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叶刀：在中国，女性抑郁患病率是男性1.44倍，工作可以降低抑郁的发生
在我国，抑郁障碍是导致残疾的第二大原因，已经成为了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然而，由于一直缺乏全国性的大型研究，我国抑郁障碍人群的社会分布和特征一直不明确，也间接影响了社会心理健康的发展。
随着对中国心理健康调查（CMHS）数据的深入分析，我国抑郁症的分布呈现出清晰的人口学特征，并证明与一系列的社会因素紧密关联。相关结论已于近日在《柳叶刀·精神病学》在线发表。
CMHS是我国的全国性精神疾病调查研究，历时3年，共覆盖了31个省份的157个调查点，研究样本遍布全国1256个社区和村庄，共纳入32552名被调查者。研究的范围之广在国内尚属首次。
根据标准，研究人员将抑郁障碍分为三种类型：重性抑郁障碍（程度最重）、心境恶劣（抑郁程度比前者轻）、抑郁障碍NOS（即无法诊断为前两者的抑郁障碍）。
研究人员首先对这三种类型进行总体分析，结果发现，女性任何一种抑郁障碍的患病率都高于男性，其终生患病率是男性的1.44倍。在分居、丧偶或离婚人群中，抑郁障碍的患病率明显更高，是同居或已婚人群的1.87倍。
另外，研究人员还发现，拥有工作似乎可以降低抑郁障碍的发生，因为失业、退休人群和家庭主妇的终生抑郁障碍患病率均高于职业人群，分别是2.38倍、2.21倍和1.51倍。从这点来看，工作对抑郁障碍的保护作用要大于其压力带来的负面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普遍认为抑郁障碍的发生与学历和城乡差异可能相关，但研究结果显示，综合分析来看，学历和城乡的区别并不会导致抑郁障碍总患病率的不同。
农村等欠发达地区一直被认为是抑郁的高发区，这项研究却并未发现这一现象，可能与这些年来我国城市化带来的大量进城农民工有关，因为他们是抑郁障碍的高危人群。
接下来，研究人员分别对三种抑郁障碍进行了单独研究。他们发现，与18~34岁的年轻人相比，年长者患重性抑郁障碍和心境恶劣的比例更高，大约是年轻人的2倍。同样，低学历人群的重性抑郁障碍和心境恶劣患病率也更高。
然而，抑郁障碍NOS的人群分布却相反：年长者、低学历者的抑郁障碍NOS患病率均更低。无业者的抑郁障碍NOS患病率也低于从业者。
另外，青春期是抑郁障碍初发的高峰。重性抑郁障碍和抑郁障碍NOS的初发年纪都在14岁左右，心境恶劣则大约在18岁时初发。这个年龄段恰是升学压力骤升的时期，而此阶段身心发育进入关键期，这都提示我们应该加强对中学生的心理监测和干预。
除此之外，这项研究对抑郁障碍和其他精神疾病的关联进行了统计。在长期患抑郁障碍人群里，有41.1%的人同时还患有至少一种其他类型的精神障碍，其中最多见的是焦虑症，占到了29.8%，其次是物质使用障碍（13.1%）和冲动控制障碍（7.7%）。
这个结果与之前的研究报道相一致，说明了抑郁和焦虑具有很紧密的联系，治疗抑郁障碍时也需要进行焦虑管理。值得欣慰的是，与美国相比，我国抑郁障碍患者并发物质使用障碍或冲动控制障碍的比例较低，这可能是由两国的社会文化差异所致。
然而，在这些患者中，只有不足10%的人获得了心理健康服务。重性抑郁障碍和心境恶劣患者更倾向于寻求专业心理服务机构的帮助，而抑郁障碍NOS患者则更倾向于寻求中医治疗。
他们中获得了充分治疗的人群比例更低。在寻求了心理治疗的重性抑郁障碍患者中，只有9.2%的人被认为是得到了充分的治疗，这一比例在心境恶劣患者中则只有2.4%。总体来看，全国只有0.5%的抑郁患者得到了足够的治疗。
从地域来看，东部地区的患者治疗率最高，达到了8.4%，其次是西部地区（6.7%），中部地区治疗率只有5.7%。城乡差异也很明显，城市的治疗率达到8.9%，显著高于农村地区的5.1%。因此，增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心理健康服务是缓解我国抑郁障碍现状的关键。
在压力山大的现代社会，精神卫生已经成为了重要的医学命题。然而仅仅进行大规模调查只是第一步，如何消除国人对精神疾病讳莫如深的观念，普及精神卫生知识，提高民众的自查能力是更加艰巨的任务。抑郁症不是恶魔，也应该在阳光下被我们正视。
参考文献
1、Jin Lu, et al. Prevalence of depressive disorders and treatment in China: a cross-sectional epidemiological study. Lancet Psychiatry. 2021; S2215-0366(21)00251-0. doi: 10.1016/S2215-0366(21)00251-0.
在我国，抑郁障碍是导致残疾的第二大原因，已经成为了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然而，由于一直缺乏全国性的大型研究，我国抑郁障碍人群的社会分布和特征一直不明确，也间接影响了社会心理健康的发展。
随着对中国心理健康调查（CMHS）数据的深入分析，我国抑郁症的分布呈现出清晰的人口学特征，并证明与一系列的社会因素紧密关联。相关结论已于近日在《柳叶刀·精神病学》在线发表。
CMHS是我国的全国性精神疾病调查研究，历时3年，共覆盖了31个省份的157个调查点，研究样本遍布全国1256个社区和村庄，共纳入32552名被调查者。研究的范围之广在国内尚属首次。
根据标准，研究人员将抑郁障碍分为三种类型：重性抑郁障碍（程度最重）、心境恶劣（抑郁程度比前者轻）、抑郁障碍NOS（即无法诊断为前两者的抑郁障碍）。
研究人员首先对这三种类型进行总体分析，结果发现，女性任何一种抑郁障碍的患病率都高于男性，其终生患病率是男性的1.44倍。在分居、丧偶或离婚人群中，抑郁障碍的患病率明显更高，是同居或已婚人群的1.87倍。
另外，研究人员还发现，拥有工作似乎可以降低抑郁障碍的发生，因为失业、退休人群和家庭主妇的终生抑郁障碍患病率均高于职业人群，分别是2.38倍、2.21倍和1.51倍。从这点来看，工作对抑郁障碍的保护作用要大于其压力带来的负面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普遍认为抑郁障碍的发生与学历和城乡差异可能相关，但研究结果显示，综合分析来看，学历和城乡的区别并不会导致抑郁障碍总患病率的不同。
农村等欠发达地区一直被认为是抑郁的高发区，这项研究却并未发现这一现象，可能与这些年来我国城市化带来的大量进城农民工有关，因为他们是抑郁障碍的高危人群。
接下来，研究人员分别对三种抑郁障碍进行了单独研究。他们发现，与18~34岁的年轻人相比，年长者患重性抑郁障碍和心境恶劣的比例更高，大约是年轻人的2倍。同样，低学历人群的重性抑郁障碍和心境恶劣患病率也更高。
然而，抑郁障碍NOS的人群分布却相反：年长者、低学历者的抑郁障碍NOS患病率均更低。无业者的抑郁障碍NOS患病率也低于从业者。
另外，青春期是抑郁障碍初发的高峰。重性抑郁障碍和抑郁障碍NOS的初发年纪都在14岁左右，心境恶劣则大约在18岁时初发。这个年龄段恰是升学压力骤升的时期，而此阶段身心发育进入关键期，这都提示我们应该加强对中学生的心理监测和干预。
除此之外，这项研究对抑郁障碍和其他精神疾病的关联进行了统计。在长期患抑郁障碍人群里，有41.1%的人同时还患有至少一种其他类型的精神障碍，其中最多见的是焦虑症，占到了29.8%，其次是物质使用障碍（13.1%）和冲动控制障碍（7.7%）。
这个结果与之前的研究报道相一致，说明了抑郁和焦虑具有很紧密的联系，治疗抑郁障碍时也需要进行焦虑管理。值得欣慰的是，与美国相比，我国抑郁障碍患者并发物质使用障碍或冲动控制障碍的比例较低，这可能是由两国的社会文化差异所致。
然而，在这些患者中，只有不足10%的人获得了心理健康服务。重性抑郁障碍和心境恶劣患者更倾向于寻求专业心理服务机构的帮助，而抑郁障碍NOS患者则更倾向于寻求中医治疗。
他们中获得了充分治疗的人群比例更低。在寻求了心理治疗的重性抑郁障碍患者中，只有9.2%的人被认为是得到了充分的治疗，这一比例在心境恶劣患者中则只有2.4%。总体来看，全国只有0.5%的抑郁患者得到了足够的治疗。
从地域来看，东部地区的患者治疗率最高，达到了8.4%，其次是西部地区（6.7%），中部地区治疗率只有5.7%。城乡差异也很明显，城市的治疗率达到8.9%，显著高于农村地区的5.1%。因此，增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心理健康服务是缓解我国抑郁障碍现状的关键。
在压力山大的现代社会，精神卫生已经成为了重要的医学命题。然而仅仅进行大规模调查只是第一步，如何消除国人对精神疾病讳莫如深的观念，普及精神卫生知识，提高民众的自查能力是更加艰巨的任务。抑郁症不是恶魔，也应该在阳光下被我们正视。
参考文献
1、Jin Lu, et al. Prevalence of depressive disorders and treatment in China: a cross-sectional epidemiological study. Lancet Psychiatry. 2021; S2215-0366(21)00251-0. doi: 10.1016/S2215-0366(21)00251-0.
【黎巴嫩通信委员会：燃料短缺将使电信行业陷入崩溃局面】据 Developing Telecoms 10月6日报道，黎巴嫩议会媒体和通信委员会表示，由于持续的燃料短缺，黎巴嫩电信行业即将面临崩溃的局面。
委员会声明称：“黎巴嫩有 Touch 和 Alfa 移动公司以及经营固定线路和固定互联网的电信公司 Ogero，而柴油储备量只够支撑它们运行几天，随后电信服务将崩溃。”
据报道，由于持续的金融危机，致使黎巴嫩的语音和数据服务中断数月。柴油的严重短缺使得发电机无法正常运行，导致电力供应中断。这对医疗、教育和通信行业产生了连锁反应。
委员会主席 Hussein Hajj Hassan 概述了这些问题：“困境不仅限于无法获得柴油，还包括无法购买价格过高的备件。此外，还发生了针对黎巴嫩电信网络的盗窃案，一些被盗的备件和传输杆正在网上贩卖。”
委员会成员 Rola Al-Tabash 补充说：“如果不给电信网络的发电机提供柴油，我们将陷入新的危机，黎巴嫩的一切将陷入瘫痪，并将与世界隔绝。能源部多年来的政策导致了电力供应的缺乏。石油总局自认为是一个独立的管理机构，它以美元定价，而国家不能用美元购买。”
另据《阿拉伯新闻》报道，委员会已批准“为 Ogero 提供额外信贷以满足其对燃料和备件的需求，2021年预算价值为3500亿英镑（合2.32亿美元）。”
（编译：玮琦）
委员会声明称：“黎巴嫩有 Touch 和 Alfa 移动公司以及经营固定线路和固定互联网的电信公司 Ogero，而柴油储备量只够支撑它们运行几天，随后电信服务将崩溃。”
据报道，由于持续的金融危机，致使黎巴嫩的语音和数据服务中断数月。柴油的严重短缺使得发电机无法正常运行，导致电力供应中断。这对医疗、教育和通信行业产生了连锁反应。
委员会主席 Hussein Hajj Hassan 概述了这些问题：“困境不仅限于无法获得柴油，还包括无法购买价格过高的备件。此外，还发生了针对黎巴嫩电信网络的盗窃案，一些被盗的备件和传输杆正在网上贩卖。”
委员会成员 Rola Al-Tabash 补充说：“如果不给电信网络的发电机提供柴油，我们将陷入新的危机，黎巴嫩的一切将陷入瘫痪，并将与世界隔绝。能源部多年来的政策导致了电力供应的缺乏。石油总局自认为是一个独立的管理机构，它以美元定价，而国家不能用美元购买。”
另据《阿拉伯新闻》报道，委员会已批准“为 Ogero 提供额外信贷以满足其对燃料和备件的需求，2021年预算价值为3500亿英镑（合2.32亿美元）。”
（编译：玮琦）
从1990年股市元年开始，算到2019年3月，所有A股主板的上市公司的累计募资总额高达12.2万亿人民币，其中增发募资净额达到84000亿人民币。而同期的累计派息总额，还不到8万亿人民币。在上市公司中，分红额超过募资额的公司数量，还不到10%。事实上，在过去十几年，A股中的净回购减去净增发，一直处于比较明显的负状态，每年平均净增的增发量，大约占到股市市值的20%左右。也就是说，公司增发的股票，持续显著大于公司回购的股票。
统计研究（L'Her, et al, 2018）显示，在1997到2017这20年间，A股股市的市值，每年以27.5%的速度递增。但是这令人吃惊的增幅中，有26.5%来自于上市公司股票的增发。只有1%来自于公司股价的上涨。因此从表面上来看，A股的规模非常大，世界第二，仅次于美股，但是广大A股股民并没有从中获得多少好处。真正获得好处的，是那些能够持续融资，从A股中圈到低成本资金的上市公司。
与A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股的股票供给。统计（L'Her, et al, 2018）显示，在2012年以前，美股的净回购，稍稍低于净增发。而在2012年以后，美股公司股票回购的净额，就已经超过净增发。也就是说，从总体上来看，美股上市公司购买自己公司股票的数量，要高于它们增发股票，从股市中圈钱的数量，即美股股票的供给量，是在不断减少的。
中美两国股市之间股票供给量的差异，可以部分解释两国股市在过去20年间回报的差异。但这个规律，并不仅限于中美两国股市。研究（L'Her, et al, 2018）显示，在43个国家的股市中，股市中股票供给量和股市回报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股票的供给量越大，显示上市公司从股市中圈钱越多，那么股市的回报就越差，反之亦然。
统计研究（L'Her, et al, 2018）显示，在1997到2017这20年间，A股股市的市值，每年以27.5%的速度递增。但是这令人吃惊的增幅中，有26.5%来自于上市公司股票的增发。只有1%来自于公司股价的上涨。因此从表面上来看，A股的规模非常大，世界第二，仅次于美股，但是广大A股股民并没有从中获得多少好处。真正获得好处的，是那些能够持续融资，从A股中圈到低成本资金的上市公司。
与A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股的股票供给。统计（L'Her, et al, 2018）显示，在2012年以前，美股的净回购，稍稍低于净增发。而在2012年以后，美股公司股票回购的净额，就已经超过净增发。也就是说，从总体上来看，美股上市公司购买自己公司股票的数量，要高于它们增发股票，从股市中圈钱的数量，即美股股票的供给量，是在不断减少的。
中美两国股市之间股票供给量的差异，可以部分解释两国股市在过去20年间回报的差异。但这个规律，并不仅限于中美两国股市。研究（L'Her, et al, 2018）显示，在43个国家的股市中，股市中股票供给量和股市回报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股票的供给量越大，显示上市公司从股市中圈钱越多，那么股市的回报就越差，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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