功德，唯有积于渐修，才能真的成佛。
虽说“理以顿悟，事以渐修”，然而世上之人，不估量自己的根性，就动辄笑其他修行法门为“着相”，境界太低，而自己却又做不到。正如慧能大师所言：“执空之人有谤经，直言不用文字。既云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语言。只此语言，便是文字之相。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两字，亦是文字。见人所说，便即谤他，言著文字。汝等须知，自迷犹可，又谤佛经。不要谤经，罪障无数。”
比如百丈怀海禅师，虽然建立了丛林制度，但是其亦曰：“修行以念佛为稳当，万修万人去。”又如净土宗六祖、禅宗法眼宗第三代祖师永明禅师，亦有云：
有禅有净土，犹如戴角虎。
现世为人师，来生作佛祖。
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
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
有禅无净土，十人九蹉路。
阴境若现前，瞥尔随他去。
无禅无净土，铁床并铜柱。
万劫与千生，没个人依怙。
这位永明寿禅师，史上可谓是鼎鼎大名。他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大师。他禅净双修，更身兼两宗祖师，既被尊奉为净土宗六祖，同时又是禅宗的法眼宗三祖。世人都公认他是古佛再来之人，并被认为是阿弥陀佛的化身。《感应篇汇编》里，记载了一则关于他的放生故事。其文曰：
唐末五代延寿禅师者，丹阳人。初为余姚县吏，亏欠库钱几十万。有司鞫之，止是买物放生用过，不意亏耗如许也。罪当死，临刑颜色不变，言曰：“我放活万万生命，今虽死，径往西方矣，岂不乐哉！”钱王闻而怜之，释其罪，为僧。梦观音以甘露灌口，慧性日开，著《万善同归集》六卷。住永明寺。九十八岁，合掌坐化，起塔寺侧。有僧每日绕塔礼拜，人问故，答曰：“我，抚州僧也。因病至冥，见殿角有画像一轴，阎王自来顶礼。余问主吏，答曰：“此寿禅师也。凡死者皆经此处，唯禅师径往西方极乐世界，上品上生，王故敬礼耳。”可见往生之时，若径生西方，为阴府所重如此。
这则故事，亦另有版本，说的是唐末五代的永明大师，讳名延寿，平常喜欢买鱼虾等水族放生。在未出家之前，于吴越王钱文穆镇宁杭州时，当余杭县的库吏。有一年，适逢灾荒，由于灾情急迫，他便先动用了库钱来救济灾民，因而犯了监守自盗的罪名，依法应处死刑。
吴越王信仰佛教，深知他盗用库钱，全在救济灾民。因此命执行刑罚的人，在临刑之际，注意观察其言词面色，前来禀报。大师身临刑场，脸上殊无忧戚之色，反而神色怡然自在，毫无惊惧，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大师说：“我对库钱毫无私用，全都用来救济灾民。如今死了，直生西方极乐世界，岂不是一大乐事？”吴越王听了他的话，就赦免了他的罪。永明大师从此出家为僧，勤修禅定，礼佛拜忏，获得无碍辩才。
据说大师圆寂之后，江西抚州有某僧生病，神识被摄入冥间，看见阎王大殿左边，供有一尊僧像，阎罗王时常出座恭敬礼拜。某僧感觉奇怪，便问主吏。主吏答曰：“阎罗王礼拜的是永明延寿大师。永明大师在世修持精进，如今已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证得上品上生。阎罗王特别尊敬大师之德行，因而设供，每日经常礼拜。”
永明寿禅师，虽然出身于五宗之一的法眼宗，但却不限于一门一派，他提倡禅净双修，并提出了在后世脍炙人口的禅净《四料简》。此《四料简》，道尽了禅、净两种法门的奥妙和利益：禅宗明心见性，直指人心，立地成佛，但是对于根器的要求很高；而净土宗，则是利钝兼收，不过效果会慢一些。要依靠阿弥陀佛的愿力，先往生极乐，开悟之后，再乘愿回到红尘，随缘化度众生。因此，很多不是上根、利根之人，还是以老实念佛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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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雪涛《活色生香册》 。这一组作品笔墨较为流畅也没有较满的构图，而是采用折枝绘画的方式，将画面用线条进行分割，每一组画面中有一些重的墨色，让画面并不轻浮而是增添了画面的层次感，墨色非常丰富，浓淡干湿枯的变化较为讲究，用小写意的方式绘制出的作品，既有工笔的细腻成分，也有大写意的畅快淋漓#遇见艺术##这就是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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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欲隐罗浮——博物馆藏几种不同版本的《葛稚川移居图》赏析。
“葛稚川移居图”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一个长盛不衰的绘画母题，至少从宋代开始，便有画家将这一主题引入绘画中。葛洪（284-364）是晋代有名的道教学者和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郡（今江苏句容）人。据《晋书》记载，他以儒学知名，“尤好神仙道养之法”，“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辨玄迹，析理入微”，因立军功，被封以高官，但“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为由辞去不就。后来听说交阯（今越南）盛产炼丹用的丹砂，遂要求派去做“句漏令”，得到首肯后，他便携妻儿千里迢迢赴任。到达广州时，因刺史邓岳极力挽留，就有到附近罗浮山隐居的想法，于是便有移居罗浮山之举。葛洪在罗浮山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留下了代表名著《抱朴子》。在宋代院体画家中，就有不少人画过这一故事。现存的诸本《葛稚川移居图》中，以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年代最早，艺术水准最为精湛。在此之后的明清两代，这一主题的绘画创作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这便是元代画家王蒙在《葛稚川移居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刻划的情景，图中的高士就是葛洪，这座在绘画史上屡次被描绘的名山便是位于广东博罗县的罗浮山。
王蒙（1308-1385）是元代山水画家，字叔明，号黄鹤山樵，浙江湖州人，与黄公望、倪瓒、吴镇并称“元四家”，为书画家赵孟頫（1254-1322）外甥。这件《葛稚川移居图》被认为是王蒙的代表作之一。
在王蒙的艺术生涯中，他并没有到过罗浮山的记录。所以在画中，他是将传说中葛洪移居的故事加上意象山水相融合，表现岭南地区山水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景象。图中作者将青绿、花青、红色、曙红以及浅绛、焦墨等交互使用，形成岭南地区特有的山水风貌。在王蒙传世的画作中，该图较为特出：错落的红叶绿树遍布于山间，山势蜿蜒，嶙峋起伏，将罗浮山幽深、险峻与宁静的氛围烘托出来，是乃因避乱而移居、远离尘嚣的出世者心仪之地。
王蒙在画中自题曰：“葛稚川移居图，蒙昔年与日章画此图，已数年矣。今重观之，始题其上，王叔明识”，钤朱文方印“叔明”，另一印则漫漶不清。题识虽并未注明年款，但从内容及画风看，当为王蒙早年所作，反映其早期画风。
王蒙的其他作品如《夏日山居图》、《夏山高隐图》（均藏故宫博物院）等代表作都旨在描写山水的雄伟与秀美，唯独《葛稚川移居图》是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交相融合，是道家思想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理念的折射。至于现代画家惠孝同（1902-1979）认为其“画中的人物和走兽，画的尚不够成熟，主次不分，形象也欠生动；款字也写得弱了一些，这是这幅作品美中不足之处”，显然是苛责了。作为一个以山水见长的画家，王蒙在画中表现出的艺术技巧实非寻常画家所能及。
作为王蒙作品中的精品佳构，《葛稚川移居图》历经元明清以来诸家鉴藏，流传有序，其印鉴与书画著录均清晰地再现其传播与鉴藏的历程。画中的鉴藏印有：朱文方印“怡亲王宝”、“孙煜峰”、“大王主人珍玩”、“虚斋秘玩”、“莱臣审藏真迹”、“弘一斋”、朱文圆印“安”、白文方印“子孙永保”、“子京所藏”、“仪周鉴赏”、“虚斋审定”、“孙煜峰印”、朱文长方印“虚斋之清品”、“潞河张翼藏书画记”、“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白文长方印“项墨林鉴赏印”、朱文椭圆印“寄敖”，另有右下侧“圣”字上方一白文长方印模糊不可辨。据此可知，该画曾经明代项元汴（1525-1590）、清代安岐（1683-？）、怡亲王、晚清张翼（燕谋）、庞莱臣（1864-1949）及现代孙煜峰（1901-1967）等人递藏。
在明清以降的书画著录中，这件《葛稚川移居图》也多次被提及。明代书画鉴藏家安岐在《墨缘汇观》中著录：“纸本，中挂幅，着色，山水，为日章作”，另一书画鉴藏家郁逢庆的《郁氏书画题跋记》在著录王蒙的题识之后，描述其绘画云：“此图稚川执杖，左携一鹿，后老妻骑牛抱一小儿，二童随之，重山复岭，秀润之笔，非寻常恅草之比”，图中实为“右携一鹿”，当为误记。
郁氏对此画的风格给予肯定，称其为“秀润之笔”。而与郁逢庆大致同时的汪珂玉（1587-？）在其《珊瑚网》中也著录该图的题识，连描述的语句也与郁氏近乎一致，仅“恅草”变为“潦草”，所以有论者经考订，认为汪珂玉《珊瑚网》有袭录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的嫌疑，是很有道理的。但因汪氏《珊瑚网》的影响要比《郁氏书画题跋记》大得多，反而促进了《郁氏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书画的二次传播，《葛稚川移居图》即是其例。
画中以披麻皴画山石，间以解索皴和折带皴相补充，所写飞瀑流泉、崇山峻岭与满山树木相映成趣，使人物的颠沛流离与环境的清幽形成鲜明对比，相得益彰，其绘画主题得以凸显。
卞永誉（1645-1712）的《式古堂书画汇考》也著录《稚川移居图并识》，除实录王蒙题识外，并引用汪氏《珊瑚网》评语⑧，这算是对郁氏评述王蒙《葛稚川移居图》的再次传播了，可谓是书画鉴藏史上一件无奈又极富趣味的事。晚清时期，李葆恂（1859-1915）的《无益有益斋读画诗》也提及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直幅》。其后的书画鉴藏家庞莱臣在其《虚斋名画续录》中也著录此画，除实录王蒙的题识外，他对画作本身也作了描述：“纸本，高四尺三寸七分，阔一尺八寸三分，设色山水人物，稚川手执羽扇携鹿度桥，前导有负筐篮者，有歇担山坡者，后一妇抱小孩骑牛，一仆牵之而行，其余男女僮仆负物随从，山上茅屋数间，位置井井，屋前及山半有童子作迎眺状，重山复岭，碧树丹柯，秀润缜密，实为希有之真迹。左下角楷书一圣字，系项子京编字记号，另草书小押，其文莫辨题款前六字篆书，这是现在所见此画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前最晚的书画著录。
事实上，王蒙并非仅作过这一件《葛稚川移居图》，在顾文彬（1811-1889）的《过云楼书画记》中记载顾氏曾收藏一件《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作者这样描绘：“通幅用焦墨，间设浅赭色。峰峦迥互，楼阁参差；一丫髻童立庭除，供汛扫之役，坡下苍头奴担胡卢书剑前导，一婢抱琴踵其后，一童负囊曳牛，稚川绛衣坐其上，手一卷读，妇与两儿，一草角儿，抱鸟圆并跨牯上，一仆左牵之，右又牵一羊；一婢肩竹竿提鸡笼，次第前行”。很显然，这是一幅以墨笔为主，间杂浅赭色的山水画，构图及画中人物造型与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也大相径庭。
在这幅画中，画中主角葛洪坐于牛背之上，其他人物也各有不同，且画面中多出一只羊。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中有十人，而该《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则至少有十一人。该画题识：“香光居士王蒙写”，上方尚有倪瓒、陆居仁、陈则、韩性、陶复初、钱岳及蒙城乐远题跋。在该书中，作者也提及郁逢庆《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之上述《葛稚川移居图》，并再引述《六研斋三笔》提及王蒙的第三件《葛稚川移居图》：“余于项氏见。阔幅悬轴，绢素沈厚，布置雄伟……翁媪骑乘一牸、一牯……婢仆四五人，蓬头赤脚，不施严饰，一力奋而前驱，意皆望莽苍进发，盖移居在途景”，据此可知这是描绘葛洪前往罗浮山途中的情形。画作为绢本，葛稚川和妇孺皆坐于牛背之上，画中有一雄一雌两牛，婢仆四五人，大致七八人左右。在该书中，顾氏称王蒙“作《稚川移居图》甚多，惜未能一一对勘耳”。
此外，在《佩文斋书画谱》中也著录一件王蒙的《葛仙翁移居图》：“钱塘王孝廉藏王叔明纸画《葛仙翁移居图》，长一丈二尺，阔几二尺，上有袁清容题，今在檇李项元汴”，这是一幅纸本山水画，但上有袁清容题跋，与上述三件作品均相异，故应是王蒙的第四件《葛稚川移居图》了。另在《佩文斋书画谱》中尚著录一件“葛稚川移居图”，文字极为简略，仅有“王叔明隶书图上”数字，故无法判定是否为以上四件之一，抑或另有他作，姑妄存此备考。
在王蒙之后，尚有明代画家尤求、丁云鹏、郑重及清初胡慥、萧晨等人的《葛稚川移居图》行世，使这一绘画主题传承有序，经久不衰。
明 尤求 《葛洪移居图》卷局部
尤求的《葛稚川移居图》（大英博物馆藏）为一画卷，写葛洪骑于毛驴之上，扬鞭抖缰，后有一壮汉挑筐行于桥上，筐中有宝剑、葫芦、茶壶、锅碗、斗笠等，另有一书童肩背古琴紧随驴后，前有两书童作先导，一人背着八仙桌，一人挑着葫芦、书籍、铜壶等什物。
所写山水为近景，用白描之法，与王蒙画中所用的高远和深远之法大为迥异。作者款识曰：“长洲尤求制”，钤朱文方印“凤丘”和白文方印“长洲尤求”。其题笺为：“明尤子求游旅图逸品。千卷楼主人了酓氏藏”，鉴藏印有：朱文方印“一贯轩长物”、“君子乃乐”、“了酓藏过”和朱文币形印“金匮宝藏陈氏仁涛”。拖尾有近人吴湖帆（1894-1968）题跋：“《葛稚川移居图》出自宋人院本，元钱玉潭、王叔明俱有之，此卷盖马钦山本也。笔精墨意，不在宋人下。余近得子求画《相如属赋图》，与此彷佛，皆子求得意笔也。庚午十月，访镜波兄于月波楼，翦灯夜话，出此共赏，同观者陈君子清。吴湖帆题”，概述《葛稚川移居图》的源流，并言钱玉潭（钱选）、王叔明（王蒙），称此卷乃仿马钦山本。“马钦山”即南宋画家马远。此画与王蒙之作最大的不同在于，描绘的只是截取葛洪等一行五人匆忙赶路的情景，对罗浮山的风貌则较少渲染。
丁云鹏的《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描写的是崇山峻岭中，葛洪骑牛行于桥上，后有一羊及挑着古琴、经卷的书童紧随，前方右侧一妇人怀抱小孩骑牛，一人牵着缰绳回顾中，左侧则有一书童跟随其后，画中共六人。该画与王蒙之作较为接近，尤其是桥的造型与王蒙之笔如出一辙，应当是有所本。所写远景为飞瀑和茅屋，山石陡峭，有小斧劈皴痕迹。作者并无款识，仅钤白文方印“丁云鹏印”和朱文方印“南羽”。此图曾经《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著录，有嘉庆、宣统等鉴藏印多枚。此画是明清时期所见《葛稚川移居图》中与王蒙之作最为接近者。
郑重《仿王蒙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自题曰：“葛仙翁移居图，壬子初夏仿黄鹤山樵笔，郑重”，“黄鹤山樵”即王蒙。画中在山脚溪流左侧，一妇人怀抱小孩与葛洪各骑一牛，前面各有一书童执引，一书童担着家具物什，一书童手捧一鹅，肩背葫芦，画中另有一羊与二犬随行。山上茂林修竹，亭台楼阁，在纵深处山路蜿蜒，飞流直下，峭壁林立，云雾缭绕，一派远离尘嚣的仙境之象。从画面构图看，与上述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并不接近，但极有可能源自目前已失传的、《佩文斋书画谱》中著录的王蒙《葛仙翁移居图》。此图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有乾隆、嘉庆、宣统等三朝帝王藏印。此画也和丁云鹏《葛洪移居图》一样，与王蒙画风最为接近。清 胡慥 《葛洪移居图》 扇面
胡慥《葛洪移居图》扇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描绘的是葛洪骑于牛背上在前方引导，不时回顾四盼，后有一人拉车跟随，车上各种杂货累积，妻儿坐于山石后的另一辆车上，一人在后推行，另有一脚夫挑担随侍车侧。因扇面乃咫尺之属，故作者描写的场景乃截取其中一段，并无崇山峻岭，但从溪山行旅中，可以想见路遥山深。作者题识曰：“葛仙翁移居图，癸巳秋七月画为大宗老社长，胡慥”，钤朱文长方印“胡慥”。“癸巳”乃清顺治十年（1653年）。
萧晨《葛洪移居图》（广东省博物馆藏）描写在深山古松下，葛洪右手执杖，头略望后倾，站立于山石旁，其妻手执纨扇立于后侧，一白发老妇（或为葛洪之母）双手合十，面朝葛洪夫妇；前方两书童整理包裹行囊，另有两童抬着桶（或为其他什物）拾阶而上，一牛歇息于坡脚。很明显，这是葛洪在移居途中稍事休整的场景，与其他同类主题的构思略有不同。作者题识曰：“丹砂勾漏得还无，女伴追随有鲍姑。更欲移家向何处，夜深门闲独看炉。癸亥春日写图为道翁并题博正，兰陵醉客萧晨”，其中“丹砂”和“勾漏”（句漏）都是和葛洪有关的用典。
清 萧晨《葛洪移居图》 广东省博物馆藏
当然，在行世的所有作品中，应该还有不少《葛稚川移居图》画作。从这些作品不难看出，在元代王蒙之后，葛稚川移居的故事最为文人雅士所喜爱。在这个故事里，既寄托了避世而遁入罗浮的出世之想，罗浮山因而也就成为文人向往的精神家园，同时，以此为母题的艺术创作，是对王蒙以来绘画技法的一脉相承，是传统山水画嬗变与演进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我们探讨以王蒙为代表的《葛稚川移居图》，其意义显然已超越其绘画本身。
我欲隐罗浮——博物馆藏几种不同版本的《葛稚川移居图》赏析。
“葛稚川移居图”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一个长盛不衰的绘画母题，至少从宋代开始，便有画家将这一主题引入绘画中。葛洪（284-364）是晋代有名的道教学者和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郡（今江苏句容）人。据《晋书》记载，他以儒学知名，“尤好神仙道养之法”，“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辨玄迹，析理入微”，因立军功，被封以高官，但“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为由辞去不就。后来听说交阯（今越南）盛产炼丹用的丹砂，遂要求派去做“句漏令”，得到首肯后，他便携妻儿千里迢迢赴任。到达广州时，因刺史邓岳极力挽留，就有到附近罗浮山隐居的想法，于是便有移居罗浮山之举。葛洪在罗浮山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留下了代表名著《抱朴子》。在宋代院体画家中，就有不少人画过这一故事。现存的诸本《葛稚川移居图》中，以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年代最早，艺术水准最为精湛。在此之后的明清两代，这一主题的绘画创作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这便是元代画家王蒙在《葛稚川移居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刻划的情景，图中的高士就是葛洪，这座在绘画史上屡次被描绘的名山便是位于广东博罗县的罗浮山。
王蒙（1308-1385）是元代山水画家，字叔明，号黄鹤山樵，浙江湖州人，与黄公望、倪瓒、吴镇并称“元四家”，为书画家赵孟頫（1254-1322）外甥。这件《葛稚川移居图》被认为是王蒙的代表作之一。
在王蒙的艺术生涯中，他并没有到过罗浮山的记录。所以在画中，他是将传说中葛洪移居的故事加上意象山水相融合，表现岭南地区山水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景象。图中作者将青绿、花青、红色、曙红以及浅绛、焦墨等交互使用，形成岭南地区特有的山水风貌。在王蒙传世的画作中，该图较为特出：错落的红叶绿树遍布于山间，山势蜿蜒，嶙峋起伏，将罗浮山幽深、险峻与宁静的氛围烘托出来，是乃因避乱而移居、远离尘嚣的出世者心仪之地。
王蒙在画中自题曰：“葛稚川移居图，蒙昔年与日章画此图，已数年矣。今重观之，始题其上，王叔明识”，钤朱文方印“叔明”，另一印则漫漶不清。题识虽并未注明年款，但从内容及画风看，当为王蒙早年所作，反映其早期画风。
王蒙的其他作品如《夏日山居图》、《夏山高隐图》（均藏故宫博物院）等代表作都旨在描写山水的雄伟与秀美，唯独《葛稚川移居图》是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交相融合，是道家思想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理念的折射。至于现代画家惠孝同（1902-1979）认为其“画中的人物和走兽，画的尚不够成熟，主次不分，形象也欠生动；款字也写得弱了一些，这是这幅作品美中不足之处”，显然是苛责了。作为一个以山水见长的画家，王蒙在画中表现出的艺术技巧实非寻常画家所能及。
作为王蒙作品中的精品佳构，《葛稚川移居图》历经元明清以来诸家鉴藏，流传有序，其印鉴与书画著录均清晰地再现其传播与鉴藏的历程。画中的鉴藏印有：朱文方印“怡亲王宝”、“孙煜峰”、“大王主人珍玩”、“虚斋秘玩”、“莱臣审藏真迹”、“弘一斋”、朱文圆印“安”、白文方印“子孙永保”、“子京所藏”、“仪周鉴赏”、“虚斋审定”、“孙煜峰印”、朱文长方印“虚斋之清品”、“潞河张翼藏书画记”、“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白文长方印“项墨林鉴赏印”、朱文椭圆印“寄敖”，另有右下侧“圣”字上方一白文长方印模糊不可辨。据此可知，该画曾经明代项元汴（1525-1590）、清代安岐（1683-？）、怡亲王、晚清张翼（燕谋）、庞莱臣（1864-1949）及现代孙煜峰（1901-1967）等人递藏。
在明清以降的书画著录中，这件《葛稚川移居图》也多次被提及。明代书画鉴藏家安岐在《墨缘汇观》中著录：“纸本，中挂幅，着色，山水，为日章作”，另一书画鉴藏家郁逢庆的《郁氏书画题跋记》在著录王蒙的题识之后，描述其绘画云：“此图稚川执杖，左携一鹿，后老妻骑牛抱一小儿，二童随之，重山复岭，秀润之笔，非寻常恅草之比”，图中实为“右携一鹿”，当为误记。
郁氏对此画的风格给予肯定，称其为“秀润之笔”。而与郁逢庆大致同时的汪珂玉（1587-？）在其《珊瑚网》中也著录该图的题识，连描述的语句也与郁氏近乎一致，仅“恅草”变为“潦草”，所以有论者经考订，认为汪珂玉《珊瑚网》有袭录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的嫌疑，是很有道理的。但因汪氏《珊瑚网》的影响要比《郁氏书画题跋记》大得多，反而促进了《郁氏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书画的二次传播，《葛稚川移居图》即是其例。
画中以披麻皴画山石，间以解索皴和折带皴相补充，所写飞瀑流泉、崇山峻岭与满山树木相映成趣，使人物的颠沛流离与环境的清幽形成鲜明对比，相得益彰，其绘画主题得以凸显。
卞永誉（1645-1712）的《式古堂书画汇考》也著录《稚川移居图并识》，除实录王蒙题识外，并引用汪氏《珊瑚网》评语⑧，这算是对郁氏评述王蒙《葛稚川移居图》的再次传播了，可谓是书画鉴藏史上一件无奈又极富趣味的事。晚清时期，李葆恂（1859-1915）的《无益有益斋读画诗》也提及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直幅》。其后的书画鉴藏家庞莱臣在其《虚斋名画续录》中也著录此画，除实录王蒙的题识外，他对画作本身也作了描述：“纸本，高四尺三寸七分，阔一尺八寸三分，设色山水人物，稚川手执羽扇携鹿度桥，前导有负筐篮者，有歇担山坡者，后一妇抱小孩骑牛，一仆牵之而行，其余男女僮仆负物随从，山上茅屋数间，位置井井，屋前及山半有童子作迎眺状，重山复岭，碧树丹柯，秀润缜密，实为希有之真迹。左下角楷书一圣字，系项子京编字记号，另草书小押，其文莫辨题款前六字篆书，这是现在所见此画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前最晚的书画著录。
事实上，王蒙并非仅作过这一件《葛稚川移居图》，在顾文彬（1811-1889）的《过云楼书画记》中记载顾氏曾收藏一件《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作者这样描绘：“通幅用焦墨，间设浅赭色。峰峦迥互，楼阁参差；一丫髻童立庭除，供汛扫之役，坡下苍头奴担胡卢书剑前导，一婢抱琴踵其后，一童负囊曳牛，稚川绛衣坐其上，手一卷读，妇与两儿，一草角儿，抱鸟圆并跨牯上，一仆左牵之，右又牵一羊；一婢肩竹竿提鸡笼，次第前行”。很显然，这是一幅以墨笔为主，间杂浅赭色的山水画，构图及画中人物造型与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也大相径庭。
在这幅画中，画中主角葛洪坐于牛背之上，其他人物也各有不同，且画面中多出一只羊。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中有十人，而该《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则至少有十一人。该画题识：“香光居士王蒙写”，上方尚有倪瓒、陆居仁、陈则、韩性、陶复初、钱岳及蒙城乐远题跋。在该书中，作者也提及郁逢庆《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之上述《葛稚川移居图》，并再引述《六研斋三笔》提及王蒙的第三件《葛稚川移居图》：“余于项氏见。阔幅悬轴，绢素沈厚，布置雄伟……翁媪骑乘一牸、一牯……婢仆四五人，蓬头赤脚，不施严饰，一力奋而前驱，意皆望莽苍进发，盖移居在途景”，据此可知这是描绘葛洪前往罗浮山途中的情形。画作为绢本，葛稚川和妇孺皆坐于牛背之上，画中有一雄一雌两牛，婢仆四五人，大致七八人左右。在该书中，顾氏称王蒙“作《稚川移居图》甚多，惜未能一一对勘耳”。
此外，在《佩文斋书画谱》中也著录一件王蒙的《葛仙翁移居图》：“钱塘王孝廉藏王叔明纸画《葛仙翁移居图》，长一丈二尺，阔几二尺，上有袁清容题，今在檇李项元汴”，这是一幅纸本山水画，但上有袁清容题跋，与上述三件作品均相异，故应是王蒙的第四件《葛稚川移居图》了。另在《佩文斋书画谱》中尚著录一件“葛稚川移居图”，文字极为简略，仅有“王叔明隶书图上”数字，故无法判定是否为以上四件之一，抑或另有他作，姑妄存此备考。
在王蒙之后，尚有明代画家尤求、丁云鹏、郑重及清初胡慥、萧晨等人的《葛稚川移居图》行世，使这一绘画主题传承有序，经久不衰。
明 尤求 《葛洪移居图》卷局部
尤求的《葛稚川移居图》（大英博物馆藏）为一画卷，写葛洪骑于毛驴之上，扬鞭抖缰，后有一壮汉挑筐行于桥上，筐中有宝剑、葫芦、茶壶、锅碗、斗笠等，另有一书童肩背古琴紧随驴后，前有两书童作先导，一人背着八仙桌，一人挑着葫芦、书籍、铜壶等什物。
所写山水为近景，用白描之法，与王蒙画中所用的高远和深远之法大为迥异。作者款识曰：“长洲尤求制”，钤朱文方印“凤丘”和白文方印“长洲尤求”。其题笺为：“明尤子求游旅图逸品。千卷楼主人了酓氏藏”，鉴藏印有：朱文方印“一贯轩长物”、“君子乃乐”、“了酓藏过”和朱文币形印“金匮宝藏陈氏仁涛”。拖尾有近人吴湖帆（1894-1968）题跋：“《葛稚川移居图》出自宋人院本，元钱玉潭、王叔明俱有之，此卷盖马钦山本也。笔精墨意，不在宋人下。余近得子求画《相如属赋图》，与此彷佛，皆子求得意笔也。庚午十月，访镜波兄于月波楼，翦灯夜话，出此共赏，同观者陈君子清。吴湖帆题”，概述《葛稚川移居图》的源流，并言钱玉潭（钱选）、王叔明（王蒙），称此卷乃仿马钦山本。“马钦山”即南宋画家马远。此画与王蒙之作最大的不同在于，描绘的只是截取葛洪等一行五人匆忙赶路的情景，对罗浮山的风貌则较少渲染。
丁云鹏的《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描写的是崇山峻岭中，葛洪骑牛行于桥上，后有一羊及挑着古琴、经卷的书童紧随，前方右侧一妇人怀抱小孩骑牛，一人牵着缰绳回顾中，左侧则有一书童跟随其后，画中共六人。该画与王蒙之作较为接近，尤其是桥的造型与王蒙之笔如出一辙，应当是有所本。所写远景为飞瀑和茅屋，山石陡峭，有小斧劈皴痕迹。作者并无款识，仅钤白文方印“丁云鹏印”和朱文方印“南羽”。此图曾经《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著录，有嘉庆、宣统等鉴藏印多枚。此画是明清时期所见《葛稚川移居图》中与王蒙之作最为接近者。
郑重《仿王蒙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自题曰：“葛仙翁移居图，壬子初夏仿黄鹤山樵笔，郑重”，“黄鹤山樵”即王蒙。画中在山脚溪流左侧，一妇人怀抱小孩与葛洪各骑一牛，前面各有一书童执引，一书童担着家具物什，一书童手捧一鹅，肩背葫芦，画中另有一羊与二犬随行。山上茂林修竹，亭台楼阁，在纵深处山路蜿蜒，飞流直下，峭壁林立，云雾缭绕，一派远离尘嚣的仙境之象。从画面构图看，与上述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并不接近，但极有可能源自目前已失传的、《佩文斋书画谱》中著录的王蒙《葛仙翁移居图》。此图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有乾隆、嘉庆、宣统等三朝帝王藏印。此画也和丁云鹏《葛洪移居图》一样，与王蒙画风最为接近。清 胡慥 《葛洪移居图》 扇面
胡慥《葛洪移居图》扇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描绘的是葛洪骑于牛背上在前方引导，不时回顾四盼，后有一人拉车跟随，车上各种杂货累积，妻儿坐于山石后的另一辆车上，一人在后推行，另有一脚夫挑担随侍车侧。因扇面乃咫尺之属，故作者描写的场景乃截取其中一段，并无崇山峻岭，但从溪山行旅中，可以想见路遥山深。作者题识曰：“葛仙翁移居图，癸巳秋七月画为大宗老社长，胡慥”，钤朱文长方印“胡慥”。“癸巳”乃清顺治十年（1653年）。
萧晨《葛洪移居图》（广东省博物馆藏）描写在深山古松下，葛洪右手执杖，头略望后倾，站立于山石旁，其妻手执纨扇立于后侧，一白发老妇（或为葛洪之母）双手合十，面朝葛洪夫妇；前方两书童整理包裹行囊，另有两童抬着桶（或为其他什物）拾阶而上，一牛歇息于坡脚。很明显，这是葛洪在移居途中稍事休整的场景，与其他同类主题的构思略有不同。作者题识曰：“丹砂勾漏得还无，女伴追随有鲍姑。更欲移家向何处，夜深门闲独看炉。癸亥春日写图为道翁并题博正，兰陵醉客萧晨”，其中“丹砂”和“勾漏”（句漏）都是和葛洪有关的用典。
清 萧晨《葛洪移居图》 广东省博物馆藏
当然，在行世的所有作品中，应该还有不少《葛稚川移居图》画作。从这些作品不难看出，在元代王蒙之后，葛稚川移居的故事最为文人雅士所喜爱。在这个故事里，既寄托了避世而遁入罗浮的出世之想，罗浮山因而也就成为文人向往的精神家园，同时，以此为母题的艺术创作，是对王蒙以来绘画技法的一脉相承，是传统山水画嬗变与演进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我们探讨以王蒙为代表的《葛稚川移居图》，其意义显然已超越其绘画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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