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以为质，《论语》中的名利观】《论语》在重道、崇德、尚仁的主旨中，鲜明阐述了君子的名利观。作为一种主张积极入世的理论，儒家通常并不回避常人对名利富贵的追求，但强调这种追求应该遵从仁义道德。并且，儒家认为，名利富贵虽好，但世上还有比名利更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仁义。不回避名利，但将仁义置于名利之上，构成了君子的名利观。#每天读国学#
《论语》倡导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且具有高度内在同一性的利益观，强调用行舍藏、重在内求的名位观。两者互为交融、映射形成，反映出君子追求仁义、反求诸己、淡泊名利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构成君子人格的基本属性。
君子之于“利”：义以为质
关于儒家的财富观，一言以蔽之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认为，君子看重的是道义，小人看重的是利益。对于义利的态度，可以将君子和小人区分开来。小人追求个人利益，也只追求个人利益，因此将利置于义之上；君子亦会追求个人利益，但会先考虑所得是否合于义，“义以为质”，以义为原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细读《论语》各章文本，按照从贫到富不同程度，似可将君子之于“利”分为三重维度，即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三者虽贫富程度不同，在名利观上却具有内在的同一性。以三者分析不同人的不同境遇与作为，没有特别的高下之分。
“安贫乐道”是最早由先秦儒家倡导的一种处世态度和人生境界，核心是超越物质的欲望，在理想的追求中达到精神上的满足。安贫乐道的理念在《论语》各章节随处可见，如开篇《学而》中孔子倡导“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在《述而》中又进一步表明心志，“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看来，作为一个君子，不应当过多地讲究自己的饮食与居处，食不必追求饱足，住不必追求安逸。君子应当把注意力放在做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对于有理想的人来讲，即使贫苦也是乐在其中的。
在孔门诸弟子中，最能安贫乐道者非颜回莫属。《雍也》篇中专门记有孔子对颜回由衷的赞誉，“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于是，箪食瓢饮成为后世君子安贫乐道的象征。颜回何以能做到“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呢？知徒莫如师，孔子一语中的：“其心三月不违仁。”颜回能够长时间不违背仁德的原则。所谓安贫乐道，即胸怀仁德之正道，如此心中便会不断地有充实之感，就不会因身外之物的多寡而烦扰。
“在陈绝粮”一节更具师徒论道的典型性。孔门师徒一行在陈国断绝了粮食，跟随的人都饿得爬不起来，于是子路很不高兴地来见师父说：“君子也有穷得毫无办法的时候吗？”面对子路的抱怨与困惑，孔子点明了困顿之际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在困窘时还能固守正道，小人一困窘就会胡作非为。顺境往往不易检验人的心性，置身困境，就能分辨出人能否有所坚守。在困顿时、不得志时还能贫贱不移、不失节操者，才是合格的真君子。钱穆先生说“仁者之心得自天赋，处常境而疏忽，遭变故而摇移。人之不仁非由于难得之，乃由于轻去之。惟君子能安处一切境遇而不去仁，是故谓之君子”，就是这个道理。
正是恪守正道，君子才能够做到“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小人却“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君子哪怕一顿饭的时间也不会离开仁，即便是在最容易与仁背道而驰的两种情形——忙乱、颠沛流离中，也是这样。而小人既不能够长久地安于穷困，也不能够长久地处于安乐之中，因为没有仁德的人长久地处在贫困或安乐之中都会更加堕落。
以上，正如《中庸》所言，“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守着正道，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遵循天命，去做应该做的事。处于富贵的地位，就做富贵应该做的事；处于贫贱的状况，就安于贫苦；处于边远地区，就做在边远地区应该做的事；处于患难之中，就做在患难之中应该做的事。君子没有什么情况是不能安然自得的。而小人却铤而走险妄图获得非分的东西。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安贫乐道的境界之外，儒家并不否定人对名利富贵的追求，但强调这种追求应服从仁义道德。
在《里仁》篇中，孔子阐述了富贵当“取之有道”的鲜明态度。“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名利富贵，是人正常的欲求，但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得到它们，君子不享受。君子当持守“仁”，因追名逐利而背离“仁”的准则的，便不能称之为君子。
随后《述而》篇对“取之有道”有进一步的论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意思是说财富如果可以合理求得的话，即使是做手拿鞭子的差役，我也愿意。如果不能合理求得，我还是做自己所爱好的事。这里“从吾所好”，就是说要遵循本心，坚守正道，正与安贫乐道相通。
“富而好礼”出自《学而》篇，源于孔门弟子子贡的提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贡擅长经商获利，并在孔氏四门中以“言语”著称。是时，子贡从自身为人治学经历出发，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做到虽贫穷而不巴结奉承别人，富有而不盛气凌人，已经很是难能可贵，可以称为“君子”了，于是就此向老师请教。孔子却认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固然难得，然而更高的境界当是“贫而乐，富而好礼”。子贡恍然大悟，回应说这就需要进一步修炼，像是对待骨、角、象牙、玉石一样，一遍遍不断打磨精进，先开料，再糙锉，然后磨光。
朱熹后来注释说，“常人溺于贫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表现为贫多求、故易谄，富有恃、故易骄。在此基础上，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乃皆知所自守也，然尚未超脱贫富的窒碍。最高的境界当是乐道则忘其贫，好礼则安于处善。因此，安贫乐道与富而好礼具有同一性，相辅相成。
后来，虽然孔子再次强调“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对于“富而好礼”在后文中却没有进一步的说明。然而在后世方志、碑铭中，常见士绅之家“富而好礼”之举：平素对亲邻多有帮助，周济米粮，恤养孤贫，甚至焚烧亲邻借债的契约，遇有灾荒时更是加意如此。在地方社会中，常常不吝银钱积极修桥补路、修缮城墙衙署、设立学校，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无论方志还是碑铭的撰写者多是饱受儒家伦理浸润的文人士绅，上述义举本质上体现了儒家“富而好礼”的基本价值导向。
君子之于“名”：求其在我
《学而》开篇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篇尾复行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意即别人不知晓、不了解我，大可不必愠恼、忧忿，君子所虑所急者当在于自己不了解别人。《里仁》篇全面阐述了对名誉地位的态度，“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里，“位”即职位，有官守者各立于其位。意思是说不发愁没有职位，而是发愁没有任职的本领；不怕没有人知道自己，去追求足以使别人知晓自己的本领好了。《宪问》等篇再次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对于名位，儒家强调不要去关注名位本身，而要关注自身是否有本领、德行能配得上这名位。即使别人对自己不了解，也不去计较埋怨，因为这种情绪是没必要的，重要的是修炼自身。君子求其在我，是为内求。
对于是否出仕为官，儒家秉持中和立场，既不避位，亦不汲汲以求，整体观点是用行舍藏，被任用就行其道，不被任用就退隐。《论语》中有不少这样的例证。蘧伯玉被孔子赞誉为真君子，“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这里的“怀”即收而藏之，并有秉守本心、固善其身之意。南宫适“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孔子以兄之子妻之”。因之进退有度，孔子以兄长之女相许。弟子原思（名宪）问耻，孔子答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这是《宪问》篇首章首句，“谷”者禄也，国家政治清明时可以做官领俸禄，政治黑暗时仍然这样做就是耻辱了。
又有弟子闵子骞拒绝出任费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闵子骞也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为人孝顺、性格正直。当权的鲁国贵族季氏听闻闵子骞的贤名，想请闵子骞出任费宰，以笼络人心。然而季氏平日所为为闵子骞所不齿，闵子骞便婉言拒绝，否则就要逃到齐国去。
蘧伯玉、南宫适、闵子骞的经历，含有鲜明的用行舍藏之意。正如孔子所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用我者则行此道于世，不能有用我者则藏此道在身。用舍在外，行藏在我。诚如前言，君子之道贵在内求。
对于名位，儒家最为推崇赞誉的境界是辞让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泰伯三以天下让，孔子赞誉不已：“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孔子最为推崇尧、舜、禹三代圣贤对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的境界，“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这里的“不与”，何晏批注是“不求”的意思。舜和禹得到天下，不是自己求的。那他们何以有天下？正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崇高，才华能力很强，是德行感召的，所以孔子极其赞叹。不仅如此，他们更以天下之罪为己罪，舜以命禹“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无独有偶，武王克商后大封于庙，亦言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表明不仅不以天下私有，更以百姓之罪为己罪，境界非常高远。
《论语》倡导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且具有高度内在同一性的利益观，强调用行舍藏、重在内求的名位观。两者互为交融、映射形成，反映出君子追求仁义、反求诸己、淡泊名利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构成君子人格的基本属性。
君子之于“利”：义以为质
关于儒家的财富观，一言以蔽之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认为，君子看重的是道义，小人看重的是利益。对于义利的态度，可以将君子和小人区分开来。小人追求个人利益，也只追求个人利益，因此将利置于义之上；君子亦会追求个人利益，但会先考虑所得是否合于义，“义以为质”，以义为原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细读《论语》各章文本，按照从贫到富不同程度，似可将君子之于“利”分为三重维度，即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三者虽贫富程度不同，在名利观上却具有内在的同一性。以三者分析不同人的不同境遇与作为，没有特别的高下之分。
“安贫乐道”是最早由先秦儒家倡导的一种处世态度和人生境界，核心是超越物质的欲望，在理想的追求中达到精神上的满足。安贫乐道的理念在《论语》各章节随处可见，如开篇《学而》中孔子倡导“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在《述而》中又进一步表明心志，“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看来，作为一个君子，不应当过多地讲究自己的饮食与居处，食不必追求饱足，住不必追求安逸。君子应当把注意力放在做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对于有理想的人来讲，即使贫苦也是乐在其中的。
在孔门诸弟子中，最能安贫乐道者非颜回莫属。《雍也》篇中专门记有孔子对颜回由衷的赞誉，“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于是，箪食瓢饮成为后世君子安贫乐道的象征。颜回何以能做到“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呢？知徒莫如师，孔子一语中的：“其心三月不违仁。”颜回能够长时间不违背仁德的原则。所谓安贫乐道，即胸怀仁德之正道，如此心中便会不断地有充实之感，就不会因身外之物的多寡而烦扰。
“在陈绝粮”一节更具师徒论道的典型性。孔门师徒一行在陈国断绝了粮食，跟随的人都饿得爬不起来，于是子路很不高兴地来见师父说：“君子也有穷得毫无办法的时候吗？”面对子路的抱怨与困惑，孔子点明了困顿之际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在困窘时还能固守正道，小人一困窘就会胡作非为。顺境往往不易检验人的心性，置身困境，就能分辨出人能否有所坚守。在困顿时、不得志时还能贫贱不移、不失节操者，才是合格的真君子。钱穆先生说“仁者之心得自天赋，处常境而疏忽，遭变故而摇移。人之不仁非由于难得之，乃由于轻去之。惟君子能安处一切境遇而不去仁，是故谓之君子”，就是这个道理。
正是恪守正道，君子才能够做到“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小人却“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君子哪怕一顿饭的时间也不会离开仁，即便是在最容易与仁背道而驰的两种情形——忙乱、颠沛流离中，也是这样。而小人既不能够长久地安于穷困，也不能够长久地处于安乐之中，因为没有仁德的人长久地处在贫困或安乐之中都会更加堕落。
以上，正如《中庸》所言，“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守着正道，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遵循天命，去做应该做的事。处于富贵的地位，就做富贵应该做的事；处于贫贱的状况，就安于贫苦；处于边远地区，就做在边远地区应该做的事；处于患难之中，就做在患难之中应该做的事。君子没有什么情况是不能安然自得的。而小人却铤而走险妄图获得非分的东西。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安贫乐道的境界之外，儒家并不否定人对名利富贵的追求，但强调这种追求应服从仁义道德。
在《里仁》篇中，孔子阐述了富贵当“取之有道”的鲜明态度。“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名利富贵，是人正常的欲求，但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得到它们，君子不享受。君子当持守“仁”，因追名逐利而背离“仁”的准则的，便不能称之为君子。
随后《述而》篇对“取之有道”有进一步的论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意思是说财富如果可以合理求得的话，即使是做手拿鞭子的差役，我也愿意。如果不能合理求得，我还是做自己所爱好的事。这里“从吾所好”，就是说要遵循本心，坚守正道，正与安贫乐道相通。
“富而好礼”出自《学而》篇，源于孔门弟子子贡的提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贡擅长经商获利，并在孔氏四门中以“言语”著称。是时，子贡从自身为人治学经历出发，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做到虽贫穷而不巴结奉承别人，富有而不盛气凌人，已经很是难能可贵，可以称为“君子”了，于是就此向老师请教。孔子却认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固然难得，然而更高的境界当是“贫而乐，富而好礼”。子贡恍然大悟，回应说这就需要进一步修炼，像是对待骨、角、象牙、玉石一样，一遍遍不断打磨精进，先开料，再糙锉，然后磨光。
朱熹后来注释说，“常人溺于贫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表现为贫多求、故易谄，富有恃、故易骄。在此基础上，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乃皆知所自守也，然尚未超脱贫富的窒碍。最高的境界当是乐道则忘其贫，好礼则安于处善。因此，安贫乐道与富而好礼具有同一性，相辅相成。
后来，虽然孔子再次强调“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对于“富而好礼”在后文中却没有进一步的说明。然而在后世方志、碑铭中，常见士绅之家“富而好礼”之举：平素对亲邻多有帮助，周济米粮，恤养孤贫，甚至焚烧亲邻借债的契约，遇有灾荒时更是加意如此。在地方社会中，常常不吝银钱积极修桥补路、修缮城墙衙署、设立学校，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无论方志还是碑铭的撰写者多是饱受儒家伦理浸润的文人士绅，上述义举本质上体现了儒家“富而好礼”的基本价值导向。
君子之于“名”：求其在我
《学而》开篇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篇尾复行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意即别人不知晓、不了解我，大可不必愠恼、忧忿，君子所虑所急者当在于自己不了解别人。《里仁》篇全面阐述了对名誉地位的态度，“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里，“位”即职位，有官守者各立于其位。意思是说不发愁没有职位，而是发愁没有任职的本领；不怕没有人知道自己，去追求足以使别人知晓自己的本领好了。《宪问》等篇再次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对于名位，儒家强调不要去关注名位本身，而要关注自身是否有本领、德行能配得上这名位。即使别人对自己不了解，也不去计较埋怨，因为这种情绪是没必要的，重要的是修炼自身。君子求其在我，是为内求。
对于是否出仕为官，儒家秉持中和立场，既不避位，亦不汲汲以求，整体观点是用行舍藏，被任用就行其道，不被任用就退隐。《论语》中有不少这样的例证。蘧伯玉被孔子赞誉为真君子，“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这里的“怀”即收而藏之，并有秉守本心、固善其身之意。南宫适“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孔子以兄之子妻之”。因之进退有度，孔子以兄长之女相许。弟子原思（名宪）问耻，孔子答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这是《宪问》篇首章首句，“谷”者禄也，国家政治清明时可以做官领俸禄，政治黑暗时仍然这样做就是耻辱了。
又有弟子闵子骞拒绝出任费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闵子骞也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为人孝顺、性格正直。当权的鲁国贵族季氏听闻闵子骞的贤名，想请闵子骞出任费宰，以笼络人心。然而季氏平日所为为闵子骞所不齿，闵子骞便婉言拒绝，否则就要逃到齐国去。
蘧伯玉、南宫适、闵子骞的经历，含有鲜明的用行舍藏之意。正如孔子所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用我者则行此道于世，不能有用我者则藏此道在身。用舍在外，行藏在我。诚如前言，君子之道贵在内求。
对于名位，儒家最为推崇赞誉的境界是辞让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泰伯三以天下让，孔子赞誉不已：“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孔子最为推崇尧、舜、禹三代圣贤对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的境界，“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这里的“不与”，何晏批注是“不求”的意思。舜和禹得到天下，不是自己求的。那他们何以有天下？正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崇高，才华能力很强，是德行感召的，所以孔子极其赞叹。不仅如此，他们更以天下之罪为己罪，舜以命禹“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无独有偶，武王克商后大封于庙，亦言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表明不仅不以天下私有，更以百姓之罪为己罪，境界非常高远。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七条天意，你知道几条？#道教知识#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懂得天意，受益终生。何为天意，就是天道运行的法则。
战争期间，一日大雪纷飞，一位将军的专车正行驶在返回总部的路上，准备参加一个紧急军事会议。忽然，透过车窗，将军看到路边坐着一对老夫妇，在寒风中被冻得瑟瑟发抖。他命令停车，询问情况。原来，这一对老夫妇是去投奔儿子的，因为中途汽车抛锚了，只好在茫茫大雪中，等待救援。但大雪天里，这里很少有人经过。
同行的参谋对将军说：“我们必须按时赶到总部开会，时间已经不多了，这种事情还是交给当地的警队处理吧。”
将军说：“如果等到警方赶来救援，只怕这对老夫妇早就冻死在这里了!”
将军立即请这对老夫妇上了他的车，先将老夫妇送到其儿子的家里之后，才急忙地赶回总部去。将军的这一善行，竟然让他躲过一劫。由于将军临时改变路线，让敌方的暗杀行动扑了个空。
有的人认为，是这位将军的运气。其实，人生没有巧合，命运由心来主宰，救他人就是救自己，是将军的善念救了他自己。
因果法则
世界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偶然发生的事情。有因必有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宇宙中万物之间的联系，依遵因果法则。
因果法则并不是道教的专利，事实上，许多其它宗教，如佛教、基督教、印度教等、还有古希腊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等等，都认为这是宇宙最根本定律。
太上曰：“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曾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
种善因必有善果，种恶因必有恶果。所以，一个人要想有好的命运，就要多种善因。多说好话、多做好事、多发好的意念。
吸引力法则
人的遭遇是由自己的心念来决定的。有什么样的心念，就会吸引与心念相应的境界。
许多父母喜欢担心儿女，为儿女操心，并认为这是一种爱的表现。其实，担心什么，就会来什么，担心的事情往往也会出现。
王凤仪老人说过这样一段话：老人怕子女受罪，多置房产，预备够下辈人生活，这样的老人，不是慈爱子孙，正是欺负子孙，他以为子孙不能谋生，无力吃饭，宁愿对外人吝啬刻薄，也要为子孙积蓄，结果子孙什么经验也没有，吃喝玩乐，最后真落到没有饭吃，这种财产留给子孙，和留毒药给子孙有什么不同?
吸引力定律就是这样的，担心什么，就会来什么。认为世界美好，就吸引来美好；认为世界糟糕，就吸引来糟糕。
为什么会这样呢?科学早已经认识到，宇宙其实是由能量组成的幻象；不同的能量波动频率，就构成了千差万别的宇宙万象。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心念，就会感召到与心念相一致的宇宙能量磁场，同质相吸引，这就是吸引力的法则。
人的心念往往很多，心念之中强者胜，也就是说，最强的那个心念，首先会“心想事成”。就像上面王凤仪老人说的，越担心儿女受罪，儿女可能就真的受罪，越是强烈的担心，就越像是一种诅咒。
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要努力控制住自己的心念，使之专注于积极、善良、于人于己都有益的方面，只有这样，才能招感到宇宙之中积极、善良的人、事、物，与之相应。如果一个人命运乖舛，首先要反省的是自己是不是有乖舛的心念，而不是更为糟糕的怨天尤人。
深信的法则
整个宇宙万事万物跟自己是同一个体的，这是宇宙的真相。越是深信这条法则，就越有灵感。越是抵触这条法则，就越无明。
比如说，有的人忽然强烈的感觉到某件事情会发生，结果这件事情就真的发生了，这是巧合吗?不是的。因为整个宇宙万事万物跟自己都是同一个体的，所以事情将要发生之前，一定都会有所感应。
能够感应得到的人，往往心胸开阔，知道万事万物为一体。而心胸狭隘、自以为是的人，因为自我封闭，往往很难感应得到。
有感应，就会有对应。如果是好的感应，就顺应它;如果是不好的感应，就要积极反省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不良的心态而感召不善，只要在结果没有出现之前，往往通过修正自己的心态，也能将不良之感应化解掉。
有成就的大格局的人，往往能体会到宇宙万物的一体性，因而直觉灵感很强，故能能趋利避害，成就一番事业。
当下的法则
人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体验，往往一件事情，在最放松、最不计较、最专注于当下的时候，往往会办得最顺利，而且是出乎意料的顺利。这就是专注于当下的奇迹。
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只有当下才是真实的着手之处。积极调整好当下的心念，才是改善命运的唯一方法。
二八法则
一个目标是否能达成，其中二成是我们的努力，八成是我们的心态。
一件事情对人之生命的影响，其中二成的影响，立刻看得见；另外八成，往往要在后续的生命中，才能逐渐显现。
所以，耐心是很有必要的，一切法得成于忍。只要方向正确、心念正确、就要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
应得法则
你得到的，都是你应得的，都是你所作所为的“应供”—应得的供养。
我们得到的宇宙祝福，是与我们对宇宙的贡献想适应的。
你奉献了什么，就得到什么，而不是你想得到什么，就得到什么。
比如说，你奉献了爱，就得到爱;你奉献了恨，就得到恨。你奉献了恨，却妄想得到爱，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了凡四训》里，云谷禅师对了凡先生说，拥千金者值千金，应饿死者必饿死，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想得到，而没有得到的东西，只能说明我们命里还没有，要从自己的内在找原因。
利他法则
应得法则是与利他法则密切相关的。有多利他，就有多应得。利益他人的，最后都是利益到自己了。就像《道德经》里说的：“以其不自私，故能成其私”。
生命是在利他的过程中，经由付出的能量循环，而实现自身的最大价值的。所以说“舍得”。越能舍，越能得。只得不舍，能量就僵死在那里。
比如说，常常让别人快乐的人，最终都是他自己也很快乐。常常让别人痛苦的人，最后他自己最痛苦。常常供养布施的人，越布施越多。
自己价值的最大化，才能有利益的最大化，而人生价值是在利他中体现的。
常常思维上面七条法则，遵循天道规律，就能有很自在的人生。 https://t.cn/RLueDN9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懂得天意，受益终生。何为天意，就是天道运行的法则。
战争期间，一日大雪纷飞，一位将军的专车正行驶在返回总部的路上，准备参加一个紧急军事会议。忽然，透过车窗，将军看到路边坐着一对老夫妇，在寒风中被冻得瑟瑟发抖。他命令停车，询问情况。原来，这一对老夫妇是去投奔儿子的，因为中途汽车抛锚了，只好在茫茫大雪中，等待救援。但大雪天里，这里很少有人经过。
同行的参谋对将军说：“我们必须按时赶到总部开会，时间已经不多了，这种事情还是交给当地的警队处理吧。”
将军说：“如果等到警方赶来救援，只怕这对老夫妇早就冻死在这里了!”
将军立即请这对老夫妇上了他的车，先将老夫妇送到其儿子的家里之后，才急忙地赶回总部去。将军的这一善行，竟然让他躲过一劫。由于将军临时改变路线，让敌方的暗杀行动扑了个空。
有的人认为，是这位将军的运气。其实，人生没有巧合，命运由心来主宰，救他人就是救自己，是将军的善念救了他自己。
因果法则
世界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偶然发生的事情。有因必有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宇宙中万物之间的联系，依遵因果法则。
因果法则并不是道教的专利，事实上，许多其它宗教，如佛教、基督教、印度教等、还有古希腊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等等，都认为这是宇宙最根本定律。
太上曰：“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曾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
种善因必有善果，种恶因必有恶果。所以，一个人要想有好的命运，就要多种善因。多说好话、多做好事、多发好的意念。
吸引力法则
人的遭遇是由自己的心念来决定的。有什么样的心念，就会吸引与心念相应的境界。
许多父母喜欢担心儿女，为儿女操心，并认为这是一种爱的表现。其实，担心什么，就会来什么，担心的事情往往也会出现。
王凤仪老人说过这样一段话：老人怕子女受罪，多置房产，预备够下辈人生活，这样的老人，不是慈爱子孙，正是欺负子孙，他以为子孙不能谋生，无力吃饭，宁愿对外人吝啬刻薄，也要为子孙积蓄，结果子孙什么经验也没有，吃喝玩乐，最后真落到没有饭吃，这种财产留给子孙，和留毒药给子孙有什么不同?
吸引力定律就是这样的，担心什么，就会来什么。认为世界美好，就吸引来美好；认为世界糟糕，就吸引来糟糕。
为什么会这样呢?科学早已经认识到，宇宙其实是由能量组成的幻象；不同的能量波动频率，就构成了千差万别的宇宙万象。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心念，就会感召到与心念相一致的宇宙能量磁场，同质相吸引，这就是吸引力的法则。
人的心念往往很多，心念之中强者胜，也就是说，最强的那个心念，首先会“心想事成”。就像上面王凤仪老人说的，越担心儿女受罪，儿女可能就真的受罪，越是强烈的担心，就越像是一种诅咒。
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要努力控制住自己的心念，使之专注于积极、善良、于人于己都有益的方面，只有这样，才能招感到宇宙之中积极、善良的人、事、物，与之相应。如果一个人命运乖舛，首先要反省的是自己是不是有乖舛的心念，而不是更为糟糕的怨天尤人。
深信的法则
整个宇宙万事万物跟自己是同一个体的，这是宇宙的真相。越是深信这条法则，就越有灵感。越是抵触这条法则，就越无明。
比如说，有的人忽然强烈的感觉到某件事情会发生，结果这件事情就真的发生了，这是巧合吗?不是的。因为整个宇宙万事万物跟自己都是同一个体的，所以事情将要发生之前，一定都会有所感应。
能够感应得到的人，往往心胸开阔，知道万事万物为一体。而心胸狭隘、自以为是的人，因为自我封闭，往往很难感应得到。
有感应，就会有对应。如果是好的感应，就顺应它;如果是不好的感应，就要积极反省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不良的心态而感召不善，只要在结果没有出现之前，往往通过修正自己的心态，也能将不良之感应化解掉。
有成就的大格局的人，往往能体会到宇宙万物的一体性，因而直觉灵感很强，故能能趋利避害，成就一番事业。
当下的法则
人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体验，往往一件事情，在最放松、最不计较、最专注于当下的时候，往往会办得最顺利，而且是出乎意料的顺利。这就是专注于当下的奇迹。
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只有当下才是真实的着手之处。积极调整好当下的心念，才是改善命运的唯一方法。
二八法则
一个目标是否能达成，其中二成是我们的努力，八成是我们的心态。
一件事情对人之生命的影响，其中二成的影响，立刻看得见；另外八成，往往要在后续的生命中，才能逐渐显现。
所以，耐心是很有必要的，一切法得成于忍。只要方向正确、心念正确、就要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
应得法则
你得到的，都是你应得的，都是你所作所为的“应供”—应得的供养。
我们得到的宇宙祝福，是与我们对宇宙的贡献想适应的。
你奉献了什么，就得到什么，而不是你想得到什么，就得到什么。
比如说，你奉献了爱，就得到爱;你奉献了恨，就得到恨。你奉献了恨，却妄想得到爱，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了凡四训》里，云谷禅师对了凡先生说，拥千金者值千金，应饿死者必饿死，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想得到，而没有得到的东西，只能说明我们命里还没有，要从自己的内在找原因。
利他法则
应得法则是与利他法则密切相关的。有多利他，就有多应得。利益他人的，最后都是利益到自己了。就像《道德经》里说的：“以其不自私，故能成其私”。
生命是在利他的过程中，经由付出的能量循环，而实现自身的最大价值的。所以说“舍得”。越能舍，越能得。只得不舍，能量就僵死在那里。
比如说，常常让别人快乐的人，最终都是他自己也很快乐。常常让别人痛苦的人，最后他自己最痛苦。常常供养布施的人，越布施越多。
自己价值的最大化，才能有利益的最大化，而人生价值是在利他中体现的。
常常思维上面七条法则，遵循天道规律，就能有很自在的人生。 https://t.cn/RLueDN9
#BOOX书单推荐# 《我们仨》
作者: 杨绛
豆瓣评分：8.7
内容简介：《我们仨》是钱钟书夫人杨绛撰写的家庭生活回忆录。1998年，钱钟书逝世，而他和杨绛唯一的女儿钱瑗已于此前（1997年）先他们而去。在人生的伴侣离去四年后，杨绛在92岁高龄的时候用心记述了他们这个特殊家庭63年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结成回忆录《我们仨》。
这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中，作者以其一贯的慧心、独特的笔法，用梦境的形式讲述了最后几年中一家三口相依为命的情感体验。第二部分，以平实感人的文字记录了自1935年伉俪二人赴英国留学并在牛津喜得爱女，直至1998年丈夫逝世，63年间这个家庭鲜为人知的坎坷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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