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字看出中医的退化，毉（道）殹（法）醫（术）医（器）
这个 毉字是中国最早的毉字，指的是天人合一者，通天地鬼神的人，所以才借用巫字为专门把医人之工，称之为毉。巫是指天人合一，通天地鬼神的人，巫在古代基本都为良相，扶佐皇帝，不为人治病，只有皇帝不用之时，才不为良相，才为良医，为人治病，后把专门为人治病之人称之为良医了，所以毉字才加巫字为毉了，最早的毉应该为巫，所以毉从巫中而来，良相为医天医国之大人，后来把专医人、医病之工、称之为上工、上毉，称为毉了，这才是毉之本意，与毉字的由来。这即是毉乃神圣之业，指的是天人合一，成神，成圣之人，所以才有圣人出，中医兴之说。才有上工守神，上医治未病之说。才有才不近仙，心不近佛者不可为医之说。这时的毉者，为神，为圣，为道，为天，这才是名副其实的中毉大夫，治病用道，叫医道，才有医道同源之说，心到即到，神补，守神，心到病好。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气补，气补不如神补，神补为中毉的最高境界，但必须得要求毉者，为天人合一者，超凡入圣的人，毉者本身，即是修行圆满者，天人合一的，宇宙中最高频能量的人，为纯阳光体，能量已与大宇宙的能量合为一体，看肉身之体，人体是光体，用心看非是肉眼看（睁眼睛不眨眼睛的看），看一会肉眼即花了，进入了视而不见的盲的状态，人心即刻显相，此时之相即为心相，依法不依人即是此理，法由心生，法即是心，人相为假，心相为真，依心而看，别用肉眼去看，免得着相。
当时的社会叫人神共处的时代，所以才有黄帝与蚩尤大战之时，黄帝上天界搬兵，收复洪水，才有黄帝左臣仓颉造字，以文载道，让凡夫俗子迷途众生见文开悟，以文渡化众生，简称文化；用文字让人明心见性，简称文明，古人的圣贤教育，圣人的文字，是乘载圣人之道的，是圣人用文字载道，让后人修身正心，明天地人修身正心之超凡入圣之道，中毉大夫是天人合一的得道者，由中毉大夫亲自引领指导，凡夫俗子修身正心，超凡入圣，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宝库，可以修身正心超凡入圣，可是无人指导与引领，如同宝库上锁，心门不开，有宝也为潜能，有也如同没有。只有开启宝库，才显中国传统文化的圣贤教育之伟大。只有凡夫俗子小人，开发了潜能，修复了身体，达到了天人合一，成为了圣人，即是真人，本我，神，人才为真正的大人，大人才可以医天，医国，医人，医病，可以为良相可以为良医，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
后来毉者，达不到天人合一，通天地鬼神之能，所以从道退到了法，毉字也去掉了巫字，成为了殹字，这时的假巫出现，叫黑巫，冒充白巫，装神弄鬼，用符，用咒，借外灵做法，布镇，求法求神，设香堂请神灵躯鬼，这时的黑巫完全如今天的妓女一样，毁掉了白巫之名，今天人们只知黑巫，简称为巫师，而不知真正的巫是天神，天使，代表天地的，是渡化红尘的圣人。今天无知的医者，还以巫师为耻，认为古人愚昧迷信，毉从巫来是一种耻辱，认为才从封建迷信中走出来，认为今天的医者，远超古人，现在的科学技术，CT，B超，磁共振，远超古人，他哪里知道古人的，望，可见天地，鬼神，人体经络走向，细胞，DNA，细菌，病毒，无所不知；闻，可听无声，与天地，鬼神万物对话，非是今天科技可比。可惜，学者只读死书，不明书中之道，所以很多的大师，国医，以第三次醫字为主，认为这个是正宗的醫字，毉字从通天地鬼神者，退化为知天地鬼神者——殹，到不信天地鬼神者——醫，认为有病必须得吃药，酒泡药会增加药效，所以什么《神农百草经》了，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了，什么宫庭秘方了，横行于世，这个级段进入到了下工守形的级段，讲术，不讲道与法了，什么对症下药，药到病除，妙手回春，医术高明了，再退化就为今天的医了，为器，借助于器械为人治病，一切疾病皆为心相，水中月，镜中花，在影子之上又怎么可能解决真正的病因呢？今天的医者，实为学者，非是修身正心天人合一之人，称医也免强称之为下工下医，治病守形，让症状减轻和消失，达不到进入多维的空间，去化解心上之因缘。达到守神，治未病之道。身之主宰便是心，神乃生之制也。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中医文化，必须得从认识祖先开始，必须得弄明白，我们的祖先是谁？神？猴？龙？不为读书只为明道，现在人们为读书而读书，攀比谁读的多，近代讲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现在讲初中，高中，大学，硕士生，博士生，教授，专家，院士，古人为明道，叫朝闻道夕死可已，现在讲读书为考取功名，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读书失去了初心，文字也失去了圣人之道。以小人之心渡君子之腹，凡夫俗子小人也；圣人，正心，正念，大人，大夫，君子也。凡夫俗子，肉眼凡胎一个小人，又怎么可能理解上古圣人所留文中之道呢？毉，親，愛，毉者怎么可以不天人合一，通天地鬼神，不知人体，不知病因，如何毉病；親人不见面，親也不亲，成了生人；愛者无心还是否是愛，愛情无心，才有今天经不起考验的爱情。今天是中国传统文化热，今年因为疫情又即将兴起全球的中医热，在此我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医文化即将崛起，担心的是凡夫俗子的弘扬，会把圣人之道，变为凡夫之教，中国中医亡则中国传统文化亡，文化亡则中国亡。
不怕事上无好事，
只怕小人装大人，
圣人之道得道讲，
修身正心方知道。
大学之道，即大人之道，圣人之道，要明明德，德为道之心，道为德之形，只有得道明白德之人，才可以宣传弘扬道德，你是圣人吗？你天人合一了吗？你明心见性了吗？没有，先修身正心吧，未成圣时，圣渡我，超凡入圣再明德，大学之道即是凡夫俗子入圣之道，人心不死，道心怎活？放下知识，智慧即在，一念无我，我即是道，大道至简，道法自然，本然就在，修什么？戒什么？找什么？本来无一物，如来即是。 草根中医
（转）
这个 毉字是中国最早的毉字，指的是天人合一者，通天地鬼神的人，所以才借用巫字为专门把医人之工，称之为毉。巫是指天人合一，通天地鬼神的人，巫在古代基本都为良相，扶佐皇帝，不为人治病，只有皇帝不用之时，才不为良相，才为良医，为人治病，后把专门为人治病之人称之为良医了，所以毉字才加巫字为毉了，最早的毉应该为巫，所以毉从巫中而来，良相为医天医国之大人，后来把专医人、医病之工、称之为上工、上毉，称为毉了，这才是毉之本意，与毉字的由来。这即是毉乃神圣之业，指的是天人合一，成神，成圣之人，所以才有圣人出，中医兴之说。才有上工守神，上医治未病之说。才有才不近仙，心不近佛者不可为医之说。这时的毉者，为神，为圣，为道，为天，这才是名副其实的中毉大夫，治病用道，叫医道，才有医道同源之说，心到即到，神补，守神，心到病好。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气补，气补不如神补，神补为中毉的最高境界，但必须得要求毉者，为天人合一者，超凡入圣的人，毉者本身，即是修行圆满者，天人合一的，宇宙中最高频能量的人，为纯阳光体，能量已与大宇宙的能量合为一体，看肉身之体，人体是光体，用心看非是肉眼看（睁眼睛不眨眼睛的看），看一会肉眼即花了，进入了视而不见的盲的状态，人心即刻显相，此时之相即为心相，依法不依人即是此理，法由心生，法即是心，人相为假，心相为真，依心而看，别用肉眼去看，免得着相。
当时的社会叫人神共处的时代，所以才有黄帝与蚩尤大战之时，黄帝上天界搬兵，收复洪水，才有黄帝左臣仓颉造字，以文载道，让凡夫俗子迷途众生见文开悟，以文渡化众生，简称文化；用文字让人明心见性，简称文明，古人的圣贤教育，圣人的文字，是乘载圣人之道的，是圣人用文字载道，让后人修身正心，明天地人修身正心之超凡入圣之道，中毉大夫是天人合一的得道者，由中毉大夫亲自引领指导，凡夫俗子修身正心，超凡入圣，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宝库，可以修身正心超凡入圣，可是无人指导与引领，如同宝库上锁，心门不开，有宝也为潜能，有也如同没有。只有开启宝库，才显中国传统文化的圣贤教育之伟大。只有凡夫俗子小人，开发了潜能，修复了身体，达到了天人合一，成为了圣人，即是真人，本我，神，人才为真正的大人，大人才可以医天，医国，医人，医病，可以为良相可以为良医，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
后来毉者，达不到天人合一，通天地鬼神之能，所以从道退到了法，毉字也去掉了巫字，成为了殹字，这时的假巫出现，叫黑巫，冒充白巫，装神弄鬼，用符，用咒，借外灵做法，布镇，求法求神，设香堂请神灵躯鬼，这时的黑巫完全如今天的妓女一样，毁掉了白巫之名，今天人们只知黑巫，简称为巫师，而不知真正的巫是天神，天使，代表天地的，是渡化红尘的圣人。今天无知的医者，还以巫师为耻，认为古人愚昧迷信，毉从巫来是一种耻辱，认为才从封建迷信中走出来，认为今天的医者，远超古人，现在的科学技术，CT，B超，磁共振，远超古人，他哪里知道古人的，望，可见天地，鬼神，人体经络走向，细胞，DNA，细菌，病毒，无所不知；闻，可听无声，与天地，鬼神万物对话，非是今天科技可比。可惜，学者只读死书，不明书中之道，所以很多的大师，国医，以第三次醫字为主，认为这个是正宗的醫字，毉字从通天地鬼神者，退化为知天地鬼神者——殹，到不信天地鬼神者——醫，认为有病必须得吃药，酒泡药会增加药效，所以什么《神农百草经》了，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了，什么宫庭秘方了，横行于世，这个级段进入到了下工守形的级段，讲术，不讲道与法了，什么对症下药，药到病除，妙手回春，医术高明了，再退化就为今天的医了，为器，借助于器械为人治病，一切疾病皆为心相，水中月，镜中花，在影子之上又怎么可能解决真正的病因呢？今天的医者，实为学者，非是修身正心天人合一之人，称医也免强称之为下工下医，治病守形，让症状减轻和消失，达不到进入多维的空间，去化解心上之因缘。达到守神，治未病之道。身之主宰便是心，神乃生之制也。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中医文化，必须得从认识祖先开始，必须得弄明白，我们的祖先是谁？神？猴？龙？不为读书只为明道，现在人们为读书而读书，攀比谁读的多，近代讲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现在讲初中，高中，大学，硕士生，博士生，教授，专家，院士，古人为明道，叫朝闻道夕死可已，现在讲读书为考取功名，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读书失去了初心，文字也失去了圣人之道。以小人之心渡君子之腹，凡夫俗子小人也；圣人，正心，正念，大人，大夫，君子也。凡夫俗子，肉眼凡胎一个小人，又怎么可能理解上古圣人所留文中之道呢？毉，親，愛，毉者怎么可以不天人合一，通天地鬼神，不知人体，不知病因，如何毉病；親人不见面，親也不亲，成了生人；愛者无心还是否是愛，愛情无心，才有今天经不起考验的爱情。今天是中国传统文化热，今年因为疫情又即将兴起全球的中医热，在此我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医文化即将崛起，担心的是凡夫俗子的弘扬，会把圣人之道，变为凡夫之教，中国中医亡则中国传统文化亡，文化亡则中国亡。
不怕事上无好事，
只怕小人装大人，
圣人之道得道讲，
修身正心方知道。
大学之道，即大人之道，圣人之道，要明明德，德为道之心，道为德之形，只有得道明白德之人，才可以宣传弘扬道德，你是圣人吗？你天人合一了吗？你明心见性了吗？没有，先修身正心吧，未成圣时，圣渡我，超凡入圣再明德，大学之道即是凡夫俗子入圣之道，人心不死，道心怎活？放下知识，智慧即在，一念无我，我即是道，大道至简，道法自然，本然就在，修什么？戒什么？找什么？本来无一物，如来即是。 草根中医
（转）
Know to stop will be quiet green will eventually have to be the way,To learn from each other and learn from each other.
大学之道:知止必静安考虑必得终始先后为道。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心诚意致知格物。
切磋琢磨道盛德至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知其所止:君仁臣敬子孝父慈国人交于信。
礼记〔两汉〕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所谓诚其意者，毋（wú）自欺也。如恶（wù）恶（è）臭（xiù），如好(hào)好(hǎo)色，此之谓自慊（qiè）。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yā）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pán），故君子必诚其意。
诗云：“瞻彼淇澳（qí yù），绿竹猗猗（yī）。有斐（fěi）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xiàn）兮！赫兮喧（xuān）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谖（xuān）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xiàn）兮者，恂栗(xún lì）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谖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诗云：“於戏（wū hū）！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luò）其乐（luò）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康诰曰：“克明德。”大甲曰：“顾諟(shì）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云：“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诗云：“邦畿（jī）千里，惟民所止。”诗云：“缗蛮（mián mán）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於(wū)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fèn zhì），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bì）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hào)而知其恶(è)，恶(wù)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所谓治国必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
大学之道:知止必静安考虑必得终始先后为道。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心诚意致知格物。
切磋琢磨道盛德至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知其所止:君仁臣敬子孝父慈国人交于信。
礼记〔两汉〕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所谓诚其意者，毋（wú）自欺也。如恶（wù）恶（è）臭（xiù），如好(hào)好(hǎo)色，此之谓自慊（qiè）。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yā）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pán），故君子必诚其意。
诗云：“瞻彼淇澳（qí yù），绿竹猗猗（yī）。有斐（fěi）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xiàn）兮！赫兮喧（xuān）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谖（xuān）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xiàn）兮者，恂栗(xún lì）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谖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诗云：“於戏（wū hū）！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luò）其乐（luò）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康诰曰：“克明德。”大甲曰：“顾諟(shì）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云：“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诗云：“邦畿（jī）千里，惟民所止。”诗云：“缗蛮（mián mán）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於(wū)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fèn zhì），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bì）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hào)而知其恶(è)，恶(wù)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所谓治国必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
宋明理学的源流
1、宋代理学为什么会起源
（1）、收拾人心
拨乱反正的需要。
唐末五代十国武人专政，风气败坏，道德沦亡，毫无廉耻，宋代读书人为扭转这不良风气，挽救人心社会，从教化入手而开讲学之风，促成理学存在基础。
（2）、与佛教争夺人心
抗击西方意识形态。
隋唐以来，佛教迅速发展，其精密思辨特点，对中国儒家这种缺乏逻辑思辩能力的格言式学说产生了致命的冲击，几乎瓦解了儒家学说。尤其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之道影响为最大。
儒家思想一向以现实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主，但是大多是结论，缺乏哲学上的推理系统，无法解释疑惑，无法让人信服。
儒家学说是实用主义的，强调学以致用，其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技术，离不开功名利禄，没法进入形而上学境界，无法超越自己，例如儒家从不讨论：人是什么，我是谁，为什么活着，人可以知道的知识边界是什么这类古希腊时代热门的问题。
但是人类与动物不同，必然会问精神上的问题。由于我们精神是可以超越有限和无常的，但是精神的载体不论是生物身体或宇宙（六合八荒为宇。古往今来 为宙）都是有限和无常的，都有起点和边界。这就导致一个人生基本苦恼，也是一个人的基本问题：在物质领域不存在无限永恒，而人的精神却在追求超越这种有限 和无常。这样超越的的结果必然是从自我进入忘我，从理性进入信仰，从清醒进入混沌，超越的必然结果是无长短大小，先后轻重这些基于时空尺度的比较概念（超 越的标志就是消灭了时空概念，所谓坐忘的特征就是不知何地，不知何时），这种纯粹的精神永恒和无限境界按照很多超越者的描述时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彼岸， 不过这个彼岸只有精神才能达到，载体是去不了的。这个境界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打开了以上大门，远远超越了儒家政治技术学说的境界，导致儒家学说节节败退。
所以就算是唐代儒学得到政府大力倡导，但是由于儒学知识体系和逻辑体系的粗糙，实际影响却远不及佛学，甚至日益衰微，气息奄奄，士大夫阶层均以修行超越标榜。
宋初学者为建立儒学能够对抗佛教的逻辑体系和形而上学体系，不得不吸收道教和佛教中关于宇宙本体的概念（因为自己没有，儒家学说本质是如何做官的官场学说），作为建构自己的宇宙论和本体论，这就是理学。
（3）、儒学需要改革
传统意识形态需要修补。
儒学自两汉以至隋，已由孔、孟、荀的儒学变为经学，已经僵化到奄奄一息，必须创新求生。
经学从西汉、东汉到唐代，已由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一变而为专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由笺注经传的“注”再变而为“注”作“注”的疏，致力于文 字训诂名物考据、章句分析，与孔、孟、荀“尊德性”、“论政治”的学风距离越来越远，而且笺注日趋繁琐，而唐人作“疏”，例不破“注”，即“注”有错误亦 不会指出，反而代为解释维护，这种琐屑的讲疏，有违孔、孟遗意，忽略先哲经传中所含义理的讨究，舍本逐末。已经走投无路。
其实韩愈、李翱的作《原道》、《复性书》时，就已经提出要创新，
他们鄙弃汉儒琐碎的训诂、章句之学，要专究于修己、治平之道，而着力于做人的工夫。
（4）、宋朝中央政府需要
君主大力提倡。是巩固权力的需要。
宋初各帝鉴于唐末五代以来伦理道德崩溃，臣民的廉耻之心尽丧，社会风气因此而败坏不堪，使一般的士人只求荣利，不重气节。如五代的冯道历事四姓十君而不以为耻，反而自称为“长乐老”洋洋自得。
更由于宋朝得位不正，担心武人效仿陈桥驿故事，所以坚定执行重文弃武国策，认为让国人多读书，就能防患于未然。
所以从宋太祖立国开始，便执行文做官而分利的政策，极力提倡文教，奖励儒学，力崇实践，专事于修养的工夫。
于是社会风气为之转移，进而成为宋儒致力于身心修养的理学。
国家政策的支持，导致宋代书院极盛，例如白鹿、岳麓、应天、嵩阳四大书院。书院多聘请名儒主讲，他们大多排斥功利，崇尚道义，教学宗旨在于发扬孔门义理之学及修己立人之道，开启了理学身体力行的风气。
这样也就彻底解除社会精英可能对宋家皇位的威胁。当然后遗症是让整个民族变成小白兔，精神被阉割，人人是太监，整个国家精神上不堪一击。
2、周敦颐
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周敦颐传程颢、程颐，二程再传朱熹，而奠定理学的基础。
周敦颐主要成就是《太极图说》和《通书》。
《太极图说》以图形说明宇宙发生的原理和次序，《通书》则重在阐述“诚”的意义。
周敦颐学说渊源于道家的太极、阴阳五行之说，参以佛家的心性，而以儒家仁义之道为宗。他核心名句是以“无欲故静”作为修养方法（实际是来自佛家“清静寂灭”之说，又与道家的“恬静无欲”有相近地方）。
周敦颐认为宇宙的起源乃由“无极而太极”，“太极”是宇宙的本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而后静，静极而后动，循环不息而生金、木、水、火、土五行，由五行而生万物。
在人生方面，周敦颐认为阴阳五行配合得最恰当的就是人，所以万物中以人最灵秀，具有太极之理、五行之性，受太极“纯粹至善”的“理”，故人之性本来是善。
宇宙既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构成，则人亦有仁（木）、义（金）、礼（火）、智（水）、信（土）五常。
其见诸实施，则不外乎仁义二者（所以配合阴阳）。
仁义之性，皆是善的，但用得不当，却可变为恶，所以人要不离乎中正以立“人极”（做人的标准），欲立“人极”，必须无欲、主静，无欲便会心灵虚 静，于事物的是非利害的考虑上便能居于中道，明理通达，而在行动上便自然的正直无私，能做到这样的话，便能达到至诚的境界，也是一个圣人的境界，同时也是 一个太极的境界，达至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
周敦颐的学说已将宇宙论与修身为人之道揉合一起，建立起理学基础。
3、程颢和程颐
程颢、程颐的学问就是在《通书》基础上发展的。
但是二程不喜欢探讨宇宙问题，而主张直接从人生实际经验来建立人生的道理，因此教人从实际生活与内心体验上来寻求修养的方法。
程颢认为天下一切真理必须经过亲身体验，才不会流于空谈，他认为“天理”在于“仁”，人如能具有仁德，便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学者必须先“识 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义、礼、智、信皆仁也”。他认为“仁”在人之本性中，不须外求，只要“明心”，便能“见性”，便能“求仁”“得仁”，我们明 白这道理后，便须紧记不忘，更要身体力行，一切行事，皆本此心去做，即所谓以“诚敬存之”，所以“诚”与“敬”便是明道、修身、养性的法门。
程颢侧重“心”的修养，认为“舍心之外天下无理”，要人“自其心体验天理”。
总之，程颢认为学者须先识仁，然后以诚敬存养。他重内心体证，认为人必须透过内心反省以掌握做人、修养的道理。名言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程颐论“心性”与程颢相同，但论“诚、敬”方面的修养则不一致。程颐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方法在“涵养”和“进学”两方面，并认为“涵养须用 敬，进学在致知”、“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一方面修己的意志，使之专一集中，不为外物所动（敬）；一方面今日格（“穷”(求)的意思）一物（理）， 明日格一物，然后加以归纳，便会豁然贯通，明白万物都是一理。他主张“持敬”与“穷理”并重。
这是朱熹朱熹道问学、即物穷理之学说的来源。
4、朱熹
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他认为“格物”、“致知”可帮助了解个别事物的理，从而归纳了解宇宙的天理，因此他认为修养方法在“道问学”以致知，“存天理”以去人欲。
朱熹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真理存在，这个真理就是“太极”。至于“真理”要表现而成为具体的形象，则有赖于“气”。他说：“理也者，形而上 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由此而解释到人、物的形成：“理”与“气”合而构成人，由于气中有清、浊，因而人性亦有善、有 恶。
因此，朱熹教人从善，要“存天理，去人欲”。
要去人欲，便必须“敬”与“致知”。
所谓“敬”，是要使人的一己之心，常常受到警策监督，一旦有私念私欲的萌芽，便要马上加以克制；“致知”即求取学问的意思，他以为天下之物理精髓皆具于圣贤书中，所以读圣贤典籍便是致知的所在，而古书则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六经的阶梯。
人若做到“敬”与“致知”，是绝对可以到达至德、至善、至理的境界。
宋代的理学经朱熹提倡而大盛。
5、邵康节（邵雍）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邵雍，着有《先天图》等。他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参杂道教思想，认为宇宙之本是“太极”，亦即是“道”、“心”（换 言之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太极永恒不变，而天地万物皆有消长、有终始，人如能知天地万物之道，便能参天地、育万物，成为天地万物的主宰（简单说就是天人 同构）。
6、陆九渊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陆九渊，他认为“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故透过自我内心的反省即可了解天理；他重视持敬，持敬使人能明心见性，因此他强调反省，认为知识的多寡与个人修养无必然关系。而提倡“尊德性”。
陆九渊特别注重持敬的内向工夫，主张心即是理，不容有二，认为即物穷理为支离破碎，而教人先发明本心之明，而后博览，以应万物之变。陆九渊名言：“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启发了明代王阳明的心学。
7、张载
还得介绍一下张载。张载是继孙复、范仲淹经世济人的思想再加以性理的参透而成。张载治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
张载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都由于气的聚散、动静，气中又有阴阳二性，沉、降、静之性是阴性，浮、升、动之性是阳性，气有聚散，气聚则物成，气散则物 毁。气的聚散，有一定的规律。所以物的产生，有一定的秩序，这叫做“理”。“人”亦由气聚所产生，故亦得其性的部分，具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人 与万物俱生于天地之间，天地是人与万物的父母，人就应该努力破除“我”与“非我”的界限，而使个体和天地万物合一。为达这目的，首先要变化“气质之性”， 使它恢复为原来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就是朱熹所说的“理”。
张载在《西铭》一文中阐明人对宇宙所应持的态度：“吾人之体”即“宇宙之体”，“吾人之性”即“宇宙之性”，我们应视宇宙为父母，应以事父母之道对待宇宙，应视天下之人皆如兄弟，天下万物皆如同类。
所以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主张。
张载核心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8、叶适
叶适是理学务实派（事功派）的代表人物，特点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也即可行性优先于必要性）。叶适曾经与朱朱熹陆九渊鼎立而三。
叶适提倡功利，反对空谈性命，认为学者重点是学以致用，所以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政策。
叶适的哲学思想是：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 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强调“止于中庸”。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 反对朱熹陆九渊等等的性理空谈，认为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周敦颐纯属谬论。但是叶适显然缺乏思辩能力和逻辑能力，其哲学 思想比较浅薄。
叶适本人虽然强调实践，但是其门人多流于辞章，纯属口水党：“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只有少数有“欲以事功见其门庭”。
1、宋代理学为什么会起源
（1）、收拾人心
拨乱反正的需要。
唐末五代十国武人专政，风气败坏，道德沦亡，毫无廉耻，宋代读书人为扭转这不良风气，挽救人心社会，从教化入手而开讲学之风，促成理学存在基础。
（2）、与佛教争夺人心
抗击西方意识形态。
隋唐以来，佛教迅速发展，其精密思辨特点，对中国儒家这种缺乏逻辑思辩能力的格言式学说产生了致命的冲击，几乎瓦解了儒家学说。尤其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之道影响为最大。
儒家思想一向以现实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主，但是大多是结论，缺乏哲学上的推理系统，无法解释疑惑，无法让人信服。
儒家学说是实用主义的，强调学以致用，其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技术，离不开功名利禄，没法进入形而上学境界，无法超越自己，例如儒家从不讨论：人是什么，我是谁，为什么活着，人可以知道的知识边界是什么这类古希腊时代热门的问题。
但是人类与动物不同，必然会问精神上的问题。由于我们精神是可以超越有限和无常的，但是精神的载体不论是生物身体或宇宙（六合八荒为宇。古往今来 为宙）都是有限和无常的，都有起点和边界。这就导致一个人生基本苦恼，也是一个人的基本问题：在物质领域不存在无限永恒，而人的精神却在追求超越这种有限 和无常。这样超越的的结果必然是从自我进入忘我，从理性进入信仰，从清醒进入混沌，超越的必然结果是无长短大小，先后轻重这些基于时空尺度的比较概念（超 越的标志就是消灭了时空概念，所谓坐忘的特征就是不知何地，不知何时），这种纯粹的精神永恒和无限境界按照很多超越者的描述时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彼岸， 不过这个彼岸只有精神才能达到，载体是去不了的。这个境界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打开了以上大门，远远超越了儒家政治技术学说的境界，导致儒家学说节节败退。
所以就算是唐代儒学得到政府大力倡导，但是由于儒学知识体系和逻辑体系的粗糙，实际影响却远不及佛学，甚至日益衰微，气息奄奄，士大夫阶层均以修行超越标榜。
宋初学者为建立儒学能够对抗佛教的逻辑体系和形而上学体系，不得不吸收道教和佛教中关于宇宙本体的概念（因为自己没有，儒家学说本质是如何做官的官场学说），作为建构自己的宇宙论和本体论，这就是理学。
（3）、儒学需要改革
传统意识形态需要修补。
儒学自两汉以至隋，已由孔、孟、荀的儒学变为经学，已经僵化到奄奄一息，必须创新求生。
经学从西汉、东汉到唐代，已由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一变而为专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由笺注经传的“注”再变而为“注”作“注”的疏，致力于文 字训诂名物考据、章句分析，与孔、孟、荀“尊德性”、“论政治”的学风距离越来越远，而且笺注日趋繁琐，而唐人作“疏”，例不破“注”，即“注”有错误亦 不会指出，反而代为解释维护，这种琐屑的讲疏，有违孔、孟遗意，忽略先哲经传中所含义理的讨究，舍本逐末。已经走投无路。
其实韩愈、李翱的作《原道》、《复性书》时，就已经提出要创新，
他们鄙弃汉儒琐碎的训诂、章句之学，要专究于修己、治平之道，而着力于做人的工夫。
（4）、宋朝中央政府需要
君主大力提倡。是巩固权力的需要。
宋初各帝鉴于唐末五代以来伦理道德崩溃，臣民的廉耻之心尽丧，社会风气因此而败坏不堪，使一般的士人只求荣利，不重气节。如五代的冯道历事四姓十君而不以为耻，反而自称为“长乐老”洋洋自得。
更由于宋朝得位不正，担心武人效仿陈桥驿故事，所以坚定执行重文弃武国策，认为让国人多读书，就能防患于未然。
所以从宋太祖立国开始，便执行文做官而分利的政策，极力提倡文教，奖励儒学，力崇实践，专事于修养的工夫。
于是社会风气为之转移，进而成为宋儒致力于身心修养的理学。
国家政策的支持，导致宋代书院极盛，例如白鹿、岳麓、应天、嵩阳四大书院。书院多聘请名儒主讲，他们大多排斥功利，崇尚道义，教学宗旨在于发扬孔门义理之学及修己立人之道，开启了理学身体力行的风气。
这样也就彻底解除社会精英可能对宋家皇位的威胁。当然后遗症是让整个民族变成小白兔，精神被阉割，人人是太监，整个国家精神上不堪一击。
2、周敦颐
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周敦颐传程颢、程颐，二程再传朱熹，而奠定理学的基础。
周敦颐主要成就是《太极图说》和《通书》。
《太极图说》以图形说明宇宙发生的原理和次序，《通书》则重在阐述“诚”的意义。
周敦颐学说渊源于道家的太极、阴阳五行之说，参以佛家的心性，而以儒家仁义之道为宗。他核心名句是以“无欲故静”作为修养方法（实际是来自佛家“清静寂灭”之说，又与道家的“恬静无欲”有相近地方）。
周敦颐认为宇宙的起源乃由“无极而太极”，“太极”是宇宙的本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而后静，静极而后动，循环不息而生金、木、水、火、土五行，由五行而生万物。
在人生方面，周敦颐认为阴阳五行配合得最恰当的就是人，所以万物中以人最灵秀，具有太极之理、五行之性，受太极“纯粹至善”的“理”，故人之性本来是善。
宇宙既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构成，则人亦有仁（木）、义（金）、礼（火）、智（水）、信（土）五常。
其见诸实施，则不外乎仁义二者（所以配合阴阳）。
仁义之性，皆是善的，但用得不当，却可变为恶，所以人要不离乎中正以立“人极”（做人的标准），欲立“人极”，必须无欲、主静，无欲便会心灵虚 静，于事物的是非利害的考虑上便能居于中道，明理通达，而在行动上便自然的正直无私，能做到这样的话，便能达到至诚的境界，也是一个圣人的境界，同时也是 一个太极的境界，达至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
周敦颐的学说已将宇宙论与修身为人之道揉合一起，建立起理学基础。
3、程颢和程颐
程颢、程颐的学问就是在《通书》基础上发展的。
但是二程不喜欢探讨宇宙问题，而主张直接从人生实际经验来建立人生的道理，因此教人从实际生活与内心体验上来寻求修养的方法。
程颢认为天下一切真理必须经过亲身体验，才不会流于空谈，他认为“天理”在于“仁”，人如能具有仁德，便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学者必须先“识 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义、礼、智、信皆仁也”。他认为“仁”在人之本性中，不须外求，只要“明心”，便能“见性”，便能“求仁”“得仁”，我们明 白这道理后，便须紧记不忘，更要身体力行，一切行事，皆本此心去做，即所谓以“诚敬存之”，所以“诚”与“敬”便是明道、修身、养性的法门。
程颢侧重“心”的修养，认为“舍心之外天下无理”，要人“自其心体验天理”。
总之，程颢认为学者须先识仁，然后以诚敬存养。他重内心体证，认为人必须透过内心反省以掌握做人、修养的道理。名言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程颐论“心性”与程颢相同，但论“诚、敬”方面的修养则不一致。程颐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方法在“涵养”和“进学”两方面，并认为“涵养须用 敬，进学在致知”、“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一方面修己的意志，使之专一集中，不为外物所动（敬）；一方面今日格（“穷”(求)的意思）一物（理）， 明日格一物，然后加以归纳，便会豁然贯通，明白万物都是一理。他主张“持敬”与“穷理”并重。
这是朱熹朱熹道问学、即物穷理之学说的来源。
4、朱熹
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他认为“格物”、“致知”可帮助了解个别事物的理，从而归纳了解宇宙的天理，因此他认为修养方法在“道问学”以致知，“存天理”以去人欲。
朱熹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真理存在，这个真理就是“太极”。至于“真理”要表现而成为具体的形象，则有赖于“气”。他说：“理也者，形而上 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由此而解释到人、物的形成：“理”与“气”合而构成人，由于气中有清、浊，因而人性亦有善、有 恶。
因此，朱熹教人从善，要“存天理，去人欲”。
要去人欲，便必须“敬”与“致知”。
所谓“敬”，是要使人的一己之心，常常受到警策监督，一旦有私念私欲的萌芽，便要马上加以克制；“致知”即求取学问的意思，他以为天下之物理精髓皆具于圣贤书中，所以读圣贤典籍便是致知的所在，而古书则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六经的阶梯。
人若做到“敬”与“致知”，是绝对可以到达至德、至善、至理的境界。
宋代的理学经朱熹提倡而大盛。
5、邵康节（邵雍）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邵雍，着有《先天图》等。他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参杂道教思想，认为宇宙之本是“太极”，亦即是“道”、“心”（换 言之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太极永恒不变，而天地万物皆有消长、有终始，人如能知天地万物之道，便能参天地、育万物，成为天地万物的主宰（简单说就是天人 同构）。
6、陆九渊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陆九渊，他认为“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故透过自我内心的反省即可了解天理；他重视持敬，持敬使人能明心见性，因此他强调反省，认为知识的多寡与个人修养无必然关系。而提倡“尊德性”。
陆九渊特别注重持敬的内向工夫，主张心即是理，不容有二，认为即物穷理为支离破碎，而教人先发明本心之明，而后博览，以应万物之变。陆九渊名言：“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启发了明代王阳明的心学。
7、张载
还得介绍一下张载。张载是继孙复、范仲淹经世济人的思想再加以性理的参透而成。张载治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
张载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都由于气的聚散、动静，气中又有阴阳二性，沉、降、静之性是阴性，浮、升、动之性是阳性，气有聚散，气聚则物成，气散则物 毁。气的聚散，有一定的规律。所以物的产生，有一定的秩序，这叫做“理”。“人”亦由气聚所产生，故亦得其性的部分，具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人 与万物俱生于天地之间，天地是人与万物的父母，人就应该努力破除“我”与“非我”的界限，而使个体和天地万物合一。为达这目的，首先要变化“气质之性”， 使它恢复为原来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就是朱熹所说的“理”。
张载在《西铭》一文中阐明人对宇宙所应持的态度：“吾人之体”即“宇宙之体”，“吾人之性”即“宇宙之性”，我们应视宇宙为父母，应以事父母之道对待宇宙，应视天下之人皆如兄弟，天下万物皆如同类。
所以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主张。
张载核心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8、叶适
叶适是理学务实派（事功派）的代表人物，特点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也即可行性优先于必要性）。叶适曾经与朱朱熹陆九渊鼎立而三。
叶适提倡功利，反对空谈性命，认为学者重点是学以致用，所以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政策。
叶适的哲学思想是：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 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强调“止于中庸”。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 反对朱熹陆九渊等等的性理空谈，认为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周敦颐纯属谬论。但是叶适显然缺乏思辩能力和逻辑能力，其哲学 思想比较浅薄。
叶适本人虽然强调实践，但是其门人多流于辞章，纯属口水党：“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只有少数有“欲以事功见其门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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