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电力快讯# 【加班加点加速度，保质保量保验收】9月25日，国网南京供电公司变电检修室江北无功补偿站柔性团队成员放弃周末休息，前往江北无功站进行验收调试工作。为了赶在国庆前如期送电，检修人员精心制定验收计划，连续一个月加班加点，保质保量，做细做实，助力无功站顺利投运。该站作为省内最大容量无功补偿站，投运后将有效解决江北核心区城市综合管廊建设中，大量电缆下地带来的无功缺额问题。
【贵阳清镇骆家桥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保市民“菜篮子” 鼓村民“钱袋子”】9月17日早上，淅淅沥沥的小雨让清镇市红枫湖镇骆家桥村充满凉意，但骆家桥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大棚内却是一片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
“丰收喽！”随着一声嘹亮的吆喝，村民将一筐筐刚从大棚里采摘的辣椒抬上小货车。经过分拣、配送，第二天一大早，这些辣椒便将出现在贵阳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居民的餐桌上。
从6月初开始，基地的1200亩螺丝椒、泡椒、彩椒、线椒等便进入丰收期。一串串绿油油、红灿灿的辣椒，不仅为村民带来丰收的喜悦，更带来红火的日子。
清镇骆家桥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是贵阳市2.5万亩高标准蔬菜基地中的一个。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的建设，不仅保障了市民的“菜篮子”，也为乡村振兴增添了更多动力。
基地年产蔬菜8000吨
驱车沿着沥青路进入骆家桥村，翻过一个不高的小坡，一个个银白色的蔬菜大棚便映入眼帘。拾级登上基地监测平台放眼望去，200多个蔬菜大棚鳞次栉比，非常壮观。
这里是近年来贵阳围绕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目标，着力发展都市现代设施农业的一个代表。
为破解农业长期处于“小散弱”的局面，贵阳选择走高质量发展道路，按照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及品牌化推介，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对农村资源进行整合，对农业生产方式进行升级，支持贵阳农投集团在全市建设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在探索发展都市现代设施农业的同时，解决贵阳蔬菜保供季节性缺口和供应结构性不平衡的问题。
2019年4月1日，贵阳市2.5万亩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建设开工仪式在骆家桥村举行，正式开启骆家桥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建设之路。
“大棚的棚型是‘圆拱形连栋大棚’，棚型高度5.8米，肩高4米，比传统连栋大棚高了1米，可以更好地对温度和湿度进行调控，还配备了内遮阳、顶开窗、侧膜、滴灌系统、喷灌系统、智能化温控系统等。”贵阳清镇骆家桥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负责人贺彦鸿说，基地采用边建设边生产方式，去年底全面建成427个高标准蔬菜大棚和200亩露天种植基地，按照“优质茄果类+特色生态叶菜”周年栽培模式，年可生产优质生态蔬菜8000吨，实现蔬菜周年生产、持续供应。
今年3月，收获完最后一批西兰花、羊肚菌等蔬菜之后，基地大棚和露天种植区域都种上了辣椒，其中螺丝椒490亩、泡椒227亩、线椒150亩、彩椒38亩。现在正值丰收期，红的、绿的、黄的各色辣椒挂满枝头。
“红辣椒已经十成熟了，没坏就都摘了。”基地的种植师傅姜献伟在大棚里跟着村民一边采摘一边教他们如何辨别辣椒成熟度，采收成熟度最佳的辣椒。
姜献伟去年3月被贵阳农投集团旗下扶贫公司从安徽聘请来到基地，吃住都在基地，手把手地教村民们打枝、管护、病虫害防治等种植管理技术。除了他，基地还有2名种植师傅、2名技术人员。
“根据集团公司的指导意见和规程，种苗、采收、技术服务等都实行统一的标准化管理。”贺彦鸿说，基地实行分片区管理，每个种植师傅都有自己的负责区域，每个片区务工的村民也成立工作组，由组长管理。
为了充分发挥蔬菜产地优势，基地今年建成投用集分拣、冷藏、冷冻、尾菜处理等于一体的采后处理中心。当辣椒装满一车后，几分钟便能送到分拣中心，按照一级、二级、次级等三个标准进行分拣打包，然后再装车发送到贵阳及粤港澳大湾区等省内外市场。
“分拣中心每天有30多位村民进行分拣，一天能分拣打包20吨至30吨辣椒。”贺彦鸿说，基地按照订单农业发展，种植品种和规模都根据集团产销对接会的订单来安排，销路不用愁。
建设高标准大棚、实行标准化管理、有专门技术指导和市场销路，基地生产秩序井然、周年不断。今年以来，已生产2730吨辣椒等蔬菜，全年辣椒预计采收4100吨。
村民一年收入10多万
“今天到八片区8-2大棚采收螺丝椒，大家把背篼带起。”9月17日早上6点过，作为基地务工组长的顾尚祝便把当天的工作安排发在微信组工作群里。她和组员们本来负责采摘露天种植的线椒，但因为下雨便来到大棚帮忙采摘螺丝椒。7点多钟，十几位村民便已到位开始在大棚里忙活起来。
“当时村里要建蔬菜基地，我们家是举双手赞成的。”顾尚祝一边摘辣椒一边说，“基地建起来后，真的给我们生活带来了很大变化。”
基地还没建好之前，和不少工友一样，顾尚祝一直在家务农，家里9亩多土地种的玉米、水稻仅够糊口，生活全靠丈夫在外给矿山跑货车支撑，一家人过得紧巴巴的。村里建基地时，她家把9亩多土地全部流转到基地，每亩地有700元租金，仅土地租金每年就有6000多元收入，而且每三年还递增100元/亩。
“我在基地帮忙种菜、管理、采收，有了稳定的工作，一天工作8小时有100元的工资，加班费另算，一个月下来有3000多元收入。”顾尚祝说，她丈夫也舍远就近，专门给基地开货车，一个月能拿6000元工资，一家两口靠着家门口的蔬菜基地一年能有10多万元的收入。
蔬菜基地建在家门口，越来越多像顾尚祝一样的当地村民，在家门口吃上“产业饭”，摇身一变成为“农业工人”。
“我们村处于红枫湖水源保护区，不能发展工业，以前村里除了400余亩苗木基地没有其他产业，村民收入主要靠种玉米、水稻这些传统农作物，产量一般、收入也低，久而久之大家就不愿意种地，好多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有的土地也撂荒了。”骆家桥村党支部书记李政伦说，建设高标准蔬菜基地既能保护好“水缸”，又能让土地生“金”，给村民带来增收，也给村子增添了活力。
贵阳强化利益联结，通过“龙头企业+县级平台公司+村集体经济+农户”的组织方式建设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骆家桥基地流转了3200余亩土地，按照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采取“三钱分红”模式发展，即土地租金为“土地钱”，入股土地收益分红为“分红钱”，村民务工收入为“务工钱”。
“我们村成立了骆家桥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将撂荒地以村集体经济的名义入股到基地，每年村集体经济能有50万元土地分红收入，还组织派遣村民特别是流转土地和贫困的村民到基地务工，劳务派遣费也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李政伦说，如今，全村有一半的村民在基地上班，以前在外地外省打工的村民也纷纷返乡。
村民荷包“鼓起来”只是建设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给骆家桥村带来的新变化之一，村里的基础设施也得到了改善。
“以前的路又窄又烂，现在新修的路又宽又好。更重要的是，产业兴起来，经济发展了，村民收入有了保障，村民的精神面貌也越来越好，主人翁意识更强了，干事更有积极性了。”李政伦说。
科技助力种菜更“智慧”
在清镇骆家桥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有8个试验大棚，里面种着新引进的辣椒、番茄、黄瓜、丝瓜等几大类蔬菜、300多个品种。
走进3-12号试验大棚，螺丝椒、泡椒等辣椒类蔬菜长势良好，基地技术人员陈芬正在对辣椒的果长、果径、肉厚、结果数等数据进行测量记录。
“这个螺丝椒品种叫‘炫美’，今年5月25日开始结果，现在果长26cm、果肩宽36.2mm、肉厚2.5mm、小区结果数86个，品种表现还可以。”陈芬说，“蔬菜品种决定着蔬菜的产量和质量，‘适合种什么蔬菜’是重要课题，以前没有技术积累，通过试验种植，可以筛选出符合贵州当地气候和栽培环境、产量高、口感好、抗虫害能力强的蔬菜品种。”
作为贵州最早大规模发展设施农业的地区之一，骆家桥基地通过大棚试验种植筛选现代化品种，清镇市红枫湖镇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海拔1200至1400米，年平均气温14℃，年降雨量在1091-1414毫米，为贵州贵阳大部分地区蔬菜品种筛选提供了相近的地理气候参考。从去年开始，在与贵州大学等科研院所合作下，骆家桥基地就开始大棚试验种植，今年已经是第二年了。
“去年我们引种了茄子、丝瓜、苦瓜、黄瓜、南瓜、番茄、辣椒等几大类蔬菜一共700多个品种，通过筛选，我们淘汰了一些不合适的品种，今年继续对表现比较好、具有发展优势的辣椒、番茄、甘蓝等多个蔬菜品种进行试验种植。”陈芬说，“现在基地采收的螺丝椒、泡椒等品种，就是我们去年筛选出的优良品种‘博陇’、‘先红6号’。”
在建设之初就以“打造生态友好型智慧农业样板”为目标的骆家桥高标准蔬菜基地，在着力为黔菜高质量发展提供良种支撑的同时，也积极推进农业与大数据的融合，让数据“说话”、技术“指导”，实现生产更精准、更智慧。
“土壤温度24℃、湿度25%RH，空气温度30℃、空气湿度54%RH，二氧化氮浓度570.0ppm，光照强度1668.0Lux……”在基地指挥部，贺彦鸿点开手机上的“智慧农业”APP，不用去到现场便全面掌握了基地3-3号大棚情况。
这是贵阳市农投集团专门开发建设的集物联网管控平台、智能水肥管理平台、安防监控平台、统一登录认证平台等于一体的信息化大数据系统，可以实现大棚精细化的管理和远程设备控制，今年初开始在骆家桥基地的8个试验大棚试运行。
“通过系统，可以更精准地监控棚内空气、土壤温湿度等环境情况，指导我们开关顶窗、侧窗、遮阳网，及时调整植物生长所需的条件。”贺彦鸿说，物联网技术、云计算、大数据、数字通信技术让蔬菜种植更加“智慧”。（编辑：九月）
“丰收喽！”随着一声嘹亮的吆喝，村民将一筐筐刚从大棚里采摘的辣椒抬上小货车。经过分拣、配送，第二天一大早，这些辣椒便将出现在贵阳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居民的餐桌上。
从6月初开始，基地的1200亩螺丝椒、泡椒、彩椒、线椒等便进入丰收期。一串串绿油油、红灿灿的辣椒，不仅为村民带来丰收的喜悦，更带来红火的日子。
清镇骆家桥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是贵阳市2.5万亩高标准蔬菜基地中的一个。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的建设，不仅保障了市民的“菜篮子”，也为乡村振兴增添了更多动力。
基地年产蔬菜8000吨
驱车沿着沥青路进入骆家桥村，翻过一个不高的小坡，一个个银白色的蔬菜大棚便映入眼帘。拾级登上基地监测平台放眼望去，200多个蔬菜大棚鳞次栉比，非常壮观。
这里是近年来贵阳围绕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目标，着力发展都市现代设施农业的一个代表。
为破解农业长期处于“小散弱”的局面，贵阳选择走高质量发展道路，按照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及品牌化推介，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对农村资源进行整合，对农业生产方式进行升级，支持贵阳农投集团在全市建设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在探索发展都市现代设施农业的同时，解决贵阳蔬菜保供季节性缺口和供应结构性不平衡的问题。
2019年4月1日，贵阳市2.5万亩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建设开工仪式在骆家桥村举行，正式开启骆家桥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建设之路。
“大棚的棚型是‘圆拱形连栋大棚’，棚型高度5.8米，肩高4米，比传统连栋大棚高了1米，可以更好地对温度和湿度进行调控，还配备了内遮阳、顶开窗、侧膜、滴灌系统、喷灌系统、智能化温控系统等。”贵阳清镇骆家桥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负责人贺彦鸿说，基地采用边建设边生产方式，去年底全面建成427个高标准蔬菜大棚和200亩露天种植基地，按照“优质茄果类+特色生态叶菜”周年栽培模式，年可生产优质生态蔬菜8000吨，实现蔬菜周年生产、持续供应。
今年3月，收获完最后一批西兰花、羊肚菌等蔬菜之后，基地大棚和露天种植区域都种上了辣椒，其中螺丝椒490亩、泡椒227亩、线椒150亩、彩椒38亩。现在正值丰收期，红的、绿的、黄的各色辣椒挂满枝头。
“红辣椒已经十成熟了，没坏就都摘了。”基地的种植师傅姜献伟在大棚里跟着村民一边采摘一边教他们如何辨别辣椒成熟度，采收成熟度最佳的辣椒。
姜献伟去年3月被贵阳农投集团旗下扶贫公司从安徽聘请来到基地，吃住都在基地，手把手地教村民们打枝、管护、病虫害防治等种植管理技术。除了他，基地还有2名种植师傅、2名技术人员。
“根据集团公司的指导意见和规程，种苗、采收、技术服务等都实行统一的标准化管理。”贺彦鸿说，基地实行分片区管理，每个种植师傅都有自己的负责区域，每个片区务工的村民也成立工作组，由组长管理。
为了充分发挥蔬菜产地优势，基地今年建成投用集分拣、冷藏、冷冻、尾菜处理等于一体的采后处理中心。当辣椒装满一车后，几分钟便能送到分拣中心，按照一级、二级、次级等三个标准进行分拣打包，然后再装车发送到贵阳及粤港澳大湾区等省内外市场。
“分拣中心每天有30多位村民进行分拣，一天能分拣打包20吨至30吨辣椒。”贺彦鸿说，基地按照订单农业发展，种植品种和规模都根据集团产销对接会的订单来安排，销路不用愁。
建设高标准大棚、实行标准化管理、有专门技术指导和市场销路，基地生产秩序井然、周年不断。今年以来，已生产2730吨辣椒等蔬菜，全年辣椒预计采收4100吨。
村民一年收入10多万
“今天到八片区8-2大棚采收螺丝椒，大家把背篼带起。”9月17日早上6点过，作为基地务工组长的顾尚祝便把当天的工作安排发在微信组工作群里。她和组员们本来负责采摘露天种植的线椒，但因为下雨便来到大棚帮忙采摘螺丝椒。7点多钟，十几位村民便已到位开始在大棚里忙活起来。
“当时村里要建蔬菜基地，我们家是举双手赞成的。”顾尚祝一边摘辣椒一边说，“基地建起来后，真的给我们生活带来了很大变化。”
基地还没建好之前，和不少工友一样，顾尚祝一直在家务农，家里9亩多土地种的玉米、水稻仅够糊口，生活全靠丈夫在外给矿山跑货车支撑，一家人过得紧巴巴的。村里建基地时，她家把9亩多土地全部流转到基地，每亩地有700元租金，仅土地租金每年就有6000多元收入，而且每三年还递增100元/亩。
“我在基地帮忙种菜、管理、采收，有了稳定的工作，一天工作8小时有100元的工资，加班费另算，一个月下来有3000多元收入。”顾尚祝说，她丈夫也舍远就近，专门给基地开货车，一个月能拿6000元工资，一家两口靠着家门口的蔬菜基地一年能有10多万元的收入。
蔬菜基地建在家门口，越来越多像顾尚祝一样的当地村民，在家门口吃上“产业饭”，摇身一变成为“农业工人”。
“我们村处于红枫湖水源保护区，不能发展工业，以前村里除了400余亩苗木基地没有其他产业，村民收入主要靠种玉米、水稻这些传统农作物，产量一般、收入也低，久而久之大家就不愿意种地，好多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有的土地也撂荒了。”骆家桥村党支部书记李政伦说，建设高标准蔬菜基地既能保护好“水缸”，又能让土地生“金”，给村民带来增收，也给村子增添了活力。
贵阳强化利益联结，通过“龙头企业+县级平台公司+村集体经济+农户”的组织方式建设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骆家桥基地流转了3200余亩土地，按照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采取“三钱分红”模式发展，即土地租金为“土地钱”，入股土地收益分红为“分红钱”，村民务工收入为“务工钱”。
“我们村成立了骆家桥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将撂荒地以村集体经济的名义入股到基地，每年村集体经济能有50万元土地分红收入，还组织派遣村民特别是流转土地和贫困的村民到基地务工，劳务派遣费也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李政伦说，如今，全村有一半的村民在基地上班，以前在外地外省打工的村民也纷纷返乡。
村民荷包“鼓起来”只是建设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给骆家桥村带来的新变化之一，村里的基础设施也得到了改善。
“以前的路又窄又烂，现在新修的路又宽又好。更重要的是，产业兴起来，经济发展了，村民收入有了保障，村民的精神面貌也越来越好，主人翁意识更强了，干事更有积极性了。”李政伦说。
科技助力种菜更“智慧”
在清镇骆家桥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有8个试验大棚，里面种着新引进的辣椒、番茄、黄瓜、丝瓜等几大类蔬菜、300多个品种。
走进3-12号试验大棚，螺丝椒、泡椒等辣椒类蔬菜长势良好，基地技术人员陈芬正在对辣椒的果长、果径、肉厚、结果数等数据进行测量记录。
“这个螺丝椒品种叫‘炫美’，今年5月25日开始结果，现在果长26cm、果肩宽36.2mm、肉厚2.5mm、小区结果数86个，品种表现还可以。”陈芬说，“蔬菜品种决定着蔬菜的产量和质量，‘适合种什么蔬菜’是重要课题，以前没有技术积累，通过试验种植，可以筛选出符合贵州当地气候和栽培环境、产量高、口感好、抗虫害能力强的蔬菜品种。”
作为贵州最早大规模发展设施农业的地区之一，骆家桥基地通过大棚试验种植筛选现代化品种，清镇市红枫湖镇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海拔1200至1400米，年平均气温14℃，年降雨量在1091-1414毫米，为贵州贵阳大部分地区蔬菜品种筛选提供了相近的地理气候参考。从去年开始，在与贵州大学等科研院所合作下，骆家桥基地就开始大棚试验种植，今年已经是第二年了。
“去年我们引种了茄子、丝瓜、苦瓜、黄瓜、南瓜、番茄、辣椒等几大类蔬菜一共700多个品种，通过筛选，我们淘汰了一些不合适的品种，今年继续对表现比较好、具有发展优势的辣椒、番茄、甘蓝等多个蔬菜品种进行试验种植。”陈芬说，“现在基地采收的螺丝椒、泡椒等品种，就是我们去年筛选出的优良品种‘博陇’、‘先红6号’。”
在建设之初就以“打造生态友好型智慧农业样板”为目标的骆家桥高标准蔬菜基地，在着力为黔菜高质量发展提供良种支撑的同时，也积极推进农业与大数据的融合，让数据“说话”、技术“指导”，实现生产更精准、更智慧。
“土壤温度24℃、湿度25%RH，空气温度30℃、空气湿度54%RH，二氧化氮浓度570.0ppm，光照强度1668.0Lux……”在基地指挥部，贺彦鸿点开手机上的“智慧农业”APP，不用去到现场便全面掌握了基地3-3号大棚情况。
这是贵阳市农投集团专门开发建设的集物联网管控平台、智能水肥管理平台、安防监控平台、统一登录认证平台等于一体的信息化大数据系统，可以实现大棚精细化的管理和远程设备控制，今年初开始在骆家桥基地的8个试验大棚试运行。
“通过系统，可以更精准地监控棚内空气、土壤温湿度等环境情况，指导我们开关顶窗、侧窗、遮阳网，及时调整植物生长所需的条件。”贺彦鸿说，物联网技术、云计算、大数据、数字通信技术让蔬菜种植更加“智慧”。（编辑：九月）
【亿元“对赌”：河流保护能否“双赢”】近日，四川、甘肃两省签订黄河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协议，按照1：1的比例共同出资1亿元，用于黄河干流四川、甘肃段流域内污染综合治理，生态环境保护，环保能力建设等。协议指出，若玛曲水质监测断面当年未达到国家考核Ⅱ类水质标准，一方能举证为对方污染造成，则由污染方向举证方支付补偿资金。
这是继此前河南与山东签订黄河流域1亿元“生态补偿协议”后的又一“对赌协议”。
面对经济发展与生态治理的双重考验，生态补偿资金如何核定？处在下游的省份是否会“赔了夫人又折兵”？“对赌”能否实现“双赢”？
由“简”至“繁”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目标是到2025年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基本完备。
流域生态补偿是保护流域生态环境，以及调节上游生态保护者与下游受益者经济利益关系的重要政策手段，对于调和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矛盾意义重大。
2020年4月，财政部等4部门向黄河流域流经的9省（自治区）发布了《支持引导黄河全流域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实施方案》，旨在探索建立具有示范意义的全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模式，保障黄河长治久安。
这并非我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实施方案。
早在2011年，我国首个跨省流域水环境补偿试点在新安江启动。新安江流经安徽和浙江两省。当年，中央财政拨款3亿元补偿金，安徽和浙江两省也签订了一份“对赌协议”，约定年度水质达标（以断面水质为考核点），浙江拨付安徽1亿元；反之，安徽拨付浙江1亿元。后来，两省出资提高至2亿元。
10年来，新安江水质不断改善，被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评估为全国水质最好的河流之一。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邵全琴告诉《中国科学报》，新安江之后，我国目前已有15个跨省流域建立起生态补偿机制。“地方实践的速度非常快，省内的市与市、乡与乡之间都在推动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促进地方层层落实责任，上下游协同治理。”
目前，我国基本聚焦于横跨两个或少数几个省份的流域或大河支流进行生态补偿探索，生态保护成效显著。
“两省或三省之间的上下游关系相对明晰，以下游最在乎的要素作为考核指标，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节，同时也易于判断利益关系，补偿资金和方式由双方协商确定。”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生态补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靳乐山告诉《中国科学报》。
“补偿资金是各利益相关方反复协商后确定的，并不一定真实反映生态服务价值。若按流域上游的生态价值计算，补偿金额巨大，上下游难以达成一致。”靳乐山说，“讨价还价”的方式比生态估值更具操作性。
近两年，我国开始探索建立长江和黄河全流域、跨越多省份的更为复杂的生态补偿机制。
那么，多省份的考核指标如何制定？补偿金额又如何核算？“上游”“下游”能否达到生态与经济的相对平衡呢？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关键
近两年，我国相继出台了《支持长江全流域建立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实施方案》《支持引导黄河全流域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实施方案》，提出要追求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探索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在靳乐山看来，这些政策的出台旨在以奖励性的措施鼓励建立长江、黄河干流横向跨省的生态补偿机制。
“全流域的情况的确比较复杂。”他直言，目前可操作的是，比邻的两省之间互签协议。“比如山东与上游河南签，河南再跟它的上游山西、陕西签，以此类推。同时，以跨省交界断面水质为考核标准。而涉及河流左右岸的情况会更复杂一些。”
经历10年的探索，我国已开展的流域生态补偿实践为生态保护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专家们坦承，在流域上游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依然十分突出。
在我国，流域上游往往生态脆弱、经济贫困。“上游百姓脱贫致富的愿望十分强烈。”邵全琴在流域生态补偿研究中开展了很多调研，她坦言，出于对水质的保护，上游牺牲了很多的发展机会。
以流经广东、广西的九洲江为例，上游陆川县集中了很多传统畜禽养殖农户，带来严重的水污染。为保护九洲江，广西关停或改造升级了养殖产业，建设污水处理厂。
与此同时，尽管有补偿，原以养殖为生的村民的收入或多或少会蒙受损失。在邵全琴看来，生态补偿资金在用于水污染治理的同时，更应该体现其主要功能，即补偿发展机遇的损失，提高当地民众的收入水平，因为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势产业生态化是受偿区环境治理的治本之策。
此外，邵全琴还提到，补偿不能仅限于“补偿才保护”，对于那些原本水质就保护得很好的地区，也应该有补偿。
“生态服务功能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凡是稀缺的资源都可以商品化，可以用货币来体现，用货币补偿是可以采取的措施。”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陆大道告诉《中国科学报》。
他同时表示，补偿的合理性关键在于水的用途，越重要的产业、收益越多，对上游的补偿自然也应更多。
鼓励多元化补偿方式
生态补偿实践开展十年来，我国生态补偿资金的投入量不断加大。据中国生态补偿政策研究中心不完全统计，2018年全国生态补偿资金投入约1800亿元。
靳乐山介绍，目前，流域生态补偿以政府主导为主，资金也基本来源于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和跨省之间协商补偿。
邵全琴也表示，目前仍缺乏科学的生态价值测算。此外，现有补偿资金主要用于环境污染综合治理、生态修复等。而针对流域内农牧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价值实现，未进行有效的生态补偿，对产业转型和技术引导方面的补偿也欠缺，“造血”功能严重不足，不仅影响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而且容易导致治理效果反复。
“建议科学设置生态补偿考核目标，科学调整产业结构，提升受偿区传统优势产业，协同推进生态补偿、生态价值实现与稳定脱贫成果长效机制建立。”邵全琴说。
靳乐山说，我国的生态补偿类型可简单分为政府补偿与市场补偿两大类型。在一些流域生态补偿的设计中，将惩罚性赔偿和奖励性补偿相结合。政府补偿除了资金补偿外，还有对口协作、异地开发、园区共建等方式。比如沱江流域，上游为阿坝州，下游为成都，为避免阿坝州建立工厂污染水源，成都开辟区域建设开发区，阿坝州将工业企业引入成都工业园区并招商引资，双方按比例投入、营收分成。
“市场化的补偿方式还是一个缺口。”靳乐山表示，在这方面，国外有一些有益经验值得借鉴。
国际上的生态补偿通常称为“生态服务付费”，比如法国威泰尔矿泉水公司水源地补偿、澳大利亚水资源保护与补偿——水权交易、日本水源地补偿等。
近年来，我国也逐步推动补偿市场化，在长江、黄河的相关方案中都提到了鼓励地方加快建立多元化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意见》第四条提出，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推进多元化补偿，合理界定生态环境权利，按照受益者付费的原则，通过市场化、多元化方式，促进生态保护者利益得到有效补偿，激发全社会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
靳乐山说，结合中国特色，可以由政府等出资，通过市场化的工具和手段分配使用资金。例如，设立“水基金”，在政府财政之外，吸收来自企业等利益相关方的资金，既可设置公益类的生态保护项目，也可开展生态农业等营利性项目，用市场化的方式运作基金，一方面能够更好地利用现有财政资源，另一方面也可提高水资源使用者、私营企业等的投资意愿。
“生态保护的受益者是每个人，我们都是利益相关方，除了政策制度手段，更多利益相关方的积极参与是今后值得关注的方向。”靳乐山说。https://t.cn/A6Mhyn6D
这是继此前河南与山东签订黄河流域1亿元“生态补偿协议”后的又一“对赌协议”。
面对经济发展与生态治理的双重考验，生态补偿资金如何核定？处在下游的省份是否会“赔了夫人又折兵”？“对赌”能否实现“双赢”？
由“简”至“繁”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目标是到2025年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基本完备。
流域生态补偿是保护流域生态环境，以及调节上游生态保护者与下游受益者经济利益关系的重要政策手段，对于调和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矛盾意义重大。
2020年4月，财政部等4部门向黄河流域流经的9省（自治区）发布了《支持引导黄河全流域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实施方案》，旨在探索建立具有示范意义的全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模式，保障黄河长治久安。
这并非我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实施方案。
早在2011年，我国首个跨省流域水环境补偿试点在新安江启动。新安江流经安徽和浙江两省。当年，中央财政拨款3亿元补偿金，安徽和浙江两省也签订了一份“对赌协议”，约定年度水质达标（以断面水质为考核点），浙江拨付安徽1亿元；反之，安徽拨付浙江1亿元。后来，两省出资提高至2亿元。
10年来，新安江水质不断改善，被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评估为全国水质最好的河流之一。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邵全琴告诉《中国科学报》，新安江之后，我国目前已有15个跨省流域建立起生态补偿机制。“地方实践的速度非常快，省内的市与市、乡与乡之间都在推动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促进地方层层落实责任，上下游协同治理。”
目前，我国基本聚焦于横跨两个或少数几个省份的流域或大河支流进行生态补偿探索，生态保护成效显著。
“两省或三省之间的上下游关系相对明晰，以下游最在乎的要素作为考核指标，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节，同时也易于判断利益关系，补偿资金和方式由双方协商确定。”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生态补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靳乐山告诉《中国科学报》。
“补偿资金是各利益相关方反复协商后确定的，并不一定真实反映生态服务价值。若按流域上游的生态价值计算，补偿金额巨大，上下游难以达成一致。”靳乐山说，“讨价还价”的方式比生态估值更具操作性。
近两年，我国开始探索建立长江和黄河全流域、跨越多省份的更为复杂的生态补偿机制。
那么，多省份的考核指标如何制定？补偿金额又如何核算？“上游”“下游”能否达到生态与经济的相对平衡呢？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关键
近两年，我国相继出台了《支持长江全流域建立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实施方案》《支持引导黄河全流域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实施方案》，提出要追求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探索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在靳乐山看来，这些政策的出台旨在以奖励性的措施鼓励建立长江、黄河干流横向跨省的生态补偿机制。
“全流域的情况的确比较复杂。”他直言，目前可操作的是，比邻的两省之间互签协议。“比如山东与上游河南签，河南再跟它的上游山西、陕西签，以此类推。同时，以跨省交界断面水质为考核标准。而涉及河流左右岸的情况会更复杂一些。”
经历10年的探索，我国已开展的流域生态补偿实践为生态保护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专家们坦承，在流域上游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依然十分突出。
在我国，流域上游往往生态脆弱、经济贫困。“上游百姓脱贫致富的愿望十分强烈。”邵全琴在流域生态补偿研究中开展了很多调研，她坦言，出于对水质的保护，上游牺牲了很多的发展机会。
以流经广东、广西的九洲江为例，上游陆川县集中了很多传统畜禽养殖农户，带来严重的水污染。为保护九洲江，广西关停或改造升级了养殖产业，建设污水处理厂。
与此同时，尽管有补偿，原以养殖为生的村民的收入或多或少会蒙受损失。在邵全琴看来，生态补偿资金在用于水污染治理的同时，更应该体现其主要功能，即补偿发展机遇的损失，提高当地民众的收入水平，因为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势产业生态化是受偿区环境治理的治本之策。
此外，邵全琴还提到，补偿不能仅限于“补偿才保护”，对于那些原本水质就保护得很好的地区，也应该有补偿。
“生态服务功能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凡是稀缺的资源都可以商品化，可以用货币来体现，用货币补偿是可以采取的措施。”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陆大道告诉《中国科学报》。
他同时表示，补偿的合理性关键在于水的用途，越重要的产业、收益越多，对上游的补偿自然也应更多。
鼓励多元化补偿方式
生态补偿实践开展十年来，我国生态补偿资金的投入量不断加大。据中国生态补偿政策研究中心不完全统计，2018年全国生态补偿资金投入约1800亿元。
靳乐山介绍，目前，流域生态补偿以政府主导为主，资金也基本来源于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和跨省之间协商补偿。
邵全琴也表示，目前仍缺乏科学的生态价值测算。此外，现有补偿资金主要用于环境污染综合治理、生态修复等。而针对流域内农牧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价值实现，未进行有效的生态补偿，对产业转型和技术引导方面的补偿也欠缺，“造血”功能严重不足，不仅影响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而且容易导致治理效果反复。
“建议科学设置生态补偿考核目标，科学调整产业结构，提升受偿区传统优势产业，协同推进生态补偿、生态价值实现与稳定脱贫成果长效机制建立。”邵全琴说。
靳乐山说，我国的生态补偿类型可简单分为政府补偿与市场补偿两大类型。在一些流域生态补偿的设计中，将惩罚性赔偿和奖励性补偿相结合。政府补偿除了资金补偿外，还有对口协作、异地开发、园区共建等方式。比如沱江流域，上游为阿坝州，下游为成都，为避免阿坝州建立工厂污染水源，成都开辟区域建设开发区，阿坝州将工业企业引入成都工业园区并招商引资，双方按比例投入、营收分成。
“市场化的补偿方式还是一个缺口。”靳乐山表示，在这方面，国外有一些有益经验值得借鉴。
国际上的生态补偿通常称为“生态服务付费”，比如法国威泰尔矿泉水公司水源地补偿、澳大利亚水资源保护与补偿——水权交易、日本水源地补偿等。
近年来，我国也逐步推动补偿市场化，在长江、黄河的相关方案中都提到了鼓励地方加快建立多元化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意见》第四条提出，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推进多元化补偿，合理界定生态环境权利，按照受益者付费的原则，通过市场化、多元化方式，促进生态保护者利益得到有效补偿，激发全社会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
靳乐山说，结合中国特色，可以由政府等出资，通过市场化的工具和手段分配使用资金。例如，设立“水基金”，在政府财政之外，吸收来自企业等利益相关方的资金，既可设置公益类的生态保护项目，也可开展生态农业等营利性项目，用市场化的方式运作基金，一方面能够更好地利用现有财政资源，另一方面也可提高水资源使用者、私营企业等的投资意愿。
“生态保护的受益者是每个人，我们都是利益相关方，除了政策制度手段，更多利益相关方的积极参与是今后值得关注的方向。”靳乐山说。https://t.cn/A6Mhyn6D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