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有位老僧，在峨眉山高峰结茅庵隐居。老僧终年不下山，不吃饭，不喝水，闭目打坐。有一个小和尚跟着他，不时下山买米做饭自己吃。就这样老僧打坐了十多年，徒弟跟随了十多年。

一天，老僧忽然睁开眼睛，对徒弟说：我要走了，你好好待在这儿，不要下山。徒弟闻此言，牵着老僧的衣服大哭，不希望师父离去。老僧劝慰说：不要悲伤，我们师徒还有见面的一天。

遂从袖中取出一幅画轴，上面画着老僧的形像，肖像上眼睛、耳朵、嘴巴、鼻子都有，就是没有眉毛。老僧要徒弟珍藏肖像，说：我走后，经过十二年，你就下山找我，看见人就拿出画给他看。

如果有人帮你为肖像画上眉毛，那人就是我了。交代完，老僧就飘然而去。

不久张献忠流窜入四川，使川民血流成河。老僧的徒弟恪守师父的吩咐，没有下山，所以性命得以保全。十二年的期限到了时，徒弟才下山。

此时清兵入关后，爱新觉罗·皇太极第九子福临继位，称大清世祖章皇帝，年号顺治。小和尚辗转云游了十多年，走遍天下寻找师父，却一直没有找到。

后来徒弟讨饭讨到北京，恰逢顺治帝到郊外狩猎。小和尚不知这是皇家队伍，只牢记师父的嘱咐，于是竟上前冒犯御驾，请求顺治帝看画。

侍卫大惊，想逮捕老僧徒弟，顺治帝却制止了，要小和尚不妨打开画轴来过目。小和尚打开画卷后，顺治帝一看，诧异的说：这肖像怎么没画眉毛呢?命令左右取砚台、毛笔来，顺治帝亲手为肖像添上了眉毛。

此时，小和尚早已泪雨滂沱，跪倒在地上大喊：师父，师父，我可找到你了……众人面面相觑，顺治帝也吃惊不小。

于是小和尚把老僧的嘱咐，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顺治帝恍然大悟：原来自己的前世，是峨嵋山老僧啊！怪不得总有出家的念头冒出来。

1638年3月15日出生的顺治帝，马上要过23岁生日时，于1661年2月5日，黄历正月初七子时，抛弃帝位出走，与徒弟遁迹于普陀山深岩之中。

世祖离位后，皇三子玄烨，于顺治十八年继承皇位，史称康熙帝。康熙帝六下江南，目地之一就是探访顺治帝踪迹，但终未能如愿。

#九一八爆发90周年# 【人类正义的胜利——#探访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沈阳市皇姑区黑龙江街77号，一幢古式斜檐闷顶二层小楼，金色琉璃瓦的屋顶，四根红漆立柱，显得庄严肃穆。

65年前，这幢小楼曾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作为特别军事法庭公开审理了36名日本战犯。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将会如何处理这批日本战犯？

65年后，参考消息记者辗转采访到三位亲历者，讲述历史轮廓背后的细节故事。#九一八事变九十周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

1956年4月，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中国政府成立特别军事法庭，于当年6至7月分别在辽宁省的沈阳市和山西省的太原市两地开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沈阳是这次审判的主审地。包括日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36名战犯均在沈阳受审。1956年6月9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首次开庭。

“这是二战结束后最后一次对战犯罪行的法律清算，也是东京审判的延续。”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满7年，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个新生的中国会如何处置这批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

89岁的权德源是亲历者之一，作为法庭的书记员亲历了审判全程。1954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权德源，被分配到地处沈阳的中央政法干校东北分校当一名普通教员。

“法律专业的大学生，还懂一些日语。”权德源觉得这些条件是他最终被选为特别军事法庭书记员的原因。

庭审人员当时的着装让权德源至今印象深刻。法官一律穿当时的法官服，公诉人穿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服，律师穿着深色西服佩戴领带，穿黑皮鞋，提黑色皮包。

“这是正义的审判，也是非常严肃的审判，要从每个细节做起。”他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在审判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的时候，“溥仪从法庭西南门进入法庭，全场的目光和摄影师的镜头都集中到他的身上。他细高的个子、长脖子，穿一套深蓝色衣服……”时隔65年，法庭上的场景对权德源来说仍历历在目。

这些日本战犯都是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的，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1956年，特别军事法庭经审判，对其中职务较高、罪行较重的45名战犯分别判处8年至20年有期徒刑，对其他战犯全部免予起诉，遣返回国。

中方为战犯提供辩护律师

89岁的廉希圣退休前是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65年前，他是藤原广之进、小林喜一和西永彰治三名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

“中国人怎么能为日本战犯辩护？想不通！”廉希圣说，“开展这项工作时压力不小，国内有很多反对、不理解的声音，说我们律师团是‘吃中国人饭，不干中国人事’。但是，如果审判过程中没有律师辩护这一环节，审判就不完整了，程序就欠缺了。”

这次审判参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国内的审判程序，为充分保障被告人权利，法庭为45名被告指定了辩护律师。

面对这些双手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犯罪事实确凿的日本战犯，辩护词应该怎么写？

90岁的韩凤路离休前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副教授。65年前，他担任为731部队支队长榊原秀夫辩护的律师，参与了审判。

65年过去了，韩凤路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榊原秀夫时的情景：他话很少，但逻辑很缜密。他没想到中国能派一名律师给他辩护，悔罪的态度也比较真诚。

“我的罪行蹂躏了全世界人民所公认的神圣的国际公法，完全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我愿在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面前深致歉意。”榊原秀夫在庭审上说。

据榊原秀夫在法庭上交代，他在制造细菌武器的过程中，向4名中国百姓注射霍乱菌等细菌并致4人死亡。在1945年，他的支队生产了870支试管的霍乱菌、伤寒菌等细菌，并捕获繁殖了大量老鼠和跳蚤，准备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

韩凤路说，战犯们犯下的罪行，人证、物证俱全，为战犯们的罪行辩护绝无可能，律师团从认罪态度方面入手进行辩护。

与国际社会对法西斯战犯审判有显著区别的是，沈阳审判中所有战犯对罪行供认不讳，甚至有人哭倒在地要求对自己处以死刑。

在特别军事法庭上，侵华日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供述了自己下令杀害大量俘虏和把士兵作为“活靶”杀掉的罪行。

他在法庭上忏悔说：“我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认罪是一辈子的事情。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牢牢记住被害者们诉自心里的话……侵略战争，绝对不能允许再度发生，也不能让后一代人再走这一条错误的道路。”

整个审判过程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原则和程序，重证据、重事实、重程序。

例如，对28名伪满战犯的犯罪事实，法庭就审查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控诉书642件，证人的书证407件，有关档案、书刊等物证315件，有48人出庭作证。

对于这些受审战犯，每一项犯罪事实必须有五个方面共同佐证：一是审讯笔录，二是战犯的罪行交代材料，三是经过确认的证人材料，四是档案材料，五是同案犯的检举揭发。

韩凤路说，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就是要让这些受审战犯的罪行板上钉钉，记入历史。

曾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表示，这次审判对日本战争罪犯十分宽大，但做出的这些判决却是十分郑重的，它们都是经过缜密侦查、公正审讯的。不但人证物证俱全，而且被告人都有充分辩护的机会。这样的审判程序是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准则的。

战犯跪倒在地请求严惩

昔日的特别军事法庭，今天已经成为一家历史陈列馆。正厅上方的大屏幕播放着当年审判日本战犯时的纪录片。其中，就有古海忠之的镜头。

他在法庭上低着头，表情凝重，深深鞠了一躬，说道：“我认识到自己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自己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要求迅速判决我死刑。”

“这次审判创造了世界审判法西斯战犯的纪录。”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副主任宋苗说，每一个日本战犯都认罪服法，甚至跪倒在地请求严惩自己。这是二战战犯审判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新中国是如何做到的？这曾经是海内外历史学者心中的一个谜团。

在宋苗看来，背后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以人道主义对待战犯、感化战犯；二是通过耐心反复的改造教育，这些曾被日本军国主义洗脑的战犯们，从思想根源上认识到侵略之罪。

有一件事令权德源终生难忘。“战犯们回国路上，在沈阳开往天津的火车上，他们想到不久就能见到离别多年的妻子儿女，有说有笑。”

但列车过锦州不久，有一个日本战犯望着窗外低头流泪，权德源问他：“大家都高兴，你怎么哭了？”

他说：“前边那座小山底下，原来有一个村子。20多年前，我们日本军人进村杀了不少无辜百姓。他们死去回不来了，可是杀人的战犯还能活着回家。想起他们我心里很难受，我的泪是流给他们谢罪的泪。”

这些日本战犯获释回国后大部分成为推动日中友好、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积极分子。

如今，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里，一张晶莹欲滴的牵牛花照片，讲述着一段特别的故事。

战犯副岛进回国前，管教人员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种子，对他说：“下次再来中国，不要带着武器来，要带着鲜花来。”

宋苗说，回到日本的副岛进把牵牛花种子种在自家院子里，每当看到盛开的牵牛花就会想到中国，想到在中国得到的人道主义对待。

2007年9月17日，中日民间友好团体日本抚顺奇迹继承会到访中国。在访问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由关西支部事务长野津加代子，把这幅后来取名为“和平之花”的照片送给了曾任抚顺战犯管理所护士长的赵毓英。

“副岛进将牵牛花拍照保存下来，希望‘和平之花’永远盛开在中日人民心间。”宋苗说。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王建学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它向世人昭示，无论侵略者有多么凶残和强大，最终的宿命是接受历史与人民的审判。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距离当年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地不到3公里。“这不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历史的必然。”王建学说，侵略者的宿命是失败，人类正义是不可战胜的。https://t.cn/A6M7nQSi

也许，辗转腾挪于钢筋水泥丛林中的我们，都有一个深藏的荒野探险梦。在那些美妙的梦境中，我们跋涉在苍茫的雪野，攀登在险峻的山崖，邂逅花香鸟语，追逐珍禽异兽，上天入地，不亦乐乎。然而，近期热播的纪录片《荒野至上》呈现出的荒野绝非如此浪漫。摄制组选取了中国6位顶尖野生动物摄影师，以跟拍他们的拍摄过程为线索，借他们的视角展示了中国辽阔大地上的荒野风貌和生物多样性，也同时揭开了野生动物摄影师群体的神秘面纱：荒野拍摄到底是怎样的情形？如何最大限度地接近动物又不惊扰它们？这个职业那么辛苦为何他们仍如此痴迷？跨越“三重门”极致荒野与资深摄影师的美丽邂逅百度百科对“荒野”一词的解释是：“在我们星球上留下的最完整、未被破坏的野生自然区域——那些人类尚没有影响的最后真正的野生环境，在那里从来没有修建过任何田地、房屋、道路、管道或其他工业基础设施。”按照该定义，“荒野”是带有“野性”的自然之地。然而，随着人类与荒野渐行渐远，“去哪里能拍到有‘野性’的荒野”成为《荒野至上》创作团队需要解决的首个问题。“走进自然保护地、走进荒野，想方设法与自然展开沟通，做一部真正反映荒野对于人类意义的纪录片”，《荒野至上》的前期策划案如是写道。为了尽可能呈现荒野的原始性和多样性，创作团队把注意力投射到了中国的自然保护区上。片中所拍摄的自然保护地涉及新疆阿尔金山、云南香格里拉、四川西南山地及甘孜地区、青海可可西里无人区等，捕捉到了天山雪豹、阿尔金山的棕熊、可可西里的藏羚羊、香格里拉的黑颈鹤等自然精灵的珍贵画面。表达需要载体，通过何种途径进行叙事呢？这是创作团队需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在比较之后，创作团队决定以野生动物摄影师的视角展开叙事。在《荒野至上》总导演周朝永看来，“他们既是荒野观察者，也是影像记录者，还可以说是拍摄某种野生动物的专家，借助摄影师的镜头，观众能感受到一个真实、生动的荒野。”荒野的主人是野生动物，它们早已和荒野融为一体，想要目睹它们，时间、智慧和运气缺一不可，如果要近距离记录下它们的影像，就只能依靠专业的野生动物摄影师了。于是，找谁来拍成为创作团队需要解决的第三个问题。最终，《荒野至上》邀请了六位在野生动物摄影和生态保护领域深耕多年的摄影师——顾莹、邢睿、徐健、吕玲珑、彭建生、董磊。六位资深生态摄影师和极致荒野的邂逅，碰撞出了无数让人震撼的画面——全片用大量镜头展示了青藏高原的雄奇、西南山地的秀美；即使是无人区，也会因为有了牦牛、藏羚羊、雪豹、野驴等生灵而散发着勃勃生机。荒野并不荒芜，只是远离尘嚣。《荒野至上》希望借助这些珍稀野生动植物难得一见的影像，让人们意识到自然的多样性，以及残酷的自然法则，唤醒人们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全方位展示荒野魅力书写摄影师与荒野融为一体的故事“忙碌、焦虑、疲惫，人们喜欢将这些钢筋水泥命名为都市丛林，或许，这正是因为我们曾经来自丛林、来自自然，来自原始的荒野。”《荒野至上》开篇的这段话，引人深思。该纪录片的创作初衷并不仅仅局限于野生动物摄影师工作的记录，而是更多想要展现他们与荒野间的“融合”，引导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荒野气息。当观众跟随着藏羚羊奔跑时激起的尘土、看到雪豹尾随盘羊轻松走过山脊，感受着野狼在睡着时的喘息频率，也许会真正开始理解“荒野”的魅力。“六位中国顶尖的野生动物摄影师，他们属于都市，却更属于荒野，我们希望用他们的镜头，他们的故事，一起再次感受，荒野一词的真正含义。”与许多自然题材纪录片直接落点在“自然”不同，《荒野至上》着眼的是野生动物摄影师在荒野中追逐记录的过程。如《迷恋》一集的主人公顾莹以前是滑翔伞运动员，该集就讲述了她带着团队扎根在可可西里五道梁，连续五年观察、拍摄藏羚羊的故事。在沉静的电影质感中，有大量记录顾莹驾车穿越荒漠的镜头，这些孤独、守候、追逐，正是帧帧画面背后常人不可想象的日常。在无人区拍摄珍稀物种，很多时候趴冰卧雪十几天守候都颗粒无收。正如顾莹在纪录片中所言：“青藏高原的动物本身就很难拍，需要长期的坚守在这里，扎根在这里才能拍好。”为拍下藏野驴群和荒漠构成的平和、愉悦的景色，顾莹用身体焐热摄影机；当拍到落日余晖中藏羚羊形单影只的画面后，几乎冻僵的她用颤抖的声音说“太美了”……对顾莹工作的真实记录，不仅呈现了她的专注，更渲染出了她与荒野融为一体的美妙，就像顾莹所说，“拍动物很多内容是不可预见的，所以花时间、花精力不可避免，如在拍藏羚羊的时候，你就当自己是一只羊。我从来没有把拍摄当做一种工作，我觉得它是一种生活方式”。这就是大自然的魅力，让这些行走在荒野的野生动物摄影师们欲罢不能。年过六旬的摄影师吕玲珑，40余年深入荒野，如今须发花白的他仍然在甘孜石渠的大山里穿行，只为与雪豹、盘羊的完美相遇；徐健对邦亮保护区东黑冠长臂猿的“闻声识音”背后，是其一次又一次深入喀斯特密林的辛勤守候；邢睿从乌鲁木齐驱车去阿尔金山一路寻踪雪豹，却意外地听闻到了一条有情有义的狼的故事……纵观他们每一个人，都毫无例外地在现实中拥有了一片属于自己的“荒野”，在那片荒野之中，他们逐渐找回某些原始而纯真的生命力。无垠的荒野，是他们无尽的生命源泉。荒野之上，他们见证万物生命的神奇与顽强，也拥抱着自身更加丰盛的生命。“荒野蕴含着这个世界的救赎。终有一天，你会从狭小的格子间抽离，奔向无尽的荒野，哪怕只有短暂的时间。荒野之上，自有别样的繁华盛景；荒野至上，它将抚慰每一颗自由奔放的心灵。”探究生命的起源与意义寻觅属于自己的“心灵之地”“只有最无畏的生命能在这里存活，在这里死亡，它们共同创造了荒野。”《荒野至上》没有采用单纯展现荒野生态的猎奇视角，取而代之的是冷静的自然视角，遵循着物竞天择这一自然法则，希望有意识地引导观众，跳出都市的藩篱，回归原始与自然，在观看中引发思考，在思考中去探究生命的起源与意义。广袤无垠的荒野上，充满了太多未知的惊喜。在荒野中，有着都市无法企及的生物多样性，只有在这里，才有可能感受大自然无处不在的生命法则。正如摄影师徐健所说，“我觉得荒野就在这里，它始终在那里，我们不管去不去，它都在按它的自然规律在运行，荒野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与“荒野”紧密伴随的是“野性”气质、野性之美。作家梭罗就曾被这种本真和纯粹的美深深吸引，离开城市来到瓦尔登湖畔，独自体味荒野的野性之美。梭罗坦承：“我之爱野性，不下于我之爱善良。”在大自然的野性之美中，梭罗感悟到了文明荒漠中的野性绿洲，并由衷地发出“生于斯，死于斯，葬于斯，此生无憾”的感叹。在荒野中，没有了都市丛林的束缚，一切回归到最为原始自然的状态，《荒野至上》让人在为自然的魅力感到震撼的同时，引导观众去感受其所赋予生命的勇气与力量，去重新找回生命的本质。曾几何时，“荒野”一词是相对于“文明”而存在的概念。可是，在现代人渴望“自我突破”的道路上，“荒野至上”这一概念的提出，蕴含着新的意义——站起来，走出去，寻觅一片独属于自己的“心灵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