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工作，告诉你要不要带伞、需不需添衣、城市该不该暂时“停摆”未雨绸缪】半夜睡不着，预报员经常会找把椅子坐在阳台上，仰头望着天，等雨来。
他们的工作，既能告诉你明天要不要带伞、需不需添衣，有时也决定水库要不要炸坝泄洪、村庄需不需全员撤离、城市该不该暂时“停摆”未雨绸缪。
凌晨4点，中央气象台预报大厅。
此时北京的天空依旧暗沉，离破晓还有一段时间。
电脑前，孙军正在查看雷达回波图，画着降水量预报图，来回对比分析各种天气资料。
作为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他需要指导早间天气公报，审核签发暴雨预警。
电话不停地响，不断有同事拿材料向他询问……
而这仅仅是一天工作的开始。接下来，孙军要准备每天8点“雷打不动”的全国天气会商，与重点地区的预报员会商天气趋势，并审核各种预报产品，向决策服务部门提供预报材料，应对媒体记者采访……同时，他还要时刻关注并调阅各类天气图，组织天气会商，与同事一起分析和判断天气形势。
“每一次天气过程下来，都感觉像打了一场仗。”孙军说。
这是一份特殊的职业。因为天气变化分分秒秒变幻莫测、从不停歇。
偏不得，错不得
2019年8月10日凌晨两点，台风“利奇马”在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心预报员向纯怡是当天大夜班的预报员。“那晚整个中央气象台大楼灯火通明，大家紧盯着屏幕，几乎整晚没有休息。”她回忆说。
通宵达旦，对所有预报员来说是家常便饭。虽然可以白班、小夜、大夜三班倒，但他们一直“闻天而动”，随时到岗。尤其在4~9月汛期、7~9月台风活跃时期、重大事件或活动的气象保障期，以及较高灾害性天气预警级别情况下，他们几乎连轴转。预报大厅里的氛围更是紧张凝重。
向纯怡几乎全程参与了“利奇马”的预报工作。她说，那几天承受的压力如泰山压顶般令人窒息。
“我们的每一句预报结论、每一次预报调整都可能影响防灾减灾部署。偏不得、错不得。”
与其他预报不同，台风预报还有一项特殊任务——与国际接轨。“我们需要在每天的8个预报时次，定时向国际发报。”
向纯怡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观测平台上，预报员需要紧盯地面观测数据、雷达数据和卫星云图资料的实时更新。在仔细分析数据的基础上，当值预报员需要每3个小时滚动做一次台风路径、强度预报，并在整时整点对外发报，不得有任何拖沓滞后。
“我的心情就像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为国争光一样。因为向国际发布台风预报，代表着我们国家的官方预报水平。”向纯怡说。
没有完美的预报
预报总会存在偏差，偏差小则表示预报做得好。尤其是强天气过程，预报难度非常大，极容易出现偏差。
2005年的台风“麦莎”就因预报失误一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当时，预报“麦莎”将给北京带来“十年来最大暴雨”，使全城上下枕戈待旦，但最后发现是虚惊一场，甚至成为网上的笑料。
缺乏台风预报经验是预报不准的原因之一。“预报经验极其重要。否则在极端天气事件面前，未经‘世故’的预报员很容易‘心中无数’。”孙军说。
2012年“7·21”北京特大暴雨的预报也出现过比较明显的偏差。作为当时的值班首席，孙军觉得没有做出较准确的降水量级预报，心里十分沉重。
“当时我们报的24小时最大降雨量约为150毫米，但实况监测显示，这个数值已经超过了400毫米。”谈及当时的预报偏差，孙军直言，那时的他们还“不太敢报”。
历史上，北京几乎没有出现过这么强的极端降雨，超过100毫米的降雨都很少。可想而知，预报员缺乏这类强降雨的预报经验。此外，预报员尚未完全掌握极端暴雨复杂的机理和影响因素。不过，在孙军看来，在当时的预报技术水平下，他们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好了。
“毕竟预报经验和水平都有限，我们在预报时非常慎重。即使看到有强暴雨的可能，也不敢贸然做判断，不会轻易报这么大的降雨量。”孙军说，有了多次极端降水预报经验，对于今年北京的几场暴雨预报，他们做到了“心中有数”。
即使“心中有数”，每当遇到较大天气过程时，当值的预报员仍旧吃不好、睡不好。“报了一场大雨，我们预报员其实是希望它能下来的。没下来，我们心里很焦虑。”
半夜睡不着，预报员经常会找把椅子坐在阳台上，仰头望着天，等雨来。
报得准太难了，这让预报员又焦虑又纠结。
2017年7月，吉林永吉县出现极端强降水过程，暴雨引发洪水。紧张的时刻出现了，水库眼看就要满了，需要作出紧急判断，是否进行炸坝分洪。如果炸坝，要提前部署水库下游防御措施及人员疏散转移。
“当时，我们估计如果未来的24小时降雨量超过40毫米，就得炸坝。”面前的路非常清晰，只需要判断降雨量会不会超过40毫米，而他们必须在短时间内迅速拍板。
“事情变得简单又困难。”这是孙军遇到最难的预报之一，事关重大，他反复分析着各种资料图，“结论必须尽量做到准确”。
经过中央气象台、吉林省气象台、吉林市气象台所有预报员的不断会商，最后，他们作出降雨量不会超过40毫米的预报判断，这也避免了炸坝带来的影响。
今非昔比，“方程”亦难解
“预报明天有大暴雨，到底几点下？”
“水库那边雨会有多大？”
“果园这里会下冰雹吗？”
……
大到国家工程的生产建设，小到百姓的工作生活，人们对天气预警预报水平的提高寄予更多期待。不管是台风预报，还是极端降水预报，预报员身上都扛着压力。这种压力从他们步入这个岗位起就开始了。
“就目前预报技术而言，很难满足需求。”孙军向《中国科学报》坦言，跟过去相比，现在的预报比以前进步了很多。
“天气预报怎么做？就是搜集大量的气象数据，利用数学方法求解未来天气的‘方程式’。”
1989年，孙军参加工作时，全国的气象观测站也就有2000个左右，能获得的观测资料非常有限。就拿卫星资料来说，预报员也仅依靠日本和美国的气象卫星云图分析天气系统，能看的只不过是几张打印的云图照片。数值预报资料更加有限，可参考的数值预报模式很少，而且基本不提供降水预报。
“没有足够的数据资料，我们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孙军的话语中透出了些许无奈。
现在，我国已拥有世界上在轨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气象卫星，自动气象站达6万多个，数量、密度位居世界首位，气象资料的密集程度非常可观。但这些都无法保证天气预报完全准确。利用数值模式预报产品，结合预报员自身的主观经验，这是当前预报员开展预报业务的主要手段。
“天气预报不是纯确定性的工程技术，不能做到精准预报，预报员需要依靠自身经验修正数值预报的结果，这里存在很强的个体主观性。”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教授肖天贵表示。
天气预报员需有“科味”
“要鼓励培养科研型天气预报人才！”
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气动力和数值预报专家李泽椿日前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特别提出的建议。
在李泽椿看来，“预报员是战斗在第一线的人，如果他们在面对一手数据时，能针对现实问题即时研究、即时判断，那将是一支非常重要的生力军”。
当前，气象预报体系以数值天气预报模式为核心。肖天贵表示，数值模式不可替代，但其也呈现出难以克服的不完整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更加需要气象预报员注重研究性思维。
“尤其在面对一些极端天气的新特征、新形势、新要素时，对预报人员的准确判断和及时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数值模式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副院长陈耀登说。只有对特殊个例进行研究总结，深入理解其中原理机制，才能寻找相应的预报着眼点，不断改进模式预报系统，进而提高预报能力。
从实践中获得的研究成果往往是数值模式无法反映的，却为预报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
比如，孙军等人通过对北京2012年“7·21”特大暴雨的实况诊断和极端性成因分析，提出了通过气象要素的异常表现来诊断和预报极端降雨的方法，并给出了华北暖区暴雨发生发展条件和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为预报员建立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提供了重要参考，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数值模式作出了订正。
“两张皮”掣肘 改革进行时
专家们坦承，在预报领域，科研与业务“两张皮”的现象还十分严重。
以数值天气预报为例，相关研究显示，中国论文产出量排名全球第5。科研院所和高校是数值天气预报领域的主力军，但论文的影响力普遍偏低，且与国际上主要数值天气预报业务中心相比，中国的全球预报能力和技术尚有差距。
事实上，我国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不乏具有应用价值的科技成果，但多数研究尚未得到应用。谈及原因，陈耀登认为，这和高校和科研院所“重论文”的科研评价机制有直接关系。在李泽椿看来，更重要的是缺乏应用平台，导致这些成果停留在论文层面，未能引领并驱动业务发展。
此外，肖天贵介绍，高校气象专业教师多为从学校到学校，博士毕业便就职教师岗位。没有业务实践经历，便很难把握研究的应用性。
另一方面，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室主任张恒德指出，虽然现在大多数预报员都在业务和科研两手抓，但实际上预报员提出和解决科学问题的动力和能力仍然不足。预报员面临着繁重的预报服务例行任务，预报难度大，他们自觉提炼科学问题的能动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
“预报员岗位特别辛苦，相对不易出成果，职称晋升压力大，很多学生毕业后可能会选择其它相对轻松且易出成果的岗位。”陈耀登表示，这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2011年，中国气象局成立了首批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围绕台风、暴雨、强对流3个专业领域分别组建了3支专家团队。
2019年，中国气象局提出“研究型业务”发展思路，计划逐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科技创新驱动业务发展，以业务需求牵引科学技术进步。
同时，气象事业的能力和水平取决于集体的技术累积研究，而不是个人能力。
据中国气象局消息，有关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的相关研究内容正在改革计划中，将增加气候变化等研究方向。除了解决以上预报难题，团队还将加强预报技术的开发和研究，根据模式偏差和数据产品的实际应用，开发新算法，做出新型预报产品。#天气预报# https://t.cn/A6MVTGR4
他们的工作，既能告诉你明天要不要带伞、需不需添衣，有时也决定水库要不要炸坝泄洪、村庄需不需全员撤离、城市该不该暂时“停摆”未雨绸缪。
凌晨4点，中央气象台预报大厅。
此时北京的天空依旧暗沉，离破晓还有一段时间。
电脑前，孙军正在查看雷达回波图，画着降水量预报图，来回对比分析各种天气资料。
作为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他需要指导早间天气公报，审核签发暴雨预警。
电话不停地响，不断有同事拿材料向他询问……
而这仅仅是一天工作的开始。接下来，孙军要准备每天8点“雷打不动”的全国天气会商，与重点地区的预报员会商天气趋势，并审核各种预报产品，向决策服务部门提供预报材料，应对媒体记者采访……同时，他还要时刻关注并调阅各类天气图，组织天气会商，与同事一起分析和判断天气形势。
“每一次天气过程下来，都感觉像打了一场仗。”孙军说。
这是一份特殊的职业。因为天气变化分分秒秒变幻莫测、从不停歇。
偏不得，错不得
2019年8月10日凌晨两点，台风“利奇马”在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心预报员向纯怡是当天大夜班的预报员。“那晚整个中央气象台大楼灯火通明，大家紧盯着屏幕，几乎整晚没有休息。”她回忆说。
通宵达旦，对所有预报员来说是家常便饭。虽然可以白班、小夜、大夜三班倒，但他们一直“闻天而动”，随时到岗。尤其在4~9月汛期、7~9月台风活跃时期、重大事件或活动的气象保障期，以及较高灾害性天气预警级别情况下，他们几乎连轴转。预报大厅里的氛围更是紧张凝重。
向纯怡几乎全程参与了“利奇马”的预报工作。她说，那几天承受的压力如泰山压顶般令人窒息。
“我们的每一句预报结论、每一次预报调整都可能影响防灾减灾部署。偏不得、错不得。”
与其他预报不同，台风预报还有一项特殊任务——与国际接轨。“我们需要在每天的8个预报时次，定时向国际发报。”
向纯怡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观测平台上，预报员需要紧盯地面观测数据、雷达数据和卫星云图资料的实时更新。在仔细分析数据的基础上，当值预报员需要每3个小时滚动做一次台风路径、强度预报，并在整时整点对外发报，不得有任何拖沓滞后。
“我的心情就像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为国争光一样。因为向国际发布台风预报，代表着我们国家的官方预报水平。”向纯怡说。
没有完美的预报
预报总会存在偏差，偏差小则表示预报做得好。尤其是强天气过程，预报难度非常大，极容易出现偏差。
2005年的台风“麦莎”就因预报失误一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当时，预报“麦莎”将给北京带来“十年来最大暴雨”，使全城上下枕戈待旦，但最后发现是虚惊一场，甚至成为网上的笑料。
缺乏台风预报经验是预报不准的原因之一。“预报经验极其重要。否则在极端天气事件面前，未经‘世故’的预报员很容易‘心中无数’。”孙军说。
2012年“7·21”北京特大暴雨的预报也出现过比较明显的偏差。作为当时的值班首席，孙军觉得没有做出较准确的降水量级预报，心里十分沉重。
“当时我们报的24小时最大降雨量约为150毫米，但实况监测显示，这个数值已经超过了400毫米。”谈及当时的预报偏差，孙军直言，那时的他们还“不太敢报”。
历史上，北京几乎没有出现过这么强的极端降雨，超过100毫米的降雨都很少。可想而知，预报员缺乏这类强降雨的预报经验。此外，预报员尚未完全掌握极端暴雨复杂的机理和影响因素。不过，在孙军看来，在当时的预报技术水平下，他们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好了。
“毕竟预报经验和水平都有限，我们在预报时非常慎重。即使看到有强暴雨的可能，也不敢贸然做判断，不会轻易报这么大的降雨量。”孙军说，有了多次极端降水预报经验，对于今年北京的几场暴雨预报，他们做到了“心中有数”。
即使“心中有数”，每当遇到较大天气过程时，当值的预报员仍旧吃不好、睡不好。“报了一场大雨，我们预报员其实是希望它能下来的。没下来，我们心里很焦虑。”
半夜睡不着，预报员经常会找把椅子坐在阳台上，仰头望着天，等雨来。
报得准太难了，这让预报员又焦虑又纠结。
2017年7月，吉林永吉县出现极端强降水过程，暴雨引发洪水。紧张的时刻出现了，水库眼看就要满了，需要作出紧急判断，是否进行炸坝分洪。如果炸坝，要提前部署水库下游防御措施及人员疏散转移。
“当时，我们估计如果未来的24小时降雨量超过40毫米，就得炸坝。”面前的路非常清晰，只需要判断降雨量会不会超过40毫米，而他们必须在短时间内迅速拍板。
“事情变得简单又困难。”这是孙军遇到最难的预报之一，事关重大，他反复分析着各种资料图，“结论必须尽量做到准确”。
经过中央气象台、吉林省气象台、吉林市气象台所有预报员的不断会商，最后，他们作出降雨量不会超过40毫米的预报判断，这也避免了炸坝带来的影响。
今非昔比，“方程”亦难解
“预报明天有大暴雨，到底几点下？”
“水库那边雨会有多大？”
“果园这里会下冰雹吗？”
……
大到国家工程的生产建设，小到百姓的工作生活，人们对天气预警预报水平的提高寄予更多期待。不管是台风预报，还是极端降水预报，预报员身上都扛着压力。这种压力从他们步入这个岗位起就开始了。
“就目前预报技术而言，很难满足需求。”孙军向《中国科学报》坦言，跟过去相比，现在的预报比以前进步了很多。
“天气预报怎么做？就是搜集大量的气象数据，利用数学方法求解未来天气的‘方程式’。”
1989年，孙军参加工作时，全国的气象观测站也就有2000个左右，能获得的观测资料非常有限。就拿卫星资料来说，预报员也仅依靠日本和美国的气象卫星云图分析天气系统，能看的只不过是几张打印的云图照片。数值预报资料更加有限，可参考的数值预报模式很少，而且基本不提供降水预报。
“没有足够的数据资料，我们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孙军的话语中透出了些许无奈。
现在，我国已拥有世界上在轨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气象卫星，自动气象站达6万多个，数量、密度位居世界首位，气象资料的密集程度非常可观。但这些都无法保证天气预报完全准确。利用数值模式预报产品，结合预报员自身的主观经验，这是当前预报员开展预报业务的主要手段。
“天气预报不是纯确定性的工程技术，不能做到精准预报，预报员需要依靠自身经验修正数值预报的结果，这里存在很强的个体主观性。”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教授肖天贵表示。
天气预报员需有“科味”
“要鼓励培养科研型天气预报人才！”
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气动力和数值预报专家李泽椿日前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特别提出的建议。
在李泽椿看来，“预报员是战斗在第一线的人，如果他们在面对一手数据时，能针对现实问题即时研究、即时判断，那将是一支非常重要的生力军”。
当前，气象预报体系以数值天气预报模式为核心。肖天贵表示，数值模式不可替代，但其也呈现出难以克服的不完整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更加需要气象预报员注重研究性思维。
“尤其在面对一些极端天气的新特征、新形势、新要素时，对预报人员的准确判断和及时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数值模式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副院长陈耀登说。只有对特殊个例进行研究总结，深入理解其中原理机制，才能寻找相应的预报着眼点，不断改进模式预报系统，进而提高预报能力。
从实践中获得的研究成果往往是数值模式无法反映的，却为预报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
比如，孙军等人通过对北京2012年“7·21”特大暴雨的实况诊断和极端性成因分析，提出了通过气象要素的异常表现来诊断和预报极端降雨的方法，并给出了华北暖区暴雨发生发展条件和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为预报员建立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提供了重要参考，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数值模式作出了订正。
“两张皮”掣肘 改革进行时
专家们坦承，在预报领域，科研与业务“两张皮”的现象还十分严重。
以数值天气预报为例，相关研究显示，中国论文产出量排名全球第5。科研院所和高校是数值天气预报领域的主力军，但论文的影响力普遍偏低，且与国际上主要数值天气预报业务中心相比，中国的全球预报能力和技术尚有差距。
事实上，我国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不乏具有应用价值的科技成果，但多数研究尚未得到应用。谈及原因，陈耀登认为，这和高校和科研院所“重论文”的科研评价机制有直接关系。在李泽椿看来，更重要的是缺乏应用平台，导致这些成果停留在论文层面，未能引领并驱动业务发展。
此外，肖天贵介绍，高校气象专业教师多为从学校到学校，博士毕业便就职教师岗位。没有业务实践经历，便很难把握研究的应用性。
另一方面，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室主任张恒德指出，虽然现在大多数预报员都在业务和科研两手抓，但实际上预报员提出和解决科学问题的动力和能力仍然不足。预报员面临着繁重的预报服务例行任务，预报难度大，他们自觉提炼科学问题的能动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
“预报员岗位特别辛苦，相对不易出成果，职称晋升压力大，很多学生毕业后可能会选择其它相对轻松且易出成果的岗位。”陈耀登表示，这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2011年，中国气象局成立了首批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围绕台风、暴雨、强对流3个专业领域分别组建了3支专家团队。
2019年，中国气象局提出“研究型业务”发展思路，计划逐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科技创新驱动业务发展，以业务需求牵引科学技术进步。
同时，气象事业的能力和水平取决于集体的技术累积研究，而不是个人能力。
据中国气象局消息，有关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的相关研究内容正在改革计划中，将增加气候变化等研究方向。除了解决以上预报难题，团队还将加强预报技术的开发和研究，根据模式偏差和数据产品的实际应用，开发新算法，做出新型预报产品。#天气预报# https://t.cn/A6MVTG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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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京皇城老胡同再现千年城市肌理
秋日的午后，艳阳把盛京皇城里的红墙、灰瓦和青砖晒得热热的，影子也因此变得短短的。阳光洒落在窄窄的胡同里，形成斑驳的树影。偶有漫步的路人，伴着叩击石砖的脆音，仿佛在和这座拥有古老历史的城市交谈。
探寻一个城市的历史，最好的方法是走走街、串串巷。
走在那些充满历史底蕴和故事的巷陌，如同穿越到了旧时，感受那年、那月的生活百态，更感叹时光的流逝。和北京的南锣鼓巷、南京的乌衣巷一样，沈河区盛京皇城内的老胡同是沈阳市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它们历经岁月变迁，至今仍展现着独特的韵味。
这次，我们专程邀请到了沈阳市著名的文化学者、沈河区历史建筑遗址普查专家张超，陪我们到盛京皇城的胡同里走一走看一看，听听皇城里的胡同故事。
沈阳六大片区深度游记（四）
01 盛京皇城胡同的前世今生
胡同，原本是“胡图格”的译音。
作为闻名遐迩的历史文化名城，沈阳市因地处古沈水（今浑河）之北而得名。公元前300年左右，大将军秦开在这里设立了候城，至今沈阳的建城史已有2300年。
盛京皇城地处沈阳城区的中心地带。从战国时期起，这里就是中心区域，明末开始大规模建设，并逐步形成今日的格局，这里是沈阳的“建城之始、立都之根、文化之源”，是沈阳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支撑，至今保存着“城方廓圆，坛城形制，宥城融合，八门八关”的空间特色。
而“胡同”一词是满语蒙语的合成译音，“胡图格”。翻译成汉语的意思为“井沿”“井边”。因为人类逐水而居，在有水源的地方开始聚众而居，进而形成了小街小巷这样的城市基础性网格。
而盛京皇城胡同的繁衍则伴随着盛京古城的成长。史料记载，民国时沈阳市共有大大小小、长长短短、宽窄不一的胡同总计3000多条，其中沈河区就有1000多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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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5年，老汗王努尔哈赤将后金都城迁到了这里，先是建立了自己的居所罕王宫、大政殿和十王亭。紧接着，八旗首领以此为中心，陆续建造了各自的王府。然后，有了八大门，有了正阳街、朝阳街、沈阳路、盛京路这样的井字形街路，九宫格状的都城初具规模。不过，那时候皇城地区居住的多是八旗贵族，并没有多少胡同。
胡同的盛况出现在清代中晚期、特别是民国时期。随着满汉文化的不断相融，盛京皇城地区开始有了汉族居民。然后，以故宫为中心，普通的市井人家选择了皇城里的小巷作为居住之所，这些小巷就是现在的胡同。
这些胡同如同盛京古城一条隽永的血脉，静静地盘亘在城内，显示着古城鲜活的肌理。
给胡同起名也是门学问。
盛京皇城里的胡同看起来包罗万象：翰墨轩巷、头条胡同、官局子胡同、孙祖庙胡同、纸行胡同……光看名字，就知道这些胡同拥有着丰富的社会风俗、深厚的传统文化和令人难忘的历史故事。
民国时期，皇城地区能够叫得上名字的胡同多达500多条。直至1957年，这里还有115条胡同。像比较知名的头条胡同、二条胡同等，也有只居住了十户八户人家、诸如耳朵眼儿这样的小胡同。
提到这些老胡同的名字，虽说看着让人眼花缭乱，但细一分析，还是有其内在的规律的，说来也是门学问。这其中既有江河湖海、山川日月、人物姓氏、市场商品、工厂作坊等，名目繁多。
如以宫坛寺庙命名的，山东庙巷、万宝寺巷等；以行业命名的，铜行胡同、纸行胡同、甘石桥巷、勒石胡同、翰墨轩巷；以附近建筑命名的，红袍巷、孙祖庙胡同；以人物姓氏命名的，翰林胡同、贾记头条胡同；以衙署官方机构命名的，官局子胡同；以数量词命名的，贾记头条胡同、贾记二条胡同、贾记三条胡同等。
当时，翰墨轩巷是较有名气的乐器一条街，铜行胡同则是制作铜锡器皿手工艺人的天下……在这里，满汉文化相融；本地人和闯关东的外地人一起创业、奋斗；不同职业、不同经历的人们共同见证、诉说着各自的人生故事。
02 三条特色老胡同的传说
贾记头条胡同
现在盛京皇城内的中央里文化旅游景区的位置就是“贾记头条胡同”。其实，它原来的名字叫“丁家胡同”。可后来为啥叫“贾记头条胡同”了呢？这里面有段故事。
有一年年根儿底下，家家户户都张罗着过年，可丁家胡同的丁老汉却愁得不行，因为债主又来逼债了。丁老汉越想心越窄，他找根麻绳，心想干脆上吊死了算了。
说时迟那时快，丁老汉刚把脖子伸进麻绳，就被一高个壮汉给救了。救丁老汉的人姓贾，人称贾大个儿，是个热心肠。
丁老汉一看自己没死了，也就不寻短见了。他把自己的救命恩人贾大个儿领回家，想招待恩人吃顿饭。过年了，家家都得包饺子啊，可丁老汉家实在太穷了，只好拿出仅剩的苞米面儿，准备和面包饺子。
因为没有桌子，丁老汉就在水缸盖子上剁起了馅。哪知没剁几下，水缸就塌了，水洒了一地。这还不算，水缸下面还压出了一个大洞。全家人七手八脚地想把水缸从洞里抬出来。可没想到，下面露出一个罐子。丁老汉把罐子打开一看，里面满满一罐金子！
有了这罐金子，丁老汉一家渡过难关。而救他一命的贾大个儿随后在此地娶妻生子，两家人和睦相处，亲如一家。再后来，贾家生意越做越兴旺。久而久之，胡同的人几乎都姓贾了，人们就把原来的“丁家胡同”改名为“贾记头条胡同”。
孙祖庙胡同
皮行胡同里有个老冀头，人老实厚道，皮活手艺也没得说。所以老冀头的生意在皮行里数一数二，往往都是他家的皮货卖完了，别家的皮货才能卖出去。大家伙儿都琢磨：这老冀头生意这么好，有啥诀窍呢？
话说皮行胡同还有个年轻小伙，排行老六，人称“六儿”。六儿通过观察发现：老冀头一到天黑就早早关门，从来也不逛大街闲串门。他琢磨：这老头儿在家里干什么呢？这里头一定有文章。
有一天晚上，六儿出于好奇，翻上老冀头家的墙头。他悄悄往里一看，一下愣住了。原来，老冀头桌上供了一尊神像，正在那烧香叩头呢。六儿因为看得太投入了，一不小心从墙头栽了下来，跌到老冀头家院子里了。
老冀头一看瞒不住了，就告诉了六儿事情的原委。原来，皮活行业的祖师爷是孙膑。2000多年前，他受膑刑后，为了给受伤的腿保暖，就发明了皮靴。因此，老冀头每天晚上都会在家中供奉孙膑祖师爷，愿祖师爷保佑他这个穷皮匠。
六儿一听就明白了，原来老冀头皮匠活做得这么好，是孙膑祖师爷保佑的结果。要是咱们皮行胡同修一座孙祖庙，天天供奉着祖师爷，那咱们皮行的买卖也一定能越做越好。
就这样，第二天早上，六儿就走东家串西家，把老冀头供奉孙膑祖师爷的事讲给大家听。最终，皮行胡同里的皮匠们凑足了钱，请人修起了孙祖庙。自从这座庙修起来以后，皮行的买卖就真的越来越兴隆了。
因此，孙祖庙坐落的地方，就取名为“孙祖庙胡同”了。
耳朵眼儿胡同
说起“耳朵眼儿胡同”这个名字，还和民国时期的张作霖有关呢。
作为昔日盛京八景之一的四平灯会远近闻名。“四平观走马，三日万巷空”，清顺治入关定都北京，作为陪都的沈阳与北京都会举办灯会。到清代光绪、宣统年间，当年的四平街（现在的中街）成为盛京最兴旺发达的商业街，每年元宵节，四平街都会举办灯市，整条街彩灯遍张，争奇斗艳，观灯者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话说有一年，张作霖也想去逛逛热闹的四平灯会。于是他脱下官服，换上便装，出门看灯去了。
众所周知，张作霖身材又瘦又小。四平灯会实在太热闹、人实在太多了，看灯的人摩肩接踵，他也只能跟着人群走走停停。最终，张作霖被挤到了一个小胡同里。人多再加上越走越挤，张大帅顿时来了脾气，他跺着脚大叫：“奶奶的，把老子都挤到耳朵眼儿里啦！”于是这条小小的胡同就被命名为“耳朵眼儿胡同”。
过去的中街叫“四平街”，这条有着近400年历史的老街昔日流金淌银，承载着盛京城的历史与文脉。大家现在看到的中街文商旅融合发展，已经是第4次改造的结果了。近日，商务部将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路、沈阳中街等6条步行街，确认为第二批“全国示范步行街”。
别看现在的中街宽敞整洁漂亮，在过去却有“隔街点火”这一说法。因为中街实在太窄了，马路这边的店铺老板想抽旱烟却没带火。于是，他把烟袋杆一伸，让对面店铺里的伙计帮忙把火给点上。俩人隔街烟袋杆一对，就把火点着了。而整条中街都那么窄，所以有“耳朵眼儿”那么点儿的胡同就不足为奇了。
走在那些充满历史底蕴和故事的巷陌，如同穿越到了旧时，感受那年、那月的生活百态，更感叹时光的流逝。
03 恢复古城肌理
还原城市风骨
据沈河区相关负责人透露，未来的中街和中街胡同的改造利用，将围绕区域性文化创意中心建设为目标，深耕“文化+”理念，突出盛京文化、民国文化、红色文化等特色符号和特色文化元素的挖掘，逐渐恢复盛京皇城肌理，还原城市风骨，力求营造一个回味历史、展望未来的特色空间。
今年，沈河正在着手编制《盛京老胡同》一书，全面展示500条盛京老胡同的民俗风貌。
如今，我们欣喜地看到：到盛京皇城的游客们，已不仅仅流连于故宫、帅府和百年老街中街，他们更愿意逛逛这里的大小胡同，摸摸古老砖墙、看看遗址符号，探寻那些深藏在胡同、古建筑背后的故事。
盛京皇城老胡同再现千年城市肌理
秋日的午后，艳阳把盛京皇城里的红墙、灰瓦和青砖晒得热热的，影子也因此变得短短的。阳光洒落在窄窄的胡同里，形成斑驳的树影。偶有漫步的路人，伴着叩击石砖的脆音，仿佛在和这座拥有古老历史的城市交谈。
探寻一个城市的历史，最好的方法是走走街、串串巷。
走在那些充满历史底蕴和故事的巷陌，如同穿越到了旧时，感受那年、那月的生活百态，更感叹时光的流逝。和北京的南锣鼓巷、南京的乌衣巷一样，沈河区盛京皇城内的老胡同是沈阳市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它们历经岁月变迁，至今仍展现着独特的韵味。
这次，我们专程邀请到了沈阳市著名的文化学者、沈河区历史建筑遗址普查专家张超，陪我们到盛京皇城的胡同里走一走看一看，听听皇城里的胡同故事。
沈阳六大片区深度游记（四）
01 盛京皇城胡同的前世今生
胡同，原本是“胡图格”的译音。
作为闻名遐迩的历史文化名城，沈阳市因地处古沈水（今浑河）之北而得名。公元前300年左右，大将军秦开在这里设立了候城，至今沈阳的建城史已有2300年。
盛京皇城地处沈阳城区的中心地带。从战国时期起，这里就是中心区域，明末开始大规模建设，并逐步形成今日的格局，这里是沈阳的“建城之始、立都之根、文化之源”，是沈阳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支撑，至今保存着“城方廓圆，坛城形制，宥城融合，八门八关”的空间特色。
而“胡同”一词是满语蒙语的合成译音，“胡图格”。翻译成汉语的意思为“井沿”“井边”。因为人类逐水而居，在有水源的地方开始聚众而居，进而形成了小街小巷这样的城市基础性网格。
而盛京皇城胡同的繁衍则伴随着盛京古城的成长。史料记载，民国时沈阳市共有大大小小、长长短短、宽窄不一的胡同总计3000多条，其中沈河区就有1000多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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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5年，老汗王努尔哈赤将后金都城迁到了这里，先是建立了自己的居所罕王宫、大政殿和十王亭。紧接着，八旗首领以此为中心，陆续建造了各自的王府。然后，有了八大门，有了正阳街、朝阳街、沈阳路、盛京路这样的井字形街路，九宫格状的都城初具规模。不过，那时候皇城地区居住的多是八旗贵族，并没有多少胡同。
胡同的盛况出现在清代中晚期、特别是民国时期。随着满汉文化的不断相融，盛京皇城地区开始有了汉族居民。然后，以故宫为中心，普通的市井人家选择了皇城里的小巷作为居住之所，这些小巷就是现在的胡同。
这些胡同如同盛京古城一条隽永的血脉，静静地盘亘在城内，显示着古城鲜活的肌理。
给胡同起名也是门学问。
盛京皇城里的胡同看起来包罗万象：翰墨轩巷、头条胡同、官局子胡同、孙祖庙胡同、纸行胡同……光看名字，就知道这些胡同拥有着丰富的社会风俗、深厚的传统文化和令人难忘的历史故事。
民国时期，皇城地区能够叫得上名字的胡同多达500多条。直至1957年，这里还有115条胡同。像比较知名的头条胡同、二条胡同等，也有只居住了十户八户人家、诸如耳朵眼儿这样的小胡同。
提到这些老胡同的名字，虽说看着让人眼花缭乱，但细一分析，还是有其内在的规律的，说来也是门学问。这其中既有江河湖海、山川日月、人物姓氏、市场商品、工厂作坊等，名目繁多。
如以宫坛寺庙命名的，山东庙巷、万宝寺巷等；以行业命名的，铜行胡同、纸行胡同、甘石桥巷、勒石胡同、翰墨轩巷；以附近建筑命名的，红袍巷、孙祖庙胡同；以人物姓氏命名的，翰林胡同、贾记头条胡同；以衙署官方机构命名的，官局子胡同；以数量词命名的，贾记头条胡同、贾记二条胡同、贾记三条胡同等。
当时，翰墨轩巷是较有名气的乐器一条街，铜行胡同则是制作铜锡器皿手工艺人的天下……在这里，满汉文化相融；本地人和闯关东的外地人一起创业、奋斗；不同职业、不同经历的人们共同见证、诉说着各自的人生故事。
02 三条特色老胡同的传说
贾记头条胡同
现在盛京皇城内的中央里文化旅游景区的位置就是“贾记头条胡同”。其实，它原来的名字叫“丁家胡同”。可后来为啥叫“贾记头条胡同”了呢？这里面有段故事。
有一年年根儿底下，家家户户都张罗着过年，可丁家胡同的丁老汉却愁得不行，因为债主又来逼债了。丁老汉越想心越窄，他找根麻绳，心想干脆上吊死了算了。
说时迟那时快，丁老汉刚把脖子伸进麻绳，就被一高个壮汉给救了。救丁老汉的人姓贾，人称贾大个儿，是个热心肠。
丁老汉一看自己没死了，也就不寻短见了。他把自己的救命恩人贾大个儿领回家，想招待恩人吃顿饭。过年了，家家都得包饺子啊，可丁老汉家实在太穷了，只好拿出仅剩的苞米面儿，准备和面包饺子。
因为没有桌子，丁老汉就在水缸盖子上剁起了馅。哪知没剁几下，水缸就塌了，水洒了一地。这还不算，水缸下面还压出了一个大洞。全家人七手八脚地想把水缸从洞里抬出来。可没想到，下面露出一个罐子。丁老汉把罐子打开一看，里面满满一罐金子！
有了这罐金子，丁老汉一家渡过难关。而救他一命的贾大个儿随后在此地娶妻生子，两家人和睦相处，亲如一家。再后来，贾家生意越做越兴旺。久而久之，胡同的人几乎都姓贾了，人们就把原来的“丁家胡同”改名为“贾记头条胡同”。
孙祖庙胡同
皮行胡同里有个老冀头，人老实厚道，皮活手艺也没得说。所以老冀头的生意在皮行里数一数二，往往都是他家的皮货卖完了，别家的皮货才能卖出去。大家伙儿都琢磨：这老冀头生意这么好，有啥诀窍呢？
话说皮行胡同还有个年轻小伙，排行老六，人称“六儿”。六儿通过观察发现：老冀头一到天黑就早早关门，从来也不逛大街闲串门。他琢磨：这老头儿在家里干什么呢？这里头一定有文章。
有一天晚上，六儿出于好奇，翻上老冀头家的墙头。他悄悄往里一看，一下愣住了。原来，老冀头桌上供了一尊神像，正在那烧香叩头呢。六儿因为看得太投入了，一不小心从墙头栽了下来，跌到老冀头家院子里了。
老冀头一看瞒不住了，就告诉了六儿事情的原委。原来，皮活行业的祖师爷是孙膑。2000多年前，他受膑刑后，为了给受伤的腿保暖，就发明了皮靴。因此，老冀头每天晚上都会在家中供奉孙膑祖师爷，愿祖师爷保佑他这个穷皮匠。
六儿一听就明白了，原来老冀头皮匠活做得这么好，是孙膑祖师爷保佑的结果。要是咱们皮行胡同修一座孙祖庙，天天供奉着祖师爷，那咱们皮行的买卖也一定能越做越好。
就这样，第二天早上，六儿就走东家串西家，把老冀头供奉孙膑祖师爷的事讲给大家听。最终，皮行胡同里的皮匠们凑足了钱，请人修起了孙祖庙。自从这座庙修起来以后，皮行的买卖就真的越来越兴隆了。
因此，孙祖庙坐落的地方，就取名为“孙祖庙胡同”了。
耳朵眼儿胡同
说起“耳朵眼儿胡同”这个名字，还和民国时期的张作霖有关呢。
作为昔日盛京八景之一的四平灯会远近闻名。“四平观走马，三日万巷空”，清顺治入关定都北京，作为陪都的沈阳与北京都会举办灯会。到清代光绪、宣统年间，当年的四平街（现在的中街）成为盛京最兴旺发达的商业街，每年元宵节，四平街都会举办灯市，整条街彩灯遍张，争奇斗艳，观灯者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话说有一年，张作霖也想去逛逛热闹的四平灯会。于是他脱下官服，换上便装，出门看灯去了。
众所周知，张作霖身材又瘦又小。四平灯会实在太热闹、人实在太多了，看灯的人摩肩接踵，他也只能跟着人群走走停停。最终，张作霖被挤到了一个小胡同里。人多再加上越走越挤，张大帅顿时来了脾气，他跺着脚大叫：“奶奶的，把老子都挤到耳朵眼儿里啦！”于是这条小小的胡同就被命名为“耳朵眼儿胡同”。
过去的中街叫“四平街”，这条有着近400年历史的老街昔日流金淌银，承载着盛京城的历史与文脉。大家现在看到的中街文商旅融合发展，已经是第4次改造的结果了。近日，商务部将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路、沈阳中街等6条步行街，确认为第二批“全国示范步行街”。
别看现在的中街宽敞整洁漂亮，在过去却有“隔街点火”这一说法。因为中街实在太窄了，马路这边的店铺老板想抽旱烟却没带火。于是，他把烟袋杆一伸，让对面店铺里的伙计帮忙把火给点上。俩人隔街烟袋杆一对，就把火点着了。而整条中街都那么窄，所以有“耳朵眼儿”那么点儿的胡同就不足为奇了。
走在那些充满历史底蕴和故事的巷陌，如同穿越到了旧时，感受那年、那月的生活百态，更感叹时光的流逝。
03 恢复古城肌理
还原城市风骨
据沈河区相关负责人透露，未来的中街和中街胡同的改造利用，将围绕区域性文化创意中心建设为目标，深耕“文化+”理念，突出盛京文化、民国文化、红色文化等特色符号和特色文化元素的挖掘，逐渐恢复盛京皇城肌理，还原城市风骨，力求营造一个回味历史、展望未来的特色空间。
今年，沈河正在着手编制《盛京老胡同》一书，全面展示500条盛京老胡同的民俗风貌。
如今，我们欣喜地看到：到盛京皇城的游客们，已不仅仅流连于故宫、帅府和百年老街中街，他们更愿意逛逛这里的大小胡同，摸摸古老砖墙、看看遗址符号，探寻那些深藏在胡同、古建筑背后的故事。
#聚焦宣城市第五次党代会# 【“宣城+”②】又是菊黄蟹肥时。“起螃蟹喽！”一大早，江苏南京高淳区的客商就来到一水之隔的安徽宣城市宣州区蒋山村，上门收螃蟹。今年行情不错，村里的养蟹户史小云乐得合不拢嘴：“三两的母蟹已经卖到100元一斤，收成好着哩！”
这是水乡的收获季。山乡绩溪荆州，同样迎来丰收，眼下正值山核桃开杆。“竹竿摇，满地金。今年核桃产量高过往年，小核桃成了全乡村民的‘致富果’。”村民胡小峰看着挎篮里的“金疙瘩”，掩不住的喜悦，溢于言表。
今天，恰逢第四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五谷丰登、瓜果飘香，稻薮卷起千层浪，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斑斓画卷在宣城大地徐徐铺展……
铆足干劲秋风起，晒秋忙。眼下，在绩溪县家朋村，心灵手巧的村民，正以阳台、屋顶为画板，以辣椒、玉米、柿子等农作物为画笔，绘制出了梯田里最诗意的秋天。“春天赏油菜，秋冬看‘晒秋’，我们村一年四季游客不断！”说及村里的变化，村民许利的话止不住往外冒。他是当地一家民宿的店掌柜，如今依托当地乡村旅游，每年收入近30万元。
如今的家朋村，光农家乐就开了52家。乡村旅游不但给村子带来了人气，也带来了财气，当地山核桃、笋干等土特产的畅销，更是让家家户户吃上了“旅游饭”。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络绎游人纷沓来”，说的是家朋的发展路径，描绘的却是宣城的乡村巨变。“以前螃蟹都是零星散养，品质跟不上，销售也吃力。”蒋山村党总支书记程春六坦言，如今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滞销到畅销，这还得从规模化的生态养殖说起。近年来，蒋山村把河蟹养殖作为主导产业来抓，将3500亩水塘进行升级改造，有了远程增氧、智能投喂、水质调节、病虫害防治等科技加持，蟹农从“会”养蟹到“慧”养蟹，螃蟹个个质优味美。
产业发展前景好，村民干劲自然足。现在的蒋山村，还实施了鱼虾蟹混合养殖，种苗繁育、电子商务等相关行业随之兴起，不少农户也因蟹“翻身”，很多村民每年纯收入都在6万元以上。
乡村要振兴，产业要先行。近年来，宣城坚持农村产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单一农业”向“三产融合”发展转变，重点培育茶叶、水稻等特色优势产业，连续5年粮食总产量突破126万吨，累计建成192万亩高标准农田，全市农产品加工产值达1016亿元。宣城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胡旭华介绍，立足于好资源好生态，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推进农区变景区、田园变公园、农房变客房。目前，宣城市创成省级休闲农业示范园区25家，创成省乡村旅游示范村25个、省优秀旅游乡镇37个。
鼓足闯劲 一座山、一块地、一片湖能实现“存取”还能变现？这在旌德县柳溪村可不是什么新鲜事。今年8月，安徽省首家“两山银行”在旌德县柳溪村挂牌成立，山、林、田等碎片化的生态资源存入“两山银行”后，由银行进行市场化运作。“银行引来的两家公司，已经在村里发展香榧、白茶种植，230位村民也在种植基地有了稳定工作。”柳溪村党总支书记姚洪武说，这样的改革创新直接解决了本村林农“有地无钱”和公司、大户“有钱无地”的矛盾，唤醒了村里“沉睡”的生态资源。
解决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矛盾，离不开深化改革。近年来，有“闯劲”的宣城，一直走在全省农村农业工作改革的前列。通过改革，农村发展惊喜连连。宣州区花园村在全省率先开展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率先实行村集体资产自主经营、率先拿到合作社工商营业执照，被誉为“安徽股改第一村”。通过“股改”，该村自主经营养老院、酒店、蔬菜配送等事业，去年全村经营性收入高达5141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破3万元。“地还是那块地，人还是那个人，但是我们的身份变了，成了‘股民’，眼下又要迎来我们的第4年分红。”在花园村村民刘琦眼里，改革最大的好处就是“荒地”变成“金山”，“城中村”变成“幸福村”，农民腰包一天比一天“得劲”。改革也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打开了一扇扇增收的大门，目前，宣城市822个村全部完成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其中121个村实现分红，累计分红4991万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到1.8万元。
添足后劲在宁国市西村“遇见童年的自己”；在宣州区朱桥乡“揺橹小镇”体验梦里水乡；在广德市茆林村寻找中国航天事业起步足迹……在宣城，每个村都有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美。宣城在全省率先开展美丽乡村建设“整市推进”行动计划，推动美丽乡村建设由“以点为主”向“由点到面”战略转换。如何做到百镇千村、百花齐放？规划至关重要。规划编制中，宣城市坚持以旧村改造为主，保护村庄的乡土风貌、自然肌理、老屋旧宅、田园风光。并突出各个村特色和唯一性，打造出最大亮点。以农村环境“三大革命”为“画笔”，擦亮乡村容颜。目前共建设各级美丽乡村中心村603个。770个行政村开展人居环境整治行动。郎溪、绩溪、广德、宁国先后荣获全省美丽乡村建设先进县表彰。并创成中国美丽休闲乡村12个。
“颜值”焕新，美丽乡村建设带来的“后劲”还在后头！泾县黄田村修复了境内保存的57处清代古民居建筑群。独特的风景，吸引了《大江大河》等影视剧组来此取景拍摄，一时间名声大噪；旌德县江村因旅游兴起，不少“90后”回村经营特色民宿，“归雁”成了带动村民致富的“头雁”；郎溪县的下吴村，曾经的“山这边、山那边”，虽一山之隔，却两般天地；如今逆袭成为乡村振兴的示范村……站在新起点，朝着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的未来，宣城市广大干部和农民群众，正奋勇争先，共同唱响一曲乡村振兴的大合唱。
这是水乡的收获季。山乡绩溪荆州，同样迎来丰收，眼下正值山核桃开杆。“竹竿摇，满地金。今年核桃产量高过往年，小核桃成了全乡村民的‘致富果’。”村民胡小峰看着挎篮里的“金疙瘩”，掩不住的喜悦，溢于言表。
今天，恰逢第四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五谷丰登、瓜果飘香，稻薮卷起千层浪，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斑斓画卷在宣城大地徐徐铺展……
铆足干劲秋风起，晒秋忙。眼下，在绩溪县家朋村，心灵手巧的村民，正以阳台、屋顶为画板，以辣椒、玉米、柿子等农作物为画笔，绘制出了梯田里最诗意的秋天。“春天赏油菜，秋冬看‘晒秋’，我们村一年四季游客不断！”说及村里的变化，村民许利的话止不住往外冒。他是当地一家民宿的店掌柜，如今依托当地乡村旅游，每年收入近30万元。
如今的家朋村，光农家乐就开了52家。乡村旅游不但给村子带来了人气，也带来了财气，当地山核桃、笋干等土特产的畅销，更是让家家户户吃上了“旅游饭”。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络绎游人纷沓来”，说的是家朋的发展路径，描绘的却是宣城的乡村巨变。“以前螃蟹都是零星散养，品质跟不上，销售也吃力。”蒋山村党总支书记程春六坦言，如今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滞销到畅销，这还得从规模化的生态养殖说起。近年来，蒋山村把河蟹养殖作为主导产业来抓，将3500亩水塘进行升级改造，有了远程增氧、智能投喂、水质调节、病虫害防治等科技加持，蟹农从“会”养蟹到“慧”养蟹，螃蟹个个质优味美。
产业发展前景好，村民干劲自然足。现在的蒋山村，还实施了鱼虾蟹混合养殖，种苗繁育、电子商务等相关行业随之兴起，不少农户也因蟹“翻身”，很多村民每年纯收入都在6万元以上。
乡村要振兴，产业要先行。近年来，宣城坚持农村产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单一农业”向“三产融合”发展转变，重点培育茶叶、水稻等特色优势产业，连续5年粮食总产量突破126万吨，累计建成192万亩高标准农田，全市农产品加工产值达1016亿元。宣城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胡旭华介绍，立足于好资源好生态，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推进农区变景区、田园变公园、农房变客房。目前，宣城市创成省级休闲农业示范园区25家，创成省乡村旅游示范村25个、省优秀旅游乡镇37个。
鼓足闯劲 一座山、一块地、一片湖能实现“存取”还能变现？这在旌德县柳溪村可不是什么新鲜事。今年8月，安徽省首家“两山银行”在旌德县柳溪村挂牌成立，山、林、田等碎片化的生态资源存入“两山银行”后，由银行进行市场化运作。“银行引来的两家公司，已经在村里发展香榧、白茶种植，230位村民也在种植基地有了稳定工作。”柳溪村党总支书记姚洪武说，这样的改革创新直接解决了本村林农“有地无钱”和公司、大户“有钱无地”的矛盾，唤醒了村里“沉睡”的生态资源。
解决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矛盾，离不开深化改革。近年来，有“闯劲”的宣城，一直走在全省农村农业工作改革的前列。通过改革，农村发展惊喜连连。宣州区花园村在全省率先开展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率先实行村集体资产自主经营、率先拿到合作社工商营业执照，被誉为“安徽股改第一村”。通过“股改”，该村自主经营养老院、酒店、蔬菜配送等事业，去年全村经营性收入高达5141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破3万元。“地还是那块地，人还是那个人，但是我们的身份变了，成了‘股民’，眼下又要迎来我们的第4年分红。”在花园村村民刘琦眼里，改革最大的好处就是“荒地”变成“金山”，“城中村”变成“幸福村”，农民腰包一天比一天“得劲”。改革也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打开了一扇扇增收的大门，目前，宣城市822个村全部完成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其中121个村实现分红，累计分红4991万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到1.8万元。
添足后劲在宁国市西村“遇见童年的自己”；在宣州区朱桥乡“揺橹小镇”体验梦里水乡；在广德市茆林村寻找中国航天事业起步足迹……在宣城，每个村都有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美。宣城在全省率先开展美丽乡村建设“整市推进”行动计划，推动美丽乡村建设由“以点为主”向“由点到面”战略转换。如何做到百镇千村、百花齐放？规划至关重要。规划编制中，宣城市坚持以旧村改造为主，保护村庄的乡土风貌、自然肌理、老屋旧宅、田园风光。并突出各个村特色和唯一性，打造出最大亮点。以农村环境“三大革命”为“画笔”，擦亮乡村容颜。目前共建设各级美丽乡村中心村603个。770个行政村开展人居环境整治行动。郎溪、绩溪、广德、宁国先后荣获全省美丽乡村建设先进县表彰。并创成中国美丽休闲乡村12个。
“颜值”焕新，美丽乡村建设带来的“后劲”还在后头！泾县黄田村修复了境内保存的57处清代古民居建筑群。独特的风景，吸引了《大江大河》等影视剧组来此取景拍摄，一时间名声大噪；旌德县江村因旅游兴起，不少“90后”回村经营特色民宿，“归雁”成了带动村民致富的“头雁”；郎溪县的下吴村，曾经的“山这边、山那边”，虽一山之隔，却两般天地；如今逆袭成为乡村振兴的示范村……站在新起点，朝着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的未来，宣城市广大干部和农民群众，正奋勇争先，共同唱响一曲乡村振兴的大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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