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南同城# #陕西古代文明# #娓娓道来# 【陕西韩城三义墓：忠义形象与家国情怀的融合】
“忠义人一个个画成图像，一笔画一滴泪好不心伤。幸喜得今夜晚风清月朗，可怜把众烈士一命皆亡。”这是秦腔《赵氏孤儿》中程婴的唱词。秦腔以其大悲大喜、慷慨激昂的艺术手法再现程婴、公孙杵臼的忠义情怀，以高台教化的艺术形式，将赵氏孤儿故事流播于各地。
民众通过戏曲等通俗文艺形式，讲述、传唱着赵氏孤儿的故事。如今，在陕西省韩城市仍存有晋国赵武、公孙杵臼、程婴墓。6月23日，记者在韩城市探访与赵氏孤儿历史相关的三义墓、九郎庙、藏婴洞等遗迹。
七旬老人与三义墓
在韩城市芝川镇堡安村（现已合并为兴华村）附近的古村寨内，三义墓静静伫立。3座墓均为砖砌，坐北朝南、自西向东排列。偏北一座为赵武墓，砖砌、圆形、攒尖顶，碑刻“晋卿赵文子墓”。偏东南处两墓并列，一座为公孙杵臼墓，砖砌、六棱、攒尖顶，碑刻“晋公孙义士杵臼墓”，一座为程婴墓，砖砌、圆形、攒尖顶，碑刻“晋程义士婴墓”，落款均为大清乾隆岁次丙申孟秋。
明张士佩撰写的《韩城县志》记载：“堡安村麓有公孙杵臼、程婴墓在焉。”清冀兰泰撰写的《韩城县志》记载：“程婴、公孙杵臼墓在县西堡安村。”这些记载与现存的公孙杵臼、程婴墓实体相符。
堡安村村民樊长安介绍，三义墓原有3间大殿，供奉赵武、程婴、公孙杵臼，最南面有大戏台，东北角有一眼水井，原来每年有专门庙会，香火极其旺盛。遗憾的是，因年久失修及战乱，三义墓现仅存砖砌墓及墓碑。
从儿时到年长，樊长安对三义墓都有着特别的感情。小时候，他常去辨认碑刻上的文字。1966年，他初中毕业返乡后，时常在农闲时去墓地清除枯枝杂草，避免发生火灾等事故，并经常为三义墓保护而奔走呼吁。
三义墓大部分建筑已损毁，但墓形制保存基本完好，具有浓厚的人文和历史色彩，对研究春秋时期历史活动、明清时期庙宇建筑的布局及墓葬砌筑方法都有较高价值。目前，韩城市相关文保单位已对三义墓进行保护修复，并安排文保员定期进行安全检查。
“为保护忠良后代，公孙杵臼舍生、程婴舍子，两位义士令人钦佩。现在，政府非常重视历史遗迹的保护与修复，我也愿意为家乡文物的保护贡献力量。”樊长安说道。通过长期查阅典籍、求教专家、实地探访，樊长安收集三义墓相关传说，并经常向村民和游客宣传讲说。
化作雨神的赵武
在韩城当地，留存有与赵氏孤儿相关的遗迹九郎庙。九郎庙也称救郎庙，主要供奉者为代表雨神的赵武。民众认为，赵武有平定天下的能力，自然也有拯救百姓于水火的神力，遂将其推崇为地方雨神。
民间信仰是民众对一段历史时期自然与社会环境不断认知的过程。至清代，秦东地区人地矛盾加剧、自然灾害频发。人们对自然异象无法科学解释，只能通过祈福等行为祈求灾害的消解，这是民众对于自然灾害的一种无奈应对方式。
面对干旱灾害的影响，清代秦东地区形成以赵武为雨神的信仰。赵武的庙宇在秦东地区分布较广，有九郎庙、救郎庙、赵文子祠等多个称谓。
据考证，清代秦东一带有100多座雨神祠庙，其中以赵武为雨神的祠庙就有13座。史料记载：“韩城西南山麓堡安村有三人墓祠，能兴云雨，前明陈村人因大旱赴堡安村挹水归，辄降雨，因立祠祀之，每大旱犹循故事，赴堡安村挹水，故祀典颇隆。”三义墓原来可能也为赵武庙宇，民众将赵武视作雨神虔诚祭祀。
对赵武的祭祀，反映了民众对基本生活需求的渴望。可以说，民众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寄托在赵氏孤儿的故事上。当然，这也从侧面说明忠义形象在当地有较高的声誉。
在韩城市金城大街的九郎庙中，至今保存的一块碑刻记录着当时百姓在九郎庙求雨的情景。九郎庙负责人韦锋介绍，此碑刻为明代韩城知县马攀龙所立，其上文字记录民众顺利求得甘霖的过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水利工程的发展，九郎庙的祈雨功能逐渐减弱。
程婴后人在西少梁村
在韩城当地，传说在韩城市芝川镇西少梁村程姓人为程婴的后代。程姓人原居住在离西少梁村不远处的村庄，后来此村毁于自然灾害，程姓人迁徙至西少梁村后分为几支，在当地繁衍生息。
程姓人因先祖程婴的忠信，在西少梁村极具威望与地位。古时，西少梁村村民去求雨，只要有程姓人参与就会非常灵验。“人们已经将程婴上升到神的位置，地位非常高。”西少梁村村民程福善说道。
在韩城市板桥镇明星村孙家岭组的一处山崖上，留存有藏婴洞。据传，当年程婴怀抱赵武逃至此处，见此处地势险要、人烟稀少，便在此养育孤儿长大成人。
板桥镇地处山区，山路蜿蜒，行车不易。至孙家岭后，记者在向导带领下寻访藏婴洞。走到一处山梁上，远处有一石崖形如狮首，口大张若吼状。沿着小径，不觉至山崖处，藏婴洞始现。
在距藏婴洞几十米远处，山泉从岩石中流出。传说赵武幼时体弱多病，服药数日不见好转。正当程婴束手无策时，山洞旁突然涌出一股泉水。程婴用此泉水煎药，赵武服后病情好转，村民遂称此山泉为“神泉”。
在孙家岭，还有一棵古树，枝叶散布如冠盖，根露地表蜿蜒伸展数丈。据传此树为赵武手植。程婴藏在孙家岭时，不敢说他救孤的事情。村民误以为程婴卖主求荣，因而不与其来往。赵武长大报仇后真相大白，便回孙家岭栽植此树以做纪念。
三义墓、九郎庙与赵氏孤儿故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世代相传的传奇故事和饱经沧桑的历史遗迹依稀记录着过去。在韩城这方土地上，许多像珍珠般散落的历史古迹、文化遗存静静伫立，讲述着这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灿烂与辉煌。（来源：陕西日报 仵永杰）
图一：在韩城当地，留存有与赵氏孤儿相关的遗迹九郎庙，主要供奉者为代表雨神的赵武。（本文图片由仵永杰拍摄）
图二：在韩城市板桥镇明星村孙家岭组一处山崖上的藏婴洞。据传，当年程婴怀抱赵武逃至这里，便在此养育孤儿长大成人。
图三：三义墓之一赵武墓，砖砌、圆形、攒尖顶，碑刻“晋卿赵文子墓”。
图四：韩城九郎庙供奉着赵武塑像。
“忠义人一个个画成图像，一笔画一滴泪好不心伤。幸喜得今夜晚风清月朗，可怜把众烈士一命皆亡。”这是秦腔《赵氏孤儿》中程婴的唱词。秦腔以其大悲大喜、慷慨激昂的艺术手法再现程婴、公孙杵臼的忠义情怀，以高台教化的艺术形式，将赵氏孤儿故事流播于各地。
民众通过戏曲等通俗文艺形式，讲述、传唱着赵氏孤儿的故事。如今，在陕西省韩城市仍存有晋国赵武、公孙杵臼、程婴墓。6月23日，记者在韩城市探访与赵氏孤儿历史相关的三义墓、九郎庙、藏婴洞等遗迹。
七旬老人与三义墓
在韩城市芝川镇堡安村（现已合并为兴华村）附近的古村寨内，三义墓静静伫立。3座墓均为砖砌，坐北朝南、自西向东排列。偏北一座为赵武墓，砖砌、圆形、攒尖顶，碑刻“晋卿赵文子墓”。偏东南处两墓并列，一座为公孙杵臼墓，砖砌、六棱、攒尖顶，碑刻“晋公孙义士杵臼墓”，一座为程婴墓，砖砌、圆形、攒尖顶，碑刻“晋程义士婴墓”，落款均为大清乾隆岁次丙申孟秋。
明张士佩撰写的《韩城县志》记载：“堡安村麓有公孙杵臼、程婴墓在焉。”清冀兰泰撰写的《韩城县志》记载：“程婴、公孙杵臼墓在县西堡安村。”这些记载与现存的公孙杵臼、程婴墓实体相符。
堡安村村民樊长安介绍，三义墓原有3间大殿，供奉赵武、程婴、公孙杵臼，最南面有大戏台，东北角有一眼水井，原来每年有专门庙会，香火极其旺盛。遗憾的是，因年久失修及战乱，三义墓现仅存砖砌墓及墓碑。
从儿时到年长，樊长安对三义墓都有着特别的感情。小时候，他常去辨认碑刻上的文字。1966年，他初中毕业返乡后，时常在农闲时去墓地清除枯枝杂草，避免发生火灾等事故，并经常为三义墓保护而奔走呼吁。
三义墓大部分建筑已损毁，但墓形制保存基本完好，具有浓厚的人文和历史色彩，对研究春秋时期历史活动、明清时期庙宇建筑的布局及墓葬砌筑方法都有较高价值。目前，韩城市相关文保单位已对三义墓进行保护修复，并安排文保员定期进行安全检查。
“为保护忠良后代，公孙杵臼舍生、程婴舍子，两位义士令人钦佩。现在，政府非常重视历史遗迹的保护与修复，我也愿意为家乡文物的保护贡献力量。”樊长安说道。通过长期查阅典籍、求教专家、实地探访，樊长安收集三义墓相关传说，并经常向村民和游客宣传讲说。
化作雨神的赵武
在韩城当地，留存有与赵氏孤儿相关的遗迹九郎庙。九郎庙也称救郎庙，主要供奉者为代表雨神的赵武。民众认为，赵武有平定天下的能力，自然也有拯救百姓于水火的神力，遂将其推崇为地方雨神。
民间信仰是民众对一段历史时期自然与社会环境不断认知的过程。至清代，秦东地区人地矛盾加剧、自然灾害频发。人们对自然异象无法科学解释，只能通过祈福等行为祈求灾害的消解，这是民众对于自然灾害的一种无奈应对方式。
面对干旱灾害的影响，清代秦东地区形成以赵武为雨神的信仰。赵武的庙宇在秦东地区分布较广，有九郎庙、救郎庙、赵文子祠等多个称谓。
据考证，清代秦东一带有100多座雨神祠庙，其中以赵武为雨神的祠庙就有13座。史料记载：“韩城西南山麓堡安村有三人墓祠，能兴云雨，前明陈村人因大旱赴堡安村挹水归，辄降雨，因立祠祀之，每大旱犹循故事，赴堡安村挹水，故祀典颇隆。”三义墓原来可能也为赵武庙宇，民众将赵武视作雨神虔诚祭祀。
对赵武的祭祀，反映了民众对基本生活需求的渴望。可以说，民众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寄托在赵氏孤儿的故事上。当然，这也从侧面说明忠义形象在当地有较高的声誉。
在韩城市金城大街的九郎庙中，至今保存的一块碑刻记录着当时百姓在九郎庙求雨的情景。九郎庙负责人韦锋介绍，此碑刻为明代韩城知县马攀龙所立，其上文字记录民众顺利求得甘霖的过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水利工程的发展，九郎庙的祈雨功能逐渐减弱。
程婴后人在西少梁村
在韩城当地，传说在韩城市芝川镇西少梁村程姓人为程婴的后代。程姓人原居住在离西少梁村不远处的村庄，后来此村毁于自然灾害，程姓人迁徙至西少梁村后分为几支，在当地繁衍生息。
程姓人因先祖程婴的忠信，在西少梁村极具威望与地位。古时，西少梁村村民去求雨，只要有程姓人参与就会非常灵验。“人们已经将程婴上升到神的位置，地位非常高。”西少梁村村民程福善说道。
在韩城市板桥镇明星村孙家岭组的一处山崖上，留存有藏婴洞。据传，当年程婴怀抱赵武逃至此处，见此处地势险要、人烟稀少，便在此养育孤儿长大成人。
板桥镇地处山区，山路蜿蜒，行车不易。至孙家岭后，记者在向导带领下寻访藏婴洞。走到一处山梁上，远处有一石崖形如狮首，口大张若吼状。沿着小径，不觉至山崖处，藏婴洞始现。
在距藏婴洞几十米远处，山泉从岩石中流出。传说赵武幼时体弱多病，服药数日不见好转。正当程婴束手无策时，山洞旁突然涌出一股泉水。程婴用此泉水煎药，赵武服后病情好转，村民遂称此山泉为“神泉”。
在孙家岭，还有一棵古树，枝叶散布如冠盖，根露地表蜿蜒伸展数丈。据传此树为赵武手植。程婴藏在孙家岭时，不敢说他救孤的事情。村民误以为程婴卖主求荣，因而不与其来往。赵武长大报仇后真相大白，便回孙家岭栽植此树以做纪念。
三义墓、九郎庙与赵氏孤儿故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世代相传的传奇故事和饱经沧桑的历史遗迹依稀记录着过去。在韩城这方土地上，许多像珍珠般散落的历史古迹、文化遗存静静伫立，讲述着这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灿烂与辉煌。（来源：陕西日报 仵永杰）
图一：在韩城当地，留存有与赵氏孤儿相关的遗迹九郎庙，主要供奉者为代表雨神的赵武。（本文图片由仵永杰拍摄）
图二：在韩城市板桥镇明星村孙家岭组一处山崖上的藏婴洞。据传，当年程婴怀抱赵武逃至这里，便在此养育孤儿长大成人。
图三：三义墓之一赵武墓，砖砌、圆形、攒尖顶，碑刻“晋卿赵文子墓”。
图四：韩城九郎庙供奉着赵武塑像。
在我去过的城市里，莫斯科、厦门、重庆的轨道交通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这三个地方的轨道交通建设风格并非由北上广深这几个一线城市辐射到长沙武汉这些二线城市里的千篇一律，而是各有各的特点和风味。
莫斯科的地铁站前身是苏联时期的防空洞，所以由地面深入地底的隧道电梯又长又陡，地底距地面有相当高的一段距离，目的是为了便于抵御敌军的侵袭。有趣的是，莫斯科和彼得堡每个地铁站的建筑风格都是独一无二的，地面上的地铁标志平平无奇，地底下的地铁王国便是另一番与众不同的天地。每座地铁站都拥有其独特的建筑特色，比如地底下矗立着的俄罗斯文学、政治领域著名人物的巨型大理石艺术雕像；为巴洛克风格所浸染的镶嵌在穹顶的浮雕壁画；摇摇欲坠扑闪扑闪的玻璃蜡烛吊灯...这些都是地铁站里随处可见的艺术佳景。进入地铁的车厢以后，我观察到的情景更有趣了：在无聊的通勤时刻，专注于玩手机的俄罗斯人寥寥无几，大多数都是手捧报纸或书籍，安安静静地让眼睛随着车厢的摇晃在文字上游走；一对还背着书包的年轻情侣，看模样总觉着是稚嫩的高中生，嬉戏打闹着自顾自地亲吻，座位对面的老妇人也只是一边看着他们释放着青春肆意的荷尔蒙，一边偷偷浅笑。作为旁观者的我却在一边羞红了脸，到底那会儿还是市面见少了。
说来有意思，之所以三年前在莫斯科地铁里经历的场景于现在的我而言仍历历在目，不过是因为彼情彼景与我当时固有认知里的“地铁风景”这个概念发生了强烈的碰撞和冲击。那会儿18年我刚从北京玩了一周才飞的俄罗斯，住在北京二环的10号线边上，每天出门必须要搭乘10号线再换乘。有一天我特意起了个大早跟着上班族一起感受了下北京地铁的清晨，不同的是人家那是急急忙忙赶去上班，我是急急忙忙赶去爬长城...在北京工作日的早晨啊，密密麻麻的人们都碎着急匆匆的脚步，踩着即将关闭车门的最后一秒踏进地铁车厢汹涌的人流里，不愿随大流看手机碎片化信息的我好似异类，但是我总得在僵硬地站立着撑过20多站地铁的无聊时刻做点什么事吧，于是我又开始观察周围有趣的人类了：身着人大附中校服的少年，手握葱油饼和豆浆，耳朵上挂着耳机若有所思；哈欠不断素面朝天的年轻姑娘正倚着地铁门沿紧闭眼睛，倔强地争夺通勤路段的睡眠时间；西装革履衣着体面的中年男子，隔一会儿推一下眼镜，隔一会儿看一下腕表，不知道他在这环线上的哪一站下车呢...大抵是北京地铁留给我的印象太急不可耐且没有人情味了，总让我对地铁产生了“地铁不过都是千篇一律的”这样刻板又无趣的印象，所以我才会在对比下认为莫斯科富丽堂皇又悠闲自在的“地铁风景”颠覆了我的认知吧。
再说到厦门的地铁呀：早有耳闻厦门著名的“海上地铁”，于是19年初我从高崎机场前往市区的时候，特意买了海上地铁的票，认认真真地透过地铁窗看了一路的海。不知道是因为当时是旅游淡季还是如何，车厢里的人寥寥无几。我一边艰难地克服着沉重的行李箱随车厢摇动的惯性，一边让自己的视线随着飞驰的列车就着海平面从车窗的这一头望到车窗的另一头，脑子里不断浮现看过无数遍的《千与千寻》的画面——千寻提着鞋子走过海上列车的轨道，等待列车到来后乘上这趟孤零零的海上列车去寻找钱婆婆。当时的我也如千寻一样，安静地坐在沉寂的车厢里，隔着车窗玻璃听见海风刮过的呼呼响声，期待并憧憬着我时隔十二年再次来到的厦门。
最后便是重庆的轨道交通了。来到重庆后，我十分疑惑为何重庆的“地铁”大部分都是在地面上飞驰，透过窗就可以看到重庆的城市风景。我的重庆朋友向我解释道：在地面上走的叫轻轨，在地下走的叫地铁，二者统称为重庆的“轨道交通”，我豁然开朗。于是我在重庆旅游的几天里，最快乐的事情之一就是兴致冲冲地冲向地铁站的车厢，等待窗户从黑漆漆的一片到亮堂堂的一片，然后目不转睛地盯着窗户外的风景出神。人家的城市建设都是去工业化，巴不得在城市里多建些绿化带和绿林，先有了房子才想起绿化造林工程；好家伙，重庆是在山里开辟出城市，那些房子都好似是推倒了山林和树木才建造起来的，绿化倒是不必多担心了。大抵是城市的可利用面积小，才使得重庆的房屋建设都十分密集且高大了，这些可都是我从地铁窗户里才能看到的重庆独一无二的风景啊。
我之前看过一篇讲广告牌审美的文章，大致意思是批判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中庸思想导致人们太执着于统一与不变。诚然，中国的城市、乡村建设都趋向于同一模式的复制粘贴，其实这就是变相让城市之间的区分度降低了。当城市、乡村建设的审美发生改变了，住在城市、乡村里的人思想格局发生改变就是自然而然且顺理成章的事了。
其实上海、香港、深圳这三个地方的地铁也挺有共性的，但总逃不开“拥挤、局促、狭窄、匆忙”这些负面的形容词，不大想为它们多赘述了，不过还是很期待以后中国的地铁站能多充斥一些每个城市自己的特色和风味，避免“千篇一律”和“乏泛可陈”啦～
莫斯科的地铁站前身是苏联时期的防空洞，所以由地面深入地底的隧道电梯又长又陡，地底距地面有相当高的一段距离，目的是为了便于抵御敌军的侵袭。有趣的是，莫斯科和彼得堡每个地铁站的建筑风格都是独一无二的，地面上的地铁标志平平无奇，地底下的地铁王国便是另一番与众不同的天地。每座地铁站都拥有其独特的建筑特色，比如地底下矗立着的俄罗斯文学、政治领域著名人物的巨型大理石艺术雕像；为巴洛克风格所浸染的镶嵌在穹顶的浮雕壁画；摇摇欲坠扑闪扑闪的玻璃蜡烛吊灯...这些都是地铁站里随处可见的艺术佳景。进入地铁的车厢以后，我观察到的情景更有趣了：在无聊的通勤时刻，专注于玩手机的俄罗斯人寥寥无几，大多数都是手捧报纸或书籍，安安静静地让眼睛随着车厢的摇晃在文字上游走；一对还背着书包的年轻情侣，看模样总觉着是稚嫩的高中生，嬉戏打闹着自顾自地亲吻，座位对面的老妇人也只是一边看着他们释放着青春肆意的荷尔蒙，一边偷偷浅笑。作为旁观者的我却在一边羞红了脸，到底那会儿还是市面见少了。
说来有意思，之所以三年前在莫斯科地铁里经历的场景于现在的我而言仍历历在目，不过是因为彼情彼景与我当时固有认知里的“地铁风景”这个概念发生了强烈的碰撞和冲击。那会儿18年我刚从北京玩了一周才飞的俄罗斯，住在北京二环的10号线边上，每天出门必须要搭乘10号线再换乘。有一天我特意起了个大早跟着上班族一起感受了下北京地铁的清晨，不同的是人家那是急急忙忙赶去上班，我是急急忙忙赶去爬长城...在北京工作日的早晨啊，密密麻麻的人们都碎着急匆匆的脚步，踩着即将关闭车门的最后一秒踏进地铁车厢汹涌的人流里，不愿随大流看手机碎片化信息的我好似异类，但是我总得在僵硬地站立着撑过20多站地铁的无聊时刻做点什么事吧，于是我又开始观察周围有趣的人类了：身着人大附中校服的少年，手握葱油饼和豆浆，耳朵上挂着耳机若有所思；哈欠不断素面朝天的年轻姑娘正倚着地铁门沿紧闭眼睛，倔强地争夺通勤路段的睡眠时间；西装革履衣着体面的中年男子，隔一会儿推一下眼镜，隔一会儿看一下腕表，不知道他在这环线上的哪一站下车呢...大抵是北京地铁留给我的印象太急不可耐且没有人情味了，总让我对地铁产生了“地铁不过都是千篇一律的”这样刻板又无趣的印象，所以我才会在对比下认为莫斯科富丽堂皇又悠闲自在的“地铁风景”颠覆了我的认知吧。
再说到厦门的地铁呀：早有耳闻厦门著名的“海上地铁”，于是19年初我从高崎机场前往市区的时候，特意买了海上地铁的票，认认真真地透过地铁窗看了一路的海。不知道是因为当时是旅游淡季还是如何，车厢里的人寥寥无几。我一边艰难地克服着沉重的行李箱随车厢摇动的惯性，一边让自己的视线随着飞驰的列车就着海平面从车窗的这一头望到车窗的另一头，脑子里不断浮现看过无数遍的《千与千寻》的画面——千寻提着鞋子走过海上列车的轨道，等待列车到来后乘上这趟孤零零的海上列车去寻找钱婆婆。当时的我也如千寻一样，安静地坐在沉寂的车厢里，隔着车窗玻璃听见海风刮过的呼呼响声，期待并憧憬着我时隔十二年再次来到的厦门。
最后便是重庆的轨道交通了。来到重庆后，我十分疑惑为何重庆的“地铁”大部分都是在地面上飞驰，透过窗就可以看到重庆的城市风景。我的重庆朋友向我解释道：在地面上走的叫轻轨，在地下走的叫地铁，二者统称为重庆的“轨道交通”，我豁然开朗。于是我在重庆旅游的几天里，最快乐的事情之一就是兴致冲冲地冲向地铁站的车厢，等待窗户从黑漆漆的一片到亮堂堂的一片，然后目不转睛地盯着窗户外的风景出神。人家的城市建设都是去工业化，巴不得在城市里多建些绿化带和绿林，先有了房子才想起绿化造林工程；好家伙，重庆是在山里开辟出城市，那些房子都好似是推倒了山林和树木才建造起来的，绿化倒是不必多担心了。大抵是城市的可利用面积小，才使得重庆的房屋建设都十分密集且高大了，这些可都是我从地铁窗户里才能看到的重庆独一无二的风景啊。
我之前看过一篇讲广告牌审美的文章，大致意思是批判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中庸思想导致人们太执着于统一与不变。诚然，中国的城市、乡村建设都趋向于同一模式的复制粘贴，其实这就是变相让城市之间的区分度降低了。当城市、乡村建设的审美发生改变了，住在城市、乡村里的人思想格局发生改变就是自然而然且顺理成章的事了。
其实上海、香港、深圳这三个地方的地铁也挺有共性的，但总逃不开“拥挤、局促、狭窄、匆忙”这些负面的形容词，不大想为它们多赘述了，不过还是很期待以后中国的地铁站能多充斥一些每个城市自己的特色和风味，避免“千篇一律”和“乏泛可陈”啦～
【宁夏故事 ·印记 | 一个人“复活”着一座城】这是一部关于灵武市的时光倒带。掀开这段历史的神秘面纱者，是一群坚守信念的考古人，其中就有灵武市文物管理所所长刘宏安。西夏窑址、二道沟岩画、水洞沟遗址……这些沉寂于历史尘埃中的文化遗珍，在刘宏安和同事们的考古发掘后，重现于世。之后，在对文物的修复、考证中，他致力于打通“古今对话”，阐释文物的“前世今生”，试图把一段更为立体、鲜活的灵武历史，展现在世人面前。
参与挖掘北半球第一龙
2004年11月的一天，深秋气息渐浓，即使穿着棉大衣，手脚也会冻得冰凉。
这天，正在磁窑堡开展野外调查的刘宏安接到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快来瞅瞅，我发现一块从未见过的东西。”
初到现场，刘宏安被眼前的一幕震住了！一块长约1.7米的动物骨骼化石，裸露在沉积岩土层中，品相十分完整。
这是什么种属的动物，体态竟如此庞大？刘宏安反复思量着，观察许久，推断这是史前某种远古动物的股骨，且这种动物很可能已经灭绝。
有多年考古经验的刘宏安异常兴奋，迅速组织人员进行抢救性发掘。10余天忙碌之后，分布密集的化石逐渐暴露出来。但刘宏安和同事越挖心里越茫然：“有的化石连着挖了好几天，还是挖不到边儿！”此时，挖掘经费也所剩无几，加之冬季地表冻结，刘宏安决定暂停挖掘、回填现场，并聘请化石发现者——马云看护发掘地，待来年开春再做决定。
一晃，四个月过去了。一天，马云找到刘宏安，讨要看护费。“不论怎样，文物保护不能停。”他东拼西凑，借钱为马云支付了看护费。
挖掘进入“瓶颈期”，刘宏安想到了求助外援。“先给化石‘验明正身’。”几天后，刘宏安抱着一大块化石，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
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教授徐星解答了刘宏安的疑惑：“这是蜥脚类恐龙化石，有可能还是一种新属种恐龙。”
“我们才挖了10多天，漫山遍野都是这样的化石。”刘宏安话音刚落，徐星惊讶地差点跳起来：“过几天，我和团队去灵武。”
手握中科院的鉴定报告，很快，刘宏安得到各方力量支持，恐龙化石发掘工作有序开展。
然而，在荒郊野外挖掘，困难远比惊喜多。刘宏安带领10余名挖掘人员，盘坐在地上，小心翼翼地用锤头敲钢钎，再撬开坚硬的岩石层，把化石与沉积岩分离出来，同样的动作，每天重复10多个小时。
尽管化石发掘之路充满荆棘和坎坷，但丝毫没有减弱刘宏安对考古的钟爱。
“我骨子里就和考古有缘。”
初中时，听闻灵武发现一处古墓，每天放学后，刘宏安都会钻进人群，爬在土堆上，好奇地观看挖掘过程。“原来考古就像探秘，会不断带给我们未知的惊喜。”
2006年，中央电视台摄制组走进灵武，现场直播恐龙发掘过程，让灵武恐龙化石声名大噪。
在这片“卧虎藏龙”的地方，考古人员相继挖掘出恐龙肋骨、牙齿、头骨等部位化石。刘宏安还想方设法拉来某企业赞助，复制装架出一具完整的恐龙模型，供游客更直观了解恐龙。
2018年，灵武恐龙化石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刘宏安与徐星在英国《自然·通讯》杂志联名发表学术论文，证实灵武龙属于梁龙类中罕见的叉背龙，生活在1.74亿年前的侏罗纪，堪称北半球第一龙。此次发现将新蜥脚类恐龙的出现时间前推了1500万年，改写恐龙谱系历史。
痴迷西夏瓷器
四周一片寂静，火焰发出呼呼的响声。刘宏安凝神屏气，直勾勾盯着窑炉。在1260摄氏度的高温下，瓷器在火的淬炼中，胎体上的釉料开始熔化，随着釉汁自然流动，形成五彩斑斓的色彩。
入窑时，全然泥土本色，窑炉开启，已是璀璨生辉。
悉心擦拭、定神细视。“成了！”刘宏安两眼发光，此时，人与瓷，早已融为一体……
西夏瓷烧制技艺——一个失传近千年的工艺，在他手中重生。
上世纪90年代，刘宏安查阅明代志书《宣德宁夏志》时意外发现：磁窑山，在灵州东北六十余里，昔人于此甄陶，至今犹然。
“这座磁窑山是不是西夏官窑？当时怎样烧制瓷器?”怀揣种种疑问，刘宏安租了一辆出租车，从灵武打表，行至30公里时，恰好到达磁窑堡镇。
在磁窑堡镇一个被当地人称作“瓦罐梁”的山坡，刘宏安看到漫山遍野的瓷片，有的瓷片堆积层厚度达5米。“原来这里就是西夏人烧制瓷器的地方。”这一惊人发现让刘宏安欣喜若狂。
但紧接着，一堆问题接踵而来：西夏窑匠用什么烧瓷？烧制工艺从何而来？非考古专业毕业的刘宏安开始查阅大量历史记载，以求深入了解西夏瓷。
2007年，刘宏安和同事在磁窑堡镇抢救性清理一处西夏窑址，发掘出数座窑炉。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刘宏安逐渐揭开西夏窑址的奥秘——丰富的煤炭为制瓷提供了优质的矿物资源，促使灵武成为西夏瓷器重要的发源地。同时，这些“官字号”窑址相继“诞生”了许多工艺精湛的西夏瓷，且自成艺术风格，粗犷中彰显古朴、豪放。
“古人的智慧真是了得！制作出如此精美绝伦的瓷器。”刘宏安萌发出复烧西夏古瓷的想法。此后多年，刘宏安闲暇时间都是伴随着烧瓷而度过的。
依据磁窑堡西夏古窑形制，花几个周末的时间，砌筑起一座土窑；再采集到西夏时期遗留的高岭土，耗时几个月，进行练泥、拉胚、醮釉、刻花；将瓷胎逐个码放在窑内，烧制半月，期间，每隔1至2个小时添一次煤；烧制结束后，再降温冷却6天。经过数月烧制，望眼欲穿的刘宏安，满怀期望地拆开窑门时，却看到黑乎乎的一堆残瓷！这样的失败，他记不清经历了多少次。
对于刘宏安的痴迷，亲朋好友态度褒贬不一，有人说他异想天开，有人觉得他沉迷到了疯癫的地步。不过，妻子一直无条件支持刘宏安。在妻子看来，这个不洗衣做饭，也顾不上管家的男人，一旦钻进“瓷”里，废寝忘食、如痴如醉。“西夏瓷是他的命，他都把工作都变成爱好了，我只能支持。”
这些年，对西夏瓷“着了魔”的刘宏安还多次到河北、河南、山西等地的窑场拜师学艺。2012年，他采用土窑土釉及纯手工技艺，烧制出西夏瓷。2019年，刘宏安的西夏瓷烧制技艺成功申请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18载痴心守护
灵武，古称灵州，灵州城墙盘踞在这里已近600年。
随街坊邻居爬到10米高的灵州古城墙上撬砖，再把城砖搬回家垒鸡窝、建杂房。这是少年刘宏安与灵州城墙的一段不光彩的“交往”。
和同事走家串户，收回2万多块古城砖，争取政府专项资金，对灵州古城墙进行维修。这是成年后的刘宏安一段充满自责的“还债”路。
“醒悟得太迟了。”尽管古城墙已恢复风貌，但刘宏安还是内疚不已。
1991年，刘宏安到磁窑堡镇考古，看到村民把捡来的西夏瓷碗以两三元的价格“贱卖”，有些孩子甚至把挖出来的西夏大碗就地摆成一排，抛掷石块比赛谁打碎的碗最多。
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被损毁，刘宏安的心在滴血。
“我必须承担起守护文物的职责。”
自2002年开始从事考古，守护文物这条路，刘宏安走了整整18年。
2016年9月的一天，刘宏安在文物保护区巡查时，发现一名男子正在挖土，身旁放置着洛阳铲等工具。
有多年考古经验的刘宏安和同事断定——男子在盗挖遗址。随即，他和同事悄悄从四周包抄过去。男子听到声音后，立即扔下铁锹向不远处的漫水沟逃去。“怎么又是他！不能让他跑了！”近处发现这名男子是盗墓惯犯后，刘宏安从两米高的山崖跳下，沿着水沟追赶过去。追赶中，刘宏安不慎将脚扭伤，他强忍着疼痛，和同事追出200多米外，才将早已筋疲力尽的男子围住。
“谁敢动我，我就戳死谁！”男子掏出一把改锥，在刘宏安和同事面前乱戳。僵持之际，刘宏安悄悄从男子后方猛冲上去，试图将其摔倒。谁料男子转身用右肘猛击刘宏安胸部，刘宏安被重重摔在河里。
此时，刘宏安的同事抄起一根木棍，趁男子不备，将其制服。
数十年来，围堵、擒获盗墓者，被盗墓者打伤的例子举不胜数，“战绩”最辉煌的一次，刘宏安和同事从几十米长的盗洞内共抓出15名盗墓者。
“不害怕吗？”记者忍不住问。
“邪不压正。我就算拼了命也要保护好文物。”刘宏安坚定地答道。
文物守护路漫漫，刘宏安也曾孤寂、迷茫过。但是与考古结下割舍不断情缘的刘宏安，他的喜怒哀乐、生活半径始终绕不开考古。（宁夏日报记者 姜璐 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参与挖掘北半球第一龙
2004年11月的一天，深秋气息渐浓，即使穿着棉大衣，手脚也会冻得冰凉。
这天，正在磁窑堡开展野外调查的刘宏安接到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快来瞅瞅，我发现一块从未见过的东西。”
初到现场，刘宏安被眼前的一幕震住了！一块长约1.7米的动物骨骼化石，裸露在沉积岩土层中，品相十分完整。
这是什么种属的动物，体态竟如此庞大？刘宏安反复思量着，观察许久，推断这是史前某种远古动物的股骨，且这种动物很可能已经灭绝。
有多年考古经验的刘宏安异常兴奋，迅速组织人员进行抢救性发掘。10余天忙碌之后，分布密集的化石逐渐暴露出来。但刘宏安和同事越挖心里越茫然：“有的化石连着挖了好几天，还是挖不到边儿！”此时，挖掘经费也所剩无几，加之冬季地表冻结，刘宏安决定暂停挖掘、回填现场，并聘请化石发现者——马云看护发掘地，待来年开春再做决定。
一晃，四个月过去了。一天，马云找到刘宏安，讨要看护费。“不论怎样，文物保护不能停。”他东拼西凑，借钱为马云支付了看护费。
挖掘进入“瓶颈期”，刘宏安想到了求助外援。“先给化石‘验明正身’。”几天后，刘宏安抱着一大块化石，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
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教授徐星解答了刘宏安的疑惑：“这是蜥脚类恐龙化石，有可能还是一种新属种恐龙。”
“我们才挖了10多天，漫山遍野都是这样的化石。”刘宏安话音刚落，徐星惊讶地差点跳起来：“过几天，我和团队去灵武。”
手握中科院的鉴定报告，很快，刘宏安得到各方力量支持，恐龙化石发掘工作有序开展。
然而，在荒郊野外挖掘，困难远比惊喜多。刘宏安带领10余名挖掘人员，盘坐在地上，小心翼翼地用锤头敲钢钎，再撬开坚硬的岩石层，把化石与沉积岩分离出来，同样的动作，每天重复10多个小时。
尽管化石发掘之路充满荆棘和坎坷，但丝毫没有减弱刘宏安对考古的钟爱。
“我骨子里就和考古有缘。”
初中时，听闻灵武发现一处古墓，每天放学后，刘宏安都会钻进人群，爬在土堆上，好奇地观看挖掘过程。“原来考古就像探秘，会不断带给我们未知的惊喜。”
2006年，中央电视台摄制组走进灵武，现场直播恐龙发掘过程，让灵武恐龙化石声名大噪。
在这片“卧虎藏龙”的地方，考古人员相继挖掘出恐龙肋骨、牙齿、头骨等部位化石。刘宏安还想方设法拉来某企业赞助，复制装架出一具完整的恐龙模型，供游客更直观了解恐龙。
2018年，灵武恐龙化石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刘宏安与徐星在英国《自然·通讯》杂志联名发表学术论文，证实灵武龙属于梁龙类中罕见的叉背龙，生活在1.74亿年前的侏罗纪，堪称北半球第一龙。此次发现将新蜥脚类恐龙的出现时间前推了1500万年，改写恐龙谱系历史。
痴迷西夏瓷器
四周一片寂静，火焰发出呼呼的响声。刘宏安凝神屏气，直勾勾盯着窑炉。在1260摄氏度的高温下，瓷器在火的淬炼中，胎体上的釉料开始熔化，随着釉汁自然流动，形成五彩斑斓的色彩。
入窑时，全然泥土本色，窑炉开启，已是璀璨生辉。
悉心擦拭、定神细视。“成了！”刘宏安两眼发光，此时，人与瓷，早已融为一体……
西夏瓷烧制技艺——一个失传近千年的工艺，在他手中重生。
上世纪90年代，刘宏安查阅明代志书《宣德宁夏志》时意外发现：磁窑山，在灵州东北六十余里，昔人于此甄陶，至今犹然。
“这座磁窑山是不是西夏官窑？当时怎样烧制瓷器?”怀揣种种疑问，刘宏安租了一辆出租车，从灵武打表，行至30公里时，恰好到达磁窑堡镇。
在磁窑堡镇一个被当地人称作“瓦罐梁”的山坡，刘宏安看到漫山遍野的瓷片，有的瓷片堆积层厚度达5米。“原来这里就是西夏人烧制瓷器的地方。”这一惊人发现让刘宏安欣喜若狂。
但紧接着，一堆问题接踵而来：西夏窑匠用什么烧瓷？烧制工艺从何而来？非考古专业毕业的刘宏安开始查阅大量历史记载，以求深入了解西夏瓷。
2007年，刘宏安和同事在磁窑堡镇抢救性清理一处西夏窑址，发掘出数座窑炉。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刘宏安逐渐揭开西夏窑址的奥秘——丰富的煤炭为制瓷提供了优质的矿物资源，促使灵武成为西夏瓷器重要的发源地。同时，这些“官字号”窑址相继“诞生”了许多工艺精湛的西夏瓷，且自成艺术风格，粗犷中彰显古朴、豪放。
“古人的智慧真是了得！制作出如此精美绝伦的瓷器。”刘宏安萌发出复烧西夏古瓷的想法。此后多年，刘宏安闲暇时间都是伴随着烧瓷而度过的。
依据磁窑堡西夏古窑形制，花几个周末的时间，砌筑起一座土窑；再采集到西夏时期遗留的高岭土，耗时几个月，进行练泥、拉胚、醮釉、刻花；将瓷胎逐个码放在窑内，烧制半月，期间，每隔1至2个小时添一次煤；烧制结束后，再降温冷却6天。经过数月烧制，望眼欲穿的刘宏安，满怀期望地拆开窑门时，却看到黑乎乎的一堆残瓷！这样的失败，他记不清经历了多少次。
对于刘宏安的痴迷，亲朋好友态度褒贬不一，有人说他异想天开，有人觉得他沉迷到了疯癫的地步。不过，妻子一直无条件支持刘宏安。在妻子看来，这个不洗衣做饭，也顾不上管家的男人，一旦钻进“瓷”里，废寝忘食、如痴如醉。“西夏瓷是他的命，他都把工作都变成爱好了，我只能支持。”
这些年，对西夏瓷“着了魔”的刘宏安还多次到河北、河南、山西等地的窑场拜师学艺。2012年，他采用土窑土釉及纯手工技艺，烧制出西夏瓷。2019年，刘宏安的西夏瓷烧制技艺成功申请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18载痴心守护
灵武，古称灵州，灵州城墙盘踞在这里已近600年。
随街坊邻居爬到10米高的灵州古城墙上撬砖，再把城砖搬回家垒鸡窝、建杂房。这是少年刘宏安与灵州城墙的一段不光彩的“交往”。
和同事走家串户，收回2万多块古城砖，争取政府专项资金，对灵州古城墙进行维修。这是成年后的刘宏安一段充满自责的“还债”路。
“醒悟得太迟了。”尽管古城墙已恢复风貌，但刘宏安还是内疚不已。
1991年，刘宏安到磁窑堡镇考古，看到村民把捡来的西夏瓷碗以两三元的价格“贱卖”，有些孩子甚至把挖出来的西夏大碗就地摆成一排，抛掷石块比赛谁打碎的碗最多。
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被损毁，刘宏安的心在滴血。
“我必须承担起守护文物的职责。”
自2002年开始从事考古，守护文物这条路，刘宏安走了整整18年。
2016年9月的一天，刘宏安在文物保护区巡查时，发现一名男子正在挖土，身旁放置着洛阳铲等工具。
有多年考古经验的刘宏安和同事断定——男子在盗挖遗址。随即，他和同事悄悄从四周包抄过去。男子听到声音后，立即扔下铁锹向不远处的漫水沟逃去。“怎么又是他！不能让他跑了！”近处发现这名男子是盗墓惯犯后，刘宏安从两米高的山崖跳下，沿着水沟追赶过去。追赶中，刘宏安不慎将脚扭伤，他强忍着疼痛，和同事追出200多米外，才将早已筋疲力尽的男子围住。
“谁敢动我，我就戳死谁！”男子掏出一把改锥，在刘宏安和同事面前乱戳。僵持之际，刘宏安悄悄从男子后方猛冲上去，试图将其摔倒。谁料男子转身用右肘猛击刘宏安胸部，刘宏安被重重摔在河里。
此时，刘宏安的同事抄起一根木棍，趁男子不备，将其制服。
数十年来，围堵、擒获盗墓者，被盗墓者打伤的例子举不胜数，“战绩”最辉煌的一次，刘宏安和同事从几十米长的盗洞内共抓出15名盗墓者。
“不害怕吗？”记者忍不住问。
“邪不压正。我就算拼了命也要保护好文物。”刘宏安坚定地答道。
文物守护路漫漫，刘宏安也曾孤寂、迷茫过。但是与考古结下割舍不断情缘的刘宏安，他的喜怒哀乐、生活半径始终绕不开考古。（宁夏日报记者 姜璐 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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