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帮扶干部镜头里的脱贫故事】
乌蒙山险，赤水河深，云贵川三省鸡鸣相闻；冬去春来，蝴蝶飞舞，漫山遍野的红籽果娇艳欲滴；雪山关下，奢香故里，汉、彝、苗民族世代在这片红土地上劳作。
从2016年起，作为泸州市文广旅系统的帮扶干部、也是摄影爱好者的王奇杰，背上简易行囊、挎上照相机，一头扎进叙永县水潦彝族乡田坝村，跟踪拍摄扶贫攻坚历程。
扶贫干部披着星光入户、乡亲顶着烈日挥汗、孩子迎着朝霞上学，姑娘伴着芦笙起舞……在3年的时间里，王奇杰用文字和影像记录了田坝村的脱贫历程，完成了全市首部扶贫题材日记体纪实摄影图文书《我的田坝我的村——扶贫攻坚第一线摄影纪实》。
今天，我们跟随王奇杰的镜头，看看叙永县水潦彝族乡一个普通村寨脱贫路上的点点滴滴。
【镜头一：育苗 】
大山里的“花朵”浇灌人
时间：2018年5月
在叙永县水潦彝族乡田坝村，75岁老人曾安文是花朵的“浇灌人”。这位民办教师从1964年开始在村小任教，退休数年后又在家里办起了“花朵幼儿园”，让一代代“山里娃”根深叶茂。
下午放学，一路洒满欢笑，孩子们蹦蹦跳跳着回家。这时，曾安文坐在屋前的青石板上，腿上放着一本书，左手逐页翻看，右手握笔不时备注。
“班上20多个孩子，最大的7岁，最小的3岁，父母大多在外地打工，如果去乡上的幼儿园，孩子们要走10多里路……”一阵忙活，曾安文抬头眼望前方，嘴里不由喃喃地说。自儿子和老伴相继离世，每天和孩子们在一起，他会感到温暖和快乐。
曾安文从村小退休后，于2013年起在家办幼儿园
18年前，曾安文并不孤单。那时，家中刚刚添了一个可爱的孙女，退休后享受着天伦之乐。可惜不久，儿子放牛回家时不慎从高山上摔下，医院抢救无效身亡；2013年，老伴又因病去世。那时，一闭上眼睛，泪水哗哗地流。每天睁开眼睛，不得不重复昨天的枯燥：一个人担水、种地、洗衣、做饭……
2013年底，曾安文在家办起“花朵幼儿园”。一名老师，几张破旧的课桌，20多名孩子挤在一起，曾安文再次回到三尺讲台。没有其他老师，语文、数学、音乐、体育，曾安文一股脑儿“单挑”。从早到晚，上下午各两节课，因长时间站立，曾安文左腿常常打颤，越来越不听使唤。
其实，之前在村小教书的最后几年里，曾安文站在讲台上也不会感到很吃力。2002年的一天，狂风暴雨，村小教室到处漏雨，曾安文跑去教室抢修，不慎摔断左腿。“我从小在这里读书，高中毕业后又回到这里教书，前前后后待了50多年。”曾安文这样解释他的奋不顾身：学校是我的家，学生是我的亲人。
“一杯茶慢慢斟，献给领导表表心，天远路远来走访，又费力来又操心……四杯茶慢慢斟，党的话儿我们要听，好好读书练本领，长大为人民献青春。”每年“六一”儿童节，一些爱心企业、单位给幼儿园赠送礼品，曾安文都会领着孩子们唱自创的《敬茶歌》。他认为，孩子们不仅要学好知识，还要懂得感恩。
50余载教书生涯，究竟教过多少学生，曾安文早已记不清楚。不少孩子已考上大学，一个接一个地走出大山。每逢春节或寒暑期，学生来看望他时，曾安文的脸颊上总是挂满灿烂的笑容。
【镜头二：吐绿】
苗族大妈的三个心愿
时间：2016年3月
一嘟噜、一连串，绽放赤水河山崖的红籽果，富含有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和多种矿质元素，口感偏涩，学名“火棘”。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过乌蒙山区时，战士们纷纷采摘下“火棘”充饥，从此又名“红军果”。早年的灾荒年月，红籽果也是当地老百姓的“救命粮”，一家人上山采摘红籽果，晒干后磨成粉状，搅合玉米面蒸熟，作为备用口粮。
今年65岁的蔡友珍，和儿子王明远相依为命。小时候，蔡友珍曾摘红籽果度饥荒，听父母讲述红军故事。
苗族蔡大妈有三个心愿
2016年3月8日，王奇杰第一次来到田坝村，走进蔡友珍的家里。面对远道而来的帮扶干部，蔡友珍吐露出三个心愿：治好儿子的病，把没有盖完的房子盖好，娶儿媳妇抱大孙子。通过走访，王奇杰逐渐摸清蔡友珍的家底：没有劳动力，山上粮食少，喂不起猪，仅喂了几只鸡，靠卖鸡蛋度日。显然，如果只靠老人孱弱的双肩，无法改变家里命运。
村民的期盼就是扶贫干部解决问题的方向，几番思考，王奇杰和驻村第一书记给蔡友珍家开出“脱贫药方”：尽快治好她儿子的病，恢复劳动能力后安排外出务工；政策兜底，解决温饱问题，给她安排一个力所能及的公益性劳动岗位；发展养殖业，增加收入……
又一轮红籽果花开花落，当王奇杰再次来到蔡友珍家里时，碰到刚打工回来的王明远。一年前，小伙子还病怏怏地躺在床上，如今精神抖擞。王明远兴奋地说：“去年病治好后就去云南建筑工地打工了，前几天抽空回家修房子，下半年就能搬新家了，日子越过越红火。”
话音刚落，蔡友珍从屋里出来，老人逐一细数着家里一年来的变化：乡里给她安排打扫卫生的公益岗位，每月400元工资，今年又多养了10多只鸡，还喂了两头猪，儿子已经打工赚钱了，新房也快要修好了。“等搬进新家那天，我要杀猪庆祝。”母子俩正乐呵呵，只听得咔嚓一声，王奇杰拍下这动人的瞬间。
蔡友珍搬进新家，杀猪庆祝
2016年以来，田坝村共有81个像王明远这样的贫困户外出务工，全村通过“公司+农户”模式发展核桃种植2800余亩、烤烟600亩，养殖肉牛679头、生猪880头“。外出务工+种植业+养殖业”成为该村脱贫路上的“三驾马车”。此外，田坝村还完成蓄水池的防渗透处理，安装人畜饮水管道10千米，为该村180户、1300余村民解决了饮水问题。
【镜头三：离别】
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
时间：2019年4月
“人间最美四月天”，赤水河沿岸的一片片翠竹林，郁郁葱葱，展现出一派勃勃生机，将要告别这块梦牵魂绕的土地，田坝村第一书记许建军心里别有一番滋味。
“你是党员，退伍军人，眼下田坝村进入脱贫攻坚关键期……”2017年5月，因组织安排，许建军来到田坝村。当时小山村离泸州城区210公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但交通闭塞，产业单一，自然灾害频繁。
两年的坚守，田坝村实现“社社通”水泥公路、户户有安全住房、贫困户人均年纯收入由过去的2200多元提高到5500多元，2018年如期摘掉贫困村帽子。
2019年4月4日，许建军要卸任第一书记离开田坝村了。上午，许建军来到党群服务中心，和村社干部们举行了一个简短的话别会。这个消息立刻传遍山村，许建军刚走出会议室，村民纷纷围上前。
第一书记许建军和群众道别
“许书记真的要走啊”“许书记，可不可以不走，我们舍不得你”“你要常回来看我们哟”……村民们依依不舍地拉着许建军的手说。
历经冬寒，方知春暖。雪山关漫长的冬天已经过去，变暖的不只是天气，还有乡亲们的心。纵有万般不舍，分手的时刻终究还是到了，人群中不知谁高喊了一句：“大家让条路出来，站成一排，都可以和许书记握手。”拥抱！握手！话别！拭泪！当许建军的身影越来越远，村民们脑海中泛起了浓浓的回忆。
陈国珍60多岁了，10年前老伴去世，有两个女儿，一个远嫁外地，一个在外打工，她一个人孤苦伶仃地住在破旧的老房子里，许建军帮她申请易地搬迁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新房。无数次，患病时帮她买药，赶集时开车接送。对于陈国珍老人而言，许书记就是她的亲人。
贫困户王超元是彝族人，住房严重漏水，许建军多方协调，帮助申请到D级危房改造资金，还鼓励他发展种养殖业脱贫致富。临近春节，许建军会带上礼品入户慰问。
2018年，许建军被叙永县机关工委表彰为“优秀第一书记”。当有人问用怎样的词来表达两年的驻村感受时，许建军的答案是“难忘”，难忘所有乡亲、难忘所有经历、难忘所有变化。
【镜头四：绽放】
脱贫后不一样的花山节
时间：2019年2月
2019年春节，田坝村迎来最喜庆的节日——花山节（也叫踩山节）。这是一个苗族、彝族、汉族杂居的传统村落，每年相继举办寨头苗寨的花山节、九家沟苗寨的踩山节、二月二苗湾彝寨的龙头节、五月寨头苗寨的野草莓采摘节等。
村民一路走来一路歌，欢欢喜喜过踩山节
田坝村四社寨头苗寨有119户652人，和田坝村一样，在2018年摘掉了“贫困帽”。又是一年花山节，正月初三清晨，苗家儿女身着盛装，走出家门聚集在新建成的文化广场上，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
在庄严的国歌声中，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活动组织者黄显光说：“今年花山节升国旗，田坝村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我们在欢庆脱贫的同时，也要借此机会表达苗家人感恩党、爱祖国的心情，饮水不忘挖井人。”立起的花杆是新的、升起的国旗是新的，换上的服装也是新的……王奇杰在现场用相机记录下这一刻。
立花杆、吹芦笙、跳苗舞、敬米酒，一场盛大狂欢中，同时洋溢着默默温情，那些热恋中的青年男女相约桥下或是到树林中对歌，交换腰带等定情信物，一批外地游客慕名而来。
芦笙迎宾朋，美酒敬远客
“尽管田坝村实现整村脱贫，但脱贫致富的‘三驾马车’还要不断加油。今年二月二，龙抬头，村民马上投入春耕，以一个丰收年迎接明年花山节。”许建军说出自己内心的话。
悠悠芦笙越千年，田坝旧貌换新颜！如今，田坝村仅仅是初战告捷，接下来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必定会创造出一个红籽果般美好的新光景，将火辣传奇抒写在赤水河畔。
来源：川江都市报
乌蒙山险，赤水河深，云贵川三省鸡鸣相闻；冬去春来，蝴蝶飞舞，漫山遍野的红籽果娇艳欲滴；雪山关下，奢香故里，汉、彝、苗民族世代在这片红土地上劳作。
从2016年起，作为泸州市文广旅系统的帮扶干部、也是摄影爱好者的王奇杰，背上简易行囊、挎上照相机，一头扎进叙永县水潦彝族乡田坝村，跟踪拍摄扶贫攻坚历程。
扶贫干部披着星光入户、乡亲顶着烈日挥汗、孩子迎着朝霞上学，姑娘伴着芦笙起舞……在3年的时间里，王奇杰用文字和影像记录了田坝村的脱贫历程，完成了全市首部扶贫题材日记体纪实摄影图文书《我的田坝我的村——扶贫攻坚第一线摄影纪实》。
今天，我们跟随王奇杰的镜头，看看叙永县水潦彝族乡一个普通村寨脱贫路上的点点滴滴。
【镜头一：育苗 】
大山里的“花朵”浇灌人
时间：2018年5月
在叙永县水潦彝族乡田坝村，75岁老人曾安文是花朵的“浇灌人”。这位民办教师从1964年开始在村小任教，退休数年后又在家里办起了“花朵幼儿园”，让一代代“山里娃”根深叶茂。
下午放学，一路洒满欢笑，孩子们蹦蹦跳跳着回家。这时，曾安文坐在屋前的青石板上，腿上放着一本书，左手逐页翻看，右手握笔不时备注。
“班上20多个孩子，最大的7岁，最小的3岁，父母大多在外地打工，如果去乡上的幼儿园，孩子们要走10多里路……”一阵忙活，曾安文抬头眼望前方，嘴里不由喃喃地说。自儿子和老伴相继离世，每天和孩子们在一起，他会感到温暖和快乐。
曾安文从村小退休后，于2013年起在家办幼儿园
18年前，曾安文并不孤单。那时，家中刚刚添了一个可爱的孙女，退休后享受着天伦之乐。可惜不久，儿子放牛回家时不慎从高山上摔下，医院抢救无效身亡；2013年，老伴又因病去世。那时，一闭上眼睛，泪水哗哗地流。每天睁开眼睛，不得不重复昨天的枯燥：一个人担水、种地、洗衣、做饭……
2013年底，曾安文在家办起“花朵幼儿园”。一名老师，几张破旧的课桌，20多名孩子挤在一起，曾安文再次回到三尺讲台。没有其他老师，语文、数学、音乐、体育，曾安文一股脑儿“单挑”。从早到晚，上下午各两节课，因长时间站立，曾安文左腿常常打颤，越来越不听使唤。
其实，之前在村小教书的最后几年里，曾安文站在讲台上也不会感到很吃力。2002年的一天，狂风暴雨，村小教室到处漏雨，曾安文跑去教室抢修，不慎摔断左腿。“我从小在这里读书，高中毕业后又回到这里教书，前前后后待了50多年。”曾安文这样解释他的奋不顾身：学校是我的家，学生是我的亲人。
“一杯茶慢慢斟，献给领导表表心，天远路远来走访，又费力来又操心……四杯茶慢慢斟，党的话儿我们要听，好好读书练本领，长大为人民献青春。”每年“六一”儿童节，一些爱心企业、单位给幼儿园赠送礼品，曾安文都会领着孩子们唱自创的《敬茶歌》。他认为，孩子们不仅要学好知识，还要懂得感恩。
50余载教书生涯，究竟教过多少学生，曾安文早已记不清楚。不少孩子已考上大学，一个接一个地走出大山。每逢春节或寒暑期，学生来看望他时，曾安文的脸颊上总是挂满灿烂的笑容。
【镜头二：吐绿】
苗族大妈的三个心愿
时间：2016年3月
一嘟噜、一连串，绽放赤水河山崖的红籽果，富含有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和多种矿质元素，口感偏涩，学名“火棘”。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过乌蒙山区时，战士们纷纷采摘下“火棘”充饥，从此又名“红军果”。早年的灾荒年月，红籽果也是当地老百姓的“救命粮”，一家人上山采摘红籽果，晒干后磨成粉状，搅合玉米面蒸熟，作为备用口粮。
今年65岁的蔡友珍，和儿子王明远相依为命。小时候，蔡友珍曾摘红籽果度饥荒，听父母讲述红军故事。
苗族蔡大妈有三个心愿
2016年3月8日，王奇杰第一次来到田坝村，走进蔡友珍的家里。面对远道而来的帮扶干部，蔡友珍吐露出三个心愿：治好儿子的病，把没有盖完的房子盖好，娶儿媳妇抱大孙子。通过走访，王奇杰逐渐摸清蔡友珍的家底：没有劳动力，山上粮食少，喂不起猪，仅喂了几只鸡，靠卖鸡蛋度日。显然，如果只靠老人孱弱的双肩，无法改变家里命运。
村民的期盼就是扶贫干部解决问题的方向，几番思考，王奇杰和驻村第一书记给蔡友珍家开出“脱贫药方”：尽快治好她儿子的病，恢复劳动能力后安排外出务工；政策兜底，解决温饱问题，给她安排一个力所能及的公益性劳动岗位；发展养殖业，增加收入……
又一轮红籽果花开花落，当王奇杰再次来到蔡友珍家里时，碰到刚打工回来的王明远。一年前，小伙子还病怏怏地躺在床上，如今精神抖擞。王明远兴奋地说：“去年病治好后就去云南建筑工地打工了，前几天抽空回家修房子，下半年就能搬新家了，日子越过越红火。”
话音刚落，蔡友珍从屋里出来，老人逐一细数着家里一年来的变化：乡里给她安排打扫卫生的公益岗位，每月400元工资，今年又多养了10多只鸡，还喂了两头猪，儿子已经打工赚钱了，新房也快要修好了。“等搬进新家那天，我要杀猪庆祝。”母子俩正乐呵呵，只听得咔嚓一声，王奇杰拍下这动人的瞬间。
蔡友珍搬进新家，杀猪庆祝
2016年以来，田坝村共有81个像王明远这样的贫困户外出务工，全村通过“公司+农户”模式发展核桃种植2800余亩、烤烟600亩，养殖肉牛679头、生猪880头“。外出务工+种植业+养殖业”成为该村脱贫路上的“三驾马车”。此外，田坝村还完成蓄水池的防渗透处理，安装人畜饮水管道10千米，为该村180户、1300余村民解决了饮水问题。
【镜头三：离别】
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
时间：2019年4月
“人间最美四月天”，赤水河沿岸的一片片翠竹林，郁郁葱葱，展现出一派勃勃生机，将要告别这块梦牵魂绕的土地，田坝村第一书记许建军心里别有一番滋味。
“你是党员，退伍军人，眼下田坝村进入脱贫攻坚关键期……”2017年5月，因组织安排，许建军来到田坝村。当时小山村离泸州城区210公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但交通闭塞，产业单一，自然灾害频繁。
两年的坚守，田坝村实现“社社通”水泥公路、户户有安全住房、贫困户人均年纯收入由过去的2200多元提高到5500多元，2018年如期摘掉贫困村帽子。
2019年4月4日，许建军要卸任第一书记离开田坝村了。上午，许建军来到党群服务中心，和村社干部们举行了一个简短的话别会。这个消息立刻传遍山村，许建军刚走出会议室，村民纷纷围上前。
第一书记许建军和群众道别
“许书记真的要走啊”“许书记，可不可以不走，我们舍不得你”“你要常回来看我们哟”……村民们依依不舍地拉着许建军的手说。
历经冬寒，方知春暖。雪山关漫长的冬天已经过去，变暖的不只是天气，还有乡亲们的心。纵有万般不舍，分手的时刻终究还是到了，人群中不知谁高喊了一句：“大家让条路出来，站成一排，都可以和许书记握手。”拥抱！握手！话别！拭泪！当许建军的身影越来越远，村民们脑海中泛起了浓浓的回忆。
陈国珍60多岁了，10年前老伴去世，有两个女儿，一个远嫁外地，一个在外打工，她一个人孤苦伶仃地住在破旧的老房子里，许建军帮她申请易地搬迁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新房。无数次，患病时帮她买药，赶集时开车接送。对于陈国珍老人而言，许书记就是她的亲人。
贫困户王超元是彝族人，住房严重漏水，许建军多方协调，帮助申请到D级危房改造资金，还鼓励他发展种养殖业脱贫致富。临近春节，许建军会带上礼品入户慰问。
2018年，许建军被叙永县机关工委表彰为“优秀第一书记”。当有人问用怎样的词来表达两年的驻村感受时，许建军的答案是“难忘”，难忘所有乡亲、难忘所有经历、难忘所有变化。
【镜头四：绽放】
脱贫后不一样的花山节
时间：2019年2月
2019年春节，田坝村迎来最喜庆的节日——花山节（也叫踩山节）。这是一个苗族、彝族、汉族杂居的传统村落，每年相继举办寨头苗寨的花山节、九家沟苗寨的踩山节、二月二苗湾彝寨的龙头节、五月寨头苗寨的野草莓采摘节等。
村民一路走来一路歌，欢欢喜喜过踩山节
田坝村四社寨头苗寨有119户652人，和田坝村一样，在2018年摘掉了“贫困帽”。又是一年花山节，正月初三清晨，苗家儿女身着盛装，走出家门聚集在新建成的文化广场上，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
在庄严的国歌声中，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活动组织者黄显光说：“今年花山节升国旗，田坝村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我们在欢庆脱贫的同时，也要借此机会表达苗家人感恩党、爱祖国的心情，饮水不忘挖井人。”立起的花杆是新的、升起的国旗是新的，换上的服装也是新的……王奇杰在现场用相机记录下这一刻。
立花杆、吹芦笙、跳苗舞、敬米酒，一场盛大狂欢中，同时洋溢着默默温情，那些热恋中的青年男女相约桥下或是到树林中对歌，交换腰带等定情信物，一批外地游客慕名而来。
芦笙迎宾朋，美酒敬远客
“尽管田坝村实现整村脱贫，但脱贫致富的‘三驾马车’还要不断加油。今年二月二，龙抬头，村民马上投入春耕，以一个丰收年迎接明年花山节。”许建军说出自己内心的话。
悠悠芦笙越千年，田坝旧貌换新颜！如今，田坝村仅仅是初战告捷，接下来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必定会创造出一个红籽果般美好的新光景，将火辣传奇抒写在赤水河畔。
来源：川江都市报
【普通帮扶干部镜头里的泸州脱贫故事】
乌蒙山险，赤水河深，云贵川三省鸡鸣相闻；冬去春来，蝴蝶飞舞，漫山遍野的红籽果娇艳欲滴；雪山关下，奢香故里，汉、彝、苗民族世代在这片红土地上劳作。
从2016年起，作为泸州市文广旅系统的帮扶干部、也是摄影爱好者的王奇杰，背上简易行囊、挎上照相机，一头扎进叙永县水潦彝族乡田坝村，跟踪拍摄扶贫攻坚历程。
扶贫干部披着星光入户、乡亲顶着烈日挥汗、孩子迎着朝霞上学，姑娘伴着芦笙起舞……在3年的时间里，王奇杰用文字和影像记录了田坝村的脱贫历程，完成了全市首部扶贫题材日记体纪实摄影图文书《我的田坝我的村——扶贫攻坚第一线摄影纪实》。
今天，我们跟随王奇杰的镜头，看看叙永县水潦彝族乡一个普通村寨脱贫路上的点点滴滴。
【镜头一：育苗 】
大山里的“花朵”浇灌人
时间：2018年5月
在叙永县水潦彝族乡田坝村，75岁老人曾安文是花朵的“浇灌人”。这位民办教师从1964年开始在村小任教，退休数年后又在家里办起了“花朵幼儿园”，让一代代“山里娃”根深叶茂。
下午放学，一路洒满欢笑，孩子们蹦蹦跳跳着回家。这时，曾安文坐在屋前的青石板上，腿上放着一本书，左手逐页翻看，右手握笔不时备注。
“班上20多个孩子，最大的7岁，最小的3岁，父母大多在外地打工，如果去乡上的幼儿园，孩子们要走10多里路……”一阵忙活，曾安文抬头眼望前方，嘴里不由喃喃地说。自儿子和老伴相继离世，每天和孩子们在一起，他会感到温暖和快乐。
曾安文从村小退休后，于2013年起在家办幼儿园
18年前，曾安文并不孤单。那时，家中刚刚添了一个可爱的孙女，退休后享受着天伦之乐。可惜不久，儿子放牛回家时不慎从高山上摔下，医院抢救无效身亡；2013年，老伴又因病去世。那时，一闭上眼睛，泪水哗哗地流。每天睁开眼睛，不得不重复昨天的枯燥：一个人担水、种地、洗衣、做饭……
2013年底，曾安文在家办起“花朵幼儿园”。一名老师，几张破旧的课桌，20多名孩子挤在一起，曾安文再次回到三尺讲台。没有其他老师，语文、数学、音乐、体育，曾安文一股脑儿“单挑”。从早到晚，上下午各两节课，因长时间站立，曾安文左腿常常打颤，越来越不听使唤。
其实，之前在村小教书的最后几年里，曾安文站在讲台上也不会感到很吃力。2002年的一天，狂风暴雨，村小教室到处漏雨，曾安文跑去教室抢修，不慎摔断左腿。“我从小在这里读书，高中毕业后又回到这里教书，前前后后待了50多年。”曾安文这样解释他的奋不顾身：学校是我的家，学生是我的亲人。
“一杯茶慢慢斟，献给领导表表心，天远路远来走访，又费力来又操心……四杯茶慢慢斟，党的话儿我们要听，好好读书练本领，长大为人民献青春。”每年“六一”儿童节，一些爱心企业、单位给幼儿园赠送礼品，曾安文都会领着孩子们唱自创的《敬茶歌》。他认为，孩子们不仅要学好知识，还要懂得感恩。
50余载教书生涯，究竟教过多少学生，曾安文早已记不清楚。不少孩子已考上大学，一个接一个地走出大山。每逢春节或寒暑期，学生来看望他时，曾安文的脸颊上总是挂满灿烂的笑容。
【镜头二：吐绿】
苗族大妈的三个心愿
时间：2016年3月
一嘟噜、一连串，绽放赤水河山崖的红籽果，富含有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和多种矿质元素，口感偏涩，学名“火棘”。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过乌蒙山区时，战士们纷纷采摘下“火棘”充饥，从此又名“红军果”。早年的灾荒年月，红籽果也是当地老百姓的“救命粮”，一家人上山采摘红籽果，晒干后磨成粉状，搅合玉米面蒸熟，作为备用口粮。
今年65岁的蔡友珍，和儿子王明远相依为命。小时候，蔡友珍曾摘红籽果度饥荒，听父母讲述红军故事。
苗族蔡大妈有三个心愿
2016年3月8日，王奇杰第一次来到田坝村，走进蔡友珍的家里。面对远道而来的帮扶干部，蔡友珍吐露出三个心愿：治好儿子的病，把没有盖完的房子盖好，娶儿媳妇抱大孙子。通过走访，王奇杰逐渐摸清蔡友珍的家底：没有劳动力，山上粮食少，喂不起猪，仅喂了几只鸡，靠卖鸡蛋度日。显然，如果只靠老人孱弱的双肩，无法改变家里命运。
村民的期盼就是扶贫干部解决问题的方向，几番思考，王奇杰和驻村第一书记给蔡友珍家开出“脱贫药方”：尽快治好她儿子的病，恢复劳动能力后安排外出务工；政策兜底，解决温饱问题，给她安排一个力所能及的公益性劳动岗位；发展养殖业，增加收入……
又一轮红籽果花开花落，当王奇杰再次来到蔡友珍家里时，碰到刚打工回来的王明远。一年前，小伙子还病怏怏地躺在床上，如今精神抖擞。王明远兴奋地说：“去年病治好后就去云南建筑工地打工了，前几天抽空回家修房子，下半年就能搬新家了，日子越过越红火。”
话音刚落，蔡友珍从屋里出来，老人逐一细数着家里一年来的变化：乡里给她安排打扫卫生的公益岗位，每月400元工资，今年又多养了10多只鸡，还喂了两头猪，儿子已经打工赚钱了，新房也快要修好了。“等搬进新家那天，我要杀猪庆祝。”母子俩正乐呵呵，只听得咔嚓一声，王奇杰拍下这动人的瞬间。
蔡友珍搬进新家，杀猪庆祝
2016年以来，田坝村共有81个像王明远这样的贫困户外出务工，全村通过“公司+农户”模式发展核桃种植2800余亩、烤烟600亩，养殖肉牛679头、生猪880头“。外出务工+种植业+养殖业”成为该村脱贫路上的“三驾马车”。此外，田坝村还完成蓄水池的防渗透处理，安装人畜饮水管道10千米，为该村180户、1300余村民解决了饮水问题。
【镜头三：离别】
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
时间：2019年4月
“人间最美四月天”，赤水河沿岸的一片片翠竹林，郁郁葱葱，展现出一派勃勃生机，将要告别这块梦牵魂绕的土地，田坝村第一书记许建军心里别有一番滋味。
“你是党员，退伍军人，眼下田坝村进入脱贫攻坚关键期……”2017年5月，因组织安排，许建军来到田坝村。当时小山村离泸州城区210公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但交通闭塞，产业单一，自然灾害频繁。
两年的坚守，田坝村实现“社社通”水泥公路、户户有安全住房、贫困户人均年纯收入由过去的2200多元提高到5500多元，2018年如期摘掉贫困村帽子。
2019年4月4日，许建军要卸任第一书记离开田坝村了。上午，许建军来到党群服务中心，和村社干部们举行了一个简短的话别会。这个消息立刻传遍山村，许建军刚走出会议室，村民纷纷围上前。
第一书记许建军和群众道别
“许书记真的要走啊”“许书记，可不可以不走，我们舍不得你”“你要常回来看我们哟”……村民们依依不舍地拉着许建军的手说。
历经冬寒，方知春暖。雪山关漫长的冬天已经过去，变暖的不只是天气，还有乡亲们的心。纵有万般不舍，分手的时刻终究还是到了，人群中不知谁高喊了一句：“大家让条路出来，站成一排，都可以和许书记握手。”拥抱！握手！话别！拭泪！当许建军的身影越来越远，村民们脑海中泛起了浓浓的回忆。
陈国珍60多岁了，10年前老伴去世，有两个女儿，一个远嫁外地，一个在外打工，她一个人孤苦伶仃地住在破旧的老房子里，许建军帮她申请易地搬迁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新房。无数次，患病时帮她买药，赶集时开车接送。对于陈国珍老人而言，许书记就是她的亲人。
贫困户王超元是彝族人，住房严重漏水，许建军多方协调，帮助申请到D级危房改造资金，还鼓励他发展种养殖业脱贫致富。临近春节，许建军会带上礼品入户慰问。
2018年，许建军被叙永县机关工委表彰为“优秀第一书记”。当有人问用怎样的词来表达两年的驻村感受时，许建军的答案是“难忘”，难忘所有乡亲、难忘所有经历、难忘所有变化。
【镜头四：绽放】
脱贫后不一样的花山节
时间：2019年2月
2019年春节，田坝村迎来最喜庆的节日——花山节（也叫踩山节）。这是一个苗族、彝族、汉族杂居的传统村落，每年相继举办寨头苗寨的花山节、九家沟苗寨的踩山节、二月二苗湾彝寨的龙头节、五月寨头苗寨的野草莓采摘节等。
村民一路走来一路歌，欢欢喜喜过踩山节
田坝村四社寨头苗寨有119户652人，和田坝村一样，在2018年摘掉了“贫困帽”。又是一年花山节，正月初三清晨，苗家儿女身着盛装，走出家门聚集在新建成的文化广场上，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
在庄严的国歌声中，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活动组织者黄显光说：“今年花山节升国旗，田坝村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我们在欢庆脱贫的同时，也要借此机会表达苗家人感恩党、爱祖国的心情，饮水不忘挖井人。”立起的花杆是新的、升起的国旗是新的，换上的服装也是新的……王奇杰在现场用相机记录下这一刻。
立花杆、吹芦笙、跳苗舞、敬米酒，一场盛大狂欢中，同时洋溢着默默温情，那些热恋中的青年男女相约桥下或是到树林中对歌，交换腰带等定情信物，一批外地游客慕名而来。
芦笙迎宾朋，美酒敬远客
“尽管田坝村实现整村脱贫，但脱贫致富的‘三驾马车’还要不断加油。今年二月二，龙抬头，村民马上投入春耕，以一个丰收年迎接明年花山节。”许建军说出自己内心的话。
悠悠芦笙越千年，田坝旧貌换新颜！如今，田坝村仅仅是初战告捷，接下来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必定会创造出一个红籽果般美好的新光景，将火辣传奇抒写在赤水河畔。
来源：川江号客户端
乌蒙山险，赤水河深，云贵川三省鸡鸣相闻；冬去春来，蝴蝶飞舞，漫山遍野的红籽果娇艳欲滴；雪山关下，奢香故里，汉、彝、苗民族世代在这片红土地上劳作。
从2016年起，作为泸州市文广旅系统的帮扶干部、也是摄影爱好者的王奇杰，背上简易行囊、挎上照相机，一头扎进叙永县水潦彝族乡田坝村，跟踪拍摄扶贫攻坚历程。
扶贫干部披着星光入户、乡亲顶着烈日挥汗、孩子迎着朝霞上学，姑娘伴着芦笙起舞……在3年的时间里，王奇杰用文字和影像记录了田坝村的脱贫历程，完成了全市首部扶贫题材日记体纪实摄影图文书《我的田坝我的村——扶贫攻坚第一线摄影纪实》。
今天，我们跟随王奇杰的镜头，看看叙永县水潦彝族乡一个普通村寨脱贫路上的点点滴滴。
【镜头一：育苗 】
大山里的“花朵”浇灌人
时间：2018年5月
在叙永县水潦彝族乡田坝村，75岁老人曾安文是花朵的“浇灌人”。这位民办教师从1964年开始在村小任教，退休数年后又在家里办起了“花朵幼儿园”，让一代代“山里娃”根深叶茂。
下午放学，一路洒满欢笑，孩子们蹦蹦跳跳着回家。这时，曾安文坐在屋前的青石板上，腿上放着一本书，左手逐页翻看，右手握笔不时备注。
“班上20多个孩子，最大的7岁，最小的3岁，父母大多在外地打工，如果去乡上的幼儿园，孩子们要走10多里路……”一阵忙活，曾安文抬头眼望前方，嘴里不由喃喃地说。自儿子和老伴相继离世，每天和孩子们在一起，他会感到温暖和快乐。
曾安文从村小退休后，于2013年起在家办幼儿园
18年前，曾安文并不孤单。那时，家中刚刚添了一个可爱的孙女，退休后享受着天伦之乐。可惜不久，儿子放牛回家时不慎从高山上摔下，医院抢救无效身亡；2013年，老伴又因病去世。那时，一闭上眼睛，泪水哗哗地流。每天睁开眼睛，不得不重复昨天的枯燥：一个人担水、种地、洗衣、做饭……
2013年底，曾安文在家办起“花朵幼儿园”。一名老师，几张破旧的课桌，20多名孩子挤在一起，曾安文再次回到三尺讲台。没有其他老师，语文、数学、音乐、体育，曾安文一股脑儿“单挑”。从早到晚，上下午各两节课，因长时间站立，曾安文左腿常常打颤，越来越不听使唤。
其实，之前在村小教书的最后几年里，曾安文站在讲台上也不会感到很吃力。2002年的一天，狂风暴雨，村小教室到处漏雨，曾安文跑去教室抢修，不慎摔断左腿。“我从小在这里读书，高中毕业后又回到这里教书，前前后后待了50多年。”曾安文这样解释他的奋不顾身：学校是我的家，学生是我的亲人。
“一杯茶慢慢斟，献给领导表表心，天远路远来走访，又费力来又操心……四杯茶慢慢斟，党的话儿我们要听，好好读书练本领，长大为人民献青春。”每年“六一”儿童节，一些爱心企业、单位给幼儿园赠送礼品，曾安文都会领着孩子们唱自创的《敬茶歌》。他认为，孩子们不仅要学好知识，还要懂得感恩。
50余载教书生涯，究竟教过多少学生，曾安文早已记不清楚。不少孩子已考上大学，一个接一个地走出大山。每逢春节或寒暑期，学生来看望他时，曾安文的脸颊上总是挂满灿烂的笑容。
【镜头二：吐绿】
苗族大妈的三个心愿
时间：2016年3月
一嘟噜、一连串，绽放赤水河山崖的红籽果，富含有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和多种矿质元素，口感偏涩，学名“火棘”。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过乌蒙山区时，战士们纷纷采摘下“火棘”充饥，从此又名“红军果”。早年的灾荒年月，红籽果也是当地老百姓的“救命粮”，一家人上山采摘红籽果，晒干后磨成粉状，搅合玉米面蒸熟，作为备用口粮。
今年65岁的蔡友珍，和儿子王明远相依为命。小时候，蔡友珍曾摘红籽果度饥荒，听父母讲述红军故事。
苗族蔡大妈有三个心愿
2016年3月8日，王奇杰第一次来到田坝村，走进蔡友珍的家里。面对远道而来的帮扶干部，蔡友珍吐露出三个心愿：治好儿子的病，把没有盖完的房子盖好，娶儿媳妇抱大孙子。通过走访，王奇杰逐渐摸清蔡友珍的家底：没有劳动力，山上粮食少，喂不起猪，仅喂了几只鸡，靠卖鸡蛋度日。显然，如果只靠老人孱弱的双肩，无法改变家里命运。
村民的期盼就是扶贫干部解决问题的方向，几番思考，王奇杰和驻村第一书记给蔡友珍家开出“脱贫药方”：尽快治好她儿子的病，恢复劳动能力后安排外出务工；政策兜底，解决温饱问题，给她安排一个力所能及的公益性劳动岗位；发展养殖业，增加收入……
又一轮红籽果花开花落，当王奇杰再次来到蔡友珍家里时，碰到刚打工回来的王明远。一年前，小伙子还病怏怏地躺在床上，如今精神抖擞。王明远兴奋地说：“去年病治好后就去云南建筑工地打工了，前几天抽空回家修房子，下半年就能搬新家了，日子越过越红火。”
话音刚落，蔡友珍从屋里出来，老人逐一细数着家里一年来的变化：乡里给她安排打扫卫生的公益岗位，每月400元工资，今年又多养了10多只鸡，还喂了两头猪，儿子已经打工赚钱了，新房也快要修好了。“等搬进新家那天，我要杀猪庆祝。”母子俩正乐呵呵，只听得咔嚓一声，王奇杰拍下这动人的瞬间。
蔡友珍搬进新家，杀猪庆祝
2016年以来，田坝村共有81个像王明远这样的贫困户外出务工，全村通过“公司+农户”模式发展核桃种植2800余亩、烤烟600亩，养殖肉牛679头、生猪880头“。外出务工+种植业+养殖业”成为该村脱贫路上的“三驾马车”。此外，田坝村还完成蓄水池的防渗透处理，安装人畜饮水管道10千米，为该村180户、1300余村民解决了饮水问题。
【镜头三：离别】
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
时间：2019年4月
“人间最美四月天”，赤水河沿岸的一片片翠竹林，郁郁葱葱，展现出一派勃勃生机，将要告别这块梦牵魂绕的土地，田坝村第一书记许建军心里别有一番滋味。
“你是党员，退伍军人，眼下田坝村进入脱贫攻坚关键期……”2017年5月，因组织安排，许建军来到田坝村。当时小山村离泸州城区210公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但交通闭塞，产业单一，自然灾害频繁。
两年的坚守，田坝村实现“社社通”水泥公路、户户有安全住房、贫困户人均年纯收入由过去的2200多元提高到5500多元，2018年如期摘掉贫困村帽子。
2019年4月4日，许建军要卸任第一书记离开田坝村了。上午，许建军来到党群服务中心，和村社干部们举行了一个简短的话别会。这个消息立刻传遍山村，许建军刚走出会议室，村民纷纷围上前。
第一书记许建军和群众道别
“许书记真的要走啊”“许书记，可不可以不走，我们舍不得你”“你要常回来看我们哟”……村民们依依不舍地拉着许建军的手说。
历经冬寒，方知春暖。雪山关漫长的冬天已经过去，变暖的不只是天气，还有乡亲们的心。纵有万般不舍，分手的时刻终究还是到了，人群中不知谁高喊了一句：“大家让条路出来，站成一排，都可以和许书记握手。”拥抱！握手！话别！拭泪！当许建军的身影越来越远，村民们脑海中泛起了浓浓的回忆。
陈国珍60多岁了，10年前老伴去世，有两个女儿，一个远嫁外地，一个在外打工，她一个人孤苦伶仃地住在破旧的老房子里，许建军帮她申请易地搬迁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新房。无数次，患病时帮她买药，赶集时开车接送。对于陈国珍老人而言，许书记就是她的亲人。
贫困户王超元是彝族人，住房严重漏水，许建军多方协调，帮助申请到D级危房改造资金，还鼓励他发展种养殖业脱贫致富。临近春节，许建军会带上礼品入户慰问。
2018年，许建军被叙永县机关工委表彰为“优秀第一书记”。当有人问用怎样的词来表达两年的驻村感受时，许建军的答案是“难忘”，难忘所有乡亲、难忘所有经历、难忘所有变化。
【镜头四：绽放】
脱贫后不一样的花山节
时间：2019年2月
2019年春节，田坝村迎来最喜庆的节日——花山节（也叫踩山节）。这是一个苗族、彝族、汉族杂居的传统村落，每年相继举办寨头苗寨的花山节、九家沟苗寨的踩山节、二月二苗湾彝寨的龙头节、五月寨头苗寨的野草莓采摘节等。
村民一路走来一路歌，欢欢喜喜过踩山节
田坝村四社寨头苗寨有119户652人，和田坝村一样，在2018年摘掉了“贫困帽”。又是一年花山节，正月初三清晨，苗家儿女身着盛装，走出家门聚集在新建成的文化广场上，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
在庄严的国歌声中，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活动组织者黄显光说：“今年花山节升国旗，田坝村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我们在欢庆脱贫的同时，也要借此机会表达苗家人感恩党、爱祖国的心情，饮水不忘挖井人。”立起的花杆是新的、升起的国旗是新的，换上的服装也是新的……王奇杰在现场用相机记录下这一刻。
立花杆、吹芦笙、跳苗舞、敬米酒，一场盛大狂欢中，同时洋溢着默默温情，那些热恋中的青年男女相约桥下或是到树林中对歌，交换腰带等定情信物，一批外地游客慕名而来。
芦笙迎宾朋，美酒敬远客
“尽管田坝村实现整村脱贫，但脱贫致富的‘三驾马车’还要不断加油。今年二月二，龙抬头，村民马上投入春耕，以一个丰收年迎接明年花山节。”许建军说出自己内心的话。
悠悠芦笙越千年，田坝旧貌换新颜！如今，田坝村仅仅是初战告捷，接下来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必定会创造出一个红籽果般美好的新光景，将火辣传奇抒写在赤水河畔。
来源：川江号客户端
【广东首例“性骚扰纠纷”立案，女环卫工称遭站长性骚扰4年】“加油！”6月15日，在广州越秀区人民法院门口，黄微（化名）默默地给自己鼓劲。
这位38岁的环卫工人脸色有点发白，她不知道走进这个大门意味着什么，但踏出起诉上司性骚扰这一步，她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大不了不打这份工了。”
“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可以知道，这是广东第一例以‘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为案由起诉的案件。之前，网上有三个此案由的裁判文书，都是撤诉处理。”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丁雅清告诉羊城晚报记者，以往遭遇性骚扰的当事人只能以侵犯名誉权、身体权、一般人格权进行起诉，难以与性骚扰的情形准确对应。在民法典最新通过的背景下，此次黄微把上司连同所在单位一起告上法庭，对之后的司法实践有着特殊的意义。
女环卫工：“被骚扰了四年”
环卫站长：“绝对没有这事”
有很长一段时间，黄微一看到微信未读消息里有上司周某，便迅速地删掉。
“不敢细看，也害怕别人、特别是老公看到。”她感到很委屈，明明自己才是受害者，为什么反而好像见不得光一样？
2016年3月，黄微和丈夫从湖南老家来到广州，一起入职越秀区某街道环卫站成为环卫工人。过了几天，该环卫站站长周某通过搜索电话号码加了她的微信，黄微没想太多，爽快地通过了好友请求。
一开始，周某只是发“早上好”之类的问候，渐渐地，偶尔传来一些带性暗示的图片和小视频，甚至发“你在哪？我想你了”之类的话。黄微心里很反感，但又不敢直接顶撞，只能敷衍拒绝或假装看不到。
“他经常说，站长有权力炒掉员工，2017年底左右他就炒了4个。”她害怕，如果跟周某公然撕破脸，导致夫妻俩被开除，一家子将失去经济来源。更为关键的是，根据相关规定，环卫工子女可以在广州就读公立学校，如果离开环卫行业，孩子上学怎么办？
无奈之下，黄微选择了哑忍。但让她难以接受的是，某天晚上已近十一点，周某以领导喝醉为由，叫她老公开车送领导回家，“他随后打电话给我说，‘是故意把你老公支开，你下来办公室，我很想和你××’。我那时候很生气，对他说，打死我都不可能做这种事。”
“大家就是开一下玩笑。”在回应羊城晚报记者质疑时，周某为自己叫屈，在他看来，工作之外，大家都是说说笑笑的，自己有时也“没有太注意”，但“绝对没有（性骚扰）这种事，如果真有这种事，你可以拿证据出来。”
但在黄微看来，周某持续不断地打电话、发微信，甚至屡次在上班时间到她岗位上纠缠，越来越直接的骚扰令人难以忍受，“有一次他叫我去他家，还说很快就完事。正好附近有人，我就很大声骂他。”
为了杜绝周某的骚扰，黄微下决心要留下证据。她买了录音笔，断断续续地将周某的骚扰录了音。她向羊城晚报记者出示了几段聊天录音，其中使用方言的男人低声说着“1000一次”“是给你才舍得”之类的话。
2019年10月2日，在再一次被纠缠后，黄微决定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被骚扰四年，精神上真是扛不住了。”
“性骚扰”立案：广东首例！
“我们早前在广州网上诉讼服务中心做网上立案，法院系统是2011年的案由版本，暂时还没有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这个案由。”丁雅清告诉羊城晚报记者，立案当天经过现场沟通，立案庭的法官是手动将案由修改为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
事实上，“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成为民事案件案由也不过一年半的时间。2018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增加民事案件案由的通知》，将“性骚扰责任纠纷”和“平等就业权纠纷”列为新增案由，并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羊城晚报记者以“性骚扰”“民事案由”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发现，2018年以来，广东共发生10起涉及性骚扰的民事案件，其中5起为男性员工被投诉实施性骚扰遭辞退后与原公司发生的劳动争议纠纷，两起为女性员工指称遭遇性骚扰后与原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发生的劳动争议纠纷，其余3起则为男性因被指控性骚扰致个人名誉受损而提起名誉权诉讼。
这也意味着，黄微的起诉是真正意义上的广东省首例“性骚扰案”。
“在此之前，性骚扰事件通常以侵犯一般人格权、名誉权、身体权进行立案或者在劳动争议案件中通过劳动仲裁处理，这难以与性骚扰的情形准确对应。”丁雅清指出，性骚扰问题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规定过，但一直以来对性骚扰概念的界定、具体的罚则并无明确的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难以认定。
据了解，因性骚扰行为一般难以及时获取相关证据，而在司法实践中，受害者能够获得的赔偿数额也非常有限，性骚扰受害者诉诸法律的积极性并不高。
“现在《民法典》对何为性骚扰行为、机关企业等单位针对性骚扰的责任进行了规定，对性骚扰的规制有了更清晰的法律基础。”丁雅清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广东首例“性骚扰案”对此后的司法实践也将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从沉默到发声：法律法规逐步完善
“相比起白领，像黄微这样的蓝领在遭到性骚扰时可以求助的方式更少，她能够站出来抗争是更需要勇气的。”一直关注性骚扰这一社会现象的学者李思磐如此感慨。
她对此感受很深，这些年性骚扰事件的能见度更高了，但部分性骚扰甚至性侵发生在熟人之间，当事人经过反复权衡后往往选择沉默。如今，越来越多的“黄微”们勇敢地站出来，这样的沉默也正逐渐被打破。
在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教授刘明辉看来，这得益于当事人法律意识的提升、新媒体普法宣传的便捷以及取证方面的培训越来越多，“微信聊天等电子证据也可以提交法庭，有的也被采信。”
“一方面发声渠道越来越多，另一方面相关法规也在进一步完善。”李思磐指出。
羊城晚报记者梳理相关资料发现，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一次出现了“性骚扰”概念，2012年性骚扰的概念首次进入劳动法领域。与此同时，多省市也针对性骚扰问题不断完善相应法规。
以广东省为例，2007年修订的《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规定：“禁止违反妇女意志以带有性内容或者与性有关的行为、语言、文字、图片、图像、电子信息等任何形式故意对其实施性骚扰。”2010年修订的《广州妇女权益保障规定》亦要求，“禁止以语言、文字、肢体行为、图像、电子信息等方式对女性实施性骚扰。”
“这些规定列举了性骚扰的几种方式，比较明确地界定了性骚扰的构成要件。无论对于受害人提起诉讼请求，还是对于法院裁判，都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丁雅清说。
防性骚扰，用人单位义不容辞
和周某一起，被黄微告上法庭的，还有她工作所在的环卫站。
对此，丁雅清认为有充分的法理依据，“性骚扰发生在与工作相关的地点，甚至骚扰者本身就是环卫站的站长，环卫单位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没有建立受理、调查、处置性骚扰的一整套机制，理应承担连带责任。”
但这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还没有成功先例。在2019年7月国内第一起以“性骚扰”为案由的诉讼中，法院认定性骚扰事实成立，判决原告胜诉，但没有支持原告关于单位连带赔偿的请求。
羊城晚报记者走访了该环卫站所属的白云街道办事处。街道办妇联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并没有接到有关性骚扰的投诉，“现在反映到街道这边，我们要先去了解情况，如果情况查实，我们肯定会按规定去处理。”
这也是大多数“黄微”们会选择的办法：向上一级投诉，等待处理结果。
民法典的通过还带来了另一个好消息：“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
“强调单位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的性骚扰，这符合现实迫切的需求。”刘明辉指出，单位的法定义务包括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也比之前的相关立法具体了一些。”
“但具体的义务承担方式，还需要在实践过程中进一步依法细化和完善，通过人大常委会立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等形式进一步明确。”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马忆南指出，就本条规定的内容而言，被赋予该义务的单位，应当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反性骚扰管理制度，使其成为单位日常合规管理制度的重要部分。@羊城晚报
这位38岁的环卫工人脸色有点发白，她不知道走进这个大门意味着什么，但踏出起诉上司性骚扰这一步，她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大不了不打这份工了。”
“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可以知道，这是广东第一例以‘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为案由起诉的案件。之前，网上有三个此案由的裁判文书，都是撤诉处理。”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丁雅清告诉羊城晚报记者，以往遭遇性骚扰的当事人只能以侵犯名誉权、身体权、一般人格权进行起诉，难以与性骚扰的情形准确对应。在民法典最新通过的背景下，此次黄微把上司连同所在单位一起告上法庭，对之后的司法实践有着特殊的意义。
女环卫工：“被骚扰了四年”
环卫站长：“绝对没有这事”
有很长一段时间，黄微一看到微信未读消息里有上司周某，便迅速地删掉。
“不敢细看，也害怕别人、特别是老公看到。”她感到很委屈，明明自己才是受害者，为什么反而好像见不得光一样？
2016年3月，黄微和丈夫从湖南老家来到广州，一起入职越秀区某街道环卫站成为环卫工人。过了几天，该环卫站站长周某通过搜索电话号码加了她的微信，黄微没想太多，爽快地通过了好友请求。
一开始，周某只是发“早上好”之类的问候，渐渐地，偶尔传来一些带性暗示的图片和小视频，甚至发“你在哪？我想你了”之类的话。黄微心里很反感，但又不敢直接顶撞，只能敷衍拒绝或假装看不到。
“他经常说，站长有权力炒掉员工，2017年底左右他就炒了4个。”她害怕，如果跟周某公然撕破脸，导致夫妻俩被开除，一家子将失去经济来源。更为关键的是，根据相关规定，环卫工子女可以在广州就读公立学校，如果离开环卫行业，孩子上学怎么办？
无奈之下，黄微选择了哑忍。但让她难以接受的是，某天晚上已近十一点，周某以领导喝醉为由，叫她老公开车送领导回家，“他随后打电话给我说，‘是故意把你老公支开，你下来办公室，我很想和你××’。我那时候很生气，对他说，打死我都不可能做这种事。”
“大家就是开一下玩笑。”在回应羊城晚报记者质疑时，周某为自己叫屈，在他看来，工作之外，大家都是说说笑笑的，自己有时也“没有太注意”，但“绝对没有（性骚扰）这种事，如果真有这种事，你可以拿证据出来。”
但在黄微看来，周某持续不断地打电话、发微信，甚至屡次在上班时间到她岗位上纠缠，越来越直接的骚扰令人难以忍受，“有一次他叫我去他家，还说很快就完事。正好附近有人，我就很大声骂他。”
为了杜绝周某的骚扰，黄微下决心要留下证据。她买了录音笔，断断续续地将周某的骚扰录了音。她向羊城晚报记者出示了几段聊天录音，其中使用方言的男人低声说着“1000一次”“是给你才舍得”之类的话。
2019年10月2日，在再一次被纠缠后，黄微决定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被骚扰四年，精神上真是扛不住了。”
“性骚扰”立案：广东首例！
“我们早前在广州网上诉讼服务中心做网上立案，法院系统是2011年的案由版本，暂时还没有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这个案由。”丁雅清告诉羊城晚报记者，立案当天经过现场沟通，立案庭的法官是手动将案由修改为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
事实上，“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成为民事案件案由也不过一年半的时间。2018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增加民事案件案由的通知》，将“性骚扰责任纠纷”和“平等就业权纠纷”列为新增案由，并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羊城晚报记者以“性骚扰”“民事案由”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发现，2018年以来，广东共发生10起涉及性骚扰的民事案件，其中5起为男性员工被投诉实施性骚扰遭辞退后与原公司发生的劳动争议纠纷，两起为女性员工指称遭遇性骚扰后与原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发生的劳动争议纠纷，其余3起则为男性因被指控性骚扰致个人名誉受损而提起名誉权诉讼。
这也意味着，黄微的起诉是真正意义上的广东省首例“性骚扰案”。
“在此之前，性骚扰事件通常以侵犯一般人格权、名誉权、身体权进行立案或者在劳动争议案件中通过劳动仲裁处理，这难以与性骚扰的情形准确对应。”丁雅清指出，性骚扰问题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规定过，但一直以来对性骚扰概念的界定、具体的罚则并无明确的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难以认定。
据了解，因性骚扰行为一般难以及时获取相关证据，而在司法实践中，受害者能够获得的赔偿数额也非常有限，性骚扰受害者诉诸法律的积极性并不高。
“现在《民法典》对何为性骚扰行为、机关企业等单位针对性骚扰的责任进行了规定，对性骚扰的规制有了更清晰的法律基础。”丁雅清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广东首例“性骚扰案”对此后的司法实践也将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从沉默到发声：法律法规逐步完善
“相比起白领，像黄微这样的蓝领在遭到性骚扰时可以求助的方式更少，她能够站出来抗争是更需要勇气的。”一直关注性骚扰这一社会现象的学者李思磐如此感慨。
她对此感受很深，这些年性骚扰事件的能见度更高了，但部分性骚扰甚至性侵发生在熟人之间，当事人经过反复权衡后往往选择沉默。如今，越来越多的“黄微”们勇敢地站出来，这样的沉默也正逐渐被打破。
在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教授刘明辉看来，这得益于当事人法律意识的提升、新媒体普法宣传的便捷以及取证方面的培训越来越多，“微信聊天等电子证据也可以提交法庭，有的也被采信。”
“一方面发声渠道越来越多，另一方面相关法规也在进一步完善。”李思磐指出。
羊城晚报记者梳理相关资料发现，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一次出现了“性骚扰”概念，2012年性骚扰的概念首次进入劳动法领域。与此同时，多省市也针对性骚扰问题不断完善相应法规。
以广东省为例，2007年修订的《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规定：“禁止违反妇女意志以带有性内容或者与性有关的行为、语言、文字、图片、图像、电子信息等任何形式故意对其实施性骚扰。”2010年修订的《广州妇女权益保障规定》亦要求，“禁止以语言、文字、肢体行为、图像、电子信息等方式对女性实施性骚扰。”
“这些规定列举了性骚扰的几种方式，比较明确地界定了性骚扰的构成要件。无论对于受害人提起诉讼请求，还是对于法院裁判，都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丁雅清说。
防性骚扰，用人单位义不容辞
和周某一起，被黄微告上法庭的，还有她工作所在的环卫站。
对此，丁雅清认为有充分的法理依据，“性骚扰发生在与工作相关的地点，甚至骚扰者本身就是环卫站的站长，环卫单位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没有建立受理、调查、处置性骚扰的一整套机制，理应承担连带责任。”
但这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还没有成功先例。在2019年7月国内第一起以“性骚扰”为案由的诉讼中，法院认定性骚扰事实成立，判决原告胜诉，但没有支持原告关于单位连带赔偿的请求。
羊城晚报记者走访了该环卫站所属的白云街道办事处。街道办妇联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并没有接到有关性骚扰的投诉，“现在反映到街道这边，我们要先去了解情况，如果情况查实，我们肯定会按规定去处理。”
这也是大多数“黄微”们会选择的办法：向上一级投诉，等待处理结果。
民法典的通过还带来了另一个好消息：“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
“强调单位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的性骚扰，这符合现实迫切的需求。”刘明辉指出，单位的法定义务包括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也比之前的相关立法具体了一些。”
“但具体的义务承担方式，还需要在实践过程中进一步依法细化和完善，通过人大常委会立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等形式进一步明确。”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马忆南指出，就本条规定的内容而言，被赋予该义务的单位，应当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反性骚扰管理制度，使其成为单位日常合规管理制度的重要部分。@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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