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工作，告诉你要不要带伞、需不需添衣、城市该不该暂时“停摆”未雨绸缪】半夜睡不着，预报员经常会找把椅子坐在阳台上，仰头望着天，等雨来。
他们的工作，既能告诉你明天要不要带伞、需不需添衣，有时也决定水库要不要炸坝泄洪、村庄需不需全员撤离、城市该不该暂时“停摆”未雨绸缪。
凌晨4点，中央气象台预报大厅。
此时北京的天空依旧暗沉，离破晓还有一段时间。
电脑前，孙军正在查看雷达回波图，画着降水量预报图，来回对比分析各种天气资料。
作为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他需要指导早间天气公报，审核签发暴雨预警。
电话不停地响，不断有同事拿材料向他询问……
而这仅仅是一天工作的开始。接下来，孙军要准备每天8点“雷打不动”的全国天气会商，与重点地区的预报员会商天气趋势，并审核各种预报产品，向决策服务部门提供预报材料，应对媒体记者采访……同时，他还要时刻关注并调阅各类天气图，组织天气会商，与同事一起分析和判断天气形势。
“每一次天气过程下来，都感觉像打了一场仗。”孙军说。
这是一份特殊的职业。因为天气变化分分秒秒变幻莫测、从不停歇。
偏不得，错不得
2019年8月10日凌晨两点，台风“利奇马”在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心预报员向纯怡是当天大夜班的预报员。“那晚整个中央气象台大楼灯火通明，大家紧盯着屏幕，几乎整晚没有休息。”她回忆说。
通宵达旦，对所有预报员来说是家常便饭。虽然可以白班、小夜、大夜三班倒，但他们一直“闻天而动”，随时到岗。尤其在4~9月汛期、7~9月台风活跃时期、重大事件或活动的气象保障期，以及较高灾害性天气预警级别情况下，他们几乎连轴转。预报大厅里的氛围更是紧张凝重。
向纯怡几乎全程参与了“利奇马”的预报工作。她说，那几天承受的压力如泰山压顶般令人窒息。
“我们的每一句预报结论、每一次预报调整都可能影响防灾减灾部署。偏不得、错不得。”
与其他预报不同，台风预报还有一项特殊任务——与国际接轨。“我们需要在每天的8个预报时次，定时向国际发报。”
向纯怡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观测平台上，预报员需要紧盯地面观测数据、雷达数据和卫星云图资料的实时更新。在仔细分析数据的基础上，当值预报员需要每3个小时滚动做一次台风路径、强度预报，并在整时整点对外发报，不得有任何拖沓滞后。
“我的心情就像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为国争光一样。因为向国际发布台风预报，代表着我们国家的官方预报水平。”向纯怡说。
没有完美的预报
预报总会存在偏差，偏差小则表示预报做得好。尤其是强天气过程，预报难度非常大，极容易出现偏差。
2005年的台风“麦莎”就因预报失误一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当时，预报“麦莎”将给北京带来“十年来最大暴雨”，使全城上下枕戈待旦，但最后发现是虚惊一场，甚至成为网上的笑料。
缺乏台风预报经验是预报不准的原因之一。“预报经验极其重要。否则在极端天气事件面前，未经‘世故’的预报员很容易‘心中无数’。”孙军说。
2012年“7·21”北京特大暴雨的预报也出现过比较明显的偏差。作为当时的值班首席，孙军觉得没有做出较准确的降水量级预报，心里十分沉重。
“当时我们报的24小时最大降雨量约为150毫米，但实况监测显示，这个数值已经超过了400毫米。”谈及当时的预报偏差，孙军直言，那时的他们还“不太敢报”。
历史上，北京几乎没有出现过这么强的极端降雨，超过100毫米的降雨都很少。可想而知，预报员缺乏这类强降雨的预报经验。此外，预报员尚未完全掌握极端暴雨复杂的机理和影响因素。不过，在孙军看来，在当时的预报技术水平下，他们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好了。
“毕竟预报经验和水平都有限，我们在预报时非常慎重。即使看到有强暴雨的可能，也不敢贸然做判断，不会轻易报这么大的降雨量。”孙军说，有了多次极端降水预报经验，对于今年北京的几场暴雨预报，他们做到了“心中有数”。
即使“心中有数”，每当遇到较大天气过程时，当值的预报员仍旧吃不好、睡不好。“报了一场大雨，我们预报员其实是希望它能下来的。没下来，我们心里很焦虑。”
半夜睡不着，预报员经常会找把椅子坐在阳台上，仰头望着天，等雨来。
报得准太难了，这让预报员又焦虑又纠结。
2017年7月，吉林永吉县出现极端强降水过程，暴雨引发洪水。紧张的时刻出现了，水库眼看就要满了，需要作出紧急判断，是否进行炸坝分洪。如果炸坝，要提前部署水库下游防御措施及人员疏散转移。
“当时，我们估计如果未来的24小时降雨量超过40毫米，就得炸坝。”面前的路非常清晰，只需要判断降雨量会不会超过40毫米，而他们必须在短时间内迅速拍板。
“事情变得简单又困难。”这是孙军遇到最难的预报之一，事关重大，他反复分析着各种资料图，“结论必须尽量做到准确”。
经过中央气象台、吉林省气象台、吉林市气象台所有预报员的不断会商，最后，他们作出降雨量不会超过40毫米的预报判断，这也避免了炸坝带来的影响。
今非昔比，“方程”亦难解
“预报明天有大暴雨，到底几点下？”
“水库那边雨会有多大？”
“果园这里会下冰雹吗？”
……
大到国家工程的生产建设，小到百姓的工作生活，人们对天气预警预报水平的提高寄予更多期待。不管是台风预报，还是极端降水预报，预报员身上都扛着压力。这种压力从他们步入这个岗位起就开始了。
“就目前预报技术而言，很难满足需求。”孙军向《中国科学报》坦言，跟过去相比，现在的预报比以前进步了很多。
“天气预报怎么做？就是搜集大量的气象数据，利用数学方法求解未来天气的‘方程式’。”
1989年，孙军参加工作时，全国的气象观测站也就有2000个左右，能获得的观测资料非常有限。就拿卫星资料来说，预报员也仅依靠日本和美国的气象卫星云图分析天气系统，能看的只不过是几张打印的云图照片。数值预报资料更加有限，可参考的数值预报模式很少，而且基本不提供降水预报。
“没有足够的数据资料，我们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孙军的话语中透出了些许无奈。
现在，我国已拥有世界上在轨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气象卫星，自动气象站达6万多个，数量、密度位居世界首位，气象资料的密集程度非常可观。但这些都无法保证天气预报完全准确。利用数值模式预报产品，结合预报员自身的主观经验，这是当前预报员开展预报业务的主要手段。
“天气预报不是纯确定性的工程技术，不能做到精准预报，预报员需要依靠自身经验修正数值预报的结果，这里存在很强的个体主观性。”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教授肖天贵表示。
天气预报员需有“科味”
“要鼓励培养科研型天气预报人才！”
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气动力和数值预报专家李泽椿日前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特别提出的建议。
在李泽椿看来，“预报员是战斗在第一线的人，如果他们在面对一手数据时，能针对现实问题即时研究、即时判断，那将是一支非常重要的生力军”。
当前，气象预报体系以数值天气预报模式为核心。肖天贵表示，数值模式不可替代，但其也呈现出难以克服的不完整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更加需要气象预报员注重研究性思维。
“尤其在面对一些极端天气的新特征、新形势、新要素时，对预报人员的准确判断和及时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数值模式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副院长陈耀登说。只有对特殊个例进行研究总结，深入理解其中原理机制，才能寻找相应的预报着眼点，不断改进模式预报系统，进而提高预报能力。
从实践中获得的研究成果往往是数值模式无法反映的，却为预报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
比如，孙军等人通过对北京2012年“7·21”特大暴雨的实况诊断和极端性成因分析，提出了通过气象要素的异常表现来诊断和预报极端降雨的方法，并给出了华北暖区暴雨发生发展条件和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为预报员建立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提供了重要参考，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数值模式作出了订正。
“两张皮”掣肘 改革进行时
专家们坦承，在预报领域，科研与业务“两张皮”的现象还十分严重。
以数值天气预报为例，相关研究显示，中国论文产出量排名全球第5。科研院所和高校是数值天气预报领域的主力军，但论文的影响力普遍偏低，且与国际上主要数值天气预报业务中心相比，中国的全球预报能力和技术尚有差距。
事实上，我国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不乏具有应用价值的科技成果，但多数研究尚未得到应用。谈及原因，陈耀登认为，这和高校和科研院所“重论文”的科研评价机制有直接关系。在李泽椿看来，更重要的是缺乏应用平台，导致这些成果停留在论文层面，未能引领并驱动业务发展。
此外，肖天贵介绍，高校气象专业教师多为从学校到学校，博士毕业便就职教师岗位。没有业务实践经历，便很难把握研究的应用性。
另一方面，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室主任张恒德指出，虽然现在大多数预报员都在业务和科研两手抓，但实际上预报员提出和解决科学问题的动力和能力仍然不足。预报员面临着繁重的预报服务例行任务，预报难度大，他们自觉提炼科学问题的能动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
“预报员岗位特别辛苦，相对不易出成果，职称晋升压力大，很多学生毕业后可能会选择其它相对轻松且易出成果的岗位。”陈耀登表示，这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2011年，中国气象局成立了首批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围绕台风、暴雨、强对流3个专业领域分别组建了3支专家团队。
2019年，中国气象局提出“研究型业务”发展思路，计划逐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科技创新驱动业务发展，以业务需求牵引科学技术进步。
同时，气象事业的能力和水平取决于集体的技术累积研究，而不是个人能力。
据中国气象局消息，有关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的相关研究内容正在改革计划中，将增加气候变化等研究方向。除了解决以上预报难题，团队还将加强预报技术的开发和研究，根据模式偏差和数据产品的实际应用，开发新算法，做出新型预报产品。#天气预报# https://t.cn/A6MVTGR4
他们的工作，既能告诉你明天要不要带伞、需不需添衣，有时也决定水库要不要炸坝泄洪、村庄需不需全员撤离、城市该不该暂时“停摆”未雨绸缪。
凌晨4点，中央气象台预报大厅。
此时北京的天空依旧暗沉，离破晓还有一段时间。
电脑前，孙军正在查看雷达回波图，画着降水量预报图，来回对比分析各种天气资料。
作为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他需要指导早间天气公报，审核签发暴雨预警。
电话不停地响，不断有同事拿材料向他询问……
而这仅仅是一天工作的开始。接下来，孙军要准备每天8点“雷打不动”的全国天气会商，与重点地区的预报员会商天气趋势，并审核各种预报产品，向决策服务部门提供预报材料，应对媒体记者采访……同时，他还要时刻关注并调阅各类天气图，组织天气会商，与同事一起分析和判断天气形势。
“每一次天气过程下来，都感觉像打了一场仗。”孙军说。
这是一份特殊的职业。因为天气变化分分秒秒变幻莫测、从不停歇。
偏不得，错不得
2019年8月10日凌晨两点，台风“利奇马”在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心预报员向纯怡是当天大夜班的预报员。“那晚整个中央气象台大楼灯火通明，大家紧盯着屏幕，几乎整晚没有休息。”她回忆说。
通宵达旦，对所有预报员来说是家常便饭。虽然可以白班、小夜、大夜三班倒，但他们一直“闻天而动”，随时到岗。尤其在4~9月汛期、7~9月台风活跃时期、重大事件或活动的气象保障期，以及较高灾害性天气预警级别情况下，他们几乎连轴转。预报大厅里的氛围更是紧张凝重。
向纯怡几乎全程参与了“利奇马”的预报工作。她说，那几天承受的压力如泰山压顶般令人窒息。
“我们的每一句预报结论、每一次预报调整都可能影响防灾减灾部署。偏不得、错不得。”
与其他预报不同，台风预报还有一项特殊任务——与国际接轨。“我们需要在每天的8个预报时次，定时向国际发报。”
向纯怡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观测平台上，预报员需要紧盯地面观测数据、雷达数据和卫星云图资料的实时更新。在仔细分析数据的基础上，当值预报员需要每3个小时滚动做一次台风路径、强度预报，并在整时整点对外发报，不得有任何拖沓滞后。
“我的心情就像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为国争光一样。因为向国际发布台风预报，代表着我们国家的官方预报水平。”向纯怡说。
没有完美的预报
预报总会存在偏差，偏差小则表示预报做得好。尤其是强天气过程，预报难度非常大，极容易出现偏差。
2005年的台风“麦莎”就因预报失误一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当时，预报“麦莎”将给北京带来“十年来最大暴雨”，使全城上下枕戈待旦，但最后发现是虚惊一场，甚至成为网上的笑料。
缺乏台风预报经验是预报不准的原因之一。“预报经验极其重要。否则在极端天气事件面前，未经‘世故’的预报员很容易‘心中无数’。”孙军说。
2012年“7·21”北京特大暴雨的预报也出现过比较明显的偏差。作为当时的值班首席，孙军觉得没有做出较准确的降水量级预报，心里十分沉重。
“当时我们报的24小时最大降雨量约为150毫米，但实况监测显示，这个数值已经超过了400毫米。”谈及当时的预报偏差，孙军直言，那时的他们还“不太敢报”。
历史上，北京几乎没有出现过这么强的极端降雨，超过100毫米的降雨都很少。可想而知，预报员缺乏这类强降雨的预报经验。此外，预报员尚未完全掌握极端暴雨复杂的机理和影响因素。不过，在孙军看来，在当时的预报技术水平下，他们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好了。
“毕竟预报经验和水平都有限，我们在预报时非常慎重。即使看到有强暴雨的可能，也不敢贸然做判断，不会轻易报这么大的降雨量。”孙军说，有了多次极端降水预报经验，对于今年北京的几场暴雨预报，他们做到了“心中有数”。
即使“心中有数”，每当遇到较大天气过程时，当值的预报员仍旧吃不好、睡不好。“报了一场大雨，我们预报员其实是希望它能下来的。没下来，我们心里很焦虑。”
半夜睡不着，预报员经常会找把椅子坐在阳台上，仰头望着天，等雨来。
报得准太难了，这让预报员又焦虑又纠结。
2017年7月，吉林永吉县出现极端强降水过程，暴雨引发洪水。紧张的时刻出现了，水库眼看就要满了，需要作出紧急判断，是否进行炸坝分洪。如果炸坝，要提前部署水库下游防御措施及人员疏散转移。
“当时，我们估计如果未来的24小时降雨量超过40毫米，就得炸坝。”面前的路非常清晰，只需要判断降雨量会不会超过40毫米，而他们必须在短时间内迅速拍板。
“事情变得简单又困难。”这是孙军遇到最难的预报之一，事关重大，他反复分析着各种资料图，“结论必须尽量做到准确”。
经过中央气象台、吉林省气象台、吉林市气象台所有预报员的不断会商，最后，他们作出降雨量不会超过40毫米的预报判断，这也避免了炸坝带来的影响。
今非昔比，“方程”亦难解
“预报明天有大暴雨，到底几点下？”
“水库那边雨会有多大？”
“果园这里会下冰雹吗？”
……
大到国家工程的生产建设，小到百姓的工作生活，人们对天气预警预报水平的提高寄予更多期待。不管是台风预报，还是极端降水预报，预报员身上都扛着压力。这种压力从他们步入这个岗位起就开始了。
“就目前预报技术而言，很难满足需求。”孙军向《中国科学报》坦言，跟过去相比，现在的预报比以前进步了很多。
“天气预报怎么做？就是搜集大量的气象数据，利用数学方法求解未来天气的‘方程式’。”
1989年，孙军参加工作时，全国的气象观测站也就有2000个左右，能获得的观测资料非常有限。就拿卫星资料来说，预报员也仅依靠日本和美国的气象卫星云图分析天气系统，能看的只不过是几张打印的云图照片。数值预报资料更加有限，可参考的数值预报模式很少，而且基本不提供降水预报。
“没有足够的数据资料，我们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孙军的话语中透出了些许无奈。
现在，我国已拥有世界上在轨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气象卫星，自动气象站达6万多个，数量、密度位居世界首位，气象资料的密集程度非常可观。但这些都无法保证天气预报完全准确。利用数值模式预报产品，结合预报员自身的主观经验，这是当前预报员开展预报业务的主要手段。
“天气预报不是纯确定性的工程技术，不能做到精准预报，预报员需要依靠自身经验修正数值预报的结果，这里存在很强的个体主观性。”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教授肖天贵表示。
天气预报员需有“科味”
“要鼓励培养科研型天气预报人才！”
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气动力和数值预报专家李泽椿日前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特别提出的建议。
在李泽椿看来，“预报员是战斗在第一线的人，如果他们在面对一手数据时，能针对现实问题即时研究、即时判断，那将是一支非常重要的生力军”。
当前，气象预报体系以数值天气预报模式为核心。肖天贵表示，数值模式不可替代，但其也呈现出难以克服的不完整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更加需要气象预报员注重研究性思维。
“尤其在面对一些极端天气的新特征、新形势、新要素时，对预报人员的准确判断和及时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数值模式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副院长陈耀登说。只有对特殊个例进行研究总结，深入理解其中原理机制，才能寻找相应的预报着眼点，不断改进模式预报系统，进而提高预报能力。
从实践中获得的研究成果往往是数值模式无法反映的，却为预报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
比如，孙军等人通过对北京2012年“7·21”特大暴雨的实况诊断和极端性成因分析，提出了通过气象要素的异常表现来诊断和预报极端降雨的方法，并给出了华北暖区暴雨发生发展条件和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为预报员建立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提供了重要参考，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数值模式作出了订正。
“两张皮”掣肘 改革进行时
专家们坦承，在预报领域，科研与业务“两张皮”的现象还十分严重。
以数值天气预报为例，相关研究显示，中国论文产出量排名全球第5。科研院所和高校是数值天气预报领域的主力军，但论文的影响力普遍偏低，且与国际上主要数值天气预报业务中心相比，中国的全球预报能力和技术尚有差距。
事实上，我国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不乏具有应用价值的科技成果，但多数研究尚未得到应用。谈及原因，陈耀登认为，这和高校和科研院所“重论文”的科研评价机制有直接关系。在李泽椿看来，更重要的是缺乏应用平台，导致这些成果停留在论文层面，未能引领并驱动业务发展。
此外，肖天贵介绍，高校气象专业教师多为从学校到学校，博士毕业便就职教师岗位。没有业务实践经历，便很难把握研究的应用性。
另一方面，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室主任张恒德指出，虽然现在大多数预报员都在业务和科研两手抓，但实际上预报员提出和解决科学问题的动力和能力仍然不足。预报员面临着繁重的预报服务例行任务，预报难度大，他们自觉提炼科学问题的能动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
“预报员岗位特别辛苦，相对不易出成果，职称晋升压力大，很多学生毕业后可能会选择其它相对轻松且易出成果的岗位。”陈耀登表示，这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2011年，中国气象局成立了首批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围绕台风、暴雨、强对流3个专业领域分别组建了3支专家团队。
2019年，中国气象局提出“研究型业务”发展思路，计划逐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科技创新驱动业务发展，以业务需求牵引科学技术进步。
同时，气象事业的能力和水平取决于集体的技术累积研究，而不是个人能力。
据中国气象局消息，有关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的相关研究内容正在改革计划中，将增加气候变化等研究方向。除了解决以上预报难题，团队还将加强预报技术的开发和研究，根据模式偏差和数据产品的实际应用，开发新算法，做出新型预报产品。#天气预报# https://t.cn/A6MVTGR4
在最近的一期《十三邀》中，许知远被胡润的这个问题问住了：“你们中国人都讲究低调，很多富豪不愿意上百富榜，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中国人买走了全世界最多的豪车和奢侈品？”
高级这个词，在中国人的心里是无比矛盾的。看起来人人都想拥有，但人人又都有所敬畏。
那究竟什么是高级感？
有人说是人类永不满足的追求，有人说是对造型和颜色的克制，也有人打趣，说高级感是甲方嘴边的紧箍咒。
既然众说纷纭，很难从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不妨从反面来聊聊高级感不是什么，也许能找到更有价值的答案。毕竟弄清高级感的本质，如何得体地表达高级感，也是全面小康了的老百姓们迫切需要得到的答案。
这也许是人们对于高级感最大的误区之一。
无印良品的克制、减法、回归物品本质的做法的确会让人产生行为反思，在选择太多、充满焦虑的世界有机会抽离、有空间安静下来。但这并不是高级感惟一的表达式。
其实核心在于统一的搭配，只要你讲故事的语气与故事内容本身契合，就会有高级的味道——毕竟设计本身就是一个抵抗熵增、把事物变得更合理的过程。
“高端电动车的设计一定是性冷淡的，这点我并不认可。”在邵景峰看来，一台加速性能强劲的ES33，需要用更锋利的线条、更强烈的肌肉感来衬托。不至于热血澎湃，但需要引起你生理机能上的喜爱。
对于行业竞品普遍把车灯做成一条线来体现简约高级感的趋势，邵景峰也有自己的抗争。R ES33的大灯和尾灯内镶嵌了大量类似波浪起伏的灯丝线条，与主灯带形成粗细对比，虽然不是极度简约的平直线条，但也不缺无印良品般的大气与新潮。
引擎盖和前后轮包上依然有大量传统燃油车时代的锋利特征线，侧裙的镀铬饰条上同样印有变化强烈的纹理图案，轮毂造型也并不简约。
在一众友商快把电动车做成一个光滑方盒的时代，R ES33用做加法的方式来诠释高级感，显然散发着完全不同的味道。
没有优劣之分，就像车主选择R的出发点一样，很多人都开过了三四台车，在个性化需求无比强烈的新能源换购时代，“别致”两个字就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高级感并不一定就要性冷淡，饱满的颜色，丰富的细节，也能带来不同的愉悦体验。”
同样地，当所有电动车都开始布局三厢轿车、拼了命在风阻系数上厮杀的时候，R ES33另辟蹊径地选择了看起来风阻并不低的跨界车身，虽然会带来更实用的空间体验，但在气动性能表现上注定会有所影响。
毕竟对于当下的电动车来说，每一公里的续航都至关重要。
“我们一直在追求更低的风阻系数，对于传统车企来说这是个老命题了。”四年前，荣威i6曾实现了0.25Cd的风阻系数，在当时排名全球前五。对于一台10万级家用燃油车来说，为了很容易被一脚油门所抵消的油耗节省，而投入了千万级的成本来优化气动性能，无疑是老牌车企才有精力也有条件做的事。
R ES33选择有别于主流，离不开背后“可充可换可升级”的电池硬件体系做支撑。“相比微小的风阻系数提升，我们把成本投入在了对智能电动车用户来说更有价值的体验上，比如包括全球首发的Luminar激光雷达和采埃孚4D成像雷达在内的全车33个智能硬件，以及更丰富的补能体系。”
好吧，这些听起来的确比一脚油门就抵消掉了的微弱的风阻系数提升更重要。
除了有别主流的车身形式外，R ES33拒绝谄媚与讨好的性格还体现在激光雷达的选择上。
与一些全系标配激光雷达的竞品不同，这台车会有带激光雷达和不带激光雷达两个版本。在R汽车首席运营官姜辉看来，当下的用户对自动驾驶还没完全接受，既然是用户型企业，就需要为其提供可以充分享受驾驶乐趣或沉浸在自动驾驶环境中的不同配置，来满足用户差异化的需求。
还有ES33的尾灯，虽然同样是贯穿式设计，但有别于市面上烂大街的平直灯带方案，ES33实现了竖向65mm开口、纵深50mm的立体尾灯。
你说这样的设计会在功能上实现很强的差异化诉求么，倒也不见得，但这份特色以及对焊接与装配工艺的突破性苛求，可不就是高级感的来源。
回到开篇胡润抛出的那个问题，我倒是觉得，中国人有炫耀成就的心理，骨子里有对高级感的渴望，但又只想在熟人圈子中展示，不想过度地张扬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如何拿捏好这个分寸，对设计一台定位高端的车来说显然至关重要。
比所有电动车的肩膀都宽，满足人们在视觉上对权力的渴求，是ES33打破传统冲压深度来体现高级的外显方式。不然西服怎么还要垫肩呢。
不过也有朋友指出，量产版的ES33改变了下侧远近光大灯的造型，看起来缺乏了概念版科幻的味道。
“对于这点，我得重点强调一下，量产版并非为了节约成本而草草布置了看起来很简单的7颗灯珠。”邵景峰和我说，除了3颗近光+4颗远光的一体式远近光灯之外，ES33的下灯组还内嵌了激光辅助模组，激光远光在高速时会自动开启，可以提升40%的远光照明度。
的确，单从设计上看ES33量产后的下灯造型辨识度降低了一些，但作为全球首台配置激光大灯的量产电动车，ES33的高级感藏在了你看不见的灯组内，外显与内敛并序的思考里，以及你在黑夜里看得更清晰的远光中。
无论拒绝性冷淡、拒绝主流落俗还是拒绝张扬露富，高级感没有唯一的定义，但有唯一的前提——坚持。
这一点，邵景峰看的很透彻，“高端品牌都是通过在某一领域的坚持来打动人心的”。单谈一朝一夕的某个元素或某款颜色没法支撑高级感，唯有千锤百炼后留下的核心内容，才能让用户认可。
“接下来的新车，还会延续同样的腔调。”
随着零售体验店和充换电站在全国紧锣密鼓地铺开，R汽车正坚持让高级感尽快落地，并让更多消费者感知到。“我们完成第一个一万辆交付用了10个月，坦率讲这个速度慢了一些，预计第二个一万辆会用4-5个月，待ES33明年正式交付后，我们会力争用3个月完成第三个一万辆的交付。”
姜辉做好了长久坚持的准备。
R ES33解锁高级感的密码，也即将经历更多的实践与检验。
高级这个词，在中国人的心里是无比矛盾的。看起来人人都想拥有，但人人又都有所敬畏。
那究竟什么是高级感？
有人说是人类永不满足的追求，有人说是对造型和颜色的克制，也有人打趣，说高级感是甲方嘴边的紧箍咒。
既然众说纷纭，很难从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不妨从反面来聊聊高级感不是什么，也许能找到更有价值的答案。毕竟弄清高级感的本质，如何得体地表达高级感，也是全面小康了的老百姓们迫切需要得到的答案。
这也许是人们对于高级感最大的误区之一。
无印良品的克制、减法、回归物品本质的做法的确会让人产生行为反思，在选择太多、充满焦虑的世界有机会抽离、有空间安静下来。但这并不是高级感惟一的表达式。
其实核心在于统一的搭配，只要你讲故事的语气与故事内容本身契合，就会有高级的味道——毕竟设计本身就是一个抵抗熵增、把事物变得更合理的过程。
“高端电动车的设计一定是性冷淡的，这点我并不认可。”在邵景峰看来，一台加速性能强劲的ES33，需要用更锋利的线条、更强烈的肌肉感来衬托。不至于热血澎湃，但需要引起你生理机能上的喜爱。
对于行业竞品普遍把车灯做成一条线来体现简约高级感的趋势，邵景峰也有自己的抗争。R ES33的大灯和尾灯内镶嵌了大量类似波浪起伏的灯丝线条，与主灯带形成粗细对比，虽然不是极度简约的平直线条，但也不缺无印良品般的大气与新潮。
引擎盖和前后轮包上依然有大量传统燃油车时代的锋利特征线，侧裙的镀铬饰条上同样印有变化强烈的纹理图案，轮毂造型也并不简约。
在一众友商快把电动车做成一个光滑方盒的时代，R ES33用做加法的方式来诠释高级感，显然散发着完全不同的味道。
没有优劣之分，就像车主选择R的出发点一样，很多人都开过了三四台车，在个性化需求无比强烈的新能源换购时代，“别致”两个字就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高级感并不一定就要性冷淡，饱满的颜色，丰富的细节，也能带来不同的愉悦体验。”
同样地，当所有电动车都开始布局三厢轿车、拼了命在风阻系数上厮杀的时候，R ES33另辟蹊径地选择了看起来风阻并不低的跨界车身，虽然会带来更实用的空间体验，但在气动性能表现上注定会有所影响。
毕竟对于当下的电动车来说，每一公里的续航都至关重要。
“我们一直在追求更低的风阻系数，对于传统车企来说这是个老命题了。”四年前，荣威i6曾实现了0.25Cd的风阻系数，在当时排名全球前五。对于一台10万级家用燃油车来说，为了很容易被一脚油门所抵消的油耗节省，而投入了千万级的成本来优化气动性能，无疑是老牌车企才有精力也有条件做的事。
R ES33选择有别于主流，离不开背后“可充可换可升级”的电池硬件体系做支撑。“相比微小的风阻系数提升，我们把成本投入在了对智能电动车用户来说更有价值的体验上，比如包括全球首发的Luminar激光雷达和采埃孚4D成像雷达在内的全车33个智能硬件，以及更丰富的补能体系。”
好吧，这些听起来的确比一脚油门就抵消掉了的微弱的风阻系数提升更重要。
除了有别主流的车身形式外，R ES33拒绝谄媚与讨好的性格还体现在激光雷达的选择上。
与一些全系标配激光雷达的竞品不同，这台车会有带激光雷达和不带激光雷达两个版本。在R汽车首席运营官姜辉看来，当下的用户对自动驾驶还没完全接受，既然是用户型企业，就需要为其提供可以充分享受驾驶乐趣或沉浸在自动驾驶环境中的不同配置，来满足用户差异化的需求。
还有ES33的尾灯，虽然同样是贯穿式设计，但有别于市面上烂大街的平直灯带方案，ES33实现了竖向65mm开口、纵深50mm的立体尾灯。
你说这样的设计会在功能上实现很强的差异化诉求么，倒也不见得，但这份特色以及对焊接与装配工艺的突破性苛求，可不就是高级感的来源。
回到开篇胡润抛出的那个问题，我倒是觉得，中国人有炫耀成就的心理，骨子里有对高级感的渴望，但又只想在熟人圈子中展示，不想过度地张扬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如何拿捏好这个分寸，对设计一台定位高端的车来说显然至关重要。
比所有电动车的肩膀都宽，满足人们在视觉上对权力的渴求，是ES33打破传统冲压深度来体现高级的外显方式。不然西服怎么还要垫肩呢。
不过也有朋友指出，量产版的ES33改变了下侧远近光大灯的造型，看起来缺乏了概念版科幻的味道。
“对于这点，我得重点强调一下，量产版并非为了节约成本而草草布置了看起来很简单的7颗灯珠。”邵景峰和我说，除了3颗近光+4颗远光的一体式远近光灯之外，ES33的下灯组还内嵌了激光辅助模组，激光远光在高速时会自动开启，可以提升40%的远光照明度。
的确，单从设计上看ES33量产后的下灯造型辨识度降低了一些，但作为全球首台配置激光大灯的量产电动车，ES33的高级感藏在了你看不见的灯组内，外显与内敛并序的思考里，以及你在黑夜里看得更清晰的远光中。
无论拒绝性冷淡、拒绝主流落俗还是拒绝张扬露富，高级感没有唯一的定义，但有唯一的前提——坚持。
这一点，邵景峰看的很透彻，“高端品牌都是通过在某一领域的坚持来打动人心的”。单谈一朝一夕的某个元素或某款颜色没法支撑高级感，唯有千锤百炼后留下的核心内容，才能让用户认可。
“接下来的新车，还会延续同样的腔调。”
随着零售体验店和充换电站在全国紧锣密鼓地铺开，R汽车正坚持让高级感尽快落地，并让更多消费者感知到。“我们完成第一个一万辆交付用了10个月，坦率讲这个速度慢了一些，预计第二个一万辆会用4-5个月，待ES33明年正式交付后，我们会力争用3个月完成第三个一万辆的交付。”
姜辉做好了长久坚持的准备。
R ES33解锁高级感的密码，也即将经历更多的实践与检验。
#绵阳新闻# 【一年看变化@北川朝安村|安子坪的"铁树"开花了】“快来看，快来看，我们的铁树要开花了！”
9月26日上午，记者在北川羌族自治县曲山镇朝安村安子坪安置点采访时，几名热情的村民拽着记者去看“稀奇”：一株栽种了12年的铁树，长出了花苞，就要开花了。
村民们围着铁树叽叽喳喳兴奋不已，碰巧到村里来商量工作的镇干部任艾萍和村支部书记邱大红见状会心一笑：安子坪的“铁树”，其实已经在开花了。
曾经是远近闻名的“按不平村”
安子坪原本是曲山镇的一个村，2008年“5·12”特大地震后，全村400余户村民统一搬迁到了山下路边的集中安置点。2020年村级建制调整改革中，安子坪与曹山村合并，改名为“朝安村”。
进入安置点，记者发现这里人们的居住生活条件与城里并无二致：整齐的楼栋，干净的院子，家家都通了自来水和天然气，户户窗明几净，整洁有序。几名老人和妇女正带着孩子在文化广场上玩耍，见到镇村干部，人人笑脸相迎，处处弥漫着和谐气氛。一名陪同采访的村干部由衷感叹：“跟以前相比，变化真的太大了！”
过去的安子坪村，是远近闻名的“按不平村”。“按不平”是当地俗语，意思是事情不好办、问题不好解决。结合安子坪村的“特色”，人们取其谐音将这个外号送给了安子坪。
“一言难尽……这么说吧，以前村里的不少问题都是老大难！”曲山镇一名李姓老干部告诉记者，村里人大都头脑活络，加上安置点就在城镇边上，仗着“见多识广”，许多人对任何事情都有想法、有意见，吵嘴打架、上访、围攻村干部的事时有发生。村民们在公用的楼顶养鸡养鸭，在院子和过道里乱搭乱建，村委会的会议室也成了大家的“棺材室”。因为会议室长期空置不用，一些村民便把家里给老人准备的棺材抬到会议室来放着——这样的“奇观”，一度成为周边村民的笑料。
“有段时间，村里没有支部书记。因为原来的书记干不下去了，悄悄给镇领导留了张纸条，跑到外面打工再也不回来了。”李姓老干部告诉记者，“后来镇上派了一名干部到村里担任临时书记，结果第一次开村民大会时，就有人掀桌子摔椅子，还把新书记的衬衣扣子都给扯掉了……”
紧张的干群关系，滞后的发展，一度让不少人对村子失去了信心。“那几年我一直在外面打工，根本不想回来，也不关心村里的任何事情，眼不见心不烦……”村民杨长林告诉记者，去年因为疫情停工，他不得不回到村里，却发现这个他一向羞于跟人提起的老家，正在发生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
“是非台”变成“和谐亭”
变化，来自村级建制调整改革。
2020年下半年，北川启动乡镇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改革。“最开始，附近村子都不愿意与安子坪村合并。”曲山镇党委一名负责人告诉记者，“都知道这个村名声不好，群众思想复杂，经济发展也相对滞后，缺乏特色产业，集体经济长期为零。”
再重的担子，也得有人来挑。镇党委政府多次商议、协调之后，决定将安子坪村与毗邻的曹山村进行合并。“曹山村各方面发展都在全镇名列前茅，并且有一个很善于做基层工作的支部书记。我们希望在这样一个先进村的带动下，安子坪能尽快跟上来。”这名负责人说。
两村合并为朝安村后，原曹山村支部书记邱大红书记主任一肩挑，并将安子坪的发展作为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的着力点。新的村“两委”成员挨家入户走访、倾听村民心声、摸清各种问题症结所在。镇党委政府将政策、资金向朝安村倾斜，帮助村子争取到一系列基础设施提升、产业发展等项目。同时，负责对口帮扶联系的北川政法委派出“第一书记”，市委组织部也派出帮扶队员长期驻村，形成了强大的帮扶合力。
随后几个月里，眼看着一条条产业路修好了，一处处堡坎砌好了，新的水源地找到了，蓄水池建好了，吃水难彻底解决了，以前一下暴雨就堵塞的涵洞升级重建了……村民们心中的“冰块”也开始慢慢融化。
从最初的冷脸对抗，到后来的被动接受，到再后来的主动参与，人们对村子的建设和发展有了前所未有的热情与干劲——养在小区里的鸡鸭悄悄地消失了，在并没有专职清洁工的情况下小区环境也越来越整洁美观；今年夏天山上排洪沟的涵洞修好后，40多个村民顶着烈日自发到现场打扫；一次暴雨毁坏了自来水管，村民赵昂发现后第一时间去买了几百米管子冒雨接好，确保了整个安置点的正常供水……
在安子坪安置点的半山腰上，有一个凸出的高台，以往一些村民喜欢在此扎堆生事，因此叫“是非台”。邱大红跟村民们商量，准备在这里建个“和谐亭”，让“是非台”永远成为历史。倡议得到了大家的热烈响应。
“铁树”开花的秘密
“农村工作搞不好，不能怪老百姓，他们啥都看在眼里，心里都有一杆秤。”邱大红说，群众不高兴，是因为心里的气不顺。群众的气顺了，就什么工作都好开展了。
怎样才能让群众“顺气”？从村民们讲述的一个个故事里，解开了秘密：
干部要懂政策，不然群众不信你。村里有个老上访户，因为林权纠纷闹了很多年，后来村干部把相关的政策文件全部找出来给他看，针对他的问题逐字逐句进行解释，该办的立刻给他办，不该办的再闹也不行，最后他心服口服再也不闹了。
干部不能有私心，不然群众不服你。一名村干部的妹妹在山顶建了养殖场，因为路不好，每次卖羊下山都比较困难。但在为村里修建生产便道时，他妹妹的养殖场却没在规划之列。“干部的亲属也要高姿态，先给别人办。”这名干部的做法得到了群众的纷纷点赞。
干部要有好态度，不然群众不理你。村民倪友法告诉记者，以前有次安置点没水吃了，大家去找村领导，该领导却说，“我家有水，你去我家吃嘛！你没水难道我就有水了？”干部这个态度，老百姓哪还想跟你说话嘛？”倪友法说，“现在的干部不同了，啥事都和颜悦色地跟我们商量，所以平时大家有事没事都喜欢来村委会坐坐……”
村“两委”班子越建越强，广大群众的气越来越顺，村里的产业发展也更加欣欣向荣。在镇党委政府和村“两委”的支持下，大家种药材种水果，养猪养羊养肉牛。如今，全村年人均纯收入已突破20000元。
安子坪的“铁树”开花了，原先不愿回来的杨长林，也在村里彻底扎下了根——懂经营、会挣钱的他，已经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委会副主任。
（绵阳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杨檎 文/图）
9月26日上午，记者在北川羌族自治县曲山镇朝安村安子坪安置点采访时，几名热情的村民拽着记者去看“稀奇”：一株栽种了12年的铁树，长出了花苞，就要开花了。
村民们围着铁树叽叽喳喳兴奋不已，碰巧到村里来商量工作的镇干部任艾萍和村支部书记邱大红见状会心一笑：安子坪的“铁树”，其实已经在开花了。
曾经是远近闻名的“按不平村”
安子坪原本是曲山镇的一个村，2008年“5·12”特大地震后，全村400余户村民统一搬迁到了山下路边的集中安置点。2020年村级建制调整改革中，安子坪与曹山村合并，改名为“朝安村”。
进入安置点，记者发现这里人们的居住生活条件与城里并无二致：整齐的楼栋，干净的院子，家家都通了自来水和天然气，户户窗明几净，整洁有序。几名老人和妇女正带着孩子在文化广场上玩耍，见到镇村干部，人人笑脸相迎，处处弥漫着和谐气氛。一名陪同采访的村干部由衷感叹：“跟以前相比，变化真的太大了！”
过去的安子坪村，是远近闻名的“按不平村”。“按不平”是当地俗语，意思是事情不好办、问题不好解决。结合安子坪村的“特色”，人们取其谐音将这个外号送给了安子坪。
“一言难尽……这么说吧，以前村里的不少问题都是老大难！”曲山镇一名李姓老干部告诉记者，村里人大都头脑活络，加上安置点就在城镇边上，仗着“见多识广”，许多人对任何事情都有想法、有意见，吵嘴打架、上访、围攻村干部的事时有发生。村民们在公用的楼顶养鸡养鸭，在院子和过道里乱搭乱建，村委会的会议室也成了大家的“棺材室”。因为会议室长期空置不用，一些村民便把家里给老人准备的棺材抬到会议室来放着——这样的“奇观”，一度成为周边村民的笑料。
“有段时间，村里没有支部书记。因为原来的书记干不下去了，悄悄给镇领导留了张纸条，跑到外面打工再也不回来了。”李姓老干部告诉记者，“后来镇上派了一名干部到村里担任临时书记，结果第一次开村民大会时，就有人掀桌子摔椅子，还把新书记的衬衣扣子都给扯掉了……”
紧张的干群关系，滞后的发展，一度让不少人对村子失去了信心。“那几年我一直在外面打工，根本不想回来，也不关心村里的任何事情，眼不见心不烦……”村民杨长林告诉记者，去年因为疫情停工，他不得不回到村里，却发现这个他一向羞于跟人提起的老家，正在发生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
“是非台”变成“和谐亭”
变化，来自村级建制调整改革。
2020年下半年，北川启动乡镇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改革。“最开始，附近村子都不愿意与安子坪村合并。”曲山镇党委一名负责人告诉记者，“都知道这个村名声不好，群众思想复杂，经济发展也相对滞后，缺乏特色产业，集体经济长期为零。”
再重的担子，也得有人来挑。镇党委政府多次商议、协调之后，决定将安子坪村与毗邻的曹山村进行合并。“曹山村各方面发展都在全镇名列前茅，并且有一个很善于做基层工作的支部书记。我们希望在这样一个先进村的带动下，安子坪能尽快跟上来。”这名负责人说。
两村合并为朝安村后，原曹山村支部书记邱大红书记主任一肩挑，并将安子坪的发展作为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的着力点。新的村“两委”成员挨家入户走访、倾听村民心声、摸清各种问题症结所在。镇党委政府将政策、资金向朝安村倾斜，帮助村子争取到一系列基础设施提升、产业发展等项目。同时，负责对口帮扶联系的北川政法委派出“第一书记”，市委组织部也派出帮扶队员长期驻村，形成了强大的帮扶合力。
随后几个月里，眼看着一条条产业路修好了，一处处堡坎砌好了，新的水源地找到了，蓄水池建好了，吃水难彻底解决了，以前一下暴雨就堵塞的涵洞升级重建了……村民们心中的“冰块”也开始慢慢融化。
从最初的冷脸对抗，到后来的被动接受，到再后来的主动参与，人们对村子的建设和发展有了前所未有的热情与干劲——养在小区里的鸡鸭悄悄地消失了，在并没有专职清洁工的情况下小区环境也越来越整洁美观；今年夏天山上排洪沟的涵洞修好后，40多个村民顶着烈日自发到现场打扫；一次暴雨毁坏了自来水管，村民赵昂发现后第一时间去买了几百米管子冒雨接好，确保了整个安置点的正常供水……
在安子坪安置点的半山腰上，有一个凸出的高台，以往一些村民喜欢在此扎堆生事，因此叫“是非台”。邱大红跟村民们商量，准备在这里建个“和谐亭”，让“是非台”永远成为历史。倡议得到了大家的热烈响应。
“铁树”开花的秘密
“农村工作搞不好，不能怪老百姓，他们啥都看在眼里，心里都有一杆秤。”邱大红说，群众不高兴，是因为心里的气不顺。群众的气顺了，就什么工作都好开展了。
怎样才能让群众“顺气”？从村民们讲述的一个个故事里，解开了秘密：
干部要懂政策，不然群众不信你。村里有个老上访户，因为林权纠纷闹了很多年，后来村干部把相关的政策文件全部找出来给他看，针对他的问题逐字逐句进行解释，该办的立刻给他办，不该办的再闹也不行，最后他心服口服再也不闹了。
干部不能有私心，不然群众不服你。一名村干部的妹妹在山顶建了养殖场，因为路不好，每次卖羊下山都比较困难。但在为村里修建生产便道时，他妹妹的养殖场却没在规划之列。“干部的亲属也要高姿态，先给别人办。”这名干部的做法得到了群众的纷纷点赞。
干部要有好态度，不然群众不理你。村民倪友法告诉记者，以前有次安置点没水吃了，大家去找村领导，该领导却说，“我家有水，你去我家吃嘛！你没水难道我就有水了？”干部这个态度，老百姓哪还想跟你说话嘛？”倪友法说，“现在的干部不同了，啥事都和颜悦色地跟我们商量，所以平时大家有事没事都喜欢来村委会坐坐……”
村“两委”班子越建越强，广大群众的气越来越顺，村里的产业发展也更加欣欣向荣。在镇党委政府和村“两委”的支持下，大家种药材种水果，养猪养羊养肉牛。如今，全村年人均纯收入已突破20000元。
安子坪的“铁树”开花了，原先不愿回来的杨长林，也在村里彻底扎下了根——懂经营、会挣钱的他，已经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委会副主任。
（绵阳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杨檎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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