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七一勋章”获得者丨“卫国戍边英雄”陈红军：新时代军人的杰出代表】加勒万河谷，这条位于西部边境喀喇昆仑山脉褶皱深处的细长峡谷，激流滔滔，乱石嶙峋。
这里是祖国的西部边陲，也是守卫和平的一线——
来自天南海北的一茬茬官兵，扎进茫茫群山，挺立冰峰雪谷，用热血和青春筑起巍峨界碑。
在那场回击有关外军严重违反两国协定协议、蓄意挑起事端的斗争中，我边防官兵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暴力行径予以坚决回击，取得重大胜利，有效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33岁的营长陈红军，奉命带队前往一线紧急支援，在同外军战斗中，英勇作战、誓死不屈，为捍卫祖国领土主权、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壮烈牺牲。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卫国戍边英雄”陈红军和他的战友们展现出来的誓死捍卫祖国领土的赤胆忠诚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彰显了新时代卫国戍边英雄官兵的昂扬风貌。
把背影留给战友的“冲锋者”
【营长带我们上前线时，就穿着这一身】
恢复了平静的加勒万河谷，河水缓缓流淌，群山沉静肃穆。
然而，每当望见“大好河山，寸土不让”8个大字时，中士何生盼还是忍不住会想起营长陈红军，想起那个冲锋在前的背影。
“很长一段时间，战友们聚在一起聊天时，总会不自觉地翻出他的照片来看。”何生盼红着眼眶说。
照片里的陈红军脸膛黑黑，近一米八的个子穿上单兵防护装具，英气十足；他的鼻梁上架着一副无框眼镜，笑意盈盈中透着几分儒雅。
“营长带我们上前线时，就穿着这一身。”何生盼记得，那天傍晚，陈红军从指挥所匆匆跑回来，边跑边喊：“所有人备勤，准备登车！”
【说好了要一个不少地回来，结果他自己却没兑现承诺】
“那段路，感觉车都快飞起来了！”中士何俊发现，营长从来没有这么着急过，“后来，道路不通，他就带头蹚河，不顾近5000米的海拔跑着往前冲。”
“保护团长！”中士陈伟听见一声高喊，只见陈红军带着两名盾牌手，迎着“石头雨”“棍棒阵”冲上前去，用身体和盾牌隔开外军，掩护战友将团长救出。
陈红军指挥部队向有利地形有序转移时，看到几名战士被对方围攻，毫不犹豫地转身，带领官兵再次冲锋，只留下一个高大的背影。
在很多官兵的记忆里，那个背影是营长留给他们的最后印象。
我方增援队伍及时赶到后，一举将来犯者击溃驱离，取得重大胜利。排长曲元钧清楚记得，出发时陈红军打着手电，站在风雪中郑重承诺：“我要把你们安全地带上去，也要把你们一个不少地带下来！”
“说好了要一个不少地回来，结果他自己却没兑现承诺……”
祖国山河终无恙，守边护边志更坚。那场战斗之后，“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被很多官兵自发写在了头盔里、衣服上，刻印在青春的胸膛里。捍卫着英雄誓死捍卫的国土，肩负着英雄用生命践行的使命，一股“学英雄、当英雄”的热潮涌动在喀喇昆仑高原。
没什么爱好的“拼命三郎”
【有一天，我一定要穿上这身军装】
2009年，陈红军从地方大学毕业，本已通过公安特警招录考试，可一听说征兵的消息就临时“变卦”，最终走进火热军营。
走上高原是因为理想，留在高原则考验信念。无法摆脱的高寒缺氧，满目的荒漠冰川，漫长的冬季封山……胸怀“党叫干啥就干啥”的赤胆忠诚，肩负“边关有我在，祖国请放心”的勇敢担当，陈红军坚守着无数边防军人用生命筑起的精神高地，扎根奉献奋战在边防斗争一线。
2020年，他成长为全团最年轻的营长，在祖国的西部边境线上洒尽热血，将自己的军旅生涯永远定格在了第11年。
11年的军旅生涯，赤胆忠诚皆为祖国。
团政委王利军说，这些年来，陈红军先后任排长、参谋、连长、协理员、股长、营长，岗位多次变换，每个岗位拼尽全力、表现出色。
“红军本是学心理学的，军事方面可谓零基础。可担任二连连长后，他很快就掌握了装甲专业知识。”曾任二连指导员的王伟，说起老搭档的钻劲儿，慨叹不已。
“当作训股股长时，他的办公室在三楼，宿舍在一楼，遇到重大任务，干脆在办公室支了张行军床……”聊到老股长，连长陈鸿宇直言，“他干起工作来，就是个拼命三郎！”
母亲丁念毕回忆道，陈红军从小就崇拜军人保家卫国，经常“偷”他三叔的军帽戴。后来，有高中同学参军，他又借来军装拍照，并告诉母亲：“有一天，我一定要穿上这身军装。”
【党把自己放在什么岗位上，就要在什么岗位上建功立业】
在陈红军宿舍书柜里的一本书中，一段画线重点标注的话折射出他对职责使命的理解：“党把自己放在什么岗位上，就要在什么岗位上建功立业……”
机步营是边情紧急时支援一线的力量。陈红军任营长时，正好赶上全营从装甲步兵营向机械化步兵营转型。
起初他充满了本领恐慌，但使命感促使他不断激励自我，奋发进取。
整理陈红军遗物时，何生盼看到，营长没有个人日记，有的只是厚厚的几本工作笔记，其中，单就一个站哨就列出了好几点问题。
陈红军牺牲后，机步营官兵发现，大家谁也说不出营长有什么业余爱好，“印象中，他最喜欢的似乎除了工作还是工作”。
在陈红军的带领下，机步营改制不到2年便形成作战能力，先后被表彰为军事训练一级单位、装备管理先进单位、后勤管理先进单位……
有情有爱的“普通人”
【那是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是一个家庭该有的样子】
“红军是一个让人感觉很温暖的人。”肖嵌文聊起和丈夫相识相恋以来的日子，几度哽咽，“平时虽然相隔几千公里，可每逢节日，我都会收到他寄的礼物。”
结婚4年，夫妻俩聚少离多，一直没有孩子。陈红军最后一次休假是2020年春节，只有短短17天。
回忆起匆匆相聚的日子，肖嵌文说：“每天早上我还在睡觉的时候，他会提前去超市买好菜，然后我再给他做一日三餐。那是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是一个家庭该有的样子。”
令人欣慰的是，这次相聚留下了爱情的结晶；令人痛心的是，孩子还没出生便永远失去了父亲。
肖嵌文清楚记得，自己最后一次和陈红军联系是2020年6月5日，那时怀孕已有5个多月，“他特别喜欢丫头”。肖嵌文曾开玩笑问陈红军：“如果是个男孩，你还不爱了吗？”
“爱呢，爱呢，爱呢！”电话那头，传来陈红军忙不迭的回答——这也成了肖嵌文对陈红军最后的记忆。
【党员干部跟我顶在最前面，义务兵往后靠】
边境一线，陈红军始终是官兵眼中的标杆。
“构筑工事，几十斤重的大石头，我们抱一块，他肯定也抱一块。”下士王钰说，“战士衣服脏了，营长身上也绝不会干净”。
在战斗最激烈时刻，上等兵杨旭东亲眼看到——面对外军人多势众、咄咄逼人的态势，陈红军一边冲锋一边大声喊：“党员干部跟我顶在最前面，义务兵往后靠……”
平时甘苦与共，战时生死与共。那场战斗中，团长顶在最前面阻挡外军，营长救团长、战士救营长、班长救战士……我官兵上下同欲、生死相依，是以少胜多的关键所在。
战斗结束清理战场时，王钰在陈红军等人牺牲现场看到，一名战士紧紧趴在营长身上，保持着护住营长的姿势。
这名战士是陈祥榕——陈红军平时关爱最多的“娃娃兵”之一。https://t.cn/A6MfPUcX
这里是祖国的西部边陲，也是守卫和平的一线——
来自天南海北的一茬茬官兵，扎进茫茫群山，挺立冰峰雪谷，用热血和青春筑起巍峨界碑。
在那场回击有关外军严重违反两国协定协议、蓄意挑起事端的斗争中，我边防官兵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暴力行径予以坚决回击，取得重大胜利，有效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33岁的营长陈红军，奉命带队前往一线紧急支援，在同外军战斗中，英勇作战、誓死不屈，为捍卫祖国领土主权、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壮烈牺牲。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卫国戍边英雄”陈红军和他的战友们展现出来的誓死捍卫祖国领土的赤胆忠诚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彰显了新时代卫国戍边英雄官兵的昂扬风貌。
把背影留给战友的“冲锋者”
【营长带我们上前线时，就穿着这一身】
恢复了平静的加勒万河谷，河水缓缓流淌，群山沉静肃穆。
然而，每当望见“大好河山，寸土不让”8个大字时，中士何生盼还是忍不住会想起营长陈红军，想起那个冲锋在前的背影。
“很长一段时间，战友们聚在一起聊天时，总会不自觉地翻出他的照片来看。”何生盼红着眼眶说。
照片里的陈红军脸膛黑黑，近一米八的个子穿上单兵防护装具，英气十足；他的鼻梁上架着一副无框眼镜，笑意盈盈中透着几分儒雅。
“营长带我们上前线时，就穿着这一身。”何生盼记得，那天傍晚，陈红军从指挥所匆匆跑回来，边跑边喊：“所有人备勤，准备登车！”
【说好了要一个不少地回来，结果他自己却没兑现承诺】
“那段路，感觉车都快飞起来了！”中士何俊发现，营长从来没有这么着急过，“后来，道路不通，他就带头蹚河，不顾近5000米的海拔跑着往前冲。”
“保护团长！”中士陈伟听见一声高喊，只见陈红军带着两名盾牌手，迎着“石头雨”“棍棒阵”冲上前去，用身体和盾牌隔开外军，掩护战友将团长救出。
陈红军指挥部队向有利地形有序转移时，看到几名战士被对方围攻，毫不犹豫地转身，带领官兵再次冲锋，只留下一个高大的背影。
在很多官兵的记忆里，那个背影是营长留给他们的最后印象。
我方增援队伍及时赶到后，一举将来犯者击溃驱离，取得重大胜利。排长曲元钧清楚记得，出发时陈红军打着手电，站在风雪中郑重承诺：“我要把你们安全地带上去，也要把你们一个不少地带下来！”
“说好了要一个不少地回来，结果他自己却没兑现承诺……”
祖国山河终无恙，守边护边志更坚。那场战斗之后，“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被很多官兵自发写在了头盔里、衣服上，刻印在青春的胸膛里。捍卫着英雄誓死捍卫的国土，肩负着英雄用生命践行的使命，一股“学英雄、当英雄”的热潮涌动在喀喇昆仑高原。
没什么爱好的“拼命三郎”
【有一天，我一定要穿上这身军装】
2009年，陈红军从地方大学毕业，本已通过公安特警招录考试，可一听说征兵的消息就临时“变卦”，最终走进火热军营。
走上高原是因为理想，留在高原则考验信念。无法摆脱的高寒缺氧，满目的荒漠冰川，漫长的冬季封山……胸怀“党叫干啥就干啥”的赤胆忠诚，肩负“边关有我在，祖国请放心”的勇敢担当，陈红军坚守着无数边防军人用生命筑起的精神高地，扎根奉献奋战在边防斗争一线。
2020年，他成长为全团最年轻的营长，在祖国的西部边境线上洒尽热血，将自己的军旅生涯永远定格在了第11年。
11年的军旅生涯，赤胆忠诚皆为祖国。
团政委王利军说，这些年来，陈红军先后任排长、参谋、连长、协理员、股长、营长，岗位多次变换，每个岗位拼尽全力、表现出色。
“红军本是学心理学的，军事方面可谓零基础。可担任二连连长后，他很快就掌握了装甲专业知识。”曾任二连指导员的王伟，说起老搭档的钻劲儿，慨叹不已。
“当作训股股长时，他的办公室在三楼，宿舍在一楼，遇到重大任务，干脆在办公室支了张行军床……”聊到老股长，连长陈鸿宇直言，“他干起工作来，就是个拼命三郎！”
母亲丁念毕回忆道，陈红军从小就崇拜军人保家卫国，经常“偷”他三叔的军帽戴。后来，有高中同学参军，他又借来军装拍照，并告诉母亲：“有一天，我一定要穿上这身军装。”
【党把自己放在什么岗位上，就要在什么岗位上建功立业】
在陈红军宿舍书柜里的一本书中，一段画线重点标注的话折射出他对职责使命的理解：“党把自己放在什么岗位上，就要在什么岗位上建功立业……”
机步营是边情紧急时支援一线的力量。陈红军任营长时，正好赶上全营从装甲步兵营向机械化步兵营转型。
起初他充满了本领恐慌，但使命感促使他不断激励自我，奋发进取。
整理陈红军遗物时，何生盼看到，营长没有个人日记，有的只是厚厚的几本工作笔记，其中，单就一个站哨就列出了好几点问题。
陈红军牺牲后，机步营官兵发现，大家谁也说不出营长有什么业余爱好，“印象中，他最喜欢的似乎除了工作还是工作”。
在陈红军的带领下，机步营改制不到2年便形成作战能力，先后被表彰为军事训练一级单位、装备管理先进单位、后勤管理先进单位……
有情有爱的“普通人”
【那是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是一个家庭该有的样子】
“红军是一个让人感觉很温暖的人。”肖嵌文聊起和丈夫相识相恋以来的日子，几度哽咽，“平时虽然相隔几千公里，可每逢节日，我都会收到他寄的礼物。”
结婚4年，夫妻俩聚少离多，一直没有孩子。陈红军最后一次休假是2020年春节，只有短短17天。
回忆起匆匆相聚的日子，肖嵌文说：“每天早上我还在睡觉的时候，他会提前去超市买好菜，然后我再给他做一日三餐。那是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是一个家庭该有的样子。”
令人欣慰的是，这次相聚留下了爱情的结晶；令人痛心的是，孩子还没出生便永远失去了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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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呢，爱呢，爱呢！”电话那头，传来陈红军忙不迭的回答——这也成了肖嵌文对陈红军最后的记忆。
【党员干部跟我顶在最前面，义务兵往后靠】
边境一线，陈红军始终是官兵眼中的标杆。
“构筑工事，几十斤重的大石头，我们抱一块，他肯定也抱一块。”下士王钰说，“战士衣服脏了，营长身上也绝不会干净”。
在战斗最激烈时刻，上等兵杨旭东亲眼看到——面对外军人多势众、咄咄逼人的态势，陈红军一边冲锋一边大声喊：“党员干部跟我顶在最前面，义务兵往后靠……”
平时甘苦与共，战时生死与共。那场战斗中，团长顶在最前面阻挡外军，营长救团长、战士救营长、班长救战士……我官兵上下同欲、生死相依，是以少胜多的关键所在。
战斗结束清理战场时，王钰在陈红军等人牺牲现场看到，一名战士紧紧趴在营长身上，保持着护住营长的姿势。
这名战士是陈祥榕——陈红军平时关爱最多的“娃娃兵”之一。https://t.cn/A6MfPUcX
#九一八爆发90周年# 【消失的村庄 不灭的历史——#铭记抚顺平顶山惨案三千亡魂#】平顶山村，一个自然形成仅百余年的村子，因山丘土质适于回填矿井被挖成平地而得名，当年有大量矿工聚居于此。如果不是89年前的那场大屠杀，平顶山村会是一个平淡无奇、默默无闻的村子。#九一八事变九十周年#
1932年9月16日，侵华日军以协助抗日罪名，将平顶山村的村民驱赶至村庄旁的山脚下，用机关枪疯狂扫射手无寸铁的人们，随后又用刺刀挨个儿往身上捅。山下一片血海，3000多人惨遭屠杀，村庄也被日寇放火烧毁。
这就是当年震惊中外的平顶山惨案，是九一八事变后，侵华日军在中国制造的第一场针对无辜平民的大屠杀。日军先用汽油焚尸，后又炸山埋尸，企图掩盖他们犯下的滔天罪行。
日军犯下滔天罪行
在辽宁省抚顺市南郊的一座小山坡上，矗立着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馆区外隔着一条马路约百米处，是曾经的平顶山村。
从惨案纪念馆一角下70多级台阶，便是惨案遗址馆。
曲曲折折80米长的玻璃罩下，躺着遇害者的遗骸：被烧得炭黑的襁褓里是依稀可辨的婴儿遗骸，头顶穿孔、颌骨大张的成人遗骸，汽油桶旁的妇女与小孩遗骸……他们都是平顶山村的村民。
1951年清明节，抚顺市在平顶山设立纪念碑，1972年，在发掘出遇难同胞遗骨处修建了平顶山殉难同胞遗骨馆。
烧焦的月饼与饭团、残缺不全的饭票、儿童戴的长命锁……纪念馆里展出的这些从大屠杀现场出土的村民遗物，保留着大屠杀前人们的生活细节，跟惨剧形成强烈反差。
少数幸存者的回忆，将大屠杀的片段永久地记录下来。
“……我和表弟一家人正忙着包饺子，就来了两个鬼子，叫我们去开会。我们被赶到村西一个洼地里……鬼子就把枪口对着人群开始屠杀……我被压在表弟身下，过了很长时间才醒过来。看了看死去的亲人，好像做了一场噩梦……”这是幸存者王殿垣写在稿纸上的亲历。
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宣教陈列部主任王媛媛说，据幸存者回忆，惨案发生时，只有百余名幸存者逃出，但一些人因伤势过重相继死在逃亡途中。存活下来且与档案馆有联系的只有53人。目前已知在世的幸存者仅剩周茂勤一人。惨案发生时，他尚未出生，母亲李佩珍身负枪伤和刀伤，艰难地爬出了屠杀现场，3个月后生下了他。
十年漫漫诉讼路
75岁的退休警察刘传利是大屠杀幸存者杨宝山的女婿。
自1996年起，平顶山惨案幸存者方素容、杨宝山、莫德胜组成对日诉讼团，在日本律师团和民间支持会的帮助下，联名向日本法院起诉，要求日本政府公开谢罪，并做出赔偿。刘传利陪同他五次赴日参与诉讼。
“我帮老丈人配合日本律师去法院诉讼。每次陪老人诉讼，向日本人讲述亲历故事的时候，当地媒体民众都非常关注。”他回忆说。
“我老丈人当时大约10岁。他从他母亲的尸体下爬出来，看到家人都死了，村子也烧没了，浑身是血的他和其他几名幸存者就往高粱地跑，路上碰到辽宁民众自卫军，就坐上他们的大车。同行的人大部分都因重伤死了。”他说。
杨宝山的父母都在惨案中遇难，尚且年幼的他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成年后就把9月16日惨案发生日当作了自己的生日。
2002年6月28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终于认定了平顶山惨案的历史事实，却以“国家无答责”为由，驳回了原告要求日本政府赔偿谢罪的要求。2006年5月16日，日本最高法院最终驳回中方原告的诉讼请求，诉讼宣告失败。
“虽然败诉了，但让很多日本民众了解了这段历史，日本政府承认了大屠杀的事实，这比个人胜诉的意义还大。”刘传利说。
败诉后，仍有许多日本民间友好人士主动和刘传利联系。他和一些日本律师保持联络，希望继续诉讼，让日本政府就这段历史公开向民众谢罪。
日本议员联名致歉
遗址馆设有一处供公众表达缅怀之情的厅堂，摆放着各界送的花圈。由日本参观者带来的成串的千纸鹤，显得与众不同。在象征祈愿和平的纸鹤旁，有许多日方团体留下的感言卡。“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永远和平”是屡屡出现的字句。
“看到纪念馆里受害者遗骨的时候，我仿佛能听到他们悲惨的哭喊声。”“参观了纪念馆后，我深刻认识到了战争的惨烈……我一想到那些否定日军过去犯下罪行的政客，一阵怒火就不由得涌上心头。”这是东日本铁路工会成员2015年留下的感言。
2009年5月5日，时任日本参议员的相原久美子带着24名议员联名的道歉书专程来到抚顺。她是历史上首位来平顶山惨案纪念馆致歉、谢罪的日本国会议员。
相原久美子和中方人士当年栽种的两株小松柏，如今已有一人多高。旁边是东日本铁路工会赠送的和平纪念碑，上面写着：安息吧，已去的灵魂。在此我们深怀反省之念，发誓为中日人民的友谊，为世界和平而奋斗。https://t.cn/A6M7HFwo
1932年9月16日，侵华日军以协助抗日罪名，将平顶山村的村民驱赶至村庄旁的山脚下，用机关枪疯狂扫射手无寸铁的人们，随后又用刺刀挨个儿往身上捅。山下一片血海，3000多人惨遭屠杀，村庄也被日寇放火烧毁。
这就是当年震惊中外的平顶山惨案，是九一八事变后，侵华日军在中国制造的第一场针对无辜平民的大屠杀。日军先用汽油焚尸，后又炸山埋尸，企图掩盖他们犯下的滔天罪行。
日军犯下滔天罪行
在辽宁省抚顺市南郊的一座小山坡上，矗立着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馆区外隔着一条马路约百米处，是曾经的平顶山村。
从惨案纪念馆一角下70多级台阶，便是惨案遗址馆。
曲曲折折80米长的玻璃罩下，躺着遇害者的遗骸：被烧得炭黑的襁褓里是依稀可辨的婴儿遗骸，头顶穿孔、颌骨大张的成人遗骸，汽油桶旁的妇女与小孩遗骸……他们都是平顶山村的村民。
1951年清明节，抚顺市在平顶山设立纪念碑，1972年，在发掘出遇难同胞遗骨处修建了平顶山殉难同胞遗骨馆。
烧焦的月饼与饭团、残缺不全的饭票、儿童戴的长命锁……纪念馆里展出的这些从大屠杀现场出土的村民遗物，保留着大屠杀前人们的生活细节，跟惨剧形成强烈反差。
少数幸存者的回忆，将大屠杀的片段永久地记录下来。
“……我和表弟一家人正忙着包饺子，就来了两个鬼子，叫我们去开会。我们被赶到村西一个洼地里……鬼子就把枪口对着人群开始屠杀……我被压在表弟身下，过了很长时间才醒过来。看了看死去的亲人，好像做了一场噩梦……”这是幸存者王殿垣写在稿纸上的亲历。
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宣教陈列部主任王媛媛说，据幸存者回忆，惨案发生时，只有百余名幸存者逃出，但一些人因伤势过重相继死在逃亡途中。存活下来且与档案馆有联系的只有53人。目前已知在世的幸存者仅剩周茂勤一人。惨案发生时，他尚未出生，母亲李佩珍身负枪伤和刀伤，艰难地爬出了屠杀现场，3个月后生下了他。
十年漫漫诉讼路
75岁的退休警察刘传利是大屠杀幸存者杨宝山的女婿。
自1996年起，平顶山惨案幸存者方素容、杨宝山、莫德胜组成对日诉讼团，在日本律师团和民间支持会的帮助下，联名向日本法院起诉，要求日本政府公开谢罪，并做出赔偿。刘传利陪同他五次赴日参与诉讼。
“我帮老丈人配合日本律师去法院诉讼。每次陪老人诉讼，向日本人讲述亲历故事的时候，当地媒体民众都非常关注。”他回忆说。
“我老丈人当时大约10岁。他从他母亲的尸体下爬出来，看到家人都死了，村子也烧没了，浑身是血的他和其他几名幸存者就往高粱地跑，路上碰到辽宁民众自卫军，就坐上他们的大车。同行的人大部分都因重伤死了。”他说。
杨宝山的父母都在惨案中遇难，尚且年幼的他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成年后就把9月16日惨案发生日当作了自己的生日。
2002年6月28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终于认定了平顶山惨案的历史事实，却以“国家无答责”为由，驳回了原告要求日本政府赔偿谢罪的要求。2006年5月16日，日本最高法院最终驳回中方原告的诉讼请求，诉讼宣告失败。
“虽然败诉了，但让很多日本民众了解了这段历史，日本政府承认了大屠杀的事实，这比个人胜诉的意义还大。”刘传利说。
败诉后，仍有许多日本民间友好人士主动和刘传利联系。他和一些日本律师保持联络，希望继续诉讼，让日本政府就这段历史公开向民众谢罪。
日本议员联名致歉
遗址馆设有一处供公众表达缅怀之情的厅堂，摆放着各界送的花圈。由日本参观者带来的成串的千纸鹤，显得与众不同。在象征祈愿和平的纸鹤旁，有许多日方团体留下的感言卡。“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永远和平”是屡屡出现的字句。
“看到纪念馆里受害者遗骨的时候，我仿佛能听到他们悲惨的哭喊声。”“参观了纪念馆后，我深刻认识到了战争的惨烈……我一想到那些否定日军过去犯下罪行的政客，一阵怒火就不由得涌上心头。”这是东日本铁路工会成员2015年留下的感言。
2009年5月5日，时任日本参议员的相原久美子带着24名议员联名的道歉书专程来到抚顺。她是历史上首位来平顶山惨案纪念馆致歉、谢罪的日本国会议员。
相原久美子和中方人士当年栽种的两株小松柏，如今已有一人多高。旁边是东日本铁路工会赠送的和平纪念碑，上面写着：安息吧，已去的灵魂。在此我们深怀反省之念，发誓为中日人民的友谊，为世界和平而奋斗。https://t.cn/A6M7HFwo
齐长城始建于春秋时期，完成于战国时期。焦赞城遗址 在泽州县晋庙铺镇南10公里处、小口道前湾村背后一脊梁上。东面悬崖峭壁，西面沟深无底，后有高山护城，前面路窄天险。行人只有从城中通过，才能北上或南下。#旅行回忆杀# 站在山顶往下看，能把焦赞遗址全貌看清，北齐长城已成一条石头小矮墙了~ https://t.cn/A6IiH20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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