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夷待访：明确等待夷狄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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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灭亡，清朝建国，大儒黄宗羲不愿投靠新政府，甘心做个山野遗民。可是有人说，黄老先生其实是准备失身的，证据就在他的一本书的书名——《明夷待访录》。“夷”就是满清，“待访”就是等待满清朝廷派人来请他。
看上去很有道理哦，至少字面上也能自圆其说。
可要较真的话，会发现两个问题，一是“明”字不好解释，二是“夷”字虽然是指外族，可从古到今这个字都是蔑称，是贬义词，如果黄老先生真准备晚节不保，怎么可能用蔑称来称呼他所期待的新老板呢？
其实这真是错怪人家了，“明夷”不能拆开来读，这个词和“夷狄”没有一点儿关系，它是《周易》里的一个卦名，卦像是：内卦是离卦，外卦是坤卦。我们已经知道了离象征火，放到这个例子里它又象征太阳，我们也知道坤象征土地，这里没变，还是象征土地，联系起来看就是：太阳在土地的下边。
再往下就引申成：晚上。
继续引申就是：好人被埋没，处于黑暗当中。
现在能理解黄宗羲的意思了吧？
有较真的人可能会问：“不对呀，所谓‘太阳在土地的下边’，其实太阳是在地球的另一侧，我们东半球是晚上，人家西半球却是白天啊。再说了，太阳一直都在太阳系的中心发着光，只是我们这个小小的地球有个自转罢了，地球哪里遮得住太阳呢！”
——这话说的倒也不错，可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哪能知道这些呢，《周易》里还认为雷是藏在地底下的东西，跳到天上打完雷还会回到地底下呢。
明夷卦的卦辞是“利艰贞”，意思是说：虽然你现在处境不妙，但占到这一卦，你小子就还有救。明夷卦是很让人费解的一卦，嗯，虽然其他卦也并不更容易让人明白。
——时间前推两千年，在《左传》记录中的鲁国，一个政治流亡分子正处于一生最困顿的时刻，而他在以前的一次算卦中也得过一卦“明夷”。
《左传·昭公四年》
初，穆子去叔孙氏，及庚宗，遇妇人，使私为食而宿焉。问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适齐，娶于国氏，生孟丙、仲壬。梦天压己，弗胜。顾而见人，黑而上偻，深目而豭喙。号之曰：“牛！助余！”乃胜之。旦而皆召其徒，无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齐，馈之。宣伯曰：“鲁以先子之故，将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对曰：“愿之久矣。”鲁人召之，不告而归。既立，所宿庚宗之妇人，献以雉。问其姓，对曰：“余子长矣，能奉雉而从我矣。”召而见之，则所梦也。未问其名，号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视之，遂使为竖。有宠，长使为政。公孙明知叔孙于齐，归，未逆国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长而后使逆之。田于丘莸，遂遇疾焉。竖牛欲乱其室而有之，强与孟盟，不可。叔孙为孟钟，曰：“尔未际，飨大夫以落之。”既具，使竖牛请日。入，弗谒。出，命之日。及宾至，闻钟声。牛曰：“孟有北妇人之客。”怒，将往，牛止之。宾出，使拘而杀诸外，牛又强与仲盟，不可。仲与公御莱书观于公，公与之环。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谓叔孙：“见仲而何？”叔孙曰：“何为？”曰：“不见，既自见矣。公与之环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齐。疾急，命召仲，牛许而不召。
杜泄见，告之饥渴，授之戈。对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竖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见人。”使置馈于个而退。牛弗进，则置虚，命彻。十二月癸丑，叔孙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
公使杜泄葬叔孙。竖牛赂叔仲昭子与南遗，使恶杜泄于季孙而去之。杜泄将以路葬，且尽卿礼。南遗谓季孙曰：“叔孙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无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孙曰：“然。”使杜泄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于朝，而聘于王。王思旧勋而赐之路。复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复赐之，使三官书之。吾子为司徒，实书名。夫子为司马，与工正书服。孟孙为司空，以书勋。今死而弗以，同弃君命也。书在公府而弗以，是废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将焉用之？”乃使以葬。
《左传·昭公五年》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军，卑公室也。毁中军于施氏，成诸臧氏。初作中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尽征之，叔孙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以书。使杜泄告于殡，曰：“子固欲毁中军，既毁之矣，故告。”杜泄曰：“夫子唯不欲毁也，故盟诸僖闳，诅诸五父之衢。”受其书而投之，帅士而哭之。叔仲子谓季孙曰：“带受命于子叔孙曰：‘葬鲜者自西门。’”季孙命杜泄。杜泄曰：“卿丧自朝，鲁礼也。吾子为国政，未改礼，而又迁之。群臣惧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
仲至自齐，季孙欲立之。南遗曰：“叔孙氏厚则季氏薄。彼实家乱，子勿与知，不亦可乎？”南遗使国人助竖牛以攻诸大库之庭。司宫射之，中目而死。竖牛取东鄙三十邑，以与南遗。
昭子即位，朝其家众，曰：“竖牛祸叔孙氏，使乱大从，杀适立庶，又披其邑，将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杀之。”竖牛惧，奔齐。孟、仲之子杀诸塞关之外，投其首于宁风之棘上。
仲尼曰：“叔孙昭子之不劳，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为政者不赏私劳，不罚私怨。’《诗》云：‘有觉德行，四国顺之。’”
初，穆子之生也，庄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谦》，以示卜楚丘。曰：“是将行，而归为子祀。以谗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馁死。《明夷》，日也。日之数十，故有十时，亦当十位。自王已下，其二为公，其三为卿。日上其中，食日为二，旦日为三。《明夷》之《谦》，明而未融，其当旦乎，故曰：‘为子祀’。日之《谦》，当鸟，故曰‘明夷于飞’。明之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动，故曰‘君子于行’。当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离》，火也。《艮》，山也。《离》为火，火焚山，山败。于人为言，败言为谗，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谗也。纯《离》为牛，世乱谗胜，胜将适《离》，故曰‘其名曰牛’。谦不足，飞不翔，垂不峻，翼不广，故曰‘其为子后乎’。吾子，亚卿也，抑少不终。”
读过《论语》的人都知道，鲁国曾经有过三大权贵家族世代把持国政的局面，这三家人称“三桓”，分别是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就是叔孙氏里的一位名人——叔孙穆子。
话说叔孙氏的掌门人叔孙庄叔生了两个儿子，哥哥是叔孙宣伯，弟弟就是叔孙穆子。在叔孙穆子刚刚降生的时候，叔孙宣伯用《周易》算了一卦，演算的结果是“明夷之谦”，他把这个结果拿去给专业占卜师卜楚丘来看，想听听专家的意见。（这个细节告诉我们：可以自己来排卦，等算出结果了再请专家来断。）
卜楚丘看了看这个“明夷之谦”，马上就预言出了小孩子叔孙穆子的一生吉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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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灭亡，清朝建国，大儒黄宗羲不愿投靠新政府，甘心做个山野遗民。可是有人说，黄老先生其实是准备失身的，证据就在他的一本书的书名——《明夷待访录》。“夷”就是满清，“待访”就是等待满清朝廷派人来请他。
看上去很有道理哦，至少字面上也能自圆其说。
可要较真的话，会发现两个问题，一是“明”字不好解释，二是“夷”字虽然是指外族，可从古到今这个字都是蔑称，是贬义词，如果黄老先生真准备晚节不保，怎么可能用蔑称来称呼他所期待的新老板呢？
其实这真是错怪人家了，“明夷”不能拆开来读，这个词和“夷狄”没有一点儿关系，它是《周易》里的一个卦名，卦像是：内卦是离卦，外卦是坤卦。我们已经知道了离象征火，放到这个例子里它又象征太阳，我们也知道坤象征土地，这里没变，还是象征土地，联系起来看就是：太阳在土地的下边。
再往下就引申成：晚上。
继续引申就是：好人被埋没，处于黑暗当中。
现在能理解黄宗羲的意思了吧？
有较真的人可能会问：“不对呀，所谓‘太阳在土地的下边’，其实太阳是在地球的另一侧，我们东半球是晚上，人家西半球却是白天啊。再说了，太阳一直都在太阳系的中心发着光，只是我们这个小小的地球有个自转罢了，地球哪里遮得住太阳呢！”
——这话说的倒也不错，可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哪能知道这些呢，《周易》里还认为雷是藏在地底下的东西，跳到天上打完雷还会回到地底下呢。
明夷卦的卦辞是“利艰贞”，意思是说：虽然你现在处境不妙，但占到这一卦，你小子就还有救。明夷卦是很让人费解的一卦，嗯，虽然其他卦也并不更容易让人明白。
——时间前推两千年，在《左传》记录中的鲁国，一个政治流亡分子正处于一生最困顿的时刻，而他在以前的一次算卦中也得过一卦“明夷”。
《左传·昭公四年》
初，穆子去叔孙氏，及庚宗，遇妇人，使私为食而宿焉。问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适齐，娶于国氏，生孟丙、仲壬。梦天压己，弗胜。顾而见人，黑而上偻，深目而豭喙。号之曰：“牛！助余！”乃胜之。旦而皆召其徒，无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齐，馈之。宣伯曰：“鲁以先子之故，将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对曰：“愿之久矣。”鲁人召之，不告而归。既立，所宿庚宗之妇人，献以雉。问其姓，对曰：“余子长矣，能奉雉而从我矣。”召而见之，则所梦也。未问其名，号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视之，遂使为竖。有宠，长使为政。公孙明知叔孙于齐，归，未逆国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长而后使逆之。田于丘莸，遂遇疾焉。竖牛欲乱其室而有之，强与孟盟，不可。叔孙为孟钟，曰：“尔未际，飨大夫以落之。”既具，使竖牛请日。入，弗谒。出，命之日。及宾至，闻钟声。牛曰：“孟有北妇人之客。”怒，将往，牛止之。宾出，使拘而杀诸外，牛又强与仲盟，不可。仲与公御莱书观于公，公与之环。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谓叔孙：“见仲而何？”叔孙曰：“何为？”曰：“不见，既自见矣。公与之环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齐。疾急，命召仲，牛许而不召。
杜泄见，告之饥渴，授之戈。对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竖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见人。”使置馈于个而退。牛弗进，则置虚，命彻。十二月癸丑，叔孙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
公使杜泄葬叔孙。竖牛赂叔仲昭子与南遗，使恶杜泄于季孙而去之。杜泄将以路葬，且尽卿礼。南遗谓季孙曰：“叔孙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无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孙曰：“然。”使杜泄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于朝，而聘于王。王思旧勋而赐之路。复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复赐之，使三官书之。吾子为司徒，实书名。夫子为司马，与工正书服。孟孙为司空，以书勋。今死而弗以，同弃君命也。书在公府而弗以，是废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将焉用之？”乃使以葬。
《左传·昭公五年》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军，卑公室也。毁中军于施氏，成诸臧氏。初作中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尽征之，叔孙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以书。使杜泄告于殡，曰：“子固欲毁中军，既毁之矣，故告。”杜泄曰：“夫子唯不欲毁也，故盟诸僖闳，诅诸五父之衢。”受其书而投之，帅士而哭之。叔仲子谓季孙曰：“带受命于子叔孙曰：‘葬鲜者自西门。’”季孙命杜泄。杜泄曰：“卿丧自朝，鲁礼也。吾子为国政，未改礼，而又迁之。群臣惧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
仲至自齐，季孙欲立之。南遗曰：“叔孙氏厚则季氏薄。彼实家乱，子勿与知，不亦可乎？”南遗使国人助竖牛以攻诸大库之庭。司宫射之，中目而死。竖牛取东鄙三十邑，以与南遗。
昭子即位，朝其家众，曰：“竖牛祸叔孙氏，使乱大从，杀适立庶，又披其邑，将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杀之。”竖牛惧，奔齐。孟、仲之子杀诸塞关之外，投其首于宁风之棘上。
仲尼曰：“叔孙昭子之不劳，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为政者不赏私劳，不罚私怨。’《诗》云：‘有觉德行，四国顺之。’”
初，穆子之生也，庄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谦》，以示卜楚丘。曰：“是将行，而归为子祀。以谗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馁死。《明夷》，日也。日之数十，故有十时，亦当十位。自王已下，其二为公，其三为卿。日上其中，食日为二，旦日为三。《明夷》之《谦》，明而未融，其当旦乎，故曰：‘为子祀’。日之《谦》，当鸟，故曰‘明夷于飞’。明之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动，故曰‘君子于行’。当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离》，火也。《艮》，山也。《离》为火，火焚山，山败。于人为言，败言为谗，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谗也。纯《离》为牛，世乱谗胜，胜将适《离》，故曰‘其名曰牛’。谦不足，飞不翔，垂不峻，翼不广，故曰‘其为子后乎’。吾子，亚卿也，抑少不终。”
读过《论语》的人都知道，鲁国曾经有过三大权贵家族世代把持国政的局面，这三家人称“三桓”，分别是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就是叔孙氏里的一位名人——叔孙穆子。
话说叔孙氏的掌门人叔孙庄叔生了两个儿子，哥哥是叔孙宣伯，弟弟就是叔孙穆子。在叔孙穆子刚刚降生的时候，叔孙宣伯用《周易》算了一卦，演算的结果是“明夷之谦”，他把这个结果拿去给专业占卜师卜楚丘来看，想听听专家的意见。（这个细节告诉我们：可以自己来排卦，等算出结果了再请专家来断。）
卜楚丘看了看这个“明夷之谦”，马上就预言出了小孩子叔孙穆子的一生吉凶。
故纸堆里寻“爱国”
五六年前，曾作《说汉奸》短文，发在QQ的“长微博”及微信“朋友圈”里。一时所感，以为此种恶谥，不宜滥施，而史稗种种，我既无力，也无心折冲。
以今天的观点，汉奸行为的对立面，应该是“爱国”，那就考索一下“爱国”吧。自古以来，爱国的事迹和人物难以胜数，但“爱国”这个词，在二十四史中仅见六次，值得梳理一下。
《新唐书》、《宋史》、《明史》只各一见。
《新唐书 · 李绛传》里，唐宪宗与宰相李绛说起对大臣们拉帮结派，即“朋党”问题的担心。魏晋以降，谈到朋党，就总能联想起东汉的党锢，而李绛则毫不犹豫地站在清流士大夫一边，认为他们是“同心爱国”的“名节骨鲠士”。意大利人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新唐书》的编纂者欧阳修如果得见克罗齐此说，一定会引为知己。盖永叔身当宋世，追慕前贤，和李绛的看法一致。他自己也作有《朋党论》，参与了宋朝的政治斗争。
《宋史 · 牟子才传》载：“（董）宋臣有内侍省押班之命，举朝争之不能得。子才入疏，诘朝，帝出其疏示辅臣，皆曰：‘子才有忧君爱国之真，无要誉沽名之巧’。”尽管“有忧君爱国之真”，但牟子才似并不得君心。他与太监董宋臣之间的斗法，理宗皇帝还是站在太监一边。《西湖游览志余》有这么一则记载：“癸丑元夕，上呼妓入禁中。有唐安安者，歌色绝伦，帝爱幸之。侍郎牟子才奏曰：‘此皆董宋臣辈引诱，坏陛下三十年自修之操。’上令丁大全谕旨曰：‘纳忠不妨，但勿散副本可也。’子才又作《高力士脱靴图》，有与宋臣善者拓本以遗之，宋臣大怒，曰：‘口说尚可，乃画此死模活样乎！’持入泣谓上曰：‘牟某在当涂骂官家。’上视其图，笑曰：‘乃骂汝，非骂我也。’宋臣曰：‘彼谓陛下为明皇，阎妃为太真，臣为力士，而以太白自居。’自此上不悦。”
《明史》卷180（列传68），是明中叶天顺至弘治年间几朝言官的传记，传末的评赞，史官称他们的言论“有当有不当，而其心则公。上者爱国，次亦爱名。”爱国爱名，是后世的评价，而当他们进言时，皇上急了，却也会骂他们“讪君卖直”。
另三处“爱国”，都见于《晋书》，分别在《刘颂传》、《段灼传》及《刘聪载记》里，而且都是“爱国如家”，
先说《刘聪载纪》吧。陈元达指责刘聪的统治，招致天怒人怨，劝谏刘聪，要像爱家那样爱国，像爱护子女一样爱护人民，这样，老天爷也会象爱护子嗣那样爱护你这君主（臣闻古之圣王爱国如家，故皇天亦祐之如子）。其实，这番说教，还是孟子董仲舒那一套，没有什么新意。只是，刘聪这个恢复了狼性的匈奴人听不进去，为此，他差点杀掉了陈元达。
比较起来，倒是刘颂、段灼的“爱国如家”说，更值得推敲。
这两人都生活在魏晋之际，西晋初年，他们都向晋武帝司马炎提出或支持了分封诸侯的主张。刘颂主张“建诸侯而树藩屏”，“建侯之理，使君乐其国，臣荣其朝，各流福祚，传之无穷。上下一心，爱国如家，视百姓如子，然后能保荷天禄，兼翼王室”。段灼说，“明王圣主莫不先亲后疏，自近及远”，对于诸王，应该“听于其国缮修兵马，广布恩信，必抚下犹子，爱国如家，君臣分定，百世不迁”。
这就说得很明白，既然王室只需“兼翼”，那么，其“爱国如家”的“爱国”，只是诸侯爱他们的封国而已，并不是指整个晋王朝。
晋室是有先天不足的毛病的，就随即发生的八王之乱来看，这种分封的主意，简直就是要命的虎狼药。刘颂段灼，非庸医而何？
古代的病，还得开古代的方。君国天下，君是人格化的国家和天下，“爱国”没有“忠君”来统领，那药方总是能送命的。
不过，魏晋时期，忠君却是不大容易说出口的，国祚太短，该忠于谁呢？又假如，晋朝之臣要是说忠吧，但司马氏三代，如果真的忠于曹魏，就不会有晋；曹魏之臣要说忠吧，那谁能保证不被理解为对曹操父子的讥讽？
这层意思，鲁迅曾经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里谈到过。
五六年前，曾作《说汉奸》短文，发在QQ的“长微博”及微信“朋友圈”里。一时所感，以为此种恶谥，不宜滥施，而史稗种种，我既无力，也无心折冲。
以今天的观点，汉奸行为的对立面，应该是“爱国”，那就考索一下“爱国”吧。自古以来，爱国的事迹和人物难以胜数，但“爱国”这个词，在二十四史中仅见六次，值得梳理一下。
《新唐书》、《宋史》、《明史》只各一见。
《新唐书 · 李绛传》里，唐宪宗与宰相李绛说起对大臣们拉帮结派，即“朋党”问题的担心。魏晋以降，谈到朋党，就总能联想起东汉的党锢，而李绛则毫不犹豫地站在清流士大夫一边，认为他们是“同心爱国”的“名节骨鲠士”。意大利人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新唐书》的编纂者欧阳修如果得见克罗齐此说，一定会引为知己。盖永叔身当宋世，追慕前贤，和李绛的看法一致。他自己也作有《朋党论》，参与了宋朝的政治斗争。
《宋史 · 牟子才传》载：“（董）宋臣有内侍省押班之命，举朝争之不能得。子才入疏，诘朝，帝出其疏示辅臣，皆曰：‘子才有忧君爱国之真，无要誉沽名之巧’。”尽管“有忧君爱国之真”，但牟子才似并不得君心。他与太监董宋臣之间的斗法，理宗皇帝还是站在太监一边。《西湖游览志余》有这么一则记载：“癸丑元夕，上呼妓入禁中。有唐安安者，歌色绝伦，帝爱幸之。侍郎牟子才奏曰：‘此皆董宋臣辈引诱，坏陛下三十年自修之操。’上令丁大全谕旨曰：‘纳忠不妨，但勿散副本可也。’子才又作《高力士脱靴图》，有与宋臣善者拓本以遗之，宋臣大怒，曰：‘口说尚可，乃画此死模活样乎！’持入泣谓上曰：‘牟某在当涂骂官家。’上视其图，笑曰：‘乃骂汝，非骂我也。’宋臣曰：‘彼谓陛下为明皇，阎妃为太真，臣为力士，而以太白自居。’自此上不悦。”
《明史》卷180（列传68），是明中叶天顺至弘治年间几朝言官的传记，传末的评赞，史官称他们的言论“有当有不当，而其心则公。上者爱国，次亦爱名。”爱国爱名，是后世的评价，而当他们进言时，皇上急了，却也会骂他们“讪君卖直”。
另三处“爱国”，都见于《晋书》，分别在《刘颂传》、《段灼传》及《刘聪载记》里，而且都是“爱国如家”，
先说《刘聪载纪》吧。陈元达指责刘聪的统治，招致天怒人怨，劝谏刘聪，要像爱家那样爱国，像爱护子女一样爱护人民，这样，老天爷也会象爱护子嗣那样爱护你这君主（臣闻古之圣王爱国如家，故皇天亦祐之如子）。其实，这番说教，还是孟子董仲舒那一套，没有什么新意。只是，刘聪这个恢复了狼性的匈奴人听不进去，为此，他差点杀掉了陈元达。
比较起来，倒是刘颂、段灼的“爱国如家”说，更值得推敲。
这两人都生活在魏晋之际，西晋初年，他们都向晋武帝司马炎提出或支持了分封诸侯的主张。刘颂主张“建诸侯而树藩屏”，“建侯之理，使君乐其国，臣荣其朝，各流福祚，传之无穷。上下一心，爱国如家，视百姓如子，然后能保荷天禄，兼翼王室”。段灼说，“明王圣主莫不先亲后疏，自近及远”，对于诸王，应该“听于其国缮修兵马，广布恩信，必抚下犹子，爱国如家，君臣分定，百世不迁”。
这就说得很明白，既然王室只需“兼翼”，那么，其“爱国如家”的“爱国”，只是诸侯爱他们的封国而已，并不是指整个晋王朝。
晋室是有先天不足的毛病的，就随即发生的八王之乱来看，这种分封的主意，简直就是要命的虎狼药。刘颂段灼，非庸医而何？
古代的病，还得开古代的方。君国天下，君是人格化的国家和天下，“爱国”没有“忠君”来统领，那药方总是能送命的。
不过，魏晋时期，忠君却是不大容易说出口的，国祚太短，该忠于谁呢？又假如，晋朝之臣要是说忠吧，但司马氏三代，如果真的忠于曹魏，就不会有晋；曹魏之臣要说忠吧，那谁能保证不被理解为对曹操父子的讥讽？
这层意思，鲁迅曾经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里谈到过。
【“逐书事件”与独译莎剧——梁实秋在青岛的两件旧事】梁实秋是我国著名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学者，但许多人知晓他，也许还是因为他与鲁迅那场持续良久、轰轰烈烈的“笔仗”。论战之广，涉及人性、教育、阶级等诸多话题；论战之久，更近十个年头。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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