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简史#
公元前五世纪雅典史上有某些事物对于理解柏拉图及其以后的全部希腊思想来说，乃是极其重要的。在第一次波斯战争的时候，由于有马拉松之战的决定性的胜利，主要的光荣就归于雅典。十年以后在第二次战争时，雅典人在海上仍然是希腊方面的最强者；但是在陆地上，胜利主要地要归功于斯巴达人，斯巴达人是希腊世界公认的领袖。然而斯巴达人的观点是狭隘的地方性的，当波斯人被逐出希腊的欧洲部分之后，他们就不再抵抗波斯人了。保卫亚洲部分的希腊人以及解放那些已经被波斯人所征服的岛屿的责任就被雅典承当起来，并且获得很大的成功。雅典变成了海上的领袖强国，并对于伊奥尼亚各岛获得了相当大的帝国主义式的控制权。白里克里斯是一个温和的民主派，也是一个温和的帝国主义者；在他的领导之下，雅典繁荣起来了。伟大的神殿——其遗迹迄今仍然是雅典的光荣——就是他倡议修建的，用以代替被薛克修斯所毁掉的神殿。雅典城的财富以及文化都迅速地增加；而且正如这种时代所必然会发生的一样，尤其是当财富由于对外贸易而增加的时候，传统的道德与传统的信仰就衰退了。
公元前五世纪雅典史上有某些事物对于理解柏拉图及其以后的全部希腊思想来说，乃是极其重要的。在第一次波斯战争的时候，由于有马拉松之战的决定性的胜利，主要的光荣就归于雅典。十年以后在第二次战争时，雅典人在海上仍然是希腊方面的最强者；但是在陆地上，胜利主要地要归功于斯巴达人，斯巴达人是希腊世界公认的领袖。然而斯巴达人的观点是狭隘的地方性的，当波斯人被逐出希腊的欧洲部分之后，他们就不再抵抗波斯人了。保卫亚洲部分的希腊人以及解放那些已经被波斯人所征服的岛屿的责任就被雅典承当起来，并且获得很大的成功。雅典变成了海上的领袖强国，并对于伊奥尼亚各岛获得了相当大的帝国主义式的控制权。白里克里斯是一个温和的民主派，也是一个温和的帝国主义者；在他的领导之下，雅典繁荣起来了。伟大的神殿——其遗迹迄今仍然是雅典的光荣——就是他倡议修建的，用以代替被薛克修斯所毁掉的神殿。雅典城的财富以及文化都迅速地增加；而且正如这种时代所必然会发生的一样，尤其是当财富由于对外贸易而增加的时候，传统的道德与传统的信仰就衰退了。
【党史上的今天——9月21日】1933年9月21日 邓中夏牺牲
1933年9月21日，中共著名工人运动领导人邓中夏被杀害。
邓中夏，1894年生，湖南省宜章县人。1920年10月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参与创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
邓是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曾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广东省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湘鄂西省委书记、红二军团政治委员、中国革命互济会党团书记等职。
1925年，邓中夏在广州和苏兆征共同发动和领导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带领工人们与帝国主义英勇斗争长达16个月，在我国工运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1928年，邓中夏前往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在莫斯科期间，他撰写了著名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
5月15日在上海法租界被捕。8月，邓中夏因身份暴露，被引渡给中国当局。
1937年9月21日 毛泽东：红军必须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
1937年9月21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左权等率八路军总部到达太原。当晚，北方局与总部负责人一起共同讨论了华北抗战形势和八路军行动方针。
同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再一次强调红军必须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
1945年9月21日 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扩兵与编组野战军的指示》
1945年9月21日，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扩兵与编组野战军的指示》。
通过编组野战军或野战兵团，从组织体制上完成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这是一次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人民团体代表参加的，协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事宜的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有：中共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解放军、全国总工会、青年团、全国妇联、学联以及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宗教界等方面代表662人。
会议讨论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将北平改为北京；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
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等56人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同时，还选出以毛泽东为主席的由180人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举行，标志着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运动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标志着爱国统一战线和全国人民大团结在组织上完全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向全世界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1949年9月21日 毛泽东发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讲话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开幕词。
他在陈述了中国目前的军事形势和政协会议的由来及其作用之后，指出：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被人侮辱的民族了。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只要我们仍然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能在经济战线上迅速地获得胜利。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1988年9月21日 邓小平提议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
1988年9月21日，邓小平会见斯里兰卡总理普雷马达萨时提出，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
他指出：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新的政治秩序就是要结束霸权主义，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经得住考验的不是霸权政治，不是集团政治，而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解决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问题，都需要这些原则。
1990年9月21日 徐向前因病逝世
1990年9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长期担任党、国家和军队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徐向前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徐向前青年时期受五四运动影响，参加进步活动。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斗争。
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广州起义，后转往海陆丰地区，与彭湃等领导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先后任中共鄂豫边特委委员，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红四方面军总指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徐向前同志在创建红军、开展武装斗争和开辟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表现出非凡的组织领导和军事指挥才能，为党建立一支英勇善战的主力红军作出了贡献。长征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积极拥护中央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为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作出了特殊贡献。
会宁会师后，中央军委指示，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后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率部继续西进，与敌血战河西走廊，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
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八路军第1纵队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抗日军政大学校长。他与刘伯承、邓小平等一起领导开辟晋冀豫和冀南抗日根据地；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皖北八路军各部队，坚持和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培养了一大批抗日军政人才。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1兵团（后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太原前线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太原前线总前委书记，指挥了运城、临汾、晋中、太原战役，山西获得完全解放。徐向前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运筹帷幄，指挥有方，智勇兼备，果断灵活，善于以弱敌强，以少胜多，运动歼敌。
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以自己的战争实践和理论，为丰富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他为巩固国防、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和建设民兵预备役力量呕心沥血，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1967年2月，与几位老一辈革命家一起，大义凛然，强烈谴责和揭露林彪、江青等人的反党乱军阴谋。
徐向前是中共第七届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是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网、党史网、新华社
1933年9月21日，中共著名工人运动领导人邓中夏被杀害。
邓中夏，1894年生，湖南省宜章县人。1920年10月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参与创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
邓是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曾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广东省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湘鄂西省委书记、红二军团政治委员、中国革命互济会党团书记等职。
1925年，邓中夏在广州和苏兆征共同发动和领导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带领工人们与帝国主义英勇斗争长达16个月，在我国工运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1928年，邓中夏前往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在莫斯科期间，他撰写了著名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
5月15日在上海法租界被捕。8月，邓中夏因身份暴露，被引渡给中国当局。
1937年9月21日 毛泽东：红军必须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
1937年9月21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左权等率八路军总部到达太原。当晚，北方局与总部负责人一起共同讨论了华北抗战形势和八路军行动方针。
同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再一次强调红军必须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
1945年9月21日 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扩兵与编组野战军的指示》
1945年9月21日，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扩兵与编组野战军的指示》。
通过编组野战军或野战兵团，从组织体制上完成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这是一次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人民团体代表参加的，协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事宜的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有：中共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解放军、全国总工会、青年团、全国妇联、学联以及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宗教界等方面代表662人。
会议讨论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将北平改为北京；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
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等56人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同时，还选出以毛泽东为主席的由180人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举行，标志着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运动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标志着爱国统一战线和全国人民大团结在组织上完全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向全世界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1949年9月21日 毛泽东发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讲话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开幕词。
他在陈述了中国目前的军事形势和政协会议的由来及其作用之后，指出：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被人侮辱的民族了。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只要我们仍然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能在经济战线上迅速地获得胜利。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1988年9月21日 邓小平提议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
1988年9月21日，邓小平会见斯里兰卡总理普雷马达萨时提出，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
他指出：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新的政治秩序就是要结束霸权主义，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经得住考验的不是霸权政治，不是集团政治，而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解决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问题，都需要这些原则。
1990年9月21日 徐向前因病逝世
1990年9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长期担任党、国家和军队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徐向前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徐向前青年时期受五四运动影响，参加进步活动。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斗争。
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广州起义，后转往海陆丰地区，与彭湃等领导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先后任中共鄂豫边特委委员，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红四方面军总指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徐向前同志在创建红军、开展武装斗争和开辟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表现出非凡的组织领导和军事指挥才能，为党建立一支英勇善战的主力红军作出了贡献。长征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积极拥护中央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为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作出了特殊贡献。
会宁会师后，中央军委指示，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后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率部继续西进，与敌血战河西走廊，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
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八路军第1纵队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抗日军政大学校长。他与刘伯承、邓小平等一起领导开辟晋冀豫和冀南抗日根据地；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皖北八路军各部队，坚持和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培养了一大批抗日军政人才。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1兵团（后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太原前线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太原前线总前委书记，指挥了运城、临汾、晋中、太原战役，山西获得完全解放。徐向前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运筹帷幄，指挥有方，智勇兼备，果断灵活，善于以弱敌强，以少胜多，运动歼敌。
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以自己的战争实践和理论，为丰富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他为巩固国防、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和建设民兵预备役力量呕心沥血，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1967年2月，与几位老一辈革命家一起，大义凛然，强烈谴责和揭露林彪、江青等人的反党乱军阴谋。
徐向前是中共第七届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是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网、党史网、新华社
#九一八爆发90周年# 【人类正义的胜利——#探访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沈阳市皇姑区黑龙江街77号，一幢古式斜檐闷顶二层小楼，金色琉璃瓦的屋顶，四根红漆立柱，显得庄严肃穆。
65年前，这幢小楼曾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作为特别军事法庭公开审理了36名日本战犯。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将会如何处理这批日本战犯？
65年后，参考消息记者辗转采访到三位亲历者，讲述历史轮廓背后的细节故事。#九一八事变九十周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
1956年4月，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中国政府成立特别军事法庭，于当年6至7月分别在辽宁省的沈阳市和山西省的太原市两地开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沈阳是这次审判的主审地。包括日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36名战犯均在沈阳受审。1956年6月9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首次开庭。
“这是二战结束后最后一次对战犯罪行的法律清算，也是东京审判的延续。”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满7年，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个新生的中国会如何处置这批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
89岁的权德源是亲历者之一，作为法庭的书记员亲历了审判全程。1954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权德源，被分配到地处沈阳的中央政法干校东北分校当一名普通教员。
“法律专业的大学生，还懂一些日语。”权德源觉得这些条件是他最终被选为特别军事法庭书记员的原因。
庭审人员当时的着装让权德源至今印象深刻。法官一律穿当时的法官服，公诉人穿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服，律师穿着深色西服佩戴领带，穿黑皮鞋，提黑色皮包。
“这是正义的审判，也是非常严肃的审判，要从每个细节做起。”他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在审判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的时候，“溥仪从法庭西南门进入法庭，全场的目光和摄影师的镜头都集中到他的身上。他细高的个子、长脖子，穿一套深蓝色衣服……”时隔65年，法庭上的场景对权德源来说仍历历在目。
这些日本战犯都是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的，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1956年，特别军事法庭经审判，对其中职务较高、罪行较重的45名战犯分别判处8年至20年有期徒刑，对其他战犯全部免予起诉，遣返回国。
中方为战犯提供辩护律师
89岁的廉希圣退休前是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65年前，他是藤原广之进、小林喜一和西永彰治三名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
“中国人怎么能为日本战犯辩护？想不通！”廉希圣说，“开展这项工作时压力不小，国内有很多反对、不理解的声音，说我们律师团是‘吃中国人饭，不干中国人事’。但是，如果审判过程中没有律师辩护这一环节，审判就不完整了，程序就欠缺了。”
这次审判参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国内的审判程序，为充分保障被告人权利，法庭为45名被告指定了辩护律师。
面对这些双手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犯罪事实确凿的日本战犯，辩护词应该怎么写？
90岁的韩凤路离休前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副教授。65年前，他担任为731部队支队长榊原秀夫辩护的律师，参与了审判。
65年过去了，韩凤路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榊原秀夫时的情景：他话很少，但逻辑很缜密。他没想到中国能派一名律师给他辩护，悔罪的态度也比较真诚。
“我的罪行蹂躏了全世界人民所公认的神圣的国际公法，完全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我愿在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面前深致歉意。”榊原秀夫在庭审上说。
据榊原秀夫在法庭上交代，他在制造细菌武器的过程中，向4名中国百姓注射霍乱菌等细菌并致4人死亡。在1945年，他的支队生产了870支试管的霍乱菌、伤寒菌等细菌，并捕获繁殖了大量老鼠和跳蚤，准备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
韩凤路说，战犯们犯下的罪行，人证、物证俱全，为战犯们的罪行辩护绝无可能，律师团从认罪态度方面入手进行辩护。
与国际社会对法西斯战犯审判有显著区别的是，沈阳审判中所有战犯对罪行供认不讳，甚至有人哭倒在地要求对自己处以死刑。
在特别军事法庭上，侵华日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供述了自己下令杀害大量俘虏和把士兵作为“活靶”杀掉的罪行。
他在法庭上忏悔说：“我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认罪是一辈子的事情。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牢牢记住被害者们诉自心里的话……侵略战争，绝对不能允许再度发生，也不能让后一代人再走这一条错误的道路。”
整个审判过程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原则和程序，重证据、重事实、重程序。
例如，对28名伪满战犯的犯罪事实，法庭就审查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控诉书642件，证人的书证407件，有关档案、书刊等物证315件，有48人出庭作证。
对于这些受审战犯，每一项犯罪事实必须有五个方面共同佐证：一是审讯笔录，二是战犯的罪行交代材料，三是经过确认的证人材料，四是档案材料，五是同案犯的检举揭发。
韩凤路说，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就是要让这些受审战犯的罪行板上钉钉，记入历史。
曾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表示，这次审判对日本战争罪犯十分宽大，但做出的这些判决却是十分郑重的，它们都是经过缜密侦查、公正审讯的。不但人证物证俱全，而且被告人都有充分辩护的机会。这样的审判程序是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准则的。
战犯跪倒在地请求严惩
昔日的特别军事法庭，今天已经成为一家历史陈列馆。正厅上方的大屏幕播放着当年审判日本战犯时的纪录片。其中，就有古海忠之的镜头。
他在法庭上低着头，表情凝重，深深鞠了一躬，说道：“我认识到自己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自己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要求迅速判决我死刑。”
“这次审判创造了世界审判法西斯战犯的纪录。”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副主任宋苗说，每一个日本战犯都认罪服法，甚至跪倒在地请求严惩自己。这是二战战犯审判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新中国是如何做到的？这曾经是海内外历史学者心中的一个谜团。
在宋苗看来，背后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以人道主义对待战犯、感化战犯；二是通过耐心反复的改造教育，这些曾被日本军国主义洗脑的战犯们，从思想根源上认识到侵略之罪。
有一件事令权德源终生难忘。“战犯们回国路上，在沈阳开往天津的火车上，他们想到不久就能见到离别多年的妻子儿女，有说有笑。”
但列车过锦州不久，有一个日本战犯望着窗外低头流泪，权德源问他：“大家都高兴，你怎么哭了？”
他说：“前边那座小山底下，原来有一个村子。20多年前，我们日本军人进村杀了不少无辜百姓。他们死去回不来了，可是杀人的战犯还能活着回家。想起他们我心里很难受，我的泪是流给他们谢罪的泪。”
这些日本战犯获释回国后大部分成为推动日中友好、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积极分子。
如今，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里，一张晶莹欲滴的牵牛花照片，讲述着一段特别的故事。
战犯副岛进回国前，管教人员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种子，对他说：“下次再来中国，不要带着武器来，要带着鲜花来。”
宋苗说，回到日本的副岛进把牵牛花种子种在自家院子里，每当看到盛开的牵牛花就会想到中国，想到在中国得到的人道主义对待。
2007年9月17日，中日民间友好团体日本抚顺奇迹继承会到访中国。在访问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由关西支部事务长野津加代子，把这幅后来取名为“和平之花”的照片送给了曾任抚顺战犯管理所护士长的赵毓英。
“副岛进将牵牛花拍照保存下来，希望‘和平之花’永远盛开在中日人民心间。”宋苗说。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王建学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它向世人昭示，无论侵略者有多么凶残和强大，最终的宿命是接受历史与人民的审判。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距离当年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地不到3公里。“这不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历史的必然。”王建学说，侵略者的宿命是失败，人类正义是不可战胜的。https://t.cn/A6M7nQSi
65年前，这幢小楼曾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作为特别军事法庭公开审理了36名日本战犯。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将会如何处理这批日本战犯？
65年后，参考消息记者辗转采访到三位亲历者，讲述历史轮廓背后的细节故事。#九一八事变九十周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
1956年4月，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中国政府成立特别军事法庭，于当年6至7月分别在辽宁省的沈阳市和山西省的太原市两地开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沈阳是这次审判的主审地。包括日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36名战犯均在沈阳受审。1956年6月9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首次开庭。
“这是二战结束后最后一次对战犯罪行的法律清算，也是东京审判的延续。”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满7年，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个新生的中国会如何处置这批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
89岁的权德源是亲历者之一，作为法庭的书记员亲历了审判全程。1954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权德源，被分配到地处沈阳的中央政法干校东北分校当一名普通教员。
“法律专业的大学生，还懂一些日语。”权德源觉得这些条件是他最终被选为特别军事法庭书记员的原因。
庭审人员当时的着装让权德源至今印象深刻。法官一律穿当时的法官服，公诉人穿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服，律师穿着深色西服佩戴领带，穿黑皮鞋，提黑色皮包。
“这是正义的审判，也是非常严肃的审判，要从每个细节做起。”他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在审判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的时候，“溥仪从法庭西南门进入法庭，全场的目光和摄影师的镜头都集中到他的身上。他细高的个子、长脖子，穿一套深蓝色衣服……”时隔65年，法庭上的场景对权德源来说仍历历在目。
这些日本战犯都是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的，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1956年，特别军事法庭经审判，对其中职务较高、罪行较重的45名战犯分别判处8年至20年有期徒刑，对其他战犯全部免予起诉，遣返回国。
中方为战犯提供辩护律师
89岁的廉希圣退休前是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65年前，他是藤原广之进、小林喜一和西永彰治三名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
“中国人怎么能为日本战犯辩护？想不通！”廉希圣说，“开展这项工作时压力不小，国内有很多反对、不理解的声音，说我们律师团是‘吃中国人饭，不干中国人事’。但是，如果审判过程中没有律师辩护这一环节，审判就不完整了，程序就欠缺了。”
这次审判参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国内的审判程序，为充分保障被告人权利，法庭为45名被告指定了辩护律师。
面对这些双手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犯罪事实确凿的日本战犯，辩护词应该怎么写？
90岁的韩凤路离休前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副教授。65年前，他担任为731部队支队长榊原秀夫辩护的律师，参与了审判。
65年过去了，韩凤路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榊原秀夫时的情景：他话很少，但逻辑很缜密。他没想到中国能派一名律师给他辩护，悔罪的态度也比较真诚。
“我的罪行蹂躏了全世界人民所公认的神圣的国际公法，完全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我愿在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面前深致歉意。”榊原秀夫在庭审上说。
据榊原秀夫在法庭上交代，他在制造细菌武器的过程中，向4名中国百姓注射霍乱菌等细菌并致4人死亡。在1945年，他的支队生产了870支试管的霍乱菌、伤寒菌等细菌，并捕获繁殖了大量老鼠和跳蚤，准备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
韩凤路说，战犯们犯下的罪行，人证、物证俱全，为战犯们的罪行辩护绝无可能，律师团从认罪态度方面入手进行辩护。
与国际社会对法西斯战犯审判有显著区别的是，沈阳审判中所有战犯对罪行供认不讳，甚至有人哭倒在地要求对自己处以死刑。
在特别军事法庭上，侵华日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供述了自己下令杀害大量俘虏和把士兵作为“活靶”杀掉的罪行。
他在法庭上忏悔说：“我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认罪是一辈子的事情。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牢牢记住被害者们诉自心里的话……侵略战争，绝对不能允许再度发生，也不能让后一代人再走这一条错误的道路。”
整个审判过程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原则和程序，重证据、重事实、重程序。
例如，对28名伪满战犯的犯罪事实，法庭就审查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控诉书642件，证人的书证407件，有关档案、书刊等物证315件，有48人出庭作证。
对于这些受审战犯，每一项犯罪事实必须有五个方面共同佐证：一是审讯笔录，二是战犯的罪行交代材料，三是经过确认的证人材料，四是档案材料，五是同案犯的检举揭发。
韩凤路说，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就是要让这些受审战犯的罪行板上钉钉，记入历史。
曾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表示，这次审判对日本战争罪犯十分宽大，但做出的这些判决却是十分郑重的，它们都是经过缜密侦查、公正审讯的。不但人证物证俱全，而且被告人都有充分辩护的机会。这样的审判程序是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准则的。
战犯跪倒在地请求严惩
昔日的特别军事法庭，今天已经成为一家历史陈列馆。正厅上方的大屏幕播放着当年审判日本战犯时的纪录片。其中，就有古海忠之的镜头。
他在法庭上低着头，表情凝重，深深鞠了一躬，说道：“我认识到自己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自己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要求迅速判决我死刑。”
“这次审判创造了世界审判法西斯战犯的纪录。”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副主任宋苗说，每一个日本战犯都认罪服法，甚至跪倒在地请求严惩自己。这是二战战犯审判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新中国是如何做到的？这曾经是海内外历史学者心中的一个谜团。
在宋苗看来，背后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以人道主义对待战犯、感化战犯；二是通过耐心反复的改造教育，这些曾被日本军国主义洗脑的战犯们，从思想根源上认识到侵略之罪。
有一件事令权德源终生难忘。“战犯们回国路上，在沈阳开往天津的火车上，他们想到不久就能见到离别多年的妻子儿女，有说有笑。”
但列车过锦州不久，有一个日本战犯望着窗外低头流泪，权德源问他：“大家都高兴，你怎么哭了？”
他说：“前边那座小山底下，原来有一个村子。20多年前，我们日本军人进村杀了不少无辜百姓。他们死去回不来了，可是杀人的战犯还能活着回家。想起他们我心里很难受，我的泪是流给他们谢罪的泪。”
这些日本战犯获释回国后大部分成为推动日中友好、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积极分子。
如今，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里，一张晶莹欲滴的牵牛花照片，讲述着一段特别的故事。
战犯副岛进回国前，管教人员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种子，对他说：“下次再来中国，不要带着武器来，要带着鲜花来。”
宋苗说，回到日本的副岛进把牵牛花种子种在自家院子里，每当看到盛开的牵牛花就会想到中国，想到在中国得到的人道主义对待。
2007年9月17日，中日民间友好团体日本抚顺奇迹继承会到访中国。在访问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由关西支部事务长野津加代子，把这幅后来取名为“和平之花”的照片送给了曾任抚顺战犯管理所护士长的赵毓英。
“副岛进将牵牛花拍照保存下来，希望‘和平之花’永远盛开在中日人民心间。”宋苗说。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王建学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它向世人昭示，无论侵略者有多么凶残和强大，最终的宿命是接受历史与人民的审判。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距离当年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地不到3公里。“这不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历史的必然。”王建学说，侵略者的宿命是失败，人类正义是不可战胜的。https://t.cn/A6M7nQ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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