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一景区水库被非法放生两条鳄鱼# 【最新通告！邯郸京娘湖景区鳄鱼放生者自称“只有一条”】#两条鳄鱼被放生水库专业捕捞队正在处置# 连日来，“两条鳄鱼被放生于邯郸武安市知名景区京娘湖”的消息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记者9月18下午4时从当地公安机关获悉，民警已经找到放生者，初步认定仅一条鳄鱼进入水库，目前仍在全力搜寻中。
据邯郸武安市水利局介绍，9月16日下午5时30分，他们接到活水派出所通知，村民反映有人乘坐牌照为“津……”黑色轿车，将两条1米多长的鳄鱼放入口上水库西支库尾。

由于口上水库为京娘湖景区，在此放生鳄鱼不仅严重损害水库水生态和水环境，而且对游客和周边群众造成一定威胁。特别是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水利局第一时间向市政府报告，申请林业、公安、文旅、乡镇政府等部门，立即对放生鳄鱼进行处置。

同时，旅游部门、乡镇政府通知京娘湖及周边景区采取防范措施，完成捕捞鳄鱼之前，严禁群众、游客进行钓鱼、嬉水、游玩等活动，避免发生意外伤害事故。

18日下午，据武安市公安局森林分局有关负责人透露，民警经过多方调查，已经找到放生鳄鱼的当事人，他们系一对夫妻，家住武安市，所乘车辆从外地购买的二手车。

据放生者叙述，他们只有一条鳄鱼，来自山东一家特种养殖场，并非野生动物，原本打算当作宠物饲养，为了积德行善，将其放生京娘湖景区，未料到引起轩然大波。

据有关人士介绍，人工饲养的鳄鱼未列入国家保护动物范围，可以自由买卖或屠宰，但法律不允许随意放生非本地动物，特别是那些对生态环境和群众构成威胁的动物。一般情况下，鳄鱼在低于20度环境下很难成活。

另据了解，武安市有关部门正组织专业人员争分夺秒寻找鳄鱼的下落，并将及时对外公布捕捞进展情况。警方也在进一步核实鳄鱼的数量，并根据相关规定追究放生者的责任。
（来源：燕晚新闻）#邯郸身边事#

【#宁夏# 《潮庭健身银川11家店全停业》后续

单用途预付卡管理亟需地方立法】连日来，新消息报刊发了《潮庭健身银川11家店全停业》《业内人士揭潮庭健身内幕杀鸡取卵式圈钱祸害行业》《银川5部门成立调查专班受理会员投诉》《对单用途预付卡有效监管迫在眉睫》系列报道，引发社会强烈关注。9月15日，就单用途预付卡如何有效监管的问题，记者采访了相关人士。

对单用途预付卡监管较为被动

北京德恒（银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文静介绍，目前，我国对商业预付卡采取“双轨制”监管模式，即多用途预付卡与单用途预付卡是由不同的监管主体、监管方式以及监管规则进行监管。多用途预付卡由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并获取《支付业务许可证》的专营发卡机构发行，需由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实施监督管理。单用途预付卡由商业企业发行，只能在本企业和本企业所属集团，或同一品牌连锁商业企业购买商品、服务时使用。在单用途预付卡交易模式下，办理预付卡的存量资金完全由发卡企业支配。

“开展单用途预付卡业务采用较为宽松的先发行后备案制度，发卡企业在开展单用途预付卡业务之日起30日内向商务部门进行备案。而在现实中，许多为了圈钱的预付卡发卡企业并未能经营到30日就可能携款潜逃。即使正常经营，为逃避资金存管，自主办理备案的企业也寥寥无几。”周文静认为，备案制度对于监管部门而言较为被动，监管部门在发卡企业无备案的前提下，无法进行有效监管。

周文静介绍，调整消费者与单用途预付卡发卡企业之间合同关系的法条分散于部分法律法规中，如《消费者保护法》《民法典》中对于格式条款的规定。目前唯一一部专门规制单用途预付卡的部门规章是商务部于2012年发布实施的《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下称《办法》），该《办法》于2016年修订，其中明确单用途预付卡是由商务部门监管，其内容涵盖了准入备案、发行与服务、资金管理、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方面。随着预付卡行业的不断发展，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发卡企业发卡存量资金未能存管，消费者风险规避意识不高，对预付式消费进行治理整顿，亟待用立法把预付式消费推进法治轨道，筑牢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法治防线”。

“《办法》出台的时间早，一直是试行状态，一方面没有上位法，另一方面是各地没有配套的地方性法规将管理职责落地。因为商业预付卡管理涉及部门众多，实际上造成了目前权责交叉的状态。”银川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坦言，随着商业预付卡的使用范围和发卡规模不断扩大，商业预付卡领域的确存在着消费者权益保护不力、发卡机构风险控制薄弱、行业监管政策不完善等问题，亟需加以引导和规范，能够对商业预付卡尽快进行地方性立法，立法的过程中将各部门的职责权限更加细化明确，并建立协同监管服务平台。

建议提高准入门槛加强事前审核

“健身机构频频跑路事件暴露了单用途预付卡存在的风险，对其加强监管已经势在必行，否则对于整个健身行业的发展会造成重创。”宁夏体育产业协会秘书长史明刚忧心忡忡地说，这两年健身市场一面是消费者对健身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另一面则是一些健身房处于倒闭边缘，其中不乏全国连锁型的健身品牌。

史明刚说，有些投资者只看到了健身机构开业预售的红利，觉得回本周期快，所以贸然进入市场，但现实是预售收入并不是利润，后期要用这笔费用提供服务，实际上健身行业是一个微利行业，“当经营逐步陷入困境，无力支撑的情况下，投资者就选择关门停业。因此，社会上才会出现健身房频频跑路的情况，让大众对健身行业充满质疑和不信任”。

“我认为，应该提高健身机构的准入门槛，加强事前的审核监管。例如某个健身机构要预售300万元的会员卡，需通过担保形式来实现，可以提供等额的资产收入或者保函，这样即使健身机构跑路了，也有资产可以保障广大会员的利益。还可以通过建立预付卡资金存管制度，设立资金专户专管。”史明刚认为，还需加强行业自律，发挥行业组织在规范市场行为、优化经营模式、提升服务质量、保护消费者权益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指导、督促会员单位依法诚信经营。

一些城市探索用地方性立法规制单用途预付卡

周文静介绍，上海、北京、深圳等城市均已经或将要出台法规对预付卡消费市场进行规制，尤其是上海监管模式代表着我国用地方性立法来规制预付式消费市场的最前沿探索。

据介绍，上海于2019年先后施行《上海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规定》《上海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规定实施办法》《上海市体育健身行业单用途预付消费卡存量预收资金余额管理实施办法》。“上海模式”呈现几大亮点：一是将“个体工商户”纳入监管范围；二是构建了信息对接、风险警示、信用治理制度；三是构建社会共治的协同监管模式；四是首次建立预付卡资金存管制度，对资金监管模式、资金监管比例、资金专户存管、资金划拨方式进行了详细规定。

今年3月11日，深圳市消委会、深圳市品质消费研究院针对“预付式消费安全”问题举办了专题研讨会。深圳市健身协会、餐饮商会、美容行业协会等13大行业协会联合多家知名企业宣布，将共同制定国内首个“预付式消费安全团体标准”。

今年8月4日，北京市人大发布《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草案）》，8月5日，北京市体育局发布了《体育行业预付式消费领域资金监管实施细则（试行）》（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北京模式”有以下亮点：7日内未用可无条件退，特别提出了设立7日“冷静期”的新要求；禁止经营者最终解释权，一旦违规，可能会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单处或者并处警告、3万元以下罚款；预设期限不得超场地租期；到期卡余额可接着使；商家跑路平台先赔。征求意见稿还提出，纳入预付资金存管范围的经营者应在存管银行开立相应账户，并按有关行业预付资金存管规则存管预付资金。未纳入预付资金存管范围的经营者开展单用途预付卡经营活动的，应按有关行业主管部门的规定，采取风险储备金、保证保险、行业互保或其他第三方托管等措施保障预付资金安全。

新消息报记者 吴彩华

【新华社暗访：#小地方成大明星避税聚集地#，地方用里子赚了面子，明星得到了实惠】记者近日在基层暗访发现，一些明星艺人在注销影视公司或个人工作室的同时，会换个地方和名称重新注册设立新的类似市场主体。个别地方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也给这些明星工作室避税带来便利，以致大量漏税现象产生。

企查查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在业存续的“影视”类相关公司等市场主体共新增65万余家，以各类明星工作室居多，注册地集中在个别地区。《经济参考报》记者在一些明星工作室“扎堆地”调查了解到，一些远离大城市和主城区的“小地方”为招商引资而打造的税收政策“洼地”，成为不少“大明星”工作室趋之若鹜的注册地。

1000余家明星工作室扎堆“小地方”

新沂是一座位于江苏省徐州市北部的县级市，来自企查查、天眼查等提供的数据显示，这里陆陆续续注册有近1200家影视文化类市场主体，其中不乏知名艺人的工作室。记者近期在当地走访发现，它们几乎都是有名无实的“空壳”。

新沂的多数艺人工作室注册地为“新沂市新华路馨园影视文化产业园”，记者按图索骥，打开地图导航查询不到这一注册地址。记者驱车来到注册地所在的新沂市新华路，来回巡游也未看到任何带有“影视文化产业园”字眼标牌的场所。在一家房地产评估公司工作人员的指引下，记者来到疑似是文化产业园前身的馨园公园。

“这里原来是文化产业园，现在其实也是，只不过牌子换了一下。”记者佯装成来注册明星工作室的客商，在馨园公园一栋楼房里寻访到曾是文化产业园工作人员。他透露自2018年明星偷逃税事件后，“行业受到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当地新成立的明星工作室有所减少。
这类“幽灵注册”明星工作室的现象并不止新沂一地。位于长三角地区的石湫影视基地，从注册数据显示，也聚集了大量明星工作室，但记者前往注册地走访发现，也未看到一家挂牌的明星工作室。

“都是假的，我在这上班四年了，里面有没有工作室我们不知道吗？”石湫影视基地一名售票员说，这个影视基地以前是为拍摄《金陵十三钗》，仿造了几栋民国风格建筑，后来用作录制综艺节目，现在对外开放卖门票，场地用于拍摄婚纱照、开展单位团建活动。

记者随机拨打了几家在这里注册的明星工作室联系电话，有的显示是空号，有的无人接听。多个不同的明星工作室却留着相同的联系号码。随后，记者买票进入影视基地，走访了多处楼栋也未发现悬有明星工作室标牌的场所。多名工作人员也表示没看到过明星工作室，但有工作人员表示听说过一些明星工作室“挂靠”在影视基地名下。

明星注册工作室无实际场所的现象此前就出现过。相关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2018年一位明星被曝光偷逃税时，执法部门曾去其名下市场主体注册地实地走访，并询问了相关工作人员，未找到办公场所。

据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明星工作室一般注册为个体工商户，也有少数注册成为企业的。登记注册便利化改革后，一些地方对经营场所要求只需要提供产权和租赁证明材料，不会一一现场核实。如果执法人员在“双随机”检查中发现空壳市场主体，会将之纳入经营异常目录，若满三年还会纳入失信黑名单。

“小地方”悄悄招引“大明星”

“2018年明星偷逃税事件之后，对明星工作室的税收征管开始收紧，一些税收‘洼地’比如霍尔果斯、无锡、横店等地，也开始清理不符合条件的‘一址多照’市场主体，一度导致注册在霍尔果斯等地的影视工作室、公司扎堆申请注销。”一位知情人士说，一些想发展影视行业或完成招商引资任务的地方政府，依然会通过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吸引明星前来注册。

记者以文化企业负责人身份实地走访发现，一些地方打着发展“总部经济”的幌子招引影视文化项目，整个招商流程十分隐蔽、税收优惠政策秘不示人。

——招商项目由财政干部“亲自抓”。在咨询影视文化企业适合入驻哪种园区时，新沂一招商干部称，建议以“总部经济”形式入驻园区，享受的税收优惠力度最大。“只要在这里注册就好，除了报税平时不用过来。”招商干部热情地带领记者参观了位于新沂发展大道一侧的总部经济园，并表示很多明星工作室曾藏身于此。

记者进一步询问具体税收优惠政策时，这位招商干部表示，有关影视公司、明星工作室相关的招商项目全由当地财政局负责，他们只负责前期对接，具体优惠细则、签订合同等事宜都由财政局领导亲手抓。

——项目台账“不见光”，私下签订保密协议。“明星们不想让外界知道在这里注册了工作室，我们只能告诉你有很多大牌明星已经在这注册了。”石湫街道办事处一名工作人员称，很多明星在当地影视基地注册了工作室，且都要求签订“保密协议”，“我们的税收优惠力度没有一些偏远地区大，但我们营商环境好、政策更稳定，交通也更为便利。”

为了让记者吃上“定心丸”，工作人员还展示了锁在文件柜里的明星返税凭证。记者看到，这些收据归置在标有日期的蓝色文件筐里，每一本收据对应着一位明星，查看时要求不许拍照。“如果你们不放心，也可以和我们街道的平台公司签订正式的合同。”

——税收高额返还，最高可返九成。在与多地招商干部沟通中，记者了解到，明星艺人如果注册为影视文化公司法人，需缴纳25%企业所得税。如果以工作室名义，其演出费收入通过“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类目报税，超额累进的最高税率为35%。如果按照个人所得扣缴个人所得税，超额累进的最高税率为45%。看似税率较高，但在此基础上，还会享受当地政府承诺的所得税地方留成的70%—90%作为返还奖励。

据知情人士透露，有的规模较大的明星工作室或公司法人，还会通过增加关联公司交易将应税所得资金变成成本费用“洗”出去，以达到逃税目的。

招商干部们坦言，通过“政策洼地”吸引明星设立工作室，实际上是地方用里子赚了面子，而明星得到了实惠。对地方政府来说，明星工作室基本上不会占用当地的土地厂房等资源，除了带来税收，还能帮地方完成招商引资考核任务，虽然地方政府返还了地方留成，但毕竟还能得到一部分，有胜于无。

铲除“脱实向虚”风险土壤，堵住明星偷逃税漏洞

记者了解到，明星工作室的收入，除去供养团队等日常开销外，几乎等同于明星的个人收入。2018年明星偷逃税事件之后最大的变化是，一些地方对明星个人工作室个税不再采用极低税率的核定征收方式，而是转为查账征收。

影视行业“注销潮”近3年来发生过两次：一次是2018年6月至10月，在霍尔果斯、无锡等地出现了影视公司扎堆注销的情况；一次是今年4月以来，出现明星关联市场主体注销潮。“与其说是注销，不如说是搬迁。”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说，2018年后一大批影视公司、明星工作室从霍尔果斯、无锡、横店等地撤离，转移到其他地方。

而据天眼查统计，2021年4月以来，一些明星在扎堆注销工作室的同时，会改换名称和地址成立新的工作室。比如，今年8月6日，与一位演员相关的公司注销，8月10日，与其相关的另一公司注册。

企查查数据显示：2018年之后，霍尔果斯等地明星艺人注册的公司及工作室明显减少，而在另外一些地方的注册数据明显增多。比如在最近三个月，多个明星工作室或影视文化公司的注册地点都显示为同一省份，该地在业存续的“影视”类相关公司在2019年注册量达到1949家，为历年最高。2021年以来截至8月18日，新增2397家，约是2020年全年注册量的2倍。

一位不愿具名的财税专家认为，一些经济落后地区为了完成税收任务，在给地方文化产业税收政策开口子，吸引一些明星到地方来注册工作室，实际上仅增加了开票收入税收数据，不带动地方就业，也不会拉动消费，只是做大了GDP。长此以往，不利于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存在“放空”地方财力、“放大”涉税风险的可能。

专家进一步指出，明星本已属于高收入群体，还利用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来避税，破坏了社会公平，极易引起民众不满。有关部门应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监管，保持税收政策的精准性、有效性，将个人、公司法人及利益相关人合并纳入监管，在现有税收信息技术的支撑下，切实做到监管全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