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创作谈”】1949年—1978年，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是相当关键的时期，郭沫若57岁-86岁。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李斌将这一时期称为“晚年郭沫若”，在其新书《郭沫若书信中的当代中国》中还原了这位百科全书式文化巨人的人生面向。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神机妙算 #捷途x70 plus# 诸葛版彰显文化自信】#车质网观点# https://t.cn/A6VMLxCP
如今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经常能看到各种抄袭的事件，但无论是音乐、游戏还是影视作品，当国内与海外的作品出现相似时，大多数的“吃瓜群众”都潜意识“站队”海外作者。尽管有些时候事实恰恰相反，而这也从侧面证明国人对自己的文化还是不够自信。
不过，随着国内工业水平不断提升，各种“中国制造”已经成为了目前多数国人最为优先的选择。而且产品力的提升，也给企业带来了十足的底气，比如在细微末节中通过融入中国传统文化输出品牌调性，而不再一味主打低价的策略，就很有代表性。这方面比较成功的，奇瑞捷途算是其中之一，其中捷途二字，"捷"取自“事业捷成”，出自《荀子·君子》，意为事业顺利成功，寓意用户成就精彩美满生活。而"途"则取自“天下同归而殊途”，出自《周易·系辞下》，意为天下的不同的道路终能抵达同一个终点，寓意用户在不同的道路上拼搏努力，享受自己的奋斗过程，到达自己的幸福终点。
而近些年流行的中国风，不仅席卷文艺圈，就连汽车行业也开始追求传统文化与汽车设计的深度融合。在前不久闭幕的2021上海车展上，奇瑞捷途X70 PLUS诸葛版赚足了眼球，以诸葛之名，致敬王佐之才的智慧。
当然，捷途X70 PLUS诸葛版绝不是徒有其名。首先，车机搭载了功能强大的第三代高通骁龙芯片，采用11nm制程以及8核架构，拥有LPDDR4和UFS2.0高速储存，其算力高达5万DMIPS，即每秒计算500亿次。强大的智慧“芯”犹如诸葛亮一样能够运筹帷幄，能够高效地解决车主在用车过程中遇到的所有难题。
而对于最近比较热门的“生态”概念，捷途X70 PLUS诸葛版也所有兼顾。比如其搭载了腾讯车联智能生态系统，深度整合了多个常用的腾讯系软件，比如QQ音乐、微信（含微信小程序）以及腾讯地图等。同时，多功能方向盘还配备了车载微信一键启动，配合自然语音交互，驾驶过程中收发微信的操作可以完全摆脱双手，为驾驶者提供次时代的全新交互式体验。
当然，捷途X70 PLUS诸葛版的“智慧”远不止于这些常用的功能，就连驾驶它都能辅助你。来自L2.5自动驾驶功能正如诸葛亮“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学识，捷途X70 PLUS诸葛版能够做到“上知周围整体车况，下知车内人员状态”。全车包含ACC自适应巡航系统、车道偏离预警、车道保持辅助、主动刹车以及并线辅助等共计16项ADAS功能，不仅让驾驶更为轻松，同时还大幅提升了行驶安全性。
此外，捷途X70 PLUS诸葛版还配备了同级独有的DMS人脸识别系统+OMS目标物体识别系统，利用亚洲最大AI超算平台以及140度超广角摄像头，从而实现DMS系统实时识别驾驶员的驾驶状态，如果出现打电话或者抽烟等危险行为，会及时发出警告。同时，OMS系统则可识别后排人员性别和年龄，尤其是活体遗留检测功能，如果将孩子或宠物遗留在车内，系统便会立刻发出警报，并通过手机端的app及时通知车主，守护车内每一名乘员安全，可谓非常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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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对后主刘禅鞠躬尽瘁，誓死护主的忠心，也令人记忆犹新。而对于车主来说，也希望能拥有诸葛亮这样的人来守护自己。捷途X70 PLUS诸葛版在安全性方面的表现，就这样的存在。75%高强度钢笼式车身、36.5米百公里制动、360°全景影像、180°透明底盘的加持，更有多项主/被动安全配置守护，全方位守护每次出行的行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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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句出自李白《行路难·其一》中的名句，恰巧与奇瑞捷途的现状相吻合。只要沉下心来，认真打磨每一款车，对信赖自己的消费者负责，那么乘风破浪的时机总会到来，到时定要扬起征帆！现在，时机已到，奇瑞捷途将和其它中国品牌一起担负着工业强国的使命，始终坚持初心，造中国人自己的“健康+”、“智能+”、“旅行+”好车。
如今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经常能看到各种抄袭的事件，但无论是音乐、游戏还是影视作品，当国内与海外的作品出现相似时，大多数的“吃瓜群众”都潜意识“站队”海外作者。尽管有些时候事实恰恰相反，而这也从侧面证明国人对自己的文化还是不够自信。
不过，随着国内工业水平不断提升，各种“中国制造”已经成为了目前多数国人最为优先的选择。而且产品力的提升，也给企业带来了十足的底气，比如在细微末节中通过融入中国传统文化输出品牌调性，而不再一味主打低价的策略，就很有代表性。这方面比较成功的，奇瑞捷途算是其中之一，其中捷途二字，"捷"取自“事业捷成”，出自《荀子·君子》，意为事业顺利成功，寓意用户成就精彩美满生活。而"途"则取自“天下同归而殊途”，出自《周易·系辞下》，意为天下的不同的道路终能抵达同一个终点，寓意用户在不同的道路上拼搏努力，享受自己的奋斗过程，到达自己的幸福终点。
而近些年流行的中国风，不仅席卷文艺圈，就连汽车行业也开始追求传统文化与汽车设计的深度融合。在前不久闭幕的2021上海车展上，奇瑞捷途X70 PLUS诸葛版赚足了眼球，以诸葛之名，致敬王佐之才的智慧。
当然，捷途X70 PLUS诸葛版绝不是徒有其名。首先，车机搭载了功能强大的第三代高通骁龙芯片，采用11nm制程以及8核架构，拥有LPDDR4和UFS2.0高速储存，其算力高达5万DMIPS，即每秒计算500亿次。强大的智慧“芯”犹如诸葛亮一样能够运筹帷幄，能够高效地解决车主在用车过程中遇到的所有难题。
而对于最近比较热门的“生态”概念，捷途X70 PLUS诸葛版也所有兼顾。比如其搭载了腾讯车联智能生态系统，深度整合了多个常用的腾讯系软件，比如QQ音乐、微信（含微信小程序）以及腾讯地图等。同时，多功能方向盘还配备了车载微信一键启动，配合自然语音交互，驾驶过程中收发微信的操作可以完全摆脱双手，为驾驶者提供次时代的全新交互式体验。
当然，捷途X70 PLUS诸葛版的“智慧”远不止于这些常用的功能，就连驾驶它都能辅助你。来自L2.5自动驾驶功能正如诸葛亮“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学识，捷途X70 PLUS诸葛版能够做到“上知周围整体车况，下知车内人员状态”。全车包含ACC自适应巡航系统、车道偏离预警、车道保持辅助、主动刹车以及并线辅助等共计16项ADAS功能，不仅让驾驶更为轻松，同时还大幅提升了行驶安全性。
此外，捷途X70 PLUS诸葛版还配备了同级独有的DMS人脸识别系统+OMS目标物体识别系统，利用亚洲最大AI超算平台以及140度超广角摄像头，从而实现DMS系统实时识别驾驶员的驾驶状态，如果出现打电话或者抽烟等危险行为，会及时发出警告。同时，OMS系统则可识别后排人员性别和年龄，尤其是活体遗留检测功能，如果将孩子或宠物遗留在车内，系统便会立刻发出警报，并通过手机端的app及时通知车主，守护车内每一名乘员安全，可谓非常贴心。
奇瑞捷途目前还正着力打造智能健康汽车的产品标签，与德国莱茵、清华大学、三电等企业及高校、供应商围绕健康主题进行深度合作。捷途X70 PLUS诸葛版便是该计划中的车型之一，精选118种健康环保材料，并搭载CN95级安全空气滤芯+PM2.5智能空气净化+负离子健康新风系统+24项NVH静音声学包技术，为您在日益污浊化的大环境中创造一份健康且静谧的独享空间。
古人云“兵贵神速”，行军速度往往是左右战局的关键。诸葛亮在辅佐刘备时，就多次以奇兵、神速等谋略制敌千里。“能文善武”的捷途X70 PLUS诸葛版自然也有着同样的实力，其搭载了奇瑞自主研发的ACTECO 1.6T GDI缸内直喷发动机，这款曾获得“十佳中国心”殊荣的发动机采用了博格华纳快速响应增压技术，并拥有缸内直喷、双独立控制VVT、静音链条驱动正时系统、高压铸造铝合金缸体框架、零部件集成化设计、平衡轴系统等技术，最大马力197Ps，峰值扭矩290N·m，动力性能堪比诸多合资品牌2.0T车型。
与之匹配的传动系统为7速DCT湿式双离合变速器，结构紧凑，传动效率高，技术成熟稳定。从而确保行驶中的每一次换挡动作都干脆利落，并且在拥堵路段低速蠕行时，很好地规避了双离合变速箱常见的顿挫和抖动现象。
诸葛亮对后主刘禅鞠躬尽瘁，誓死护主的忠心，也令人记忆犹新。而对于车主来说，也希望能拥有诸葛亮这样的人来守护自己。捷途X70 PLUS诸葛版在安全性方面的表现，就这样的存在。75%高强度钢笼式车身、36.5米百公里制动、360°全景影像、180°透明底盘的加持，更有多项主/被动安全配置守护，全方位守护每次出行的行驶安全。
诠释“智慧”的捷途X70 PLUS诸葛版，就如同“卧龙出山”的诸葛亮一般，让人时刻惊讶和惊喜。犹如“神机妙算”般的智能化装备，在智能驾驶、智能互联、智能安全等方面均呈现出次时代座驾的特征，向人们展示了车坛“诸葛”的独有魅力。而从此次的命名不难看出，捷途X70 PLUS诸葛版敢以诸葛之名，不仅表现出奇瑞捷途对产品的自信，更是彰显了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制造的文化自信。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句出自李白《行路难·其一》中的名句，恰巧与奇瑞捷途的现状相吻合。只要沉下心来，认真打磨每一款车，对信赖自己的消费者负责，那么乘风破浪的时机总会到来，到时定要扬起征帆！现在，时机已到，奇瑞捷途将和其它中国品牌一起担负着工业强国的使命，始终坚持初心，造中国人自己的“健康+”、“智能+”、“旅行+”好车。
20210325 栽在感言
锡安将会成为世人的榜样，
让人寻着新妇的信仰路径，
示范信仰应有的态度，
我们参与聚会时的心态，
要脱离初阶，
不能只吃果子，
要成为贡献，
结果子祝福别人。
即使我们有多微小，
总能寻着贡献的机会，
一些看为微小的事情，
只要我们忠心去做，
也是祝福别人的机会，
扩大祝福的饼。
并且因着我们自发地成长，
也能减轻领袖的负担，
不作消耗者，
能够成为贡献者。
启示录 22章 3节：
「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祂的仆人都要事奉祂。」
www.ziondaily.com/18196
锡安将会成为世人的榜样，
让人寻着新妇的信仰路径，
示范信仰应有的态度，
我们参与聚会时的心态，
要脱离初阶，
不能只吃果子，
要成为贡献，
结果子祝福别人。
即使我们有多微小，
总能寻着贡献的机会，
一些看为微小的事情，
只要我们忠心去做，
也是祝福别人的机会，
扩大祝福的饼。
并且因着我们自发地成长，
也能减轻领袖的负担，
不作消耗者，
能够成为贡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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