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海舟，1941年生。1964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国画系，国家一级美术师、教授。当代著名国画家。其代表作有《人民的牛》、《黄河魂》、《延安窑洞》、《天马》等，曾受到石鲁、王子云先生的高度评价与重视。曾多次担任国家大型专业书画大赛评委。擅长人物、山水、花鸟、书法。出版有《黄土魂—马海舟画集》。

众所周知，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人们在回忆录中并不总是说实话。即使是苏联功勋坦克设计师尼古拉·费多罗维奇·沙什穆林也不能免俗——由于他和科京的关系非常糟糕，在回忆录中沙什穆林扭曲了一些事情，这方面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关于KV-4/5项目的记录。

沙什穆林在回忆录中声称这些项目是科京单方面的“冒险主义行径”（图1），但实际上KV-4的研发是完全按照苏联红军装甲兵总局的要求进行的——1941年3月收到的有关德国在研坦克的情报导致苏联对重型坦克的研发做了大调整：本该以T-150为基础投产的KV-3现在改为在T-220的基础上进行强化。但是，即便是68吨的KV-3也仅被视为应急手段，原因是情报中提到了“使用105炮的七号坦克”。装甲兵总局经研究认为德国人会选择105毫米Flak 39高射炮，而苏联手上正好就有一批之前的进口货。实验过后，苏方认为130毫米的装甲厚度可以比较有效地抵抗这门火炮，而这成为KV-4的起点（图2）。

至于设计竞赛，这是185号工厂设计局“玩剩下的操作”，他们在包括T-100在内的多次开发中使用这种模式。科京只是借鉴想法并扩大了规模，并且他得到了时任基洛夫工厂厂长的扎尔茨曼的支持。而杜霍夫方案胜出的原因很简单，他的设计技术风险是最小的，基本可以视作是一个放大版的T-220（图3）。第二名则是库兹明、塔拉帕宁和塔罗特科的联合设计方案，没有炮塔、后置战斗室的布局使其看着有点像自行火炮（图4）。这个方案被《坦克世界》做成了“KV-4 KTTS”，不过貌似只在国服上线。第三名是采耶茨的设计，是唯一没有45毫米副炮的方案（图5）。如你所见，沙什穆林在回忆录里说他“获得了1000卢布的二等奖”显然也不是事实——实际上他的设计（图6）获得的大概可以算作“入围奖”，奖金是1500卢布。

最后，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是沙什穆林关于KV-5的插图（图7）。事实上，这根本不是KV-5，它是克鲁乔内赫的KV-4设计，107吨，是KV-4所有方案里最重的，但它甚至没有获奖。马克西姆·科洛米茨在他关于KV坦克历史的著作中引用了该项目的图纸，右下角的数字224——KV-4的项目索引清晰可见（图8）。而真正的KV-5是在采耶茨方案的基础上设计的，并且绘制了工厂图纸（图9），工作进展实际上比KV-4更进一步，只不过随着卫国战争爆发，这些巨兽只能停留在绘图板上。

再伟大的设计师也是凡人，不可能奢求他们永远保持良好的记忆力和理性客观的立场，这就是回忆录和现实之间的偏差。正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研究历史材料的时候还是原始档案文件最可靠。而获取信息的门槛总会为谣言泛滥提供空间，也是很无奈的一件事。

这是一张拍摄于二战时期的著名照片。图中一名日本士兵正在斩首一名澳大利亚白人士兵。此事也让澳大利亚成为了二战中对日本下手最狠的部队。从图片来看，这名白人被蒙住了眼睛，跪在地上，微微低着头，而挥刀的日本士兵则是面不改色，看上去很平静，淡定。

有关于这张照片其中的故事是非常值得了解的。
这名白人名字叫做伦纳德·西弗莱特。是澳大利亚特种部队的一名战士，当时的职务是无线电通讯员。

1941年，日本南下，侵略马来半岛，并且迅速占领了新几内亚岛，澳大利亚作为联邦成员国，没有袖手旁观，立刻派出部队对抗凶猛的日军。

到了1942年，日军在东南亚势如破竹，已经快打到澳大利亚本国国土了，而伦纳德作为一名特种兵连同其余队员随即被派出去执行侦查任务。但是不幸的是派出去的侦查队因为执行任务期间跟当地土著居民发生争执，随后就被邀功行赏的土著抓起来送给了驻扎在当地的日本人。在日本军队他们受到了严刑拷打，但是他们仍然闭口不言。最后日本人失去了耐心，决定处死他们。

同年10月24日，伦纳德及队友三人被带到了当地一个小镇执行斩首。随军摄影师记录下了这一时刻，为了彰显帝国军人的勇猛。于是才有了这张照片。

1944年，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军从日本战俘提供的情报中获得了这张照片，于是连忙移交给了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看到这张照片后十分震怒，他们以为派出去的侦察队战死沙场了，没想到会受到如此折磨。

随后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战俘的故事被曝了出来。这也让澳大利亚成为了二战期间对日本下手最狠的部队。二战后的军事法庭，澳大利亚也处决了日本140名战犯。

而那位进行斩首的日本士兵被判处10年苦役，被遣返日本。

日本人的残忍在任何战争中都是如此，我们不能忘记历史，要永远铭记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