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谷企业家# 99.999999% 做最“纯”的创业者』
从在不足20平米的出租房和武汉黄金口工业区一家工厂厕所旁的研发室做研发开始，到2015年10月，在武汉光谷正式注册成立武汉拓材科技有限公司，租用500㎡的简易厂房开始生产高纯材料，最后在光谷联合科技城团队的推荐和支持下，于2017年购置鄂州葛店开发区的独栋厂房，武汉拓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拓材科技”）的董事长卢鹏荐走了10年。
卢鹏荐，一位不折不扣的创业者。从大一就开始创办创业社团，带领“小伙伴”参加全国创业大赛。大三时，他创办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从事校园传媒、兼职和培训业务。随后，他又参与创办了两家公司。这些经历，让卢鹏荐获得了弥足珍贵的团队管理和创业实战经验。
作为鄂州光谷联合科技城的明星企业，拓材科技专注于新材料的研发、生产与销售。自此，卢鹏荐在创业这条路上走得更坚定，也更深远。
这些年，卢鹏荐屡获殊荣。谈及荣誉，卢鹏荐感慨良多：“荣誉是外在的，只能锦上添花，不能为了荣誉去追求荣誉。企业做强大了，荣誉自然会跟随。”
01,紧盯目标 从创业大军中脱颖而出
第一次见到卢鹏荐是在拓材科技总部的电梯口。刚出差回来的他，穿了件深色T恤，挎着双肩包，简短地和我们打了个招呼，便一头扎进了实验室。这位武汉理工大学毕业的材料学博士，有着典型的理工男气质，给人感觉低调、务实。
2015年10月，卢鹏荐创办了武汉拓材科技有限公司，自主开发、经营几十种高纯金属材料及其化合物。随着在新材料领域的不断精进，以及对产品与技术的精益求精，卢鹏荐的视野与格局也愈加宽广。
这期间，卢鹏荐还先后被评为武汉市洪山区十大杰出青年、武汉市大学生创业先锋、湖北省十大青年创业人物、武汉市创业十佳人才，公司也获得了数不清的荣誉。
当被问到从众多创业者中脱颖而出的秘诀是什么，卢鹏荐的回答只有四个字：紧盯目标。“创业的路上，一定是紧盯目标，把精力重点放在企业发展上。”
卢鹏荐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在5—10年内成为国内最优秀的精细化功能材料服务商，用20年时间成为国际一流的精细功能材料企业，成为中国的陶氏化学、杜邦、贺利式、京瓷。
02,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必须耐得住寂寞
2015年10月，由武汉理工大学教授专家、鄂州市政府、深圳达晨创投、核心团队共同投资组建的武汉拓材科技公司正式成立，主要从事高纯（超纯）金属及半导体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
2017年，拓材科技正式入驻位于鄂州葛店开发区的光谷联合科技城。最终选择了在葛店光谷联合科技城落户，一是看中光谷东的区位发展优势、交通便利；二是园区拥有完善生活配套设施，餐饮中心、员工公寓等一应俱全；三是服务质量高，在入驻初期，园区就协助对接投资机构、金融机构等服务，大力支持企业发展，为企业落户、生产和运营提供一站式服务，助力企业加速成长。
2018年，拓材科技通过园区双创平台报名参加了第七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在湖北赛区607家企业从中脱颖而出，并获得了湖北赛区成长组的第一名。自此，拓材科技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鄂州市政府、葛店开发区也给予企业最大的帮扶。
4年来，公司发展可以用“突飞猛进”来形容。员工数量上，每年实现30%的阶梯式增长；销售收入上，实现了650万到7000万爆发式增长；今年的产值更是有望突破2亿元大关，已成为园区的明星企业。
03,不仅要打破国外垄断 还要打造一个世界级品牌
创业路上虽布满荆棘，拓材科技依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卢鹏荐认为，这与坚实的科研团队基础密不可分。
通过与武汉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中国技术物理研究所等高校及科研院所建立合作关系，拓材科技极大提升了自主研发能力，促进了科技成果转化。截至2021年7月，拓材科技已获得发明专利25项、实用新型专利36项。
打造一个世界级的知名材料品牌，是卢鹏荐一直以来的心愿。如今，拓材科技的产品在中国兵器工业集团、高德红外、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中国科学院、圣戈班集团、Umicore集团等知名企业得到广泛应用，并占据较大份额。公司客户更是遍布中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法国、印度、日本、韩国等26个国家。
谈到未来计划，他表示，拓材科技已经进入上市筹备阶段，计划在3-5年内实现IPO，借助资本力量加快公司的发展，为成为世界级材料企业及百年材料企业奠定基础。
骨子里的创业精神支撑着卢鹏荐一路向前。起初，创业只是一个梦想。后来，创业是为了生存。再后来，创业又回归到梦想。创业之路一定是艰辛的，但又是幸福的。每走一步，离梦想就近了一步。
在卢鹏荐的眼里，材料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从一张纸到一部手机，材料无所不包。而天生我材，必有用。 https://t.cn/RO7dEkc
从在不足20平米的出租房和武汉黄金口工业区一家工厂厕所旁的研发室做研发开始，到2015年10月，在武汉光谷正式注册成立武汉拓材科技有限公司，租用500㎡的简易厂房开始生产高纯材料，最后在光谷联合科技城团队的推荐和支持下，于2017年购置鄂州葛店开发区的独栋厂房，武汉拓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拓材科技”）的董事长卢鹏荐走了10年。
卢鹏荐，一位不折不扣的创业者。从大一就开始创办创业社团，带领“小伙伴”参加全国创业大赛。大三时，他创办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从事校园传媒、兼职和培训业务。随后，他又参与创办了两家公司。这些经历，让卢鹏荐获得了弥足珍贵的团队管理和创业实战经验。
作为鄂州光谷联合科技城的明星企业，拓材科技专注于新材料的研发、生产与销售。自此，卢鹏荐在创业这条路上走得更坚定，也更深远。
这些年，卢鹏荐屡获殊荣。谈及荣誉，卢鹏荐感慨良多：“荣誉是外在的，只能锦上添花，不能为了荣誉去追求荣誉。企业做强大了，荣誉自然会跟随。”
01,紧盯目标 从创业大军中脱颖而出
第一次见到卢鹏荐是在拓材科技总部的电梯口。刚出差回来的他，穿了件深色T恤，挎着双肩包，简短地和我们打了个招呼，便一头扎进了实验室。这位武汉理工大学毕业的材料学博士，有着典型的理工男气质，给人感觉低调、务实。
2015年10月，卢鹏荐创办了武汉拓材科技有限公司，自主开发、经营几十种高纯金属材料及其化合物。随着在新材料领域的不断精进，以及对产品与技术的精益求精，卢鹏荐的视野与格局也愈加宽广。
这期间，卢鹏荐还先后被评为武汉市洪山区十大杰出青年、武汉市大学生创业先锋、湖北省十大青年创业人物、武汉市创业十佳人才，公司也获得了数不清的荣誉。
当被问到从众多创业者中脱颖而出的秘诀是什么，卢鹏荐的回答只有四个字：紧盯目标。“创业的路上，一定是紧盯目标，把精力重点放在企业发展上。”
卢鹏荐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在5—10年内成为国内最优秀的精细化功能材料服务商，用20年时间成为国际一流的精细功能材料企业，成为中国的陶氏化学、杜邦、贺利式、京瓷。
02,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必须耐得住寂寞
2015年10月，由武汉理工大学教授专家、鄂州市政府、深圳达晨创投、核心团队共同投资组建的武汉拓材科技公司正式成立，主要从事高纯（超纯）金属及半导体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
2017年，拓材科技正式入驻位于鄂州葛店开发区的光谷联合科技城。最终选择了在葛店光谷联合科技城落户，一是看中光谷东的区位发展优势、交通便利；二是园区拥有完善生活配套设施，餐饮中心、员工公寓等一应俱全；三是服务质量高，在入驻初期，园区就协助对接投资机构、金融机构等服务，大力支持企业发展，为企业落户、生产和运营提供一站式服务，助力企业加速成长。
2018年，拓材科技通过园区双创平台报名参加了第七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在湖北赛区607家企业从中脱颖而出，并获得了湖北赛区成长组的第一名。自此，拓材科技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鄂州市政府、葛店开发区也给予企业最大的帮扶。
4年来，公司发展可以用“突飞猛进”来形容。员工数量上，每年实现30%的阶梯式增长；销售收入上，实现了650万到7000万爆发式增长；今年的产值更是有望突破2亿元大关，已成为园区的明星企业。
03,不仅要打破国外垄断 还要打造一个世界级品牌
创业路上虽布满荆棘，拓材科技依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卢鹏荐认为，这与坚实的科研团队基础密不可分。
通过与武汉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中国技术物理研究所等高校及科研院所建立合作关系，拓材科技极大提升了自主研发能力，促进了科技成果转化。截至2021年7月，拓材科技已获得发明专利25项、实用新型专利36项。
打造一个世界级的知名材料品牌，是卢鹏荐一直以来的心愿。如今，拓材科技的产品在中国兵器工业集团、高德红外、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中国科学院、圣戈班集团、Umicore集团等知名企业得到广泛应用，并占据较大份额。公司客户更是遍布中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法国、印度、日本、韩国等26个国家。
谈到未来计划，他表示，拓材科技已经进入上市筹备阶段，计划在3-5年内实现IPO，借助资本力量加快公司的发展，为成为世界级材料企业及百年材料企业奠定基础。
骨子里的创业精神支撑着卢鹏荐一路向前。起初，创业只是一个梦想。后来，创业是为了生存。再后来，创业又回归到梦想。创业之路一定是艰辛的，但又是幸福的。每走一步，离梦想就近了一步。
在卢鹏荐的眼里，材料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从一张纸到一部手机，材料无所不包。而天生我材，必有用。 https://t.cn/RO7dEkc
【郭沫若的“创作谈”】1949年—1978年，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是相当关键的时期，郭沫若57岁-86岁。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李斌将这一时期称为“晚年郭沫若”，在其新书《郭沫若书信中的当代中国》中还原了这位百科全书式文化巨人的人生面向。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在中国文学作品中，经常会出现以物喻人，托物言志的写作手法，尤其是在古代，文人墨客更是追求意境的描写。
达到最高意境的方法往往就是隐喻的运用，因此在古代的文学作品中文人墨客对一些有特殊意境的事物都非常喜爱。
比如说“四君子”就是古代文人最热衷的对象之一，所谓的“四君子”指代的并不是真正的人，而是指的梅、兰、竹、菊这四个花中君子。
论梅、兰、竹、菊的象征意义，以及古人用其感物喻志的原因
由此可知古人对这四样花草意象是多么地喜爱，凡是提到君子品格都能用这四样花来表示。
一、梅、兰、竹、菊在古代所蕴含的意象
梅、兰、竹、菊之所以这么受欢迎自然是有道理的，这就要提到它们所蕴含的深刻意义了。
在古代文人的眼中，梅花代表意象的是傲骨，所以才会有“梅花香自苦寒来”这样的说法，所以提到梅花自然就会联想到坚韧不屈一身傲骨的君子品格。
提到兰花其所代表的意象就是幽；竹的意象就是坚；菊的意象就是淡。这些意象的出现是以中华文化深厚的民族精神为基石，也是中国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梅、兰、竹、菊的象征意义，以及古人用其感物喻志的原因
至于为什么“花中四君子”是梅、兰、竹、菊，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这四种花对应的是春、夏、秋、冬的四季，而且这四种花在所对应的季节里面是最符合季节特性，又最受文人墨客普遍认同。
之所以将这四种花比喻成“四君子”也是因为古代文人对时间所承载的秩序和生命所赋有的意义的一种感想感悟。
对中国人来说世间万物都有其特殊的意义，都是生命馈赠的瑰宝，因此在中国文化中，一草一木都有能承载自己的感情。
从而就形成了花草树木已经脱离了自然界的现实意义，多了了人们赋予的人格寄托的隐喻意象。
梅、兰、竹、菊就是中国人托物言志的最佳表现，也是古代诗歌中文人墨客最喜爱使用的意象，它们所代表的意境虽然不尽相同，但是他们所代表的品格却是相似的，都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不对世俗趋炎附势。
二、“梅花”受到古代文人墨客喜爱的原因
梅花在我国境内的分布非常广泛，最早的记载中梅花并没有被运用到诗词歌赋之中，而是被当作一种食物食用。
在《六家诗名物疏》中记载到“夏小正云：正月梅杏脱桃则华，五月煮梅为豆实。”以及《尚书》中也有记载“若作和羹，尔惟盐梅。”由此可见，梅花最早确实是作为一种食材被大家广为流传的。
在《尚书》和《礼记》中均有记载梅花之所以能够被人们用到食物之中，是因为梅花具有调味品的功效。
所以说在先秦时期人们之所以记载梅花只不过是看中了梅花的实用功效，并没有任何将梅花和文学联系起来的痕迹。
论梅、兰、竹、菊的象征意义，以及古人用其感物喻志的原因
后来梅花慢慢地就进入了文人的眼中，进而引发了文人的一种审美体验，于是梅花开始进入了文学作品之中。
梅花的文人意境也开始发展起来，不过梅花形成现在人尽皆知的傲骨风气却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最早将梅花用到文学作品之中的是《诗经》，其中有一篇诗歌写到“终南何有，有倏有梅。”
从这时候开始“梅花”终于作为一种文学意象进入了文学领域，开始了“梅花”的“君子”之路。
梅花真正赋有象征意义是在汉代时期，因为在汉代提出了“罢黜百家”的主张，儒家学术开始成为了中国的主流思
阴阳五行也逐渐走入了人们的生活，这时期还出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
然而梅花的花瓣正好也是五瓣正好与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形成了对称关系，所以说人们就认为梅花是符合五行学说的，便赋予了梅花“人物同构”的象征，所以说这个时候梅花开始有了象征意义。
到了魏晋时期梅花又一次转变了身份，梅花以一个独立的审美意象进入了文人墨客的作品之中。
在《洮胡和梅诗歌序》中就记载到“梅花之名肇于炎帝之经，著于说命之书、召雨之诗，然以滋不以象，以实不以华也……南北诸子如阴铿、何逊、苏子卿，诗人之风流至此极矣，梅于是时，始一日以花闻天下。
及唐之李、杜，本朝之苏、黄，崛起千载之下，而躏籍千载之上，遂主风月花草之夏盟，而梅与其间出桃李兰慧而居客左右，盖梅之有遭未有盛于时者也。”
从上述的记载可以看出梅花的整体走向，以及梅花在文学方面的发展过程，梅花先是以花闻名遐迩，接着到了隋唐时期梅花开始在文学诗歌上面占有一席之地，李白杜甫等大诗人都极其地喜爱用梅花作诗，到了宋朝更是被文人大量地引用。
三、“兰花”受到古代文人墨客喜爱的原因
兰花在历史上非常地受到儒家喜爱，尤其是孔子，在《孔子家语》中关于兰花的描写非常之多。
比如说“芝兰生于深谷，不以无人而自芳。”、“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等等
所以说在古代文人提到兰花想到的都是圣洁之士，也有人将兰花比作是“王者香”，可见兰花在古代文人眼中的地位是多么崇高。
论梅、兰、竹、菊的象征意义，以及古人用其感物喻志的原因
在《猗兰操》中也有记载“孔子自卫返鲁，隐谷之中见香兰独茂，喟然叹曰：芝兰当王者香草，今乃与众草为伍。止车援琴鼓之，自伤不逢时，托词于兰。”
除了孔子喜爱兰花以外，屈原也非常地喜爱兰花，尤其是在其作品之中，经常有关于兰花的描写。
比如说“秋兰兮清清，绿叶兮紫茎，满堂会美人。”其中提到的美人指的就是君子之人，有品德的人，可见在屈原的眼中兰花所代表的就是像君子一样有高尚品德的人。
兰花有德馨之意同时也有高洁隐士的含义，在东方朔的诗词中写到“明法令而修理，兰芷幽而芳。”
其中隐含的意思就是自己空有一腔抱负但是得不到施展的机会；在陆机的诗中也说到“蘋以春晖，兰以秋芳，来日苦短，去日苦长。”
菊花的人格始自屈原，但是用菊花表达自己最为盛名的还是要数陶渊明，在《饮酒·其五》中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从上述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兰花虽然有些高洁的含义，但是也带有一种孤独的感觉，一种孤芳自赏的感觉一种时光难留的感觉，所以说兰花在意境上是幽静的。
可是随着兰花在文学中的运用，兰花所蕴含的意义也有一定的转变，不再是单一的象征。
比如说“幽林芳意在，非是为人论”是表达了兰花不求世人的夸赞，有着别具一格的高雅隐逸思想；“芳兰春晖开禁苑，淑景媚兰场……会须君子折，佩里作芬芳。”这里的兰花又表达了君子之意，表示的是一种为人处世之道。
四、“竹子”受到古代文人墨客喜爱的原因
竹子最常用的意象象征就是有气节，虚心坚韧，四季常青，因此竹子也是非常受到文人的喜爱，而且竹子还可以制作成乐器，也就是中国所特有的萧和笛子。
在《礼记》中有记载“黄帝便伶伦氏自大夏之西，昆仑之阴，取竹之嶰谷，断两节间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
在汉魏时期竹子之所以被人们喜爱，大部分原因是竹子的自然特征，在汉魏时期人们普遍认为竹子一节一节的体貌特征有着高洁脱俗的气韵，也符合积极向上虚心进取的人格象征，所以说这时期还出现了“竹林七贤”。
《世说新语》中有记载“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
由此记载可知，古人喜爱竹子尤其喜爱在庭院之中种植竹子，不仅可以自此表达自己的气节，也能达到美化庭院的效果，由此也就理解了为什么“何可一日无此君？” https://t.cn/R2WxTyu
达到最高意境的方法往往就是隐喻的运用，因此在古代的文学作品中文人墨客对一些有特殊意境的事物都非常喜爱。
比如说“四君子”就是古代文人最热衷的对象之一，所谓的“四君子”指代的并不是真正的人，而是指的梅、兰、竹、菊这四个花中君子。
论梅、兰、竹、菊的象征意义，以及古人用其感物喻志的原因
由此可知古人对这四样花草意象是多么地喜爱，凡是提到君子品格都能用这四样花来表示。
一、梅、兰、竹、菊在古代所蕴含的意象
梅、兰、竹、菊之所以这么受欢迎自然是有道理的，这就要提到它们所蕴含的深刻意义了。
在古代文人的眼中，梅花代表意象的是傲骨，所以才会有“梅花香自苦寒来”这样的说法，所以提到梅花自然就会联想到坚韧不屈一身傲骨的君子品格。
提到兰花其所代表的意象就是幽；竹的意象就是坚；菊的意象就是淡。这些意象的出现是以中华文化深厚的民族精神为基石，也是中国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梅、兰、竹、菊的象征意义，以及古人用其感物喻志的原因
至于为什么“花中四君子”是梅、兰、竹、菊，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这四种花对应的是春、夏、秋、冬的四季，而且这四种花在所对应的季节里面是最符合季节特性，又最受文人墨客普遍认同。
之所以将这四种花比喻成“四君子”也是因为古代文人对时间所承载的秩序和生命所赋有的意义的一种感想感悟。
对中国人来说世间万物都有其特殊的意义，都是生命馈赠的瑰宝，因此在中国文化中，一草一木都有能承载自己的感情。
从而就形成了花草树木已经脱离了自然界的现实意义，多了了人们赋予的人格寄托的隐喻意象。
梅、兰、竹、菊就是中国人托物言志的最佳表现，也是古代诗歌中文人墨客最喜爱使用的意象，它们所代表的意境虽然不尽相同，但是他们所代表的品格却是相似的，都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不对世俗趋炎附势。
二、“梅花”受到古代文人墨客喜爱的原因
梅花在我国境内的分布非常广泛，最早的记载中梅花并没有被运用到诗词歌赋之中，而是被当作一种食物食用。
在《六家诗名物疏》中记载到“夏小正云：正月梅杏脱桃则华，五月煮梅为豆实。”以及《尚书》中也有记载“若作和羹，尔惟盐梅。”由此可见，梅花最早确实是作为一种食材被大家广为流传的。
在《尚书》和《礼记》中均有记载梅花之所以能够被人们用到食物之中，是因为梅花具有调味品的功效。
所以说在先秦时期人们之所以记载梅花只不过是看中了梅花的实用功效，并没有任何将梅花和文学联系起来的痕迹。
论梅、兰、竹、菊的象征意义，以及古人用其感物喻志的原因
后来梅花慢慢地就进入了文人的眼中，进而引发了文人的一种审美体验，于是梅花开始进入了文学作品之中。
梅花的文人意境也开始发展起来，不过梅花形成现在人尽皆知的傲骨风气却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最早将梅花用到文学作品之中的是《诗经》，其中有一篇诗歌写到“终南何有，有倏有梅。”
从这时候开始“梅花”终于作为一种文学意象进入了文学领域，开始了“梅花”的“君子”之路。
梅花真正赋有象征意义是在汉代时期，因为在汉代提出了“罢黜百家”的主张，儒家学术开始成为了中国的主流思
阴阳五行也逐渐走入了人们的生活，这时期还出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
然而梅花的花瓣正好也是五瓣正好与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形成了对称关系，所以说人们就认为梅花是符合五行学说的，便赋予了梅花“人物同构”的象征，所以说这个时候梅花开始有了象征意义。
到了魏晋时期梅花又一次转变了身份，梅花以一个独立的审美意象进入了文人墨客的作品之中。
在《洮胡和梅诗歌序》中就记载到“梅花之名肇于炎帝之经，著于说命之书、召雨之诗，然以滋不以象，以实不以华也……南北诸子如阴铿、何逊、苏子卿，诗人之风流至此极矣，梅于是时，始一日以花闻天下。
及唐之李、杜，本朝之苏、黄，崛起千载之下，而躏籍千载之上，遂主风月花草之夏盟，而梅与其间出桃李兰慧而居客左右，盖梅之有遭未有盛于时者也。”
从上述的记载可以看出梅花的整体走向，以及梅花在文学方面的发展过程，梅花先是以花闻名遐迩，接着到了隋唐时期梅花开始在文学诗歌上面占有一席之地，李白杜甫等大诗人都极其地喜爱用梅花作诗，到了宋朝更是被文人大量地引用。
三、“兰花”受到古代文人墨客喜爱的原因
兰花在历史上非常地受到儒家喜爱，尤其是孔子，在《孔子家语》中关于兰花的描写非常之多。
比如说“芝兰生于深谷，不以无人而自芳。”、“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等等
所以说在古代文人提到兰花想到的都是圣洁之士，也有人将兰花比作是“王者香”，可见兰花在古代文人眼中的地位是多么崇高。
论梅、兰、竹、菊的象征意义，以及古人用其感物喻志的原因
在《猗兰操》中也有记载“孔子自卫返鲁，隐谷之中见香兰独茂，喟然叹曰：芝兰当王者香草，今乃与众草为伍。止车援琴鼓之，自伤不逢时，托词于兰。”
除了孔子喜爱兰花以外，屈原也非常地喜爱兰花，尤其是在其作品之中，经常有关于兰花的描写。
比如说“秋兰兮清清，绿叶兮紫茎，满堂会美人。”其中提到的美人指的就是君子之人，有品德的人，可见在屈原的眼中兰花所代表的就是像君子一样有高尚品德的人。
兰花有德馨之意同时也有高洁隐士的含义，在东方朔的诗词中写到“明法令而修理，兰芷幽而芳。”
其中隐含的意思就是自己空有一腔抱负但是得不到施展的机会；在陆机的诗中也说到“蘋以春晖，兰以秋芳，来日苦短，去日苦长。”
菊花的人格始自屈原，但是用菊花表达自己最为盛名的还是要数陶渊明，在《饮酒·其五》中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从上述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兰花虽然有些高洁的含义，但是也带有一种孤独的感觉，一种孤芳自赏的感觉一种时光难留的感觉，所以说兰花在意境上是幽静的。
可是随着兰花在文学中的运用，兰花所蕴含的意义也有一定的转变，不再是单一的象征。
比如说“幽林芳意在，非是为人论”是表达了兰花不求世人的夸赞，有着别具一格的高雅隐逸思想；“芳兰春晖开禁苑，淑景媚兰场……会须君子折，佩里作芬芳。”这里的兰花又表达了君子之意，表示的是一种为人处世之道。
四、“竹子”受到古代文人墨客喜爱的原因
竹子最常用的意象象征就是有气节，虚心坚韧，四季常青，因此竹子也是非常受到文人的喜爱，而且竹子还可以制作成乐器，也就是中国所特有的萧和笛子。
在《礼记》中有记载“黄帝便伶伦氏自大夏之西，昆仑之阴，取竹之嶰谷，断两节间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
在汉魏时期竹子之所以被人们喜爱，大部分原因是竹子的自然特征，在汉魏时期人们普遍认为竹子一节一节的体貌特征有着高洁脱俗的气韵，也符合积极向上虚心进取的人格象征，所以说这时期还出现了“竹林七贤”。
《世说新语》中有记载“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
由此记载可知，古人喜爱竹子尤其喜爱在庭院之中种植竹子，不仅可以自此表达自己的气节，也能达到美化庭院的效果，由此也就理解了为什么“何可一日无此君？” https://t.cn/R2WxT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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