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美食# 新疆人到底有多爱吃馕？
文｜孙珍珍
从什么时候开始有馕的呢？
据考证，“馕”字源于波斯语。维吾尔族原先把馕叫做“艾买克”，直到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后，才改叫馕。
1972年，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中，发现了一个直径为19.5厘米的馕，出土时碎成了12块。同一年，又发现了一个1000多年前的直径只有3.9厘米的馕。
在新疆，考古人员经常随手就能挖出一个千年前的馕，极为干燥的气候条件使得它保存得比较完好，仿佛上一秒还在馕坑中炙烤。
新疆人到底有多能吃馕？新疆日报报道中，曾提到过一组数据：全疆日产馕550吨。按照新疆特色小吃标准，一个馕重200克，550吨馕就是275万个馕。这些馕烤制于全疆1.6万个馕坑，平均每个馕坑每天要烤制出172个馕。也就是说，新疆人一天可以吃掉将近三百万个馕。
我生活的庄子里，大部分哈萨克群众家中都有个馕坑。若串门碰见主人在打馕，那醇香的味道啊，让我整个人都蠢蠢欲动，挪不开脚步，只想脱鞋上炕吃馕。
馕在燃烧着炭火的馕坑里烤着，散发着浓郁的热气，被主人用铁钩取出时，上面洒满的白芝麻像珍珠般滚落到毛巾上。刚打好的馕，松软蓬松，似乎将天上的云朵都揉进了面里，甜口的抹上主人自制的果酱，咸口的裹上西域辣椒酱，或者叫一碗炒米粉，把馕掰开丢进去，满嘴留香，一看就是新疆人的吃法。
去哈萨克人家中做客，馕总是掰开的，堆放在铺开的达斯塔尔汗（餐巾）中。我曾好奇为何馕总是一块一块的，后来亲戚告诉我，在家家户户生活还很拮据的年代，像馕这样美味而工序繁复的食物，不能独享，必须掰开来吃。这就好像哈萨克族男孩长大后第一次靠自己的猎术打回的猎物，要送给朋友或者亲人，不能独自享用。吃着馕，喝着奶茶，简单的食物就治愈了我们的心。
为了让馕走出新疆，走向世界，它的口味和大小也在不断创新。最大的馕叫“艾曼克”馕，日常和聚会都少不了；最小的馕称作“托喀西”馕，一个人吃也毫无负担。除了大小各异，馕的口味也多到眼花缭乱：甜馕、油馕、肉馕、芝麻馕、玫瑰馕等等，一应俱全。
此外，还有因加入其中的材料和制作过程不同而各具风味的馕，譬如奶子馕、辣椒馕、巴旦木馕、酥皮馕、葡萄干馕、薄荷馕、坚果馕等等。在这之中，我最喜欢的当属辣椒丝馕。将辣椒炸熟，做成辣椒酱，涂在馕上，甜丝丝、辣茸茸又香味绵长的辣椒配上刚出炉的馕，攒劲极了。
虽然做馕的方法和做饼并无多大差别，都是揉面团、揪剂子、盖被子、擀馕胚、戳花儿、蘸料、烤馕，但是在新疆人的心里，馕就是馕，饼就是饼，它们并不一样。馕不仅是食物，还是历史，是文化符号。
馕的出现，与新疆的气候环境和地理特征有关。新疆地域辽阔，大部分人都过着游牧生活，牧民在野外放牧时，吃饭是个大问题。于是在牧民临走前，家人会烤好馕，让远行的牧民带在身边。一路上没有其他食物的时候就将已经风干的馕放进河水，经过河水短暂的浸泡，馕就变得松软好入口。
据记载，张骞凿通西域后，馕成为驼铃叮当的丝绸之路上不可或缺的美物，从西域流传到中原，也得到了中原人民的喜爱。
我曾采访过一位新疆“非遗传承人”——阿布拉·依布拉音。他刚做出来的乐器在村子里卖不出去时，为了拓宽销售渠道，阿布拉借了一辆面包车，车里装上各种品类的乐器，只身一人开车出去闯荡。和他一起同行的还有临行前妻子打好的馕。和他的祖先一样，他们出门闯世界时，总是带着馕。
花样繁多的馕和任意美食搭配也不违和，馕配烤肉，瘦肉热烈浓香，肥肉肥而不腻，让人不能从容；馕包大盘鸡，鸡肉热气腾腾，土豆绵软温柔，吃一口浸在汤里的馕，酥软香浓的风味，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炸馕最简单，把馕切成小块，放入热油锅炸成两面金黄。炸出来的馕口感酥脆，别有一番风味。
除此之外，还有炒馕。对于很多外地人来说，放凉的馕可能又干又硬。但是将馕炒过后，劲道紧实的馕，配上香郁浓稠的酱汁，大咬一口，原始馕饼的嚼劲和浸满了汤汁的边缘交融在一起，余味可绕梁三日。人们吃火锅的时候也不忘随手买个馕，你吃馕边边，我吃馕心心，一起泡在咕嘟咕嘟冒泡的鸳鸯锅里，吃完就是扛把子。
馕在新疆可谓万金油，再硬的馕只要一泡就立马松活了。大部分牧民的家里，几乎一日三餐都离不开馕。有些馕是昨天的，有些馕是三天前的，吃一口馕喝，一碗奶茶，还有什么忧愁的事过不去呢？馕，简单至极，它几乎百年都未曾在新疆人的生活里改变过。闲暇时间来个馕泡奶茶，我常常就着馕一口气连喝三杯奶茶，舒坦。
炎热的夏天，连西瓜也逃不掉馕的羁绊。在新疆，我们买西瓜都是成麻袋往家里拉，拉回去堆在床底下，安安心心地吃一个夏天。每每切瓜的时候，家母会急不可待地说：“瓜都切开了你还等什么呢？还不赶紧到烤馕铺子排队！”
关于馕这种新疆特色食物，作家沈苇曾在《新疆词典》中如此谈到：“一只新出炉的馕滚烫而完美，是麦面与火的结合，大地与阳光的飘香，它使我们懂得感恩，领会朴素与简单的要义，生命原本就不需要那些无意义的缀饰和奢华。”或许，这就是馕这种古老的食物教给我们的生活哲学。
文｜孙珍珍
从什么时候开始有馕的呢？
据考证，“馕”字源于波斯语。维吾尔族原先把馕叫做“艾买克”，直到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后，才改叫馕。
1972年，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中，发现了一个直径为19.5厘米的馕，出土时碎成了12块。同一年，又发现了一个1000多年前的直径只有3.9厘米的馕。
在新疆，考古人员经常随手就能挖出一个千年前的馕，极为干燥的气候条件使得它保存得比较完好，仿佛上一秒还在馕坑中炙烤。
新疆人到底有多能吃馕？新疆日报报道中，曾提到过一组数据：全疆日产馕550吨。按照新疆特色小吃标准，一个馕重200克，550吨馕就是275万个馕。这些馕烤制于全疆1.6万个馕坑，平均每个馕坑每天要烤制出172个馕。也就是说，新疆人一天可以吃掉将近三百万个馕。
我生活的庄子里，大部分哈萨克群众家中都有个馕坑。若串门碰见主人在打馕，那醇香的味道啊，让我整个人都蠢蠢欲动，挪不开脚步，只想脱鞋上炕吃馕。
馕在燃烧着炭火的馕坑里烤着，散发着浓郁的热气，被主人用铁钩取出时，上面洒满的白芝麻像珍珠般滚落到毛巾上。刚打好的馕，松软蓬松，似乎将天上的云朵都揉进了面里，甜口的抹上主人自制的果酱，咸口的裹上西域辣椒酱，或者叫一碗炒米粉，把馕掰开丢进去，满嘴留香，一看就是新疆人的吃法。
去哈萨克人家中做客，馕总是掰开的，堆放在铺开的达斯塔尔汗（餐巾）中。我曾好奇为何馕总是一块一块的，后来亲戚告诉我，在家家户户生活还很拮据的年代，像馕这样美味而工序繁复的食物，不能独享，必须掰开来吃。这就好像哈萨克族男孩长大后第一次靠自己的猎术打回的猎物，要送给朋友或者亲人，不能独自享用。吃着馕，喝着奶茶，简单的食物就治愈了我们的心。
为了让馕走出新疆，走向世界，它的口味和大小也在不断创新。最大的馕叫“艾曼克”馕，日常和聚会都少不了；最小的馕称作“托喀西”馕，一个人吃也毫无负担。除了大小各异，馕的口味也多到眼花缭乱：甜馕、油馕、肉馕、芝麻馕、玫瑰馕等等，一应俱全。
此外，还有因加入其中的材料和制作过程不同而各具风味的馕，譬如奶子馕、辣椒馕、巴旦木馕、酥皮馕、葡萄干馕、薄荷馕、坚果馕等等。在这之中，我最喜欢的当属辣椒丝馕。将辣椒炸熟，做成辣椒酱，涂在馕上，甜丝丝、辣茸茸又香味绵长的辣椒配上刚出炉的馕，攒劲极了。
虽然做馕的方法和做饼并无多大差别，都是揉面团、揪剂子、盖被子、擀馕胚、戳花儿、蘸料、烤馕，但是在新疆人的心里，馕就是馕，饼就是饼，它们并不一样。馕不仅是食物，还是历史，是文化符号。
馕的出现，与新疆的气候环境和地理特征有关。新疆地域辽阔，大部分人都过着游牧生活，牧民在野外放牧时，吃饭是个大问题。于是在牧民临走前，家人会烤好馕，让远行的牧民带在身边。一路上没有其他食物的时候就将已经风干的馕放进河水，经过河水短暂的浸泡，馕就变得松软好入口。
据记载，张骞凿通西域后，馕成为驼铃叮当的丝绸之路上不可或缺的美物，从西域流传到中原，也得到了中原人民的喜爱。
我曾采访过一位新疆“非遗传承人”——阿布拉·依布拉音。他刚做出来的乐器在村子里卖不出去时，为了拓宽销售渠道，阿布拉借了一辆面包车，车里装上各种品类的乐器，只身一人开车出去闯荡。和他一起同行的还有临行前妻子打好的馕。和他的祖先一样，他们出门闯世界时，总是带着馕。
花样繁多的馕和任意美食搭配也不违和，馕配烤肉，瘦肉热烈浓香，肥肉肥而不腻，让人不能从容；馕包大盘鸡，鸡肉热气腾腾，土豆绵软温柔，吃一口浸在汤里的馕，酥软香浓的风味，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炸馕最简单，把馕切成小块，放入热油锅炸成两面金黄。炸出来的馕口感酥脆，别有一番风味。
除此之外，还有炒馕。对于很多外地人来说，放凉的馕可能又干又硬。但是将馕炒过后，劲道紧实的馕，配上香郁浓稠的酱汁，大咬一口，原始馕饼的嚼劲和浸满了汤汁的边缘交融在一起，余味可绕梁三日。人们吃火锅的时候也不忘随手买个馕，你吃馕边边，我吃馕心心，一起泡在咕嘟咕嘟冒泡的鸳鸯锅里，吃完就是扛把子。
馕在新疆可谓万金油，再硬的馕只要一泡就立马松活了。大部分牧民的家里，几乎一日三餐都离不开馕。有些馕是昨天的，有些馕是三天前的，吃一口馕喝，一碗奶茶，还有什么忧愁的事过不去呢？馕，简单至极，它几乎百年都未曾在新疆人的生活里改变过。闲暇时间来个馕泡奶茶，我常常就着馕一口气连喝三杯奶茶，舒坦。
炎热的夏天，连西瓜也逃不掉馕的羁绊。在新疆，我们买西瓜都是成麻袋往家里拉，拉回去堆在床底下，安安心心地吃一个夏天。每每切瓜的时候，家母会急不可待地说：“瓜都切开了你还等什么呢？还不赶紧到烤馕铺子排队！”
关于馕这种新疆特色食物，作家沈苇曾在《新疆词典》中如此谈到：“一只新出炉的馕滚烫而完美，是麦面与火的结合，大地与阳光的飘香，它使我们懂得感恩，领会朴素与简单的要义，生命原本就不需要那些无意义的缀饰和奢华。”或许，这就是馕这种古老的食物教给我们的生活哲学。
【#宁波一水库见底古村重现# ，老宁波人回忆1967年大旱：姚江、东钱湖都干了！】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浙江多地遭遇较为严重的冬旱，宁波“大水缸”之一的皎口水库因连日干旱见底，被淹没40多年的古村遗址重见天日，这里意外成了一处网红打卡点，市民蜂拥而来，原本寂静的乡道也停满了车。
本报记者查询了一下，发现在1967年，宁波发生过一次更为严重的大旱。
“大旱，六月二十三日至十一月一日连续132天不雨，田晒白开裂，作物枯焦……老市区部分工厂因缺水停产，象山大塘千余人日驶200艘船只外出运水……”这是《宁波地方志》上，关于1967年宁波大旱的记载。
溪床断流、河网干枯，东钱湖、姚江水尽……对于那场干旱，不少宁波人都留有深刻记忆。尤其最近，作为宁波“大水缸”之一的皎口水库水位退至库底，又将人们的记忆拉回到了缺水的岁月。
“长这么大，印象中那年的干旱是最严重的。”回忆起1967年的那个夏天，今年58岁的老宁波人陈先生脑子里浮现出很多过往，“今年虽旱，但生活在城市的我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便。50多年前的那场大旱，那才叫一个苦呀！”
1967年，陈先生年仅4岁，可对于缺水的记忆，却异常清晰。
因为太难了。
陈先生父亲是军人，常年在部队，所以他小时候就住在宁波江北的外婆家。一家八九口人，平时用水，主要靠院子里一只大水缸，下雨天，屋顶的雨水顺着屋檐流淌下来，积到水缸里，够一家人洗脸洗衣；喝水，靠的是附近一口直径两米宽，深十多米的大井，井水充沛，常年不断。
那个年头，宁波人家用水几乎都是如此。
直到1967年，梅雨天没有一滴雨，成了“空梅”，到了酷暑，只有烈日，没有暴雨，连台风都没了踪影。
根据《宁波地方志》记载，1967年，从6月23日至11月1日，宁波连续132天无雨。
院子里接水的缸成了摆设，想要用水喝水，只能每担花1分钱，去取水站肩挑手提。
取水站一般就在居民家附近500米以内，能辐射周边几百户人家，但取水的人多了，水站的水也成了稀缺品。
排队的水桶，从半夜就开始摆上，还有人放上一张破椅、放一块石头，写上名字，就当排队。
“刚开始还能排队取水，后来水越来越小，水龙头放出的水还没有我的尿急。”那时候，陈先生跟着大人去接水，常常坐在连接两只水桶的扁担上，“大人离开做事，我就在那里坐着，一等就是大半天。”轮到接水，灌满水桶还要花上十几二十分钟。
渐渐的，取水站没水了，家附近的井水也快干了。
陈先生外婆家旁边的那口大井，是周围居民饮用水的希望。“打水的人多了，井水也不够了，一桶水打上来了，井水要慢慢才积蓄回来。”井口边也有了排队的水桶和人群。白天等大人们上了班，像陈先生这样的小孩常常一有空就低头往井里探，一看到水积了一点，就欢呼雀跃跑回家，叫家里大人拿着吊桶来打水，“能打一点都是好的。”
干旱还在继续，到了夏天最炎热的时候，小河小溪都枯了，不少人跑到姚江取水。
在宁波人的记忆中，姚江是不会干的。平时岸边有抽水机，抽上来的水，要用于农业灌溉和部分工业用水。
当生活用水都没法保证，抽水机停工，但还是无法阻挡江水慢慢干涸。
陈先生外婆家，距姚江步行15分钟。他的舅舅会拉着三轮车，把两三百升的水缸运到江边取水。
小时候贪玩，陈先生就躲在水缸里一块去了，等到了姚江边，他钻出来一看，江底都干得开裂了，人站在江底，就像站在梅花桩上，“裂缝宽的地方，足有十几厘米，能掉进得进去一个小孩子。原来江里的一些鱼，可能水少了就钻到泥土里了，泥土裂开，这些鱼干的头在这边，尾巴在那边，也断裂开了。”
只有江心有一点点水，就成了取水人的希望。在湿泥上挖一个大坑守着，等水慢慢从四方流过来，然后用水瓢小心地将水舀进桶里，装满一桶，再提到岸边倒入大水缸中。
想要灌满一缸水，得花上半天时间。
当时，姚江水最深处，当属姚江大闸附近。姚江东接大海，淡水和海水交汇，以前常遇到咸潮问题。江水少了，海水倒灌，周边的农田就成了盐碱地，会影响农业种植。
为彻底治理咸潮，1958年8月，宁波市政府开始在江北湾头地区兴建姚江大闸，一万多名青壮年用手挖肩挑的原始方式，开挖出一条宽200多米，长1200多米的新引河，并在引河的南侧兴建了姚江大闸。这套工程，将来自东海的咸潮彻底地阻断在了大闸的南面。
“大闸附近原本水面宽几百米，白天取水的人一多，连大闸周边都见了底。过一晚上，水慢慢积蓄，也只能积蓄出一两米宽的水面，成了一条小河沟。”
那时候住在姚江附近的市民，大多这么干。舀上来的江水淤泥浑浊，就扔进一点明矾，搅拌一下稍作沉淀，算是消毒了。“口感肯定是不好的，但也没办法。姚江、东钱湖都干了。”
当年，旱情延续，居民吃水成了困难，宁波市政府安排从上海运水。
“宁波到上海有班轮，3000吨的轮船，晚上坐船，睡一夜，第二天早上就能到上海，水就用这种船运过来。”陈先生印象中，到轮船运水已经是9月份了，但天气还是热，运水的船一到，就会有人在小巷子口大喊：“快到轮船码头去挑水！”
码头上，水桶摆成一排排，水手就拿着消防龙头，给每个排队的水桶放水，“水大，水桶几秒钟就接满了。”
消防龙头不关闭，趁着换桶的间隙，陈先生就钻到龙头下面，浇上一身凉水。“排队的大人们就夸赞我这小顽真聪明，这样就洗好澡了，又可以给家里省水了，把我美的呀。”
毕竟那时，洗澡也是一件奢侈的事。家里的大人，总是随便用毛巾擦一擦身，像陈先生这样的小孩子满身臭汗，就只能在木桶里洗澡。洗完澡的水，还要用来洗衣服、拖地、打扫卫生，不舍得倒掉。
“小孩子都喜欢玩水，以前夏天都要玩的，打水仗，在那一年就想都不要想了。”所以在消防水龙头下淋水的清爽肆意，哪怕过去了几十年，陈先生至今难忘。
如今，陈先生已经58岁，聊起旱情，还是一下子就联想到1967年。“记忆中1971年也有过一次，但没这么严重，之后台风来了，旱情就缓解了。”
欣慰的是，随着宁波水利基础设施逐渐增多，宁波抗旱能力也在逐渐提升。
1968年，当时省里批准修建皎口水库，并于1970年开工。1975年建成后，皎口水库成为以防洪、灌溉为主的大型水利枢纽，也是宁波名副其实的“大水缸”。
除了建设大中小型水库，充分挖潜境内水源外，宁波还积极向外引水。
2020年6月19日，宁波境外引水重要工程——位于绍兴市新昌县的钦寸水库举行通水仪式，1.26亿立方米优质原水进入宁波。日前，宁波市水务环境集团提前启动西线原水和毛家坪水厂联通应急工程，完工后可将钦寸水库的原水输送至毛家坪水厂，能有效缓解宁波西片用水之急。#小时新闻读城记#（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朱丽珍）
本报记者查询了一下，发现在1967年，宁波发生过一次更为严重的大旱。
“大旱，六月二十三日至十一月一日连续132天不雨，田晒白开裂，作物枯焦……老市区部分工厂因缺水停产，象山大塘千余人日驶200艘船只外出运水……”这是《宁波地方志》上，关于1967年宁波大旱的记载。
溪床断流、河网干枯，东钱湖、姚江水尽……对于那场干旱，不少宁波人都留有深刻记忆。尤其最近，作为宁波“大水缸”之一的皎口水库水位退至库底，又将人们的记忆拉回到了缺水的岁月。
“长这么大，印象中那年的干旱是最严重的。”回忆起1967年的那个夏天，今年58岁的老宁波人陈先生脑子里浮现出很多过往，“今年虽旱，但生活在城市的我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便。50多年前的那场大旱，那才叫一个苦呀！”
1967年，陈先生年仅4岁，可对于缺水的记忆，却异常清晰。
因为太难了。
陈先生父亲是军人，常年在部队，所以他小时候就住在宁波江北的外婆家。一家八九口人，平时用水，主要靠院子里一只大水缸，下雨天，屋顶的雨水顺着屋檐流淌下来，积到水缸里，够一家人洗脸洗衣；喝水，靠的是附近一口直径两米宽，深十多米的大井，井水充沛，常年不断。
那个年头，宁波人家用水几乎都是如此。
直到1967年，梅雨天没有一滴雨，成了“空梅”，到了酷暑，只有烈日，没有暴雨，连台风都没了踪影。
根据《宁波地方志》记载，1967年，从6月23日至11月1日，宁波连续132天无雨。
院子里接水的缸成了摆设，想要用水喝水，只能每担花1分钱，去取水站肩挑手提。
取水站一般就在居民家附近500米以内，能辐射周边几百户人家，但取水的人多了，水站的水也成了稀缺品。
排队的水桶，从半夜就开始摆上，还有人放上一张破椅、放一块石头，写上名字，就当排队。
“刚开始还能排队取水，后来水越来越小，水龙头放出的水还没有我的尿急。”那时候，陈先生跟着大人去接水，常常坐在连接两只水桶的扁担上，“大人离开做事，我就在那里坐着，一等就是大半天。”轮到接水，灌满水桶还要花上十几二十分钟。
渐渐的，取水站没水了，家附近的井水也快干了。
陈先生外婆家旁边的那口大井，是周围居民饮用水的希望。“打水的人多了，井水也不够了，一桶水打上来了，井水要慢慢才积蓄回来。”井口边也有了排队的水桶和人群。白天等大人们上了班，像陈先生这样的小孩常常一有空就低头往井里探，一看到水积了一点，就欢呼雀跃跑回家，叫家里大人拿着吊桶来打水，“能打一点都是好的。”
干旱还在继续，到了夏天最炎热的时候，小河小溪都枯了，不少人跑到姚江取水。
在宁波人的记忆中，姚江是不会干的。平时岸边有抽水机，抽上来的水，要用于农业灌溉和部分工业用水。
当生活用水都没法保证，抽水机停工，但还是无法阻挡江水慢慢干涸。
陈先生外婆家，距姚江步行15分钟。他的舅舅会拉着三轮车，把两三百升的水缸运到江边取水。
小时候贪玩，陈先生就躲在水缸里一块去了，等到了姚江边，他钻出来一看，江底都干得开裂了，人站在江底，就像站在梅花桩上，“裂缝宽的地方，足有十几厘米，能掉进得进去一个小孩子。原来江里的一些鱼，可能水少了就钻到泥土里了，泥土裂开，这些鱼干的头在这边，尾巴在那边，也断裂开了。”
只有江心有一点点水，就成了取水人的希望。在湿泥上挖一个大坑守着，等水慢慢从四方流过来，然后用水瓢小心地将水舀进桶里，装满一桶，再提到岸边倒入大水缸中。
想要灌满一缸水，得花上半天时间。
当时，姚江水最深处，当属姚江大闸附近。姚江东接大海，淡水和海水交汇，以前常遇到咸潮问题。江水少了，海水倒灌，周边的农田就成了盐碱地，会影响农业种植。
为彻底治理咸潮，1958年8月，宁波市政府开始在江北湾头地区兴建姚江大闸，一万多名青壮年用手挖肩挑的原始方式，开挖出一条宽200多米，长1200多米的新引河，并在引河的南侧兴建了姚江大闸。这套工程，将来自东海的咸潮彻底地阻断在了大闸的南面。
“大闸附近原本水面宽几百米，白天取水的人一多，连大闸周边都见了底。过一晚上，水慢慢积蓄，也只能积蓄出一两米宽的水面，成了一条小河沟。”
那时候住在姚江附近的市民，大多这么干。舀上来的江水淤泥浑浊，就扔进一点明矾，搅拌一下稍作沉淀，算是消毒了。“口感肯定是不好的，但也没办法。姚江、东钱湖都干了。”
当年，旱情延续，居民吃水成了困难，宁波市政府安排从上海运水。
“宁波到上海有班轮，3000吨的轮船，晚上坐船，睡一夜，第二天早上就能到上海，水就用这种船运过来。”陈先生印象中，到轮船运水已经是9月份了，但天气还是热，运水的船一到，就会有人在小巷子口大喊：“快到轮船码头去挑水！”
码头上，水桶摆成一排排，水手就拿着消防龙头，给每个排队的水桶放水，“水大，水桶几秒钟就接满了。”
消防龙头不关闭，趁着换桶的间隙，陈先生就钻到龙头下面，浇上一身凉水。“排队的大人们就夸赞我这小顽真聪明，这样就洗好澡了，又可以给家里省水了，把我美的呀。”
毕竟那时，洗澡也是一件奢侈的事。家里的大人，总是随便用毛巾擦一擦身，像陈先生这样的小孩子满身臭汗，就只能在木桶里洗澡。洗完澡的水，还要用来洗衣服、拖地、打扫卫生，不舍得倒掉。
“小孩子都喜欢玩水，以前夏天都要玩的，打水仗，在那一年就想都不要想了。”所以在消防水龙头下淋水的清爽肆意，哪怕过去了几十年，陈先生至今难忘。
如今，陈先生已经58岁，聊起旱情，还是一下子就联想到1967年。“记忆中1971年也有过一次，但没这么严重，之后台风来了，旱情就缓解了。”
欣慰的是，随着宁波水利基础设施逐渐增多，宁波抗旱能力也在逐渐提升。
1968年，当时省里批准修建皎口水库，并于1970年开工。1975年建成后，皎口水库成为以防洪、灌溉为主的大型水利枢纽，也是宁波名副其实的“大水缸”。
除了建设大中小型水库，充分挖潜境内水源外，宁波还积极向外引水。
2020年6月19日，宁波境外引水重要工程——位于绍兴市新昌县的钦寸水库举行通水仪式，1.26亿立方米优质原水进入宁波。日前，宁波市水务环境集团提前启动西线原水和毛家坪水厂联通应急工程，完工后可将钦寸水库的原水输送至毛家坪水厂，能有效缓解宁波西片用水之急。#小时新闻读城记#（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朱丽珍）
#老西在吃吃吃的路上一去不回头#
⚪️大阪烧
好久没有尝试大阪烧了...外面店卖的味道差劲，被强烈的吃货欲望逼着自己做...
masa叔的教程比例是我觉得最舒服的，中间用豆奶代替牛奶，意外地很好吃。
酱汁上我没有加小丸子的酱，改成了芝士，于是味道就是奶咸味（脑子里突然掠过康师傅椒盐饼干的影子？！）
其中最麻烦的一步应该是山药泥...我买搅拌棒的欲望更加强烈[跪了][跪了][跪了]但是加了山药泥确实好吃度level up！山药泥就是大阪烧的c位叭。
⚪️蜂蜜柚子茶
冬天就该配热饮！昨天熬的蜂蜜柚子酱今天追剧时候泡水...
好耶！是初中在甜品店的味道！
柚子处理属实费了一番心思。拿盐搓了一遍柚子皮+削皮刀削皮+一片一片把多余的白瓤挖下去+切细丝泡盐水2h。这样子的柚子皮才不苦...真的是大工程[跪了]
最后就是冰糖+果肉+柚子皮长时间熬制了！我大概熬了2h...水不能加太多，要不时间更长了...
煮完晾凉，加蜂蜜搅拌放到冰箱就OK了！想吃的时候加一勺泡水简直天堂w
⚪️大阪烧
好久没有尝试大阪烧了...外面店卖的味道差劲，被强烈的吃货欲望逼着自己做...
masa叔的教程比例是我觉得最舒服的，中间用豆奶代替牛奶，意外地很好吃。
酱汁上我没有加小丸子的酱，改成了芝士，于是味道就是奶咸味（脑子里突然掠过康师傅椒盐饼干的影子？！）
其中最麻烦的一步应该是山药泥...我买搅拌棒的欲望更加强烈[跪了][跪了][跪了]但是加了山药泥确实好吃度level up！山药泥就是大阪烧的c位叭。
⚪️蜂蜜柚子茶
冬天就该配热饮！昨天熬的蜂蜜柚子酱今天追剧时候泡水...
好耶！是初中在甜品店的味道！
柚子处理属实费了一番心思。拿盐搓了一遍柚子皮+削皮刀削皮+一片一片把多余的白瓤挖下去+切细丝泡盐水2h。这样子的柚子皮才不苦...真的是大工程[跪了]
最后就是冰糖+果肉+柚子皮长时间熬制了！我大概熬了2h...水不能加太多，要不时间更长了...
煮完晾凉，加蜂蜜搅拌放到冰箱就OK了！想吃的时候加一勺泡水简直天堂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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