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宫发布拜登本周行程：

星期一：总统将从特拉华州的Rehoboth海滩返回白宫；将前往纽约参加第76届联合国大会；将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双边会议。
星期二：总统将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将与澳大利亚总理斯莫里森双边会谈；从纽约返回白宫；将与英国首相约翰逊双边会谈。
星期三：总统将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召开一场线上新冠疫情峰会。
星期五：总统将与印度总理莫迪双边会晤；将在白宫与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印度总理莫迪和日本首相菅义伟共同主持有史以来第一次面对面的四方领导人峰会；将会见日本首相菅义伟。

法国因美澳核潜艇协议召回驻美大使后，外界关注美法互动，法方表示未来几天马克龙将和拜登沟通，目前拜登本周行程安排里没有和马克龙的互动。

早在1897年，意大利的经济学家帕累托就注意到了财富的马太效应，其分布在很多个维度都符合二八定律。比如在人群中，20%的人占有80%的财富，在一个行业中，20%的企业占据了80%的利润。

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说到：财富聚集的一大根本原因，就是资本的边际收益，大于劳动的边际收益。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研究者对澳洲从1942年到2013年的税务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收入不平等的上升，不但没有增加，反而阻碍了经济的产出。

这个结论可以说是颠覆了人们的常识。

因为按理说，人们都有一个攀比的心理，看到生活环境优越的人，会产生愿景，从而应该是更有劲去工作才对。所以，一定有一个更加宏观的机制，让贫富差距反向打消了因为看到更好的生活希望而产生的愿景。

这个机制是什么呢？就是金钱激励的“外部性”。金钱除了作为价值储存和价值尺度的工具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那就是产生激励。平常我们总是强调这个激励对自己的作用，但是金钱在经济中是循环的，激励的传导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一个快递员在送快递的时候，其服务被顾客和公司所承认，赚取了自己应得的报酬，这第一个过程，是市场通过金钱在激励着人们工作；而当他拿到了薪水，在休息吃饭的时候，他的消费也激励了饭店老板的工作，金钱转手的过程，也是激励在传递的过程。

以小见大，金钱在社会中不断地换手，社会中的各种产品就因此而源源不断地被创造出来。

这个过程中，每个劳动者都是一个节点，一方面通过劳动来获得收入，另外一方面，通过消费来传递激励。而如果劳动带来的收益越来越少，劳动者没有足够的收入，那么他就没有能力进行消费。不能消费则意味着多余的产能、丰富而多元化的需求都无法得到释放。

更严重的是，这意味着即便是实验室里面有非常好的产品原型，创业者有非常好的想法，也会因为缺乏有效的市场需求而无法让这些好的创意面世。比如说如果人们没有时间上网消遣，那么围绕着互联网的一系列娱乐就都变成了无源之水。

久而久之，经济的活力会因此而受到影响。究其根源，就是因为金钱过度集中，导致本来应该在社会中发挥的激励效果失效了。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这些年，一直在致力于提高“内需”的原因所在。

最近国家提出的“共同富裕”，仔细想来，其实也和扩大内需之间有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

内需扩大了，意味着本土的购买力增加了，而本土购买力的增加意味着本土的商业也更加发达，经济也更加有活力，就更容易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而想要扩大内需，让收入处在中低层的人群有钱花，敢于花，这又回到减少贫富差距，提高社会保障的共同富裕上来了。

共同富裕的第一层意思是福利意义上的，共同富裕了，那自然是人们的幸福程度整体提高了；而进一步来说，共同富裕了也意味着有更多的人有能力去开发出更多元化的需求，也有能力去消费了。内需增加之后，意味着市场的活力也增加了，金钱的激励能力能够得到更好的体现，从而经济更有希望进入一个良性的、由创新和消费共同驱动的长期增长。

所以说，共同富裕并不像一些人所说，是平均主义，是削弱人们创新意愿的事情，而是对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有长远促进作用的事情。

在拜登政府将核潜艇技术“赠予”澳大利亚的同一天，一位美海军现役军官在博客的讨论中莫貌似 “羡慕”韩国可发射弹道导弹的常规潜艇，他说现在不是世纪80年代，快21世纪中期了，自愿拒绝在我武器工具箱中拥有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其实他说的也没错，对于常“出门溜达”的海军来说，挑费确实也是个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