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子怡[超话]#如果你跟别人意见不合就不要吵架了，这样只会让你更加痛苦，还会败坏子怡的名声。最近我在别的地方发现了很多子怡的狂热粉丝发表了一些过激言论，我感到很担心。（我尝试上前劝阻，反而他们吵得更激烈了[笑cry][笑cry][笑cry]）大家对彼此的偶像不了解是很正常的事情，我希望大家以后既然看见了不舒服的言论那就直接略过好了。再说了，既然你觉得子怡姐是最优秀的，那还有什么必要跟别人吵架呢？
我几天前分享了《比较》杂志上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方晋的文章《论民粹主义在全球的兴起》。文章中，方晋博士提到民粹主义兴起时，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绑架，而推行一些政策主张。这种政治主张只反映当时民众的心理状态和流行观点，但其结果却未必是好的。
在我国，当民粹主义兴起时，我们不仅会观察到，一些个人可能会成为这种民粹主义网络暴力的受害者，也许还可以观察到，在汹涌民意和舆情下，有些组织和机构似乎也不得不在匆忙中做一些决定和表态。既然匆忙，就难免可能会留下一些问题和隐患。
以813为例，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在8月15日根据《演出行业演艺人员从业自律管理办法》，要求会员单位对张哲瀚进行从业抵制。这一公告和其个人及工作室账号关闭是在同一天。站在协会和平台的角度而言，在汹涌的民意和官方媒体的表态下，这是一个必须很快就做出的决定。毫无疑问，协会和平台都感觉到了决定的迫切性，也有必须配合回应舆情的需求和政治正确的需求。
然而，对不了解平台和协会是如何运作的另外一些民众，自然会感到非常震惊，因为协会的决定似乎意味着演员个人职业生涯的终结（其实在通告中，协会虽然提出对张哲瀚进行从业抵制，但似乎特意未说明时间长度；而在《演出行业演艺人员从业自律管理办法》第15条，有1年、3年、5年和永久不同程度的行业联合抵制。对于行业协会的惩戒权我们另文再讲），全平台的关闭又似乎意味着他的社会性死亡。相较于他被批评的个人行为而言，这两者的重击是不是过于严重的惩戒，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看法。赞成这样处理的人们会觉得欢欣鼓舞，大快人心；而不赞成这样处理的人们会感到震惊、愤怒、失望、悲伤和恐惧，因为他们心中有一些根本的需求似乎被破坏了，比如对公平、公正的需求、对官方机构公信力信任的需求，对于程序正义和透明的需求，对自身的安全感可以受到保护的需求等。大连日本风情街也有类似的状况，突然被迫停业也反映出相关管理机构在民粹主义民意的汹涌之下，不得不匆忙做决定的紧迫感。
被谣言所煽动的民粹主义胁迫舆论，管理机构不得不匆忙表态，如果加上规则不明确，规则前后不一致，惩戒程序不透明，官方和民间的沟通机制又因单方向的言论控制进一步受到破坏时，那么管理机构和民众就很难彼此理解各自的需求，情绪的极端化难免出现，而这又可能会造成新的舆情。
不过好在一切都可以纠偏。
比如中国行业演出协会的主管部门文化和旅游部9月18日发出关于《文化和旅游部关于规范演出经纪行为加强演员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征求意见，也似乎反映出相关部门愿意倾听社会意见的意图，也给予了想要表达自己想法的人们一个机会。
我倾向于相信，一些理性的、有见地的想法会被听到。
今天非常有趣的是，看到环球时报胡锡进主编在前几天表示，如果非要有个标签，他宁愿称自己是建制派——即在复杂的舆论动向中，支持法律和体制性的规则。支持法律在当下无疑是重要的。在美国，建制派和Trump所代表的民粹主义的反建制派相对应，而民粹主义是孤立主义、反精英、反智的。国内的民粹主义似乎也有同样的特点。
今天另外看到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微博是邓学平律师的一篇文章《后真相时代，做个有良知的大V有多难》。因为他不久前也陷入了谣言带来的网络暴力。虽然谣言和谣言的对象完全不同，这篇文章里对于谣言制造者的说法，读起来几乎和813事件一模一样。
比如，他提到：
“其实，造谣者的一个最基本目标就是要让谣言变得可信，于是他们会处心积虑地制造各种噱头，语不惊人死不休。造谣者往往会编造各种惊悚的情节，或者把各种不相干的情节堆砌在一起，牵强附会的进行人为绑定。他们会杜撰，会P图，会剪辑，会移花接木，会以假乱真。如果你没有时间或能力去核实这些细节，你就会坠入造谣者精心打造的陷阱里，从而被他们俘虏或收割。
造谣者太多，有分辨能力者太少，加之有些自媒体平台以流量为导向、毫无底线的推波助澜，谈论真相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变得越发奢侈。这使得有真知灼见的人渐次退出，网络上有质量的发言越发稀少。于是，我的问题来了：在一个经常被谣言和谩骂充斥的网络世界里，一个网络大Ｖ究竟是应该通过观察舆论风向来决定自己的发言，还是应该坚持独立思考并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如果针对普通人的造谣和谩骂几乎得不到有效遏止和惩治，那么我们还能靠什么去扭转、净化我们的舆论环境？” 让律师都发出这样的提问，可见法治在当前环境下的迫切和必要。
很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听到这样的声音，而其政策决策不是仅以网络汹涌的微博民意为依据，而是也能够听到另外的声音，不是仅由情绪或者由不择手段的利益相关者所驱使的声音，而是经过独立思索的有质量的更为专业的发言。毕竟，如果劣币总是驱逐良币，良币一个个退出公共舆论空间，受损的最终是我们所有人，甚至包括那些造谣者和施加网络暴力的人。
在我国，当民粹主义兴起时，我们不仅会观察到，一些个人可能会成为这种民粹主义网络暴力的受害者，也许还可以观察到，在汹涌民意和舆情下，有些组织和机构似乎也不得不在匆忙中做一些决定和表态。既然匆忙，就难免可能会留下一些问题和隐患。
以813为例，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在8月15日根据《演出行业演艺人员从业自律管理办法》，要求会员单位对张哲瀚进行从业抵制。这一公告和其个人及工作室账号关闭是在同一天。站在协会和平台的角度而言，在汹涌的民意和官方媒体的表态下，这是一个必须很快就做出的决定。毫无疑问，协会和平台都感觉到了决定的迫切性，也有必须配合回应舆情的需求和政治正确的需求。
然而，对不了解平台和协会是如何运作的另外一些民众，自然会感到非常震惊，因为协会的决定似乎意味着演员个人职业生涯的终结（其实在通告中，协会虽然提出对张哲瀚进行从业抵制，但似乎特意未说明时间长度；而在《演出行业演艺人员从业自律管理办法》第15条，有1年、3年、5年和永久不同程度的行业联合抵制。对于行业协会的惩戒权我们另文再讲），全平台的关闭又似乎意味着他的社会性死亡。相较于他被批评的个人行为而言，这两者的重击是不是过于严重的惩戒，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看法。赞成这样处理的人们会觉得欢欣鼓舞，大快人心；而不赞成这样处理的人们会感到震惊、愤怒、失望、悲伤和恐惧，因为他们心中有一些根本的需求似乎被破坏了，比如对公平、公正的需求、对官方机构公信力信任的需求，对于程序正义和透明的需求，对自身的安全感可以受到保护的需求等。大连日本风情街也有类似的状况，突然被迫停业也反映出相关管理机构在民粹主义民意的汹涌之下，不得不匆忙做决定的紧迫感。
被谣言所煽动的民粹主义胁迫舆论，管理机构不得不匆忙表态，如果加上规则不明确，规则前后不一致，惩戒程序不透明，官方和民间的沟通机制又因单方向的言论控制进一步受到破坏时，那么管理机构和民众就很难彼此理解各自的需求，情绪的极端化难免出现，而这又可能会造成新的舆情。
不过好在一切都可以纠偏。
比如中国行业演出协会的主管部门文化和旅游部9月18日发出关于《文化和旅游部关于规范演出经纪行为加强演员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征求意见，也似乎反映出相关部门愿意倾听社会意见的意图，也给予了想要表达自己想法的人们一个机会。
我倾向于相信，一些理性的、有见地的想法会被听到。
今天非常有趣的是，看到环球时报胡锡进主编在前几天表示，如果非要有个标签，他宁愿称自己是建制派——即在复杂的舆论动向中，支持法律和体制性的规则。支持法律在当下无疑是重要的。在美国，建制派和Trump所代表的民粹主义的反建制派相对应，而民粹主义是孤立主义、反精英、反智的。国内的民粹主义似乎也有同样的特点。
今天另外看到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微博是邓学平律师的一篇文章《后真相时代，做个有良知的大V有多难》。因为他不久前也陷入了谣言带来的网络暴力。虽然谣言和谣言的对象完全不同，这篇文章里对于谣言制造者的说法，读起来几乎和813事件一模一样。
比如，他提到：
“其实，造谣者的一个最基本目标就是要让谣言变得可信，于是他们会处心积虑地制造各种噱头，语不惊人死不休。造谣者往往会编造各种惊悚的情节，或者把各种不相干的情节堆砌在一起，牵强附会的进行人为绑定。他们会杜撰，会P图，会剪辑，会移花接木，会以假乱真。如果你没有时间或能力去核实这些细节，你就会坠入造谣者精心打造的陷阱里，从而被他们俘虏或收割。
造谣者太多，有分辨能力者太少，加之有些自媒体平台以流量为导向、毫无底线的推波助澜，谈论真相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变得越发奢侈。这使得有真知灼见的人渐次退出，网络上有质量的发言越发稀少。于是，我的问题来了：在一个经常被谣言和谩骂充斥的网络世界里，一个网络大Ｖ究竟是应该通过观察舆论风向来决定自己的发言，还是应该坚持独立思考并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如果针对普通人的造谣和谩骂几乎得不到有效遏止和惩治，那么我们还能靠什么去扭转、净化我们的舆论环境？” 让律师都发出这样的提问，可见法治在当前环境下的迫切和必要。
很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听到这样的声音，而其政策决策不是仅以网络汹涌的微博民意为依据，而是也能够听到另外的声音，不是仅由情绪或者由不择手段的利益相关者所驱使的声音，而是经过独立思索的有质量的更为专业的发言。毕竟，如果劣币总是驱逐良币，良币一个个退出公共舆论空间，受损的最终是我们所有人，甚至包括那些造谣者和施加网络暴力的人。
我几天前分享了《比较》杂志上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方晋的文章《论民粹主义在全球的兴起》。文章中，方晋博士提到民粹主义兴起时，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绑架，而推行一些政策主张。这种政治主张只反映当时民众的心理状态和流行观点，但其结果却未必是好的。
在我国，当民粹主义兴起时，我们不仅会观察到，一些个人可能会成为这种民粹主义网络暴力的受害者，也许还可以观察到，在汹涌民意和舆情下，有些组织和机构似乎也不得不在匆忙中做一些决定和表态。既然匆忙，就难免可能会留下一些问题和隐患。
以813为例，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在8月15日根据《演出行业演艺人员从业自律管理办法》，要求会员单位对张哲瀚进行从业抵制。这一公告和其个人及工作室账号关闭是在同一天。站在协会和平台的角度而言，在汹涌的民意和官方媒体的表态下，这是一个必须很快就做出的决定。毫无疑问，协会和平台都感觉到了决定的迫切性，也有必须配合回应舆情的需求和政治正确的需求。
然而，对不了解平台和协会是如何运作的另外一些民众，自然会感到非常震惊，因为协会的决定似乎意味着演员个人职业生涯的终结（其实在通告中，协会虽然提出对张哲瀚进行从业抵制，但似乎特意未说明时间长度；而在《演出行业演艺人员从业自律管理办法》第15条，有1年、3年、5年和永久不同程度的行业联合抵制。对于行业协会的惩戒权我们另文再讲），全平台的关闭又似乎意味着他的社会性死亡。相较于他被批评的个人行为而言，这两者的重击是不是过于严重的惩戒，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看法。赞成这样处理的人们会觉得欢欣鼓舞，大快人心；而不赞成这样处理的人们会感到震惊、愤怒、失望、悲伤和恐惧，因为他们心中有一些根本的需求似乎被破坏了，比如对公平、公正的需求、对官方机构公信力信任的需求，对于程序正义和透明的需求，对自身的安全感可以受到保护的需求等。大连日本风情街也有类似的状况，突然被迫停业也反映出相关管理机构在民粹主义民意的汹涌之下，不得不匆忙做决定的紧迫感。
被谣言所煽动的民粹主义胁迫舆论，管理机构不得不匆忙表态，如果加上规则不明确，规则前后不一致，惩戒程序不透明，官方和民间的沟通机制又因单方向的言论控制进一步受到破坏时，那么管理机构和民众就很难彼此理解各自的需求，情绪的极端化难免出现，而这又可能会造成新的舆情。
不过好在一切都可以纠偏。
比如中国行业演出协会的主管部门文化和旅游部9月18日发出关于《文化和旅游部关于规范演出经纪行为加强演员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征求意见，也似乎反映出相关部门愿意倾听社会意见的意图，也给予了想要表达自己想法的人们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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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非常有趣的是，看到环球时报胡锡进主编在前几天表示，如果非要有个标签，他宁愿称自己是建制派——即在复杂的舆论动向中，支持法律和体制性的规则。支持法律在当下无疑是重要的。在美国，建制派和Trump所代表的民粹主义的反建制派相对应，而民粹主义是孤立主义、反精英、反智的。国内的民粹主义似乎也有同样的特点。
今天另外看到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微博是邓学平律师的一篇文章《后真相时代，做个有良知的大V有多难》。因为他不久前也陷入了谣言带来的网络暴力。虽然谣言和谣言的对象完全不同，这篇文章里对于谣言制造者的说法，读起来几乎和813事件一模一样。
比如，他提到：
“其实，造谣者的一个最基本目标就是要让谣言变得可信，于是他们会处心积虑地制造各种噱头，语不惊人死不休。造谣者往往会编造各种惊悚的情节，或者把各种不相干的情节堆砌在一起，牵强附会的进行人为绑定。他们会杜撰，会P图，会剪辑，会移花接木，会以假乱真。如果你没有时间或能力去核实这些细节，你就会坠入造谣者精心打造的陷阱里，从而被他们俘虏或收割。
造谣者太多，有分辨能力者太少，加之有些自媒体平台以流量为导向、毫无底线的推波助澜，谈论真相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变得越发奢侈。这使得有真知灼见的人渐次退出，网络上有质量的发言越发稀少。于是，我的问题来了：在一个经常被谣言和谩骂充斥的网络世界里，一个网络大Ｖ究竟是应该通过观察舆论风向来决定自己的发言，还是应该坚持独立思考并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如果针对普通人的造谣和谩骂几乎得不到有效遏止和惩治，那么我们还能靠什么去扭转、净化我们的舆论环境？” 让律师都发出这样的提问，可见法治在当前环境下的迫切和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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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当民粹主义兴起时，我们不仅会观察到，一些个人可能会成为这种民粹主义网络暴力的受害者，也许还可以观察到，在汹涌民意和舆情下，有些组织和机构似乎也不得不在匆忙中做一些决定和表态。既然匆忙，就难免可能会留下一些问题和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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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谣言所煽动的民粹主义胁迫舆论，管理机构不得不匆忙表态，如果加上规则不明确，规则前后不一致，惩戒程序不透明，官方和民间的沟通机制又因单方向的言论控制进一步受到破坏时，那么管理机构和民众就很难彼此理解各自的需求，情绪的极端化难免出现，而这又可能会造成新的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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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中国行业演出协会的主管部门文化和旅游部9月18日发出关于《文化和旅游部关于规范演出经纪行为加强演员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征求意见，也似乎反映出相关部门愿意倾听社会意见的意图，也给予了想要表达自己想法的人们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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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非常有趣的是，看到环球时报胡锡进主编在前几天表示，如果非要有个标签，他宁愿称自己是建制派——即在复杂的舆论动向中，支持法律和体制性的规则。支持法律在当下无疑是重要的。在美国，建制派和Trump所代表的民粹主义的反建制派相对应，而民粹主义是孤立主义、反精英、反智的。国内的民粹主义似乎也有同样的特点。
今天另外看到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微博是邓学平律师的一篇文章《后真相时代，做个有良知的大V有多难》。因为他不久前也陷入了谣言带来的网络暴力。虽然谣言和谣言的对象完全不同，这篇文章里对于谣言制造者的说法，读起来几乎和813事件一模一样。
比如，他提到：
“其实，造谣者的一个最基本目标就是要让谣言变得可信，于是他们会处心积虑地制造各种噱头，语不惊人死不休。造谣者往往会编造各种惊悚的情节，或者把各种不相干的情节堆砌在一起，牵强附会的进行人为绑定。他们会杜撰，会P图，会剪辑，会移花接木，会以假乱真。如果你没有时间或能力去核实这些细节，你就会坠入造谣者精心打造的陷阱里，从而被他们俘虏或收割。
造谣者太多，有分辨能力者太少，加之有些自媒体平台以流量为导向、毫无底线的推波助澜，谈论真相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变得越发奢侈。这使得有真知灼见的人渐次退出，网络上有质量的发言越发稀少。于是，我的问题来了：在一个经常被谣言和谩骂充斥的网络世界里，一个网络大Ｖ究竟是应该通过观察舆论风向来决定自己的发言，还是应该坚持独立思考并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如果针对普通人的造谣和谩骂几乎得不到有效遏止和惩治，那么我们还能靠什么去扭转、净化我们的舆论环境？” 让律师都发出这样的提问，可见法治在当前环境下的迫切和必要。
很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听到这样的声音，而其政策决策不是仅以网络汹涌的微博民意为依据，而是也能够听到另外的声音，不是仅由情绪或者由不择手段的利益相关者所驱使的声音，而是经过独立思索的有质量的更为专业的发言。毕竟，如果劣币总是驱逐良币，良币一个个退出公共舆论空间，受损的最终是我们所有人，甚至包括那些造谣者和施加网络暴力的人。 https://t.cn/RI7nY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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