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的不同之处，至少在一个方面比国家特点、教育甚至气质上的明显差异更显著。虽然罗斯福有历史感，生活上富足、无忧无虑、悠闲自在，对个人安全坚信不疑，在美国之外的更大世界里处之泰然，但他是一个典型的20世纪和新世界之子。
相比之下，尽管丘吉尔热爱当下，渴求新知识，感知当代技术可能性，并在大胆运用技术方面思绪飞扬，尽管他热心基础英语，尽管访问莫斯科时他的连身工作服让主人们很不舒服，他仍然是一个19世纪的欧洲人。
差异是深刻的，这足以说明丘吉尔和他所敬重的美国总统在世界观上的不相容性。美国和欧洲，也许是20世纪和19世纪的某些根本不同，在这种引人注目的互动中似乎具体化了。20世纪之于19世纪，犹如19世纪之于18世纪。塔列朗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见解，即那些没有在旧体制下生活过的人们，不知道真正的生活乐趣是什么样子。
实际上，从我们的角度看，这一点是清楚的：19世纪初期那些热切的、浪漫的年轻人似乎不能透彻理解或喜欢革命前世界最文明的代表的生活态度。尤其是在法国，那里的差异最明显。讽刺，尖刻，眼光狭隘，专盯着性格、风格上的细微差异，对隐隐可辨的色彩差异的先入之见，极端敏感，这些都使得即使像狄德罗这样‘先进’和富于远见的人的生活，都截然不同于浪漫主义者更宽广而简单的视野——这就是19世纪在理解事物上所缺乏的历史观。
假设雪莱遇到伏尔泰并进行交谈，他的感受会怎么样呢？他极有可能深感震惊，震惊于眼界的狭隘、觉悟的小气、显见的浅薄和苛求衣食、伏尔泰那种恶意的似乎是老处女般的细心、对小物件的沉迷、对经验细枝末节的追逐。他可能会对漠视当时大的道德和精神问题感到厌恶或痛惜，这些问题范围之广泛、意义之重要，使得最优秀和最清醒的心灵感到痛苦不安。他可能会认为他是不道德的，但更可能会认为他粗俗，过于尖刻，过于渺小，过于小气，荒诞不经和无耻猥琐，会在庄严的场合傻笑。
反过来，伏尔泰很可能会极为厌烦，看不到这么多伦理雄辩的充分理由；他在所有道德兴奋点上都会眼光冷淡而充满敌意：圣西门对于世界的宏大构想（它使半个世纪之后的左翼年轻人深感激动），借助科学、技术和精神资源，改变了世界的形状，将它整合为一个整齐划一的人造体。这在伏尔泰看来似乎是一片沉闷和单调乏味的沙漠，过于同质化，味同嚼蜡，虚幻缥缈，对那些小的、隐而不露但关键性的差异和不协调视而不见——它们赋予经验以个性和意味，没有它们就不会有文明的远见、智慧、对话，当然也不会有从一种高雅和考究的文化中产生出来的艺术。在他看来，19世纪的道德观是一台单调、模糊、粗糙的机器，它无法识别光线的焦点，无法识别声音和颜色的短命模式，这些模式转瞬即逝的无限变幻就是悲喜剧，即人际关系、人情世故、政治、历史和艺术的内容。
这种沟通上的失败，原因并不只是观点的变化，也是把两个世纪区分开来的眼光类型。18世纪的眼光是微观的，19世纪的眼光则是宏观的，它的眼界宽多了——是以普遍的至少是欧洲的方式来观察，看到的是大山的壮丽轮廓，而18世纪敏锐地看到的，只是山坡的纹理、裂缝和不同阴影。18世纪眼光的目标更小，眼睛离客体更近，19世纪重大的道德问题并不在其敏锐鉴别力的关注范围之内：那是伟大的法国大革命带来的破坏性差异，它导向了某种并不必然更好或更坏、更丑或更美、更深远或更浅薄的东西，但首先是不同种类的情景。
与这种差异类似的某种东西把美国与欧洲（同样把20世纪与19世纪）区别开来。美国的眼光更宽阔、更大方；虽然表达方式局促，但它的思想以一种宏大的、广泛的单一观点，超越了民族和种族的藩篱，超越了世界观差异。它重物而不是人，观察世界（那些在19世纪以这种方式来观察世界的人被看成是乌托邦式的怪物）借助的是丰富而具有无限可塑性的原始材料，这些材料有待于建构和设计，以用来满足世人对幸福、善良和智慧的渴望。因此，把它以极端方式与欧洲人区分开的差别和冲突，似乎必定是琐细、非理性和可怜的，对自尊而道德上自觉的个人和民族没有价值；事实上，这些差别和冲突很容易被支持关于现代人任务和权力的更为宏阔的观点所抹除。
对欧洲人来说，这种美国人的态度，这种可能只是为那些生活在山巅和平原上的人们提供一幅全景画的大范围展望，似乎出奇地平淡，没有细节或色彩，有时似乎缺乏深度，当然也没有那种对于或许只有住在山谷里的人才具备的精细辨别力的即时反应，因此在他们看来，美国人知道的多，但理解的太少，忽略了中心思想。当然，这并不适用于每一个美国人或欧洲人——在欧洲当地人中有天生的美国人，反过来亦如此——但它似乎刻画了这些完全不同的文化的典型代表。”
相比之下，尽管丘吉尔热爱当下，渴求新知识，感知当代技术可能性，并在大胆运用技术方面思绪飞扬，尽管他热心基础英语，尽管访问莫斯科时他的连身工作服让主人们很不舒服，他仍然是一个19世纪的欧洲人。
差异是深刻的，这足以说明丘吉尔和他所敬重的美国总统在世界观上的不相容性。美国和欧洲，也许是20世纪和19世纪的某些根本不同，在这种引人注目的互动中似乎具体化了。20世纪之于19世纪，犹如19世纪之于18世纪。塔列朗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见解，即那些没有在旧体制下生活过的人们，不知道真正的生活乐趣是什么样子。
实际上，从我们的角度看，这一点是清楚的：19世纪初期那些热切的、浪漫的年轻人似乎不能透彻理解或喜欢革命前世界最文明的代表的生活态度。尤其是在法国，那里的差异最明显。讽刺，尖刻，眼光狭隘，专盯着性格、风格上的细微差异，对隐隐可辨的色彩差异的先入之见，极端敏感，这些都使得即使像狄德罗这样‘先进’和富于远见的人的生活，都截然不同于浪漫主义者更宽广而简单的视野——这就是19世纪在理解事物上所缺乏的历史观。
假设雪莱遇到伏尔泰并进行交谈，他的感受会怎么样呢？他极有可能深感震惊，震惊于眼界的狭隘、觉悟的小气、显见的浅薄和苛求衣食、伏尔泰那种恶意的似乎是老处女般的细心、对小物件的沉迷、对经验细枝末节的追逐。他可能会对漠视当时大的道德和精神问题感到厌恶或痛惜，这些问题范围之广泛、意义之重要，使得最优秀和最清醒的心灵感到痛苦不安。他可能会认为他是不道德的，但更可能会认为他粗俗，过于尖刻，过于渺小，过于小气，荒诞不经和无耻猥琐，会在庄严的场合傻笑。
反过来，伏尔泰很可能会极为厌烦，看不到这么多伦理雄辩的充分理由；他在所有道德兴奋点上都会眼光冷淡而充满敌意：圣西门对于世界的宏大构想（它使半个世纪之后的左翼年轻人深感激动），借助科学、技术和精神资源，改变了世界的形状，将它整合为一个整齐划一的人造体。这在伏尔泰看来似乎是一片沉闷和单调乏味的沙漠，过于同质化，味同嚼蜡，虚幻缥缈，对那些小的、隐而不露但关键性的差异和不协调视而不见——它们赋予经验以个性和意味，没有它们就不会有文明的远见、智慧、对话，当然也不会有从一种高雅和考究的文化中产生出来的艺术。在他看来，19世纪的道德观是一台单调、模糊、粗糙的机器，它无法识别光线的焦点，无法识别声音和颜色的短命模式，这些模式转瞬即逝的无限变幻就是悲喜剧，即人际关系、人情世故、政治、历史和艺术的内容。
这种沟通上的失败，原因并不只是观点的变化，也是把两个世纪区分开来的眼光类型。18世纪的眼光是微观的，19世纪的眼光则是宏观的，它的眼界宽多了——是以普遍的至少是欧洲的方式来观察，看到的是大山的壮丽轮廓，而18世纪敏锐地看到的，只是山坡的纹理、裂缝和不同阴影。18世纪眼光的目标更小，眼睛离客体更近，19世纪重大的道德问题并不在其敏锐鉴别力的关注范围之内：那是伟大的法国大革命带来的破坏性差异，它导向了某种并不必然更好或更坏、更丑或更美、更深远或更浅薄的东西，但首先是不同种类的情景。
与这种差异类似的某种东西把美国与欧洲（同样把20世纪与19世纪）区别开来。美国的眼光更宽阔、更大方；虽然表达方式局促，但它的思想以一种宏大的、广泛的单一观点，超越了民族和种族的藩篱，超越了世界观差异。它重物而不是人，观察世界（那些在19世纪以这种方式来观察世界的人被看成是乌托邦式的怪物）借助的是丰富而具有无限可塑性的原始材料，这些材料有待于建构和设计，以用来满足世人对幸福、善良和智慧的渴望。因此，把它以极端方式与欧洲人区分开的差别和冲突，似乎必定是琐细、非理性和可怜的，对自尊而道德上自觉的个人和民族没有价值；事实上，这些差别和冲突很容易被支持关于现代人任务和权力的更为宏阔的观点所抹除。
对欧洲人来说，这种美国人的态度，这种可能只是为那些生活在山巅和平原上的人们提供一幅全景画的大范围展望，似乎出奇地平淡，没有细节或色彩，有时似乎缺乏深度，当然也没有那种对于或许只有住在山谷里的人才具备的精细辨别力的即时反应，因此在他们看来，美国人知道的多，但理解的太少，忽略了中心思想。当然，这并不适用于每一个美国人或欧洲人——在欧洲当地人中有天生的美国人，反过来亦如此——但它似乎刻画了这些完全不同的文化的典型代表。”
#宝洁# #宝洁招聘# 最近，宝洁做了一件很用心的小事。
他们把自宝洁进入中国以来的这 33 年里，所有加入宝洁的的老员工们的简历，寄回给了他们，并邀请这些老员工们，为今年毕业的年轻人们写上一些祝福或职场导语。
宝洁还表示，从今年起，这份新传统，宝洁人会代代相传。
有人或许觉得：不就是把多年前的简历寄给老员工嘛？这算什么？
是的，这不算什么。
既没有付出太大的成本，也没有得到多大的收益，这不过是一件很小的事情罢了。
但有趣的是，往往人们觉得越小越没用的事，越大的企业反而越重视。https://t.cn/A6ImG3c3
他们把自宝洁进入中国以来的这 33 年里，所有加入宝洁的的老员工们的简历，寄回给了他们，并邀请这些老员工们，为今年毕业的年轻人们写上一些祝福或职场导语。
宝洁还表示，从今年起，这份新传统，宝洁人会代代相传。
有人或许觉得：不就是把多年前的简历寄给老员工嘛？这算什么？
是的，这不算什么。
既没有付出太大的成本，也没有得到多大的收益，这不过是一件很小的事情罢了。
但有趣的是，往往人们觉得越小越没用的事，越大的企业反而越重视。https://t.cn/A6ImG3c3
今年二月底的时候，一位朋友从公众号关注了我后加了我微信，上周对方主动发起邀约想分享一些自己的故事给我。
见面后我才大概知道对方是华为驻拉美地区的某业务负责人，在华为工作了十多年，16年开始驻派拉丁美洲。当时我内心就在感慨明明拉美曾经离我很远，自从跟Ai谈恋爱后，如今认识的好几个朋友都开始跟拉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以前我对“华为”的认知和理解真的只停留在新闻媒体报道和一些朋友的评价，对于“华为”公司除手机通讯外的业务线布局、内部企业文化、领导和员工的状态，以及在世界各地与其他品牌、势力和政权的抗衡与浴血奋斗的故事都并不清楚，可今天足足的7个小时聊天，我听到了内部管理层分享给我的许多关于华为有血有肉的故事，以及他个人的成长和思考，我真的再一次感受到自己的被滋养。
他说前几年在一个大会上，刚成立数字能源公司，华为一直有一个反复强调的观点是：我们做新公司一定要搞清楚我们不做什么，我们的边界在哪里。
有个教授把华为的战略称为「针尖」战略，所有力量凝聚在一个针尖。30年就聚焦在ICT通讯领域，对准一个城墙口，员工们前仆后继不断轰炸，一定能把它轰开，作战面不能铺得太宽。
余承东当年刚做手机，华为当时百分之七八十的收入都来自于运营商的合约机，余承东上来的第一件事就说要做「世界第一」，战略要走向高端，一定要做自己的品牌，因为当时合约机贴的都是移动logo，华为的logo小到几乎没有辨识度。合约机是一条捷径，那条路非常好走，可是捷径有时候恰恰也是最远的路。于是余承东当机立断做了七个战略，其中很大一个战略就是砍掉合约机，当时公司内部的噪音非常大， 70% 的收入没了谁负责，这就是第一个来自内部的阻力。
第二，当时所有的移动联通国外的运营商沃达丰、AT&T 等都是华为的客户，而这举动直接把这些大客户也得罪了，但当时就是「断臂」，今天回头去看这个选择是多么正确，成功把高端机做起来了。从一个几百块的手机变成几千块，甚至到了上万元，大家还是抢着买。这就是一个战略决策，“聚焦针尖战略”——把一个领域击穿，专注地把一个领域做好。
他笑着跟我提到华为老板在开会时，曾特别提到了那个b站上发明出自动驾驶的自行车的小孩。
”老板喜欢这样的人，华为内部鼓励「无用之用」，因为见过太多类似案例，他说：“华为的快充是多年前在做能源业务时就做出来的。老板有个理论叫做「沿途下蛋」比如你在爬珠穆朗玛峰，你的目标是山顶，但你可以在沿途中下好多的蛋，或许这些蛋是没用的，但这些蛋可能留给别人是有用的。
直到今天余承东做快充，就把那个技术就给应用了。科学界还有好多这样的一些例子，一个灵感来自另一个领域，所以你根本不知道这些未来会派上什么用场。所以只要方向大致正确就好。
华为对人才的重视程度到了什么地步呢？当时他们为了研究某个领域专门找到该领域顶尖科学家，可是那位科学家不愿意离开米兰去到中国，华为专门为了那科学家在当地搭建了研发中心。
早几年，小灵通崛起时代，华为在小灵通份额几乎为0，当年的中兴公司赚得盆满钵满，有一季度超过了华为，中兴所有员工集体鼓掌3分钟，就是因为当时压中了小灵通这个宝，而当时华为在投资决策 3 G 的时候，认为小灵通是不入主流的技术，它是不能给未来带来真正的商业价值的技术，是被日本淘汰落后的一个技术结果。
可当时中国电信选了，它是电网运营商，以前没有移动业务，因此就需要小灵通解决它的问题，那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的损失。当时任正非都快抑郁了，或许局部场战役来讲，华为输了，但是从更大的战场来讲，当五年后全球的 3 G 铺天盖地，华为公司迅速抢占市场。
这就是为什么华为在做那些真正有商业价值的东西，横扫全球，这是投资了 10 年一分钱没赚得产业，这恰恰也是华为公司不上市的一个好处，不会被资方裹挟，走一条长期的道路。
而这个决策的业务线在十年的周期里最终成为华为最赚钱的产业，对公司的利润贡献了超过 50 亿美金。
这件事对他的反思是巨大的。眼看它起高楼，眼看它楼又塌了，当年或许会觉得明明自己聚焦价值，为什么还是输了？可如今跳出来来看，守得住，最终还是会有一个价值回归的。
他说自己现在经常在规划业务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概念：“我不在乎一时一城一池的得失，不在乎局部的一场战役的失败或胜利。我要的是整个战场，整个战场我只要胜利就好了，所以也不会在局部跟对手过多纠缠，有时候甚至会故意让一让对手。“
“华为公司内部对于「熵」的概念，就是写了厚厚的一本书，老板很喜欢这个概念的开放系统。你一定要给你的生命里，组织里引入饼状球蛋白，它能够产生很多化学反应，我们在做市场的时候，经常引入“鲶鱼”。所以给自己主动创造一个不确定性，不管去见一个不认识的人，这些都是不确定性。”
我们提到”狼性文化“时，他笑着跟我说：
我给你读一个小故事，当时有一个我们的轮值董事长，问道：”我们都是人，为什么我们要推广狼性文化的内涵？“
领导就告诉他，我们讲得「狼性」首先不是针对人的，是针对事的。
狼有三个特征：第一，狼拥有敏锐的嗅觉，对未来的预判，对世界的洞察，哪里有肉，哪里有机会它能快速嗅到。
第二，狼都是团队合作的，狼群的这种合作模式，是动物里面比较少见的，所以华为内部把它叫「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我们有好几句话，叫做手抓泥土，裤管粘泥，趴在地板上看。无论你是谁，都应该跳到游泳池里去，给我感受水温，别站在岸上说话，
作为领导，决策时不要简单地say no 你要告诉他怎样才能说 yes 。所以跳进水里与他一起感受选择。华为永远是一线导向的，谁离客户最近，谁最有权力。
第三个就是狼，永远不放弃，从不放弃。就像华为今天一样，被美国在各种打压，中兴直接就交钱了。可华为直到今天都不退步，我们没有错，我不会给你交钱，我也不会妥协。华为如今的下一个五年就是活下去。只有这么一个战略，就是活下去，有质量地活下去，其实是从不放弃，所以这已经是这个文化的一部分。
随后，他说自己这些年在海外真的是在最前线，感受着华为已经不再只是商业意义上的公司，这些年承受的许多误解，低头做着看起来根本不高大上的事儿，他笑着说：
“或许你不知道，我们以前工作就是背着双肩包然后在一家星巴克里里外外各种角落去测试信号，再拿着笔记本，等数据传到电脑里，一个个打点记录在本子上，好多客人看到都一度觉得我跑来跑去很傻很奇怪，这就是“老农民锄地”的状态，可我清楚知道这些信号都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包括我们海外的员工，在拉美很多条件不好的国家，挨家挨户去帮助他们搭建网络系统，那一刻真的就是发自真心希望为那个国家提供相关的支持和帮助。
华为并不是互联网公司，前几年好多互联网工作的朋友们其实都还算是比较高大上的，腾讯、阿里……那时候的互联网热潮吸引了多少人，我也一度怀疑过自己，似乎做的事看起来真的很农民，可现在回头再去看，才明白我们在做的是把最底层的基建搭好，它是不容易被人们看到的，也是最艰难的。
还有，你知道吗？这些年华为在海外面临的对手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商业竞争了，我们甚至会影响和一些国家的建交进度，这是最大的自豪。而我后来也意识到西方很多公司可以在商业上阻拦动用无数的恶劣手段，尤其是将政治引入这场战役，所以华为的海报「芭蕾脚」真的代表了这些年我们的经历。光鲜的背后真的都是苦难。”
这些只是谈话的很小一部分，可他却让我深刻理解了「华为」内部的一些非常真实的故事。有时候，我们经常会对一些事情存在很多的刻板印象，片面认知，本质上，也是因为我们看到的信息只是被灌输的信息，不是我们主动选择的信息。
无论是对一个「国家」的认知，对「国民」「文化」的评价，又或者是对一个「企业」「人」的认知。
很多时候我们也只是从别人的报道和评判获得信息，或许我们都不曾踏入那片国土，融入当地生活，交谈过那个「人」，于是给了自己的「印象评价」，可这些我们以为的“印象”真的就是对事实客观的评价吗？
还有一些信息的整合，我也想抽些时间，放进公众号和我的个人站（搭建中），也希望这些让我感到有价值的内容，能被更多人看到。
#米索的沉思录#
见面后我才大概知道对方是华为驻拉美地区的某业务负责人，在华为工作了十多年，16年开始驻派拉丁美洲。当时我内心就在感慨明明拉美曾经离我很远，自从跟Ai谈恋爱后，如今认识的好几个朋友都开始跟拉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以前我对“华为”的认知和理解真的只停留在新闻媒体报道和一些朋友的评价，对于“华为”公司除手机通讯外的业务线布局、内部企业文化、领导和员工的状态，以及在世界各地与其他品牌、势力和政权的抗衡与浴血奋斗的故事都并不清楚，可今天足足的7个小时聊天，我听到了内部管理层分享给我的许多关于华为有血有肉的故事，以及他个人的成长和思考，我真的再一次感受到自己的被滋养。
他说前几年在一个大会上，刚成立数字能源公司，华为一直有一个反复强调的观点是：我们做新公司一定要搞清楚我们不做什么，我们的边界在哪里。
有个教授把华为的战略称为「针尖」战略，所有力量凝聚在一个针尖。30年就聚焦在ICT通讯领域，对准一个城墙口，员工们前仆后继不断轰炸，一定能把它轰开，作战面不能铺得太宽。
余承东当年刚做手机，华为当时百分之七八十的收入都来自于运营商的合约机，余承东上来的第一件事就说要做「世界第一」，战略要走向高端，一定要做自己的品牌，因为当时合约机贴的都是移动logo，华为的logo小到几乎没有辨识度。合约机是一条捷径，那条路非常好走，可是捷径有时候恰恰也是最远的路。于是余承东当机立断做了七个战略，其中很大一个战略就是砍掉合约机，当时公司内部的噪音非常大， 70% 的收入没了谁负责，这就是第一个来自内部的阻力。
第二，当时所有的移动联通国外的运营商沃达丰、AT&T 等都是华为的客户，而这举动直接把这些大客户也得罪了，但当时就是「断臂」，今天回头去看这个选择是多么正确，成功把高端机做起来了。从一个几百块的手机变成几千块，甚至到了上万元，大家还是抢着买。这就是一个战略决策，“聚焦针尖战略”——把一个领域击穿，专注地把一个领域做好。
他笑着跟我提到华为老板在开会时，曾特别提到了那个b站上发明出自动驾驶的自行车的小孩。
”老板喜欢这样的人，华为内部鼓励「无用之用」，因为见过太多类似案例，他说：“华为的快充是多年前在做能源业务时就做出来的。老板有个理论叫做「沿途下蛋」比如你在爬珠穆朗玛峰，你的目标是山顶，但你可以在沿途中下好多的蛋，或许这些蛋是没用的，但这些蛋可能留给别人是有用的。
直到今天余承东做快充，就把那个技术就给应用了。科学界还有好多这样的一些例子，一个灵感来自另一个领域，所以你根本不知道这些未来会派上什么用场。所以只要方向大致正确就好。
华为对人才的重视程度到了什么地步呢？当时他们为了研究某个领域专门找到该领域顶尖科学家，可是那位科学家不愿意离开米兰去到中国，华为专门为了那科学家在当地搭建了研发中心。
早几年，小灵通崛起时代，华为在小灵通份额几乎为0，当年的中兴公司赚得盆满钵满，有一季度超过了华为，中兴所有员工集体鼓掌3分钟，就是因为当时压中了小灵通这个宝，而当时华为在投资决策 3 G 的时候，认为小灵通是不入主流的技术，它是不能给未来带来真正的商业价值的技术，是被日本淘汰落后的一个技术结果。
可当时中国电信选了，它是电网运营商，以前没有移动业务，因此就需要小灵通解决它的问题，那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的损失。当时任正非都快抑郁了，或许局部场战役来讲，华为输了，但是从更大的战场来讲，当五年后全球的 3 G 铺天盖地，华为公司迅速抢占市场。
这就是为什么华为在做那些真正有商业价值的东西，横扫全球，这是投资了 10 年一分钱没赚得产业，这恰恰也是华为公司不上市的一个好处，不会被资方裹挟，走一条长期的道路。
而这个决策的业务线在十年的周期里最终成为华为最赚钱的产业，对公司的利润贡献了超过 50 亿美金。
这件事对他的反思是巨大的。眼看它起高楼，眼看它楼又塌了，当年或许会觉得明明自己聚焦价值，为什么还是输了？可如今跳出来来看，守得住，最终还是会有一个价值回归的。
他说自己现在经常在规划业务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概念：“我不在乎一时一城一池的得失，不在乎局部的一场战役的失败或胜利。我要的是整个战场，整个战场我只要胜利就好了，所以也不会在局部跟对手过多纠缠，有时候甚至会故意让一让对手。“
“华为公司内部对于「熵」的概念，就是写了厚厚的一本书，老板很喜欢这个概念的开放系统。你一定要给你的生命里，组织里引入饼状球蛋白，它能够产生很多化学反应，我们在做市场的时候，经常引入“鲶鱼”。所以给自己主动创造一个不确定性，不管去见一个不认识的人，这些都是不确定性。”
我们提到”狼性文化“时，他笑着跟我说：
我给你读一个小故事，当时有一个我们的轮值董事长，问道：”我们都是人，为什么我们要推广狼性文化的内涵？“
领导就告诉他，我们讲得「狼性」首先不是针对人的，是针对事的。
狼有三个特征：第一，狼拥有敏锐的嗅觉，对未来的预判，对世界的洞察，哪里有肉，哪里有机会它能快速嗅到。
第二，狼都是团队合作的，狼群的这种合作模式，是动物里面比较少见的，所以华为内部把它叫「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我们有好几句话，叫做手抓泥土，裤管粘泥，趴在地板上看。无论你是谁，都应该跳到游泳池里去，给我感受水温，别站在岸上说话，
作为领导，决策时不要简单地say no 你要告诉他怎样才能说 yes 。所以跳进水里与他一起感受选择。华为永远是一线导向的，谁离客户最近，谁最有权力。
第三个就是狼，永远不放弃，从不放弃。就像华为今天一样，被美国在各种打压，中兴直接就交钱了。可华为直到今天都不退步，我们没有错，我不会给你交钱，我也不会妥协。华为如今的下一个五年就是活下去。只有这么一个战略，就是活下去，有质量地活下去，其实是从不放弃，所以这已经是这个文化的一部分。
随后，他说自己这些年在海外真的是在最前线，感受着华为已经不再只是商业意义上的公司，这些年承受的许多误解，低头做着看起来根本不高大上的事儿，他笑着说：
“或许你不知道，我们以前工作就是背着双肩包然后在一家星巴克里里外外各种角落去测试信号，再拿着笔记本，等数据传到电脑里，一个个打点记录在本子上，好多客人看到都一度觉得我跑来跑去很傻很奇怪，这就是“老农民锄地”的状态，可我清楚知道这些信号都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包括我们海外的员工，在拉美很多条件不好的国家，挨家挨户去帮助他们搭建网络系统，那一刻真的就是发自真心希望为那个国家提供相关的支持和帮助。
华为并不是互联网公司，前几年好多互联网工作的朋友们其实都还算是比较高大上的，腾讯、阿里……那时候的互联网热潮吸引了多少人，我也一度怀疑过自己，似乎做的事看起来真的很农民，可现在回头再去看，才明白我们在做的是把最底层的基建搭好，它是不容易被人们看到的，也是最艰难的。
还有，你知道吗？这些年华为在海外面临的对手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商业竞争了，我们甚至会影响和一些国家的建交进度，这是最大的自豪。而我后来也意识到西方很多公司可以在商业上阻拦动用无数的恶劣手段，尤其是将政治引入这场战役，所以华为的海报「芭蕾脚」真的代表了这些年我们的经历。光鲜的背后真的都是苦难。”
这些只是谈话的很小一部分，可他却让我深刻理解了「华为」内部的一些非常真实的故事。有时候，我们经常会对一些事情存在很多的刻板印象，片面认知，本质上，也是因为我们看到的信息只是被灌输的信息，不是我们主动选择的信息。
无论是对一个「国家」的认知，对「国民」「文化」的评价，又或者是对一个「企业」「人」的认知。
很多时候我们也只是从别人的报道和评判获得信息，或许我们都不曾踏入那片国土，融入当地生活，交谈过那个「人」，于是给了自己的「印象评价」，可这些我们以为的“印象”真的就是对事实客观的评价吗？
还有一些信息的整合，我也想抽些时间，放进公众号和我的个人站（搭建中），也希望这些让我感到有价值的内容，能被更多人看到。
#米索的沉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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