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动态# 南京记忆 | 赖国考:（一）赖国的灭亡与赖城的修筑
赖国是个子爵小国。周景王七年，楚伐吴，灭赖，迁赖于鄢，这在《春秋》及《左传》中有记载。
但是，楚伐吴为什么要灭赖，赖和吴是什么关系？古赖国到底在哪里？这些问题到今天并没有确切的答案，仍像谜一样的存在。我不揣浅陋，谈一点看法。
赖国的灭亡与赖城的修筑
周平王东迁以后，地处长江中游的楚国逐渐强盛，开始大规模的土地扩张。到楚成王时（前671——前626），楚吞并诸侯小国，拓地千里，开始与齐、晋等大国争雄。楚庄王时（前613——前592），楚国观兵周郊，问鼎中原，成为中原霸主。春秋中期，楚是华夏大地上最强盛的诸侯国。而此时，处在长江下游的吴国也开始崛起。吴王寿梦（前585——前561在位）即位后，招揽人才，改革内政，交通诸侯，扩张领地，使吴国的势力潜滋暗长，并在公元前570年、548年两次伐楚，挑战楚国的盟主地位。到吴王馀祭时（前547——前530），吴国已经成为与楚国抗衡的东南强国。吴国的崛起加剧了与楚国的矛盾，引发的战争连年不断。
赖国东邻吴国，西邻楚国，处在两个强国之间，在夹缝中苟且生存，最终成了吴楚争战的牺牲品。
一、赖国的灭亡
公元前540年，公子围杀了楚王郏敖，自立为王。这位继任的楚王就是历史上那个“好细腰”的楚灵王。楚灵王即位后就志在伐吴，周景王七年（公元前538年），六月丙午，在申（今河南南阳）会盟诸侯，打着伸张正义的旗号讨伐吴国，——理由是吴国接纳了叛逃的齐相庆封。这一年的秋天，七月，楚灵王率领楚、蔡、陈、许、顿、胡、沈、淮夷八国联军，从申出发，历时一个月抵达吴国边境；八月，活捉了齐相庆封，并杀了他全家；随后又灭掉了赖国。赖国灭亡于公元前538年的楚伐吴的战争。
《春秋·昭公四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吴。执齐庆封，杀之，遂灭赖。”
关于赖国的灭亡，《春秋》中“伐吴。执齐庆封，杀之，遂灭赖”这段话，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文献记载。这几句不算难读的文字明白地告诉我们，赖国灭亡于这场楚伐吴的战争。但是一些历史学家却把“伐吴”与“灭赖”看成两个毫不相干的独立的事件，这就使得赖国灭亡的原因变得扑朔迷离。
其实，公元前538年的楚伐吴，杀齐相庆封是做给世人看的，而灭掉赖国才是楚灵王的真实意图。这场战争，楚灵王打的是“伐罪”的旗号——捉拿弑君叛逃的齐相庆封，为齐国伸张正义，而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灭赖，——即借用诸候的力量灭掉赖国，灭赖以损吴、抗吴；灭赖为肥楚、卫楚。“灭赖”是楚灵王蓄谋已久的精心安排，“灭赖”才是楚灵王“伐吴”的目的。这层意思在《春秋》是不难发现的。
《春秋·昭公四年·秋七月》在“伐吴”句后紧跟了三个动宾短句，即“执齐庆封”，“杀之”，“灭赖”。这三个短句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记叙了整个事件的过程，说明“灭赖”是“伐吴”的延伸与结局。值得注意的是，在“灭赖”二字前加一“遂”字，《公羊》《榖梁》解释“遂”为“继事也”，就是说庆封被杀后紧接着就灭掉了赖国，中间连贯而没有停顿。不唯如是，在古汉语中“遂”作为虚词，解释为“于是、就”，表示前后顺承，而分句间又有因果关联，作为虚词的“遂”字，这里正是它的典型用法，也说明了“伐吴”与“灭赖国”之间的关联。另外，愿望或目标实现了才能叫“遂”，“遂灭赖”，表明了楚灵王如愿以偿，实现了这次伐吴的最终目的。
因为其自身过于弱小，赖国的灭亡是必然的，在春秋末期诸侯争雄的环境下，它没有独立于诸侯之林的能力，夹在吴、楚两个大国之间，若不没于吴，则便灭于楚。当吴国日益强大，由于地缘，赖国只能依附于吴国，成为它的附庸；当楚国大兵压境，赖子（赖国君主）只得“面缚衔璧”，率领臣僚向楚国投降，而未能作丝毫反抗。
赖子面缚衔璧，仕袒，舆榇从之，造于中军。王问诸椒举，对曰：“成王克许，许僖公如是。王亲释其缚，受其璧，焚其榇。”王从之，迁赖于鄢。——《左传·昭公四年》
从赖国君臣的投降仪式，我们可以窥见其软弱、窝囊与不思进取。《左传》说，楚灵王“迁赖于鄢”，若赖子迁到鄢地，他只能俯首贴耳听从楚国的安排。蒲柳之质，望秋先陨，尚未进入战国时代，南方的赖国就早早地灭亡了。
赖子后来有没有迁到鄢，在《春秋》及《左传》查不到信息。但《左传·哀公六年》有“阳生（即后来的齐悼公）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赖”句，而《史记·齐太伯世家》又有“（齐悼公四年），晋赵鞅伐齐，至赖而去”句。鲁哀公六年是公元前491年，齐悼公四年是公元前485年，而此时齐国有赖地，是否公元前538年楚灭赖后，又迁赖于此？不敢妄下结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此赖非彼赖，因为地理位置完全不同。
二、赖城的修筑
赖国，楚国早就觊觎它，并且在南方最炎热的季节，不惜千里跋涉赶来灭掉它，因为这里地邻吴、楚，是两国争锋的战略要地。
占领赖国后，楚灵王立刻在这里构建防御工事——修建赖城，而且派了两位重要的人物负责此项工程，一位是大夫斗韦龟，另一位是公子弃疾——楚灵王的弟弟。楚灵王并叮嘱他们，一定要等赖城筑好后才能返回。楚灵王派了军队在赖地驻防，并打算把他最信任的许子迁到这里。
楚子欲迁许于赖，使斗韦龟与公子弃疾城之而还。 ——《左传·昭公四年》
公元前538年，楚灵王急于灭赖，就是想把赖国变成进攻吴国的前沿阵地；在这里修筑城池，就是想把赖国建成攻打吴国的桥头堡。关于赖城的修筑，《左传》中申无宇有一番议论：
申无宇：“楚祸之首，将在此矣。召诸侯而来，伐国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违，民其居乎？民之不居，其谁堪之？不堪王命，乃祸乱也。”——《左传·昭公四年》
申无宇批评楚灵王，在边境线上修了一座人民无法居住生活的城，他不清楚楚灵王在此建城本不是为安居百姓考虑的，而是为了战争。
此后，楚灵王又在钟离（今安徽凤阳）、巢（今安徽巢湖）、州来（今安徽凤台）等几个地方分别筑城，楚灵王要链接朱方、赖、巢、州来、钟离，打造一条抵御吴国的防线。不过，这项工程当时并未完成，当年冬天楚国便遭到了吴国的报复性打击，又遇上东南一带大水，而被迫停工。
冬，吴伐楚，入棘、栎、麻，以报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箴尹宜咎城钟离，薳启强城巢，然丹城州来，东国水，不可城。彭生罢赖之师。
——《左传·昭公四年》
有人说赖国城也因“东国水”而未建，明朝《万历溧水县志》卷之五《古迹·古赖国城》记载：“将城之，会水至，始罢。”意思是说，将要建城，而洪水暴发，赖国城被迫停工。其实这是误读了《左传》。《左传》“东国水，不可城”，是指“城巢、城钟离、城州来”，并不包括赖。下句“彭生罢赖之师”，是说因遭吴国报复，楚国撤走了在赖的驻军。是年冬，赖地又被吴国收复。
从秋天的八月“使斗韦龟与公子弃疾城之”，到冬天的十一月“彭生罢赖之师”，两三个月过去了，赖国城如果是新建，可能是个半拉子工程；如果是在老城基础上修缮加固，差不多也应完工了，由此推断，赖国灭亡后，赖地应该是有城阙留存的。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未完待续）
拟稿：傅章伟
审稿：王达云
审核：窦予然
发布：梁 刚
赖国是个子爵小国。周景王七年，楚伐吴，灭赖，迁赖于鄢，这在《春秋》及《左传》中有记载。
但是，楚伐吴为什么要灭赖，赖和吴是什么关系？古赖国到底在哪里？这些问题到今天并没有确切的答案，仍像谜一样的存在。我不揣浅陋，谈一点看法。
赖国的灭亡与赖城的修筑
周平王东迁以后，地处长江中游的楚国逐渐强盛，开始大规模的土地扩张。到楚成王时（前671——前626），楚吞并诸侯小国，拓地千里，开始与齐、晋等大国争雄。楚庄王时（前613——前592），楚国观兵周郊，问鼎中原，成为中原霸主。春秋中期，楚是华夏大地上最强盛的诸侯国。而此时，处在长江下游的吴国也开始崛起。吴王寿梦（前585——前561在位）即位后，招揽人才，改革内政，交通诸侯，扩张领地，使吴国的势力潜滋暗长，并在公元前570年、548年两次伐楚，挑战楚国的盟主地位。到吴王馀祭时（前547——前530），吴国已经成为与楚国抗衡的东南强国。吴国的崛起加剧了与楚国的矛盾，引发的战争连年不断。
赖国东邻吴国，西邻楚国，处在两个强国之间，在夹缝中苟且生存，最终成了吴楚争战的牺牲品。
一、赖国的灭亡
公元前540年，公子围杀了楚王郏敖，自立为王。这位继任的楚王就是历史上那个“好细腰”的楚灵王。楚灵王即位后就志在伐吴，周景王七年（公元前538年），六月丙午，在申（今河南南阳）会盟诸侯，打着伸张正义的旗号讨伐吴国，——理由是吴国接纳了叛逃的齐相庆封。这一年的秋天，七月，楚灵王率领楚、蔡、陈、许、顿、胡、沈、淮夷八国联军，从申出发，历时一个月抵达吴国边境；八月，活捉了齐相庆封，并杀了他全家；随后又灭掉了赖国。赖国灭亡于公元前538年的楚伐吴的战争。
《春秋·昭公四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吴。执齐庆封，杀之，遂灭赖。”
关于赖国的灭亡，《春秋》中“伐吴。执齐庆封，杀之，遂灭赖”这段话，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文献记载。这几句不算难读的文字明白地告诉我们，赖国灭亡于这场楚伐吴的战争。但是一些历史学家却把“伐吴”与“灭赖”看成两个毫不相干的独立的事件，这就使得赖国灭亡的原因变得扑朔迷离。
其实，公元前538年的楚伐吴，杀齐相庆封是做给世人看的，而灭掉赖国才是楚灵王的真实意图。这场战争，楚灵王打的是“伐罪”的旗号——捉拿弑君叛逃的齐相庆封，为齐国伸张正义，而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灭赖，——即借用诸候的力量灭掉赖国，灭赖以损吴、抗吴；灭赖为肥楚、卫楚。“灭赖”是楚灵王蓄谋已久的精心安排，“灭赖”才是楚灵王“伐吴”的目的。这层意思在《春秋》是不难发现的。
《春秋·昭公四年·秋七月》在“伐吴”句后紧跟了三个动宾短句，即“执齐庆封”，“杀之”，“灭赖”。这三个短句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记叙了整个事件的过程，说明“灭赖”是“伐吴”的延伸与结局。值得注意的是，在“灭赖”二字前加一“遂”字，《公羊》《榖梁》解释“遂”为“继事也”，就是说庆封被杀后紧接着就灭掉了赖国，中间连贯而没有停顿。不唯如是，在古汉语中“遂”作为虚词，解释为“于是、就”，表示前后顺承，而分句间又有因果关联，作为虚词的“遂”字，这里正是它的典型用法，也说明了“伐吴”与“灭赖国”之间的关联。另外，愿望或目标实现了才能叫“遂”，“遂灭赖”，表明了楚灵王如愿以偿，实现了这次伐吴的最终目的。
因为其自身过于弱小，赖国的灭亡是必然的，在春秋末期诸侯争雄的环境下，它没有独立于诸侯之林的能力，夹在吴、楚两个大国之间，若不没于吴，则便灭于楚。当吴国日益强大，由于地缘，赖国只能依附于吴国，成为它的附庸；当楚国大兵压境，赖子（赖国君主）只得“面缚衔璧”，率领臣僚向楚国投降，而未能作丝毫反抗。
赖子面缚衔璧，仕袒，舆榇从之，造于中军。王问诸椒举，对曰：“成王克许，许僖公如是。王亲释其缚，受其璧，焚其榇。”王从之，迁赖于鄢。——《左传·昭公四年》
从赖国君臣的投降仪式，我们可以窥见其软弱、窝囊与不思进取。《左传》说，楚灵王“迁赖于鄢”，若赖子迁到鄢地，他只能俯首贴耳听从楚国的安排。蒲柳之质，望秋先陨，尚未进入战国时代，南方的赖国就早早地灭亡了。
赖子后来有没有迁到鄢，在《春秋》及《左传》查不到信息。但《左传·哀公六年》有“阳生（即后来的齐悼公）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赖”句，而《史记·齐太伯世家》又有“（齐悼公四年），晋赵鞅伐齐，至赖而去”句。鲁哀公六年是公元前491年，齐悼公四年是公元前485年，而此时齐国有赖地，是否公元前538年楚灭赖后，又迁赖于此？不敢妄下结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此赖非彼赖，因为地理位置完全不同。
二、赖城的修筑
赖国，楚国早就觊觎它，并且在南方最炎热的季节，不惜千里跋涉赶来灭掉它，因为这里地邻吴、楚，是两国争锋的战略要地。
占领赖国后，楚灵王立刻在这里构建防御工事——修建赖城，而且派了两位重要的人物负责此项工程，一位是大夫斗韦龟，另一位是公子弃疾——楚灵王的弟弟。楚灵王并叮嘱他们，一定要等赖城筑好后才能返回。楚灵王派了军队在赖地驻防，并打算把他最信任的许子迁到这里。
楚子欲迁许于赖，使斗韦龟与公子弃疾城之而还。 ——《左传·昭公四年》
公元前538年，楚灵王急于灭赖，就是想把赖国变成进攻吴国的前沿阵地；在这里修筑城池，就是想把赖国建成攻打吴国的桥头堡。关于赖城的修筑，《左传》中申无宇有一番议论：
申无宇：“楚祸之首，将在此矣。召诸侯而来，伐国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违，民其居乎？民之不居，其谁堪之？不堪王命，乃祸乱也。”——《左传·昭公四年》
申无宇批评楚灵王，在边境线上修了一座人民无法居住生活的城，他不清楚楚灵王在此建城本不是为安居百姓考虑的，而是为了战争。
此后，楚灵王又在钟离（今安徽凤阳）、巢（今安徽巢湖）、州来（今安徽凤台）等几个地方分别筑城，楚灵王要链接朱方、赖、巢、州来、钟离，打造一条抵御吴国的防线。不过，这项工程当时并未完成，当年冬天楚国便遭到了吴国的报复性打击，又遇上东南一带大水，而被迫停工。
冬，吴伐楚，入棘、栎、麻，以报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箴尹宜咎城钟离，薳启强城巢，然丹城州来，东国水，不可城。彭生罢赖之师。
——《左传·昭公四年》
有人说赖国城也因“东国水”而未建，明朝《万历溧水县志》卷之五《古迹·古赖国城》记载：“将城之，会水至，始罢。”意思是说，将要建城，而洪水暴发，赖国城被迫停工。其实这是误读了《左传》。《左传》“东国水，不可城”，是指“城巢、城钟离、城州来”，并不包括赖。下句“彭生罢赖之师”，是说因遭吴国报复，楚国撤走了在赖的驻军。是年冬，赖地又被吴国收复。
从秋天的八月“使斗韦龟与公子弃疾城之”，到冬天的十一月“彭生罢赖之师”，两三个月过去了，赖国城如果是新建，可能是个半拉子工程；如果是在老城基础上修缮加固，差不多也应完工了，由此推断，赖国灭亡后，赖地应该是有城阙留存的。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未完待续）
拟稿：傅章伟
审稿：王达云
审核：窦予然
发布：梁 刚
正心以达道
如果说慈心才能入道，那么正心才能达道。《道藏》列正一部经典以通贯三洞全藏，凸显了“正”在修道中的重要地位。《正一盟威经》中说：“正以治邪，一以统万，令得还真。”《正一修真略仪》说：“由心而正，心正则精神不亏，与我为一”。《道法心传》则说：道应不远在人心，不必千山万水寻。道欲正心方始得，纯阳不染一些阴。
正一经典强调“正心”，其实是有鉴于“心之易邪”。丹家常用“汞”来形容“心”，就是因为“心”出入无时，流转不定。太上在《内观经》中这样形容心神的变化：“心则神也，变化不测，无定形也。……其神也，非青非白，非赤非黄，非大非小，非短非长，非曲非直，非柔非刚，非厚非薄，非圆非方，变化莫测，混合阴阳。大包天地，细入毫芒。”“心”之变化莫测、难以捉摸，但“心”又是“一身之主，百神之帅”，是主宰生命变化的“君主之官”。太上又说：“人之难状，惟在于心。心若清净，则万祸不生。所以流浪生死，沉沦恶道，皆由心来。”可以说，人的祸福吉凶，都是由“心”主导决定的。天师岐伯也说：“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主不明则十二官（五藏六府）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以为天下者，其宗大危。”在古人看来，只要“君主”正位，自然上下一体，百官奉职，物阜民康，欣乐太平。这是从王道政治的角度形容“心”作为“君主之官”的主宰作用。宋儒范浚在《心箴》中说：“君子存诚，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体从令。”此处的“天君”指的就是“心”。在范浚看来，只要“心君”正位泰然，自然气血通流，腠理固密，四肢百骸，各有条理。这是从养生学的角度形容“心君”在身体中的主宰作用。其实，“心君”在整个修道体系中也处于主宰地位。因此，如何让“心君”正位就成了修道路上的关键环节。
心君正位也就是“正心”。太上说：“正心，使不邪也。”他又指出：“制之则正，放之则狂。清净则正，浊躁则亡。”故“正心”既要去狂躁，根本则是要在“制邪”。
有人问清微祖师李少微真人：“制邪之道如何？”李真人答说“但修己以正。子不闻花月之妖不敢见梁公。正人君子，鬼神之惧犹且如此，何况行道法之士乎？” “花月之妖不敢见梁公”是一则关于大唐名臣狄仁杰的故事。“花月之妖”指武三思的妓人素娥，“梁公”指狄仁杰。一次，武三思在家中宴请狄仁杰，席间让素娥献艺，结果素娥不知所踪。后来才得知素娥是一花月之妖，见狄仁杰一身正气，以至于不敢相见而逃匿。王惟一先生作诗赞云：“祖师立法在心中，心法才通万法通。以正制邪邪自伏，方知花月惧梁公。” 外邪能犯人，归根结底是人正气不足所致。古人常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又说：“一切邪犯者，皆是神失守位故也。此谓得守者生，失守者死。”可见，正气存内，自然“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制邪之道贵在正己，“己一正，无所不正。”
正己须依戒行。故太上在《内观经》中说：“心者，禁也。一身之主，禁制形神，使不邪也。”白玉蟾真人在《道法九要》中说：“夫行持者，行之以道法，持之以禁戒。明其二字端的方可以行持。先学守戒持斋，神明自然辅佐。萨真人云：道法于身不等闲，思量戒行彻心寒。千年铁树开花易，一入酆都出世难。岂不闻真人烧狞神庙，其神暗随左右，经一十二载，真人未尝有纤毫犯戒，其神皈降为辅将。真人若一犯戒，其神报仇必矣。”萨守坚真人十二年没有丝毫犯戒，其戒行之精严与心地之洁净可想而知。行道之士要深造以道，邪妄不侵，首先就要在戒行上立定脚跟。
王惟一先生在《道法心传》中说：“夫行持道法，先当受持十戒。日用常行，无所亏欠。更能济贫救苦，积功累行，自然感动天地，神钦鬼伏，坐役雷霆，呼风召雨。今有一等后学，不持戒律，不辨邪正，执文泥象，胡思乱想。偶然一时之灵，便已自满，更不究竟所灵者是个甚么，以致以邪召邪，以鬼召鬼。”他在《行持戒行图》中还列出了行道之士应当奉行的十条道戒：“一守忠孝，二行仁义，三不杀，四不盗，五不淫，六不贪，七不妒，八不嗔，九不诅，十不傲。”
行道之人依戒行以正心，在日用伦常中坦坦荡荡，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自然正气存身，鬼神钦服。否则，“满腔杂妄，道将何存？”最终难免承受“以邪召邪，以鬼召鬼”的恶果。
黄元吉先生说：“夫以天与人同此一气者也，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如谷应声，如月照影，自然感召，不必有心为之。”孟子说：“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 ，这恰是“正心”工夫结出的丰硕果实，也是行道之人“正心以达道”的明证。（张继禹《修心与体道》，未完待续）
文章来源：泰山碧霞祠
https://weibo.com/u/5799979952
如果说慈心才能入道，那么正心才能达道。《道藏》列正一部经典以通贯三洞全藏，凸显了“正”在修道中的重要地位。《正一盟威经》中说：“正以治邪，一以统万，令得还真。”《正一修真略仪》说：“由心而正，心正则精神不亏，与我为一”。《道法心传》则说：道应不远在人心，不必千山万水寻。道欲正心方始得，纯阳不染一些阴。
正一经典强调“正心”，其实是有鉴于“心之易邪”。丹家常用“汞”来形容“心”，就是因为“心”出入无时，流转不定。太上在《内观经》中这样形容心神的变化：“心则神也，变化不测，无定形也。……其神也，非青非白，非赤非黄，非大非小，非短非长，非曲非直，非柔非刚，非厚非薄，非圆非方，变化莫测，混合阴阳。大包天地，细入毫芒。”“心”之变化莫测、难以捉摸，但“心”又是“一身之主，百神之帅”，是主宰生命变化的“君主之官”。太上又说：“人之难状，惟在于心。心若清净，则万祸不生。所以流浪生死，沉沦恶道，皆由心来。”可以说，人的祸福吉凶，都是由“心”主导决定的。天师岐伯也说：“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主不明则十二官（五藏六府）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以为天下者，其宗大危。”在古人看来，只要“君主”正位，自然上下一体，百官奉职，物阜民康，欣乐太平。这是从王道政治的角度形容“心”作为“君主之官”的主宰作用。宋儒范浚在《心箴》中说：“君子存诚，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体从令。”此处的“天君”指的就是“心”。在范浚看来，只要“心君”正位泰然，自然气血通流，腠理固密，四肢百骸，各有条理。这是从养生学的角度形容“心君”在身体中的主宰作用。其实，“心君”在整个修道体系中也处于主宰地位。因此，如何让“心君”正位就成了修道路上的关键环节。
心君正位也就是“正心”。太上说：“正心，使不邪也。”他又指出：“制之则正，放之则狂。清净则正，浊躁则亡。”故“正心”既要去狂躁，根本则是要在“制邪”。
有人问清微祖师李少微真人：“制邪之道如何？”李真人答说“但修己以正。子不闻花月之妖不敢见梁公。正人君子，鬼神之惧犹且如此，何况行道法之士乎？” “花月之妖不敢见梁公”是一则关于大唐名臣狄仁杰的故事。“花月之妖”指武三思的妓人素娥，“梁公”指狄仁杰。一次，武三思在家中宴请狄仁杰，席间让素娥献艺，结果素娥不知所踪。后来才得知素娥是一花月之妖，见狄仁杰一身正气，以至于不敢相见而逃匿。王惟一先生作诗赞云：“祖师立法在心中，心法才通万法通。以正制邪邪自伏，方知花月惧梁公。” 外邪能犯人，归根结底是人正气不足所致。古人常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又说：“一切邪犯者，皆是神失守位故也。此谓得守者生，失守者死。”可见，正气存内，自然“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制邪之道贵在正己，“己一正，无所不正。”
正己须依戒行。故太上在《内观经》中说：“心者，禁也。一身之主，禁制形神，使不邪也。”白玉蟾真人在《道法九要》中说：“夫行持者，行之以道法，持之以禁戒。明其二字端的方可以行持。先学守戒持斋，神明自然辅佐。萨真人云：道法于身不等闲，思量戒行彻心寒。千年铁树开花易，一入酆都出世难。岂不闻真人烧狞神庙，其神暗随左右，经一十二载，真人未尝有纤毫犯戒，其神皈降为辅将。真人若一犯戒，其神报仇必矣。”萨守坚真人十二年没有丝毫犯戒，其戒行之精严与心地之洁净可想而知。行道之士要深造以道，邪妄不侵，首先就要在戒行上立定脚跟。
王惟一先生在《道法心传》中说：“夫行持道法，先当受持十戒。日用常行，无所亏欠。更能济贫救苦，积功累行，自然感动天地，神钦鬼伏，坐役雷霆，呼风召雨。今有一等后学，不持戒律，不辨邪正，执文泥象，胡思乱想。偶然一时之灵，便已自满，更不究竟所灵者是个甚么，以致以邪召邪，以鬼召鬼。”他在《行持戒行图》中还列出了行道之士应当奉行的十条道戒：“一守忠孝，二行仁义，三不杀，四不盗，五不淫，六不贪，七不妒，八不嗔，九不诅，十不傲。”
行道之人依戒行以正心，在日用伦常中坦坦荡荡，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自然正气存身，鬼神钦服。否则，“满腔杂妄，道将何存？”最终难免承受“以邪召邪，以鬼召鬼”的恶果。
黄元吉先生说：“夫以天与人同此一气者也，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如谷应声，如月照影，自然感召，不必有心为之。”孟子说：“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 ，这恰是“正心”工夫结出的丰硕果实，也是行道之人“正心以达道”的明证。（张继禹《修心与体道》，未完待续）
文章来源：泰山碧霞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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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心以达道
如果说慈心才能入道，那么正心才能达道。《道藏》列正一部经典以通贯三洞全藏，凸显了“正”在修道中的重要地位。《正一盟威经》中说：“正以治邪，一以统万，令得还真。”《正一修真略仪》说：“由心而正，心正则精神不亏，与我为一”。《道法心传》则说：道应不远在人心，不必千山万水寻。道欲正心方始得，纯阳不染一些阴。
正一经典强调“正心”，其实是有鉴于“心之易邪”。丹家常用“汞”来形容“心”，就是因为“心”出入无时，流转不定。太上在《内观经》中这样形容心神的变化：“心则神也，变化不测，无定形也。……其神也，非青非白，非赤非黄，非大非小，非短非长，非曲非直，非柔非刚，非厚非薄，非圆非方，变化莫测，混合阴阳。大包天地，细入毫芒。”“心”之变化莫测、难以捉摸，但“心”又是“一身之主，百神之帅”，是主宰生命变化的“君主之官”。太上又说：“人之难状，惟在于心。心若清净，则万祸不生。所以流浪生死，沉沦恶道，皆由心来。”可以说，人的祸福吉凶，都是由“心”主导决定的。天师岐伯也说：“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主不明则十二官（五藏六府）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以为天下者，其宗大危。”在古人看来，只要“君主”正位，自然上下一体，百官奉职，物阜民康，欣乐太平。这是从王道政治的角度形容“心”作为“君主之官”的主宰作用。宋儒范浚在《心箴》中说：“君子存诚，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体从令。”此处的“天君”指的就是“心”。在范浚看来，只要“心君”正位泰然，自然气血通流，腠理固密，四肢百骸，各有条理。这是从养生学的角度形容“心君”在身体中的主宰作用。其实，“心君”在整个修道体系中也处于主宰地位。因此，如何让“心君”正位就成了修道路上的关键环节。
心君正位也就是“正心”。太上说：“正心，使不邪也。”他又指出：“制之则正，放之则狂。清净则正，浊躁则亡。”故“正心”既要去狂躁，根本则是要在“制邪”。
有人问清微祖师李少微真人：“制邪之道如何？”李真人答说“但修己以正。子不闻花月之妖不敢见梁公。正人君子，鬼神之惧犹且如此，何况行道法之士乎？” “花月之妖不敢见梁公”是一则关于大唐名臣狄仁杰的故事。“花月之妖”指武三思的妓人素娥，“梁公”指狄仁杰。一次，武三思在家中宴请狄仁杰，席间让素娥献艺，结果素娥不知所踪。后来才得知素娥是一花月之妖，见狄仁杰一身正气，以至于不敢相见而逃匿。王惟一先生作诗赞云：“祖师立法在心中，心法才通万法通。以正制邪邪自伏，方知花月惧梁公。” 外邪能犯人，归根结底是人正气不足所致。古人常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又说：“一切邪犯者，皆是神失守位故也。此谓得守者生，失守者死。”可见，正气存内，自然“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制邪之道贵在正己，“己一正，无所不正。”
正己须依戒行。故太上在《内观经》中说：“心者，禁也。一身之主，禁制形神，使不邪也。”白玉蟾真人在《道法九要》中说：“夫行持者，行之以道法，持之以禁戒。明其二字端的方可以行持。先学守戒持斋，神明自然辅佐。萨真人云：道法于身不等闲，思量戒行彻心寒。千年铁树开花易，一入酆都出世难。岂不闻真人烧狞神庙，其神暗随左右，经一十二载，真人未尝有纤毫犯戒，其神皈降为辅将。真人若一犯戒，其神报仇必矣。”萨守坚真人十二年没有丝毫犯戒，其戒行之精严与心地之洁净可想而知。行道之士要深造以道，邪妄不侵，首先就要在戒行上立定脚跟。
王惟一先生在《道法心传》中说：“夫行持道法，先当受持十戒。日用常行，无所亏欠。更能济贫救苦，积功累行，自然感动天地，神钦鬼伏，坐役雷霆，呼风召雨。今有一等后学，不持戒律，不辨邪正，执文泥象，胡思乱想。偶然一时之灵，便已自满，更不究竟所灵者是个甚么，以致以邪召邪，以鬼召鬼。”他在《行持戒行图》中还列出了行道之士应当奉行的十条道戒：“一守忠孝，二行仁义，三不杀，四不盗，五不淫，六不贪，七不妒，八不嗔，九不诅，十不傲。”
行道之人依戒行以正心，在日用伦常中坦坦荡荡，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自然正气存身，鬼神钦服。否则，“满腔杂妄，道将何存？”最终难免承受“以邪召邪，以鬼召鬼”的恶果。
黄元吉先生说：“夫以天与人同此一气者也，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如谷应声，如月照影，自然感召，不必有心为之。”孟子说：“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 ，这恰是“正心”工夫结出的丰硕果实，也是行道之人“正心以达道”的明证。（张继禹《修心与体道》，未完待续）
文章来源：泰山碧霞祠
#道教知识#
如果说慈心才能入道，那么正心才能达道。《道藏》列正一部经典以通贯三洞全藏，凸显了“正”在修道中的重要地位。《正一盟威经》中说：“正以治邪，一以统万，令得还真。”《正一修真略仪》说：“由心而正，心正则精神不亏，与我为一”。《道法心传》则说：道应不远在人心，不必千山万水寻。道欲正心方始得，纯阳不染一些阴。
正一经典强调“正心”，其实是有鉴于“心之易邪”。丹家常用“汞”来形容“心”，就是因为“心”出入无时，流转不定。太上在《内观经》中这样形容心神的变化：“心则神也，变化不测，无定形也。……其神也，非青非白，非赤非黄，非大非小，非短非长，非曲非直，非柔非刚，非厚非薄，非圆非方，变化莫测，混合阴阳。大包天地，细入毫芒。”“心”之变化莫测、难以捉摸，但“心”又是“一身之主，百神之帅”，是主宰生命变化的“君主之官”。太上又说：“人之难状，惟在于心。心若清净，则万祸不生。所以流浪生死，沉沦恶道，皆由心来。”可以说，人的祸福吉凶，都是由“心”主导决定的。天师岐伯也说：“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主不明则十二官（五藏六府）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以为天下者，其宗大危。”在古人看来，只要“君主”正位，自然上下一体，百官奉职，物阜民康，欣乐太平。这是从王道政治的角度形容“心”作为“君主之官”的主宰作用。宋儒范浚在《心箴》中说：“君子存诚，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体从令。”此处的“天君”指的就是“心”。在范浚看来，只要“心君”正位泰然，自然气血通流，腠理固密，四肢百骸，各有条理。这是从养生学的角度形容“心君”在身体中的主宰作用。其实，“心君”在整个修道体系中也处于主宰地位。因此，如何让“心君”正位就成了修道路上的关键环节。
心君正位也就是“正心”。太上说：“正心，使不邪也。”他又指出：“制之则正，放之则狂。清净则正，浊躁则亡。”故“正心”既要去狂躁，根本则是要在“制邪”。
有人问清微祖师李少微真人：“制邪之道如何？”李真人答说“但修己以正。子不闻花月之妖不敢见梁公。正人君子，鬼神之惧犹且如此，何况行道法之士乎？” “花月之妖不敢见梁公”是一则关于大唐名臣狄仁杰的故事。“花月之妖”指武三思的妓人素娥，“梁公”指狄仁杰。一次，武三思在家中宴请狄仁杰，席间让素娥献艺，结果素娥不知所踪。后来才得知素娥是一花月之妖，见狄仁杰一身正气，以至于不敢相见而逃匿。王惟一先生作诗赞云：“祖师立法在心中，心法才通万法通。以正制邪邪自伏，方知花月惧梁公。” 外邪能犯人，归根结底是人正气不足所致。古人常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又说：“一切邪犯者，皆是神失守位故也。此谓得守者生，失守者死。”可见，正气存内，自然“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制邪之道贵在正己，“己一正，无所不正。”
正己须依戒行。故太上在《内观经》中说：“心者，禁也。一身之主，禁制形神，使不邪也。”白玉蟾真人在《道法九要》中说：“夫行持者，行之以道法，持之以禁戒。明其二字端的方可以行持。先学守戒持斋，神明自然辅佐。萨真人云：道法于身不等闲，思量戒行彻心寒。千年铁树开花易，一入酆都出世难。岂不闻真人烧狞神庙，其神暗随左右，经一十二载，真人未尝有纤毫犯戒，其神皈降为辅将。真人若一犯戒，其神报仇必矣。”萨守坚真人十二年没有丝毫犯戒，其戒行之精严与心地之洁净可想而知。行道之士要深造以道，邪妄不侵，首先就要在戒行上立定脚跟。
王惟一先生在《道法心传》中说：“夫行持道法，先当受持十戒。日用常行，无所亏欠。更能济贫救苦，积功累行，自然感动天地，神钦鬼伏，坐役雷霆，呼风召雨。今有一等后学，不持戒律，不辨邪正，执文泥象，胡思乱想。偶然一时之灵，便已自满，更不究竟所灵者是个甚么，以致以邪召邪，以鬼召鬼。”他在《行持戒行图》中还列出了行道之士应当奉行的十条道戒：“一守忠孝，二行仁义，三不杀，四不盗，五不淫，六不贪，七不妒，八不嗔，九不诅，十不傲。”
行道之人依戒行以正心，在日用伦常中坦坦荡荡，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自然正气存身，鬼神钦服。否则，“满腔杂妄，道将何存？”最终难免承受“以邪召邪，以鬼召鬼”的恶果。
黄元吉先生说：“夫以天与人同此一气者也，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如谷应声，如月照影，自然感召，不必有心为之。”孟子说：“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 ，这恰是“正心”工夫结出的丰硕果实，也是行道之人“正心以达道”的明证。（张继禹《修心与体道》，未完待续）
文章来源：泰山碧霞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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