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沛县七项工作，省政府点名表扬～】经江苏省政府同意，省政府办公厅对2020年做好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取得明显成效的地方予以督查激励，相应采取35项奖励支持措施。其中，沛县7项工作荣获省政府督查激励，总量居全市各县(市)区第一，全省县级领先！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咱沛县的精彩！
沛县被评为“推动‘放管服’改革工作成绩突出的地方”
近年来，沛县持续推动“放管服”改革，加快推进完善县、镇、村三级政务服务体系建设，全县18个镇（街道）全部新建或改建为民服务中心，398个村居全部完成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在县、镇服务中心开设24小时自助区，满足企业群众随时办事需求。
在全市率先实现开办企业“长三角一网通办”，推进开办企业1个工作日办结常态化。创新“标准地”出让机制，在全市率先实现“容缺审批”机制，促进项目快速落地。推行“网格+代办”工作机制，推出网格员就是代办员的服务方式，向“下”延伸就地解决基层办事难实际问题，向“上”延伸主动破解企业群众发展中的难题。
沛县被评为“商事制度改革工作成绩突出的地方”
近年来，沛县加快推进商事制度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链通”平台全省率先实现“企业开办全链条”网上受理。民营经济企业开办最快0.5个工作日办结。重点领域改革多点突破，“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化，审批事项在线服务覆盖率达98%，企业开办时间大幅缩短。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全省率先实现全覆盖，抽查、检查结果全部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开公示，公示率100%。“三三制”无照经营监管模式获省市场监管局肯定推广。通过江苏省市场监管信息平台成功归集市场监管信息23.5万条，“一处违规、处处受限”的信用监管格局全市率先初步形成。
沛县经济开发区被评为“推进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创新发展成效明显的地方”
重大项目实现井喷式发展。取得了“骨干企业基本都有扩张计划，主导产业个个都有补链项目”两个可喜成绩。2020年工业业扩报装15.6万千伏安，达到20.4万千伏安，同比增长577%；兑现项目扶持资金16.17亿元，同比增长284%；完成土地农转用2846.48亩、挂牌出让1274.25亩、低效能用地清理2727.53亩，共计6848.26亩，同比增长197%。历史性摘取了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国家级科技创新孵化器、国家火炬光伏特色产业基地和中国纺织新材料特色产业基地等国字号招牌。
开发区速度实现新突破。珀然股份、华昌铝业、中辉光伏等项目从开工到投产仅仅100天，裕成电子、北青油气等项目从洽谈到投产仅60天的时间，不断刷新开发区轻资产项目60天、重资产项目100天的开工投产新纪录。
全员聘任绩效改革实现新突破。全力深化人事制度改革，推进凸显园区特色、激发个体创造、释放组织活力的绩效考核改革，按照“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原则，依照“因事设岗、考核实绩、组织推荐、双向选择、公开竞聘、出门不改”24个字流程，公开竞聘14名“一办十一组五中心”部门副职，极大激发了干部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有力支撑全区各项工作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沛县被评为“落实鼓励和支持就业政策措施工作力度大，工作创新创优成效明显，促进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及各类重点群体就业创业等任务完成较好的地方”
近年来，沛县坚持就业优先，各项就业指标全面增长。2020年，沛县加大保居民就业工作力度，积极落实“六稳”“六保”工作任务，就业工作成效突出。城镇新增就业15675人，同比增长68%；新增转移农村劳动力7725人，同比增长7.3%；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3875人，城镇登记失业率1.69%，同比下降0.3%；开展城乡劳动者职业技能培训5588人，同比增长8.5%；大屯煤电职业技术学院、五段镇电子商务产业园、敬安辣椒科创小镇成功创建省级创业孵化（培训）基地；超额完成省市下达就业各项目标任务，在全市各县（市）区排名第1位。
沛县被评为“完成年度计划脱贫致富奔小康成效显著，探索创新有实质成效和重要经验的地方”
2020年，沛县坚持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以建立防贫防返贫和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为抓手，以增强低收入农户内生动力、化解支出型贫困、完善社会保障兜底制度为工作重点，狠抓政策落实，集中攻坚、精准发力，脱贫攻坚工作成效显著。
一是制度保障。印发《关于开展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试点工作的意见》《沛县防返贫机制建设实施方案》等相关文件。二是工作落实。全面落实住房、医疗、教育、饮水安全等“两不愁、三保障”相关政策；实施“孝老爱亲”“精准防贫保”“长护险”及“两癌”妇女救助、残疾人“两项补贴”和“希望工程圆梦行动”等措施筑牢织密兜底保障网。
沛县被评为“棚户区改造工作积极主动、成效明显的地方”
近年来，沛县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棚户区改造工作要求，周密部署，细化措施，创新举措，不断提档升级居民住房设施、深入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建设，棚户区改造工作取得的成绩在全省靠前。2018年至2020年，连续三年获省对县棚户区改造真抓实干激励表彰。
2020年度，沛县棚户区改造新开工任务5000套，基本建成任务3000套，全年实际完成新开工7439套，基本建成4926套，分别完成省定目标任务的148.78%和164.2%，完成总量全省靠前。
通过一系列的棚户区改造工作，让群众居住条件获得跨越式改善、城市功能面貌实现全方位转变、城市发展空间得到突破性拓展、城市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推动区域样板建设实现了新突破，在全省、全市塑造了沛县棚改的鲜亮品牌。
沛县被评为“加强殡葬综合改革、公益性骨灰安放设施规划建设运营管理成效明显的地方”
近年来，沛县始终以逝者和丧属为中心，以充分保障逝者生命尊严和不断满足丧户需求为最高目标，以便民利民为根本宗旨，坚持“人有所需、我有所供”的原则，不断加大殡葬服务供给力度，9个月完成县殡仪馆迁建，通过打造“五大殡仪”，实现“逝有所安”实现跨越。农村公益性公墓管理运营逐步规范，丧事简办、厚养薄葬观念得到越来越多群众的认可和执行，群众对殡葬改革的满意度得到有效提升。（来源：沛县发布 审核：张海群）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咱沛县的精彩！
沛县被评为“推动‘放管服’改革工作成绩突出的地方”
近年来，沛县持续推动“放管服”改革，加快推进完善县、镇、村三级政务服务体系建设，全县18个镇（街道）全部新建或改建为民服务中心，398个村居全部完成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在县、镇服务中心开设24小时自助区，满足企业群众随时办事需求。
在全市率先实现开办企业“长三角一网通办”，推进开办企业1个工作日办结常态化。创新“标准地”出让机制，在全市率先实现“容缺审批”机制，促进项目快速落地。推行“网格+代办”工作机制，推出网格员就是代办员的服务方式，向“下”延伸就地解决基层办事难实际问题，向“上”延伸主动破解企业群众发展中的难题。
沛县被评为“商事制度改革工作成绩突出的地方”
近年来，沛县加快推进商事制度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链通”平台全省率先实现“企业开办全链条”网上受理。民营经济企业开办最快0.5个工作日办结。重点领域改革多点突破，“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化，审批事项在线服务覆盖率达98%，企业开办时间大幅缩短。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全省率先实现全覆盖，抽查、检查结果全部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开公示，公示率100%。“三三制”无照经营监管模式获省市场监管局肯定推广。通过江苏省市场监管信息平台成功归集市场监管信息23.5万条，“一处违规、处处受限”的信用监管格局全市率先初步形成。
沛县经济开发区被评为“推进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创新发展成效明显的地方”
重大项目实现井喷式发展。取得了“骨干企业基本都有扩张计划，主导产业个个都有补链项目”两个可喜成绩。2020年工业业扩报装15.6万千伏安，达到20.4万千伏安，同比增长577%；兑现项目扶持资金16.17亿元，同比增长284%；完成土地农转用2846.48亩、挂牌出让1274.25亩、低效能用地清理2727.53亩，共计6848.26亩，同比增长197%。历史性摘取了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国家级科技创新孵化器、国家火炬光伏特色产业基地和中国纺织新材料特色产业基地等国字号招牌。
开发区速度实现新突破。珀然股份、华昌铝业、中辉光伏等项目从开工到投产仅仅100天，裕成电子、北青油气等项目从洽谈到投产仅60天的时间，不断刷新开发区轻资产项目60天、重资产项目100天的开工投产新纪录。
全员聘任绩效改革实现新突破。全力深化人事制度改革，推进凸显园区特色、激发个体创造、释放组织活力的绩效考核改革，按照“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原则，依照“因事设岗、考核实绩、组织推荐、双向选择、公开竞聘、出门不改”24个字流程，公开竞聘14名“一办十一组五中心”部门副职，极大激发了干部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有力支撑全区各项工作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沛县被评为“落实鼓励和支持就业政策措施工作力度大，工作创新创优成效明显，促进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及各类重点群体就业创业等任务完成较好的地方”
近年来，沛县坚持就业优先，各项就业指标全面增长。2020年，沛县加大保居民就业工作力度，积极落实“六稳”“六保”工作任务，就业工作成效突出。城镇新增就业15675人，同比增长68%；新增转移农村劳动力7725人，同比增长7.3%；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3875人，城镇登记失业率1.69%，同比下降0.3%；开展城乡劳动者职业技能培训5588人，同比增长8.5%；大屯煤电职业技术学院、五段镇电子商务产业园、敬安辣椒科创小镇成功创建省级创业孵化（培训）基地；超额完成省市下达就业各项目标任务，在全市各县（市）区排名第1位。
沛县被评为“完成年度计划脱贫致富奔小康成效显著，探索创新有实质成效和重要经验的地方”
2020年，沛县坚持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以建立防贫防返贫和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为抓手，以增强低收入农户内生动力、化解支出型贫困、完善社会保障兜底制度为工作重点，狠抓政策落实，集中攻坚、精准发力，脱贫攻坚工作成效显著。
一是制度保障。印发《关于开展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试点工作的意见》《沛县防返贫机制建设实施方案》等相关文件。二是工作落实。全面落实住房、医疗、教育、饮水安全等“两不愁、三保障”相关政策；实施“孝老爱亲”“精准防贫保”“长护险”及“两癌”妇女救助、残疾人“两项补贴”和“希望工程圆梦行动”等措施筑牢织密兜底保障网。
沛县被评为“棚户区改造工作积极主动、成效明显的地方”
近年来，沛县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棚户区改造工作要求，周密部署，细化措施，创新举措，不断提档升级居民住房设施、深入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建设，棚户区改造工作取得的成绩在全省靠前。2018年至2020年，连续三年获省对县棚户区改造真抓实干激励表彰。
2020年度，沛县棚户区改造新开工任务5000套，基本建成任务3000套，全年实际完成新开工7439套，基本建成4926套，分别完成省定目标任务的148.78%和164.2%，完成总量全省靠前。
通过一系列的棚户区改造工作，让群众居住条件获得跨越式改善、城市功能面貌实现全方位转变、城市发展空间得到突破性拓展、城市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推动区域样板建设实现了新突破，在全省、全市塑造了沛县棚改的鲜亮品牌。
沛县被评为“加强殡葬综合改革、公益性骨灰安放设施规划建设运营管理成效明显的地方”
近年来，沛县始终以逝者和丧属为中心，以充分保障逝者生命尊严和不断满足丧户需求为最高目标，以便民利民为根本宗旨，坚持“人有所需、我有所供”的原则，不断加大殡葬服务供给力度，9个月完成县殡仪馆迁建，通过打造“五大殡仪”，实现“逝有所安”实现跨越。农村公益性公墓管理运营逐步规范，丧事简办、厚养薄葬观念得到越来越多群众的认可和执行，群众对殡葬改革的满意度得到有效提升。（来源：沛县发布 审核：张海群）
【对话考古学家许宏：三星堆与二里头，到底谁影响了谁？】新发现六座“祭祀坑”、出土500余件重要文物的消息，让“三星堆”成了全民关注的热词。与此同时，造型怪异的青铜器从何而来、三星堆与二里头谁是“最早的中国”，这些讨论与争议，也在考古之外风声渐起。
3月23日的最新消息显示，专家对三星堆遗址6个坑的73份炭屑样品使用碳14年代检测方法进行了分析，对年代分布区间进行了初步判定：推断三星堆4号坑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属于商代晚期。
围绕三星堆和三星堆之外的讨论，我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进行了一次对话。
【三星堆不是蜀文化】
■三星堆文化&二里头文化 谁早谁晚？
许宏：三星堆文化要晚于二里头文化。
有四川的学者说，三星堆文化最早可以追溯到距今四千年前（约公元前2000年），这是不可能的。
三星堆遗址中发现了陶盉等二里头文化风格的器物，而这类陶盉在二里头遗址中的年代是二里头文化二期（不早于公元前1700年）。考虑到文化传播的时间差，三星堆文化的上限大致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晚期甚至末期，也就是不早于公元前1600年。
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最新测年结果显示，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是公元前1750-1520年。所以我们说，三星堆文化的上限可以早到二里头文化时期，但不可能早于二里头文化。
■三星堆能否代表蜀文化
许宏：从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还不能说三星堆就是蜀文化。这要从两方面分析：
首先是缺乏文字的直接联系。甲骨文中虽然有关于“蜀”的记载，后世文献记载也说“蜀”参与了灭商联军，但三星堆本身并没有发现任何文字，目前还无法直接证明三星堆文化就是文献中的蜀文化。
第二是认知体系的重大差异。东周时期及以后的蜀文化深受中原文化影响，已经出现了像中原文化系统那样的大型墓葬、包括贵族和王的墓葬，还有大量的随葬品。这些是中原文化中王者和贵族本位的象征。但三星堆和金沙文化中目前还没有发现像东周蜀文化这样的突出显贵个人本位的遗存，仅仅是公共性的祭祀。因此，我们同意这样的观点，即不能说三星堆、金沙文化和东周以后的蜀文化一脉相承。
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我们就是要告诉公众，哪些问题能说得清，为什么对于有些问题还说不清楚，这是一种和治学上的审慎态度。所以，如果说三星堆就是源远流长的蜀文化，那暂时只能看作是当代人对上古史前史的一种建构。
【二里头成就了三星堆】
■三星堆所代表的文明来自何方，它与中原文化、二里头文化有着怎样的关联？
许宏：学界公认的是，是外来文化因素的渗入导致成都平原土著文化发生变化而产生的新的文化——三星堆文化，而它形成的最大契机就是二里头文化因素的出现。
三星堆文化的早期受到二里头文化影响，这点可以从出土的陶盉、铜牌饰、玉石牙璋等看出来，而三星堆文化的晚期则深受殷墟文化的影响。
可以说，正是由于中原文化的持续影响，才使三星堆文化由新石器时代进入了青铜时代，在四川盆地创造了灿烂辉煌的青铜文明，但其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已相当于殷墟时期。
至于三星堆出土的面具、金杖、青铜神树则显示，三星堆文化还受到中原以外的文明影响。但这些因素具体从何而来，由于缺乏直接的证据，目前还无法判断。
■中原文化如何对三星堆文化产生影响
许宏：从二里头向西向南两个方向都有可能。
二里头向西，从郑洛地区西去进入关中，或者顺着洛河上游到达汉中地区，再从汉中南下进入四川盆地；
二里头向南，从汉水流域进入湖北地区，顺长江流域经过三峡地区再进入四川。这些都有可能。
目前，南北两方向都发现了能够连接中原和三星堆、金沙的文化遗存。至于传播的方式，战争、联姻、结盟、贸易都有可能。
【三星堆消失，是人与神关系的退场】
■三星堆出土的纵目人青铜面具，风格与已经发现的中原地区文物造型迥然不同。三星堆文化有可能来源于南亚、西亚吗？
许宏：作为严谨的学者，我们不能把远距离的文化相似性当做文化传播的证据，但是不排除任何假说所代表的可能性。
从既往的考古发现看，文化的传播一般是族群之间接力式的、间接式的传播，而不是像张骞通西域那样，远距离直线传播而来。比如，殷墟中虽然出土了马车，但肯定不是从马车的起源地——欧亚大草原西部直接传播过来的。很有可能是和晋陕高原或北方的族群作战过程中，得到制作和使用马车的技术，而晋陕高原或北方的族群可能是和更远的内亚地区的人学来的。
这是一个以时间换空间的过程，所以现在很难找到确切的源头。
■三星堆文化为什么会突然消失？
许宏：三星堆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比较类似，都没有发现宫室或其他重要建筑被火烧或者被捣毁的迹象，所以各种可能都有。比如一场瘟疫、植被破坏、水源污染等，当然也不排除外敌入侵或战略转移。
三星堆的衰落、金沙（十二桥文化）的崛起的原因，目前学界有不同的认识，和二里头、郑州商城的此消彼长一样，都不能排除是同一人群的迁徙转移，比如三星堆的中心都邑转移到了成都金沙。
对于这个问题，我还有一个基于历史发展维度的解读：三星堆文化虽然有了国家形态，也进入青铜时代，但它的意识形态还停留在祭祀山川、巫术气息比较浓厚的原始状态；与此同时，中原地区注重世俗的祖先崇拜，后来有了宗法制度。宗法关乎政治，注重人与人的关系，代表着当时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三星堆这种注重人神关系的文化逐渐衰落，比较早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而中原文化则崛起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主流。其背后的动因有待进一步探究。
■三星堆有没有可能来自外星文明？
许宏：三星堆某些青铜器的造型大家感到怪异，那是由于我们的视野狭窄，考古发现中还存在着诸多待解之谜，我们不知道的远比知道的多得多，这很正常。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发现超出了我们既有的认知范畴。至于外星文明的说法，那是开脑洞，与我们的考古研究无关。
【考古与考古之外】
■三星堆考古对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有什么意义？
许宏：如果我们认可华夏族群是从多元到一体的，那么，三星堆考古恰恰提供了一个秦汉帝国一体一统化之前、东亚大陆各族群多元发展的例证，也正是不同族群的相互碰撞，才产生了基于共同文化认同的华夏族群乃至后来的中华民族。
■在三星堆的考古发掘中，有媒体邀请创作盗墓作品的作家对考古进行解读，也引发了“考古娱乐化”的争议。您对此如何看待？
许宏：考古是偏于严肃的科研工作。我们一直极力向公众阐明，考古跟盗墓具有本质的差异。而这次出现这样的安排，确实给人一种违和感。毕竟，文学作品和学术研究是两码事。
■对于二里头和三星堆，网上充满了各种天马行空的想法。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给三星堆文化下一个准确定义？
许宏：在马牧河两岸3.5平方公里范围里，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壮观的都邑，夯土城圈沿河而建。河的南北两岸已经有了不同的功能分区，河的南岸是祭祀区，大型建筑和居住区则建在河北。人们在广场上或神庙中的祭祀活动充满充满巫术和宗教色彩。可以说，三星堆都邑与二里头都邑的布局都是相当有章法的。它们有相似之处又有所不同，都是中华文明满天星斗中的璀璨明星。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的历史演进中，我们的华夏文明如百川汇流，渐成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大江大海。
3月23日的最新消息显示，专家对三星堆遗址6个坑的73份炭屑样品使用碳14年代检测方法进行了分析，对年代分布区间进行了初步判定：推断三星堆4号坑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属于商代晚期。
围绕三星堆和三星堆之外的讨论，我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进行了一次对话。
【三星堆不是蜀文化】
■三星堆文化&二里头文化 谁早谁晚？
许宏：三星堆文化要晚于二里头文化。
有四川的学者说，三星堆文化最早可以追溯到距今四千年前（约公元前2000年），这是不可能的。
三星堆遗址中发现了陶盉等二里头文化风格的器物，而这类陶盉在二里头遗址中的年代是二里头文化二期（不早于公元前1700年）。考虑到文化传播的时间差，三星堆文化的上限大致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晚期甚至末期，也就是不早于公元前1600年。
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最新测年结果显示，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是公元前1750-1520年。所以我们说，三星堆文化的上限可以早到二里头文化时期，但不可能早于二里头文化。
■三星堆能否代表蜀文化
许宏：从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还不能说三星堆就是蜀文化。这要从两方面分析：
首先是缺乏文字的直接联系。甲骨文中虽然有关于“蜀”的记载，后世文献记载也说“蜀”参与了灭商联军，但三星堆本身并没有发现任何文字，目前还无法直接证明三星堆文化就是文献中的蜀文化。
第二是认知体系的重大差异。东周时期及以后的蜀文化深受中原文化影响，已经出现了像中原文化系统那样的大型墓葬、包括贵族和王的墓葬，还有大量的随葬品。这些是中原文化中王者和贵族本位的象征。但三星堆和金沙文化中目前还没有发现像东周蜀文化这样的突出显贵个人本位的遗存，仅仅是公共性的祭祀。因此，我们同意这样的观点，即不能说三星堆、金沙文化和东周以后的蜀文化一脉相承。
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我们就是要告诉公众，哪些问题能说得清，为什么对于有些问题还说不清楚，这是一种和治学上的审慎态度。所以，如果说三星堆就是源远流长的蜀文化，那暂时只能看作是当代人对上古史前史的一种建构。
【二里头成就了三星堆】
■三星堆所代表的文明来自何方，它与中原文化、二里头文化有着怎样的关联？
许宏：学界公认的是，是外来文化因素的渗入导致成都平原土著文化发生变化而产生的新的文化——三星堆文化，而它形成的最大契机就是二里头文化因素的出现。
三星堆文化的早期受到二里头文化影响，这点可以从出土的陶盉、铜牌饰、玉石牙璋等看出来，而三星堆文化的晚期则深受殷墟文化的影响。
可以说，正是由于中原文化的持续影响，才使三星堆文化由新石器时代进入了青铜时代，在四川盆地创造了灿烂辉煌的青铜文明，但其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已相当于殷墟时期。
至于三星堆出土的面具、金杖、青铜神树则显示，三星堆文化还受到中原以外的文明影响。但这些因素具体从何而来，由于缺乏直接的证据，目前还无法判断。
■中原文化如何对三星堆文化产生影响
许宏：从二里头向西向南两个方向都有可能。
二里头向西，从郑洛地区西去进入关中，或者顺着洛河上游到达汉中地区，再从汉中南下进入四川盆地；
二里头向南，从汉水流域进入湖北地区，顺长江流域经过三峡地区再进入四川。这些都有可能。
目前，南北两方向都发现了能够连接中原和三星堆、金沙的文化遗存。至于传播的方式，战争、联姻、结盟、贸易都有可能。
【三星堆消失，是人与神关系的退场】
■三星堆出土的纵目人青铜面具，风格与已经发现的中原地区文物造型迥然不同。三星堆文化有可能来源于南亚、西亚吗？
许宏：作为严谨的学者，我们不能把远距离的文化相似性当做文化传播的证据，但是不排除任何假说所代表的可能性。
从既往的考古发现看，文化的传播一般是族群之间接力式的、间接式的传播，而不是像张骞通西域那样，远距离直线传播而来。比如，殷墟中虽然出土了马车，但肯定不是从马车的起源地——欧亚大草原西部直接传播过来的。很有可能是和晋陕高原或北方的族群作战过程中，得到制作和使用马车的技术，而晋陕高原或北方的族群可能是和更远的内亚地区的人学来的。
这是一个以时间换空间的过程，所以现在很难找到确切的源头。
■三星堆文化为什么会突然消失？
许宏：三星堆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比较类似，都没有发现宫室或其他重要建筑被火烧或者被捣毁的迹象，所以各种可能都有。比如一场瘟疫、植被破坏、水源污染等，当然也不排除外敌入侵或战略转移。
三星堆的衰落、金沙（十二桥文化）的崛起的原因，目前学界有不同的认识，和二里头、郑州商城的此消彼长一样，都不能排除是同一人群的迁徙转移，比如三星堆的中心都邑转移到了成都金沙。
对于这个问题，我还有一个基于历史发展维度的解读：三星堆文化虽然有了国家形态，也进入青铜时代，但它的意识形态还停留在祭祀山川、巫术气息比较浓厚的原始状态；与此同时，中原地区注重世俗的祖先崇拜，后来有了宗法制度。宗法关乎政治，注重人与人的关系，代表着当时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三星堆这种注重人神关系的文化逐渐衰落，比较早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而中原文化则崛起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主流。其背后的动因有待进一步探究。
■三星堆有没有可能来自外星文明？
许宏：三星堆某些青铜器的造型大家感到怪异，那是由于我们的视野狭窄，考古发现中还存在着诸多待解之谜，我们不知道的远比知道的多得多，这很正常。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发现超出了我们既有的认知范畴。至于外星文明的说法，那是开脑洞，与我们的考古研究无关。
【考古与考古之外】
■三星堆考古对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有什么意义？
许宏：如果我们认可华夏族群是从多元到一体的，那么，三星堆考古恰恰提供了一个秦汉帝国一体一统化之前、东亚大陆各族群多元发展的例证，也正是不同族群的相互碰撞，才产生了基于共同文化认同的华夏族群乃至后来的中华民族。
■在三星堆的考古发掘中，有媒体邀请创作盗墓作品的作家对考古进行解读，也引发了“考古娱乐化”的争议。您对此如何看待？
许宏：考古是偏于严肃的科研工作。我们一直极力向公众阐明，考古跟盗墓具有本质的差异。而这次出现这样的安排，确实给人一种违和感。毕竟，文学作品和学术研究是两码事。
■对于二里头和三星堆，网上充满了各种天马行空的想法。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给三星堆文化下一个准确定义？
许宏：在马牧河两岸3.5平方公里范围里，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壮观的都邑，夯土城圈沿河而建。河的南北两岸已经有了不同的功能分区，河的南岸是祭祀区，大型建筑和居住区则建在河北。人们在广场上或神庙中的祭祀活动充满充满巫术和宗教色彩。可以说，三星堆都邑与二里头都邑的布局都是相当有章法的。它们有相似之处又有所不同，都是中华文明满天星斗中的璀璨明星。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的历史演进中，我们的华夏文明如百川汇流，渐成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大江大海。
11个月侦破命案积案233起
山西公安机关打响清缴命案积案战役
发布时间：2020-12-29 06:10 星期二来源：法治日报——法制网
□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超 王志堂
截至11月30日，2020年全省公安机关侦破命案积案233起，其中30年以上命案积案9起、20年至29年命案积案101起，抓获命案积案网上在逃犯罪嫌疑人199人……
这是疫情之下，山西公安今年命案积案攻坚战交出的答卷。而去年，侦破命案积案数为107起。
从107到233，数字的背后蕴含着什么？
近日，《法治日报》记者深入山西多地公安机关，就全省命案积案侦破工作进行了探访。
把命案攻坚作为“一把手”工程
“生命权是公民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侵犯公民生命权的犯罪是最严重的犯罪。”
“人命关天！命案侦破不了，就是对人民的欠账！”
2018年1月，刘新云履新山西省副省长、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后，对全省命案积案侦破工作给予极大关注。
刘新云多次要求，公安机关要把命案侦破摆在工作突出位置，把命案侦破作为牵动全局的大事来抓。各级公安机关主要领导要担起侦破命案第一责任，不畏艰难，坚决侦破全部现行命案，坚决拿下一批命案积案。
刘新云提出，要始终坚持“高站位、高境界、高标准、高效率、重机制、重能力、重实干、重结果”，把命案积案攻坚作为“一把手”工程紧紧抓在手上，不断完善命案侦破工作机制，全面落实山西公安大数据抄底战法，综合应用新型技术手段，最大限度还清历史欠账，最大限度回应人民群众期待。
为推动案件侦破取得实效，刘新云亲自部署工作、研究案情、督导推动，带头挑起“一把手”担主责的重任。全省11个地市公安局长带头上案攻坚，强力推动盯办；县、区公安局长任专案组长，确保将各项攻坚措施落地、落细、落到实处。
全面完善基础档案打好攻坚基础
2020年4月23日，山西大同。
伴随专班民警的突然出现，在永济市瓜园内将偷瓜者捅伤致死后潜逃30年的杨某低下了头。
这起案件的成功侦破得益于对原有档案清理完善时发现的一条新线索。
4月22日，专班成员在对杨某所在村的老户籍簿册翻查过程中，发现其于1987年拍摄的一张清晰正面免冠黑白照片。
经比对，专班民警迅速锁定，通过大数据抄底，最终确定杨某已掩盖身份信息，藏匿于大同市郊区某居民区。专班民警随即出击将其抓获归案。
全面完善基础档案，补全证据材料是命案积案攻坚的基础。
命案积案攻坚以来，山西省公安厅出台了《全省公安机关命案积案攻坚行动工作方案》《全省公安机关侦破命案积案工作指引》《全省公安机关命案侦破“十个一律”令》等制度机制，采取重点抽查、交叉互检等方式，推动命案积案档案清理工作落实。
同时，山西省公安厅还制定《山西公安机关侦破命案积案刑事技术工作指引》，成立省级刑事技术攻坚专班，选派33名专家能手组成11个工作组分赴各市，为一线单位提供实地指导、检验鉴定、分析研判等技术支援，指导支撑做好疑难案件勘验固证和痕迹物证补全补录工作。
各市公安机关则由刑侦部门牵头，组织法制、刑事技术部门分别进行法制审查、刑事技术审查，逐案列出问题清单，明确补证和取证要求，指导盯办各立案单位全面梳理案件信息，查找案卷物证，补全证据材料。
各立案单位分管领导为第一责任人，确保实现案件信息全部录入、案卷物证全部找回、案件材料全部建档保管。刑侦、法制、刑事技术部门协同，主动征求检察机关对案件侦办和证据、程序等方面的意见，按照“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原则，全方位补充完善证据材料，形成完整证据链，全面提高办案质效，确保在逃人员到案后捕得了、诉得出、判得下。
“大数据+新技术”锻造攻坚利器
2009年3月25日，晋中市榆次区一处苗圃发现一具中年男子尸体。
在确定被害人身份信息后，公安机关围绕作案工具来源、被害人社交关系等方面开展工作，但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侦破工作陷入僵局。
2019年以来，经过对新发现线索进行比对，并前往河南省上蔡县开展工作，终于锁定王某即为犯罪嫌疑人。
经过对王某进行大数据抄底，最终确定了其在广西的藏匿地。专班民警在广西将其抓捕归案。
记者在多地采访了解到，山西公安大数据平台及多种新型技术手段的使用在全省命案积案侦破过程中发挥了极大作用，堪称攻坚利器。
山西公安大数据平台充分发挥实战优势，紧紧围绕基本要素和活动轨迹，逐案逐人开展5大类258小项多维度抄底研判，对每名在逃人员制作“全息抄底分析图”并下发主侦单位，以精准的情报产品支撑破案攻坚。
除大数据平台外，山西公安还紧抓刑事技术三项会战，充分运用技术手段，创新多手段比对研判技战法，强势助力破案攻坚。
要让技术手段发挥作用，基础工作还得做扎实。
为此，山西公安明确了现场必复勘、案卷必复核、线索必复查、群众必回访、情报必研判、数据必补全的“六必原则”，应采尽采现场痕迹物证和电子证据，开展积案痕迹物证重新检验鉴定、未知名尸体身源查找比对，实现了命案现场勘查、尸体检验、物证鉴定等工作由“平面”向“立体”、由“静态”向“动态”、由“单一”向“全面”转变。
如今，以大数据抄底为核心，刑事技术、电子数据、传统手段为支撑的命案积案攻坚核心手段，已成为山西公安大数据条件下的命案积案攻坚利器。
两大机制挤压在逃人员藏匿空间
1993年4月3日，河曲县石城村发生一起重大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张某将其岳父一家7口杀死后畏罪潜逃。
命案积案攻坚以来，忻州市公安机关再次加强追逃专班力量，全面启动缉捕工作，先后辗转晋、陕、甘、蒙四省(区)22市(旗，县)，行程数万公里，走访群众万余人，排查线索百余条，发放纸质悬赏通告5000余份，同时在抖音、微信等网络媒体广泛发布悬赏通报。
经大数据抄底摸排，最终确定张某在大同市云冈区藏匿。经地毯式摸排及大量走访排查，最终发现其居住地，并将其抓获归案。
命案积案攻坚，嫌疑人最终落网是关键。
为此，山西省公安厅组织开展命案在逃人员缉捕大会战，制定了“一逃一领导，一逃一档案、一逃一方案、一逃一专班”的“四个一”追逃机制，选定一批重点命案在逃人员挂牌督捕，以缉捕命案在逃人员为抓手，助推命案积案攻坚夺取更大胜利。
在大数据抄底及信息比对等技术支持下，山西各地公安机关将本地立案和本地户籍的命案在逃人员作为重中之重，通过宣传发动、悬赏通报、摸排走访等传统手段开展研判缉捕。依法严肃追究刑事责任，在社会层面形成了有力震慑，全力挤压命案在逃人员藏匿空间。
山西省公安厅还启动了“战时动员、战时宣传、战时表彰、战时纪律、战时问责”“五位一体”工作机制，坚持“追一逃、奖一市”，对发挥关键作用的民警立即记功表彰，激发参战民警坚定信心，一批潜逃多年的嫌疑人先后落网。
“命案积案攻坚以来，山西公安以大数据抄底为侦查破案注入强大动力，推动转型智慧侦查，突出科技引领，命案攻坚实现‘智’的飞跃，取得历史最佳战绩。我们坚信，只要坚定不移地以人民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走‘情报驱动、手段集成、资源融合’的大数据强警之路，山西公安必将真正实现争创全国一流、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刘新云说。
山西公安机关打响清缴命案积案战役
发布时间：2020-12-29 06:10 星期二来源：法治日报——法制网
□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超 王志堂
截至11月30日，2020年全省公安机关侦破命案积案233起，其中30年以上命案积案9起、20年至29年命案积案101起，抓获命案积案网上在逃犯罪嫌疑人199人……
这是疫情之下，山西公安今年命案积案攻坚战交出的答卷。而去年，侦破命案积案数为107起。
从107到233，数字的背后蕴含着什么？
近日，《法治日报》记者深入山西多地公安机关，就全省命案积案侦破工作进行了探访。
把命案攻坚作为“一把手”工程
“生命权是公民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侵犯公民生命权的犯罪是最严重的犯罪。”
“人命关天！命案侦破不了，就是对人民的欠账！”
2018年1月，刘新云履新山西省副省长、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后，对全省命案积案侦破工作给予极大关注。
刘新云多次要求，公安机关要把命案侦破摆在工作突出位置，把命案侦破作为牵动全局的大事来抓。各级公安机关主要领导要担起侦破命案第一责任，不畏艰难，坚决侦破全部现行命案，坚决拿下一批命案积案。
刘新云提出，要始终坚持“高站位、高境界、高标准、高效率、重机制、重能力、重实干、重结果”，把命案积案攻坚作为“一把手”工程紧紧抓在手上，不断完善命案侦破工作机制，全面落实山西公安大数据抄底战法，综合应用新型技术手段，最大限度还清历史欠账，最大限度回应人民群众期待。
为推动案件侦破取得实效，刘新云亲自部署工作、研究案情、督导推动，带头挑起“一把手”担主责的重任。全省11个地市公安局长带头上案攻坚，强力推动盯办；县、区公安局长任专案组长，确保将各项攻坚措施落地、落细、落到实处。
全面完善基础档案打好攻坚基础
2020年4月23日，山西大同。
伴随专班民警的突然出现，在永济市瓜园内将偷瓜者捅伤致死后潜逃30年的杨某低下了头。
这起案件的成功侦破得益于对原有档案清理完善时发现的一条新线索。
4月22日，专班成员在对杨某所在村的老户籍簿册翻查过程中，发现其于1987年拍摄的一张清晰正面免冠黑白照片。
经比对，专班民警迅速锁定，通过大数据抄底，最终确定杨某已掩盖身份信息，藏匿于大同市郊区某居民区。专班民警随即出击将其抓获归案。
全面完善基础档案，补全证据材料是命案积案攻坚的基础。
命案积案攻坚以来，山西省公安厅出台了《全省公安机关命案积案攻坚行动工作方案》《全省公安机关侦破命案积案工作指引》《全省公安机关命案侦破“十个一律”令》等制度机制，采取重点抽查、交叉互检等方式，推动命案积案档案清理工作落实。
同时，山西省公安厅还制定《山西公安机关侦破命案积案刑事技术工作指引》，成立省级刑事技术攻坚专班，选派33名专家能手组成11个工作组分赴各市，为一线单位提供实地指导、检验鉴定、分析研判等技术支援，指导支撑做好疑难案件勘验固证和痕迹物证补全补录工作。
各市公安机关则由刑侦部门牵头，组织法制、刑事技术部门分别进行法制审查、刑事技术审查，逐案列出问题清单，明确补证和取证要求，指导盯办各立案单位全面梳理案件信息，查找案卷物证，补全证据材料。
各立案单位分管领导为第一责任人，确保实现案件信息全部录入、案卷物证全部找回、案件材料全部建档保管。刑侦、法制、刑事技术部门协同，主动征求检察机关对案件侦办和证据、程序等方面的意见，按照“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原则，全方位补充完善证据材料，形成完整证据链，全面提高办案质效，确保在逃人员到案后捕得了、诉得出、判得下。
“大数据+新技术”锻造攻坚利器
2009年3月25日，晋中市榆次区一处苗圃发现一具中年男子尸体。
在确定被害人身份信息后，公安机关围绕作案工具来源、被害人社交关系等方面开展工作，但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侦破工作陷入僵局。
2019年以来，经过对新发现线索进行比对，并前往河南省上蔡县开展工作，终于锁定王某即为犯罪嫌疑人。
经过对王某进行大数据抄底，最终确定了其在广西的藏匿地。专班民警在广西将其抓捕归案。
记者在多地采访了解到，山西公安大数据平台及多种新型技术手段的使用在全省命案积案侦破过程中发挥了极大作用，堪称攻坚利器。
山西公安大数据平台充分发挥实战优势，紧紧围绕基本要素和活动轨迹，逐案逐人开展5大类258小项多维度抄底研判，对每名在逃人员制作“全息抄底分析图”并下发主侦单位，以精准的情报产品支撑破案攻坚。
除大数据平台外，山西公安还紧抓刑事技术三项会战，充分运用技术手段，创新多手段比对研判技战法，强势助力破案攻坚。
要让技术手段发挥作用，基础工作还得做扎实。
为此，山西公安明确了现场必复勘、案卷必复核、线索必复查、群众必回访、情报必研判、数据必补全的“六必原则”，应采尽采现场痕迹物证和电子证据，开展积案痕迹物证重新检验鉴定、未知名尸体身源查找比对，实现了命案现场勘查、尸体检验、物证鉴定等工作由“平面”向“立体”、由“静态”向“动态”、由“单一”向“全面”转变。
如今，以大数据抄底为核心，刑事技术、电子数据、传统手段为支撑的命案积案攻坚核心手段，已成为山西公安大数据条件下的命案积案攻坚利器。
两大机制挤压在逃人员藏匿空间
1993年4月3日，河曲县石城村发生一起重大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张某将其岳父一家7口杀死后畏罪潜逃。
命案积案攻坚以来，忻州市公安机关再次加强追逃专班力量，全面启动缉捕工作，先后辗转晋、陕、甘、蒙四省(区)22市(旗，县)，行程数万公里，走访群众万余人，排查线索百余条，发放纸质悬赏通告5000余份，同时在抖音、微信等网络媒体广泛发布悬赏通报。
经大数据抄底摸排，最终确定张某在大同市云冈区藏匿。经地毯式摸排及大量走访排查，最终发现其居住地，并将其抓获归案。
命案积案攻坚，嫌疑人最终落网是关键。
为此，山西省公安厅组织开展命案在逃人员缉捕大会战，制定了“一逃一领导，一逃一档案、一逃一方案、一逃一专班”的“四个一”追逃机制，选定一批重点命案在逃人员挂牌督捕，以缉捕命案在逃人员为抓手，助推命案积案攻坚夺取更大胜利。
在大数据抄底及信息比对等技术支持下，山西各地公安机关将本地立案和本地户籍的命案在逃人员作为重中之重，通过宣传发动、悬赏通报、摸排走访等传统手段开展研判缉捕。依法严肃追究刑事责任，在社会层面形成了有力震慑，全力挤压命案在逃人员藏匿空间。
山西省公安厅还启动了“战时动员、战时宣传、战时表彰、战时纪律、战时问责”“五位一体”工作机制，坚持“追一逃、奖一市”，对发挥关键作用的民警立即记功表彰，激发参战民警坚定信心，一批潜逃多年的嫌疑人先后落网。
“命案积案攻坚以来，山西公安以大数据抄底为侦查破案注入强大动力，推动转型智慧侦查，突出科技引领，命案攻坚实现‘智’的飞跃，取得历史最佳战绩。我们坚信，只要坚定不移地以人民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走‘情报驱动、手段集成、资源融合’的大数据强警之路，山西公安必将真正实现争创全国一流、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刘新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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